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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第一天，也是我任期最后一年的第一天，希拉里和我向美国民众发表联合广播讲话，电视也进行了现场直播。我们和来白宫的客人一直狂欢到约凌晨2．30，虽然很累，但大家都渴望庆祝这一时刻。昨夜，有一个引人瞩目的全球庆典。午夜，几十亿人通过电视观看了先后在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和北美洲来临的新千年瞬间。美国以特有的姿态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世纪，我们的经济成功、社会团结、人民自信；我们所倡导的开放、活力和民主的价值观正在世界范围得到认可。希拉里和我都感慨地说，美国人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遇，把国家建设得更好，并在21世纪与世界各国同舟共济。我希望在任期的最后一年能够这样度过。
和以往总统的任职情况不同，我的第七年业绩显著。这是因为即使在弹劾风波前后，我们都把民众的事情放在首位，谨遵国情咨文的规划，适时抓住机遇并及时处理问题。总统在第二任后半期没有什么作为的普遍现象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决心将好势头保持到最后。
新的一年中，我失去了一位政坛老搭档。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辞职，弗拉基米尔·普京继任。自从做了心脏手术，叶利钦就没能完全恢复体力和精力。他认为普京已做好接替他的准备，并能够长时间工作。叶利钦明白，让俄罗斯人民有机会检验一下普京的表现，有利于他在下届大选中获胜。这一做法既明智又狡猾，但我仍会想念叶利钦的。尽管身体不好，偶尔还有出人意料之举，但他仍是一位勇敢而且目光远大的领导人。我们相互信任、共同努力，取得了不少成就。他辞职那天，我们通了近20分钟电话，我可以说他是欣然做出这一决定的。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括和治理国家，并以自己的方式离任。
1月3日，我去西弗吉尼亚的谢泼兹敦宣布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和平谈判开始，埃胡德·巴拉克早就催促我在年初举行这一谈判。他对与阿拉法特和谈有些不耐烦，并对解决耶路撒冷问题充满疑虑；与此相反，几个月前他告诉我准备将戈兰高地还给叙利亚，前提是叙利亚满足以方提出的在戈兰高地上建立预警站和保证以方从太巴列湖或称加利利海获得其1／3供水的要求。
加利利海是一片独一无二的水域：底部是地下泉水形成的咸水，顶层则是淡水。淡水较轻，所以每一年从湖中取水都需要慎之又慎，否则顶层淡水过少会无法覆盖咸水。如果淡水降至某个临界点，咸水将上涌与之混合。这样以色列就会失去性命攸关的水源。
在遇刺前，伊扎克·拉宾曾向我承诺如果要求能得到满足，以方将从戈兰高地撤至1967年6月4日划定的边界。这一承诺的前提是我不得泄露其内容，等问题能得到彻底解决时再正式向叙利亚提出。伊扎克去世后，西蒙·佩雷斯重申了这个一揽子承诺。在此基础上，我们提议于1996年在怀依河举行叙以和谈。佩雷斯想和我就以方放弃戈兰高地签订一个安全条约。后来，内塔尼亚胡和巴拉克也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告诉他们这正合我意。
伴随着一连串的恐怖主义袭击，比比·内塔尼亚胡在大选中赢了佩雷斯。此前丹尼斯·罗斯和我们的谈判小组不断取得进展，但此时的叙以谈判摇摇欲坠。巴拉克想重新启动谈判，尽管目前他不愿意对拉宾一揽子计划的具体内容再次做出承诺。
巴拉克必须同与拉宾时期完全不同的以色列选民据理力争，因为国内有了更多的移民。其中，俄罗斯移民尤其反对交出戈兰高地。纳坦·夏兰斯基在苏联被长期监禁时就已成为西方人眼中的英雄，1998年他陪同内塔尼亚胡去怀依，向我解释了俄罗斯犹太人的态度。他说他们从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到了最小的国家之一，并不觉得放弃戈兰高地或是西岸地区是明智之举。他们还认为叙利亚根本不能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两国间虽然不是和平共处，但也没有交战。如果叙利亚向以色列发起进攻，以色列肯定轻松取胜。为什么要交出戈兰高地？
可巴拉克不同意这一观点，所以争论在所难免。尽管这样，他希望和叙利亚重修旧好，并确信这·-切终会解决，因而让我尽快召集和谈。到1月为止，我已与叙利亚外长法鲁克·阿尔一沙拉共同努力了三个多月，并与阿萨德总统通电话以促使和谈成为可能。阿萨德身体不好，想在去世前重新得到戈兰高地，但他确实需要谨慎。除了要夺回1967年6月4日前叙利亚主权领土的抱负之外，他还要与国内各派力量达成一致意见，以免造成内讧。。因为他想让儿子巴沙尔接替他，而他儿子需要这部分人的支持。
阿萨德身体虚弱，外长沙拉也在1999年秋中风，这使巴拉克万分焦急。在他的要求下，我给阿萨德写了封信，说我认为在解决划定边界、水资源管理、预警站等问题的前提下，巴拉克愿意达成协议。如果两国确实达成了协议，美国将准备与叙利亚建立双边关系，而这正是巴拉克的意思。考虑到叙利亚曾经是恐怖主义的支持者，这步棋于我们而言也是重大抉择。当然，要与美国建立正常关系，阿萨德必然不能继续支持恐怖主义，但如果他要回了戈兰高地，也就没有了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恐怖分子袭击以色列的理由。
巴拉克也想跟黎巴嫩和解。他已承诺年底从黎巴嫩撤军，如果达成和平协议的话将使以色列边界免遭真主党袭击，还不会让人觉得以色列撤军是因为害怕遭到进攻。巴拉克清楚地知道，没有叙利亚的同意和介入，他们不可能与黎巴嫩达成和解。
一个月后，阿萨德的回信跟以前相比似乎做了些让步，或许是因为自己和沙拉的健康问题给国内造成了不安定因素。然而，几周后，当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丹尼斯·罗斯去看望他们时，他俩看上去好像完全恢复了。阿萨德说他想继续进行谈判，并做好了和解的准备，因为他相信巴拉克是认真的。只要巴拉克能把国内情况处理好，他甚至还答应派沙拉去谈，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巴拉克热切地接受了，并想立即开始谈判。我解释了圣诞节期间无法开始的理由，他答应了我们的时间表：预备会谈于12月中旬在华盛顿进行，正式谈判从新年初开始，我会参加，直至达成协议i预备会谈开始时因为沙拉公开的攻击性言论而一度中断，然而在私下会谈时，他却建议从1996年停止的地方接着谈，即如果以方要求得到满足的话，是否兑现拉宾承诺的一揽子计划。巴拉克回应说尽管他从没就领土问题做出过任何承诺，但“我们不能抹去历史”。于是，他们同意由我决定以什么样的顺序来讨论边界、安全、水、和平等问题。巴拉克想不间断地谈判，这就要求叙利亚人坚持到1月7日斋月结束，不能回家庆祝传统的开斋节。沙拉答应了，于是双方分别回去准备。
尽管巴拉克极力促成初期的谈判，但不久就开始担心交出戈兰高地产生的政治影响，毕竟他没有做好国内民众的工作。他需要一些借口：重新恢复和黎巴嫩的和谈，由叙利亚人通过与黎巴嫩人协商来进行；至少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升级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美国明确承诺提供安全方面的帮助；戈兰高地的自由贸易区。我同意了这些要求，为了进一步创造有利条件，还在12月19日打电话给阿萨德，请求他在叙以恢复和谈的同时也让黎巴嫩和谈启动，并帮助寻找20年前在黎巴嫩战争中三名失踪以色列人的遗骸。阿萨德同意了第二个要求，我们派去一个法医小组，但遗憾的是遗骸并不在以色列人认为的地方。对于第一个要求，阿萨德闪烁其词，称只有叙以和谈取得一些进展后才能开始黎巴嫩方面的和谈。
谢泼兹敦位于乡间，离华盛顿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的车程。巴拉克坚持，选这个偏僻的地方是为了防止消息泄露，而叙利亚人也不愿去戴维营或怀依河，因为其他高级别的中东和平谈判均在这两地举行，这对我也没什么不妥。谢泼兹敦的会议设施非常舒服，我从白宫乘直升机约20分钟便可到达。
很快，我们明显地感到双方的分歧不是不可以弥合的。叙利亚想要回戈兰高地的全部，但愿意给以色列留下一小块狭长地带，10米（33英尺）宽，在沿湖的边界处；以色列嫌太窄，想再宽些。叙利亚要求以色列18个月内撤军，而巴拉克的意见是三年。以色列想继续派人驻扎卒预警站，而叙利亚想请联合国人员或是美国人看守。以色列要求从戈兰高地流人湖里的水的数量和质量应得到保证，叙利亚说只要从土耳其流过来的水能得到同样的保证就答应。以色列想从撤军伊始就全面建立外交关系，叙利亚却要等到撤军完毕再考虑外交关系。
在谢泼兹敦，叙利亚人采取的是灵活的态度，希望能够达成协议。相反，一直敦促和谈的巴拉克却决定放慢和谈进程，拖延几天，从而让以色列人相信他是一个不轻易让步的谈判家。这明显是基于对民意测验的判断。他希望我利用和沙拉及阿萨德的良好关系，劝说他们不要反感，他本人则在这人为的拖延期内尽量少说话。
说得轻一些，我有些失望。如果巴拉克以前和叙利亚人打过交道，或者他提前告诉我们这个想法，局面也许可以控制。或许作为一个民选领导人，巴拉克应该比阿萨德更重视公众的意见，但阿萨德也有自己的政治问题。正是因为相信我以及有巴拉克的保证，阿萨德才背着同以色列高层交往的恶名派人来到这里。
巴拉克进入政界没多久，我想他一定听取了很坏的建议。在外交事务中，民意测验往往不起作用；人民选举领导人是为了给自己谋福利，所以结果最重要。我做出的很多重要外交决定一开始也并不受欢迎。如果巴拉克能够和叙利亚真正和解，那将提高他在国内和世界上的地位，而且会增加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如果他失败了，那么短期内较高的民意测验支持率也会顷刻间烟消云散。尽管我做了最大努力，还是不能改变他的想法。他想让我稳住沙拉，自己则在一旁等待，而且是在谢泼兹敦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人分散对手头工作的注意力。
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丹尼斯·罗斯不得不研究新对策，至少澄清巴拉克对于拉宾一揽子方案的承诺是真实的，甚至还在马德莱娜和叙利亚惟一的一名女成员比泰娜·沙班之间建立了秘密联系渠道。比泰娜口齿伶俐，我们见面时她一直是阿萨德的翻译，给人印象很深。她跟随阿萨德多年，我敢肯定她来到谢泼兹敦能保证让总统一字不漏地掌握会谈信息。
星期五，会谈进入第五天，我们拿出一个和平协议的草案，用括号标出双方的分歧。周六晚上叙方就给出了积极的答复，然后我们开始就边界和安全问题进行磋商。这一次叙方又表现出灵活的态度，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将加利利海边界的狭长地带最大扩展到50米（164英尺），前提是以方接受6月4日协议作为谈判基础。这一让步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因为在过去30年间湖面明显在下降。我深受鼓舞，但很快情形表明巴拉克并没有授权以方的任何人接受6月4日协议，不论叙方提供什么条件。
周日，在马德莱娜的农场为巴拉克夫妇举行的午宴上，马德莱娜和丹尼斯最后一次劝说巴拉克。只要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叙利亚对以色列提出的问题都表现出了灵活的态度，但以色列却没有回应。到底该怎么办？巴拉克说想要恢复黎巴嫩和谈，如果不行的话，他想休会几天再回来。
听到这些沙拉很不高兴，他说谢泼兹敦和谈是个失败，巴拉克没有诚意，他要向阿萨德如实反映。最后一次晚宴上，我又一次劝说巴拉克要有积极的表示，好让沙拉反馈给阿萨德。他拒绝了，但私下又对我说离开谢泼兹敦后我可以给阿萨德打电话，告诉他只要重新开始或启动黎巴嫩和谈，以方就会接受6月4日协议。这就意味着沙拉要空手而归，然而他们原本以为这次和谈具有决定意义，所以叙利亚人甚至连斋月和开斋节都没有回去。
让事情更糟的是，带有括号的和平协议草案被泄露给了以色列媒体，叙利亚让步却没有任何好处的做法被公之于众，于是沙拉在国内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可以理解这让他非常尴尬，对阿萨德也是，即便像这样的极权国家也免不了要受公众舆论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后来我打电话给阿萨德，告诉他只有开始黎巴嫩和谈，以方才会同意拉宾的承诺，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来划定边界。他听完后没有回答。几天后，沙拉打电话给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拒绝了巴拉克的提议，说只有在边界问题确定后才会启动黎巴嫩和谈。由于灵活和让步他们已经吃了一次亏，所以不想再有第二次了。
目前虽然陷入僵局，但我想不应放弃努力。巴拉克仍然希望和叙利亚和解，以色列民众也确实还没有对和平所需要的让步做好准备，再说和平也符和叙利亚的利益。不久，阿萨德病重，开始为儿子接班做准备。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求桑迪、马德莱娜和丹尼斯计划下一步该干什么，然后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问题上了。
1月10日，和穆斯林们在白宫一起庆祝斋月结束后，希拉里和我去丁位于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小教堂，参加海军前作战部长巴德·朱姆沃尔特的葬礼。他一直是我们在复兴周末活动中的朋友。我就任后，他和我们共同致力于帮助与他死去的儿子有一样遭遇的军人家庭，在越战中他儿子因过多接触落叶剂而致病，他还游说参议院批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在众议院弹劾风波前后他给予我们全家的个人支持是那么仁慈，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我为葬礼准备服装时，我的一个男仆，曾在海军服役30年的菲律宾裔美国人利托·包蒂斯塔说他很高兴我能前往，因为巴德？朱姆沃尔特“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人，他总是为我们着想”。
当夜，我飞往大峡谷，所住旅馆房间的阳台就在大峡谷的边缘。约在30年前，我曾看过太阳在大峡谷落下；如今，我想看它从这里升起，将一层层不同颜色的岩石从上到下照亮。第二天早层，日出正如我所想像的那样美丽。接着，内政部长布鲁斯·巴比特和我共同规划了三处新的国家名胜古迹区，并把位于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第四个扩大面积，让其包括大峡谷周围100万英亩的土地和沿加利福尼亚海岸的成千上万个小岛屿和露出水面的礁石。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将大峡谷本身设为国家名胜古迹区迄今已92年了。布鲁斯吧比特、艾尔·戈尔和我尽最大努力忠实于罗斯福总统设立保护区的指导准则，遵守他要求后人“眼光长远”的训诫。
15日，在纪念小马丁·路德·金诞辰发表的广播讲话中，我提到了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的进步+并指出了我们与既定目标的差距：尽管少数族裔的失业率和贫困率都处于历史的最低点，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我们最近发生的大量犯罪，起因都是种族剂族裔问题——黑人詹姆斯，伯德在得克萨斯州被白人种族主义者从小货车的车厢中拽出采杀死；洛杉矶的犹太学校发生了枪击事件；一个韩国裔美国人、一个非洲裔篮球教练、一个菲律宾裔邮政职员，都由于种族原因被杀害。
几个月前，在希拉里于白宫组织的一次迎千禧年晚会上，麻省理工学院怀特海德基因组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兰德博士和人称“互联网之父”的高科技经理文顿·瑟夫都参加了。他们探讨了数字芯片技术如何帮助人类基因组项目取得成功。那天晚上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是兰德讲的，他说所有人99．9％的基因都是相同的。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想，为了这0．1％，那些执迷于种族分裂的人流了多少血，浪费了多少精力。
在广播讲话中，我再一次要求国会通过仇恨犯罪法案，要求参议院同意华裔美国人李亮畴，一位出色的律师：作为负责民权事务的新任助理司法部长。共和党多数派一直阻挠这一提名，他们似乎对很多非白人的提名都持反对态度。那天上午的主要客人是100岁的前白宫雇员夏洛特·菲尔莫尔，几十年前她因为种族的原因还只能从一个特别的门进入白宫。这次，我们请她从正门进入椭圆形办公室。
在国情咨文发表前一周，按照惯例我将讲话中的重点标出。这次我准备强调希拉里和艾尔在竞选中提出的两个倡议——鼓励符合儿童医疗保险计划条件的儿童的父母为自己购买保险，艾尔正在推广这一计划；支持对最初的1万美元大学学费实行课税减免，参议员恰克·舒默正在国会努力，希拉里也在竞选中表示支持。
如果让总人数约为1400万的有合法收入的家庭缴费进入儿童医疗保险计划的话，将会覆盖全国未保险人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像我建议的那样准许55岁以上（含55岁）的人缴费进入保健医疗计划，那么这两项就能将美国没有保险的人数减少一半。如果采取学费课税扣除，再加上我已作为法律签署的增加大学补助金计划，我们就能理直气壮地说，大学校门已向所有美国人敞开。大学入学率已经升至67％，比我刚进白宫时高了近10个百分点。
在加州理工学院对科学家们发表的讲话中，我首次公开声明要把科研基金投入提高近30亿美元，其中10亿用于艾滋病和其他生物医学项目，5亿用于纳米技术，基础科学、航空和清洁能源方面也有很大增长。24日，亚历克西斯·赫尔曼、唐纳·沙拉拉和我共同要求国会通过《薪水公平法》，以消除男女之间25％的收入差距；给我们拨款以便处理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积压的大量就业歧视案件；支持劳工部在高收人工作中增加女性比例的努力，这些部门中女性数量明显过少，例如，在大部分高科技工作岗位，男性与女性的比例大于2比1。
发表国情咨文的前一天，我接受丁公共广播公司“新闻一小时”节目吉姆·莱勒的采访，这是弹劾风波采访后两年来的第一次。首先我们一起回顾了政府在七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接着莱勒问我是否担忧历史对我的评价。因为（纽约时报）刚发表了一篇社论，称我是一个极有天赋的政治家，有不少重要的政绩，但“没能抓住似乎是唾手可得的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伟人”。
他又问我对“可能的”评价怎么看。我说我们感触最深的时刻或许是在上个世纪结束之时，那时正迈向经济和生活变革的新时代，与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基于这样的情形，我想对自己任职的考验或许是：我们是否让美国很好地适应了新经济和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是否促进了社会进步并采取了适应时代的处理问题的新方法？我们是否对环境备加爱护？我们应该反对什么样的势力？我告诉他我对自己给出的答案比较满意。
况且，我读过足够的历史书，知道历史总是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写。我任职期间，有两本关于格兰特的传记出版，内容和以前对他任职总统的评价完全不同。这种事情会一直不断地发生。而且，正如我告诉莱勒的那样，我更专注于最后一年能做些什么，而不会关心将来对我的评价。
在国内问题之外，我告诉莱勒我希望让国家做好应对21世纪最大安全挑战的准备。国会共和党人认为其首要任务是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但我说主要的威胁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恐怖分子、毒品走私犯和黑社会串通一气，用的是体积越来越小而且更难发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威力强大的常规武器。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好应付网络恐怖主义、生物恐怖主义、化学恐怖主义……现在，这些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我想在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当今世界，民族国家的敌人可能是最大的安全威胁”。
当时我对恐怖主义考虑得很多，起因就是千禧年庆典前我们度过的那焦虑不安的两个月。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以及我们整个反恐行动组都全力以赴，以挫败在美国和中东地区的几次有组织的袭击。目前，有两艘潜艇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随时待命，准备向中情局提供的本·拉登的藏身．地发射导弹。迪克·克拉克的反恐行动组和乔治·特内特一直在努力找他。我感觉我们在现有情况下已经做出了最大努力，但对于这个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发动攻击的敌人，我们仍然没有打击他所必备的进攻或防御能力，而这个敌人的目标就是日益开放的世界中无辜的人。
采访结束前，莱勒问了一个我知道他会提的问题：两年前，他就我的错误行为和其他问题提问时，如果我一开始就给出了不同答案，是否会出现不同结果，或许我就不会卷入弹劾风波？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但对于当时误导他和美国人民的做法，我感到万分遗憾。鉴于华盛顿一直充斥的歇斯底里气氛，对他的问题我现在仍然无法给出答案。我又告诉他，我已经道过歉，并努力弥补我的错误。我能做的就这些。
然后莱勒问我，假设有一个想把我赶下台的阴谋但没有成功，我知道后是否感到高兴。我想在采访我的所有记者中，这一次最接近承认这一事件中存在阴谋。虽然他们心里都知道，却不能明白地讲出来。我告诉他，如果打败对手后你仍旧满腔愤怒或自鸣得意，或者是认为不管自己的罪过有多深重，你对手的问题更多，生活就会给你制造麻烦。这是来之不易的教训。我只剩一年任期，没有时间沉溺于愤怒或自得。
做最后一个国情咨文时我的心情很好。我们已经增加了20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失业率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福利的覆盖范围却达到最广；贫困率为20年来最低；政府机构的人员为奶年来最少；42年来首次连续出现财政节余；少女怀孕人数连续七年下降；领养孩子的数量增加了30％；参加美国服务队的年轻人总数达到15万。再有不到一个月我们将迎来美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长的一段时期。年底我们将是50多年来第一次连续三年财政出现盈余。
我担心美国人会对繁荣自鸣得意，所以我告诉民众不要想当然，而应该遵循“眼光长远”的训诫，着眼一个21世纪我们应该建设的国家。为了这一远大目标，我提出了60多项新措施：每个孩子上学时都应当好好学习，毕业时应当为将来的成功做好准备；每个家庭都应当是工作、家庭两不误，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在贫困中长大；婴儿潮一代面临的退休挑战将会得到圆满解决；所有美国人都会有机会享受高质量的、支付得起的医疗保健；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大国，而且自1835年以来首次没有债务；每个社区都会繁荣发达；全球变暖将会得到遏制；美国将会带领全世界奔向共同的繁荣与安全，奔向科学技术的最前沿；我们最终将成为一个多元而团结的国家。
我尽最大努力让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接受这些提议。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还建议既要减税又要增加开支；在与贫困做斗争、打击毒品泛滥、帮助少女妈妈等方面，对于以信仰为基础的努力要更加大力地支持；对于中低收入公民的慈善捐款予以免税，而在目前由于没有逐条列出扣除额却不能申请减税；对所谓的婚姻惩罚性税收进行减税，并扩大劳务所得扣抵的范围；增加教授新移民英语和让其熟悉公民事务的措施；通过仇恨犯罪提案和《反就业歧视法》。我还向众议院议长对“新市场计划”的支持表示了感谢。
我最后一次介绍了和希拉里坐在一起的人，他们代表了我们要努力完成的目标：一位在哥伦拜因中学遭枪杀的学生的父亲，他希望国会能够堵塞枪展滥售枪支的漏洞；一位西班牙裔的父亲，他自豪地支付了儿童抚养费，因而将享受到我所提议的对工薪家庭减税的法案带来的好处；一位空军上尉，他在科索沃营救了一位被击落的飞行员，说明完成我们在巴尔干的任务有多么重要；还有我的朋友汉克·阿隆，多年来他在度过自己的棒球生涯后就投身于帮助贫困儿童以及弥合种族分歧的事务中。
最后，我呼吁要团结。当我提醒大家甚至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基因上99．9％也都是一样时，引来一阵大笑。我说：“现代科学再一次证明了古老的信仰所教导我们的——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共同的人性。”
讲话也招来了批评：一位国会议员说我听起来像卡尔文·柯立芝，要把美国变成没有债务的国家；一些保守派人士认为我在教育、医疗保健和环境保护上投入过多。大多数民众则相信我会在最后一年中努力工作，对我提出的新方案颇感兴趣，对我让他们专注于未来表示支持。
美国的上一次大好形势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经济迅速发展，民权法令的通过确保了一个更为公正的未来，越战看起来还很遥远。但不到六年时间；经济开始衰退，到处是种族暴乱，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小马丁·路德·金先后遇刺，越战把美国拖人沼泽，约翰逊总统失势，政治上的两党冲突愈演愈烈。美好的日子需要抓住并努力创造，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伊利诺伊州的昆西短暂停留后，我开始了一些最主要的日程：飞抵瑞士的达沃斯，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世界经济论坛是全球政治和商业领导人召开的年度会议，其地位越发重要。我带了五名内阁成员前往，共同讨论了反对全球化的浪潮，这是在世界贸易组织会议期间我们在西雅图的街道上亲眼目睹的。跨国公司和他们政治上的支持者非常愿意建立一个为他们服务的全球经济，并认为贸易带来的发展将给各地提供财富和就业机会。
在治理有序的国家，贸易帮助许多人脱贫致富，但贫穷国家中太多的人被忽略了：全球有半数人口一天靠不到两美元生活；有10亿人一天的生活费还不到一美元；10亿多人每晚都是饿着肚子睡觉。1／4的人口喝不到洁净水。大约1．3亿儿童从没上过学，每年都有1阗0万儿童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
甚至在富裕国家，经济的不断变化也常常会使一些人失去工作。美国就投能把这些人用同样或更高的工资带回劳动力市场。最后，全球金融机构没能阻止或缓和发展中国家的危机，以便将劳动人口的损失降至最低；世贸组织被认为过多地向富裕国家和跨国公司倾斜。在我任职的前两年，民主党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我大量拨款让那些失去生活来源的工人接受训练，并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附属协定中的环境和劳工标准。后来，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不太赞成这种方式，尤其不支持为穷国减少贫困和创造新就业机会的努力。目前，在我看来，我们至少可以在以下三方面达成两党一致意见：“新市场计划”，与非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贸易法案，以及千禧年的减债努力。
然而更大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像世贸组织这样的经济政策制定机构确立的全球性社会和环境政策以及更为开放的管理，我们是否还能拥有全球化的经济。反贸易和反全球化势力认为贸易增加了贫困，我觉得这一想法是错误的。事实上，贸易已使更多的国家不再孤立。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每天1万亿美元不受调控的资金在全球流动和不断增加的贸易，这样的想法也是错误的。
我说全球化给它的受益人带来了责任：同甘共苦、广泛加入。从根本上说，我提倡通往全球化的“第三条道路”：贸易和共同努力给各国及其人民提供充分发展的手段和条件。最后，我主张通过经济发展和主持社会正义的方式给人民带来希望，这种做法对于我们竭力使21世纪的世界远离种种新仇旧恨——恐怖主义制造的现代恐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源于种族、宗教和部落仇恨的冲突——至关重要。演讲结束时，不知道我是否已经成功地说服了在座的上千名商界领袖。但我感到，他们听了，而且至少在考虑两个问题：全球的相互依存和他们创造一个更加统一的世界的义务。这些推动世界和影响世界的人物所需要的是共识。如果干劲十足的优秀人士为共识而行动起来，大多数问题将迎刃而解。我回到家，参加了最后一次全国祈祷早餐会。乔·利伯曼，这一仪式的第一位犹太演讲者，就所有信仰的共同价值标准做了很好的阐述。我探讨了他发言的实际含义：如果我们被告诫不要将陌生人拒之门外，要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对待别人，要爱邻居如同爱自己，那么，“谁是邻居，爱他们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拥有完全一样的基因，而且我们的世界又如此相互依赖（我在阿肯色州的一个亲戚每周都通过因特网和澳大利亚的一名男子下两次棋），那么，我们必须在未来的日子里开阔视野。
当然，那些未来日子的发展方向将受今年大选结果的影响。艾尔，戈尔和乔治，W，布什都如期在艾奥瓦州轻松获胜。然后竞选移至新罕布什尔州，那里两党初选的投票人喜欢出其不意。艾尔的竞选活动一开始困难重重，但在将竞选总部迁至纳什维尔并在新罕布什尔州开始非正式的市政厅会议后，他真正开始与投票人建立联系，更多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并领先于参议员布拉德利。在国情咨文发表后，我大大赞扬了艾尔取得的一些重要成绩。在此后我们通常都会得到的“反弹”中，他的支持率又上升了几个百分点。然而，布拉德利开始对他猛烈攻击，艾尔并没有回应，所以支持率有所下降，但仍以252％对47％的优势领先。后来，我才知道他只是待在家里等着稳获提名，并准备在南方各州和加州以大优势获胜。我相信在大的工业州他也会有很好的表现，尤其是劳联一产联表示了对他的支持。
在新罕布什尔州，约翰·麦凯恩拟49％对31％击败了乔治·布什。在这里，麦凯恩颇有人缘。人们喜欢他的独立个性和他所支持的金融改革。下一场大较量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届时，麦凯恩的军事背景及两位国会议员的支持将助他一臂之力。但布什得到了党派核心领导人以及宗教右翼的支持。
2月6日，星期日下午，希拉里、切尔西、多萝西和我从查帕奎驱车到位于珀切斯的纽约州立大学校园，希拉里要正式宣布竞选参议员。参议员莫尼汉把她介绍给大家，他说自己认识埃莉诺·罗斯福，敢肯定她“会喜欢你”。这是个真诚而有趣的赞美，因为希拉里说自己曾与罗斯福总统夫人进行过想像中的对话，大家曾善意地就此跟她开过很多玩笑。
希拉里发表了精彩的演说，这之前，她认真写稿并反复练习。演讲表明她对州内不同地区的民众所关心的事情有深入的了解，并清楚地理解投票人面临怎样的选择。她还解释了自己为何参加竞选；她理解为何纽约州的选民会谨慎地决定是否投票给一位几个月前才搬来的候选人，即使他们喜欢她；她告诉大家作为参议员，她将做哪些事情。我们讨论过我是否该发表讲话，因为纽约州是我最满意的州之一；当时我的政绩支持率高于70％，个人支持率是60％。但最终决定是我不该讲，因为希拉里是今天的主角，投票人想看她的表现。
这个月的剩余时间里，尽管媒体将党派权力之争炒得沸沸扬扬，我却在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大量问题。国内，我签署了一项两党提出的拨款法案，为低收入妇女治疗乳腺癌和宫颈癌提供医疗补助；和参议员洛特达成协议，他准许在参议院投票表决我提名的五位司法方面的任职人选，同时我同意任命他的人选到联邦选举委员会任职，此人是竞选资金改革的疯狂反对者；就《病人权利法案》和共和党人进行辩论，他们说只要没人提起诉讼来将其执行，他们就会通过，而我却认为这样做就会让这个法案成为“建议”提案；把白宫新闻发布室以詹姆斯·布雷迪的名字命名，他是里根总统最勇敢的新闻秘书；宣布用于印第安人教育和医疗保健的基金有了创记录的增加；支持改革食品券的规定，以便让福利受益者能够使用二手车上下班而不会失去食品补助；接受拉丁裔美国公民联合会的颁奖，表彰我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政策及对西班牙裔公民委以重任；主持了全国州长协会的最后一次会议。
在外交事务中，我们遇到了很多麻烦。7日，亚西尔·阿拉法特中止了他和以色列的和平谈判。他确信以色列将巴勒斯坦问题置于一边，优先考虑同叙利亚和解，这确实有些道理。与此同时，尽管面对重重困难，以色列公众更希望和巴勒斯坦和解，而不是放弃戈兰高地并将巴以和谈置于危险边缘。这个月的剩余时间我们都在努力打破这种僵局。
11日，尽管最后一刻爱尔兰共和军同意在加拿大约翰·德沙特兰将军的监督下解除武装，联合王国还是中止了北爱尔兰的地方自治。我让乔治·米切尔继续参与此事，但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帮助伯蒂·埃亨和托尼·布莱尔避免这种局面。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格里·亚当斯认为爱尔兰共和军同意解除武装是因为他们的人民投票支持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戴维，特林布尔和统一党的成员把解除武装作为他们继续参与政府的代价。当然，如果不解除武装的话，新教徒就会在整个过程中失掉诚信，最终特林布尔也会被取代，这一结果是亚当斯和新芬党所不愿意看到的。特林布尔或许是个阴郁而悲观的人，但在他严厉的苏格兰一爱尔兰外表背后，却是一个勇敢的理想主义者，愿意为和平、去冒险。无论如何，这一系列问题使成立政府拖延了一年多；现在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一问题上。虽然有些挫折，但我想僵局终究会被打破，因为没有人愿意再回到以前那糟糕的日子了。
3月5日是亚拉巴马州塞尔马发生投票权利游行35周年，和民权示威者们在那个“血腥星期天”的行进路线一样，我也走过了埃德蒙·佩特斯桥以示纪念，当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所有美国人争取投票权。很多当年曾和小马丁·路德·金一同游行或者支持过民权运动的老兵今天手挽着手一同前进，其中有科雷塔·斯科特·金、杰西·杰克逊、约翰·刘易斯、安德鲁·扬、乔·洛厄里、朱利安·邦德、埃塞尔·肯尼迪和哈里斯·沃福德。
1965年，塞尔马游行激起了整个国家的觉醒。5个月后，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投票权利法）。在该法实施之前，全国各级政府中只有300名当选的黑人官员，3名非洲裔国会议员。到2000年，当选政府官员的黑人人数达到了9000名，而国会黑人同盟成员也有39名。
我在讲话中对小马丁·路德·金的看法表示赞同，即当美国黑人“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胜利时，那些压迫他们的人也会第一次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塞尔马事件后，南方的白人和黑人跨越了这座桥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南方，把仇恨和孤立抛在脑后，去迎接新的机会、繁荣和政治影响力：如果没有塞尔马事件，吉米·卡特和比尔，克林顿绝不可能成为美国总统。
现在，我们越过这座桥梁进入21世纪，创造了非洲裔美国人有记录以来最低的失业率和贫困率，最高的住房和企业拥有率。我也提醒听众记住仍然需要完成的任务，只要在收入、教育、保健、暴力威胁、犯罪司法体系的公平程度方面仍然存在种族差异，只要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依然存在，“我们就仍然有需要跨过的桥梁”。
在塞尔马的那一天我非常高兴。我又一次被带回到了童年时的愿望——希望并相信会有一个没有种族差别的美国；在同这些为了这一愿望付出极大努力的人们告别时，我又一次被带回到自己政治生涯的情感核心一“只要美国人愿意携起手，我们就能顶住任何风浪前进，我们就能跨越任何一座桥。在内心深处，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这个月的前两周我都在为我的枪支安全措施做宣传：堵塞枪展滥售枪支的漏洞；在枪上安装扳机锁；要求枪支持有者办理有照片的持枪证件，以此表明他们已经通过了布雷迪背景检查并学习了枪支安全课程。美国已经被一系列悲惨的枪击致死案件所震惊，其中一起是由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造成的，枪是他在自己家中找到的。美国15岁以下儿童的偶发性枪击死亡率是其他25个经济最发达国家总和的9倍。
尽管控制枪支的呼声很高，民众也支持，但迄今为止全国来复枪协会成功地阻止了在国会的任何提案，不过现在大部分的枪支生产商为了自己的信誉都提供儿童扳机锁。在枪展滥售枪支的漏洞问题上，全国来复枪协会称，尽管他们反对布雷迪法案，可并不反对在购买枪支时立刻进行背景检查，只是不希望看到三天等待期限所造成的不便。其实，70％的检查在一小时内就完成了，90％的需要一天，只有一部分人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我们不规定等待时间，有不良记录的人就会赶在周五下午枪店关门前去买。全国来复枪协会同时坚决反对枪支持有人登记，认为这是剥夺他们拥有自己枪支的第一步。这个理由站不住脚，颁发驾照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但也没有人建议禁止拥有车辆。
不过，我知道全国来复枪协会的言论会吓倒很多人。我从小在打猎的环境中长大，知道其影响重大，而且也在1994年国会选举中看到了全国来复枪协会的破坏性影响。但我始终认为大多数猎人和运动射击爱好者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会遵守经过充分说明的有道理的规定。我知道我会继续努力，因为我明白自己要做的事情意味着什么，而且艾尔·戈尔早已把自己置身于全国来复枪协会的枪口下了，他比我更早赞成枪支登记的做法。
12日，全国来复枪协会的执行副主席韦恩·拉皮埃尔称，我为了自己的政治目标需要“一定程度的暴力”，并且“愿意看到一定程度的枪杀事件”，而且“副总统也是一样”。。拉皮埃尔的立场其实就是我们应当更为严厉地惩治枪支犯罪，惩罚对儿童接触枪支不管不问的成人。第二天，我在克利夫兰对此进行了回答，表示同意他关于加强惩罚的建议，但认为他不需要采取预防措施的立场是一派胡言。全国来复枪协会甚至反对禁止能穿透防弹背心的子弹。其实真正愿意看到一定程度的暴力和枪杀的正是他们，因为这样才能吸纳吏多的会员，更好地伪装自己的宗旨。我希望拉皮埃尔看一看在哥伦拜因中学失去子女的父母的眼睛，或者是在俄勒冈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或是在阿肯色州的琼斯博罗，然后再说他的那番话。
我并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众议院击败全国来复枪协会，但我很乐于这样去做。我就全国来复枪协会的“不要预防、只管惩罚”问过不少人，问他们怎样看待将这一原则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去除安全带、不要气囊、不限车速；对违章驾车致人死亡的司机再加五年刑期；或是取消机场金属探测器，但是对那些在空中引爆飞机的人再多判十年。
上次来克利夫兰时，我参观了一所小学，美国服务队的志愿者正在辅导孩子们读书。一个六岁的小男孩看着我问道：“你真是总统吗？”当我回答是时，他说：“可是你还没有死啊！”他只知道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的事情。我任期内时间不多了，但手头上还有这么一件需要大力去斗争的事，我知道那个男孩是对的。我还没有死。
3月17日，我宣布枪支制造业巨头史密斯一韦森公司和联邦、州及地方政府之间达成了突破性的协议。该公司同意在其生产的枪上安装扳机锁；研制仅供拥有枪支的成人自己使用的“智能武器”；取消为犯罪活动提供枪支的经销商的资格；要求经销商在枪展时不能卖枪，除非对购枪人进行背景检查；设计不能使用大弹匣的新式枪支。对于一家公司来说这确实是‘件勇敢的事情。我知道史密斯一韦森公司将会受到全国来复枪协会及竞争对手的毁灭性打击。
到3月第二周，总统候选人提名结束，艾尔·戈尔和乔治·w．·布什在16场“超级星期二”初选和预备会议中大获全胜，约翰·麦凯恩和比尔·布拉德利宜布退出。比尔·布拉德利竞选态度十分认真，通过较早对艾尔施加压力，把他变成了个更好的候选人，当时艾尔放弃了迎合基层的做法，使自己看上去更像一个放松但又咄咄逼人的挑战者。布什在新罕布什尔州失败后调整了竞选策略，在南卡罗来纳州取胜，他们采取的是电话战，打电话告诉保守的白人家庭麦凯恩参议员有一个“黑人孩子”。麦凯恩的确从孟加拉国领养了一个孩子，这也是我敬佩他的原因之一。
初选结束前，一个为支持布什而特别组成的老兵团体指责麦凯恩在北越战俘营的五年半里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在纽约，布什的支持者因为麦凯恩反对乳腺癌研究而攻击他。事实上，他投票反对的是国防法案，其中涉及一小部分乳腺癌研究资金，因为他反对为了通过一个法案而把用于拉选票的其他条款统统包括进来的做法'况且，参议员的妹妹自己也有乳腺癌，对包含90％以上乳腺癌研究资金的那些拨款他总是投赞成票。但麦凯恩参议员一直没有对布什和右翼极端分子的举动予以强势反击，最后想这样做时却为时已晚。
3月，国际事务取得了建设性的进展。巴拉克和阿拉法特答应重新启动和谈。在我任内的最后一个圣帕特里克节，谢默斯·希尼朗读了自己的诗作，我们齐声高唱《丹尼男孩》。显而易见，尽管组建北爱政府仍然困难重重，但人们对和平充满信心。我同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谈到让石油输出国组织增加产量的可能性。一年前，石油价格跌至每桶12美元，低得无法满足生产国的需求；而今又猛涨到每桶31至34美元，高得难以避免对消费国产生负面影响。我希望每桶稳定在20至22美元之间，并希望石油输出国组织通过提高产量来做到这一点。否则，美国可能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
18日，我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之行。去印度是为建立我所希望的长期关系奠定基础。冷战结束以来，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那时印度已经与苏联结盟，主要是为了制衡中国。孟加拉国是南亚最贫穷的国家，但是进行了一些创新经济计划，而且对美国的态度很友好。同巴基斯坦和印度不同，盂加拉国是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无核国家，做得比美国承诺的还多。我在巴基斯坦的停留最有争议，因为最近那里发动了军事政变。我决定必须去的理由是：鼓励尽早将统治权交给民选政府；缓和克什米尔的紧张局势；敦促穆沙拉夫将军不要处死已被废黜并正在受审的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向穆沙拉夫施加压力，促使他就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问题同我们合作。
特工处坚决反对我去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因为中情局有情报表明基地组织想在此行中的一站袭击我，或者在路上，或者在起飞降落的时候。我感到必须去，因为只去印度会给美国利益带来负面影响，并且我不想向恐怖主义威胁低头。所以我们高度警惕地出发了。我想这是我惟一一次拒绝特工人员的请求。
希拉里的母亲多萝西和切尔西同我一起去了印度。在那里，我把她们托付给驻印度大使，我的老朋友前俄亥俄州州长迪克·西莱斯特和他的夫人杰奎琳。然后我缩减了随行人员，乘两架小飞机抵达盂加拉国，同总理谢赫·哈西娜会谈。原本打算和我的朋友穆罕默德·尤努斯到名为乔伊普拉的村庄去看看乡村银行的一些微型贷款项目，但特工人员认为我们在狭窄的小路上或者乘坐直升机去村庄时毫无防护能力，所以取消了这一行程，而是把包括一些小学生在内的村民带到达卡的美国使馆，他们在院子里搭建了一间教室并布置了展览。
在盂加拉国期间，35名锡克教信徒在克什米尔被谋杀。行凶者一心想要引起公众对我行程的注意。返回德里同瓦杰帕伊，总理会谈时，我非常愤慨，并对恐怖分子以我的访问作为杀人的理由而感到深深的歉意。我和瓦杰帕伊相处愉快，希望他在离任前有机会重新与巴基斯坦接触。我们在《禁止核试验条约》上意见不一致，这我早就知道，因为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已同外长贾斯旺特·辛格等人就不扩散事宜共同努力几个月了。不过，瓦杰帕伊和我一起承诺放弃将来的试验。我们还就指导两国关系的一系列积极原则达成一致意见，因为长期以来两国的关系一直较为冷淡。
我还拜访了国会反对领袖索妮娅·甘地，她的丈夫、婆婆，也就是尼赫鲁的孙子和女儿，都是政治暗杀的牺牲晶。但生于意大利的索妮娅在公众面前一直以坚强勇敢而著称。
出访的第四天，我有机会向印度议会发表演讲。印度议会大厦是个巨大的圆形结构，几百名议员挤坐在成排的窄桌子后面。我表示了对印度在民主、多样化及建设现代经济上取得的重大进步的钦佩，坦率地谈论了在核问题上两国的分歧，并敦促他们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令人诧异的是，我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们以拍桌子的方式为我喝彩。看来，印度人和我一样盼望着长久以来两国疏远的状态早日结束。
．切尔西、多萝西和我参观了甘地纪念堂。在那里，有人给了我们几本他的自传和其他作品。然后，我们去了阿格拉，那里有或许称得上是世界最美丽的建筑泰姬陵。但泰姬陵却遭到严重空气污染的威胁，印度正竭力在其附近建一个无污染地带。印度外长辛格和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签署了两国在能源与环境方面合作的协议：美国国际发展署提供4500万美元资金，并从进出口银行拨款2亿美元，帮助印度发展清洁能源。泰姬陵确实美得惊人，我久久不愿离开。
23日，我参观了斋浦尔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奈拉；村里的妇女们裹着色彩亮丽的莎丽欢迎我的到来，并围着我抛洒成千上万的花瓣。之后，我会见了一些选举产生的官员，他们打破了印度传统的种姓和性别的界限一起共同工作。我还和当地乳晶合作社的女职工讨论了微型贷款的重要性。
次日，应该邦首席部长钱德拉巴布·奈都这位口才好且非常现代的政治领导人之邀，我们去了繁荣的高科技城市海德拉巴。参观高科技中心时，我惊诧地看到各种各样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和美国国际发展署署长布雷迪·安德森一同参观一家医院时，我宣布拨款枷万美元帮助印度治疗艾滋病和肺结核。那时，艾滋病在印度刚刚开始被人们认识到，仍得不到广泛宜传。希望我们微薄的援助能帮助印度人民提高警惕并及早行动起来，以免使艾滋病感染比例达到非洲的程度。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孟买，在那里我接见了商界领袖，然后在当地的一家餐馆与年轻的领袖们饶有兴致地交谈。离开印度时，我感到两国朝着牢固的友谊迈出了第一步，真想再待一个星期以领略这里的美丽与神秘。
25日，我飞抵伊斯兰堡。特工人员认为这段行程最为危险。为安全起见，我让代表团的大部分人留下，尽可能少带随行人员，乘坐一架较大的飞机到阿曼加油，桑迪·伯杰开玩笑说他比我还老一点，在近30年的友谊中没少经历大风大浪，所以愿意陪我去巴基斯坦。之后，我们又换乘两架小飞机，一架有美国空军标志，我乘坐的那架则是普通的白色飞机。巴基斯坦人对飞机跑道周围一英里的地方都进行了清理，以确保我们不被扛抗式火箭弹击中。不管怎样，飞机着陆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我们的车队穿过空无一人的高速公路抵达总统府。我与穆沙拉夫将军及其内阁进行会谈井向巴基斯坦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在演讲中，我强调了冷战以来两国结下的长久友谊，并请巴基斯坦人民将注意力从恐怖和核武器转向以对话的方式同印度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请他们接受《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将投资放在教育、医疗和发展上而不是放在武器上。我说这次来是作为巴基斯坦和穆斯林世界的朋友，因为我反对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对穆斯林的屠杀行径，在加沙对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发表过讲话，参加过侯赛因国王和哈桑国王的葬礼，同悼念者们一起步行过，并在白宫与美国穆斯林一同庆祝斋月的结束。我想说的是，我们的世界不是以宗教信仰的不同来划分的，而是要选择活在往昔的痛苦中还是生活在未来的希望中。
在同穆沙拉夫的会谈中，我明白了为何他能从复杂而又充斥着暴力的巴基斯坦政界脱颖而出。他极为聪明；健壮而又老练。如果选择了追求和平、进步的道路，他完全有机会胜利，但我告诉他如果不抵制恐怖主义，巴基斯坦最终将被恐怖主义从内部瓦解。
穆沙拉夫说谢里夫不会被处死，但在其他事务上没作任何明确表态。我知道他还在困境中，仍然试图稳固自己的地位。后来，谢里夫被释放并流亡到沙特阿拉伯的吉达。2001年9·11事件之后，穆沙拉夫才真正开始认真与美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他的决定在当时还是冒了一定风险的。2003年，他在短短的几天内成功地躲过了两次暗杀。
返程途中，我在阿曼做了短暂停留，去看望了阿曼苏丹卡布斯，然后将代表团一行人接上空军一号。之后，我飞到日内瓦与阿萨德总统会面。我方工作组一直在努力让巴拉克就叙以和谈提出具体方案以便我做出提议。我知道这不会是最后的提议，叙利亚人也会明白这一点，但我想如果以色列最终能够表现出叙利亚在谢泼兹敦和谈时的灵活性，我们或许仍能达成协议。结果并非如此。
见到阿萨德时，我送给他一条印有红色狮子图案的蓝色领带，图案代表了他名字的英文意思，他非常友好地接受了。这是一次小型会谈：陪同阿萨德的是外长沙拉和比泰娜·沙班；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丹尼斯·罗斯则陪着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布·马利在一旁做笔记。愉快地聊了一会儿之后，我让丹尼斯展开地图。为了这次会谈，我细致地对它进行了研究。同在谢泼兹敦的态度相比，现在巴拉克同意少要些湖周边的土地——尽管他仍想要400米（1312英尺），在预警站部署更少的部队，以及更迅速撤军等条件。阿萨德甚至等不及让我说完，就变得有些激动，推翻了叙利亚在谢泼兹敦的立场，说自己永远不会割让任何土地，因为他想坐在湖岸边，把脚伸进湖水里。我们花了两个小时做叙利亚的工作，但没有任何效果。以色列在谢泼兹敦的断然拒绝，以及其媒体对谈判文件的泄露让阿萨德极为难堪，彻底破坏了国内势力在此问题上对他本来就脆弱的信任。另外，他的健康状况比我了解的还要糟糕。巴拉克已经表现出足够的主动。这要是在谢泼兹敦的话，可能已经达成协议了。目前，阿萨德的头等大事是让儿子继位。很明显，他已经断定无论新一轮谈判结果如何，都会对继位问题造成威胁。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我曾三次看到叙以和平曙光，但由于以下原因相继化为泡影：以色列国内发生的恐怖主义行为和19跖年佩霄斯的败北；谢泼兹敦谈判时叙利亚表示出了姿态但遭到以方断然拒绝；阿萨德对自己的生死过于关注。日内瓦分别后，我再也不曾见过阿萨德。
同一天，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第一轮选举中以52．5％的支持率当选俄罗斯总统。我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挂断时我想：他的强硬作风完全能使俄罗斯团结一致，希望他以足够的睿智找到解决车臣问题的体面方法，并承诺以应有的民主来维护它。不久，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普京展示给世人的是一个牢固而有力的开端。现在在武器控制的问题上，连俄罗斯杜马都比美国参议院更为进步。
4月，我继续到全国各地宜传国情咨文中提出的教育、枪支安全及获取技术的途径等提议；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了另一个国家名胜古迹区“大红杉树”；否决了把所有美国低级核废料放在内华达州的法案，因为有关其合法性的问题并没有全部得到答复；签署了取消领取社会保障的退休人员的收人限制的法案；访问新墨西哥州北部希普罗克的纳瓦霍族，强调用因特网为偏远地区提供教育、医疗和经济机会；为俄克拉何马爆炸案修建了一个简单而又令人难忘的纪念碑——168张空椅子在一个小土墩上排成排，土墩两侧是两条大的通道，并俯瞰一个大水池。
埃连·冈萨雷斯的传奇故事在4月也终于有了结果。几个月前，他的母亲带着他乘坐一条破旧的小船逃离古巴前往美国。小船倾覆后，她把埃连放在轮胎中间，自己却被淹死了。这个男孩被带到迈阿密，由愿意抚养他的舅公临时照看。在古巴的父亲希望他回去，可是古巴裔美国人社团却把此事变成一场不懈的斗争，称他母亲的死就是为了给儿子带来自由，如果把他送回到卡斯特罗的独裁统治之下将是一个错误。政府的法律很清楚：移民和归化局有权决定这个男孩的父亲是否合格；如果他可以担当这个责任，就必须归还埃连。移民和归化局派人前往古巴，发现虽然埃连的父母亲离婚了，但他们关系很好，并且共同负担抚养埃连的义务。买际上，埃连有一半时间是跟父亲过的，因为他住在离埃连学校很近的地方。移民和归化署确定胡安·米格尔·冈萨雷斯是个合格的父亲。
支持埃连美国亲人的民众将此事诉诸法庭，质疑在古巴调查的真实性，认为听证会可能因为卡斯特罗的影响而与实情有所出入。一些人还想应用判决儿童监护权案的州常规法律的标准：到底怎么做才对孩子最有利？国会也采取了行动，有各种各样的提案要求把埃连留在美国。与此同时，古巴裔美国人社团却采取了更为激进的行动，他们在埃连亲属住所周围展开不间断的示威，电视台还对其中一名极端情绪化的年轻女子定期进行采访。
珍妮特·雷诺一直在迈阿密担任公诉检察官，在古巴裔美国人社团中很有人缘，她说联邦法律应当控制局面，把埃连归还给他父亲，这一表态激怒了不少人。珍妮特有段时间很难熬，她告诉我说她以前的一个秘书几乎都不和她说话了，因为这位女士的丈夫已被卡斯特罗关押了15年，她一直等待着他能被释放并和她团圆。很多古巴裔美国人和一些移民都认为让埃连留在美国更好些。
我对雷诺表示支持，相信埃连的父亲爱他而且是一个好父亲的事实比贫困和古巴的封闭压制政策更为重要。而且，美国政府经常要求返还被带到国外的儿童，通常情况下都是因为父母在争夺监护权的官司中失败造成的。如果我们留下埃连，我们要求那些孩子回到美国父母身边的理由就会被削弱。
最终，这件事情也与选举挂上了钩。艾尔·戈尔公开反对我们的意见，称他对移民和归化局的做法表示疑问，即便埃连的父亲合格，他还是留在美国更好。这种做法的可取之处显而易见，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佛罗里达州在选举中举足轻重。我八年来一直努力在该州及古巴裔美国人中树立政府威信，但埃连一事将我们取得的成绩抵消殆尽。希拉里从儿童律师和母亲的角度同意我们让父子团圆的决定。
这个月初，胡安·米格尔·冈萨雷斯来到美国，希望根据联邦法院的判决接手对孩子的监护。几周后，珍妮特·雷诺想让埃连自愿回到父亲身边的努力失败后，四位知名人士组成的小组，包括迈阿密大学的校长、一位颇有地位的律师以及两位受人尊敬的古巴裔美国人，建议埃连在迈阿密的亲属应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将孩子转交给他的父亲，这样他们就可以有几天时间完成这一过渡。受难节的前一天，我在半夜给雷诺打电话，她说迈阿密的亲属一方和埃连的父亲仍在谈判，但她已经失去了耐心。周六凌晨2点，约翰·波德斯塔打电话告诉我谈判还在继续。4：45，波德斯塔说亲属一方现在甚至要拒绝埃连父亲的监护权。30分钟后，5：15约翰又打来电话说谈判结束了。雷诺已经授权联邦官员在黎明前强行进入埃连舅公家。行动持续了三分钟，没有人受伤，埃连又回到他父亲身边。一个小男孩成了针对卡斯特罗无休止的斗争的牺牲晶。
接着，媒体刊登了埃连高兴地和他父亲在一起的照片，民众的情感一下子就倾向于父子团聚。我相信我们采取的是惟一能够选择的方案，但我仍然担心在11月的选举中艾尔·戈尔在佛罗里达州会因此而失败。胡安·米格尔和埃连·冈萨雷斯在美国又待了几个星期，直到最高法院最终同意初级法院的监护权判定。冈萨雷斯先生本可以留在美国，但他希望把儿子带回古巴。
5月，我到肯塔基州、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俄亥俄州的学校推广我们的教育一揽于计划；欢迎来进行国事访问的南非新当选总统塔博·姆贝基；推动中国贸易法案，这是中国人世的必备条件。福特和卡特两位总统，以及詹姆斯·贝克、亨利·基辛格都来白宫促使该法案通过。这成为一次艰难的立法斗争——对于一直依靠劳工支持的民主党尤为困难——连几个星期我每次都邀请十几个人到白宫详细解释让中国加入全球经济的重要性。
5月17日，我在位于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发表了任期内最后一次军校演讲；八年间我在每个军校都发表过两次讲话。每个班级都是愿意在军队里为国家服役的年轻人，他们的高素质让我深感自豪。我也为到此学习的来自全世界的年轻人感到自豪，有的班级还有来自冷战时期我们的对手俄罗斯和保加利亚的毕业生。
我对这些年轻军官说，他们面临的将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体化与和谐同分裂与混乱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人类的创造性和破坏性潜能都会因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而放大。我讲到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准备在千禧年发动的攻击，这一阴谋因为有国内的艰苦工作及国际间的相互合作而被粉碎。为了加大反恐力度，我说我正准备再给反恐预算拨款3亿美元，在这之前已经请求国会批准90亿美元，这就使得三年中的增幅达到40％。
谈论过其他安全方面的挑战后，我就积极外交政策做了一个自认为最恰当的描述——在这个世界上，地理位置和常规军事力量再也无法保证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这需要相互间的合作。
5月下旬，在前往葡萄牙、德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前，我去了马里兰州的阿萨提格岛，宣布保护珊瑚礁和其他海洋珍宝的新措施。迄今为止对国家海洋保护区投入的资金已经翻了两番。我签署了一项行政令，为美国的海岸、珊瑚礁、水下森林还有其他重要的生态结构创建保护网络，宜称将永久保护夏威夷群岛西北部的珊瑚礁，因为它绵延12凹英里，面积占到美国所有珊瑚礁总面积的60甲e。这是继宣布在国家森林中4300万英亩区域内不准修筑永久性公路之后的又一重要举措，也非常必要，因为海洋污染正在威胁全球的珊瑚礁，包括澳大利亚的大堡礁。
我去葡萄牙是参加美国和欧盟的年会。．正值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担任欧洲议会主席。他年轻有为，是我们“第三条道路”小组的成员，欧盟主席罗马诺·普罗迪也是。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参加这次会议我很高兴，感觉就像第一次到访时一样：国家美丽，气候宜人，人民友好，历史璀璨。
6月2日，我和吉哈德·施罗德一同前往古城亚琛接受查理大帝奖。仪式在阳光明媚的户外进行，广场旁边就是中世纪的古城墙和葬有查理大帝遗骨的古老教堂。我感谢施罗德总理和德国人民给予的这一荣誉，它曾经颁发给瓦茨拉夫，哈韦尔和胡安·卡洛斯国王，但很少有美国人获此殊荣。在帮助欧洲统一、加强民主和安全的过程中，在扩展和加强跨大西洋联盟上，在与俄罗斯接触和结束巴尔干地区的种族清洗方面，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工作能够得到认可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第二天，吉哈德·施罗德在柏林又主持了新一轮“第三条道路”的会议。这次，吉哈德、让·克雷蒂安、我，还有三位拉美领导人——巴西总统恩里克·卡多佐、智利总统里卡多·拉戈斯以及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多·德拉鲁阿——出席了会议，我们按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应有的方式规划了发展型伙伴关系。托尼·布莱尔没有到会，因为他的夫人切丽刚刚为他生了第四个孩子，他们为这个男孩取名叫利奥。
我飞往莫斯科，与当选后的普京第一次会晤。我们同意各自销毁34吨武器级钚，但在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从而让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我对此并不是太在意，因为普京很可能在等待美国大选的结果。共和党人从里根时代以来一直倾心于导弹防御，很多人恨不能立刻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艾尔·戈尔基本和我观点一致，普京也不想老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
我们目前还没有可靠的导弹防御系统。正如休·谢尔顿讲过的，拦截一枚入侵的导弹就像“子弹打子弹”。如果确实研发了有效的系统，我想也应该把此项技术提供给其他国家，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劝说俄罗斯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而且即便该系统有效，我也不敢确信花那么多钱部署这样一个体系是否是最佳做法，因为我们更可能面临恐怖分子用小型核武器或生化武器发动的袭击。
而且，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很可能让世界面临更大的威胁。在不久的将来，如果该体系发挥作用的话，或许也就只能对付几枚导弹。如果美国和俄罗斯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中国很可能会生产更多的导弹来弥补不足，以保证其威慑力。印度和巴基斯坦也会如法炮制。欧洲国家坚信这是个可怕的想法。但是在拥有有效的体系之前，我们不必为这些事情烦心，况且目前我们确实没有。
离开莫斯科之前，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主办了一次小规模的宴会，宴会后有一场爵士乐演出，音乐家从十几岁到八十多岁都有。接近尾声时台上一片漆黑，我最喜欢的尚健在的次中音萨克斯管演奏家伊戈尔·布特曼吹奏的曲子萦绕四周。我和同样喜欢爵士乐的约翰·波德斯塔感触相同，这是我们听到过的最好的现场演奏。
我飞往乌克兰，宣布美国为列昂尼德·库奇马总统决定在12月15日前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最后一个反应堆提供财政支持。这一问题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很高兴地看到在我离任前得以解决。我在乌克兰境内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户外的一个大型集会上发表讲话，鼓励人们坚持自由和经济改革的路线。在春末的阳光下基辅非常美丽，我希望它的人民能够像集会中的群众一样保持高昂的精神，因为他们仍然要克服很多障碍。
6月8日，我飞往东京参加我的朋友小渊惠三首相的葬礼，他几天前死于中风。仪式在一座足球场的室内部分举行，地上摆着几千个座位，中间有一条通道隔开，还有几百个人坐在上面的楼座里。室内搭起了一座台子，台子正面是一道很宽的台阶，两侧是两道窄一些的台阶。台子后面是一面墙，上面满是鲜花，足足有25到30英尺高。鲜花经过精心摆放，图案是日本的太阳旗，背景是淡蓝色的天空。最高处凹进去的地方在仪式开始时由一名军人庄严地供奉上小渊的骨灰盒。他的同事和朋友拜谒过之后，几名年轻的日本女子出现，手中的托盘里都是白花。接着小渊的夫人和孩子、皇室成员、政府领导人、前来悼念的人们纷纷走上台阶，在他的骨灰前鞠躬，把各自的鲜花放在齐腰高的和墙一样长的桌子上。
我鞠了躬，放好鲜花，然后到美国大使馆去看望大使、前众议院议长汤姆·福利。我打开电视，看到仪式还在进行。成千上万名支持小渊的民众在升起的太阳下面创造出一大片花海，这是我见到过的最感人的悼念仪式。我在接待处短暂停留，慰问了小渊的夫子和孩子，他的一个女儿也在政界。小渊的夫人对我前来表示感谢，送给我一个小渊用过的漂亮的瓷釉信箱。小渊一直是我的朋友，也是美国的朋友。我们间的同盟非常重要，这点他从年轻时就一直非常重视，我真希望他执政的时间能更长些。
几天后，我在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参加学位授予典礼时，一个助手递给我一张纸条，告诉我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刚刚在大马士革去世，距我们在日内瓦的最后一次见面仅仅十周。尽管我们意见有分歧，但他对我一直非常坦率，当他说做出了和平的战略决策时我也完全相信，只不过由于时机、误解和心理障碍而没能实现，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一旦叙以双方做好准备后该如何去做。
春去夏来，我在白宫南草坪上举行了最盛大的国宴，400多人在大帐篷里济济一堂，款待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当年，我们的13个州刚刚联合在一起时，他的祖先是第一个承认我们的君主。
次日，我纠正了历史上的一个不公正做法，向22名日裔美国人颁发了国会荣誉奖章。二战期间，尽管得知家人被扣押在集中营，他们还是自告奋勇去欧洲作战。其中之一是我的朋友和盟友，夏威夷州参议员井上健。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还差点丧命。一周后，我提名第一位亚裔担任内阁成员，前加州国会议员诺姆·米内塔答应接替比尔·戴利，在我任期结束前担任商务部长。比尔·戴利离去是因为他要做艾尔·戈尔竞选班子的主席。
本月最后一周，我在白宫东厅举行了一次聚会。大约两百年前，托马斯·杰斐逊就是在这里展开了美国西部的地图。1803年，杰斐逊的助手梅里韦瑟·路易斯经过从密西西比河到太平洋英勇无畏的探察才绘出这幅开创性的地图。今天，诸多科学家和外交家在这里相聚，庆贺21世纪的地图：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中国的一百多名专家已成功破解人类基因组密码，几乎确定了人类遗传密码的全部30亿种组合。经过多年争论之后，政府资助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弗朗西斯·柯林斯和塞莱拉公司的董事长克雷格·文特尔已经答应于今年的晚些时候共同公开基因数据。克雷格是我的老朋友，我竭尽全力让他们走到一起。托尼·布莱尔通过卫星信号加入到我们中间，这恰恰提供了一个开玩笑的机会，我说他刚出生的儿子的预期寿命又增加了约25年。
这个月快结束时，我宣布预算盈余将突破2000亿美元，十年的计划盈余将超过4万亿美元。我再次建议留出约2．3万亿用于社会保障，再保证有5500亿用于保健医疗。这样看来，我们似乎就能解决婴儿潮一代的退休问题了。
我还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以支持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并帮助特里·麦考利夫筹集8月在洛杉矶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所需的剩余款项。在我的政治主任米尼翁·莫尔的帮助下，我们与麦考利夫和戈尔的竞选班子进行了密切合作。
在大多数民意测验中，戈尔都胜布什一筹。6月28日，在我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的记者向我发问，艾尔是否应为政府的“丑闻”负责。我回答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为我的错误接受惩罚；他惟一被指控的罪行涉及竞选资金的筹集问题，而且他确实无罪；其他所谓的“丑闻”是无中生有：“这里被滥用的‘丑闻’一词就像小茶壶里的轩然大波一样，丁丁当当响了七年。”我说关于艾尔·戈尔我知道三点：作为副总统，他为国家做出的积极贡献比历届前任都多；在国家事务方面，他观点正确，有能力保持国家现有的繁荣局面；对于未来的可能性与危险，他有清醒的认识。我相信，如果所有的选民都明白这些，艾尔会赢得最终胜利。
7月的第一周，我宜布自我上任以来美国已经创造了2200万个就业机会，接着去了白宫以北几英里处的“老兵之家”，以保护那幢古旧的乡间别墅。当年，波托马克河蚊子成群而又没有空调时，亚伯拉罕·林肯及其家人就是在这里避暑的。其他几任总统也曾在此度假。这座别墅是希拉里“拯救美国珍宝”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想在离开白宫时能够对这一古建筑加以修缮。
7月11日，我开始了与埃胡德·巴拉克、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戴维营的峰会，希望能解决和平道路上的剩余障碍，至少要缩小双方的分歧，以便在我卸任前完成和谈。这也是两位领导人的共同愿望。
他们在峰会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巴拉克竭力促成峰会，因为1993年协议中的零碎解决方法和（怀依和平协定）对他根本没有用。在加沙和西岸地区的18万以色列居民是一支很难对付的势力。以方做出的每次让步，若不能彻底结束恐怖行为，不能让巴方正式承认冲突结束，都会受到最猛烈的抨击。巴拉克刚刚以两票之差侥幸逃脱议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他也想在9月前达成一致意见，因为阿拉法特曾威胁要单方面宣布在那时建国。巴拉克认为只要能给以色列居民提出一项全面和平计划，保证他们的根本利益——包括安全，保护圣殿山的宗教和文化遗址，巴方不再要求以色列全面归还土地，正式宜布结束冲突——他们就会支持。
而阿拉法特根本不想来戴维营，至少现在不想。当以色列开始和叙利亚谈判时，阿拉法特感到被欺骗了，而且巴拉克也没有按照诺言移交包括耶路撒冷附近村庄在内的西岸的更多土地，这让他极为恼火。在阿拉法特眼中，巴拉克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军并主动撤出戈兰高地给他造成了不利影响。阿拉法特一直耐心地坚持和平进程，而黎巴嫩和叙利亚则以强硬路线得到了不少好处。网拉法特说还需要两周才能拟好他的计划。他想得到所有能争取到的近lOO％的加沙和西岸地区；除了那里的犹太居民区以外，对圣殿山和东耶路撒冷拥有绝对主权；解决难民问题，但又不放弃全面归还土地的原则。
像以往一样，两位领导人还是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立场。这次峰会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我之所以还要召集是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和平进程失败不久就会成为定局。
峰会的第一天，我力劝阿拉法特暂时将愤怒搁在一边，把注意力转移到眼下的事情上，我又让巴拉克同意接受谈判进程，尤其是最有争议的问题：领土、居民点、难民、安全和耶路撒冷。和在谢泼兹敦一样，巴拉克想慢慢地谈上几天，这次就无所谓了，因为阿拉法特还没想好要谈哪几点。在以往的谈判中，阿拉法特总是在土地、机场、连接加沙和西岸的道路、释放囚犯等方面坚决要求以色列拿出最有诚意的姿态，然后许诺全力以赴在安全方面做出努力，’这次若要把巴以问题处理好，阿拉法特一定要就具体事宜做些让步：他不可能100％地占有西岸土地或者得到没有限制的权利，让以色列回到以前那个面积小得多的以色列；他还必须满足以方针对约旦河东部可能的敌人提出的安全要求。
谈判的前几天，我试图让阿拉法特和巴拉克树立正确的谈判心态，而马德莱娜、桑迪、丹尼斯、盖马尔·希拉勒、约翰·波德斯塔和我方的其他代表开始与巴以双方的相应官员接触。双方代表团成员的高水平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都很爱国、聪明、勤奋，而且看上去确实诚心诚意想达成协议。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相互熟识，感情上极为融洽。
我们尽量为双方营造舒适、随意的气氛。除了中东组成员，我还邀请了希拉里的助手胡玛·阿贝丁。她长在沙特，是一位讲阿拉伯语、了解中东且令人钦佩的年轻穆斯林，她的到来尤其可以使双方代表感到轻松自在。白宫的社交秘书卡普里西娅·马歇尔特地安排白宫的膳食总管、厨师、服务生来帮助戴维营的工作人员，以确保做出可口的饭菜。切尔西一直跟随我左右，照顾客人并帮我舒缓长时间的紧张心情。
大多数夜晚我们都是一起在戴维营最大的聚会厅月桂楼用餐。这里有宴会设施、一个大房间、一间会议室和我的私人办公室。早饭、午饭更随意些，经常可以看到双方代表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说话。有时谈正事，也常常讲故事、说笑话或拉家常。库赖和阿巴斯是阿拉法特最年长、为他效力时间最长的顾问。以色列和美方代表拿库赖的家庭开了不少玩笑，他父亲的生育能力很强，库赖这位63岁的巴勒斯坦人居然有个8岁的弟弟；这个弟弟比他自己的孙子、孙女还要小。以色列司法部长埃利·鲁宾斯坦知道的笑话比我多，而且讲得更为生动。
尽管双方的谈判代表相处得很融洽，可阿拉法特和巴拉克并不是这样。我把他们安排在我隔壁的房间，以便每天可以随时去看望他们，但他们并没有相互看望。阿拉法特仍感到受了委屈，巴拉克也不想和他单独谈，因为担心又陷入原来的老套路：巴拉克一直做出让步，而阿拉法特却没有一丝友好的表示。埃胡德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常常给以色列打电话，努力将他的联盟团结在一起。
直到这次，我才对巴拉克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杰出而英勇，愿意在耶路撒冷和被占领土问题上做出很大让步。但他不能倾听与自己看法相左的人的意见，处事方式与我所接触过的阿拉伯人的传统做法大相径庭。巴拉克想让对方等待，直到自己确定了正确的时机，还有，当他做出自己最大的让步时，希望对手把它当成不言而喻的大好事来接受。他的谈判对手想得到的却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互相尊重、广泛交流和更多的讨价还价。
如此大的文化差异让我们很难开展工作。大家想出各种各样的策略来打破僵局，有些进展是在代表团分成不同的小组就某些具体问题磋商后才取得的，但双方都不允许突破自己的底线。
第六天，在巴拉克的许可下，什洛英，本一阿米和吉利德·谢尔大大超出了以色列先前声明的立场，希望能促使赛义卜·埃雷卡特和穆罕默德·达赫兰有所行动，这两人是阿拉法特队伍中的年轻成员，我们认为他们都希望达成协议。但是当巴方对以方在耶路撒冷和领土问题上的行动没有任何回应时，我带着翻译希拉勒和记录员马利去找阿拉法特。会谈很艰难，最后我对他说除非他告诉我给巴拉克的回话，否则我就结束整个会谈并说他拒绝谈判。因为本一阿米和谢尔已经做出了最大让步，却一无所获，这让巴拉克十分难堪。过了一会儿，阿拉法特给我一封信，内容大概是说如果耶路撒冷问题解决得比较满意，我就可以做出最后的建议，到底以色列为解决争端应当保留多少土地，到底怎样才算合理的土地交换。我把信带给巴拉克，花了很长时间和他一起讨论，常常就我们两个人，或者再加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记录员布鲁斯·莱代尔，帮助以方记录。最终，巴拉克承认阿拉法特的信有些意义。
7月17日，第七天。我们险些失去了巴拉克。他一边工作一边吃饭，突然被一粒花生米呛住，呼吸停止了约40秒，直到以方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吉德·格恩斯坦使用海姆利克氏操作法才得以解决。巴拉克是条硬汉子，他恢复呼吸后接着工作，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们其他人则什么也不知道。巴拉克带领整个代表团一直工作到深夜。
在任何这样的谈判中总会有不顺利的时候，一些人在努力，一些人却没有。那么你必须想办法打破僵局。在遇到挫折时，我会和乔·洛克哈特、约翰·波德斯塔、道格·班德一起打牌。道格在白宫已经工作五年了，利用晚上时间完成了研究生和法学院的课程，在春天时成为我的最后一位总统助手。他一直对中东问题很感兴趣，对我很有帮助。切尔西也玩牌，她在戴维营整整两周的时间里得到的分数最高，真不可思议！
午夜过后，巴拉克才带着最终建议来找我，内容比本一阿米和谢尔提交给巴方的要少些，他希望我把这个作为美国的提议交给阿拉法特。我理解他对阿拉法特的无奈，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结果或许是灾难性的，我只能实话告诉他。我们一直谈到2：30。3：15，他又来找我，我们两个单独在我房间的后门廊又谈了一个小时。最终，他同意授权我、就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起草一份协议，既让他能接受，又和本一阿米和谢尔与巴方的谈判相一致。看来谈到这么晚确实值得。
第八天的早晨，我既焦虑又充满希望：焦虑是因为我原定要赶赴在冲绳召开的八国峰会，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我必须前往；希望是因为巴拉克对时机的把握和巨大的勇气终于出现。我把去冲绳的行期推迟一天来见阿拉法特，告诉他我想他能够得到西岸91％的土地，至少再加上在加沙和西岸附近象征性的土地交换；在东耶路撒冷建都；对耶路撒冷老城的穆斯林和天主教部分拥有主权，而且包括东耶路撒冷城郊部分；对耶路撒冷东部的其他地区有规划、分区和执法的权力；对阿拉伯人称为“高贵的避难所”的圣殿山拥有监管权力，但没有主权。对于不能够拥有全部东耶路撒冷尤其是圣殿山的主权，阿拉法特很不情愿，他拒绝了这一提议。我请他再考虑考虑。正当阿拉法特和巴拉克一个烦躁一个恼怒时，我请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协助，但很多人都不愿意多讲，怕对阿拉法特不利。
第九天，我又给了阿拉法特我认为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他还是拒绝了。相比之下，以方做出的让步更大，而他甚至不愿意以这些让步作为未来谈判的基础。我再一次请几位阿拉伯领导人来干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和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试图敦促阿拉法特，他们告诉我他不愿意做出妥协。看起来会谈陷入了僵局，而且是灾难性的。鉴于双方都希望达成协议，我请他们在我去冲绳期间继续留下来磋商。尽管他们同意了，但我离开后巴方仍然拒绝在我提出的建议基础上谈判，称这一方案早巳被他们拒绝；以方也不愿妥协。造成这一局面有我的失误，因为我没有明确告诉阿拉法特留下来谈判到底应该干什么。
我给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其他成员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她邀请阿拉法特去她的农场，邀请巴拉克去附近葛底斯堡著名的内战战场。这让他们很感兴趣，但两人之间却没有进展。什洛莫·本一阿米和前将军阿姆农·沙哈克同穆罕默德·达赫兰和穆罕默德·拉什德进行了很好的交流，他们是各自代表团中最愿意迈步向前的人，但即便是他们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恐怕也不能改变各自领导人的意愿。
我在第十三天赶回来，又开始连夜工作，主要研究的是安全问题。第十四天也是如此，一直到凌晨3点多。阿拉法特认为，如果不出现“主权”一词，对圣殿山和整个东耶路撒冷的有效控制就仍然不够。在放弃之前的努力中，我试图劝说巴拉克接受阿拉法特对东耶路撒冷城郊的全面主权、在东耶路撒冷内部的有限主权、对“高贵的避难所”的“监管”主权，但阿拉法特再一次拒绝。我中止了谈判。这让人沮丧和伤心。双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要求几乎没有区别——归根到底就是谁拥有主权。
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我总结说在冲突的历史、宗教、政治和情感因素的影响下，双方无法在目前达成协议。为了给巴拉克回国后一个体面的理由解释所发生的事情，我说一方面阿拉法特清楚地表明他愿意继续会谈，另一方面巴拉克展现出“非凡的勇气、远见以及对这一时刻的历史重要性的理解”。
我说，以我八年在全球维护和平的经历来看，巴以都对对方表现出真正的尊敬和独到的理解，而且首次坦诚地探讨了冲突中最为敏感的问题。我们现在对各自的底线有了更好的了解，并且相信在年底前能够有机会达成协议。
阿拉法特一直想把会谈继续下去，他不止在一个场合中声明未来他不可能再遇到像目前的以色列政府和美国谈判代表团这样致力于和平的组合了，但很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不表现出灵活的态度。或许他的代表团内部就无法在让步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或许在他们真正伸出和平之手前想利用一次谈判机会看看到底能从以色列那里得到什么。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让巴拉克完全暴露在摇摇欲坠的政治形势中。巴拉克是以色列历史上获得勋章最多的军人，这并非没有意义；不论他有多么鲁莽和固执，巴拉克为了给以色列一个更加安全的未来总是甘冒更大的危险。在对媒体的讲话中，我请以色列人民放心，他没有做任何有损他们安全的事情，他们应当为他感到自豪。
阿拉法特以不到最后一刻不做决定而著称，或者就像我们过去常说的“半夜前五分钟”。离我卸任还有仅仅六个月了。我真心希望阿拉法特的手表能够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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