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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我和蒂珀·戈尔共同发表了关于增强公众精神健康意识的广播讲话。蒂珀是我任命的精神健康方面的官方顾问。近日，她勇敢地公布了自己治疗抑郁症的方法。两天后，希拉里和我陪戈尔夫妇一同参加了白宫精神健康会议，探讨如何应对得不到治疗的精神疾病给个人、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惊人损失。
这个月剩余的时间，我着重处理了以下问题：宣传枪支安全提案；加强艾滋病疫苗的研制；为使贸易谈判包括环境和劳动权利议题而努力；听取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关于能源部武器实验室安全问题的汇报；为合法移民恢复健康和伤残抚恤金计划；残障人士因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失去医疗保健，如果他们支付不起治疗费用，允许他们享受医疗补助的提案；颁布立法帮助刚脱离寄养的青少年完成到独立生活的过渡；改革保健医疗制度并延长其信托基金的时间。
我一直盼望着7月的到来，因为这个月毫无疑问充满了希望。我将宣布白头鹫已不在濒危物种之列；艾尔·戈尔将就佛罗里达州埃弗格莱兹大沼泽恢复计划进行说明；希拉里也要从参议员莫尼汉位于纽约州北部平达角的农场开始“倾听旅行”；我还要视察全国的贫困地区，以使我的“新市场计划”为这些经济有待发展的地区吸引更多投资。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意外、棘手，甚至是悲剧性的事件。
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打电话询问能否在7月4日来华盛顿，商讨有关印巴僵持的危险局面。起因是几周前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指挥的巴基斯坦部队越过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而这条控制线自1972年以来一直被视作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边界线。谢里夫担心这次由巴方引起的事端会走向失控，所以希望我们帮助加以解决，并进一步调停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其实在这次危机之前，谢里夫就曾请我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帮忙，说这与中东和北爱问题一样值得我关注。那时我解释说美国之所以参与那些和平进程，是因为双方都希望我们发挥作用。可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印度坚决拒绝外界插手。
谢里夫的做法真令人费解。印度总理阿塔尔·贝哈里·瓦杰帕伊2月时就曾到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推动双边会谈，旨在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以及其他分歧。但巴方越过实际控制线的行为破坏了会谈结果。不知穆沙拉夫授权这次入侵是否是故意制造危机使美国卷入。无论如何，他已陷入难以脱身的困境。
我告诉谢里夫，华盛顿随时都欢迎他的到来，即使是在7月4日。但如果想让我在独立日接待他，他必须明白两点：其一，他必须答应从实际控制线撤军；其二，我不会答应干预克什米尔争端，尤其在目前易被误解为替巴方错误行为开脱的情况下。
谢里夫说无论怎样他都想来。7月4日，我们在布莱尔宾馆举行会晤。天气很热，可巴方代表团习惯了这种炎热，依旧身着传统的白裤和长达膝盖的短袖束腰外衣，似乎比我们还要舒服。谢里夫再次催促我介入克什米尔争端，我便又一次解释说，没有印方的同意，这只能适得其反；但如果巴方撤军，我会促使瓦杰帕伊恢复双边对话。他表示同意，随后我们发表了联合声明：将采取措施恢复实际控制线；一旦冲突停止，我就会支持和鼓励印巴双边会谈的继续和深入。
会晤之后，我想谢里夫此行的目的或许是利用美国的压力为自己找个借口，以便命令部队缓和冲突。我明白，他在国内立足不稳、困难重重，但我希望他能战胜危机，因为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我需要他的合作。
巴基斯坦是与阿富汗塔利班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的少数国家之一。在7月4日的会谈之前，我曾在三个场合请谢里夫帮助抓捕本·拉登：前一年12月的会谈，侯赛因国王的葬礼，以及6月的电话交谈及事后的信件中。我们的情报表明基地组织正计划向全球所有地方的美国官员和设施实施袭击，目标也可能是美国本土。我们成功地粉碎了他们的部分基层组织并逮捕了许多基地组织成员，但是除非抓到或杀死本，拉登和他的高级助手们，否则这种威胁将持续存在。我在7月4日的会谈中告诉谢里夫，除非他提供更多的帮助，否则我将宣布巴基斯坦实际上在支持阿富汗的恐怖主义。
同谢里夫会面那天，我还签署了一项行政令：通过冻结财产和禁止商业活动的方式实施对塔利班的经济制裁。大约在那时，在谢里夫的支持下，美国官员开始训练60名巴基斯坦士兵。他们将作为突击队员被派往阿富汗捉拿本·拉登。我对该计划持怀疑态度，因为即使谢里夫想帮忙，巴军方同情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者大有人在，不过我认为要抓住所有可能的机会，况且这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
同谢里夫结束会谈的第二天，我开始了“新市场计划”巡回访问，起点是肯塔基州的哈泽德。随行人员很多，包括几个企业经理、国会议员、内阁成员、杰西·杰克逊牧师和埃尔·弗罗姆。
我很高兴杰克逊能来，也很高兴我们是从美国最穷的纯白人地区阿巴拉契亚出发。长期以来，杰西一直努力将更多的私营投资引入贫困地区。遭遇弹劾的时候，我们的关系越发密切，当时他对我们全家都极为支持，尤其是做出专门努力帮助切尔西。我们离开肯塔基州，先后又到了密西西比州的克拉克斯戴尔、伊利诺伊州的东圣路易斯、南达科他州的松岭印第安人保留区、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的西班牙裔社区以及曾发生暴乱的洛杉矶沃茨社区。
尽管美国过去两年的失业率刚过4％，但我走访的这些社区和类似地方的失业率却远远高于这一数字，人均收入也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松岭保留区的失业率更是高于70％。然而，我们每到一处都能遇到聪明、勤奋的人们，他们有能力为国家经济做出更多贡献。
我认为把更多的投资引入这些地区不仅正确，而且从经济上考虑也极为明智。我们正处于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生产力飞速提高。在我看来，有三种方法可以继续加快发展却不引起通货膨胀：在海外出售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增加某些特定人群的就业机会，比如接受福利救济者；促进投资过少和失业率过高地区的新市场增长。
我们在前两方面做得很好，我们有250多项贸易协议和福利改革；在第三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建立了130多个授权区、企业社区、社区发展银行，并严格执行《社区再投资法》。但是，太多的社区被落在后面。我正筹划一项立法提案，在现有基础上向城市贫民区、农村城镇和印第安人保留区增拨150亿美元。鉴于此举能够加快自由企业的发展，我希望得到两党的大力支持，而且令人欣慰的是，众议院议长哈斯特尔特好像对此颇感兴趣。
7月15日，巴拉克夫妇应邀来戴维营同希拉里和我共进晚餐。愉快的晚餐之后，埃胡德和我一直谈到近凌晨3点。很明显，他有诚意完成和平进程，并且认为选举中的大获全胜让他责无旁贷地要把这件事做好。尤其是当我把卡特总统在1978年调解安瓦尔·萨达特和梅纳赫姆·贝京谈判的那幢楼指给他看时，他表示也想在戴维营做些实质性的工作。
与此同时，我还忙于让北爱和平进程重新步入正轨。目前，由于对爱尔兰共和军解除武装的时间应在新政府成立之后还是之前，新芬党和统一党在意见上有分歧，所以造成了僵局。我向巴拉克解释了这一情况，他对爱尔兰问题和本国问题的异同深感好奇。
第二天，小约翰·肯尼迪、他的妻子卡罗琳、卡罗琳的姐姐劳伦乘坐的小飞机在马萨诸塞州沿海地区坠毁，三人身亡。从20世纪80年代相识以来，我就喜欢约翰，那时他还是洛杉矶米基·坎特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生。1991年我首次在纽约州举行竞选活动时他就来过。在坠机事件前不久，我还兴致勃勃地带卡罗琳和约翰参观了白宫二层的住所。特德·肯尼迪为失去一位亲人写下了另一句动人的悼文：“像他父亲一样，他是个全才。”
7月23日，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去世，享年70岁。他一直是美国的盟友，中东和平进程的支持者，我们的私交甚好。虽然又是临时通知，老布什总统还是愿意和我们全家一同飞往摩洛哥参加葬礼。我同穆巴拉克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雅克·希拉克以及其他领导人走在摆放在马车上的豪华棺材后面，穿过了首都拉巴特三英里长的市中心。100多万人肃立街道两旁，悲恸地大声叫喊着，向他们辞世的国王表示敬意。激动的人海中恸哭声震耳欲聋，使这次送葬成了我参加过的最难以置信的事件之一。我想，哈桑国王应该感到欣慰了。
和哈桑二世的儿子兼继承人穆罕默德六世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后，我飞回国内处理了几天公务，然后又飞往萨拉热窝，在那里和几位欧洲领导人一起研究巴尔干半岛的稳定方案，内容主要是为该地区的产品提供更大程度的市场准人，以满足其短期需要和长期发展；促使欧洲东南部国家加入世贸组织；提供投资基金和信贷保障以促进私人投资。
夏天剩余的日子在我和共和党人的继续争论中一晃而过，焦点集中在预算和他们提出的减税的规模和分配上；迪克·霍尔布鲁克最终被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此事已经极不公正地担搁了14个月；离希拉里宣布竞选参议员也越来越近了。
8月，我们两次前往纽约州寻找住所。28日，我们参观了位于查帕奎的一座农庄住宅。那是19世纪末的建筑，新扩建的部分是1989年附加的，离曼哈顿约40英里。房子的老建筑很迷人，新建部分则宽敞明亮。上楼走进主卧室的瞬间我告诉希拉里这房子我们买定了。这间卧室位于1989年的新建部分，天花板很高，对着后院的那一面全是玻璃门，其余方向还有两扇大窗户。希拉里问我为什么这么坚定，我的回答是：“因为你要开始一场艰难的竞选，肯定会有不愉快的日子。这个漂亮的房间沐浴着阳光，这样每天早上醒来时你就会有个好心情。”
8月下旬，我到亚特兰大给卡特总统夫妇颁发总统自由勋章，以褒奖他们离开白宫后作为普通公民所做的杰出贡献。几天后，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我将这一荣誉授予其他几位杰出的美国人，包括福特总统和劳埃德·本特森，另外还有民权、劳工、民主和环保方面的积极分子，他们虽然没有福特和本特森有名，但都对美国做出了独特和持久的贡献。
我也做了一些竞选宣传，和艾尔·戈尔一同去了阿肯色州，与当地的农民和来自南方的黑人领袖们见面，并参加了一个大型的募捐会，来的全是竞选时支持过我的人。在玛莎葡萄园为希拉里举行的集会上，我还发表了讲话并演奏了萨克斯；和她一同出席了在纽约州的活动，包括参加在锡拉丘兹举行的州博览会，我和到会的农民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我乐意为希拉里和戈尔的竞选助威，我甚至期待着这样一个时刻：一辈子接受到别人的帮助之后，我能以开始自己政治生涯的方式来结束它——帮助我信任的人竞选。
9月初，亨利·西斯内罗斯最终解决了自己的案子。独立检察官戴维·巴雷特指控他犯有18项重罪，理由是在1993年的审核中对联邦调查局少报个人支出，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开庭的前一天，巴雷特知道自己赢不了这场官司，便给西斯内罗斯一个选择：承认犯有一项轻罪，罚款1万美元，但不监禁。为了避免长期打官司的巨额诉讼费，亨利接受了。巴雷特花了纳税人900万美元把一个好人折磨了四年。就在几周前，独立检察官法到期了。
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外交政策上。月初，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丹尼斯·罗斯前往加沙，支持埃胡德·巴拉克和阿拉法特进一步执行《怀依和平协定》，包括同意给巴方一个港口，一条连接西岸和加沙的道路，归还西岸11％的土地，以及释放350名囚犯。随后，奥尔布赖特和罗斯前往大马士革，敦促阿萨德总统尽快答复巴拉克和他进行和谈的愿望。
9月9日，我首次前往新西兰，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切尔西和我一同前往，希拉里则在国内忙着竞选。峰会上的一大消息和印度尼西亚有关，该国军方支持对东帝汶独立运动的残酷镇压。东帝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中长期遭受困扰的一处罗马天主教飞地。大部分与会领导人赞成在东帝汶实施国际维和行动，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愿意牵头组织。起初，印度尼西亚表示反对，很快态度就被迫有所松动。会议形成了以澳大利亚为首的多国维和部队，我也向霍华德总理承诺派遣几百名士兵，为我们的盟友提供后勤支援。
我还会见了江泽民主席，就中国人世问题交换了意见；和金大中、小渊惠三共同举行会谈，再次重申我们在朝鲜问题上的共同立场；首次会见了鲍里斯·叶利钦选出的新总理兼接班人弗拉基米尔·普京。普京和叶利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叶利钦又高又胖，普京则因为长期的武术训练显得匀称结实；叶利钦口若悬河，这位前克格勃讲话却准确而有分寸。离开会议时，我认为叶利钦选了一个有能力、有才干的接班人，能够应付俄罗斯错综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会比目前有健康问题的叶利钦干得更好。而且普京不乏强硬，可以维护俄罗斯的利益和叶利钦的尊严。
离开新西兰之前，切尔西和我以及工作人员抽出时间游览了这个美丽的国家。珍妮·希普利总理和她的丈夫伯顿在昆斯敦招待了我们，我和伯顿一起打高尔夫球，切尔西和希普利的孩子一起探索洞穴，我的几个工作人员还在一座很高的桥上玩蹦极。吉恩·斯珀林也想劝我尝试一下，但我告诉他我已经经历过能承受的所有自由落体运动了。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位于克赖斯特彻奇的国际南极研究中心，这里也是美国开展南极活动的出发站。该中心有一个很大的模拟训练舱，里面仿造了南极冰天雪地的真实环境。我到那里是为了引起人们对全球变暖的重视。南极是地球的天然冷却塔，冰层超过两英里厚。但由于气候变暖，不久前一块和罗得岛大小相当的巨型冰块断裂后脱离冰盖。我将原来保密的南极洲卫星图片公之于众，以帮助研究正在发生的变化。对切尔西和我来说，此行最刺激的事情就是见到了埃德蒙·希拉里爵士。他曾在50年代到南极探险，是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切尔西的母亲就是因为他才取名叫希拉里的。
回到美国后不久，我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在20世纪的最后一次大会，敦促代表们通过三个决议：加大战胜贫困的力度，使全球经济更加人性化；加大努力制止并尽快结束在民族、宗教、种族和部落冲突中滥杀无辜；加强措施以防不负责任的国家和恐怖组织使用核或生化武器。
月末，我着手处理国内事务，否决了共和党最近提出的减税方案，原因是它“太大、太泛”，给美国经济增加了巨大的负担。根据预算规则，实施此方案必须大量减少在教育、医疗保健和环保方面的预算。这就让我们不能延长社会保障和保健医疗信托基金的时间，不能为保健医疗增加所急需的处方药补助金。
今年的财政盈余预计约为1000亿美元，但共和党的减税方案在十年内将耗资1万亿美元，并称这是基于对预算盈余的考虑。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他们还要保守，如果盈余达不到预计水平，赤字就会再次出现，随之而来的是高利率和经济的低增长。过去五年间，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赤字将以每年13％的速度递减，尽管本届政府经过努力已经接近这一目标，但共和党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会很危险。我请求共和党人能和白宫及民主党人携手工作，遵循制定1996年福利改革法案和1997年《平衡预算法》时所体现的精神。
9月24日，希拉里和我在老总统办公大楼举行活动，庆祝两党在收养体制之外的孩子领养问题上合作成功。相关立法通过后的两年内，领养孩子的数目增长了近30％。我公开称赞了希拉里，她在这一问题上已经付出了20多年的努力；我也称赞了汤姆·迪莱。他或许是国会中这项改革最执著的支持者，而且自己就领养了孩子。
我真希望还有更多这样的合作和胜利，但这是惟一的一次，连迪莱都不相信能够同敌人合作。
党派之争在10月初又有所抬头，参议院因此否决了我对龙尼”阡特任联邦地区法官的提名。怀特是在密苏里州最高法院任职的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颇受好评。密苏里州保守派参议员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在竞选连任时和州长梅尔·卡纳汉激烈竞争，极大地歪曲了怀特在死刑方面的观点，进而将其免职。对于经手的死刑案件，70％怀特都批准了，否决的30％中，有一多半是他和其他法官全体通过的。阿什克罗夫特让他的共和党同事一起参与污蔑，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打击怀特的支持者卡纳汉州长以及密苏里州赞成死刑的选民。
在把批准任命过程变成党派之争方面，阿什克罗夫特绝不是惟一的例子。迄今为止，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多年来一直拒绝参议院在批准黑人担任第四上诉法院法官问题上进行投票表决’，尽管事实是该法院一直没有非洲裔法官。但奇怪的是共和党人却一直不懂为什么非洲裔美国人不肯投他们的票。
我们的两党之争甚至扩展到《禁止核试验条约》。自艾森豪威尔以来，两党的总统都对此条约表示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都同意，核专家也说验证核武器的可靠性不一定需要试验。但我们就是达不到参议院的2／3多数来批准这一条约。特伦特·洛特想让我保证在任期结束前都不再提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是否早已步人他们党的老路，抑或仅仅是不希望我再取得胜利。然而，他们的否决却让美国在要求其他国家不发展和试验核武器方面底气不足。
我继续为艾尔·戈尔和民主党人的选举四处活动，其中有两次是和同性恋活动分子在一起，他们对艾尔和我都非常支持，因为在政府部门有相当数量公开的男女同性恋职员，而且我们强烈支持《反就业歧视法》和憎恨犯罪法案。后者认定由受害者的种族、残疾或性取向而诱发的犯罪为联邦犯罪。只要有可能，我就去纽约州支持希拉里。她可能的竞争对手是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他是个好斗而有争议的人物，但和大多数共和党人相比没有那么保守。我曾和他关系不错，主要是因为我们都支持社区警察服务计划和枪支安全措施。
乔治·w．布什赢得共和党的提名似乎非常顺利，他的几个竞争对手纷纷退出，只剩下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而且毫无竞争力。我第一次见到他阐述“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竞选主题是在艾奥瓦州的一个牧场，对他的竞选印象很深，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方案，而且实际上也是他能让摇摆选民反对拥有65％支持率的现政府的惟一理由。我们创造了19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经济持续增长、犯罪率连续七年下降，对于这些他们无话可说。然而，他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给摇摆选民传递的信息是：“我许诺你们现有的条件不变，但政府会更小，减税会更多。你们觉得怎么样？”在大多数问题上，布什和保守的国会共和党人是一致的，不过他批评了他们的预算对穷人太苛刻，因为该预算通过削减劳务所得扣抵变相地提高了对低收人人群的税收；但对富有的美国人却采取减税政策。
尽管布什是个令人敬畏的政治家，我仍然认为艾尔·戈尔能赢。虽然历史上只有两位副总统直接当选，即马丁·范·布伦和乔治·H．W，布什，但国家此时形势大好，选民非常支持政府。所有竞选总统的副总统都有两个问题：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在任期内干了些什么，所以认为政府的成绩和他们无关，故而把他们定型为二号人物。我竭力帮助艾尔避免此类问题，赋予他重要任务，以便让公众了解他对政府做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然而尽管他毫无争议是历史上最积极、最有影响力的副总统，但认识和现实之间还是有一定差距。
艾尔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借助政府政绩影响的同时又显示其独立性。他早巳声明不支持我在个人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但对于我们共同为美国人民带来的福利，他感到自豪。现在，我想他应该说的是无论谁当选总统，变革不可避免。那么选民有两种选择——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变革还是掉回头去走失败的老路。很明显，布什州长支持“滴人式”经济。那条路曾经走过12年，我们选择的路走了7年，事实证明我们的更好。
选举给了艾尔一个机会来提醒选民：总统即将离任，但共和党在弹劾风波中兴风作浪并支持斯塔尔的人还在；美国需要一个能与之斗争的总统，以避免他们再次滥用职权、避免他们实施以关闭政府为开端的预算战中被我否决的那些苛刻政策。如果选民把选举看成对未来的选择，如果提醒他们共和党所做过的事情，优势就会明显地回到民主党一边。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一问题，而且就发生在一年之内。
媒体有少数人开始散布说如果艾尔失败的话，原因可能在我身上。我便开玩笑地给艾尔打了个电话，说我只对他的胜利感兴趣，如果他认为有必要，我会站在《华盛顿邮报》总部门前的台阶上让他用牛皮鞭子抽我。他故作严肃．地说：“或许我们应该就此做一个民意测验。”我笑着答道：“我们倒要看看是我穿着衬衫效果好还是脱掉更管用。”
10月12日，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被推翻，发动军事政变的是领导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地区部队的穆沙拉夫将军。我担心会失去民主，所以敦促尽快恢复文官政府。穆沙拉夫掌权的直接后果就是：派巴基斯坦突击部队进入阿富汗抓捕或杀死奥萨马·本·拉登的计划被取消。
中旬，肯尼斯·斯塔尔宣布离任。以森特尔为首的法官团任命罗伯特·雷接替，他曾是斯塔尔办公室成员，这之前跟随唐纳德·斯莫尔茨在指控迈克·埃斯皮一案中工作，该案最终失败。在我任期结束前，雷也想分一杯羹：他写了尸份书面声明，称我在证词中作伪证；而且为了让他中止独立调查，我还同意临时吊销自己的律师执照。我怀疑他是否真会指控我，因为一个由两党人士组成的公诉人小组早已在弹劾过程中证明这不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公诉人应该做的。虽然我已经准备好离任后的生活，也不想让希拉里的政治生活更加复杂，但是对故意作伪证的说法我不能同意，因为我从未做过。我仔细阅读了自己的证词，只发现几处提供的答案不准确，然后我给了雷一份声明，内容是：尽管我尽力依法作证，但回答还是有几处错误。他接受了这份声明。在历时六年，花费了纳税人7000万美元之后，白水事件终于结束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分一杯羹。同样在中旬，我邀请高中同学到白宫参加我们35周年同学会——五年前30周年纪念时，我也是这样做的。我很珍惜高中时光，愿意和同学们在一起。这次聚会中好几个人都告诉我他们的生活在这七年中变得更好了。一个人的儿子还说他认为我一直是个好总统，但“我最敬佩你的还是你经受住了弹劾的考验”。这句话我经常听到，遇到挫折或是犯了错误的人感觉无望时常常这样说；我不放弃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因为这是他们惟一的出路。
月末，参议院的拖延策略再次扼杀了经济改革方案；我们庆祝美国服务队成立5周年，该组织现有成员已达15万名；希拉里和我在白宫举办了慈善大会，希望增加慈善施舍的金额和影响；我们举行了“希拉里的星光大道”活动，庆祝希拉里的生日，同时也是追念百老汇明星在1992年为我付出的努力。
11月初，我去奥斯陆参加伊扎克·拉宾遇刺四周年纪念，表示对他的缅怀，并同正在那里举行谈判的巴以双方再次携手致力于和平进程。挪威首相谢尔·邦德维克一心想让奥斯陆举行的这次活动能推动和平步伐。我们驻挪威大使戴维，赫梅林有着挪威一犹太血统，他闲不住，也想尽一份力，就忙着为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准备符合犹太教饮食习惯的热狗。西蒙·佩雷斯和利娅·拉宾也在场。活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不过我确信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早就想完成和平进程，并希望是在2000年完成。
这时，有媒体记者问我对自己功过的评价。比如，人们会因为经济繁荣而记住我吗？会因为促进和平而记住我吗？我尽力让自己的回答不仅包括具体成就，还要体现我希望美国展现的潜力和凝聚力。但事实是，我没有肘间考虑这些。我想全力以赴，直到卸任那一天。功过自会有人评价，或许要等到我去世后很久。
11月4日，我开始了又一轮“新市场计划”巡回旅行，这次是去纽瓦克市、哈特福德市和阿肯色州的赫米蒂奇镇。在我的帮助下，这个小镇让70年代末迁徙到此种马铃薯的工人获得了生活设施。最后一站是和杰西·杰克逊、众议院议长哈斯特尔特一起到芝加哥，他们也决定支持这个计划。杰西穿了一套细条纹的西装，看起来光彩照人，我开玩笑说他为了议长穿得像“时髦的共和党人”。我从哈斯特尔特的支持中得到鼓励，相信明年就能通过这一立法。
本月第二周，我参加了埃尔·弗罗姆主办的网上总统市政厅会议。自我上任以来，网站已从50个增加到900万个，每小时新增网页10万个。能将我讲话变成书面文字的语音识别软件在那时还是新鲜事物，现在已经广泛普及了。有两个人问我离开白宫后准备干什么。那时我还不知道，但已经开始为我的总统图书馆做计划了。
在任职期间我对图书馆和展品考虑了很多。每位总统都要筹集资金兴建自己的图书馆，还要资助正常运行，然后国家档案馆派人负责物品的编排和管理。我仔细审阅了几位设计师的图样，也参观了很多总统图书馆。绝大部分到图书馆的人都是来看展品的，但建筑必须适合保存这些承载历史的记录。我希望展览厅要宽敞、漂亮、光线充足，希望展出的物品能够反映美国奔向21世纪的历程。
我选择了吉姆·波尔谢克及其公司作为建筑设计师，主要是因为他设计了纽约市的“玫瑰土地与空间中心”，一个钢筋玻璃的建筑里飘浮着巨，大的球体。
我请拉尔夫·阿普尔鲍姆设计展厅，他为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所做的设计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两部分工作都已展开，但没完成前波尔谢克就称我是他有过的最差客户，因为即便他六个月后拿仅仅改动过一点的图纸来给我看，我也会发现并询问原因。
我希望把图书馆设在小石城，以此来报答阿肯色州对我的养育之恩，而且这个图书馆位于美国的中心地带，所以不便去华盛顿或纽约的人们可以直接去那里。在市长吉姆·戴利和市委员会成员迪安·孔普里斯博士的倡议下，小石城在老城区沿阿肯色河划拨了27英亩土地；老城区正在改造，而且离老州议会大厦不远，我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在此发生。
除了图书馆，我还计划写一本关于我的生活和总统生涯的书，而且必须努力工作三到四年来还清打官司的欠债，买房子——两套房子，如果希拉里竞选参议员成功的话——再给她和切尔西准备些钱。然后，我就想把余生奉献给公众服务。吉米·卡特在卸任后做得非常好，我想我也能够。
中旬，我离开美国对土耳其、希腊、意大利、保加利亚、科索沃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启程的当天，科菲·安南宣布塞浦路斯总统格拉夫科斯·克莱里德斯和土耳其塞浦路斯族领导人拉乌尔·登克塔什将于12月初在纽约举行：接近会谈”，我对此表示赞赏。塞浦路斯在1960年从英联邦获得独立。1974年，当时的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被希腊军事政权策动的政变推翻。土耳其政府迅速做出反应，派军队到塞浦路斯保护那里的土耳其塞浦路斯人，于是国家分裂，在塞浦路斯北部建立了一个实际存在的土耳其飞地，许多居住在该地区的希腊人则迁移到南部。南北分裂的局面就此形成，土希两国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希腊希望土耳其从塞浦路斯撤军，并想找到至少让希腊人返回北部的解决方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因而希望秘书长的努力能够成功。但结果令人失望，塞浦路斯问题依旧是希土两国和解的障碍，也阻碍了土耳其全面融人欧洲的步伐，我只能在离任时留下遗憾。
在我优先考虑的预算项目中，我们就三项与共和党领导人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提供资金增加10万名教师，让参加课后补习的学生增加一倍，偿还并最终还清我们欠联合国的会费。而且，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迪克·霍尔布鲁克就债务问题已经和杰西·赫尔姆斯及其他对联合国持怀疑态度的人研究出了方案。花费的时间比迪克在波斯尼亚调停的时间都要长，但我不敢确定是否还有其他人能胜任此职。
希拉里、切尔西和我抵达土耳其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远比一般访问时间长。我希望帮助经受了两次大地震的土耳其人，鼓励他们继续和美国及欧洲合作。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并希望加入欧盟，我多年来对此一直非常支持。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在选择未来发展道路上将会对21世纪的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土耳其便是其中之一。如果土耳其能够和希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并与国内不安定的且时常受压制的少数民族库尔德族和平共处，保持其世俗穆斯林民主的特点，它将成为西方国家认识新中东的窗口。如果中东和平成了不断升级的伊斯兰极端运动的牺牲晶，那么稳定、民主的土耳其也能成为阻挡其进入欧洲的堡垒。
我很高兴又见到德米雷尔总统。他具有远见卓识，希望土耳其能成为东西方的桥梁。我也在最大程度上就此远景向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及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阐述自己的观点，敦促他们放弃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解决同库尔德人和希腊人之间的问题，尽快取得欧盟成员国的身份。
次日，我向在伊斯坦布尔的美国及土耳其商界领袖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讲话，此前去了位于伊兹米特的灾民驻地看望地震中的受害者。我们慰问了几个家庭，他们的全部财产在地震中荡然无存。我感谢了包括希腊在内的所有对灾民提供帮助的国家。在这之后不久，希腊也发生了地震，土耳其同样伸出了援助之手。如果地震都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话，大地停止晃动时他们就应该能更好地加强合作。
在土耳其民众眼中，我的整个行程都是为了看望地震中的受灾者。一次我抱起一个小孩，他伸手抓住我的鼻子，切尔西蹒跚学步时也经常这样，一位摄影师抓拍了这个镜头。第二天土耳其各家报纸纷纷刊登，其中有一家的标题是：“他是个土耳其人！”
我们全家参观了以弗所遗址，包括罗马帝国时期最大的图书馆以及圣保罗曾经布道的露天竞技场。随后我参加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54国会议，该组织最初建立于1993年，目的是推动．民主、人权和法治。这次会议的主题有：支持《巴尔干稳定公约》；就车臣持续危机形成决议，以便结束针对俄罗斯的恐怖行动和对车臣平民滥用武力。我还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的领导人签署了协议，承诺美国将帮助他们铺设两条石油管道，把原油从里海直接输送到西方，不经过伊朗。不论伊朗在未来选择什么道路，这个协议对于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未来的稳定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让人着迷，它历史悠久，是奥斯曼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国都。作为另一项促进和解的措施，我拜访了所有东正教教堂共同的普世牧首——君士坦丁堡的巴多罗马，并要求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重新开放东正教隐修院。牧首赠给我一幅精美的卷轴，上面写有《圣经·新约》中《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内容，他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开头是这样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在土耳其时，白宫和国会就预算达成协议，除了通过我有关教育的提案之外，还提供资金安排更多警察巡逻，同意土地遗产提案，支持《怀依和平协定》中我们做出的承诺，批准针对最贫穷国家的新的免除债务提案。共和党同意放弃他们在拨款法案中最具破坏力的反环保附加条款。
北爱尔兰也有好消息，乔治·米切尔同各方达成协议，保持与新政府同步行动，并在托尼·布莱尔和伯蒂·埃亨的帮助下解散军队。听到这一消息时，伯蒂和我还在土耳其。
在雅典，一大早我就和切尔西一起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雅典卫城。然后，我对美国支持1晰年控制希腊的反民主专制政权向公众表示歉意，重申致力于合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并以此作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前提条件。我对科斯塔斯，西米蒂斯总理在科索沃冲突中始终和盟军站在一起表示感谢。希腊人和塞族人都信奉东正教，所以这样做并不容易。会议结束时，不论是在同土耳其和解的问题上，还是在解决塞浦路斯争端后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总理的宽阔胸怀都让我深受鼓舞；两国外长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乔治·帕潘德里欧和伊斯梅尔·杰姆，他们都是有远见的年轻领导人，正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这也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我离开希腊，飞往佛罗伦萨，达莱马总理在那里主办了又一次“第三条道路”会议。这次会议带有明显的意大利风情，歌手安德烈·波切利在宴会上唱歌助兴，奥斯卡奖获奖演员罗贝尔托·贝尼尼不停地逗我们发笑。他和达莱马两人搭档真合适——精干、好客、有激情，总是能找到让人开心的事情。我见到贝尼尼时，他说完“我爱你！”就一下和我拥抱在一起。当时我就想或许该到意大利来竞选；我一直很爱这里。
这是迄今为止“第三条道路”最富成果的一次会议。托尼·布莱尔、欧盟主席罗马诺·普罗迪、吉哈德·施罗德、恩里克·卡多佐和法国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都到会了，我们共同商定21世纪内政和外交政策上的前瞻性共识，商定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共识，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努力扩大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并减少其负面影响。
22日，切尔西和我飞往保加利亚，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该国。在亚历山大·内夫斯基大教堂前，我向3万人发表讲话，许诺美国支持他们来之不易的自由、经济发展和与北约的伙伴关系。
在回家过感恩节之前，我们到达出访的最后一站科索沃，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韦斯·克拉克和我在那里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我的讲话不断被人群中呼喊我名字的声音打断。我不愿意破坏这种气氛，但还要努力让他们倾听我的请求，那就是不要以仇恨对待过去的错误，以报复来对待塞族居民，这‘点我私下里也对科索沃政坛不同派别的领导人讲过。那天晚些时候，我去邦德斯蒂尔军营感谢那里的驻军并和他们提前共进感恩节晚餐。很明显，他们对自己的任务非常自豪。不过在年轻士兵中切尔西远比我受欢迎。
当我出访时，我派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和吉恩·斯珀林前往中国，试图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最终协定。这一协定必须足以让我们在国会通过建立和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相关立法。我派吉恩去是想让中方确信我是支持谈判的。谈判进行得一直很艰难，直到最后弓刻，我们才得到反倾销和反进口激增的措施以及中国汽车市场的准人承诺，有了这些就能得到密歇根州民主党国会议员桑迪·莱文的支持，而他的支持则保证了国会通过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从而扫清中国人世的障碍。吉恩和查伦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
感恩节后不久，戴维·特林布尔的北爱统一党批准了新的和平协议，新一届北爱政府成立，戴维·特林布尔任首席大臣，约翰·休姆所在社会民主工党的谢默斯·马伦担任副首席大臣，新芬党的马丁·麦吉尼斯被提名为教育大臣。这一切在不久前想都不敢想。12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在西雅图召开会议，反对全球化的暴力抗议者们将市中心区闹得天翻地覆。但是，正如我对与会代表所讲的那样，大部分示威者采取了和平方式，而且有合法的抱怨理由。这种相互依存的进程恐怕难以逆转，但世贸组织必须更加开放，对贸易和环境问题更加关注。受益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每天人均生活费还不到两美元的不发达国家。在西雅图会议后召开的其他国际金融会议上还会有更多的抗议活动，而且我相信抗议会继续下去，除非我们将目光转向那些感到被抛弃的国家或远远落在后面的国家。
12月初，我可以自豪地宣布：经过七年的努力，目前我国经济创造出200多万新的就业机会，其中80％的职位薪水超出全国平均工资；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失业率降至有史以来最低水平；妇女的失业串也降至1953年以来的最低点，而当时只有极少数妇女外出谋职。
12月6日，我接待了一位特殊的来访者，来自圣路易斯的11岁男孩弗雷德·桑格，同行的还有他的父母和“许愿”基金会的代表们。该基金会专门帮助那些患有严重疾病的儿童实现自己的心愿。弗雷德患有心脏病，几乎不能到室外玩耍。他坚持看新闻，对我的工作出奇地了解。我们谈得津津有味，之后一段时间还保持着联系。在我的任期内，该基金会带来47个孩子和我见面。他们的到来总会使我度过愉快的一天，并提醒自己我为什么要当总统。这个月的第二周，与阿萨德总统通过电话后，我宜布，在一周内以色列和叙利亚将在华盛顿的某个待定地点继续谈判，以尽快达成协议。
9日，我再次回到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参加为六名因公殉职的消防队员举办的葬礼。1998年8月那些阴暗的日子我就是选择在这里度过的。这一不幸悲剧使社区民众和全国的消防队员很受震动，成百上千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挤满了该市的会议中心，还有几人来自海外。这一令人心碎的场景提醒人们消防员的死亡率比警察还高。
一周后，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纪念馆我签署了一项立法，旨在增加劳动力市场中伤残人士的保健医疗和医疗补助金。这是《残疾人法》通过以来，对伤残群体最重要的一项立法，允许有艾滋病、肌肉营养不良、帕金森氏病、糖尿病或严重伤残等情形的无法获得保险的人群二通过“付费”加入保健医疗计划。该立法将使无数人现在能够有工作收入，改变并提高其生活质量，这要归功于残疾人活动分子们的艰辛努力，尤其是我的朋友贾斯廷·达特。这位怀俄明州的共和党人终日与轮椅为伴，但牛仔帽和皮靴却必不可少。
整个圣诞节期间，我们都盼望着除夕夜和新千年的到来。我们全家多年来第一次没有参加复兴周末活动，而是留在华盛顿庆祝新千年。庆祝活动全是自筹资金，我的朋友特里·麦考利夫筹集了几百万美元，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市民提供一个欢度节日的机会。活动包括在史密森学会举行为期两天的公共家庭活动，31日下午的儿童庆祝活动，以及在草地广场举行的昆西·琼斯和乔治·史蒂文斯的音乐会，伴有大型焰火表演。我们还在白宫举行了盛大晚宴，邀请了文学、艺术、音乐、教育、军事等各界知名人士和一些市民团体参加。草地广场上的焰火表演结束后还举行了长时间的舞会。
这是个非常美好的夜晚，但我自始至终都有些心神不定。几周来，我们的安全小组一直高度戒备，因为无数情报表明许多恐怖分子要袭击美国。尤其自1998年使馆爆炸案以来，我一直密切关注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支持者们的动静。我们接连捣毁了20个基地组织的分支，抓捕了恐怖主义特工，破坏了他们针对美国的数次阴谋，而且继续敦促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对阿富汗施加压力让其交出本·拉登。针对目前恐怖袭击的新情况，桑迪·伯杰这个月差不多每天都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开会。
在华盛顿州，一名男子携带炸弹制造物穿过加拿大边境时被捕，他计划炸掉洛杉矶机场。基地组织在美国东北部的分支和在加拿大境内的一个分支被发现并被捣毁。袭击约旦的恐怖计划也被挫败。美国迎来了一个热闹而平安的新千年，这要归功于成千上万人的辛勤工作，或许还有一点运气。无论如何，当新年、新世纪和新千年开始的时候，我满怀欣喜，心存感激。我们的国家形势大好，正以良好的风貌步人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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