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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参议院投票后一周，我给亨利，弗利珀颁发了第一个由总统授予的身后赦免状。弗利珀是西点军校的第一位黑人毕业生，117年前仅仅是出于种族的缘故，他被错判不符合军官身份。和当前的形，势相比，总统处理这样的事情似乎有些无足轻重，然而，纠正历史错误无论对蒙受不白之冤者的后人还是我们大家都有一定的意义。
这个月的最后一周，保罗·贝加拉宣布离开白宫。我珍惜和保罗在一起的日子，从新罕布什尔州开始我们就并肩作战，他聪明、风趣、有战斗力且有效率，在弹劾风波中始终和我在一起。而今，他需要离开，因为家中的孩子需要他多花些时间陪伴。
来自白水事件的惟一消息是要求撤销独立检察官法的决议，美国律师协会的投票结果是一边倒的384票对49票。有报道称司法部正在调查肯尼斯·斯塔尔是否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欺骗了珍妮特·雷诺：一是其办公室与琼斯一案的关联；二是为争取莱温斯基一案的调查权而提供的理由。
3月初，在经历了几个月的艰难谈判之后，政府终于宣布成功地保护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片老红杉林——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黑德沃特兹森林，第二周。我对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以突出新时代民主合作的特点。但不久前，美国还对该地区那些反动政权提供过帮助，不论它们的人权记录有多差，只要它们采取反共立场就行。我视察了当地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及美军的援助；在萨尔瓦多议会发表讲话，那些血腥内战中的敌对双方如今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了；为过去美国在危地马拉的所作所为道歉——所有这些于我而言都是我致力支持的民主进步新时代的象征。
回国后，我们又要应对另一场巴尔干战争，不过这次是在科索沃。一年前，塞族人对有分裂倾向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发起进攻，杀死了许多无辜平民，甚至把一些妇女和儿童活活烧死在家中。塞族人的最后一轮侵略造成又一次难民大量逃离，并增强了科索沃阿族人寻求独立的愿望。这些屠杀不能不让人想起过去的波斯尼亚。像科索沃一样，波斯尼亚要弥合欧洲的穆斯林和塞族东正教基督徒之间的分歧，但600年来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冲突不断。
1974年，铁托批准科索沃自治，允许其成立自治政府并管理学校。1989年，米洛舍维奇将自治取消。自此，该地区局势日趋紧张，并于1995年波斯尼亚确立自治地位时爆发冲突。我决心不让科索沃变成另一个波斯尼亚，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也这样认为。
1998年4月，由于塞尔维亚不肯结束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敌对状态，也未能与后者开始对话，联合国决定对其实行武器禁运，美国及其盟国则对其进行经济制裁。6月中旬，北约已开始策划一系列军事行动以结束双方的暴力冲突。夏季来临时，迪克·霍尔布鲁克重返该地区，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僵局。
7月中旬，塞族军队再次向科索沃发动进攻，开始了长达一个夏天的侵略，这最终迫使30多万阿族人流离失所。9月下旬，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另一项决议，要求结束这种敌对冲突。月末，我们又赋予霍尔布鲁克一项新的使命：去贝尔格莱德力劝米洛舍维奇。
10月13日，北约威胁说如果塞尔维亚不遵守联合国决议，将在四天内对其实施打击。由于4000名南斯拉夫特警从科索沃撤离，打击行动暂缓执行。局势曾一度有所好转，但1999年1月，塞族人又开始屠杀科索沃无辜平民。由此看来，北约发动空袭在所难免。我们决定再做一次外交努力，但对于结果我并不抱乐观态度。因为各方的目的相去甚远。美国和北约希望科索沃取得政治上的自治，即1974年至1989年南斯拉夫宪法规定的内容；希望派遣北约领导的维和部队以保证科索沃平民，包括在当地只占少数的塞族人的和平与安全。米洛舍维奇却想继续控制科索沃，反对在那里部署任何外国军队。科索沃的阿族人想获得独立，但内部意见也不统一。影子政府的领导人鲁戈瓦说起话来声音柔和，特别喜欢戴围巾。我确信可以与他达成和平协议，但没有把握的是科索沃的另一个主要派别——科索沃解放军，它由一个叫萨奇的年轻人领导。科索沃解放军倾向于独立，并且认为他们有能力和塞族军队作战。
2月6日，冲突各方在法国的朗布依埃就协议细节进行磋商。该协议将恢复科索沃自治，以北约领导的军事行动保护科索沃人民的安全，解除科索沃解放军武装，并允许塞族军队继续在边界巡逻。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英国国务大臣罗宾·库克都积极地促成该政策。在美国大使克里斯·希尔、欧盟大使及俄罗斯大使的协调下，双方进行了一周的谈判，但马德莱娜发现他们都反对协议内容：塞族人不想让北约维和部队介入；科索沃人不愿接受自治，除非同时保证让他们就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决；而科索沃解放军对必须解除武装一事也极为不满，部分原因是他们不能确信是否可以信赖北约部队的保护。所以我们决定在该协议中使用推迟全民公决的办法，但并不是永远对此予以否决。
2月23日，包括萨奇在内的科索沃阿族人原则上接受了此协议，回国进行宣传，并于3月中旬飞抵巴黎签署了最终文件。塞族人拒不参加签字仪式，并派4万名塞尔维亚士兵集结在科索沃及其周边地区。米洛舍维奇重申他永远不会答应外国军队踏上南斯拉夫的土地。我派迪克·霍尔布鲁克去和他进行最后一次交涉，但即使是迪克也没能使他让步。
3月23日，霍尔布鲁克离开贝尔格莱德之后，在我的全力支持下，北约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向韦斯·克拉克将军下达了空袭命令。同一天，参议院以58票对41票的两党多数表示支持该行动。3月上旬时，众议院曾以219票对191票的结果支持在签署和平协议的前提下向科索沃派遣美军。在投赞成票的著名共和党人中，有众议院新议长丹尼斯·哈斯特尔特，以及亨利·海德。当海德议员说美国应该反对米洛舍维奇和种族清洗时，我笑了，心里想，杰基尔的一面终于让我发现了。
多数国会议员和所有北约盟国都赞成实施空袭，可俄罗斯不同意。总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正亲自前来美国与艾尔·戈尔会面。艾尔告诉他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打击已是箭在弦上，普里马科夫下令专机掉头，飞回莫斯科。
24日，我向美国民众发表讲话，解释要开始的行动及其原因。我告诉大家米洛舍维奇剥夺了科索沃人民的自治权，拒绝赋予他们受宪法保护的权利：讲母语、办学校和自治。我还描述了塞族人的种种暴行：杀害平民，烧毁村庄，让总共25万人流离失所，过去五周里就有6万。最后，我又讲到米洛舍维奇曾对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发动的战争，以及他的屠杀行径对欧洲未来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此次轰炸行动有三个目的：让米洛舍维奇明白我们让他停止另一轮种族清洗不是在开玩笑；阻止其对科索沃无辜平民的更血腥进攻；如果他不尽快认输的话，将对塞族的军事实力予以沉重打击。
当晚，北约开始了空袭。此次行动将持续11周，因为米洛舍维奇仍在继续屠杀科索沃阿族人，并迫使近100万人背井离乡。炸弹将对塞尔维亚的军事和经济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当然令人遗憾的是，有时它们也会偏离既定目标，夺去那些我们正在设法保护的人们的生命。
有人认为派遣地面部队可以使战果更为巩固。这一观点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等到有足够的士兵、足够的装备完成部署时，塞族人早就造成了更为巨大的灾难；其二，地面进攻所造成的平民伤亡可能比投掷炸弹要多，尽管炸弹也会造成误伤，但在没有足够把握确保胜利的前提下，我没有理由采取可能丢掉更多美国人生命的做法。我们的策略常常遭到马后炮式的指责，但从不半途而废。
月末，股市收盘从我刚就职时的32印点首次突破1万点大关。我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丹·拉瑟的采访，结束了科索沃问题的广泛讨论之后，丹问我是否期待着成为一名美国参议员的丈夫，因为那时有很多纽约州的官员同查理·兰热尔一道请希拉里考虑参加竞选。我告诉拉瑟，我不知道她会做出何种选择，但如果她竞选并成功了，“她将干得非常出色”。
4月，科索沃冲突进一步加剧，我们将轰炸扩大到贝尔格莱德市区，目标包括内政部大楼、塞尔维亚国家电视台、米洛舍维奇的政党总部和他的家。同时，我们还大大增加了对其邻国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的经济援助，并派去更多的部队，以帮助应付潮水般涌人的难民。到月底，米洛舍维奇依旧没有认输，我们的政策却遭到了两方面的反对。托尼·布莱尔和一些国会议员认为该派遣地面部队，可是众议院却投票否决没有国会事先许可就派遣地面部队的做法。
我依然相信空袭会有效果，而且希望等到维和阶段再派遣地面部队。4月14日，我给鲍里斯·叶利钦打电话，请求俄军像在波斯尼亚一样参加战后的雏和部队。我认为俄军参加会帮助保护在科索沃的塞族人的安全，而且还能给米洛舍维奇一个体面的台阶，让他不再反对外国军队的介入。
4月还发生了很多事情。5日，利比亚终于交出了造成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1田航班在苏格兰小镇洛克比上空发生空难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他们将会在海牙受到苏格兰法官的审判。白宫多年来一直对此事十分关注，我不断给利比亚方面施加压力，同时联系遇难者家人，通知他们最新进展，并同意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为死难者建造纪念碑。这是美国和利比亚关系解冻的开始。
本月第二周，中国总理朱镕基第一次访问白宫，意在扫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剩余障碍。双方在缩小分歧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希望中方在更大程度上开放汽车市场；中方则要求我们在其人世后的五年内取消对其产品的反“激增”协定。据此协定，美国可以限制非正常经济因素导致的中国进口产品的突然大幅增加。这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从俄罗斯、日本等国进口钢材时碰到过类似问题。
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告诉我中国在人世问题上做了长时间的努力，我们应该在朱总理访美期间解决此事，以免削弱他在国内的影响。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桑迪·伯杰同意她的意见，但经济方面的其他官员——鲁宾、萨默斯、斯珀林、戴利一以及波德斯塔和我的立法法律助手拉里·斯坦则不同意。他们认为如果谈判不取得更大进展，国会将会拒绝这一协议，否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
正式访问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白宫的黄色椭圆厅与朱总理会晤。我坦率地告诉他我的顾问团意见不一，但如果他此行达成协议十分重要的话，我们可以连夜研究。他回答说如果时机不成熟，我们可以等待。
不幸的是，有消息传言我们已经达成协议，所以当协议最终没有达成时，朱总理因为做出让步而受到伤害，我也因为在反对势力的压力下拒绝一个好的协议而受到批评。这一情况因媒体中出现的大量反华内容而变得更糟。关于中国政府在1996年美国大选时提供政治献金的传言还没有解决，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美籍华人李文和又被指控将敏感技术泄露给中国。我们都希望中国今年能够加入世贸组织，但现在看起来难度会更大。
4月12日，陪审团对肯尼斯·斯塔尔起诉苏珊·麦克道戈尔一案做出裁决，对她的两项指控分别是阻挠司法罪和一再拒绝在大陪审团前作证的蔑视法庭罪。阻挠司法罪被判不成立，而在判定蔑视法庭罪不成立时，据媒体报道，陪审团却以7票对5票陷入僵局。这个结果让人惊奇。麦克道戈尔承认她曾拒绝出庭作证的传唤，原因是她不相信斯塔尔和他的主要副手希克·尤因。现在，她在公开法庭上表示，愿意回答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曾经在秘密大陪审团面前想问的任何问题。她说尽管自己已得到法律赦免，但还是拒绝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合作，因为斯塔尔一伙人一再想让她说谎来证明希拉里和我有罪，而且她相信如果自己在大陪审团面前讲真话，斯塔尔就会因她拒绝说谎而指控她。在辩护结束前，她请出了朱莉·希亚特·斯蒂尔，后者证明斯塔尔对她的做法也是如出一辙，在两次拒绝帮他在大陪审团前作伪证之后，他就对她进行了指控。
虽然这一成功不能追回苏珊·麦克道戈尔失去的年华，但是其结果对斯塔尔却是沉重的打击，对所有在生活上、经济上被他伤害的人来说更是一个心灵20日，美国又发生了另一起严重的学校枪击事件。在位于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的哥伦拜因中学，两个全副武装的学生向同学开枪，打死12人，伤及20多人，随后两人开枪自杀。情况本来会更糟，幸亏一位老师把许多学生带到了安全地带，他自己后来却因伤势过重而死亡。医生和警察也挽救了很多生命。一周后，在部分两党国会议员及一些市长的陪同下，我宣布采取一些措施让枪支更难落到那些不该拥有它们的人手里：实施布雷迪法，不准有暴力倾向的年轻人持枪；堵塞“枪展会滥售枪支的漏洞”，对于在枪展会之类场合而非枪支商店买枪的人必须进行背景调查；打击非法贩卖枪支；限制少年拥有攻击性步枪。我还建议拨款以帮助学校建立行之有效的犯罪预防和冲突解决方案，正如我刚刚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T．C．威廉姆斯中学所看到的那样。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把我的提议称为“典型的膝跳应激反应”，汤姆·迪莱指责我利用哥伦拜因中学事件捞取政治资本。但这一立法的主要发起人，纽约州的国会议员卡罗琳·麦卡锡却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在一辆上下班的火车上，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用手枪将她丈夫打死，儿子重伤，而这个人本不应当拥有这把枪。全国来复枪协会和其支持者把这归咎于我们的暴力文化。儿童接触到太多的暴力镜头，这一点我同意。这也是为什么我支持艾尔·戈尔和蒂珀·戈尔在新电视机中加装V芯片的呼吁，这样父母就能避免儿童接触过多的暴力镜头。但这些暴力文化只能让我们进一步加强努力，不让儿童、罪犯和精神不稳定的人有机会拿到枪。
月末，希拉里和我在华盛顿主持了最大规模的一次首脑会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和平伙伴的领导人济济一堂，庆祝北约成立50周年，并重申我们在科索沃问题上取得胜利的决心。之后，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埃尔·弗罗姆以及西德尼·布卢门撒尔又组织了一次有关“第三条道路”的会议，这一思想由我和布莱尔共同倡导，突出了我们的价值观、思想和战略，与会者有德国的吉哈德·施罗德、荷兰的维姆·科克、新任意大利总理马西莫·达莱马。这一次，我侧重于加强相互间的积极联系、减少分裂和破坏的因素，在经济、社会以及安全政策方面达成国际共识，以便这些成果在我离任后能继续发挥作用，造福于美国和世界。“第三条道路”的发起和北约成员国及其使命的扩大让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但与许多很好的方案一样，这些都会因为意外事件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尤其是面对日益增长的对全球化的敌视和恐怖主义的抬头。
5月初，杰西·杰克逊劝说米洛舍维奇释放三名美国军人，他们是在塞族人与马其顿共和国接壤的边界被抓住的。这之后不久，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训练中坠毁，两名美军士兵丧生，成为我们在这次行动中的惟一伤亡。鲍里
斯·叶利钦派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来见我，商讨俄罗斯结束这场战争的意向，以及参与随后维和行动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我签署命令，再给韦斯·克拉克增派176架飞机，继续施加压力。
5月7日，我们遭受了这次行动中最严重的政治挫折——北约军队轰炸了在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造成三名中国公民死亡。我很快得知炸弹命中的是预定目标，但根据中央情报局过时的地图，中国大使馆所在位置被错误地标为一幢用于军事用途的塞尔维亚政府办公楼。这类错误正是我们一直要极力避免的，因为军方一般使用航空摄影确定目标；而且在此之前，我和比尔·科恩、休·谢尔顿、桑迪·伯杰一周见面几次，确定要轰炸哪些有影响的目标，以最大限度削弱米洛舍维奇的力量，并将平民伤亡降至最少。事件发生后，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极其沮丧，立刻给江泽民主席打电话道歉，但是他没有接，所以我在公众场合一再道歉。
接下来三天，抗议在中国各地不断升级。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形势尤为严峻，尚慕杰大使发现自己已被团团包围。中方认为轰炸是蓄意所为，拒绝接受我的道歉。我最终在14日和江主席通上了电话，我再次表示道歉，说我敢确定他不会相信我会故意命令轰炸大使馆。江主席说他知道我不会这样做，但也说他确信五角大楼或中央情报局中有些不愿意看到我和中国接触的人，可能会故意在地图上做手脚，从而在两国间制造麻烦。他说，很难相信像美国这样技术如此先进的国家会犯这种错误。
我自己也很难相信，但事实不容改变。最终我们克服了这个障碍，但道路曲折而又漫长。我随即任命海军上将乔·普理赫担任新的驻华大使，他即将以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的身份退役。中国军方非常尊敬他，我相信他能帮助修复两国间的关系。
5月下旬，北约批准在冲突结束后派4．8万人的维和部队进驻科索沃。我们也在秘密磋商，考虑是否应当派地面部队提前进入，因为情况表明在冬季大雪封山之前，空袭不会完全达到效果。桑迪·伯杰为下一步的行动准备预案，我也准备好了必要时派遣部队，但我仍然相信空袭会成功。27日，海牙国际法庭法官指控米洛舍维奇犯有战争罪。
5月，世界各地事情不断。月中，鲍里斯，叶利钦在杜马弹劾投票中获胜。17日，内塔尼亚胡谋求连任时败给了工党领袖，退役将军埃胡德·巴拉克。巴拉克是以色列历史上获得勋章最多的军人，博学而且多才多艺。他在斯坦福大学经济工程系统专业攻读过研究生课程，钢琴水平可以举办音乐会，还有修表的爱好。他从政仅仅几年，剪得很短的头发、犀利的目光、斩钉截铁而时有停顿的讲话充分反映了他的军人出身，不知是否适应即将要膛过的这潭政治浑水。他的胜利清楚地表明以色列人在他身上看到了伊扎克·拉宾的影子：在安全的前提下谋求和平。而拉宾正是他所崇拜的人。同样重要的是，巴拉克极大的获胜优势让他有机会在议会组成执政联盟，这就可以确保采取通向和平的艰难步骤，内塔尼亚胡总理从未具备这样的条件。
第二天，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来见我，他对和平充满了希望，决心成为像他父亲一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他对自己国家以及和平进程所面临的挑战非常清楚，他对经济学非常了解，知道发展对和平与和解的促进作用，这些都让我感到吃惊。会晤后，我深信新国王和他的妻子，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王后拉妮亚，都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成为该地区的积极力量。
5月26日，比尔·佩里把我的亲笔信带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信中提出了一个路线图，表示美国将会提供广泛的援助，前提仅仅是他放弃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导弹计划。1998年，朝鲜在结束其远程导弹试射方面采取了建设性的步骤，我想佩里此行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两天后，希拉里和我来到佛罗里达州北部白橡树种植园的一个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休养地，那里保存着美国最大的野生猎物群。我凌晨4点钟起床，通过电视观看了尼日利亚新总统，前将军奥卢塞贡·奥巴桑乔的就职演说。独立之后，尼日利亚一直饱受腐败、地区和宗教争端以及社会局势恶化的影响。尽管石油产量很大，该国却发生周期性的供电中断和燃料短缺。奥巴桑乔在70年代的一次军事政变中掌权，并遵守诺言在新大选一开始就远离政治。后来，他因为不同政见被捕入狱，在此期间，他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并就自己的信仰写了不少书。尼日利亚是撒哈拉南部人口最多的国家；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一个更兴旺的尼日利亚该地区怎么会有光明的未来。听完他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后，我希望奥巴桑乔能够在别人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
在国内问题上，我于5月初宣布了一项重要的空气净化措施。我们已将化工厂排放的有毒气体减少了90％，并且制定了严格的标准来减少导致成百万例儿童哮喘的煤烟。5月1日，经过与工业、环境和消费团体的深入磋商，我宣布环境保护局长卡罗尔·布朗纳将颁布一项新的规章：要求所有客运车辆，包括那些耗油量大的运动型多功能车，都要达到同样的环保标准；并且在五年内将把汽油中的硫含量减少90％。
我还宣布了一项新的措施以预防犯罪。拨专款用于10万名警察上街值勤（其中多半以上已经开始执行任务）；扩充社区警察服务计划，在犯罪高发区再雇用5万名警察；另外，凡非法拥有或非和平目的使用可制成恐怖袭击武器的生物制剂，将被判违反联邦法律。
12日是最令人难过的一天，鲍勃·鲁宾即将卸任。我认为他是自合众国早期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最优秀、最重要的财政部长。鲍勃还是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在这两个职位上，他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共同努力，恢复经济增长并让更多的美国民众得到实惠；防止和抑止国外金融危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以应对经济全球化，举例而言，每天都有1万多亿美元跨国流通。在弹劾的磨难中，他还是我坚定的支持者。我向内阁致歉时，他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而且不断提醒与会者应以支持总统为荣，并告诫他们不要过于挑剔。其中一位年轻人还告诉我，鲍勃曾说如果寿命够长的话，他也可能会做一件让他引以为耻的事。
鲍勃到政府就职的时候，他或许是我们中间最富有的。他对1993年经济改革，即对收人最高的美国人增税表示支持后，我开玩笑说，“鲍勃·鲁宾来华盛顿是为了帮我拯救中产阶级，但离开时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现在鲍勃即将卸任，我觉得自己不必再为这事担心了。
我任命鲍勃的副手，能干的拉里·萨默斯接替他。拉里在过去的六年中经历过所有最棘手的经济问题，颇有经验，而且我还任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梅尔金和阿赫蒂萨里去塞尔维亚劝说米洛舍维奇放弃无用的抵抗时，他确保了我们和俄罗斯采取一致的立场。
11日，我带国会代表团去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专门对B-2隐形轰炸机的机组和地勤人员表示感谢。该轰炸机从密苏里飞到塞尔维亚然后再返回，中间不停，任务是完成最擅长的夜间轰炸。在科索沃空袭中共出动飞机3万架次，仅损失两架飞机，而且机组人员全部安全返回。
空袭成功结束后，约翰·基根，或许是健在的研究战争问题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在英国报纸上撰写了一篇关于科索沃战争的激动人心的文章。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原以为空袭不会奏效，但是错了。他说以往类似的行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炸弹偏离目标，而在科索沃战场上使用的武器比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更为精确；尽管在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有一些炸弹偏离方向，但平民的伤亡远比伊拉克战争少。至今我仍然相信空袭比派遣地面部队能更好地减少平民的死亡，但为了让米洛舍维奇屈服，后一步我也不得不走。科索沃空袭的成功在战争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事情结束前还有一个紧张的插曲。武装冲突正式结束后两天，载着约200名俄罗斯士兵的50辆军车从波斯尼亚突然进入科索沃，在没有征得北约同意的情况下占领了普里什蒂纳机场，比联合国授权的北约部队早了四个小时。不过俄国人声明他们的意图是保证机场的安全。韦斯·克拉克脸色铁青，我没有批评他，因为我知道这不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曲。由于和我们合作，叶利钦在国内受到了同情塞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指责，我想他此举只是给他们一点暂时的安慰。很快，英军指挥官迈克尔·杰克逊中将就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6月18日，国防部长科恩和俄罗斯国防部长达成协议，俄军将参加由联合国授权的北约部队在科索沃的行动。6月20日，南斯拉夫军队完成了全部撤离。据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估计，仅仅两周后就已经有76．5万名难民返回科索沃。
根据我们在波斯尼亚的经验，即便是冲突结束后在科索沃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帮助难民安全返回；清除雷场；解除科索沃解放军的武装；为居住在该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创造寻个安全的环境；组织文职政府；协助恢复经济。尽管美国在空袭中承担了最主要的责任，但这些工作中的大部分都需要我们的欧洲盟友去做。
尽管前面还有重重挑战，我却有巨大的解脱感和满足感。米洛舍维奇挑起民族和宗教争端，十年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血腥做法终于走到了尽头。焚烧村庄、杀戮无辜已经变成历史。我想米洛舍维奇也会成为历史，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同俄罗斯达成协议那天，希拉里和我在德国科隆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八国峰会。这次峰会成为我任职八年来类似会议中最重要的一次。除了庆祝科索沃冲突成功结束，我们还批准了财政部长们关于改进国际金融体制和国内相关政策的建议，以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另外，我们还宣布了一个提议：如果穷国答应将所有储蓄用于教育、医疗保健或经济发展，就为他们提供一次大规模的新千年债务免除。该倡议也是为了响应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我的朋友博诺为首的来自全世界的要求免除债务的呼声。
峰会之后，我们飞抵斯洛伐克，感谢该国人民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北约的支持及对难民的帮助。然后去了马其顿，尽管面临国内经济困境和种族紧张局势，马其顿总统基罗·葛利戈洛夫还是接纳了30万难民。在斯科普里的难民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一同慰问了部分难民，倾听了他们的悲惨经历和可怕遭遇。我们还会见了驻扎在那里的国际安全部队成员，并让我有机会第一次亲口向韦斯·克拉克致谢。
6月，竞选局势开始趋于白热化。16日，艾尔·戈尔宣布竞选总统，他的可能对手是州长乔治·W．布什。布什是共和党右翼和当权派们共同支持的候选人，而且筹集的资金已经超过艾尔和他党内的主要对手，前新泽西州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所得筹款的总和。希拉里竞选纽约州参议员的事情也在进展中。当我卸任时，她在我的政治生涯中已经辅佐了我超过26年，我非常愿意用下一个26年全力支持她。
大选开始后，我极为重视在国会和政府保持行动的势头。一般说来，如果总统选举开始加温，而现任总统又不参加竞选，那么自然就会有些惰性。一些民主党人认为如果通过新的小型立法，他们的局面会更好些，能更好地同共和党人控制的“一事无成”的国会进行竞争。但很多共和党人就是不想让我再得到胜利，而且让我吃惊的是，弹劾都已经过去四个月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我还是那么刻薄，别忘了我从没有对他们进行过指责，无论在公众场合还是在私下见面时。
每天早晨醒来时，我尽量把痛楚搁在一边，本着和解的心态继续工作。共和党人像是重新回到了1992年以来就一直叫嚣的话题：我是个毫无个性、不值得信赖的人。在科索沃冲突期间，一些共和党人挖空心思地让我们失败，一名共和党参议员竟然给出这样的理由：他的同事们之所以没有全力支持美军的行动，是因为对我失去了信任。他们在反对种族清洗的问题上措施不力，却硬要嫁祸到我头上。
在我看来，共和党人是想把我逼人绝境。如果我在公众场合显得诚惶诚恐，他们会说我已被挫败，无力继续领导；如果看到我高高兴兴，他们会说我得意，像是做了坏事又全身而退。参议院宣布我无罪六天后，我去了新罕布什尔州庆祝我在该州赢得初选胜利七周年。国会中一些专门批评我的人说我本不该高兴，但我很高兴，而且有足够的理由高兴：我的所有老朋友都来看我；我遇到一个小伙子，他说他第一次参加投票就把票投给了我，而且我兑现了竞选时的承诺；我遇到一位女士，她说我曾经鼓励她不要依赖福利救济，回学校学习后当了一名护士。1999·年，她成为新罕布什尔州护理委员会的成员。就是为了这些人，我投身了政治。一开始，我无论如何也搞不懂，共和党人和一些评论家们怎么会说我干了坏事又没受惩罚。公众的羞辱，给家人带来的痛苦，打官司的高额债务，琼斯案的尴尬胜利，多年来希拉里所承受的来自媒体和法律上的伤害，以及华盛顿和阿肯色州无数无辜者被起诉并蒙受经济损失时我感到的无助——所有这一切带给我无尽的伤害。我已经表示道歉，并且尽量在与共和党人相处时表现出真诚。但这一切居然不够，而且永远不会够。原因很简单：我挺过来了，并且还要继续为自己的信念服务和战斗。无论是开始、过程中，还是最终，我和新右翼共和党人的斗争都是因为权力。我认为权力来自于人民，应由人民决定是否给予。他们认为人民选择了我两次是个错误，并铁了心用我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来为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攻击辩护。
我确信自己采取的积极策略对我个人和工作而言都是正确的，但不敢确信它在权力之争中必然有效。共和党越是费力地攻击我，肯尼斯·斯塔尔在弹劾期间的所作所为在我的记忆中就变得越淡。很自然，媒体总是关注今天的事情，而不是昨天的。冲突会不断制造新闻，这就给喜欢制造麻烦的人创造了很好的机会，但他们暗地里的攻击是否公平却无人过问。不久，媒体就不会问我是否能够原谅和忘记，而会追问那些听起来最诚挚的问题，诸如我是否还有做领袖的道德权威。共和党人也开始不停地攻击希拉里，因为如今的希拉里是在政界寻求自身发展的女强人，而不是站在犯了错的丈夫身边让人同情的妻子。总的说来，对眼下的事情我依旧感觉良好：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对我工作业绩的支持率也不低，而且我们仍有很多事要做。
尽管我时常为铸成的过错感到懊恼，但是离开人世时我会为自己在弹劾一战中艰辛的奋斗感到骄傲，这是我和我毕生反对的势力之间进行的一场最后决战。他们固守着南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旧秩序，给我生长于其中的白人工人阶级带来种种不安和恐惧；他们反对妇女解放运动、环保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和其他促进国家进步的努力，认为这些统统违反了所谓的伦理；他们认为政府应该为有权阶级谋福利，支持有利于富人的减税，而非医疗保健和儿童教育。
从童年起，我就站在这些人的对立面。起先，那些反动的、支持分裂的、维持现状的势力是以反对民权的民主党人为代表。当民主党在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的领导下投身于民权事业时，南方的保守派就投靠了共和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共和党就同新兴的宗教右翼运动结为联盟。
1995年，当新右翼共和党人在国会掌权时，我曾经阻止了他们最极端的图谋，并以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进步作为两党合作的条件。我知道那些把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保守主义等同于上帝意愿的人为什么憎恨我。我理想中的美国应该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责任，以及能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新右翼共和党人想要的美国却是财富与权力集中在“正确的”人手中。由于少数派要求变革的请求危及了他们手中的权力，他们就把一届届的少数派加以妖魔化，从而保证多数人对自己的支持。他们恨我，还因为我是一个叛教者、一个南方的白人新教徒，我可能会影响他们自以为一直拥有的忠实选民。
因为自己犯下的罪孽已被公之于众，所以直至我离开人世那一天他们都可以向我投石头，我也由此发泄出了自己的愤怒。但让我高兴的是，凭着历史的机遇，我有幸与这个反动和分裂势力的最新化身做斗争，目标就是实现一个更加完美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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