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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在参议院宣布开庭审理弹劾案件。肯尼斯·斯塔尔对共和党人朱莉·希亚特·斯蒂尔提起诉讼，因为她不肯为凯瑟琳·韦利的叙述作伪证。
一周后，众议院负责总统弹劾事宜的领导人进行了历时三天的陈述，然后要求传唤证人。他们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却不肯这样做，当然这不包括斯塔尔。来自阿肯色州的阿萨·哈钦森是负责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曾作为联邦检察官对我弟弟的毒品案提起过公诉。他说如果他是公诉人的话，就不能用阻挠执法的罪名起诉我，因为众议院向参议院提交的弹劾文件证据严重不足！所以，参议院必须让他们传唤证人。但另一位众议院领导人却争辩说，在我被指控的罪行是否达到宪法弹劾标准的问题上，参议院无权裁决；他说众议院已经为他们做了这件事，参议院应该尊重这一意见。可众议院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海德委员会拒绝阐明对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进行弹劾这一标准。
结束对参议院的陈述之前，亨利·海德最终给出了自己对弹劾一词的宪法意义的解释。他说从本质上讲，与在国家重要事务上误导国人相比，为个人私行不检的尴尬进行开脱的行为更适合作为免职的理由。我母亲从小到大一直教育我要善于发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当我注视着满口责骂的海德先生时，我确信他身上有杰基尔博土的一面，但我很难发现它。
19日，我的律师团开始了为期三天的法庭辩护。前联邦检察官，白宫法律顾问查克·拉夫打头。在两个半小时的辩护中，他指出所有针对我的指控均不真实，即使参议员们表示认可，这些被控罪行也根本没有达到宪法规定的弹劾标准，更不用说免职了。拉夫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大半生都和轮椅为伴。作为一名优秀的律师，他对众议院负责人的所作所为极其愤怒。他层层剖析了原告作为证据的观点，继而提醒参议院，一个由两党人士组成的公诉人小组已经承认，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公诉人都不会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指控别人犯有伪证罪。
我想拉夫最高兴的时刻莫过于在阿萨哈钦森严重歪曲事实时将他当场揭穿。哈钦森对参议院说，弗农·乔丹只是在得知莱温斯基将在琼斯一案中作证时才开始帮她找工作。但事实证明弗农在知道或可能知道前几周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而且赖特法官宣布允许莱温斯基到庭作证时（后来她又撤销了这一裁定），弗农正在飞往欧洲的飞机上。我不知道阿萨欺骗参议院是因为他以为参议员们不会察觉，还是因为他认为他们和众议院的领导人一样，不会在意证词的准确性。
第二天，格雷格·克雷格和谢里尔·米尔斯就具体弹劾指控进行辩护。格雷格指出，指控我作伪证的文件没能提供一个具体实例，相反，只是设法挪用我在琼斯案中的证词，而众议院已投票反对基于这样事实的弹劾文件。他进一步指出，许多提交参议院的作伪证的指控，在众议院或其司法委员会的辩论中根本没有人提到过，不论是斯塔尔还是任何众议院议员。他们只是随着弹劾的进程自己设法编造。
非洲裔美国人谢里尔·米尔斯是斯坦福法学院的年轻毕业生，她辩护陈词时恰逢自己进白宫工作的六周年纪念日。她漂亮地反击了有关阻挠司法的两项指控，列举出众议院领导人没有告诉参议院但又无法辩解的事实，从而证明他们的此类指控完全是无稽之谈。谢里尔的辩护在结束时达到高潮：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林赛·格雷厄姆和其他人认为，判我无罪会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们有关民权和性骚扰的法律根本就是摆设。对此，她说：“我不能听任他们一派胡言。”全美国的黑人都知道，弹劾风波是由南方右翼白人一手操办的，他们从不过问民权问题。
谢里尔还指出，葆拉·琼斯最终在法庭上受到了惩罚，而且一位女法官发现她的指控根本毫无根据。许多受人尊敬的人都不完美，像杰斐逊、肯尼迪、金等，但他们“努力去做有益于人类的事”，而我在民权和女权问题上的记录是“无可指摘”的。她说：：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是因为克林顿总统相信我能在此代表他……以这些指证来给他定罪是错误的。”
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戴维·肯德尔对我阻挠司法的指控进行反驳，冷静而有条理。他引用莱温斯基一再证实我从未让她撒谎的事实，并再次详细指出众议院领导人的错误结论和对关键事实的省略。
戴尔·邦珀斯为我的辩护做最后陈词。我请戴尔是因为他是个很好的出庭律师，对宪法有很深的研究，而且是美国最好的演说家。我们认识有很长时间了，他在参议院任职24年后刚刚离开。跟他的老同事们讲了几个笑话后，戴尔说自己一开始不大情愿出庭辩护，因为我俩是25年的老朋友，又为了同一个事业一起工作，或许参议院会因此把他的辩护看成朋友的辩解。但他强调出庭并不是为我辩护，而是为宪法辩护，宪法是“对我来说是仅次于《圣经》的最神圣的文献”。
邦珀斯开场就对斯塔尔的调查进行了抨击：“《悲惨世界》一书中沙威对冉阿让的跟踪追捕相比之下也黯然失色。这些年以来……总统没有任何罪过，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总统因为道德上的偶尔失检而遭受了巨大痛苦，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个。”
他指责众议院的领导人没有同情心，接着便是他讲话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刻：“假设你面临这种处境……我们没有一个人完美无缺……总统他事前本应该想到所有这些。他确实应该，正如亚当和夏娃本应该一样。”然后他一个一个指着参议员，说，“正如你，你，你，还有你，以及数百万其他人遇到类似情况时都应该事先想到一样。就像我讲的，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
戴尔说我已经因为这个过错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而且民众不希望罢免我，参议院应当听一听那些支持我的各国领导人的意见，如哈韦尔、曼德拉和侯赛因国王。
最后，他博学而详尽地阐述了宪法对弹劾条款的规定，称美国的立法者从英国法律中借来这一条款，本意针对的是“特指在‘政治上’对国家”犯下的过错。他请求参议院不要曲解宪法，而要倾听美国民众的呼声：“希望你们能超越权力之争……履行你们庄严的职责”。邦珀斯一席话精彩绝伦，时而渊博，时而动情，时而朴实，时而深刻。如果那时让参议院表决，就不会有多少人同意弹劾了。但弹劾程序还要拖三个多星期，因为众议院的领导人及其同盟还要寻找办法说服更多的共和党参议员投赞成票。双方陈词完毕后，局势已经非常清楚，所有的民主党参议员和几位共和党参议员会投反对票。
参议院进行辩论期间，我还是在做每年这时候该做的事情——准备国情咨文，到全国宣传其中的新举措。发言定在19日，也就是我的辩护在参议院开始的时间。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催促我推迟发表咨文，但我不愿意。弹劾已经花去了美国纳税人很多来之不易的血汗钱，让国会不能正常工作，而且削弱了宪法的权威。如果我再推迟讲话，就相当于给美国民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他们的事情不是最重要的。
或许这次国情咨文的气氛将比去年的还要离奇。和以往一样，我走进国会山，有人引领我到发言人区域，伊利诺伊州的丹尼斯·哈斯特正在那里，他是个敦实的前摔跤教练，很保守，但和金里奇、阿梅、迪莱相比却没那么粗鲁和好斗。不一会儿，由参众两院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带领我到众议院会议厅。我们握手、交谈，仿佛世界上任何事也没有发生。主持人介绍我，然后我沿通道走过去，民主党人热烈鼓掌，共和党人则礼貌地拍了拍手。因为通道将共和、民主两党分开，所以我希望去讲台的路上能和一侧的民主党议员握手。但让我吃惊的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几位共和党议员也伸出了手。
讲话前，我先向新议长表示敬意。他曾表示希望本着礼貌和两党合作的精神和民主党人一起工作，这听起来不错，或许他本意如此，因为弹劾投票发生在他当议长之前。因此，我接受了他的提议。
到1999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经济增长最长的一段时间；自我就任以来创造了18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工资增长了很多；收入不均最终有所下降；失业率也创造了1957年以来和平时期的最低水平。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而且我制定了更大的发展计划，首先要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为婴儿潮一代创造有保障的退休生活。具体而言，我建议把今后15年政府预算盈余的60％投入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以保证到2055年前都有偿付能力，这比原计划延长了20年；并把一小部分投资到共同基金。结束对社会保障受益人劳动所得方面的限制。提高给年长妇女的支付，因为她们的贫穷几率要比同龄男性高一倍。我还建议用盈余的16％将保健医疗信托基金延长十年；对老年人和残疾人实施1000美元的长期课税扣除；允许55岁到65岁之间的人付费加入保健医疗制度；建立新的养老金计划即“美国账户”，这就需要用11％的盈余为建立个人退休账户的公民提供课税扣除，并给收入更低的工人提供一笔存款。这也许是帮助后者省钱并创造财富的最大的一个计划。
我还建议对教育进行大规模改革，强调应当改变联邦政府每年向公立学校投入150亿美元的方式，“对于行之有效的做法，将予以支持；不好的做法，将不再拨给资金”。具体来讲，要求各州必须停止让成绩差的学生自动升级的做法；不合格的学校，应限期改进，否则关闭；必须提高授课教师素质；各州和各学区应当给每个学校发放学年报告卡，并用行之有效的纪律加以约束。我再次请求国会为新建或改进5000所学校拨款；在条件差的地区，把为献身教育的青年所设的大学奖学金数额提高六倍。
我提议给予家庭更多的支持，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延长家庭假，给儿童看护以课税扣除；给枪支安装扳机锁，这样就可以避免孩子们无意中开枪；请求国会通过《平等报酬法》和《反就业歧视法》；建立新的美国私人投资公司，以筹集150亿美元在贫困地区投资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制定《非洲贸易与发展法》，在更大程度上对非洲产品开放市场；为“土地遗产”计划筹集10亿美元的资金，保护大自然赐予的财富；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减税并提供研究资金。
在国家安全方面，我要求建立基金以防范恐怖分子对电脑网络的袭击；防范化学和生物武器袭击；加强对疫苗和治疗方法的研究；对纳恩-卢格核安全计划增加2／3投资；支持《怀依和平协定》；改变冷战结束后军费开支减少的局面。
在讲话结束前，我向希拉里表示敬意，感谢她在“千禧年计划”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以及在全世界面前所展示的美国的良好形象。此时，她正坐在自己的席位上，陪同她的是芝加哥小熊棒球队本垒打明星萨米·索萨，最近他们一起去了他的出生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她得到了比萨米还要多的掌声。最后，我提醒国会：“或许在每天应接不暇的事务或矛盾冲突中，我们还不能看清我们所处时代的真实面目——美国的一个新开始。”我以此结束了"20世纪最后一个国情咨文”。发表讲话后第二天，我得到上任以来公众对自己工作的最高认可。接着，我和希拉里还有戈尔夫妇一同飞往布法罗，在海军陆战队米德兰德体育场向两万多人发表演说。不管目前发生了什么，对未来充满期望的国情咨文再一次引起美国人民的共鸣。
月末，我在国家科学院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说，就如何保护美国不受恐怖分子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网络恐怖主义的袭击提出了建议；返回家乡小石城察看龙卷风给我以前居住过的地方造成的损失，包括州长官邸附近的几棵老树；到圣路易斯欢迎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白宫东厅和一个庞大的国会两党代表团讨论社会保障和保健医疗制度的未来；参加我的朋友，佛罗里达州州长劳顿·奇利斯的葬礼，他不久前突然去世。在目前的弹劾风波中，劳顿最喜欢说的一句话给了我斗争的勇气——如果你不能和恶狗为伍，那最好待在门廊上。
2月7日，侯赛因国王在与癌症的斗争中失败了。希拉里和我即刻动身飞往约旦，同行的还有前总统福特、卡特和布什。他们三人接到临时通知后表示愿意前往，向我们所敬佩并一同工作过的人致以最后的敬意，对此我非常感激。第二天，我们跟随送葬队伍走了将近一英里，参加完悼念仪式，并问候了王后努尔。她的心都碎了，我和希拉里也一样。我们曾经在约旦和美国与他们二人共同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尤其值得回忆的是国王去世前不久，我们四人在白宫杜鲁门阳台上的那次晚宴。现在他离去了，世界也因此变得黯淡。
之后我会晤了约旦新元首，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以及内塔尼亚胡总理、阿萨德总统、托尼·布莱尔、雅克·希拉克、鲍里斯·叶利钦、土耳其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接着我回国等候参议院对我命运的表决。尽管结果早在意料之中，但幕后运作却耐人寻味。几名共和党参议员对众议院共和党人将他们卷入弹劾风波非常失望，但当右翼势力施压时，他们多半就会让步，同意继续弹劾进程。·当参议员罗伯特·伯德认为整个指控都毫无根据，提议驳回指控时，戴维·肯德尔的搭档妮科尔·塞利格曼继而对大多数参议员都认为是无可争辩的法律和事实提出了异议。不过，伯德的提议被否定了。斯特罗姆·瑟蒙德参议员早就告诉过共和党的同事罢免我的票数不够，应当停止弹劾，但这个意见在共和党议会决策层被否决了。
一名反对弹劾的共和党参议员不断告诉我们他的同事到底在干什么。投票前几天，他说只有30名共和党人赞成作伪证的罪名，40到45人赞成阻挠司法的罪名。这离国会弹劾要求的2／3多数差得很远。接着，他又告诉我们，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说如果没有一个弹劾罪名得到象征性多数赞成的话，这将是他们的耻辱。如果希望下次选举后共和党人仍控制国会的话，参议院的同事们最好不要这样羞辱他们。这位议员说他们不得不一票一票地努力减少“否定”弹劾的人数。
2月12日，弹劾的动议失败了。作伪证的罪名以X票之差失败，45票支持，55票反对。阻挠司法的罪名以17票之差失败，50票支持，50票反对。两项都投反对票的有所有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有缅因州的奥林匹亚·斯诺和苏珊·科林斯、佛蒙特州的吉姆·杰福兹、宾夕法尼亚州的阿伦·斯佩克特、罗得岛州的约翰·查菲。亚拉巴马州的理查德·谢尔比、华盛顿州的斯莱德·戈顿、阿拉斯加州的特德·史蒂文、田纳西州的弗雷德·汤普森、弗吉尼亚州的约翰·沃纳投了作伪证罪的反对票。
辩护结束后三周才投票，这本身就令人失望。虽然弹劾失败，但票数差距让人怀疑。不过让我高兴的是，我的家庭和国家经受的磨难终于结束了。投票后，我对自己引发此事并给美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表示深深的歉意，并说要重新致力于为美国“开创一个和解与创新的时代”。当时有一个问题这样问我：“在内心深处，你能够宽恕并忘却吗？”我回答说：“我相信任何要求得到宽恕的人都必须首先准备宽恕别人。”
经历了弹劾的曲折风波，人们经常问整个过程中我是如何保持头脑清醒，至少是怎样坚持正常工作的。如果没有白宫职员和内阁成员，包括那些虽然对我的行为感到气愤和失望但始终和我站在一起的人，我是做不到的。如果不是美国人民及早做出决定，坚持让我继续留任，我遇到的困难还会更多。如果有更多的民主党议员在1月事发时或8月我在大陪审团作证时为自己寻找安全的退路，事情的解决会更困难些，然而，他们挺身而出迎接挑战。而且还有各国领导人的支持，如曼德拉、布莱尔、侯赛因国王、哈韦尔、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金大中、希拉克、卡多佐、塞迪略，以及其他我所敬仰的人对我的鼓励。尽管我对自己仍感到厌恶，但是拿他们和我的敌人对我的态度相比，我又感觉自己并非一无是处。
来自朋友和陌生人的爱与支持确实给我帮了大忙。那些写信给我或是在人群中向我亲切问好的人们永远不知道这些对我是何等重要。那些给过我建议、来白宫看望我或是打电话来要同我一起祷告的宗教领袖们提醒我说，尽管我遭到了许多方面的谴责，但上帝是仁爱的。
帮我胜利渡过难关的最重要因素是亲情。希拉里的兄弟们和我的弟弟都曾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罗杰开玩笑说，无论如何还是做个没有陷人困境的弟弟感觉更好些。休每周都从迈阿密赶来和我玩拼字游。戏，谈体育赛事，让我开心。托尼来和我们全家打皮纳克尔牌。我的岳母和迪克·凯利也都给过我巨大的安慰。
不管怎样，我们的女儿仍然爱我，希望我坚守阵地。最重要的是，希拉里自始至终都支持我、爱我。从我们第一次相见，我就喜欢她的笑容。在这场荒唐的闹剧中，每周一次的咨询会以及击退右翼政变的共同决心把我们往昔的笑容又带了回来。到头来，我倒要感谢那些折磨过我的人：他们可能是惟一能让希拉里又对我产生好感的人。我甚至不用再睡沙发了。
从琼斯案作证到参议院宜布我无罪的漫长日子里，凡是在白宫家里度过的夜晚，我大多数时候都要花两到三个小时单独待在办公室，阅读《圣经》以及关于信仰和宽恕的书，重读托马斯·阿·肯比思的《模仿基督》、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以及我所收到的几封最有思想的书信，包括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的拉比梅纳切姆·吉纳克写来的一系列小型布道。对我影响极大的是《70乘7》这本关于宽恕的书，作者约翰·克里斯托弗·阿诺德是基督教布鲁德霍夫社区的长老，该社区在美国东北部和英国都有信徒。
人们不断把诗歌、祈祷文、语录等寄给我，或者干脆在公众场合塞到我手中。我还收到了两块石碑，上面刻有《新约》中《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的内容。据传在耶稣和经常指责他的法利赛人最后一次见面时，后者把一个有通奸行为的女子带到他面前，称根据摩西制定的法律，他们要将这个人用乱石砸死。他们嘲弄耶稣说：“你要说什么？”耶稣没有回答，而是俯下身用手指在地上写字，仿佛没听见他们的话。他们再接着问，于是他站起身来说：“你们当中有谁没有罪过，请他扔第一块石头。”听完他的话，他们“由于受到良心的谴责，一个一个离开了，从最长者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只剩耶稣和那个女子时，他问到：“指责你的那些人呢？没有谁谴责你吗？”“没有，我的主。”耶稣说：“我也不会谴责你。”
很多人都扔石头砸过我。通过自己制造的创伤，我被暴露在世人面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解脱——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当我苦思冥想自己犯错的原因时，我也试图搞清楚敌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仇恨，为什么会如此迫切地去说并去做那些与他们所宣称的道德信仰相悖的事情。我总是带着厌恶的眼光来看待别人想要对我进行的心灵剖析。但在我看来，那些极右翼政治和宗教势力中许多与我誓不两立的批评者和媒体中大多数爱发表评，论的人，他们确实都占据了安全的位置，可以评判别人而不被评判，伤害别人而不被伤害。
对于自己所犯的罪过和人性的弱点的感知，以及童年时得到的无条件的爱，使我不愿意去评判和谴责别人。而且我相信，无论自己的缺点有多么深重，都远远不会像我的指责者们的权力欲望那样危害我们的民主政府。1月下旬，我收到了纽约州比尔·齐夫写来的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他是个商人，我朋友的父亲，但我们素未谋面。他说，他对希拉里和我所承受的痛苦感到遗憾，可是风雨过后带来了彩虹。因为美国民众已经变得成熟和敏锐，能够看穿人群中哪些是“被魔鬼附身的毛拉。尽管这不是你的本意，可是在揭露他们的真实意图上，你做得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都多，包括罗斯福在内”。
在楼上办公室度过的那些孤独的夜晚让我逐渐明白：无论敌人的动机如何，要想得到别人的宽恕，我首先要宽恕别人，即使是对那些以怨报德的人。另外，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在做人上，我永远也达不到至善至美，但希拉里的脸上又有了笑容，切尔西在斯坦福大学表现得依旧出色，我还在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而且春天就要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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