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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期选举的最后一周，两位引人注目的华盛顿政治家宣布将退出竞选，我们则迎来了与萨达姆·侯赛因的一场新的较量。纽特·金里奇宣布辞去众议院议长和议员的职务，我们都非常震惊。很明显，共和党决策层中分歧甚多，他面临选举失利带来的对其领导才能的抨击，他不想再斗下去了。一些温和派共和党人纷纷明确指出，鉴于目前的选举结果，弹劾不会有结果。我对金里奇的决定百感交集。以前，为制定外交政策，他经常助我一臂之力；私下会谈时，他总是坦率地告诉我共和党决策层的真实意见；一些政府部门因无钱运转而关门之后，为了和白宫达成体面的妥协，他表现出了足够的灵活性。而今，他左右为难：共和党中的温和派和保守派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的政党在1998年的大选中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整整一年时间什么也没干，都用来攻击我了；他的右翼意识形态专家们也极为沮丧，他们认为金里奇与我合作得太多，斗争得太少。目前控制着共和党决策层的右翼阴谋集团的忘恩负义肯定让金里奇极为痛心。而他们能掌权全是因为金里奇在1994年选举时的英明战略以及之前多年他的组织和领导。
纽特的决定一经宣布，立刻成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但纽约州参议员帕特，莫尼汉的隐退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影响。莫尼汉宣布不谋求连任的那个晚上，我们的朋友查理·兰热尔——出身于黑人聚居的哈莱姆区，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首席成员——打电话给希拉里，催她竞争莫尼汉的席位。希拉里回答说自己简直受宠若惊，但从没想过做议员的事情。
她没有完全拒绝，我感到很高兴。这对我来说可是个不错的好消息。我们本来就打算在我任期结束后搬去纽约州，而我则会在阿肯色州我的图书馆里待一段时间。纽约州人似乎喜欢拥有引人注目的参议员：莫尼汉、罗伯特·肯尼迪、雅各布·贾维茨、罗伯特·瓦格纳等许多人不仅被视为纽约州居民的代表，而且是全国人民的代表。我觉得希拉里在参议院会大有作为，她也会喜欢这份工作。但决定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11月8日，我带领国家安全小组到戴维营讨论伊拉克局势。一周前，萨达姆·侯赛因再次赶走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这样看来，我们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了。安理会一致投票谴责伊拉克“明目张胆地违反”联合国决议。比尔·科恩已去中东争取对伊空袭的支持，托尼·布莱尔也准备好了参加行动。
几天之后，为了稳定全球金融形势，国际社会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向巴西提供42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援助，其中50亿是美国纳税人的钱。与对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的一揽子经济援助不同，巴西正处于金融崩溃的边缘，而且援助正好符合我们的新政策——尽量防止金融崩溃并避免波及其他国家。我们竭力说服国际投资者：巴西承诺进行改革，而且有现金应对投机者。另外，这一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没那么严格，保留了援助穷人的项目并鼓励巴西银行继续借贷。我不知道该措施是否会奏效，但我对恩里克·卡多佐总统充满信心。因为美国是巴西的主要贸易伙伴，卡多佐的成功和我们息息相关。这是一件值得冒风险去做的事。
14日，我让戈尔代表美国去马来西亚参加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这是漫长的亚洲之行的第一站。我不能去，因为萨达姆就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重返伊拉克一事提出无理要求，所以我们准备发动空袭，目标是我方情报部门提供的与其武器计划相关的地点及其他军事目标。就在战机起飞马上要实施打击之际，我们收到来自伊拉克的三封信中的第一封。几小时内，萨达姆做出完全让步，承诺解决武器核查人员提出的所有没落实的问题，允许他们自由进入所有地点，翻阅所有相关文件，并接受联合国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所有决议。我有点怀疑，但还是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18日，我动身去东京和汉城。此行是为了与新首相小渊惠三建立一种协作关系，并劝说日本民众支持必要的强硬改革，以结束五年多来的经济停滞。我喜欢小渊，认为他能控制动荡不安的日本政坛，并可以坚持下去。他对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很感兴趣。20世纪60年代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他就曾来美国与当时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谈论自己的想法，后来肯尼迪成了他的政治偶像。会晤之后，小渊惠三陪我到东京街头，我们和拿着日美两国国旗的小学生握手。我还参加了电视直播的市政厅会面节目，以保守著称的日本人直接而毫无顾忌的问题让我吃惊，如：日本目前面临的挑战；我是否探望过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日本应当怎样做才能让父亲花更多的时间和子女在一起，就像我对切尔西一样；每月我能和家人一起吃几次饭；我怎样应付总统要面对的各种压力；我是如何向希拉里和切尔西道歉的。
在汉城，我支持金大中战胜经济危机以及同朝鲜接触的不懈努力，前提是我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允许导弹、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我们两国均对最近朝鲜试射远程导弹表示担忧。我已要求比尔，佩里率领一个小组规划我们的朝鲜政策，并就未来发展提出一个路线图，以此加大朝鲜放弃其武器和导弹计划并与韩国和解的可能性。
月末，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我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与会者有亚西尔·阿拉法特、世行行长吉姆·沃尔芬森及欧盟、中东和亚洲的代表，我们共同商讨如何支持巴勒斯坦的经济发展。以色列内阁和议会对《怀依和平协定》表示支持，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投资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样可以让被围困的巴勒斯坦人体会到和平的好处。
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亨利·海德和他的同事继续推动弹劾进程。他们提了81个问题，希望得到我“是或否”的回答，接着又将特里普和莱温斯基共22小时的谈话录音公之于众。这些录音是在未经莱温斯基许可的情况下偷录的，而且特里普的律师已经明确告诉她这是违法行为，在马里兰州会被判重罪，绝对不能再做。她因此遭到指控，但审判长不允许公诉人传唤莱温斯基出庭对谈话录音作证，理由是斯塔尔授权特里普可以使用非法手段获取莱温斯基的隐私，这就使莱温斯基无法出庭作证。斯塔尔又一次成功地保护了和他合作的违法者，即使他起诉的是一个不愿为他说谎的无辜的人。
在此期间，斯塔尔还第三次指控了韦布·哈贝尔，罪名是他就自己和罗斯律师事务所为另一个破产的金融机构所做的事情误导了联邦管理人员。这是斯塔尔的最后一招，几乎是丧心病狂地逼迫哈贝尔讲出对希拉里和我不利的话。
11月19日，肯尼斯·斯塔尔出现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所说的话和他的报告一样，远远超出向国会汇报所发现事实的职责范围。在遗漏对我有利的重要证据方面——莫妮卡·莱温斯基坚持认为我从未让她撒谎——斯塔尔的报告早就备受指责。
斯塔尔的证词中有三处令人吃惊。第一，他声称在旅行办公室事件和联邦调查局档案事件的调查中没有发现我和希拉里的错误行为。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询问他何时得出这些结论的，斯塔尔的回答是“几个月前”。弗兰克接着问为什么他要在选举之后才宣布我无罪，却在选举前提交的报告中“充斥着关于总统的负面内容”。斯塔尔简短的回答含混不清、闪烁其辞。
第二，斯塔尔承认他私下曾给媒体透露过风声，这也违反了大陪审团保密规定o，第三，就其办公室试图让莫妮卡·莱温斯基携带窃听器以便对她和弗农·乔丹、我以及其他人之间的谈话进行录音一事，他宣誓予以否认。当联邦调查局指证确有此事时，他又避而不谈。《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斯塔尔的否认……被自己的联邦调查局报告彻底击碎。”
斯塔尔承认违反大陪审团保密规定及在宣誓的情形下作伪证，这些事实丝毫没有放慢他和委员会里的共和党人推动弹劾的步子，他们为自己想出了种种辩解的理由。
次日，萨姆·达什辞去斯塔尔道德顾问之职，理由是斯塔尔在国会听证会发言中“非法地”将他卷人弹劾事件。正如我母亲经常讲的，达什的做法是“晚了一天，少了一美元”：斯塔尔早就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毫不在乎。
感恩节前不久，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返回华盛顿，选举拨款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安那州的鲍勃·利文斯顿作为新的众议院议长，将于1月国会的新一届会议开始时就职。那时，大部分人认为弹劾风波应当告一段落了。几个温和的共和党人曾说过他们反对弹劾；众议院选举新议长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民众希望国会对我公开谴责之后就把精力投入到国家事务中。
中旬，我了结了葆拉·琼斯一案，花了很多钱，还没有得到一句道歉。这个结果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我都已经赢得了这个有政治图谋的案子。琼斯的律师又将此案上诉到联邦第八上诉法院，但判例法很清楚：如果上诉法院照章办案，我就会赢得胜利。但不幸的是，负责此案的三人法官小组由帕斯科·鲍曼领导，此人极端保守，在白水事件相关案件中，就是他根据虚假新闻将亨利·伍兹法官免职，起因是斯塔尔不满伍兹的裁定。和华盛顿的戴维·森特尔法官一样，帕斯科·鲍曼表明，在与白水事件相关的案件中，他也愿意做出不同于一般法律规则的例外裁决。
我甚至想输掉上诉，这样就可以在法庭上公开所有的文件和宣誓证词，让公众看一看我的对手到底想要干什么。但我向人民许诺过今后两年继续为他们工作；琼斯一案让我筋疲力尽，再多投入五分钟都不可能。此案花去了我们全部积蓄的一半，还有一大摞打官司的账单等着要付，但我知道只要身体健康，就能在离任后挣足够的钱养家还债。所以我了结了一个已经获胜的官司，回到工作中。
将琼斯一案置于脑后的决心还将受到又一轮更严酷的考验。1999年4月，赖特法官因我违反透露事实真相的命令，宣布对我处罚，要求赔偿她交通费和琼斯律师的作证费。我强烈不满，但要反驳就必须重新涉及本案的相关细节，这不但违背了我的意愿，也将占用工作时间。可是要付琼斯律师的作证费实在让我怒火中烧。他们和斯塔尔串通一气，问的是颠倒黑白的问题，将证词搞得乌烟瘴气，而且他们一再蔑视法官不许泄露消息的规定，法官却一直坐视不管。
12月2日，独立检察官唐纳德·斯莫尔茨宣布所有对迈克·埃斯皮的指控均不成立。斯莫尔茨在埃斯皮的调查案中用的完全是斯塔尔那一套，花费了1700万美元，凡是沾边的人他都要指控，目的就是强迫他们说出对迈克不利的话。陪审团一针见血的反驳却使得他俩成为仅有的两个在审判中失败的独立检察官。
几天后，希拉里和我飞往纳什维尔参加戈尔的父亲参议员老艾伯特·戈尔的悼念仪式，他在田纳西州迦太基的家中去世，享年90岁。战争纪念堂挤满了来自各行各业为他送行的人。他任期内有几件事让人记忆犹新：建设州际高速公路的努力；1956年拒绝在有种族隔离性质的《南方宣言》上签字；反对越南战争的勇气。从年轻时起我就一直敬仰老戈尔参议员，希望能通过和小戈尔在一起的机会跟他接触。1992年老戈尔夫妇为了小戈尔和我的竞选竭尽全力，他那老式的充满了火药味的政治演说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悼念仪式上的音乐感人至深，尤其是我们听到了1938年戈尔参议员在宪法大厅拉的小提琴曲，他那时还是一个崭露头角的年轻政治家。小戈尔致悼词，言辞间充满了对父亲、男子汉和公仆的爱与颂扬。真希望所有美国人都能听到，仪式结束后我对希拉里这样说。
中旬，就在我即将去以色列和加沙地带履行《怀依和平协定》的承诺之际，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依旧在党派偏见的影响下投票赞成对我进行弹劾，罪名是出具伪证、对大陪审团说谎和阻挠司法。他们甚至还通过了第四项罪名，指责我滥用职权，理由是没有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提供真实答案。真是让人啼笑皆非。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海德拒绝就构成弹劾的标准做出说明，也不同意传唤此案的任何直接相关人员。他的原则是对弹劾的表决纯粹就是对将斯塔尔报告送交参议院的表决，这样做可以断定报告是否属实以及解除我的职务是否有根据。
由两党人士组成的公诉人告知委员会，依据本案事实不能就出具伪证对我提起常规诉讼。一个由著名历史学家组成的专门小组——成员有纽约城市大学的阿瑟·施莱辛格、耶鲁大学的范恩·伍德沃德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肖恩·威伦茨——认为我的行为达不到弹劾的标准，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犯下“重罪和轻罪”。这是早已认可的标准，其解释在400名历史学家给国会的公开信中得到了支持。例如，在水门事件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对根据逃税指控弹劾尼克松，因为这和他的政绩无关。但是对于海德，对于和他一样有敌意的律师戴维·希珀斯，对于控制众议院的右翼势力来说，这一切都无足轻重。中期选举之后，汤姆·迪莱和他的同伙一直在组织右翼势力对我进行弹劾。电台访谈节目愈演愈烈，温和派议员开始听到来自家乡选区的反克林顿活动分子的呼声。他们相信可以让国会有足够多的温和派议员不去理会大众的反弹劾势头，因为那些憎恨克林顿的人失望后的报复会让这些议员害怕。
在这一策略的背景下，海德及其司法委员会投票反对公开谴责的解决方法，这就如同投票支持弹劾条款一样重要。75％的美国民众倾向于公开谴责，而且如果众议院对公开谴责进行表决，温和派共和党人就会投票赞成，那么弹劾也就无从谈起了。海德声明国会无权公开谴责总统；要么就弹劾，要么就无罪。事实上，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和詹姆斯·波尔克总统都曾接受过国会的公开谴责。公开谴责的提议被司法委员会否决了，这又是党派之争的结果。国会的全部成员无法根据大多数美国人的希望进行表决。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他们能够“争取”多少温和派共和党人。
委员会投票结束以后，我和希拉里飞抵中东。我们与内塔尼亚胡·总理会晤并共进晚餐，在光明节上点燃大烛台的蜡烛，与拉宾家人共同拜谒了他的墓地。第二天，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桑迪，伯杰、丹尼斯·罗斯、希拉里和我乘坐直升机去人口稠密的加沙，为一座新机场剪彩，并在一座可以俯瞰加沙狭长而美丽的地中海海滩的酒店与阿拉法特共进午餐。我向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发表了演讲，这是我在怀依河会议上答应的。就在我要起身讲话前，几乎所有的代表举手支持从他们的宪章中删去号召毁灭以色列的条款。此刻，我看到了此行的意义所在。你几乎可以听到以色列人宽慰地舒了口气。或许巴以人民真的可以分享土地与未来。我感谢了与会代表，希望他们的人民能从和平中得到实在的好处，并请他们维护和平进程。
这并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请求。怀依河谈判成功不到两个月就又遇到了麻烦。即使内塔尼亚胡的内阁勉强同意了协议，他的联盟却并不真正支持协议，所以不可能继续实施军队的重新部署和释放囚犯，或是涉及更棘手的最终地位问题，包括巴勒斯坦建国和是否将耶路撒冷东部划归巴勒斯坦作为首都。前一天对巴勒斯坦宪章的修订在以色列人民面前帮了内塔尼亚胡一个忙，但他的联盟的工作就不是那么容易做了。他要么必须建立一个有更广泛基础的联合政府，要么就下令进行选举。
那天上午演讲结束后，内塔尼亚胡、阿拉法特和我在埃雷兹检查站会谈，以促进《怀依和平协定》的实施并决定如何解决最终地位问题。后来，阿拉法特带我和希拉里参观了巴勒斯坦著名古城伯利恒。他为巴勒斯坦拥有这样的基督教圣地而感到无比骄傲，他也知道在圣诞节前夕此行对我们有着特别的意义。
与阿拉法特分别后，内塔尼亚胡总理陪同我们参观了马撤达古堡。我发现，与1981年我和希拉里第一次来这里相比，变化几乎是翻天覆地的，要塞遗迹已经差不多恢复，那些犹太人烈士就是在这里为了自己的信仰英勇赴死。比比看上去心事重重、闷闷不乐。在怀依会谈中，他已经突破了自己的政治安全底线，前途一片渺茫。不知道他所冒的风险是给以色列带来持久和平，还是意味着本届政府的终结。
我们与以色列总理告别后，回国处理另一起冲突。六天前，即联合国武器核查在伊拉克重新开始的第二天，一些核查人员就被拒绝进人萨达姆的复兴党党总部。我们返回华盛顿当天，联合国首席武器核查人员理查德·巴特勒向科菲·安南报告，伊拉克并没有履行协助调查的诺言，甚至对核查人员的工作进行新的限制。
次日，英美两国使用战机和巡航导弹对伊拉克境内可疑的生化和核实验室以及威胁邻国的军事设施实施了空袭。在当晚向美国民众发表的讲话中，我强调萨达姆曾对伊朗人和住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使用过化学武器，并向其他国家发射过飞毛腿导弹。四周前，由于萨达姆许诺完全配合核查，我曾下令取消对伊拉克的打击。然而，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不断受到威胁，“所以伊拉克滥用了最后机会”。
对伊打击过程中，我方情报机构指出，伊方不能对海湾战争结束时其境内大量的生化原料及一些导弹弹头做出解释，而且用于制造核武器的一些基础实验室仍在正常工作。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非常规武器对萨达姆而言或许更加重要，因为他的常规部队和海湾战争之前相比已经实力大减。
我的国家安全小组一致同意巴特勒的报告一公布就应该发动打击，以防止伊拉克疏散部队，保护其生化武器库。托尼·布莱尔和他的顾问团也表示同意。这次英美空袭持续了四天，出动飞机650架次，发射了400枚巡航导弹，全部精确命中军事和国家安全目标，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平民伤亡。袭击之后我们无法知道有多少违禁武器被销毁，但毫无疑问，伊拉克生产和部署危险武器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
尽管共和党人也把萨达姆看成魔鬼的化身，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却对轰炸的时间颇为不满。包括参议院洛特议员和众议院迪克·阿梅议员在内的不少人对此公开提出批评，称我此时发动轰炸就是为了拖延众议院的弹劾投票。第二天，几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了对轰炸的支持，洛特又对自己的看法进行辩解。阿梅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他和迪莱以及他们的跟班竭力想把温和派议员拉下水，他们匆忙地对弹劾进行投票，以免这些人日后改变主意。
12月19日，众议院开始就弹劾进行投票表决前不久，共和党当选议长鲍勃·利文斯顿因自己的性丑闻被揭露宜布辞去议长一职。后来我听说17个保守的共和党人找到他并告诉他必须辞职，原因并不在于他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成了弹劾我的障碍。
美国人民清楚地表示不希望进行弹劾，但这之后还不到六周，众议院通过了以海德为首的司法委员会提出的四项指控条款中的两项。第一，指控我在大陪审团前作伪证，以228票对206票通过，5名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第二，指控我教唆他人说谎从而构成阻挠司法罪，以221票对212票通过，12名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两项指控本身就自相矛盾。第一个是基于斯塔尔报告中莫妮卡·莱温斯基对我俩之间细节的描述和我在大陪审团的证词明显不一致；第二个则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莱温斯基早已证实我从未让她说谎，其他证人也对此予以确认。很明显，共和党人只有在她的证词对我不利时才相信她。
中期选举后不久，汤姆·迪莱和他的同伙开始给温和派共和党人施加压力。既然否决了对我公开谴责的提议，他们告诉温和派人士不应对弹劾再有任何顾忌，因为共和党无法在参议院获得弹劾我所需的2／3多数，所以我无论如何不会被弹劾和免职。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一些选票。众议院投票后几天，四位温和派的众议院议员——特拉华州的迈克·卡斯尔、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格林伍德、纽约州的本·吉尔曼和舍伍德·伯勒特，共同写信给《纽约时报》，称他们投票赞成弹劾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我应被免职。
我不知道对每位温和派人士用的都是什么样的大棒加胡萝卜策略，但我确实对其中一些略有了解。一个任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人简直就是忧心忡忡，他对一名白宫助手说他不支持弹劾，但如果他投反对票就会失去主席的职位。阿肯色州的共和党人杰伊·迪基告诉麦克·麦克拉蒂如果他不投票弹劾我，就会失去在拨款委员会中的席位。纽约州布法罗市的共和党人杰克·奎因经常到白宫做客，他早就告诉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个人他反对弹劾，但让我失望的是，他马上反戈一击，声明支持四项指控条款中的三项。1996年时我在他的选区以较大优势取胜，但很明显大嗓门的少数选民对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迈克·福布斯，长岛共和党人，一直在反弹劾的斗争中支持我，可是他也改变了立场，因为利文斯顿给他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职位。不过利文斯顿辞职后，这个许诺也就变成了一场空。
五个民主党人也对弹劾投了赞成票。其中有四个来自保守的选区，第五个人说他的本意是赞同公开谴责，但退而求其次，相信了弹劾的主张。共和党人投票反对弹劾的有：纽约州的阿莫·霍顿和康涅狄格州的克里斯·谢斯，众议院两个最为激进和特立独行的人；马里兰州的康尼·莫雷拉，1996年其选区的绝大部分选民都投了我的票；还有两个保守派，印第安纳州的马克·苏德和纽约州的彼得·金，他们对其政党将宪法问题转变成党派忠诚问题拒不接受。
我和彼得·金曾在北爱问题上一同工作过，几个星期以来他在弹劾问题上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甚至有威胁称如果他不投票支持弹劾，就会在政治上完全被毁掉。在几次电视采访中，金向共和党人仅仅做了一个简单的辩解：我反对弹劾是因为如果克林顿总统是共和党人的话，你们就不会弹劾他。和他一同接受采访的支持弹劾的共和党人对此无话可说。右翼势力认为每个人都会被金钱打动或者有一个突破底线，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成功了，但彼得·金骨子里拥有爱尔兰人的灵魂：他喜欢叶芝的诗；面对失败他仍会不屈地斗争；他不为金钱所动。
尽管据称支持弹劾的势力在迪莱的办公室举行祈祷会，祈祷上帝支持他们的这一神圣使命，但弹劾事件根本与道德和法制无关，涉及的只是权力之争。纽特·金里奇用一句话就概括了——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到”。弹劾我并非因为我不可原谅的行为；错误行为在他们一方也比比皆是，并且开始逐渐暴露出来，根本不需要伪造指控，也不需要特别检察官去调查。弹劾我也与我是否在法律程序中撒谎无关；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就纽特·金里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明显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时，他被证实做过几次伪证，而对他的处罚只是谴责和罚金，决定这些处罚的仍是如今要投票弹劾我的人。凯瑟琳·韦利按斯塔尔的意思办，斯塔尔就赦免了她。她后来又撒过谎，但斯塔尔又让其免遭起诉。可是，苏珊·麦克道戈尔不同意替他说谎，他就指控她。同样，赫比·布兰斯科姆和罗布·希尔不同意替他说谎，他就指控他俩。韦布·哈贝尔不同意替他说谎，他就接二连三地指控他以及他的夫人、他的律师、他的会计，只是后来才撤销了对另外三个人的起诉。戴维·黑尔第一次指证我的话被认定是无中生有，斯塔尔就让他不断修改，直到指证最终被认可为止。史蒂夫·史密斯是吉姆·麦克道戈尔以前的同事，也是我的老朋友，他声明斯塔尔一伙准备了一份书面材料让他在大陪、审团面前读，并不断施加压力让他这样做，即便当时他早就告诉这些人材料纯属谎言。为此，史密斯甚至提出使用测谎仪来证明。而迫使莫妮卡·莱温斯基携带窃听器一事，斯塔尔本人在誓言下也没有说真话。
众议院的投票当然和议长的指控是否符合历史上对可弹劾罪行的理解无关，如果在我的案子中应用水门事件的标准，就根本构不成弹劾。
这就是权力之争，这就是众议院共和党人所谓的由于能够做到所以去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想达到的目的受到我的反对和阻碍。我不怀疑有很多他们的支持者相信弹劾举动必然是有道德或法律依据的，而且我又是那么坏的一个人，所以我的行为到底有没有构成宪法规定的弹劾罪名并不重要。但他们的立场不符合所有道德和法律准则的最基本标准：大家应当一视同仁。正如泰迪·罗斯福曾经讲过的，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但“也没有人不受法律保护”。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两党之争，双方都有责任。我一直认为民主党去检查博克法官的电影口味以及约翰·托尔参议员的饮酒嗜好是不对的。但要说到毁掉一个人的手段，共和党新右翼却独树一帜。我所在的党有时似乎对权力还不那么明白，但有一点让我自豪，那就是民主党人非常清楚，有一些事他们能够做到却不去做。
在众议院投票前不久，罗伯特·希利在{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是1986年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和里根总统在白宫的一次会见。当时伊朗门事件已经被捅出来，白宫助手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和奥利弗·诺思违反了法律对国会撒谎。奥尼尔并没有问总统是否早已知道或者授权这样违反法律。（由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托尔领导的两党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后来发现里根其实早就知道。）据希利讲，奥尼尔直接告诉总统，他不同意启动弹劾步骤；他说他经历过水门事件，不会再把国家拖人这样的泥潭中。
和金里奇及迪莱相比，蒂普·奥尼尔或许更称得上是爱国者，但前两人及其同党在集中权力并针对自己的对手滥用权力方面却厉害得多。他们认为这样做在短期内会达到目的，因而并不顾忌会对国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参议院否决了弹劾对他们确实无关紧要，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贬低我的时间足够长，最终媒体和公众不但要因为我的不良行为而且要因为他们的不良行为而指责我。他们急切地希望把我“隆重推出”，相信在我的后半生甚至是死后一段时间，我被弹劾这一事实产生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事情本身。而且他们相信不久后就没有人会提起整个弹劾过程是多么虚伪可笑，也不会提起这是肯尼斯·斯塔尔和他的同伙几年来昧着良心行事的最终结果。
投票一结束，迪克·格普哈特就把众议院里一大群为我辩护的民主党人带到白宫，以便让我向他们致谢，并更好地团结起来迎接随后的战斗。戈尔为我的总统业绩做了激动人心的辩护，迪克慷慨激昂地恳请共和党人停止这场人身攻击式的政治把戏：把目光转到国家大事上来。事后，希拉里对我说，这简直就是一次胜利的集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情况确实如此，民主党人不仅是支持我，更重要的是维护了宪法。
我当然不愿被弹劾，但一想到19世纪60年代安德鲁·约翰逊遇到的那次弹劾也没有“重罪和轻罪”，我就稍微感到安慰。同我的案子一样，那也是由于国会中多数党不能自制而引发的有政治图谋的行为。
对于众议院弹劾程序的党派政治本质，希拉里比我还要反感。作为——名年轻律师，在水门事件中她曾在约翰·多尔手下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工作。当时两党势均力敌，为解释宪法规定的总统在行使行政权力时所犯的“重罪和轻罪”斗得你死我活。
从一开始我就坚信，赢得与右翼极端分子的最后斗争的最好办法就是继续干好我的工作，让别人处理辩护的事。在参众两院的弹劾程序中，我竭力这样做，而且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欣赏这一做法。
这一策略比想像中还要有效。斯塔尔报告和共和党人要推动弹劾的决定一经公布，媒体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改变。正如我说过的，媒体可从不是铁板一块。如今，即使是那些先前为斯塔尔推波助澜的人也开始揭露右翼组织的阴谋介入，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舞弊手段，以及共和党人行为的史无前例的本质。电视上的访谈节目开始更多地显示均势，如评论员格里塔·范·萨斯特伦、苏珊·埃斯特里克，嘉宾律师兰尼，戴维斯、艾伦·德肖维茨、朱利安·爱泼斯坦、文森特·巴格里奥兹，都确保大家听到双方的声音。国会议员也就此案发表看法，包括汤姆·哈金参议员、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希拉·杰克逊·李、前检察官比尔·德拉亨特。芝加哥大学教授卡斯·桑斯坦、乔治敦大学的苏珊·布洛克。就弹劾违背宪法一事发表了一封信，上面有400名法律学者的签名。
当我们即将进入1999年时，失业率降至4．3％，股票市场也创下历史新高。希拉里在老总统办公大楼对雇员进行圣诞慰问时不小心伤了背部，医生告诫她不要穿高跟鞋在坚硬的大理石地面上走路，所以伤势恢复得很快。切尔西和我装点了圣诞树，并开始了一年一度疯狂的圣诞大采购。
那年我收到的最好的圣诞礼物是普通民众友好和支持的表示。肯塔基一个13岁女孩写信说，虽然我犯了错误但不能辞职，因为我的敌人是“卑鄙”的。一位来自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的86岁高龄的白人老者告诉家人他要去亚特兰大市，但实际上乘火车来到华盛顿，打车到了杰西·杰克逊牧师家。当杰西的岳母招呼他时，他说去那儿是因为杰克逊牧师是他惟一认识的能见到总统并与总统讲话的人。他想给我捎个口信：“告诉总统不要辞职。当年共和党人因为阿尔·史密斯（1928年的总统候选人）信仰天主教而迫害他的事情我还有印象。总统决不能向他们屈服。”老人打车到联邦车站，乘下一班火车回家了。我给他打电话表达谢意，我和家人去参加复兴周末活动，拥抱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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