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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星期六的早晨，大陪审团的听证会即将举行。经过一个痛苦的不眠之夜，我叫醒希拉里，告诉她我和莫妮卡·莱温斯基之间关系的真相。希拉里看上去就像是腹部挨了我一击，她望着我，愤怒的程度同1月我对她说谎后一样。而我能做的只有说抱歉，告诉她我一度认为这种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即使是自己的妻子。我告诉她我爱她，不想伤害她和切尔西。对于做过的事我感到极其懊恼，不敢说出真相是怕伤害家人，有辱总统职位。上任后经历了这么多的流言蜚语、恶意诽谤，我不想在1月大陪审团作证后的舆论攻击中被迫辞职。但我还是不能完全明白自己怎么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
我也必须告诉切尔西。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更难启齿。孩子迟早会明白父母并不是完人，可这事还是有点太离谱。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好父亲。切尔西在高中和大学的四年中，听到的都是对她父母的恶语诽谤。而今，她要知道自己的父亲不仅做了天大的错事，而且向妻子和女儿撒了谎。我真怕因此失掉婚姻和女儿的爱与尊敬。
那一天，糟糕的事情还没完，接下来便是处理在北爱尔兰奥马镇发生的一起恐怖袭击。从爱尔兰共和军分离出去的一派在繁华的商业区引爆汽车炸弹，造成28人死亡。参与和平进程的各方，包括新芬党，都对此予以谴责。我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这种屠杀行径，对死难者家人表示哀悼，并敦促各方加大和平进程力度。这一非法组织不支持《受难节协定》，自称是真正的爱尔兰共和军，大约有200名成员和支持者，足以制造不小的麻烦，但不足以阻挡和平进程：奥马爆炸案充分表明了他们的丧心病狂。
周一，经过认真的准备之后，我下楼来到地图厅，参加四小时的听证会。斯塔尔早就答应不在法庭进行，或许是因为他想让希拉里这样做时遭到了拒绝。但他坚持要将听证会全程录像，理由是24人大陪审团中有一位不能参加。戴维·肯德尔说，如果斯塔尔不录下这次“秘密”听证会，就欢迎大陪审团来白宫。但斯塔尔拒绝了。我怀疑他想把录像带送给国会，在国会可以公开而又不会让他陷入更大的麻烦。
大陪审团通过法庭内部的闭路电视观看了听证会，而斯塔尔等人却竭力把录像带变成家庭色情影片。他们的问题都是专门为羞辱我而设计的，以此让国会和美国民众感到恶心进而要求我辞职，之后他就能起诉我。萨缪尔·约翰逊曾说过，没有什么能像预见到自己的毁灭一样让人心智集中。而且，我预感到除了眼下要发生的事情以外，还有更多的事情吉凶难料。
初步问讯之后，我要求做一个简短的陈述。我承认“在1996年的某些场合和1997年的一次”，我有过错误的行为，包括与莫妮卡·莱温斯基发生不恰当亲密接触；我承认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根据赖特法官在琼斯的律师请求下所采纳的“性关系”一词的定义来理解，这种行为并不构成“性关系”；我表示会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并竭尽所能回答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就行为合法性提出的问题，但我不愿意谈及更多的相关细节。
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主问讯官提出了一长串问题，都是关于赖特法官确定的“性关系”一词的定义。我承认自己并不想积极配合琼斯的律师，因为他们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一样，总是一再地故意泄露消息。他们那时已经知道很难将案子继续下去，所以我确信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从我嘴里掏出“毁灭性”的新消息，然后透露出去，以此达到罢免我的目的。当然，我在接受问讯时并不知道斯塔尔办公室已经在背后做了那么多手脚。
当时，斯塔尔的律师们试图充分利用听证会这一圈套，让我在录像过程中“绘声绘色”地讨论那些任何人都不必在公开场合谈及的隐私细节。
当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律师一个劲儿地对我关于性问题的证词表示不满时，我提醒他们，我和律师已经请琼斯的律师就其他问题提问，但遭到断然拒绝。我终于明白了，他们拒绝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就想得到一个可以泄露给媒体的毁灭性招供。他们只是在为斯塔尔卖命，想让我的证词成为逼迫我辞职或是弹劾甚至是起诉我的把柄。他们没有就其他问题提问，是“因为他们害怕我给出的是一个坦诚的答案……他们还是穷追不舍，想设一个圈套来愚弄我。只不过现在你们似乎抱怨他们干得不够出色罢了”。坦诚地说，我为卢瑟福协会的律师们以琼斯的名义所做的事情“深感遗憾”——烦扰无辜民众，非法泄露消息，栽赃陷害，有政治图谋的诉讼——“但我决心走过作证这片雷区，同时不触犯法律。而且我相信我做到了。”
我承认，那件事情出来后我确实误导了所有问过我的人，我也反复说我从未让任何人说谎。预定的四小时结束时，一些问题我已经回答了六到七遍，因为律师们殚精竭虑地要把对我的审问变成羞辱和控告。目前看来，这个四年来花费了4000万美元的调查到头来不过是从语法上去分析“性”这个词的定义。
约6：30，听证会结束了。按计划，三个半小时后我就得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我走进白宫日光浴室，一脸沮丧。一些朋友和白宫工作人员早就聚在那儿谈论着刚才的听证会，其中有白宫律师查克·拉夫、戴维，肯德尔、米基·坎特、拉姆·伊曼纽尔、詹姆斯·卡维尔、保罗·贝加拉、托马森夫妇，切尔西也在其中。谢天谢地，约8点时，希拉里也来了。
到底在电视讲话中我该说什么，大家各抒已见。每个人都知道我必须承认自己犯了个可怕的错误，并且曾经试图掩盖。问题是我该不该对斯塔尔的调查发起攻击，并且说应该让它结束。大家一致反对我这样做。大多数人早就明白斯塔尔完全失控了；他们想听我承认错误，想看我痛心悔过。我的一些朋友提出了自认为是战略性的建议；另一些只是对我的所作所为表示异常震惊。只有希拉里拒绝表态，她希望大家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以便写好演讲稿。
10点，我向美国民众谈到了我的作证，告诉他们我对自己的过失负完全责任，并承认误导了大家，“甚至是我的妻子”。我解释说，在这场已被驳回的有政治企图的诉讼中，我竭力避免自己和家人受到那些恶意问题的伤害。我还指出斯塔尔的调查历时太久，花费太大，伤害了太多的人。两年前，在对白水事件进行的真正独立的调查中，我和希拉里也是无辜的。最后，我承诺将竭尽全力补救我的家庭生活，并希望大家一起努力，结束这种无休止的个人迫害和隐私窥探，迈步向前，恢复正常的国民生活。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但由于怒气一直未消，我没能表现出本该有的悔意。
第二天，我们要去玛莎葡萄园开始每年一次的休假。以往，我总是热切地盼望着与家人欢聚的日子；而今年，我宁愿留下来24小时工作，尽管我明白我们需要团聚。我们朝停直升机的南草坪走去，切尔西走在我和希拉里中间，爱犬巴迪在我旁边。摄影师们拍下的照片把我带给亲人的痛苦暴露无疑。记者离开后，妻子和女儿就几乎不理我了。
假期的前几天，我一边请求家人的宽恕，一边筹划着对基地组织发起进攻。晚上，希拉里在床上休息，我则睡在沙发上。
我生日那天，桑迪·伯杰的助手唐·克里克将军飞抵玛莎葡萄园，报告中情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的打击目标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据点和在苏丹的两个目标。其中一个是本·拉登投资兴建的制革厂，另一个是一家化工厂。中情局认为这家化工厂生产和存储了用于制造VX神经毒气的化学制剂。我把制革厂从名单中勾掉，因为它对基地组织没有任何军事价值，而且我想最大限度地减少平民伤亡。对据点实施打击的时间定在情报部门所提供的拉登与其高级助手开会的时候。
凌晨3点，我向桑迪·伯杰下达了开始行动的命令。驻扎在阿拉伯海北部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向阿富汗境内的目标发射了巡航导弹。红海上的军舰也向位于苏丹的化工厂发射了导弹。大多数导弹均命中目标，但向据点实施打击时，拉登并没有像中情局预想的那样出现在那里。一些报道说他几小时前刚刚离开，但我们终究没有可靠的信息。许多与拉登有关的人被炸死，包括一些巴基斯坦军官，据称他们在那里训练克什米尔恐怖分子。苏丹的化工厂被完全摧毁。
在玛莎葡萄园下达实施打击的命令后，我飞回华盛顿，在四天中第二次向美国民众发表讲话。我告诉他们发动袭击的原因是本·拉登策划了一系列使馆爆炸案，而且他“可能是当今国际恐怖组织的最高头目和资助者”。他曾发誓要向美国发动恐怖主义战争，而且不会区别军人和平民。我说我们的打击目标不是伊斯兰世界，而是那些“极端狂热者和杀人魔王”。多年来我们在许多战线上一直同他们作战，而且将继续进行下去。因为“这将是一场长期而持续的斗争”。
在谈论这场长期斗争的时候，我签署了一系列命令中的第一项，即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做准备。13099号总统决策令决定对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实施经济制裁，后来制裁扩大到塔利班。迄今为止，我们在摧毁恐怖分子的资金网络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并不得力。该决策令援引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我们曾成功运用该法令打击哥伦比亚的卡利毒品卡特尔。我还让谢尔顿将军和迪克·克拉克制定相应措施，运送特种部队到阿富汗。我认为如果我们能清剿基地组织的一些训练营，即使抓不到本，拉登或他的高级助手，他们也会明白我们是非常认真的。我很清楚军方高层不想这样做，或许是因为索马里的阴影，或许因为他们无法确定本·拉登的踪迹，或许对部队的安全撤离没有把握。无论如何，我要将这些措施进行下去。
我还签署了许多《通知备忘录》，授权中情局使用致命武器来抓捕本·拉登。前一年春天，使馆被炸前数月，中情局就已受命展开对本·拉登的“抓捕行动”，但是缺乏必要的军事装备。为抓拉登，中情局还与阿富汗当地的部落建立了联系。线人和阿富汗部落不清楚在抓捕本·拉登时是否该使用致命武器，我指示他们不能这样做。几个月后，我扩大子致命武器的授权使用范围，即扩大了要打击的拉登党羽名单和对其实施打击的条件。
总的说来，国会两党领导人对实施导弹打击持肯定态度，主要因为他们对情况都较为了解，而且，国防部长科恩已向共和党人保证，打击的目标及其时机都会经过审慎考虑。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说：“现在，美国做了应该做的事。”参议员洛特也称打击是“恰当和正义”的。汤姆·达施勒、迪克·格普哈特和所有的民主党人均表示支持。不久，穆罕默德·拉什德被捕的消息让我欢欣鼓舞。他是基地组织的特工，肯尼亚使馆爆炸案的嫌疑犯。
有些人指责我不该炸化工厂，苏丹政府也坚持说该化工厂没有生产和存储危险的化学制剂。但我仍然坚信该做法的正确性。中情局从化工厂的土壤样品里发现了制造VX神经毒气的化学成分。后来在纽约市对恐怖分子审讯时，一个证人证实本·拉登确实在喀土穆从事过和化学武器相关的活动。尽管铁证如山，有些媒体人士依然认为此举有点像现实版的《摇尾狗》o在该影片中，一个虚构的总统，为把公众的视线从他的私生活问题上引开，发动了一场为电视转播量身订做的战争。
美国民众必须同时接受发动导弹打击和大陪审团作证这两件事。《新闻周刊》有文章称，公众对我作证并就此事发表电视讲话的评价是“镇定自若”。我的工作业绩支持率为62％，导弹打击的支持率为73％。大多数人认为在私生活方面我不够诚实，但在公共事务中值得信赖。相形之下，《新闻周刊》称“专家学者们的第一反应近乎歇斯底里”。他们痛斥我，说我应该被鞭挞。不错，我是接受了惩罚，但地点是在家里，这种惩罚理应在家里。此刻，我只是希望民主党人不要受媒体的驱使要求我辞职；希望能够弥合由我造成的我和家人、幕僚、内阁以及多年来一直信任和支持我的人们之间的裂缝。
讲话之后，我又回到玛莎葡萄园待了十天。家庭的坚冰尚未融化。应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之邀，我去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宣传“警察队”。这是自大陪审团作证以来，我第一次公开露面。“警察队”是一个创新项目，旨在为那些立志成为执法官员的人提供大学奖学金。伍斯特是一座古老的工业城市。起先，我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接待，但令我振奋的是，迎接我的是热情欢呼的人群，市长、马萨诸塞州的两位参议员和四名州议会议员也在其中。许多人鼓励我坚守岗位，不少人说他们一生中也犯过错误，遗憾的是我的错误被公之于众了。
8月韶日，小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发表35周年之际，我去奥克·布拉夫小镇的联合礼拜堂参加一个纪念仪式。一个多世纪以来，这里已变成非洲裔美国人的度假胜地。我与国会议员约翰·刘易斯同台主持。他曾与金博土并肩工作，是美国政坛最具威望和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早在1992年前，我们就成了朋友。他是我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因而完全有资格批评我。但实际上，约翰在当天的讲话中却称我是他的朋友和兄弟，说我成功时他会站在我身边，失意时也不会离我而去。他还称赞我是个好总统，并说如果让他决定的话，应该让我继续干下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番话对我的鼓舞有多大。
月末返回华盛顿后，要面对的是另一个巨大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并威胁到全球经济稳定。危机1997年始自泰国，然后波及印尼和韩国，现已影响到俄罗斯。8月中旬，俄罗斯已开始拖欠外债，月底其经济崩溃，导致全球股市大幅下跌。8月31日，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下跌512点，而四天前刚刚下跌357点，1998年的全部增长都泡汤了。
泰国出现问题以来，鲍勃·鲁宾和他领导的国际经济小组一直关注并寻找对策。尽管各国的问题在细节上有些不同，但都存在共同点，如银行体系存在缺陷、不良贷款、裙带资本主义和公众普遍丧失信心。过去五年间日本经济止步不前，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若无通货膨胀，再加上国内20％的储蓄增长幅度，日本还可以应付。但亚洲经济普遍低迷，加剧了各国政策失误带来的负面效应，所以日本人也变得寝食不安。经济停滞不前引发选举失利，最近我的朋友桥本龙太郎就辞去了首相职位。然而，中国拥有该地区增长最快的经济，而且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阻止了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90年代经济复苏的一般做法就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发达国家提供大量贷款，帮助遭受打击的国家进行必要的改革。改革在政治上无一例外都会遇到重重困难。因为改革必然会对既得利益有所触动，而且通常要求紧缩财政，这在短期内会对民众生活造成困难，但长远来看能够加快经济复苏。
美国不但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行动，还对后两个国家进行了一定的帮助。财政部决定不再追加对泰国的贷款，因为原有的170亿美元足以应付，而且国会对我们曾用来帮助墨西哥的外汇稳定基金进行了新的临时限制。这项限制在其他国家需要帮助时已经过期，但遗憾的是却影响了援助泰国的一揽子计划。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希望进行援助，因为泰国是我们在东南亚最早的盟友。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援助是由财政部一手负责的。单纯从经济上和国内政策而言，财政部的决定是正确的，但给泰国和整个亚洲传递了错误信息。鲍勃·鲁宾和我在政策制定上没有犯太多的错误，但我认为这就是其中的一个。
俄罗斯的问题则与泰国不一样。我上任之初美国就一直支持俄罗斯的经济，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3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资金中有近1／3是我们提供的。不幸的是，由于卢布贬值，以及俄罗斯将大量本国资金转移出境，所以约50亿美元的第一笔援助支出一夜之间就蒸发了。再加上俄中央银行不负责任的通货膨胀政策，以及杜马拒绝建立有效的税收制度，俄罗斯的情况雪上加霜。不错，税率是很高，或许太高了，但纳税人不买账。
从玛莎葡萄园返回后，希拉里和我，以及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比尔·戴利、比尔·理查森，还有一些两党国会议员，对俄罗斯和北爱尔兰进行了短暂访问。吉姆·科林斯大使将杜马的一些领导人请到他的官邸。我努力说服他们，说如果需要国外贷款和投资，俄罗斯就必须收税，停止以乱印钞票的方式来支付欠款和拯救陷入困境的银行，还要避免裙带资本主义，并偿还债务。不过我想这番话的效果不大。
由于俄罗斯自身存在的问题，我和鲍里斯·叶利钦的第15次会晤非常顺利。共产党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在杜马反对他的改革提案。他曾经想用行政手段来制定一个更为有效的税收体制，但仍然不能阻止中央银行乱印钞票，这加剧了抛售卢布和购进坚挺货币的货币流向，阻碍了外资信贷和投资。那时，我能做的只是给他鼓劲，说只要俄罗斯情况有所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剩余贷款就会到位。但如果我们现在就提供贷款，这些钱就会像第一笔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我们确实做了一个积极的承诺，宣布双方将从各自的核计划中削减50吨钚——这足够制造成千上万枚核弹——并使这些原料在今后不能再用于制造核武器。由于恐怖组织和敌对国家一直试图得到这些核裂变原料，此举就变得至关重要，能拯救无数人的性命。
在贝尔法斯特对新的北爱尔兰议会发表的演讲中，我敦促他们继续执行《受难节协定》。我和希拉里、布莱尔夫妇、乔治·米切尔以及英国负责北爱尔兰事务的国务大臣一起到奥马去看望爆炸案的受害者，倾听他们的遭遇，慰问各个家庭和和那些留下了创伤的孩子。托尼和我竭力对他们进行安慰，并为受害者继续支持和平进程的决心深深震撼。在这起事件中，有人在贝尔法斯特的一面墙上涂写了这么一句挑衅性的话：“难道就只有死亡一条路吗？”经过奥马大屠杀之后，爱尔兰人的答案依然是肯定的。
出发去都柏林之前，我们和布莱尔一家在阿马参加了一个和平聚会。传教士圣帕特里克就是从这里将基督教带到爱尔兰的，所以阿马也是当今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的宗教中心。一位可爱的17岁女孩沙伦·豪伊把我介绍给大家。她14岁时就曾写信给我，请我用这个简单的方法解决战争：“双方都受了伤害，双方都必须原谅对方。”
在都柏林，我和伯蒂·埃亨会晤后接见了媒体。一位爱尔兰记者说：“好像您一来就会推动和平进程，那我们还需要再见到您吗？”我回答说为了你们的国家，我希望没有下一次。但就我个人而言，很愿意再来。接着，伯蒂称赞我对奥马悲剧的反应迅速，促使两党对原本“可能历时几周和几个月”的事情立刻做出决定。就在两天前，新芬党的首席谈判官马丁·麦吉尼斯宣布他将监督新芬党的武器收缴过程。马丁是格里·亚当斯的高级助手和得力干将。这一消息给了戴维·特林布尔和北爱统一党成员这样一个信号——正如亚当斯所说，对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而言，暴力是“过去的事，结束了，做完了，过去了”。在私下会见时，伯蒂·埃亨告诉我，奥马事件发生后，爱尔兰共和军警告过所谓“真正的爱尔兰共和军”，如果他们再做那样的事，他们要担心的就远不止是英国警察了。
美国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的挚友乔·利伯曼在参议院对我进行的尖锐指责，问我作何感想。我回答说：“我同意他的说法……我犯了个糟糕的错误，不可原谅，我非常抱歉。”我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对我在国外时乔攻击我一事感到沮丧，但我一点也不。因为我知道乔笃信宗教，极其虔诚。我做过的事他肯定会感到非常气愤，但他还是小心地回避了我应被弹劾的说法。我们在爱尔兰的最后一站是利默里克。5万名和平支持者拥上街头，其中包括我们一位代表团成员的亲戚。纽约的国会议员彼得·金甚至把母亲也带来了。我告诉大家，我的朋友弗兰克·麦科特在《安吉拉的骨灰》一书中颂扬了古时的利默里克，但我更喜欢眼前的这座城市。
9月9日，斯塔尔向国会递交了一份长达445页的报告，列出了11项可能导致弹劾的罪行。即使在当年性质恶劣的水门事件中，利昂·贾瓦斯基也没有这样做。如果这位独立检察官找到了“重大而可靠”的证据，他应该将发现报告国会；应该由国会来决定是否构成弹劾。但是，该报告11日就被公之于众，而贾瓦斯基的报告从未公开。斯塔尔报告中“性”一词出现了500多次，白水事件提到两次。他和他的同党以为能用我的丑事将他们在过去四年里的罪恶冲刷得一干二净。
9月10日，我在白宫召集内阁会议表示歉意，可很多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显然，他们对我长期以来的做法深信不疑，对我给予他们的职责极其珍惜。但大多数人认为我将实情隐瞒八个月是自私而又愚蠢的行为。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首当其冲，对我做的错事表示失望，但是又说我们惟一的选择是继续工作。唐纳·沙拉拉更强硬些，说领导者不但要有好的政策，更应该做个好人。我的至交詹姆斯·李·威特和罗德尼，斯莱特谈到了赎罪的力量，并引用了《圣经》中的话。天主教徒布鲁斯·巴比特提到忏悔的作用。卡罗尔·布朗纳说她曾经不得不与儿子讨论一些她从未想过要与他探讨的话题。
他们的话让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事情的影响有多大。我的过错和不诚实一被公开，就如同开启了美国人民感情上的潘多拉盒子。在过去的六年中我备受煎熬——斯塔尔的调查糟糕透顶；琼斯的诉讼既虚伪又有政治图谋；即便是总统也应该有自己的私生活。这样说当然很容易，然而我做的丑事一旦暴露无遗，人们对此的评价就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们自己的个人经历。这不仅涉及到他们的信仰，还有他们的恐惧、失望和心碎。
内阁成员诚实而又不同的反应，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全国上下正在讨论着怎样的话题。随着弹劾听证会的临近，我收到很多朋友以及陌生人的来信。有的洋溢着感人的支持与鼓舞；有的则讲述了自己失败又奋起的经历；有的表达了对斯塔尔行为的愤慨；有的通篇都是对我过失的谴责与失望；还有的反映了上述方方面面掺杂在一起的观点。这些信帮我调整了自己的情绪，而且让我记住——如果想被宽恕，首先要宽恕别人。
白宫二层的黄色椭圆厅里气氛紧张而又尴尬，一直到鲍勃·鲁宾发言时才碍以缓解。鲁宾是这个房间里最了解我过去四年中生活状况的人。他曾经接受高盛公司的一次彻底调查，在被证实清白之前，他的一个同伴甚至已经被捕入狱。许多人表态后，鲁宾以他固有的直率说道：“毫无疑问，是你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我们都会犯错，甚至是大错特错。在我看来，问题的实质是媒体的过度炒作和对手的无中生有。”此后，气氛就好多了，而且无一人离席，这使我深为感激。之后，我们就都回去工作了。
9月15日，我聘请了一位优秀的律师，格雷格·克雷格。他是我和希拉里在耶鲁法学院的老朋友。他和查克·拉夫、戴维·肯德尔、布鲁斯·林赛、谢里尔·米尔斯、兰尼·布鲁尔和妮科尔·塞利格曼一起组成我的辩护团。18日，不出我所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决定将我在大陪审团作证的录像公之于众，他们这样做纯粹是党派之见。
几天后，我和希拉里在白宫为宗教领袖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早餐会。我们经常谈论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次，在遭遇人生逆境的时候，我请求他们为我祷告：在过去的几周里，可以说我是历尽千辛万苦要结束这一切，使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同意一些人的这种看法——在作证后的第一次声明中，我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悔悟。但我认为不应该就由此异想天开地说我犯了罪。
我说我对所有受到伤害的人表示抱歉——我的家人、朋友、身边的工作人员、内阁成员，以及莫妮卡·莱温斯基和她的家人；我已请求他们的宽恕；我将谨遵本堂牧师和其他人的忠告，在上帝的帮助下，“找到我所寻求的能施予宽恕的意愿；摒弃影响判断力并导致人们辩解与比较、责备与抱怨的傲慢和愤怒”。我还说我将以强有力的防御来回应那些针对我的指控，将加倍努力、忠于职守，“希望以我伤痕累累的精神和顽强依旧的心灵，能为民众谋取更多的利益”。
我请了三位本堂牧师给我提建议，至少每月一次，每次不限时间。他们是菲尔·沃格曼，我们在方德里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我的朋友托尼·坎波洛以及牧师兼作家戈顿·麦克唐纳，我曾读过他写的几本关于实践自身信仰的书。他们确实不辱使命，经常一起或单独来白宫。我们一起祷告，诵读《圣经》，讨论一些以前我从未认真讨论过的问题。来自芝加哥的比尔·希贝尔斯牧师也经常到白宫来，问我一些追根究底的问题，以检验我“精神上是否健康”。尽管他们常常毫不客气，却能把我从政治领域带人灵魂的深刻自省，体会上帝之爱的伟大。
我和希拉里还开始了一个非常认真的咨询计划，每周一天，持续了约一年时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坦诚地谈起我的感情、经历、对生命与爱情的看法和对人际关系的领悟。对于从中意识到的我自己和我的过去，我并不是全部喜欢。所以我会痛苦地面对这样的现实——我的童年和成年以后的生活使一些在别人看起来再自然不过的事对我来说却很困难。
我也逐渐明白，当感到疲惫、愤怒或是孤立无援的时候，我往往更容易犯一些自私和自我毁灭的错误，之后又总是羞愧难当。眼下的窘境就是毕生困扰我的双重生活给我留下的最新创伤，一方面掩饰内心的气愤和悲伤，一方面迎接我所深爱的、过得很好的外部生活。在一些政府部门因无钱运转而关门期间，我展开了两场大搏斗：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而与国会展开的公开搏斗，以及击退内心魔鬼的私下搏斗。我只赢了前者。
这么做的时候，我伤害的不仅是我的家人和政府，也伤害了我的总统职位和美国人民。无论处于怎样的压力下，我本该表现得更坚强、更出色。过错不可原谅，但我要试着考虑清楚原因。这至少能够提供一个机会，让我最终把双重生活和谐统一起来。
在漫长的咨询及以后的谈话中。我和希拉里对彼此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种了解超越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和观念，以及我们的宝贝女儿。我一直深爱着希拉里，但有时也会伤害她。我非常感激她如此勇敢地参与咨询。我们仍是最要好的朋友，我希望能够保住我们的婚姻。
在这期间，我仍旧睡在沙发上，一睡就是两个多月，它放在靠近我俩卧室的小起居室里。我大量地阅读、思考，投人地工作，沙发居然让我感到很舒服，但我希望永远也不要再睡在上面了。
共和党人对我的指责越来越甚，但我的支持者们也开始挺身反击。9月11日，800名爱尔兰裔美国人在白宫南草坪聚会，见证布赖恩·奥德怀尔向我颁发以他已故父亲保罗命名的奖项，以表彰我在爱尔兰和平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布赖恩的讲话和人群的反应充分说明了他们是真正支持我的。
几天后，瓦茨拉夫·哈韦尔来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向媒体表示我是他“伟大的朋友”。接下来在回答媒体提到的有关弹劾、辞职以及我是否失去了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道德权威等问题时，哈韦尔说美国有很多种形象：“我喜欢其中的大部分，但对有一些也不理解。我不想就我不理解的事情发表观点。”
五天后，我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开幕仪式，并就全球共同打击恐怖分子的义务发表讲话，包括不支持恐怖分子、不提供庇护、不提供经济援助；对这么做的国家施加压力；建立引渡和审判机制；签署全球反恐条约，加强并实施保护我们不受生化武器袭击的条约；控制爆炸物的大规模生产和出口；提高机场安全的国际标准；打击滋生恐怖的温床。这个讲话非常重要，尤其是考虑到讨局，与会代表对华盛顿所发生的事情也十分关心。我站起来发言时，他们长时间起立热烈鼓掌。这对于气氛通常沉闷的联大会议来说是第一次，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不敢肯定这到底是对我的支持还是对国会所作所为的反对。我在联大就恐怖主义问题发言时，所有的电视网都在播放我在大陪审团作证的录像。
第二天，我和非洲裔美国宗教领袖一起在白宫接待了纳尔逊·曼德拉。这是他的主意。国会表决同意授予他国会金质奖章，在接下来的一天举行授予仪式。但他打电话问时间的安排是否有些问题：“作为南非总统，我不能拒绝这一荣誉。但我想早一天来，以便告诉美国人民我是怎么看待国会对你的做法的。”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说他从未见过在联大会议上有谁享受过我的礼遇，说世界需要我，我的对手不应再穷追不舍。宗教领袖们鼓掌表示同意。
曼德拉讲得很好，但风头还是被小马丁·路德·金的女儿伯尼斯·金牧师抢去了。她说即便是伟大的领袖有时也会犯严重的错误，大卫王做的错事比我的要严重得多，为了能娶到拔示巴，他故意安排她的丈夫，一个对自己忠诚的武士，战死沙场。他最终要为这一罪过赎罪并遭受惩罚。谁也不知道伯尼斯到底在讲什么，直到最后她才说：“是的，大卫王的罪过十分严重，上帝也惩罚了他。但大卫王仍然是大卫王。”
与此同时，我一直在不停地工作。努力促成有关马里兰州、佛罗里达州和伊利诺伊州学校现代化和建设基金的提案；和全国农民联盟讨论有关农业的事情；在外交委员会就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发表重要讲话；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部队的战备情况；在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为新的最低工资保障争取支持；听取总统种族顾问委员会的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的最终报告；会见托尼·布莱尔、意大利总理罗马诺·普罗迪和保加利亚总统彼得·斯托扬诺夫，商讨能否将我和托尼都支持的“第三条道路”思想推广到其他国家；和日本新首相小渊惠三首次会晤；促成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在白宫的会谈，以推动和平进程；另外还参加了民主党在六个州和华盛顿特市的多达十几次的竞选活动。
9月30日，财政年度的最后一天，我宣布本年度财政盈余约为700亿美兀，这也是29年来第一次财政盈余。现在媒体除了斯塔尔报告几乎什么也不关心，每天发生的其他事情也够他们忙一阵的，所以我决定不去打搅公众的注意力，并欣慰地看到白宫工作人员和内阁成员也这样想。不论每天的新闻有什么内容，他们还是继续埋头工作。
10月，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在亨利·海德和他在司法委员会的同事的领导下，继续推动弹劾我的努力。而委员会中的民主党人则在密歇根州的约翰·科尼尔斯带领下对他们进行顽强反击，他们辩称，即便对我的最坏指控得以成立，也不会构成宪法所要求的弹劾总统的“严重犯罪和不当行为”。民主党人在法律上是正确的，但共和党人有席位的优势；10月8日，众议院投票表决是否开始弹劾程序。对此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离国会中期选举还有一个月，共和党人孤注一掷，就是要把克林顿拉下马。我倒认为，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在选举之后会重新审视事实和法律，宁可支持一个谴责或训斥的决议也不会同意弹劾——这也是纽特·金里奇在说假话和明显违背税法后受到的处罚。
很多所谓的专家都预测民主党的境遇会如何糟糕。据以往的经验，由于这场争论，我们会在众议院失掉25到35个议席，在参议院失掉4到6个议席。华盛顿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看的。共和党的竞选基金比民主党多1亿美元，而且再度竞选参议员的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要多。在参议院的竞选席位中，民主党可以确保胜利的有印第安纳州，竞选者是州长埃文·贝赫；而俄亥俄州州长沃伊诺维奇也肯定会为共和党赢得约翰·格伦空出的位子。这就使得7个席位悬而未决，其中5个目前归民主党，2个归共和党。
．我不同意这种保守的看法，理由如下：第一，很多美国人不支持斯塔尔的做法，国会中共和党人绞尽脑汁要陷害我的举动也让他们憎恨。约80％的人不同意将我在大陪审团作证的录像公之于众，对国会的支持率也下降到43％。第二，如1994年的“与美国签约”所示，如果公众认为一党的施政纲领比另一党的好，那么前者定会取胜。民主党第一次在中期选举中统一了施政计划，即在将财政余额用于其他项目或削减税收之前，先要保证社会保障基金；增加10万名教师；改建老学校、兴建新学校；提高最低工资；通过《病人权利法案》。第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反对弹劾；如果民主党能够紧紧围绕其施政计划，并且反对弹劾总统，我想他们肯定能赢得在众议院的选举。
10月的月初和月末，我参加了一些政治集会，大多数是在华盛顿周边地区，目的都是进一步宣传我方候选人强调的问题，其余时间则都花在工作上。事情有很多，最主要的是中东问题。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丹尼斯，罗斯几个月来一直致力于使和平进程走上正轨，最终利用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到纽约参加联大会议的时机，马德莱娜促成了他们之间的会谈。他们中的哪一方也不愿意采取下一步步骤，更不愿在选民心中留下妥协的形象，但双方也都认为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就很容易失去控制，尤其是如果哈马斯发动新一轮袭击的话。
第二天，两位领导人来华盛顿看我，我宣布一个月之内他们会再到美国，届时将制定一个协议。在此期间，马德莱娜会飞往中东继续斡旋。他们三人将在巴以边境会晤，然后阿拉法特会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国宾馆共进午餐。这使得以强硬著称的内塔尼亚胡成为第一个进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以色列总理。
这次峰会的准备工作持续了几个月。双方都希望美国在困难问题上帮他们做出决定，并认为这次峰会的安排有助于决议在国内得到执行。当然，在任何峰会上都有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可能，这对于与会各方都不利。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担心会谈破裂并带来不良后果。阿拉法特和内塔尼亚胡在公开场合表态强硬，比比更是提名最为强硬的利库德集团领导人阿里尔·沙龙担任外交部长。沙龙将1993年的和平协议称为以色列的“国家自杀”。不知道内塔尼亚胡这样做是为了在会谈破裂后把责任推到沙龙身上，还是为了在会谈成功后使自己在右翼方面得到保护。
我认为举行这样一次峰会很好，并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觉得我们不会损失什么，与其害怕失败不敢采取行动，还不如全力以赴，哪怕以失败告终。15日，谈判在白宫开始，然后转场到马里兰州的怀依河会议中心。那里很适合这项工作：会议和餐饮环境舒适，每个代表团成员的房间相对集中，而两个代表团的住所则有一段距离。
原计划峰会进行四天；在内塔尼亚胡返回以色列召集议会秋季会议之前两天结束。我们就下列规则达成共识：各方均不应被针对具体问题的过渡协议束缚手脚，力争达成一个完整的协议，而美国则负责这一协议的起草工作。我承诺尽可能和他们在一起，但不论多晚，必须。每晚乘直升机返回华盛顿，以便我能一早就在办公室签署文件并与国会继续商讨财政预算。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财政年度，但13个拨款法案中通过并形成法律的还不到1／3。八年以来，总统专用直升机I-Bgfi的海军陆战队机组成员表现一直非常出色，在此次峰会期间更是不可或缺，他们经常要在会议结束时的凌晨二三点把我送回白宫。
第一次晚宴时，我就敦促阿拉法特和内塔尼亚胡考虑在两国敌对的情况下如何相互帮助。整整四天，他们都在思考和谈判，但还是找不到达成协议的办法。内塔尼亚胡告诉我在全部问题上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于是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以方从约旦河西岸13％的被占领土上撤离；巴方制定一个计划，实质性地改进双方在安全方面的合作，计划由双方都信任的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协助制定。
当晚深夜，我和阿里尔·沙龙进行了第一次单独会面。这位70岁的退役将军经历了以色列建国和其后的所有战争。在阿拉伯世界中他的口碑并不好，不仅是由于反对以土地换和平方案，还因为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那次事件中，与以方联盟的黎巴嫩民兵杀死了许多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这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我主要是提问题然后倾听。沙龙并不是不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他愿意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但认为放弃约旦河西岸不符合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他也不相信阿拉法特真会打击恐怖分子。他是以色列代表团中惟一不愿意和阿拉法特握手的人。我非常乐意听沙龙讲述自己的生平和观点，结束谈话时已近凌晨3点，我对他的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有一件事情让我吃惊，那就是他竭力促使我原谅乔纳森·波拉德，前美国海军情报分析员，1986年因替以色列搜集情报而被判有罪。拉宾和内塔尼亚胡先前也为他说过情。很明显，以色列国内的民众认为美国不应该对波拉德惩处得如此重，毕竟他只是把极端敏感的情报提供给盟友。在结束谈话前，沙龙又一次提出了这个请求。与此同时，我与两位领导人继续商谈，并和他们的助手进行接触，包括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扎克·莫迪凯；阿拉法特的高级顾问库赖和阿巴斯，他们后来都成为巴勒斯坦总理；阿拉法特的首席谈判官赛义卜·埃雷卡特；37岁的穆罕默德·达兰，加沙地带的安全官。双方的成员背景广泛，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尽量和他们多接触；或许有谁就能为推动和平进程起到关键作用。
星期天晚上我们还未能达成协议，各方同意扩大会谈。我们的成员有桑迪·伯杰、罗布·马利、白宫的布鲁斯·莱代尔、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丹尼斯·罗斯、马丁·安迪克、阿龙·米勒、温迪·舍曼、国务院的托尼·弗斯坦迪什，戈尔随后也加入进来。每天他们轮流和巴以双方的相应官员广泛探讨，希望能找到突破乌云的那一线阳光。
国务院的翻译盖马尔·希拉赫在这次以及其他谈判中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双方成员都说英语，只有阿拉法特在谈公事时讲阿拉伯语。在我和阿拉法特一对一的会晤中，盖马尔是惟一在场的人。他了解中东局势以及巴勒斯坦代表团中每位成员在谈判中的作用，阿拉法特也喜欢他。他成了我方的顾问，他的观点和他与阿拉法特的私人关系曾不止一次地起了很大作用。
周一，我预感又要取得进展。为谋求和平，我不断敦促内塔尼亚胡给阿拉法特更多的好处——土地、机场、加沙地区的一个港口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的一条通道——以便他更好地同恐怖主义做斗争。我也给阿拉法特施加压力，让他不但要加大安全方面的力度，还要召集巴勒斯坦国民议会正式修改《巴勒斯坦盟约》，去除“消灭以色列”这样的字眼。巴解组织执委会早已放弃了这一条款，但内塔尼亚胡认为以色列人民现在不能相信巴方的和平诚意，除非当选的巴勒斯坦国民大会投票表决从盟约中清除那些攻击性的语言。阿拉法特不愿意召集大会，怕无法控制结果。全世界的巴勒斯坦人都有权选举议会成员，与居住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相比，很多国外侨民不太愿意支持阿拉法特以及和平进程中不可缺少的妥协。
20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和王后努尔也参与进来。侯赛因来美国是去梅奥医学中心治疗癌症。我向他简单介绍了目前的进展和问题。尽管他由于疾病和化疗变得很虚弱，但他说只要我认为有帮助，就愿意到怀依去。努尔也向我证实了他的这一想法，而且表示对下榻的住所并不介意。然后我便告诉他我们需要一切可能的帮助。侯赛因的作用绝对不容忽视，他拉近了双方的关系，帮助极大。他虽然体重轻了很多，头发甚至连眉毛都因为化疗掉光了，但思想和意志却仍然坚强。他的出现让所有类似谈判中都有的故作姿态和狭隘减少了很多。
21日，我们仅在安全问题上达成协议，似乎内塔尼亚胡要离开这次失败的谈判，来庆祝自己49岁的生日。第二天，我从华盛顿返回会场。双方单独会谈两小时后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来确保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同意修改宪章：我和阿拉法特一同去加沙，在国民议会上阿拉法特提议用举手、鼓掌或跺脚来表示同意。桑迪·伯杰也赞同这个做法，但是警告说对我有人身危险。确实如此，但我们在请求以色列入和巴勒斯坦人冒更大的风险。我愿意这样做。
当晚，由于阿拉法特要求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里的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谈判又陷入僵局。内塔尼亚胡说他不会释放哈马斯成员或其他“手上沾满鲜血”的人，他认为最多可以释放500人。我知道双方的关系濒临破裂，就事先让侯赛因来我们进餐的大厅与谈判的双方共同商讨。他走进房间，其帝王气概、炯炯的眼神以及简洁流利的言词并没有因为身体的衰弱而有丝毫减退。他以深沉、洪亮的嗓音说，历史将给大家一个公正的评判；双方现有的分歧同和平的成果比较起来简直微不足道；为了自己的子孙，一定要谋求和平。他的言外之意极为明确：我的时间或许不多了，但我愿意看到和平在你们手中实现。
侯赛因走后，我们留在餐厅继续就各种问题进行磋商。我告诉大家时间不早了，但我没有睡意。此刻，我的成功策略就是忍耐；我决定坚持到最后一刻。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也意识到今晚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机会。所有谈判代表同我们一起熬过这漫漫长夜。
约在凌晨3点，我终于同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就囚犯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我们的辛勤耕耘有了收获。快到早上7点时还剩一个障碍：内塔尼亚胡威胁说如果我不放了波拉德，他就放弃整个协议。他说我在前天晚上的一次会晤中做出过承诺，因此他才答应在其他问题上让步。事实上，我只是告诉他，如果放波拉德是和平的需要，我就赞成，但我必须征得美国人民的同意。
就波拉德在以色列获得的同情而言，我们是很难处置他的；可毕竟他出卖国家机密是为钱，而不是为信仰，而且多年来没有丝毫悔意。我向桑迪·伯杰和乔治·特内特提及此事，他们坚决反对。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也不同意。乔治说，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一案已经对中情局造成重创，如果给波拉德减刑的话，他肯定辞职。我是不会那样做的，况且特内特的态度也坚定了我的决心。安全问题和巴以双方对携手反恐所做出的承诺是协议的中心内容。特内特已帮助双方拟订了协议细则，并表示中情局将协助实施。如果没有特内特，阿拉法特很有可能不会继续合作。而且，在打击基地组织和恐怖主义方面，我也离不开他。我告诉内塔尼亚胡，我将慎重考虑，并与特内特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一道，尽量把工作做通。但对他来说，一个靠得住的安全协议比释放波拉德更重要。
最终，在又一轮细致的谈判后，比比答应维护达成的协议，但前提是改变释放囚犯的人员构成，以便释放更多的普通囚犯，更少的恐怖分子。可阿拉法特不能接受，他想释放所有为自由而战的卫士。丹尼斯·罗斯和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到他的住处向他保证我已全力以赴，然后我亲自去感谢他。他在最后一刻的让步使大家的努力没有落空。
该协议向巴方提供了西岸的更多土地，还有机场、海港、加沙和西岸之间的安全通道，并承诺释放囚犯以及提供经济援助。作为回报，以色列将在打击暴力和恐怖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合作；监禁那些以方认定继续从事暴力和屠杀行径的巴勒斯坦人；改变《巴勒斯坦盟约》的条款以及尽快启动最终地位的谈判。美方将帮助以色列承担重新进行安全部署的费用，援助巴勒斯坦的经济发展，并在巩固巴以双方承诺的前所未有的安全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握手定约之后，我们必须马上赶回白宫宣布。大多数人几乎连续40个小时没合眼，本该先洗个澡，小睡一会儿。但正值周五下午，我们必须在犹太教安息日开始的日落之前完成仪式。仪式于下午4时在东厅开始，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戈尔发言之后，我简要地归纳了协议的内容，并感谢巴以双方。然后，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发表了愉快而积极的讲话。比比很有政治家风度，阿拉法特也以少有的激烈言辞谴责了暴力行为。侯赛因警告说，和平的敌人将以暴力的形式阻挠协议的实施，并激励巴以人民拥护自己的领袖，以亚伯拉罕子孙的共同未来代替毁灭和死亡，并称“这是最值得做的事情”。
侯赛因做了个表示友谊的手势，并感谢国会中共和党人所付出的努力。他说美国的九任总统和他都是朋友，“尽管我对你的前任们都有。深情厚谊，但在和平这个问题上，我还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献身精神、敏锐头脑以及专注和毅力……希望能够与你一道见证更伟大的成功，与你一道帮助朋友们朝更美好的明天迈进”。
然后，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签署了协议，恰好在日落和犹太教安息日开始之前。中东和平依然充满生机。
怀依河谈判进行的同时，厄斯金·鲍尔斯正在紧张地就预算问题同国会商讨。他对我说中期选举后就要离任，所以这次要尽力而为。我们还是有很多优势的，一来共和党人不敢再次让政府部门关闭，二来前几个月他们二直把精力浪费在内部争吵以及怎样攻击我上，没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好。
厄斯金和他的小组在预算法案的细节上灵活让步，为的是确保我们的重点项目。15日下午我们宣布了达成的正式法案，第二天就在白宫玫瑰园一同庆祝，参加者有汤姆·达施勒、迪克·格普哈特，还有预算小组的全体成员。法案最终将财政盈余主要用于社会保障改革；为新增加10万名教师提供资金，大量增加课外和暑期活动，以及其他教育领域的投资。我们保证了农民和农场主的补贴，以此来取得巨大的环境效益；为净水行动提供资金，这将使40％的湖泊河流因垂钓和游泳而被污染的水质得到改善；拨款应对全球变暖，保护土地免受开发和污染。在历经了八个月的僵局之后，我们促使国会同意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资金，以便让美国能为结束全球金融危机、稳定世界经济做出贡献。
并非所有的提案都得以通过，因此我们在竞选前的最后两周半有充足的抨击火力。共和党人阻碍了为健康维护组织而提出的《病人权利法案》；否定了烟草立法，其中包括针对烟草大公司的高额烟草税和禁止少年吸烟；在参议院拖延了竞选资金改革，尽管此议案在众议院通过后又得到参议院全体民主党人的一致同意；不同意增加最低工资；而且，最令我吃惊的是，不同意我新建和维修5000所学校的提议；他们还拒绝通过关于生产和购买清洁能源和能源节约装置的课税扣除。我跟纽特·金里奇开玩笑说，我终于发现一项他反对的减税措施了。
尽管这样，鉴于国会政党构成，这个预算还是很了不起的，这都要归功于厄斯金·鲍尔斯的谈判技巧。这是1997年平衡预算谈判成功后他的又一项杰作。正如我所讲的，他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结局”。
四天之后，就在我去怀依河会议中心之前，在厄斯金的强力推荐下，我提名约翰·波德斯塔接替他的职务。自1970年乔·达菲竞选参议员起，我就认识约翰了。他曾任白宫办公厅秘书、办公厅副主任之职；他熟谙国会，帮助制定过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国防政策；他是个热心的环保主义者；白宫除了戈尔之外，在信息技术方面没人比得上他。在性格方面他也很合适：精明的头脑、坚强的内心、冷淡的诙谐，在攻心策略上比厄斯金还要更胜一筹。约翰领导的班子也是出奇地强，有办公厅副主任史蒂夫·里凯蒂、玛丽亚·埃沙维斯特，以及他的助手卡伦·特拉蒙塔诺。
厄斯金是我要好的朋友，我们共同经历了磨难与成功，一起玩高尔夫、一起打牌。在高尔夫球场上我尤其会想念他。很多困难的时候，厄斯金和我都会去陆军一海军高尔夫球场小打一局。我的朋友凯文·奥基夫离开法律顾问办公室之前，我们三个经常一起打。球场上陪我们的总是梅尔·库克，在那儿工作的一位退伍军人，他对整个球场了如指掌。有时我打完四五个洞才会打出一个好球，但那里的风景以及我对这项运动的热爱会带走一天的烦恼。我还是经常去陆军一海军那个球场，但我很想念厄斯金，不过他离开时至少给我带来了波德斯塔。
拉姆·伊曼纽尔也离开了。1991年，他是我的竞选财务主任，后来因为结婚离开一段时间。拉姆的了不起之处就是能把思想付诸实践。他能洞察别人忽略的潜在可能，能把握影响成败的细节。1994年失败之后，他在重塑我的形象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几年后拉姆会重返华盛顿，这次是作为芝加哥市的议员，他认为该市应当成为世界的首都。我让白宫政治主任道格·索斯尼克接替他，他和拉姆一样能拼敢闯，熟悉政治和国会，知晓每件事情的弊端并能让我成功避开，他还是个谈判高手。克雷格·史密斯接替了政治主任一职，1992年他曾任此职。
22日早晨，出发去参加怀依河最后一天漫长的谈判前不久，国会在休会前交给我一份法案，内容是到2000年在美国建立3000所特许学校。这个月的最后一周，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议会就（怀依和平协定》进行的不信任投票中胜出。厄瓜多尔和秘鲁总统在美国的帮助下，解决了原本要演变成武装冲突的边界争端。在白宫，我欢迎了到访的哥伦比亚新总统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对他结束和游击队组织十年冲突的气概和努力表示支持。我还签署了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任命罗伯特·塞普莱担任国务卿在国际宗教自由问题上的特别代表，他是一个名为“美国世界视野”的基督教慈善组织的前领导人。
临近选举结束，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和马里兰州做了几次停留，和希拉里一起去了卡纳维拉尔角，目睹约翰，格伦升人太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开始播放电视宣传片来攻击我；诺尔玛·霍洛韦·约翰逊法官判定斯塔尔办公室极有可能24次违反了有关大陪审团泄密的法律；新闻报道表明，根据DNA检测，托马斯·杰斐逊的女奴萨莉·赫明斯也曾为他生了几个孩子。
11月3日，尽管共和党有巨大的资金优势，尽管对我进行了无情的攻击，尽管有民主党必败的所谓权威预言，结果还是对我们有利。和预计丢掉四到六个席位不同，参议院的情况没有改变。我的朋友约翰·布鲁在路易斯安那州以绝对多数重新当选。他在1994年的选举之后帮助我重塑民主党的执政新形象，而且强烈反对弹劾。在众议院，民主党甚至还赢回了五个席位，这是1822年以来总统当选六年后所在党第一次取得这样的成就。
选举提出了一种简单的选择：民主党人首先要储备社会保障基金，聘用10万名新老师，改善学校条件，提高最低工资，通过（病人权利法案）。共和党人对此全部否定。总体来说，他们的竞选纲领只有一个，那就是弹劾，不过也在几个州提出了反对同性恋的宣传，核心内容是如果民主党人在国会胜利，就会迫使各州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华盛顿州和阿肯色州，他们还用同性恋接吻和在教堂的图片加强宣传。选举前不久，怀俄明州的一个同性恋青年马修·谢泼德就因为他的性取向被活活打死。整个国家都被触动了，尤其是他的父母勇敢地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之后。我想极右翼组织因为谢泼德之死不敢再播打击同性恋的宣传片了，但他们总得需要一个打击对象。因为在去年10月的预算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共和党的力量也被削弱了；最保守的成员都认为他们倾其所有，却没得到任何回报。
选举前的几个月，我意识到“第六年的厄运”有些夸张了。历史上选民在第六年总是投票反对总统所在的党，是因为他们认为总统的势力在削弱，新思想新举措越来越少，或许他们该给另一方一个机会。1998年选举前，他们看到我在为中东局势以及其他国内外问题忙碌，因而知道未来的两年中我们有明确的议事日程。弹劾风波促使民主党人的投票率比1994年大大提高，也阻止了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从共和党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相形之下，现任的共和党州长们以我的执政纲领为指导，在财政制度、福利改革、打击犯罪、大力支持教育方面又做得很好。在得克萨斯州，乔抬·布什轻易地击败了我的老朋友加里·莫罗。在发表庆祝讲话时，他身后挂着一面横幅，上面写着“机会，责任”，用的正是我1992年大选标语的2／3。
非洲裔美国人大量投票，帮助一个叫约翰·爱德华兹的年轻律师击败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劳奇·费尔克洛思，后者是森特尔法官的朋友，也是对我批评最多的人之一。在南卡罗来纳州，黑人选民帮助参议员弗里茨·霍林斯后来居上。在纽约州，国会议员恰克，舒默立场坚定地反对弹劾，并且在打击犯罪方面卓有成效，他轻易地击败了参议员艾尔·达马托，后者在过去的几年中把精力都放在对希拉里和她的同事的攻击上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芭芭拉·博克瑟再度当选，格雷·戴维斯以比预计大得多的优势当选州长，民主党在反弹劾的浪潮中又赢得了众议院两个议席，这与西班牙裔美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大量投票是分不开的。
在众议院选举中，我们又赢回丁玛乔丽，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在1994年丢掉的席位，我们的候选人乔·霍费尔在1996年竞选失败后，今年再次努力赢回，而且声明反对弹劾。在华盛顿州，1994年被击败的杰伊·英斯利又蠃回了席位。在新泽西州，一个叫拉什·霍尔特的物理学教授在选举前十天仍落后对手20个百分点。他在一个电视宣传片中刻意传达了自己反对弹劾的立场，结果赢得了一个世纪以来民主党人都未曾得到的席位。
我们尽全力缩小在竞选资金上的巨大差距。我录制了针对西班牙裔、黑人以及其他可能的民主党选民的电话录音。戈尔积极地在全国奔波，希拉里的竞选活动频率可能比任何人都高。在纽约州那一站时，她的脚肿得很厉害，结果发现右腿膝盖下面形成了一个血块，要使用薄血药。玛丽安诺医生让她卧床休息一周，但她坚持继续奔走，给我们的候选人以信心和支持。我真的很担心她，但她决心坚持到底。尽管她生我的气，但她对斯塔尔和共和党人的所作所为更为气愤。
由詹姆斯·卡维尔、斯坦·格林伯格以及民主党民意调查人马克·梅尔曼进行的调查表明，在全国范围内，选民支持一个认为国会应对我进行公开谴责并强调以国家大事为重的民主党人的可能性，要比支持一个只是一味地叫嚣要对我弹劾的共和党人的可能性高出20％。结果一出来，卡维尔和其他人就恳求那些有机会取胜的候选人采用这一策略。该策略确实威力无比：在共和党人本可以轻松胜出的竞选中，它使我们仅以极微弱的差距败北。比如，新墨西哥州的民主党人菲尔·马卢夫，在6月刚刚以六个百分点之差输掉了特别选举，在11月选举前一周又以十个百分点落后。但他在选举前的那个周末打出了反对弹劾的标语，选举当天果真奏效了。但他还是以1%。的微弱差距输掉选举，因为1／3的投票人在看到这一标语之前就投出了选票。我坚信，如果有更多的候选人关注我们提出的建设性计划并反对弹劾，那么民主党肯定可以在众议院赢得多数，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这样做。因为关于我的负面报道狂轰烂炸，这让他们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敢相信，再加上权威观点普遍认为斯塔尔和亨利·海德的所作所为会对民主党而非共和党不利，所以他们没有胆量这样做。
中期选举后一天，我给纽特·金里奇打电话谈些公事。提到这次选举时，他表现得非常大度，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另一个队里组织进攻的四分卫”，他想祝贺我。他说他以前不信我们会赢，但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后来在11月，厄斯金·鲍尔斯在电话里说起他与金里奇谈话时其截然相反的态度。纽特告诉厄斯金，尽管选举结果已经出来，尽管许多共和党温和派人士不想参与投票，他们还是将进行弹劾。当厄斯金问纽特为何不采用如公开谴责或训斥等可行的办法时，这位众议院议长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到。”
控制众议院的右翼共和党人认为他们为弹劾我一事花了钱，所以就应该继续做下去，直到新的国会掌权。他们以为到下届选举时将不会再因弹劾而失败，因为投票人脑子里又琢磨其他事情了。纽特和汤姆·迪莱相信，大多数温和派共和党人迫于以下压力会与他们保持一致：来自右翼的访谈节目和他们选区里的激进分子的压力；威胁切断竞选资金，或威胁在共和党初选时支持其对手；或威胁剥夺领导职位，或主动提供新的领导职位或其他好处。
在众议院的共和党领导层会议上，右翼分子在为他们的失败而骚动不安。其实，许多人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在上两次预算谈判中，他们对白宫的过多要求做了让步。事实上，如果他们真的把1997年和1998年平衡预算、儿童医疗保险计划和那10万名教师放在心上，他们就会像共和党的州长们一样干得出色。但他们过分拘泥于意识形态、任性赌气，以至于无法把那些事情做好。而今，他们才想通过弹劾的方式来重新控制共和党的议事日程。
我已与激进的右翼分子有过四次正面交锋：1994年选举，他们赢了，我们的预算失败；1996年和1998年选举，我们胜了。在此期间，我真诚地与国会共同努力将国家推向前进。目前，尽管压倒多数的公众反对弹劾，尽管我的行为本身也远远够不到弹劾标准，他们却要卷土重来，发起另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我惟有严阵以待，迎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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