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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来临的时候我并未料到这将是自己总统任期中最奇特的一年，充满了人格的耻辱、国内的政治斗争和海外的胜利，而且，尽管非常困难，这一年仍惊人地展示出美国人民的常识和基本的宽容。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突然发生的，所以我被迫前所未有地过着双重生活，只不过这一次我内心生活最黑暗的部分一览无余。
1月还是不错的，有三个项目启动：（1）和平队志愿者人数增加了50％，主要是支援共产党政权下台后的新兴民主政权；（2）一个投资220亿美元的儿童看护项目，使接受补助的工作家庭子女人数翻番，提供课税免除，鼓励雇主向他们的雇员提供儿童看护，扩大课前与课后的活动项目，使50万儿童受益；（3）建议允许人们“出钱加入”保健医疗计划，该计划覆盖美国6岁及以上人群，或失业的62岁或55岁人群，该项目旨在靠不太多的保险费和其他支付款项做到自给自足。这是必要的，因为那么多美国人因为精减、裁员或自愿而过早地离开工作大军，但他们失去了以雇主为基础的保险后别无其他能负担得起的保险。
这个月的第二周，我前往得克萨斯南部这个美国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敦促米申高中以西班牙裔为主的学生充分利用国会1997年批准的大幅增加大学生资助的法案，帮助缩小西班牙裔青年与其他学生在大学入学率上的差距。可我在那里却得知印度尼西亚经济崩溃，我的经济事务小组也奔赴下一个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财政部副部长拉里·萨默斯前往印度尼西亚，确保其政府同意实施获得国际货币组织援助所必须的改革。
13日，伊拉克又出麻烦，萨达姆政府阻止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检查团履行职责，萨达姆就此拉开强迫联合国取消制裁以换取继续进行武器核查这场持久战的序幕。同一天，中东面临危机，因为内塔尼亚胡总理的政府到期尚未履行开放加沙机场或在加沙和西岸之间提供安全通道的承诺，又投票决定无限期控制西岸，结果导致整个和平进程危机重重。1月，世界的惟一亮点是白宫与波罗的海各国签署北约伙伴关系条约，旨在正式确立我们之间的安全关系，让他们放心，全体北约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最终目的是让爱沙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真正融人北约及其他多边组织。
14日，我和戈尔在白宫东厅宣布推动《病人权利法案》，通过一些受管理的医疗保健计划，为美国人提供一些过去常常被拒绝的基本医疗保障，希拉里则正面对肯·斯塔尔的第五次问讯。这次的问题是联邦调查局有关共和党人的文件是怎么落到白宫手里的，可这件事她一无知所知。
我为琼斯案作证是三天后的事了。我和律师已经演练了可能提出的问题，自认为准备充分，尽管我当天感觉并不好，而且肯定也没有料到要和卢瑟福协会的律师过招。主审法官苏珊·韦伯·赖特已答应琼斯的律师，给他们很大的权限去打探我的私生活，据称是要调查我任州长或总统时是否对担任或寻求政府职务的某个女人进行过某种性骚扰，时间段是自琼斯所称的骚扰前五年到现在。法官还严格规定琼斯的律师不要把任何证词内容或调查过程中的其他情况透露出去。
达到上述目的本不必通过那种深人打探的方式，只需让我直接回答是否曾经与为政府工作的女性单独相处之类的问题即可；然后律师们本可以询问那些女人我是否曾骚扰过她们。然而，那样做会让证词没有用处。这时候，参与本案的每个人都知道没有性骚扰的证据。我肯定，律师们想逼迫我承认和一个或多个妇女有某种形式的关系，这样他们能透露给媒体，可这样做就违反了法官保守秘密的要求。后来的情况表明，我连事情的一半都不知晓。
我宣誓之后，作证开始，首先卢瑟福协会的律师提出请求，法官也表示同意，将“性关系”定义为他们据称在法律文本中找到的那种。这条定义基本上涵盖了当事人亲吻之外最亲密的接触，不管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满足还是为了产生刺激。看起来这要求我既要有具体行动又要有心理状态，但不包括其他人的任何行动。律师们表示他们将尽量不给我提尴尬的问题。
我到场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可是只有10到15分钟是关于葆拉·琼斯的。其余时间都花在和琼斯无关的各种问题上，包括相当多有关莫妮卡·莱温斯基的问题，后者1995年夏天在白宫做实习生，后在12月到次年4月初做正式职员，然后她调到五角大楼。律师们询问的重点是，我对她有多了解，我们是否曾交换礼物，我们是否曾通电话，我是否曾与她发生“性关系”。我谈了我们的对话，承认自己曾送过她礼物，但对“性关系”的问题做了否定回答。
卢瑟福协会的律师们总是对同一问题稍加变化反复询问。中间休息的时候，我的法律顾问小组感到很茫然，因为莱温斯基的名字仅仅在12月初才登上原告候选证人的名单，两周之后才向她发出作证传票。我没有告诉他们自己与她的关系，但我的确说自己不清楚这个奇怪的性关系定义具体指的是什么。他们也是。开始作证时，我的律师鲍勃·贝内特请卢瑟福协会的律师们就我与女人接触的情况问具体而不含糊的问题。就要结束有关莱温斯基的话题之前，我问向我提问的律师是否还有更具体的问题要问我。他又一次拒绝了。相反，他说：“阁下，我想事情很快会众所周知的，您会明白的。”
我放心了，又有点担心那位律师似乎不愿意问具体问题，也不想听我的回答。如果他当时问了这样的问题，我肯定会据实相告，不过我会讨厌那样做的。1995年末政府关闭期间，只有极个别人获准在白宫工作，那些工作人员都忙到很晚，我曾与莱温斯基有过不恰当的接触，并在11月到来年4月她离开白宫到五角大楼工作期间的某些时候又有过那种接触。之后十个月我都没有见过她，不过我们有时通电话。
1997年2月，我为每周广播发言做晚上的录音，莫妮卡是嘉宾之一，之后我又跟她独处了15分钟。我觉得自己这样做很恶心，所以春天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就对她说这样做于己、于家庭、于她都不对，我再也不这样了。我还告诉她，她有才智、吸引人，本该拥有美好的人生，如果她乐意，我会尽力做她的朋友并帮助她。
莫妮卡继续来白宫，有几次我见了她，但没有发生任何不恰当的事情。10月，她让我帮她在纽约找份工作，我做了。她得到两份工作机会，并接受了其中一份。12月底，她到白宫来道别。那时候她已收到琼斯案的传票。她说自己不想去作证，我就告诉她有些女人填写了书面宣誓书，表示我没有性骚扰过她们，就避免了问讯。
我和莫妮卡曾做的事情是不道德的、愚蠢的。我为此深感羞耻，不想让这件事传出去。作证的时候我试图保护自己和家庭免受自己自私的愚蠢行为的伤害。我相信这个扭曲的“性关系”定义允许自己这样做，尽管我也非常担心这样会让律师询问我具体的问题。我并不需要等多久就知道他为什么不那样做了。
1月21日，《华盛顿邮报》头条报道，说我与莫妮卡·莱温斯基曾有私情，肯尼斯·斯塔尔正在调查对我的指控，称我曾怂恿她在法庭上就此事撒谎。这条消息最先是18日早上在一家网站公布的。作证是个准备；斯塔尔最初曾表示要帮助葆拉·琼斯，近四年之后他终于插手了她的案子。
1996年夏莫妮卡·莱温斯基已开始跟同事琳达·特里普讲她跟我的关系。一年后，特里普开始给她们之间的电话录音。1997年10月，特里普提出给《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播放录音带而且确实给保守的共和党政治评论家卢西恩·戈德堡播放了录音带。特里普在琼斯案中被传唤，尽管她从未出现在任何一份提交给我的律师的证人名单中。
1998年1月12日星期一晚间，特里普给斯塔尔的办公室打电话，讲述她偷偷录下了莱温斯基的话并安排转交那些磁带。她担心的是自己的刑事责任，因为她这样录音按马里兰州的法律可是项重罪，但斯塔尔的手下保证会保护她。第二天斯塔尔让联邦调查局特工给特里普安装窃听设备，这样她可以在五角大楼城的丽嘉酒店和莱温斯基吃午饭时偷录下对话。几天后，斯塔尔请求司法部增加他的权限以调查莱温斯基，显然他并没有那么诚实地说出自己请求的本意。
16日，也就是我作证前一天，特里普安排与莱温斯基在酒店再次会面。这一次等着莫妮卡的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和律师们，他们将她带到酒店的一个房同，审问了她好几个小时，还劝阻她打电话找律师。斯塔尔手下的一名律师告诉她如果不想进班房就应该合作，还提出一份豁免她的交易，但午夜就过期作废。莱温斯基还被迫带上窃听设备录制了跟所谓涉及掩盖活动的人的谈话。最终，莫妮卡能够给她母亲打电话了，后者联系了她的父亲，而她父母离异已经很久了。他联系了一位律师威廉·金斯伯格，律师建议她，等他多了解些本莱的情况后再接受那个豁免交易，并猛烈谴责斯塔尔把他的当事人“在没有律帅在场的情况下”扣留了“八九个小时”，还胁迫她佩戴窃听装置诱陷他人。
这条消息捅出来后我给戴维·肯德尔打电话，向他保证自己没有唆使作伪证，也没有阻碍司法公正。我们俩都觉得显然斯塔尔正试图点起一场大火把我赶下台。他是想快速起跑，而我认为如果自己能熬过公众的攻击两个星期，就能拨云见日，媒体和公众就会关注斯塔尔的战术，便会出现对这件事更公允的评价。我知道自己犯了个大错，我也决心不要错上加错，让斯塔尔把我赶下台。这时候，歇斯底里的情绪开始蔓延。
我继续干自己的工作，还拒绝屈服，向所有人否认曾发生的事情：希拉里、切尔西、我的工作人员和内阁成员、我在国会的朋友、媒体人士、美国人民。除了自己的行径，最让我后悔的就是误导了他们所有人。1991年起人们就说我对天下所有事情都撒谎，而事实上我在公共生活和经济上一直都是诚实的，后来所有的调查都会证明这一点。这时候我正在我个人的失败上误导人们。我很尴尬，不想让这件事影响到妻子和女儿。我不想帮助肯，斯塔尔宣判自己的私生活有罪，我不想让美国人民知道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那段日子就像在噩梦中一样。我又更剧烈地回到了双重生活。
消息出来的那天，我按事先安排，接受了公共广播公司“新闻一小时”吉姆·莱勒的采访。我回答提问时说，我没让任何人撒谎，这是真实的，我还说“不存在不恰当关系”。尽管在莱勒问这个问题前很久不恰当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但我的回答是误导性的，我很惭愧这样告诉莱勒；从那时候起，只要可能，我就说自己从没有让任何人不要讲真话。
这一切发生的同时，我还继续干着自己的工作。20日，我在白宫会见了内塔尼亚胡总理，商讨他从西岸阶段性撤出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已经决定只要有“安全的和平”，他就推进和平进程。这可是勇敢的一步，因为他的执政联盟很脆弱，但是他可能认识到了，如果他再不行动，局势马上就可能失控。
翌日，阿拉法特来到白宫。我把与内塔尼亚胡会面的好消息告诉他，向他保证，我将争取内塔尼亚胡总理完成以色列在和平进程中的义务，提醒他以色列领导人所面对的政治问题，并如以往那样表示，如果他希望以色列向前走的话，就必须继续打击恐怖主义。·第二天米尔·艾马尔·坎西因1993年1月杀害两名中情局特工被判处死刑，坎西制造的也是我在总统任期内的第一桩恐怖事件。
到了1月27日，也就是发表国情咨文的日子，美国人民已经整整一个星期都淹没在对斯塔尔调查的报道之中，我也是花了一个星期应对这件事。斯塔尔已经给很多白宫工作人员签发了传票，并要求调阅我们的记录。我请哈罗德·伊克斯和米基，坎特协助应付争论。演讲的前一天，哈罗德和哈里·托马森感到我在公开表态时总是太不确定了，在他们的敦促下，我很不情愿地再次对着媒体表示“我没有”和莱温斯基“发生性关系”。
演讲当天早上，希拉里在国家广播公司的“今日”节目中表示她不相信对我的那些指控，自从1992年总统竞选起一直有“右翼大阴谋”设法要毁掉我们。斯塔尔发表了一份慷慨激昂的声明，抗议希拉里质疑他的动机。关于对手的本质，尽管她的话是对的，但是看到希拉里这样为我辩护，更让我为自己过去的行为羞愧不已。
希拉里接受的艰难采访和我对此的复杂反应显然证明了我对自己的束缚：作为丈夫，我犯了错，要道歉赎罪；作为总统，我在与一些势力进行司法和政治的斗争，这些势力为了毁掉我的总统职位，为了让我无力供职，把刑法和民法混为一谈，严重伤害了无辜的人们。
终于，经历了数年只打井不出油的窘境，我给了他们做文章的机会。因我的不当行为，我损害了总统这个职位和人民。这是我一个人的错。我不想任由反动者肆意妄为而错上加错。
晚上9点，当我走进人头攒动的众议院会议厅时，这里以及全美国的客厅里都能明显感觉到一股紧张气氛，这也是我发表国情咨文以来收看人数最多的一次。悬在人们心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是否会提到那场争论。我开始并没有提争议的事情。国家状况良好，新增1400万就业岗位，收入增加，家庭住房拥有率达到历史最高，接受福利救济的人数降到27年来最低，联邦政府35年来缩减到最小。1993年的经济计划削减了赤字，预计1998年赤字为3570亿美兀，削减90％，前一年的平衡预算计划将完全消除赤字。
接着我简要介绍了未来的规划。我首先建议在把即将到来的盈余花在新的项目或是用于减税之前，我们应该储备社保基金迎接退休的婴儿潮一代人。关于教育，我建议拨款新增10万教师，把最低三个年级的班级规模缩减到18人；计划帮助社区实现学校的现代化或是新建5000所学校；为课后或暑期学校这样的额外学习项目提供款项，从而资助学校结束靠“社会推动”的局面。我重申支持《病人权利法案》，给55岁到65岁之间的美国人提供保健医疗，扩充《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并呼吁大幅度增加联邦儿童看护补助，多资助100万儿童。
在安全战线，我呼吁国会支持打击“来自恐怖分子、国际罪犯、毒品走私贩这个邪恶轴心的新威胁”；请参议院批准扩大北约+继续资助我们在波斯尼亚的行动，资助对抗生化武器及想方设法获得这些武器的非法国家、恐怖分子、犯罪集团带来的威胁。
演讲最后，我呼吁美国团结起来，展望未来：贫穷社区中授权区的数量增加到三倍；启动一项净水计划，治理我国的河流、湖泊、近海水域；提供60亿美元用于减税和研发节能型汽车、清洁能源型住房和可再生能源；资助“下一代”因特网，使信息传输速度加快一千倍；资助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由于国会的反感该机构没有财力处理手头堆积的6万宗涉及工作岗位歧视案。我还建议给予国家医疗研究所、国家癌症研究所、国家科学基金会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增资，以使“我们这一代人最终能打赢对抗癌症的战争，展开打击一切致命性疾病的革命”。
结尾的时候，我感谢希拉里领导保护美国珍宝的新千年运动，这些珍宝中包括又旧又破的美国星条旗，这面旗帜激发了弗朗西斯·斯科特·凯在1812年战争中创作了美国国歌。
我在发言中只字未提那件丑闻，最主要的新观点就是“先储备社保基金”。我担心国会在没有解决婴儿潮一代人退休问题之前就会为即将出现的财政盈余打架，把钱浪费在减税和其他开销上。大多数民主党人同意我的观点，而大多数共和党人不同意，不过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们在全国组织了一系列两党共同支持的讨论会，不管会上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我们还是寻求共同点，争论该如何提供退休保障，而不是要不要提供的问题。
这次演讲两天后，赖特法官命令，所有涉及莫妮卡·莱温斯基的证据都排除在琼斯案之外，因为那“对于核心问题不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斯塔尔对我证词的调查就更值得怀疑了，因为伪证指的是错误表述“实质性”问题。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那件事爆发十天后，《芝加哥论坛报》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对我工作的支持率上升至72％。我决心向美国人民显示，我在恪尽职守，为民谋利。
2月5日和6日，托尼和切丽·布莱尔夫妇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看着他们，我和希拉里都想到伤心处。他们令我们开怀大笑，托尼在公事上给予我坚强的支持，着重强调我们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外交政策上的一致性。我们带他们到戴维营与艾尔和蒂珀·戈尔夫妇共进午餐，并在白宫举行国宴，席间欣赏埃尔顿·约翰和史蒂夫·旺德的表演。宴会之后，希拉里告诉我，纽特，金里奇就餐时坐在她和托尼·布莱尔那一桌，对她说，对我的指控“滑稽可笑”，即便是真的也“毫无意义”，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在我和布莱尔的新闻发布会上，托尼说我不仅是他的同事而且是他的朋友之后，《华尔街日报》记者麦克·弗里斯比终于问到我等着的那个问题。他想知道，考虑到有这样的痛苦和私生活中的这些问题，“什么情况下你认为不值得了，你会考虑辞职吗？”“决不。”我回答道。我说自己努力将个人恩怨与政治分离开来，但是我越是努力，“其他人越是使劲从别的方向拽我”。尽管如此，“我决不会离开这个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给予我的信任”，因此“我只会一直出来工作”。
月中，我和托尼·布莱尔继续在全球寻求支持，对伊拉克发动空中打击，以报复其驱逐联合国检查人员，科菲·安南在最后一刻得到萨达姆·侯赛因的同意，重新开始检查。似乎萨达姆不推就不会动。
除了宣传我新的倡议，我还花时间支持麦凯恩一法因戈尔德竞选资金改革法案，不过这个月底参议院共和党人枪毙了这个法案；让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戴维·萨彻医生宣誓就任新的卫生局长；巡视佛罗里达州中部飓风受灾情况；宣布首批用于社区增强其预防对妇女施暴能力的拨款；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帮民主党人筹款。
1月末和2月，有些白宫工作人员受到大陪审团传唤。让他们缠上这件事，我感到很难过，尤其是贝蒂·科里，她过去是想和莫妮卡·莱温斯基做朋友的，而现在却为此而受惩罚。我还感到后悔的是让弗农·乔丹搅到这个漩涡里。我们曾是多年的密友，我经常看到他帮助有困难的人。这会儿他因为我成了被攻击的靶子。我知道他没做任何错事，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原谅我给他惹的这些麻烦。
斯塔尔还传唤了西德尼·布卢门撤尔，西德尼是名新闻工作者，也是我和希拉里的老朋友，他于1四7年7月到白宫工作。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斯塔尔想查明的是，西德尼对他的抨击是否够得上阻挠司法公正。这个迹象真让人胆寒，表明斯塔尔多么敏感，多么爱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任何批评他的人。斯塔尔还传唤了两名私家侦探，《国民间询报》曾雇他们追踪传闻中斯塔尔与一位小石城女人的绯闻。传闻有误，显然是把人认错了，但是这件事再一次反映出了双重标准。他动用联邦调查局特工和私家侦探窥视我的生活；一旦小报探究了他的生活，他就追究他们。
斯塔尔的战术渐渐引起媒体注意。《新闻周刊》发表了一张两页的图表，题为“阴谋还是巧合”，追踪支持和资助斯塔尔调查“丑闻”的20多个保守派活动分子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很多过去的联邦公诉人表示不安，不仅因为斯塔尔现在又开始关注我的私生活了，“而且因为他所调动的针对总统的火药库”。
斯塔尔备受指责的是，他强迫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母亲违心地作证。斯塔尔应该遵循的联邦指导原则要求，通常不应强迫家庭成员作证，除非他们也参与了所调查的犯罪活动，或者“攸关事宜”。2月初，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6％的美国人认为斯塔尔的调查公正无私。
3月，故事还在继续。我为琼斯案所作的证词外泄，显然是琼斯一方的人干的。虽然法官一再警告卢瑟福协会的律师不得外泄，也没有人曾得到许可。8日，吉姆·麦克道戈尔在得州的联邦监狱去世，为他漫长的每况愈下的生涯画上了一个悲伤而略带嘲讽的句号。据苏珊·麦克道戈尔说，吉姆已经改变了口供迎合斯塔尔和希克·尤因，因为他实在不愿死在监狱里。
这个月中旬，“60分钟”节目采访了一位叫凯瑟琳·韦利的妇女，她声称在白宫工作时，我曾在她不愿意的情况下接近过她。这不是真的。我们有证据表明她的故事有疑点，包括她的朋友朱莉·希亚特·斯蒂尔所作的书面陈述，声称韦利曾让她撒谎，说韦利在事情发生后不久就告诉了斯蒂尔那件我被指控的逸事，事实上韦利没有告诉她。
韦利的丈夫已经自杀，留给她20万美元的债务。一周内，新的报道说，在我打电话对她丈夫的死表示哀悼后，她告诉人们我要去参加他丈夫的葬礼；这是在指控事件之后。最后，我们公开了一打韦利写给我的信，也是在指控之后，她在信上说她是“头号克林顿迷”，她想“用我所能采取的任何方式”来帮助我之类的话。接着有报道说她把自己的故事以3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小报或一本书，之后故事慢慢消失了。
我提到韦利的令人不快的谣言，是因为斯塔尔利用了它。首先，他以极不寻常的举动，给了她“罪行豁免”——完全保护她可免除任何犯罪起诉——只要她说出“事实”。当她被认为没有诚实地说出令人难堪的与另一位男子有染的细节时，斯塔尔又给了她豁免。相反，朱莉·希亚特·斯蒂尔，一位注册的共和党人，当她拒绝改变故事并为斯塔尔撒谎时，他却对她提起诉讼。虽然她没有被裁定有罪，却在经济上毁了她。斯塔尔办公室甚至对她收养一个罗马尼亚婴儿的合法性提出质询。
在圣帕特里克节，我会见了北爱尔兰所有参加政治进程的政党领导人，我还同格里·亚当斯和戴维，特林布尔一起进行了长时间访问。托尼·布莱尔和伯蒂·埃亨想达成协议。我的基本作用是确保并推动各方在乔治·米切尔构建的框架下合作。我们的前面还有艰难的妥协，但我想我们在向那儿靠近。
几天后，希拉里租我飞到非洲，远离国内的喧嚣。非洲是一个美国经常遗忘的大陆，但我认为在21世纪，不论好坏它都将发挥重大作用。对于希拉里和我同行我真的很开心；她很喜欢去年和切尔西一起对非洲进行的访问，我们需要一起到外面走走。
访问的第一站是加纳，杰里·罗林斯总统和夫人娜娜·科娜迪·阿耶芒在独立广场举行的仪式给了我们一个令人振奋的开始；广场上挤满了50多万人。我们在高台上，两侧是穿着色彩欢快的肯特土著人服装的部落首领，欣赏几个加纳人演奏我所见过的最大的鼓。
我喜欢罗林斯并尊重这样的事实，即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权力后，他被选为总统，并再度当选，承诺在2000年离职。我们之间还有非直接的家庭联系：在切尔西出生的时候，医生得到一位很不错的加纳助产士的帮助，她是到阿肯色州来继续读书的。希拉里和我开始喜欢上了哈加尔·萨姆，我们很高兴得知她也帮罗林斯的四个孩子接过生。
24日，我们到了乌干达，会见了约韦里·穆塞韦尼总统及夫人珍妮特。自从艾迪·阿明令人窒息的独裁统治以来，乌干达已走过很长的道路。就在几年前，它的艾滋病比例是非洲最高的。通过一项称为“重磅炸弹”的运动，强调节欲、教育、婚姻和避孕套，死亡率已减少一半。
我们中的四人去了两个小村庄，穆科诺和旺扬热，强调教育和美国资助的微型贷款的重要性。乌干达在过去五年已把教育经费增加三倍，在女子教育也包括男子教育上真的做了很大努力。我们在穆科诺见到的孩子穿着漂亮的粉红色校服。他们看起来显然很聪明，对事情很感兴趣，但他们的学习材料是不够的；教室里的地图那么老，上面还有苏联。在旺扬热，村里的厨师扩大丁业务，另一个妇女的经营也多样化了，除了饲养小鸡还养兔子，她得到了美国资助的微型贷款。我们遇到一个妇女，她的孩子才出生两天。她让我抱着她的儿子，．白宫的摄影师给这两位都叫比尔·克林顿的家伙照相。
因为安全问题，特工处不想让我去卢旺达，但我觉得应该去。作为对安全问题的让步，我在基加利机场会见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种族灭绝的幸存者。总统巴斯德·比齐蒙古是胡图族，副总统保罗·卡加姆是图西族，他们正试图让这个国家恢复原样。卡加姆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政治领导人；他认定从人口占多数的胡图部落产生一位总统，就能推动这个国家的和解进程。我承认美国和国际社会对阻止种族灭绝或防止难民营成为屠杀者的乐土行动不够迅速，我提出帮助这个国家重建，支持战犯法庭，让大屠杀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
幸存者告诉我他们的故事。最后说话的人是位高尚的妇女，她说她的家人被他们的胡图族邻居指认是图西族的杀人狂，而他们的孩子和她的孩子在一起玩了多年。她被一把弯刀砍得严重受伤，六个孩子躺在她的身边死了。
她告诉希拉里和我，她向上帝绝望地哭诉，她幸存下来了，然后明白“我的生命存在应该有一个理由，它不应该是复仇那样卑鄙的事情。因此我尽我所能来帮助大家重新开始”。我被彻底征服了；这名高尚的妇女让我的问题看起来小得可怜。她增强了我的决心，我要尽全力来帮助卢旺达。
我从开普敦开始对南非进行访问，这是美国总统首次访问南非。我向议会发表讲话说，我来“部分是为了帮助美国人民用新的眼光来看看新非洲”。看到种族隔离的支持者和受害者一起合作，我被深深地吸引了。他们没有否认过去或隐藏现在的分歧，但他们很有信心，他们会建设一个共同的未来。这得归功于曼德拉所传递的和解精神。
第二天，曼德拉带我们参观罗本岛，他囚禁生涯的头18年是在那里度过的。我看了他干过活的采石场和不敲石头时囚禁他的狭窄牢房。在约翰内斯堡，我拜访了副总统塔博·姆贝基，他每年要和艾尔，戈尔就我们共同的议程会晤两次，而且他几乎肯定要成为曼德拉的继承人；我为一个以罗恩·布朗命名的商务中心主持了落成仪式，他是那么热爱南非；还访问了一个小学。在索韦托，我和希拉里与杰西·杰克逊一起去了教堂，这个人口众多的有色人种居住区产生了那么多反种族隔离的活动分子。
这时候，我已与曼德拉发展了真正的友谊。他是那么不寻常，不仅因为他在27年的牢狱生涯中令人惊讶地从仇恨走向和解，也因为他既是一个头脑坚定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尽管他长期受囚禁，却从未失去对个人生活的兴趣或展现爱、友谊与善良的能力。
我们的一次会谈尤其有意义。我说：“曼迪巴（曼德拉的口语部落名，他让我这么称呼他），我知道你做了一件伟大的事，邀请看守你的狱卒来参加你的就职仪式，但你真的不恨那些囚禁你的人吗？”他回答道：“我当然仇恨了多年。他们夺走了我最好的年华。他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折磨我。我没能看到我的孩子们长大。我恨他们。然而有那么一天，当我在采石场干活的时候，用榔头敲着石块，我意识到他们已经拿走了我的一切，除了我的头脑和心灵。这不经我同意他们无法带走。我决定不放弃它们。”然后他看着我，笑了，“你也不应该放弃。”
我歇了口气，问了他另外一个问题。“当你最后一次走出监狱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到内心的仇恨再次升起？”“是的，”他说，“有一刻是的。然后我在思考，‘他们已囚禁我27年。如果我一直仇恨他们，他们还会再次囚禁我。’我要自由，因此我就放弃了仇恨。”他又笑了。这次他不需要说，“你也应该。”
这次访问惟一一天假期是在博茨瓦纳，这里的人均收入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最高的，艾滋病发病率也是世界最高。我们去乔贝国家公园旅行，看到了狮子、大象、黑斑羚、河马、鳄鱼以及20多种不同的鸟类。我们与一头母象和官的孩子非常靠近——看起来太靠近了。它竖起象鼻，用水喷我们。这让我边笑边想，如果共和党人能看到他们党的吉祥物向我们喷水，他们会有多么开心呀。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沿着乔贝河轻松泛舟；我和希拉里握着手，看着日落，默念祝福。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塞内加尔，我们参观了戈雷岛上的“不归门”，那么多非洲人从这里被运到北美当奴隶。就像在乌干达，我对美国在奴隶问题上的责仕和非洲裔美国人长期为自由而艰苦斗争表示歉意。我介绍与我随行的大型代表团，说他们“代表了3000多万美国人，这是非洲送给美国的伟大礼物”。我承诺要与塞内加尔和所有非洲人一起合作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出于尊重赛内加尔绝大多数穆斯林，我还与总统阿卜杜·迪乌夫一起参观了一座清真寺；访问了一个在美国资助下从沙漠中恢复的村庄；以及美国军事人员帮助训练的塞内加尔军队，这是我的政府提出的非洲危机应对计划的一部分，为的是让非洲人更好地做好阻止战争的准备，防止出现另一个卢旺达。
这次访问是美国总统对非洲进行的时间最长、最全面的一次访问。国会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和一些知名人土与我一起随访，也带去了一些我支持的项目，包括《非洲成长与机会法》，向非洲人表明我们在共同的历史上正掀开新的一页。尽管存在所有的问题，非洲还是一个有希望的地方。我已经从城市里巨大的人群脸上，从住在灌木地带和沙漠边缘的学生和庄稼人脸上看出来。非洲给了我一件伟大的礼物：那位卢旺达寡妇和纳尔逊·曼德拉的智慧，让我找到了更多内心的宁静，这让我可以面对今后的事情。
4月1日，我们还在塞内加尔，赖特法官同意我律师的提议，对琼斯案进行总结性裁定，没有进行判决就撤销了这一案件，因为她发现琼斯没有提供可信的证据来支持她的指控。这一撤销决定暴露出斯塔尔调查不公正的政治本质。现在他穷追不舍，理由是我在一份宜誓证词里进行错误陈述，而法官已经说这份宜誓证词没有什么关联，还说我在一个根本就毫无意义的案件中阻挠了司法公正。甚至已没人谈论白水事件了。4月2日，毫不奇怪，斯塔尔说他将继续追查这件事。
几天后，鲍勃·鲁宾和我宣布美国将阻止160万件进攻性武器的进口。虽然我们已在1994年的犯罪法案中禁止生产19种不同的进攻性武器，机灵的外国枪支制造商正试图避开法律，对枪支进行改进，但它们的惟一意图还是杀人。
4月10日是受难节，这是我当总统以来最愉快的一天。最后决定期限过了17小时后，北爱尔兰所有各方都同意一项计划，结束30年的宗派暴力。前一晚，我几乎一夜未眠，想帮助乔治·米切尔结束这场谈判。在凌晨2：30上床睡觉之前，除了乔治，我还和伯蒂·埃亨、托尼·布莱尔、戴维·特林布尔通电话，与格里·亚当斯也聊了两次。5点，乔治叫醒我，要求我再次给亚当斯打电话，正式结束这场谈判。
协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成果，提倡多数人的统治和少数人的权利；共同的政治决策和共同的经济利益；继续与英国保持联系并与爱尔兰建立新联系。缔造条约的过程是从约翰，梅杰和艾伯特·雷诺兹决心寻求和平开始的，在约翰·布鲁顿接替雷诺兹后继续下去，最后由伯蒂·埃亨、托尼·布莱尔、戴维·特林布尔、约翰·休姆和格里·亚当斯共同完成。我给亚当斯的第一次签证和随后白宫紧锣密鼓的参与发挥了作用，乔治·米切尔出色地处理了谈判。当然，主要还要归功于那些需要做出艰难决定的人，北爱尔兰的领导人、布莱尔、埃亨，还要归功于北爱尔兰的人民，在凶险的过去面前，他们选择了和平的希望。协议必须经过5月X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的全民公决来批准。带着几许爱尔兰式的生动，它被称为《受难节协定》。
这时候，我飞到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讨论最新的航天任务。这次发射宇宙飞船将进行26项关于空间对人体影响的实验，包括大脑如何适应，内耳和人的平衡系统会发生什么变化。听众中有一位这次航天飞行的成员，他就是77岁高龄的参议员约翰·格伦。他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的149次空中行动，35年前，约翰成为美国第一批宇航员。他正要从参议院退休，渴望再次进入太空。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局长丹·戈尔丁和我强烈赞同格伦的参与，因为我们的空间机构想研究太空对人的老化的影响。我一直是空间计划的大力支持者，包括国际空间站计划和即将到来的对火星的探测；约翰·格伦最后一次欢呼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显示空间探索的实际好处。
然后，我飞到智利进行国事访问，并参加第二次美洲国家峰会。经历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长期强硬的独裁统治，在现任总统爱德华多·弗赖的领导下，智利看起来坚定地坚持民主，总统的父亲在60年代曾是这个国家的总统。首脑会晤后不久，麦克，麦克拉蒂辞去了美洲事务特使的职务。从他担任这个职务四年以来，这位老朋友已经对这个地区进行了40多次访问，这么做传递了一种信号，那就是美国承诺要成为一个好邻居。
月末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我给1993年投票支持预算的国会成员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包括那些因为这么做而失去席位的人，宣布自1969年以来，赤字第一次被完全消除了。这一进展在我就职时无法想像，没有对1993年经济计划的艰难投票，这也是不可能的。这个月最后一天，参议院以80对19票批准了另一件我主要关心的事情——让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加入北约。
5月中旬，印度进行了五次地下核试验，动摇了我们禁止核试验的努力。两周后，作为回应，巴基斯坦进行了六次核试验。印度声称它的核武器对威慑中国是必要的；巴基斯坦说它是在对印度做出反应。两国公众舆论强烈支持拥有核武器，但这是一个危险的主张。一方面，我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确信，不同于冷战中的美国和苏联，印度和巴基斯坦几乎不知道对方的核能力和使用政策。印度核试验后，我敦促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不要跟风，但他无法抵挡政治压力。
我对印度的决定深表关切，不仅因为我认为这很危险，而且它阻碍了我们改善印美关系的政策，让我很难得到参议院支持来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法英两国已经这么做了，但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情绪越来越强烈，这表现在一些做法上，比如没有通过立法快速通道决议，拒绝支付我们拖欠的联合国会费，拒绝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贡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问题尤其重要。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威胁影响到世界其他经济脆弱地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主动实施一个有雄厚资金支持的对策。国会正在损害全球经济稳定。
核试验的争议正在展开，我不得不离开进行另一次访问，参加在英格兰伯明翰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八大工业国首脑会议。路上，我在德国停留，与赫尔穆特·科尔在无忧宫会晤，这是腓特烈大帝的王宫；参加了柏林空运50周年庆典；与科尔在前东德爱森纳赫的通用汽车欧宝工厂一起公开露面。
科尔正争取再次当选，除了参加空运纪念庆典，我和他在其他场合露面引起了几个问题，尤其是他的社会民主党对手格哈德·施罗德的竞选纲领看起来非常像托尼·布莱尔和我在提倡的内容。除了俾斯麦，赫尔穆特已经比德国任侧一位总理任职时间都长，而且他在民意测验中落在后面。但他是美国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他的遗产是确定的：一个联合的德国，强有力的欧盟，与民主的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在德国的支持下结束波斯尼亚战争。我离开德国之前，与施罗德进行了友好会谈，他已从很普通的开始走到政治最高层。他给我的印象是坚定、精干，对想要做的事情头脑清醒。我希望他一切都好，并告诉他如果他赢得选举，我会竭尽全力帮他取得成功。
我到达伯明翰时，看到这个城市已经经历了非常难得的复兴，比30多年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更漂亮了。会议议程很有用，呼吁国际经济改革；在反毒品走私、洗黑钱和贩卖妇女儿童等方面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在美国和欧盟之间建立反对恐怖主义的具体联盟。但无论这些有多么重要，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让它相形见绌：印度核试验；印度尼西亚政治和经济崩溃；中东和平进程停滞；科索沃爆发战争的前景；即将到来的《受难节协定》的全民公决。我们谴责了印度的核试验，重申我们对《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支持，我们想要一个全球条约禁止生产核武器所需的核原料。在印度尼西亚，我们敦促经济和政治改革，看起来这不可能出现，因为这个国家的金融处于那么可怕的混乱状态，短期内必要的改革甚至会让普通印度尼西亚人生活更艰难。几天之内，总统苏哈托辞职，但印度尼西亚的问题没有随之而去。它们不久就会花我更多的时间。在理顺以色列的政治形势之前，我们无法在中东做任何事情。
在科索沃这个塞尔维亚最南部的省，大多数人是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米洛舍维奇的统治让他们恼火。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塞尔维亚人攻击了科索沃人之后，美国对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实行武器禁运，几个国家还对塞尔维亚实施经济制裁。一个由美国、俄罗斯和几个欧洲国家组成的联络小组正在工作，以缓和危机。八大工业国支持联络小组所做的努力，但不久我们必须做更多的事。
北爱尔兰再次带来惟一的好消息。超过90％的新芬党成员认可了《受难节协定》。由于约翰·休姆和格里·亚当斯的工作，协定肯定会得到很多天主教徒的支持。新教徒的意见更分裂。经与各方协商，我决定不从伯明翰到贝尔法斯特去亲自对这个协定发表看法。我不想给伊安·佩斯利任何弹药来攻击我，说我作为一个局外人却告诉北爱尔兰人该怎么做。相反，托尼·布莱尔和我会见了记者，并与英国广播公司和有线电视新闻网进行两次长时间的电视采访，支持全民公决。
5月20日，投票前两天，我向北爱尔兰人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电台讲话，承诺如果他们投票“给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一个永久的和平”，美国会予以支持。而那正是他们所做的。《受难节协定》得到71％的北爱尔兰人支持，包括大多数坚定的新教徒。在爱尔兰共和国，90％多的人支持它。我从未如此为我的爱尔兰血统感到自豪。
我在日内瓦做了停留，敦促世界贸易组织采取更公开的决策程序，在贸易谈判中更多考虑劳工和环境状况，听取普通公民代表的意见，因为这些普通公民觉得置身于全球经济之外。之后，我飞回美国，但没有远离世界问题。
那一周，在美国海军学院开学典礼上，我列出了一个积极的方法对付复杂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包括一个侦察、阻止和保卫计划以应付恐怖分子攻击我们的电力系统、供水、警察、救火和医疗服务、空中交通控制、金融服务业、电话系统、计算机网络，协力防止生物武器的传播和使用，让人们免受其害。我提议加强《生物武器公约》中的检查体系；给我们军队接种疫苗，对付生物威胁，尤其是炭疽；训练更多的州和地方官员及国民警卫队员应对生物武器攻击；升级我们的检查系统和警告系统；存储药品和疫苗，防止可能发生的生物武器袭击；增强研究和开发力度，发明新一代疫苗、药品和诊疗工具。
过去几个月，生物武器袭击的可能性令我尤其担心，或许有一种武器可以通过遗传上的改变来抵抗现有的疫苗和药品。去年12月，在复兴周末活动中，我和希拉里安排与克雷格·文特尔吃饭，他是一位分子生物学家，他的公司正试图完成人类基因组排序。我询问克雷格关于遗传图谱让恐怖分子开发合成基因的可能性，是否可能重新设计现有病毒，或把天花与其他致命病毒结合，使它更具危害性。
克雷格说那些事情都是可能的，敦促我阅读理查德·普雷斯顿的新小说《眼镜蛇事件》，一本让人毛骨悚然的小说，讲述了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想通过让纽约城感染“脑瘟疫”来减少世界人口，这种病毒是把天花和一种昆虫病毒结合在一起，可以毁坏人的神经。当我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惊讶地看到在普雷斯顿的致谢词中提到了一百多位科学家、军事和情报专家，以及我自己政府内的官员。我敦促几位内阁成员和金里奇议长读一读。
1993年，在世界贸易中心发生爆炸案后，我们已很清楚，恐怖主义会在国内发动攻击，俄罗斯的一位叛逃者告诉我们，他的国家储存了巨量的炭疽、天花、埃博拉病毒和其他病菌，甚至在苏联解体以后还在继续生产这些病毒。于是，我们扩大了纳恩-卢格计划的范围，与俄罗斯的合作包括了生物武器，不再局限于核武器方面。
1995年，东京地铁发生沙林毒气事件后，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理查德·克拉克领导的反恐安全小组，开始重点研究防范化学和生物袭击的国防计划。1995年6月，我发布第39号总统决策令，让不同政府部门明确各自的责任，防止和应付那样的袭击，减小恐怖主义者秘密行动的能力，主动出击抓捕国外恐怖分子。在五角大楼，有几名军事和文职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们中有海军陆战队司令查尔斯·克鲁拉克和海军部次长理查德·丹齐格。在1996年后朋，参谋长联席会议认可了丹齐格的建议，给整个军队注射疫苗，防止炭疽。一位狂热分子用假身份，从一个实验室以约300美元购买了三小瓶瘟疫病毒，在他被抓之后，国会也行动起来，更严格地控制美国实验室的生物战剂。
到1997年后期，在确认俄罗斯拥有比我们以为的更巨量的细菌战战剂后，我授权美国同那些在苏联时代曾在大量生产生物武器的研究所工作的科学家合作，希望这样能够准确了解目前的情况，阻止他们向伊朗或其他高价购买者提供专业知识或生物战剂。
1998年3月，迪克，克拉克召集政府部门约40人在布莱尔宾馆进行“桌面演习”，商量如何应付使用天花、化学战剂和核武器的恐怖袭击。结果令人担忧。如果使用天花，将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付出太多的人身伤亡来控制传染病。抗生素和疫苗储备不充足，检疫法已经陈旧，公共健康体系状况不佳，国家紧急状况计划没有很好筹划。
几周后，应我的要求，克拉克召集了七位科学家和应急反应专家，其中包括克雷格·文特尔；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学家约书亚·莱德伯格，他已花了几十年进行反生物武器的研究；纽约市紧急措施局局长杰里·豪厄尔。在比尔·科恩、珍妮特，雷诺、唐纳·沙拉拉、乔治·特内特和桑迪·伯杰的陪同下，我用几个小时会见了这个小组，讨论威胁和应对办法。虽然前一晚我几乎未眠，以帮助结束北爱尔兰和平协议，我还是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话，并问了很多问题。我听到的每一点都让我确信我们还没有做好应付生物袭击的准备，即将拥有的基因排序和重组能力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影响深远。会议将要结束时，莱德伯格博士给了我一份最新《美国医学会杂志》，这一期专门讨论了生物恐怖主义的威胁。读完之后，我对此更关切了。
不到一个月后，这个小组呈递给我一份报告，提出了一些建议，在未来四年花费将近20亿美元让公共医疗系统扩容，建立国家抗生素和疫苗储备，尤其是防天花的疫苗，通过基因工程加强研究开发更好的药品和疫苗。
在发表安纳波利斯演说那天，我还签发了另外两份关于恐怖主义的总统决策令。第62号决策令提出了十点反恐动议，给政府各部门分配责任，让他们担负具体职责，包括拘捕、遣送和起诉恐怖分子，阻断其网络；阻止恐怖分子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处理恐怖袭击的善后事务；保护重点基础设施和计算机系统；保护海内外的美国人。
第62号总统决策令还设立了国家反恐和保护基础设施协调员一职；我任命迪克·克拉克担任该职，他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在反恐问题上的负责人。他是职业专家，曾为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工作，组织政府的反恐工作敢作敢为又非常适度。第63号总统决策令建立了国家基础设施保护中心，以便首次准备一份全面计划以保护我们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比如交通、电信和供水系统。
月末，斯塔尔试图强迫苏珊·麦克道戈尔在大陪审团前作证，但他又失败了；他第六次质问希拉里，用了近五个小时；再次用税收问题指控韦布·哈贝尔。几位前检察官质疑斯塔尔非同寻常的举动是否恰当；哈贝尔主要被再次指控对顾客过度收费，因为他没有就这笔钱交税。让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是，斯塔尔还指控哈贝尔的妻子苏济，因为她在两人联合所得税申报单上签了字；他还起诉了哈贝尔的朋友迈克，肖费勒会计师和查尔斯·欧文律师，因为在哈贝尔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在经济问题上给哈贝尔提供免费建议。哈贝尔在答复中很直率：“他们认为通过指控我的妻子和朋友，我就会讲一些总统和第一夫人的谎话。我不会这么做的……我不会撒总统的谎。我不会撒第一夫人的谎，或撒其他任何人的谎。”
5月初，斯塔尔继续推行恐吓策略，指控苏珊·麦克道戈尔严重藐视法庭，妨碍司法，因为她继续拒绝与大陪审团说话，她曾因藐视法庭被囚禁18个月。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斯塔尔和希克·尤因无法威逼苏珊·麦克道戈尔撒谎，这让他们非常棘手。虽然这可能又要花费苏珊几乎一年的时间来证明，但她比他们坚定多了，最终她会得到澄清。
6月，斯塔尔最终陷入了一点困境。史蒂芬·布里尔在《容汇》上发表一篇文章，着重指出独立检察官办公室非法泄露消息的策略，报道说斯塔尔在一个90分钟的采访中承认泄密，法官诺尔玛·霍洛韦·约翰逊裁定“可能有理由”相信斯塔尔的办公室向媒体“严重并反复”泄密，戴维·肯德尔可以传讯斯塔尔和他的助手们，以便找出泄密的源头。因为法官的裁定涉及到大陪审团的诉讼程序，这个决定被秘密实施。奇怪的是；斯塔尔这方面的工作却没有被泄露给媒体。
5月29日，巴里·戈德华特去世了，终年89岁。对他的去世我很伤心。虽然我们属于不同的党派，哲学观也不同，但戈德华特对我和希拉里出奇地和善。我也很尊敬他，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一位老式自由派，认为政府不应该干涉公民私人生活，信奉政治战应该集中在观念上，而不是个人攻击。
春天的其余时间我在为立法计划游说，并从事手头的工作：发布了一个行政命令，禁止招募联邦文职工作人员的时候歧视同性恋者；支持鲍里斯·叶利钦的新经济改革计划；在白宫接待巴林的埃米尔；在联合国关于打击全球毒品走私的大会上发言；接待韩国总统金大中的国事访问；在加州的蒙特雷主持了全国海洋会议，在那里我把禁止在加州海岸开采石油的禁令延长了14年；签署法案，提供经费÷为我们25％没有防弹背心的执法官员购买防弹背心；在三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发言，在六个州为民主党竞选。这是忙碌但很正常的一个月，除了在俄勒冈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一次令人不愉快的旅行。在这个城市，一个15岁的男孩携带半自动武器打死并打伤了几个同学。它是一系列校园枪击案最近的一起，在阿肯色州的琼斯伯勒、密西西比州的珍珠城、肯塔基州的帕迪尤卡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埃丁伯勒都发生了致命的意外事件。
枪杀事件既让人心碎也令人烦恼，青少年犯罪整体呈下降趋势。对我来说，似乎这种暴力事件的发生是可预期的，至少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中过度美化暴力事件，而且很容易让孩子得到致命的武器。在所有校园枪击事件中，包括其他几起没有出现死亡的事件，年轻的罪犯看起来是被激怒和孤立，或者是受某种黑暗生活哲学控制的。我恳请珍妮特·雷诺和迪克·赖利给教师、父母和学生一份指南，注意问题青年经常表现出来的早期预警信号，并附有应对策略。
我去了斯普林菲尔德高中，会见了受害者家属，听取了事情发生经过，对学生、教师和居民发表讲话。他们精神上受了创伤，对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社区感到惊讶；经常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我所能做的就是与人们一起分担悲伤，向他们保证他们都是好人，鼓励他们重新站起来，继续前进。
春夏之交，到了开始我计划已久的中国之行的时候了。虽然美国和中国在人权、宗教与政治自由及其他事情上仍存在相当多的分歧，我仍期待着这次旅行。我认为江泽民在1997年访美时表现不错，他期待着我的回访。
这次访问对我们两国来说都不平静。我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中国试图影响1996年大选的指控还没有解决。而且，有些共和党人在攻击我允许美国公司用中国火箭发射商业卫星，尽管中国并没有获得这些卫星技术，而且这种做法始于里根政府，一直持续到布什时代，为的是节省美国公司的钱。最后，许多美国人担心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它容忍非法复制和销售美国图书、电影和音乐，会导致美国人失去工作。
对中国人来说，许多官员憎恨我们批评中国的人权，认为干涉了他们的内部事务，其他一些人认为，尽管我有许多积极的言论，其实美国的政策是想遏制中国，而不是与中国在21世纪进行合作。
中国拥有世界1／4的人口，经济发展迅速，必将在经济和政治上对美国和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如果可能，我们必须建立积极的关系。不去中国会是愚蠢的决定。
前往中国前一周，我任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比尔·理查森接替费德里科·培尼亚担任能源部长，任命迪克·霍尔布鲁克为新的联合国大使。理查森这位新墨西哥州的前国会议员接任这一工作顺理成章，能源部有两个重要的研究实验室就在新墨西哥州。霍尔布鲁克有能力解决联合国的问题，他也有经验和智慧对我们的外交政策小组做出贡献。随着新麻烦在巴尔干地区酝酿，我们需要他。
6月25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抵达中国，随访的还有希拉里的母亲多萝西和一个代表团，团员有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部长鲁宾和戴利，以及六位国会议员，包括来自密歇根州的约翰，丁格尔，众议院任职最久的议员。约翰的随访很重要，因为密歇根州依赖汽车工业，这让它成为保护主义情绪的中心。我很高兴他希望来亲眼看看中国，用他自己的判断力决定是否应该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我们的访问从古都西安开始，中国人在那里精心举办了一个漂亮的欢迎仪式。第二天，我们有机会穿行在一排排兵马俑中间，并与下河村的村民举行了圆桌讨论。
两天后，我们进入正题，江泽民主席和我会晤，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并通过电视现场直播。我们诚恳地讨论分歧，也讨论我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愿望。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他们的领导人与一位外国元首真正就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进行辩论。江泽民对自己公开应付这些问题的能力越来越自信，他信任地让我不失尊重地发表不同看法，同时也强调我们在结束亚洲金融危机、推进核不扩散和促进朝鲜半岛和解等问题上的共同利益。
我倡导中国应该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人权，江泽民回答说，美国高度发达，而中国的人均年收人才700美元。他强调我们历史不同，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我敦促江泽民与达赖喇嘛会晤，他说，大门是敞开的，只要达赖喇嘛首先声明西藏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补充说，早就与西藏的佛教界领袖们有“几条交流渠道’’。我说，我认为如果江泽民和达赖喇嘛真的会晤，他们会相互非常喜欢对方的，这时候观众们笑了。我还试图提出一些实际建议，推动中国的人权。比如，仍然有一些中国公民因为一些不再存在的罪名而被关在监狱。我建议释放他们。
记者招待会的主要部分是辩论。我想让中国公民看到美国支持那些我们认定的普遍人权，希望中国官员看到更多的开放不会导致社会解体，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可以理解他们对此非常担忧。
参加完江泽民和夫人王冶坪举行的国宴后，江泽民和我轮流指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第二天，我们一家到崇文门教堂参加星期天礼拜仪式，这是北京最早的新教教堂，是政府批准的几个礼拜场所之一。许多基督徒在家里秘密集会。宗教自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很高兴，江泽民同意我派一个美国宗教领袖代表团来中国，包括一位拉比、一位天主教大主教和一位福音派牧师，进一步商讨这件事。
我们参观了紫禁城和长城，我与北京大学的学生举行了一次问答讨论。我们讨论了中国的人权，但他们也就美国人权问题向我发问，问我该采取什么措施让美国人民增加对中国的理解。对于那些希望自己的国家变革同时又以这个国家为豪的年轻中国人，这都是些公平的问题。
朱镕基总理为代表团设午宴，我们一起讨论了中国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以及那些为了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仍需解决的问题。我强烈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的是让中国继续融人全球经济，进一步接受国际法则，愿意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就一系列其他问题进行合作。那天晚上，江主席和夫人邀请我们到官邸吃饭，它位于一个安静的湖畔，这个地方住着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我与江泽民在一起时间越长就越喜欢他。他很有魅力，风趣，有极强的自豪感，但总是乐意倾听不同的看法。虽然我并非总是同意他的看法，但他已让我相信，他相信自己正尽可能快地让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改变。
我们从北京前往上海，这个城市的起重机似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希拉里和我与一群年轻些的中国人就中国的问题和潜力进行了一场引人人胜的讨论，他们中有教授、商人、一位保护消费者权益人士和一位小说家。这次访问中最受启发的经历是我和市长一起参加电台直播，回答听众打电话提出的问题。给我提的问题很好但也是预料得到的经济和安全问题，给市长提的问题更多；向他提问的人感兴趣的是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计算机，担心随着城市越来越繁荣和越来越膨胀出现交通堵塞。我不禁想到，如果市民向市长抱怨交通堵塞，这说明中国政治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回国之前，我们飞到桂林与环保主义者会晤，讨论森林的破坏和特有野生动植物的消失。我们坐船沿着漓江行进，两岸大面积的石灰石地层景观奇绝，似乎它们冲破柔美的乡村风景耸立在那里。桂林之行后，我们在香港做了停留，会晤了董建华，他是中国人选定的回归后的行政长官。他在美国住过多年，是一个久经历练的聪明人。董建华要平衡喧闹的香港政治文化和更强调大局的中央政府，忙得不可开交。我又见到了民主倡导者李柱铭。中国承诺让香港保留更民主的政治体制，但我清楚的印象是，回归的细节问题仍在商量中，双方对于目前的形势都不是十分满意。
7月中旬，艾尔·戈尔和我在国家科学院举行活动，强调政府正努力避免电脑在新千年到来的时候崩溃。人们普遍担忧，许多计算机系统不会变到2000年，这将导致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几百万美国人的事务被打乱。我们组织了由约翰·科斯基宁领导的机构，竭尽全力确保所有政府系统为新千年做好准备，并帮助私人企业做好调整。只有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确信是否已经成功了。
16日，我又签署一份我最优先考虑的法案——《儿童资助表现与奖励法》。1992年以来，我们的筹资已经增加了68％；又有140万家庭在接受儿童资助。这个法令将惩罚那些没有对儿童资助档案进行自动化管理的州，对那些已成功达到表现要求的州在经济上进行奖励。
这时候我宣布购买8000万蒲式耳小麦，分发给那些食品短缺的国家。粮食价格在下降，购买粮食不仅满足了人道主义需要，而且可为处境困难的农场主把小麦价格每蒲式耳提高13美分。国内部分地区的酷热让许多农作物受损，我恳请国会通过农场紧急援助一揽子计划。
临近月末，迈克·麦科里宜布秋天辞去白宫新闻秘书的职位，我将任命他的助手乔·洛克哈特代替他，洛克哈特曾是我第二次竞选总统时的新闻秘书。麦料里在这个要求很高的职位上表现出色，回答难缠的问题，清晰并机智地解释政府政策，长时间工作，全天随时待命。他想看着他的孩子长大成人。我很喜欢乔·洛克哈特，媒体似乎也喜欢他。而且，他喜欢和我打牌；我们之间的过渡应该很顺利。
7月，我继续在国内按计划推动工作日程，迪克·霍尔布鲁克飞往贝尔格莱德，与米洛舍维奇会面，争取解决科索沃危机；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国内选举失利后辞职；纳尔逊·曼德拉迎娶莫桑比克前总统遗孀，可爱的格拉加·米歇尔，格拉加还是在非洲战争中为禁止儿童参军而斗争的领袖人物；肯·斯塔尔仍旧苦心经营着针对我的案子。
他坚持要我的一些特工作证，包括我的贴身特工队长拉里·科克尔。特工处拒绝了这一要求，前总统布什也两度写信反对这种做法。除非总统进入了白宫官邸，其他时候特工人员总是伴在他身边或站在他待的房间外面。总统靠特工来保护他们，以及保护他们的秘密。特工人员无意中听到各种各样的交谈，涉及国家安全、内政、政治斗争、人际斗争。他们以满腔的奉献精神、专业的技能和审慎的判断力辅佐来自两党的总统和整个国家。现在斯塔尔要置这一切于危险之中——他所调查的不是间谍或水门事件那种滥用联邦调查局权力的行径，或类似伊朗门那样肆意蔑视法律的事件，而是在面对那些欺诈性的问题时，我是否给出假的答案，是否怂恿莫妮卡·莱温斯基也这样做。
这个月底，斯塔尔给予莫妮卡·莱温斯基免于起诉的豁免，回报她在大陪审团前作证，并传唤我也要去作证。29日，我同意自愿作证，于是传票被撤回。我不能说自己是期待着这样做。
8月初，我在华盛顿与十位印第安部落首领会面，宣布全面努力增加美国原住民在教育、医疗、经济方面的机会。我的政府间事务助理米基·伊巴拉和部落联络官林恩·卡特勒很认真地做着这项工作，而这也是非常需要做的事。尽管美国的失业率是28年来最低的，犯罪率是25年来最低的，靠福利生活的公民人数比例也是29年来最低的，但那些还没有通过赌博业富起来的美国原住民社区情况还是很糟糕，只有不到10％的美国原住民上过大学，他们患糖尿病的几率是白种美国人的三倍，仍是美国各种族中人均收入最低的。有些部落失业率超过50％。我们将采取的新步骤令这些部落首领们备受鼓舞，会后，我心存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
第二天，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使馆遭炸弹袭击，两者相隔不到五分钟相继爆炸，死亡257人，其中12名美国人，伤5000人。初步证据显示是奥萨马·本·拉登的组织，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基地组织发动了这场袭击。2月末，本·拉登发出圣战宣告，号召袭击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和民用目标。5月，他说他的支持者会袭击美国在海湾的目标，并说要“将战争带到美国本土”。6月他在接受一位美国记者采访时威胁要用防空导弹击落美国军用飞机。
此时，我们已追踪本·拉登多年。我的第一任期之初，托尼·莱克和迪克·克拉克就给中央情报局施压，要求多弄些这个沙特富人的情报，此人1991年被驱逐出祖国，1994年失去公民身份，居住在苏丹。
开始，本·拉登似乎是在经济上资助恐怖行动，但我们渐渐了解到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恐怖组织的头领，除了他本人的财富，还能得到大量钱财，车臣、波斯尼亚、菲律宾等好几个国家都有他的特工。1995年，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后，我们阻止了穆斯林游击队控制那里的企图，并与当地官员合作，制止了一起引爆12架从菲律宾飞往西海岸的飞机的阴谋，但是，本·拉登的跨国组织仍在发展壮大。
1996年1月，中央情报局在反恐中心设立了一个工作站，专门盯着本，拉登及其组织，之后不久我们开始敦促苏丹驱逐本·拉登。当时苏丹实际上是恐怖分子的安全避难所，包括前一年6月试图刺杀穆巴拉克总统和成功暗杀其前任安瓦尔·萨达特的埃及恐怖分子都在那里。苏丹的领导人哈桑·图拉比和本·拉登的观点一样激进，而且两个人都涉足很多生意，自合法经营到武器制造和支持恐怖分子。
我们一边迫使图拉比驱逐本·拉登，一边要求沙特阿拉伯接收他。沙特不想让他回来，但本·拉登最终于1996年年中离开苏丹，显然和图拉比的关系还不错。他转到阿富汗，在那里，他受到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的热烈欢迎，塔利班是致力于在阿富汗建立激进穆斯林神权统治的逊尼派军事组织。
1996年9月，塔利班夺取了喀布尔，并开始夺取阿富汗其他地区。到年底，中情局的本·拉登工作站已对他和他的基层组织有了很好的了解。几乎在一年后，肯尼亚当局才逮捕了一个人，认为这个人与袭击美国使馆的恐怖阴谋有关。
爆炸发生后的那一周，我继续执行正常计划，到肯塔基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访问，推动《病人权利法案》和我们的净水计划，帮助民主党赢得那些州的选举。除了一些公开活动，我大多数时间在与我们的国家安全小组讨论该如何对非洲的袭击做出反应。
8月13日，我们在安德鲁空军基地举行仪式，纪念12名遇难者中的10人。本·拉登认为这些人该死，只不过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包括一位我见过两次的职业外交官和他的儿子；一位正在休假中照料年老父母的妇女；一位印度出身的使馆官员，她周游世界，为接纳了她的国家工作；一位正在挽救非洲儿童免于疾病和死亡的流行病学专家；一位有三个小孩的母亲；一位自豪的新奶奶；一位白天为使馆工作的有才艺的爵士音乐家；一位同肯尼亚人结婚的使馆行政人员；三位军士，分属陆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
据各种说法，本·拉登受到一种信仰的毒害，他认为自己拥有绝对真理，因此可以以上帝的名义随意地杀害无辜群众。我们追踪这个组织多年，我早就知道他是一个可怕的对手。非洲屠杀之后，我集中精力，希望要么抓住他，要么杀死他，摧毁基地组织。
使馆爆炸后一周，我向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人民发表了录像讲话，他们的损失远比我们大，我会见了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都确认基地组织要对此负责，并报告说一些罪犯已被逮捕。
我另外得到情报，说基地组织曾计划袭击驻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的使馆，我们的敌人认为美国很脆弱，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正被我的个人行为争议所分散。我们关闭了驻阿尔巴尼亚使馆，派了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去保卫它，并开始与当地政府合作，想摧毁基地组织在那里的分支。但我们在基地组织开展活动的国家也有一些使馆。
中情局还得到情报，本·拉登和他的高级助手们计划于8月20日在阿富汗的一个营地开会，评估袭击的影响，计划下一次行动。这次会议将给我们提供报复机会，甚至可能消灭基地组织的许多领导人。我请桑迪·伯杰负责军事行动的整个过程。我们必须选定目标，部署必要的军事资源，想好如何应付巴基斯坦。如果我们发动空中打击，我们的飞机将飞越巴基斯坦领空。
虽然我们想与巴基斯坦合作，消除印度次大陆的紧张局势，而且我们两国在冷战期间还曾是盟友，但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进而支持基地组织。巴基斯坦情报机构使用一些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用来训练塔利班和克什米尔叛乱分子的营地。如果巴基斯坦预先知道我们的攻击行动，很有可能他们的情报机构将给塔利班甚至本·拉登发出警告。另一方面，正忙于最大程度减少印度次大陆发生军事冲突可能性的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担心，如果我们不告诉巴基斯坦，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些空中飞来的导弹是印度向他们发射的，他们可能会报复，可以想像，他们甚至会动用核武器。
我们决定派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乔·罗尔斯顿将军，在计划发动攻击的时间，邀请巴基斯坦军方最高级指挥官一起吃饭。在我们导弹进入巴基斯坦领空前几分钟，罗尔斯顿将告诉他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时候要对塔利班或本·拉登发出警告已经太迟，但可以及时避免让他们打落我们的导弹或发起对印度的反击。
我的小组对另一件事也很担心：三天后，也就是8月17日，我将在大陪审团前作证。他们担心，这会让我不愿发动攻击，或者如果我真下令攻击，我会被谴责是为了转移公众对我的问题的注意力，尤其是如果攻击没有命中本·拉登的话。我告诉他们，他们的工作很明确，就是给我提供国家安全建议。如果提议在助日发动攻击，那就是我们要做的。我说，我会处理个人问题。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来讨论那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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