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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我们又回到预算谈判桌。鲍勃·多尔想做交易让政府重新启动，几天后纽特·金里奇同意了。在我们的一次预算会议上，议长承认一开始他认为可以通过威胁关闭政府来阻止我否决老大党的预算方案。面对多尔、阿梅、达施勒、格普哈特、帕内塔、艾尔·戈尔，他很坦白：“我们犯丁一个错误。我们认为你们会屈服。”最后，在6日，华盛顿正好遭遇大风雪，僵局被打破，国会给我送来另两份连续决议。虽然根据这两份决议并没有恢复所有的政府服务，但所有联邦雇员都可以回去工作了。我签署了决议，并把我的七年平衡预算的方案送交国会。
接下来的一周，我否决了共和党的福利改革法案，因为它在让人们摆脱福利回到工作上几乎没做什么，而且过多伤害了穷人和他们的孩子。我第一次否决这样的法案时，是因为那份法案是他们共和党预算的一部分。现在，有相当多的预算裁减方案被放在这个标上了“福利改革”的法案中。同时，唐纳·沙拉拉和我在福利制度改革问题上已经走得很远。我们已给37个州发放了50份独立的弃权声明书’，让他们去实施那些有利于工作和有利于家庭的计划。这些改革关系到73％的美国福利接受者，而福利接受者的总数在下降。
我们正在准备23日的国情咨文，我们似乎在预算协议上已有了一些进展，因此我用这个机会向共和党发出呼吁，同时团结民主党，并向美国人民解释我在预算辩论以及因预算之争而产生的更大问题上的观点：在全球信息化时代，我们的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演说的基本观点是：“大政府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们也不能回到让我们的公民自己照料自己的时代。”这个简单的陈述反映了我摆脱过去的官僚政府的主张，同时提倡一个有创造力、着眼未来、“授人以权力的政府”；它还公正地描述了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及艾尔·戈尔的“政府再造”倡议。那时候，我的观点因我们经济政策的成功而得到支持：从我就职以来已经产生了将近800万个新就业机会，连续三年有创记录数量的新公司开办。自7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市场上，美国汽车制造商的销售业绩第一次超过日本竞争者。
我提出与国会再次就七年平衡预算和通过福利改革法案等问题进行合作。我初步提出了一个立法日程，涉及到家庭和孩子、教育和医疗保健、犯罪和毒品。它强调那些能反映美国基本价值观和公民授权理念的计划：V芯片，特许公立学校，公立学校择校，学校校服等。我还任命巴里·麦卡弗里将军为新的反毒品专员。麦卡弗里是南方司令部司令，在那里任职的时候，他曾致力于阻止毒品从哥伦比亚和其他地方流人美国。
演讲最难忘的时刻出现在快结束的时候，像往常一样，我介绍和希拉里一起坐在第一夫人包厢里的人们。第一个介绍的是理查德·迪安，一位49岁的越战老兵，他为社会保障局ET作了22年。我告诉国会，在俄克拉何马城发生爆炸案时，他正在默拉大楼里，冒着生命危险四次进入废墟中，挽救了三位女士’的生命。国会议员们都站了起来，长时间地为他鼓掌，共和党人表现得尤其热烈。然后我发起了出其不意的一击。当掌声停下来的时候，我说：“理查德·迪安的故事并没有在那里结束。去年11月，当政府关闭的时候，他被迫搬出办公室。在政府第二次关闭时，他继续帮助接受社会保障者，但他的工作没有工资。我代表理查德·迪安……对所有在这个会议室里的人提出挑战：让我们永远不要、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关闭联邦政府。”
这次是民主党人的掌声占了上风。共和党人知道中了圈套，显得有些郁闷。我知道不必担心政府再次关闭了；它的后果已有了人道的、英雄的色彩。
那样决定性的时刻不是碰巧到来的。每年国情咨文都被内阁和工作人员作为我们提出新政策思路的组织工具，然后我们努力工作，让它们以最佳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在演讲那天，我们在位于官邸和东翼之间的一个电影院里反复排练了几次。负责对我所有公开讲话录音的白宫通信局在那放置了一台提词机和一个讲台，这一天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按非正式程序进进出出，我的通信联络主任唐·贝尔负责一切。我们一起合作，倾听每个句子，想像着国会和整个国家对此会有什么反应，然后完善措词。
通过赢得关闭政府的争论，我们打败了“与美国签约”背后的理念。现在演讲提供了政府理念的另一种选择，通过理查德·迪安来表明联邦雇员都是善良的人，他们从事着有价值的工作。这种理念与我经常谈的并没有多大区别，但在政府真的关闭后，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才第一次真正听到并理解它。
新年开始，在外交领域，沃伦·克里斯托弗在马里兰州的怀依河种植园主持了以色列和叙利亚的会谈。随后，在1月12日，我连夜飞到意大利阿维亚诺的美国空军基地，那是北约对波斯尼亚空中行动的中心，在那里我登上一架新的C——17运输飞机前往我们在匈牙利的塔斯比萨尔空军基地，我们的军队就是从那里派往波斯尼亚的。我在1993年就努力让C——17不要从国防裁减计划中被裁去。这种飞机运送货物的能力和艰苦条件下行动的能力都非常出色。波斯尼亚行动需要动用12架C——17，我不得不乘其中一架飞到图兹拉；常规的“空军一号”波音747太大了。
会见过匈牙利总统阿帕德·孔茨和视察了塔斯扎空军基地后，我飞到波斯尼亚东北部的图兹拉，美国负责该地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尽管天气恶劣，我们几千人的部队和超过两千辆装甲车已越过正洪水泛滥的萨瓦河到达值勤地点。他们已把一个没有灯光和导航仪的飞机场变成一个34小时开放的空港。我对军队表示了谢意，并亲自向一位上校转赠了一份生日礼物，当我在阿维亚诺逗留的时候，他的妻子把这个任务托付给我。．我与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进行了会晤，然后飞到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拜会图季曼总统。他们俩到目前为止对于和平协议的实施都很满意，而且很高兴美国军队参与其中。
当我回到华盛顿时，我已度过了漫长而重要的一天。我们的军队已经参与北约在其成员国国界之外的第一次部署。他们与冷战时代的对手俄罗斯、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罗的海诸国的士兵们一起合作。他们的行动对于缔造一个联合的欧洲非常关键，但他们的使命在我们的国会和咖啡馆里却受到批评。这些军队至少有权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去波斯尼亚以及我是如何大力支持他们的。
两周后，冷战的概念继续慢慢消失在历史中，参议院批准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它是三年多前布什在离任之前谈判达成并提交给参议院的。与我们已经在1994年12月开始执行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一起，《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会消除美国和前苏联在冷战高峰时期保持的核武器数量的2／3，包括最不稳定的一些核武器和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
与《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一道，我们还签署了一项协议，冻结朝鲜的核武器计划，让《核不扩散条约》永久化，并依照纳恩一卢格计划，保障核武器的安全，最终拆除核武器和核材料。在祝贺参议院通过《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时，我恳求他们通过《化学武器公约》和我的反恐立法，继续让美国变得更安全。
1月30日，俄罗斯总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来到白宫与艾尔·戈尔进行，第六次会谈。在他们完成了使命后，他来拜会我，向我简单介绍了俄罗斯的情况和叶利钦重新当选的前景。就在我们会晤之前，我会见了土耳其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和总理坦苏·奇莱尔。他们告诉我，土耳其和希腊正处于军事对峙的边缘，恳求我进行干涉以阻止冲突。他们要开战为的是两个很小的爱琴海岛屿，希腊人把它称为伊米阿，土耳其人把它称为卡达卡。两个国家都声称拥有主权，但希腊根据1947年与意大利的条约显然已拥有它们。土耳其拒绝了希腊的要求。虽然土耳其人经常坐船到较大的那个岛上野炊，但是并没有人住在这两个小岛上。危机是因为有些土耳其记者扯下了希腊国旗，然后挂上了一面土耳其国旗引发的。
存在着塞浦路斯这一现实争议的两个大国，为了仅仅住着一群羊的两个十英亩岩石小岛开战，让人觉得简直难以想像，但我看得出来，奇莱尔真的担心战争会爆发。我中断了与切尔诺梅尔金的会议来了解情况，然后打了一系列电话，先打电话给希腊总理康斯坦丁诺斯·西米蒂斯，然后又打电话给德米雷尔和奇莱尔。经过几个来回，双方同意克制，已经在为塞浦路斯问题工作的迪克·霍尔布鲁克一夜未眠，让各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我自己忍不住笑了，即便我无法在中东、波斯尼亚或北爱尔兰取得和平，我至少挽救了一群爱琴海的羊。
我认为白水世界的事情不会变得更加不可思议，可事实正是如此。1月4日，卡罗琳·休伯找到了希拉里的工作记录，它记录了罗斯律师事务所在1985年和1986年为麦迪逊储贷银行所做的工作。卡罗琳曾是我们州长官邸的一名助理，后来到华盛顿帮助我们处理一些私人文件和信件。她已经帮助戴维·肯德尔把5万多页的文件移交到独立检察官的办公室，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份账单记录不在里面。卡罗琳是在一个盒子里发现它们的，去年8月她把盒子从三楼官邸储物区搬到了办公室。显然，文件是在1992年大选中做的；上面还有文斯·福斯特的批注，因为他那时候正在处理新闻界关于罗斯律师事务所的提问。
表面上看，这件事情确实显得可疑。为什么记录到这个时候才出现？如果你看到我们从阿肯色州带来的摆放得乱七八糟的文件，你就不会奇怪了。我很惊讶我们还是能及时找到所需的各种材料。无论如何，希拉里很高兴这些记录被找到了；它们证实了希拉里只是为麦迪逊储贷银行适度地做了些工作。几周后，债务重整信托公司将就此公布一份报告。
但独立检察官、国会共和党和专门报道白水事件的记者们并不会这样来玩游戏。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威廉，萨菲尔把希拉里称为“天生的说谎者”。1月18日，卡罗琳·休伯被召到国会在艾尔·达马托的委员会面前作证。26日，在大陪审团面前，肯尼斯·斯塔尔整整询问了希拉里四小时。
斯塔尔的传唤是场廉价、拙劣的公开表演。我们一发现记录就马上自愿转给他们，这些记录证实了希拉里的陈述。如果斯塔尔有更多的问题，他可以到白宫来询问，而且他以前也这么干过三次，而不应该让美国的第一夫人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1992年，布什总统的白宫辩护律师博伊登，格雷曾有一年多拒绝交出他老板的日记，直至大选结束，直接妨碍了伊朗门公诉人的传唤。没人让格雷或布什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新闻媒体也没有为此那么大声嚷嚷。
对希拉里的攻击比对我的攻击更让我感到烦恼。因为我无法阻止它们，所有我能做的就是站在她的身边支持她，告诉新闻媒体，“如果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能拥有我妻子那样的品格”，美国会变得更好。希拉里和我向切尔西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她并不喜欢这一切，但似乎也能从容面对。她比希拉里的攻击者更了解自己的母亲。
尽管如此，这件事还是让我们所有人感到疲惫不堪。我已经有几个月尽量不让我的愤怒干扰工作，因为我在对付预算之争，在应付波斯尼亚、北爱尔兰问题和拉宾的去世。但这很难做到；现在我又为希拉里和切尔西担心了。我还想起卷人到国会听证会和斯塔尔编织的网里的那些人，他们正遭受着感情和经济的损失。
账单记录转交五天后，按计划希拉里和芭芭拉·沃尔特斯要有一次会谈，讨论她的新著《同村协力》。然而，会谈变成了账单记录讨论。不管怎样，这本书还是成了一本畅销书，希拉里勇敢地从华盛顿出发，到全国巡回宣传，得到许多友好美国人的支持，这些人更有兴趣谈论如何改善孩子的生活，而对肯·斯塔尔、艾尔·达马托、威廉·萨菲尔和他们的朋友们如何谈论希拉里则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看起来那些家伙们肯定从打击希拉里这件事上得到了很大乐趣。我惟一的安慰来自真正的了解，来自25年近距离的观察，她比他们坚强得多。有些人不喜欢女人坚强，但这是我爱她的原因之一。
2月初，总统大选进入高速运转期，我回到新罕布什尔州，强调我的政策的积极影响，表明自己虽然当了总统，但没有忘记这个州。虽然我没有初选对手，但想在11月得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支持，有一件事情会阻挠我，那就是枪支问题，我必须处理好这件事。
星期六早上，我去了曼彻斯特的一个小餐馆，里面坐满了男士，他们都是狩鹿人和全国来复枪协会会员。我即席发表了讲话，告诉他们我知道1994年他们没有支持他们的民主党议员迪克·斯韦特，因为他投票赞同布雷迪法案和进攻性武器禁令。他们中的几个人点头表示同意。那些猎手都是善良的人，但全国来复枪协会让他们害怕；如果没有人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把问题的另一面讲给他们听，到1996年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再次倒向别的候选人。因此我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我一针见血的看法：“我知道来复枪协会让你们去打败斯韦特议员。现在，如果你们因布雷迪法案或进攻性武器禁令一整天或一小时在林子一无所获的活，我想让你们也投我的反对票，因为是我让他支持这些法案的。另一方面，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就是他们没向你们讲清事实，你们必须公正。”
几天后，在国会图书馆，我签署了《电信法》，全面修订了已占我们经济总量1／6的这一工业领域的相关法律。法令提高了竞争，加强了革新，扩展了通向艾尔·戈尔所说的“信息超级高速公路”的途径。我们曾有数个月就复杂的经济问题进行争论，共和党希望在媒体和电信市场上让所有权更集中，而白宫和民主党支持更多的竞争，尤其是在地方和长途电话服务领域。艾尔·戈尔向白宫和金里奇议长提出的积极企业家模式占了上风，我们达成了一个我觉得很公平的妥协，最后，法案几乎一致通过。它还包括一项要求，那就是新的电视机中必须包含v芯片，我第一次提出这个要求是在戈尔家每年举行的家庭会议上，那样可以让父母控制孩子观看的节目内容；月底，几乎所有电视业的总裁们同意，到1997年，将会在他们的节目中安置一个分级系统。更重要的是，法令要求对学校、图书馆和医院的网络使用费打折；所谓的E级费率将最终给公共单位每年节省凹亿美元。
次日，爱尔兰玫瑰凋落了，格里·亚当斯打电话通知我，爱尔兰共和军已终止停火，据称是因为约翰·梅杰和统一党行动迟缓，包括他们强调让爱尔兰共和军解除武装后才能换取新芬党参与北爱尔兰政治生活的权利。那天晚些时候，在伦敦金丝雀码头，一枚炸弹发生爆炸。
爱尔兰共和军的行动将持续了一年多，对他们自己来说代价惨痛。虽然他们杀死了两名士兵，两位平民，并让许多人受伤，他们自己也损失了两名特工，在英格兰的爆炸队也瓦解了，他们在北爱尔兰的许多特工也遭到逮捕。月底，在北爱尔兰的所有地方举行了和平守夜活动，显示了普通公民支持和平的愿望。约翰·梅杰和约翰·布鲁顿说，如果爱尔兰共和军重新声明停火，他们将恢复与新芬党的会谈。在约翰·休姆的支持下，白宫决定保持与亚当斯的联络，等着重新迈向和平的时刻到来。
2月下旬，中东的和平进程也遇到威胁，两枚哈马斯的炸弹炸死了26个人。随着以色列大选的到来，我认为哈马斯正试图挫败佩雷斯总理，促使以色列人选出一个强硬派的政府，不与巴解组织讲和。我们督促阿拉法特采取更多措施防止恐怖行为的出现。我告诉他，在我们签署了1993年的协议后，他再也不能是好战的巴勒斯坦人了，如果他一只脚踏在和平阵营，另一只脚踏在恐怖分子那边，他最终会遭到毁灭。
在美国的周边，我们也遇到了麻烦。古巴击落了两架民用飞机，这两架飞机是由一个叫“拯救兄弟”的反卡斯特罗组织驾驶的，四人丧命。卡斯特罗仇恨这个组织和这个组织过去在哈瓦那撒下的批评他的传单。古巴声称飞机是在古巴领空被击落的。事实并非如此，但即便是这样，这么做也违反国际法。
我暂停了飞往古巴的包机，限制古巴官员在美国国内的旅行，扩大了马蒂电台的播放范围——它把赞成民主的信息通过电波传递到古巴——恳请国会从古巴在美国被冻结的财产中拿出钱来补偿那些遇难者家庭。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要求联合国采取制裁措施，然后去迈阿密向古巴裔美国人社区发表了一场激烈的演讲，告诉他们飞机被击事件反映了懦弱，“太没种了”。她那男性化的讲话让她成为佛罗里达州南方古巴人心目中的英雄。
我还承诺签署赫尔姆斯一伯顿法案，这个法案加强了对古巴的禁运，限制丁总统解除禁运的权力，未经国会同意，总统不能这么做。支持这项法令就佛罗里达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举年政治策略，但如果我第二次赢得大选，它会损害任何我可能得到的取消古巴禁运的机会，而取消禁运可以让古巴发生更多积极的变化。看来，卡斯特罗几乎是在试图逼我们维持禁运，这样他就可以找到他的政权在经济上失败的借口了。如果那不是目的，那么古巴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后来，我得到卡斯特罗捎来的话，当然不是直接的，那次击落事件是个错误。显然，他之前发布了向任何闯入古巴领空的飞机开火的命令，而后来当古巴人知道飞来的是“拯救兄弟”组织的飞机时，又没有收回命令。
这个月最后一周，我视察过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爱达荷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最近遭洪水破坏的地区后，在加州圣莫尼卡会见了日本新首相。桥本龙太郎在出任首相之前曾担任和米基·坎特一样的职务。他是日本剑术的热心练习者，是一个坚强而聪明的人，喜欢各种各样的战斗。但他也是一位我们可以合作的领导人；他和坎特已达成了20个贸易协定，我们对日出口已增长80％，双边贸易逆差连续三年下降。
这个月结束的时候，希拉里和我一起为切尔西庆祝16岁生日，我们带她去国家剧院观看了《悲惨世界》的演出，然后带上她整整一大车的朋友到戴维营去。我们喜欢切尔西所有的朋友，我们喜欢看她们在林子里用彩弹枪相互瞄准射击，打保龄球和玩其他游戏，总的来说，她们还是孩子，她们的高中时代就要结束了。对我来说周末最好的活动就是绕着戴维营教切尔西开车。我想念开车，希望切尔西能享受开车的乐趣，当然是安全熟练地开车。
3月的第一周，中东和平进程又被动摇了。一连好几天，哈马斯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发动的新一轮炸弹袭击，炸死了30多人，受伤的人更多。死者中有孩子，有一位曾生活和工作在犹太人朋友中的巴勒斯坦护士，还有两名美国妇女。我在新泽西州会见了他们的家人，他们坚定不移地投身和平的态度让我深深感动，因为他们把这种态度视为防止更多孩子在未来被杀害的惟一途径。在向以色列入发表电视讲话时，我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恐怖分子的行为“不只是为了杀死无辜的人，而是为了扼杀中东越来越强烈的对和平的期盼”。
3月12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和我一起乘坐空军一号，在红海一个漂亮的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参加由穆巴拉克主持召开的和平缔造者峰会。几天前，侯赛因来白宫拜访我，谴责了哈马斯的爆炸，决定联合阿拉伯世界致力于和平事业。我真的很喜欢与他一起坐长途飞机。我们总是相处得很好，在拉宾被暗杀后，我们的朋友和同盟关系更近了。
阿拉伯世界、欧洲、亚洲和北美的29位领导人，包括鲍里斯·叶利钦，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在沙姆沙伊赫与佩雷斯和阿拉法特会合。穆巴拉克总统和我主持了会议。我们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确保在这次会议之后，我们能明确而具体地投入到与恐怖主义斗争和维护和平进程的工作中。
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第一次站在一起谴责恐怖行为，承诺反对它。联合阵线对于佩雷斯很关键，它给佩雷斯必要的支持，可以使和平进程继续下去，并重新开放加沙，那样成千上万住在那里但在以色列上班的巴勒斯坦人就可以重新回去工作；同时，对阿拉法特来说，也给了他支持，让他全力对付恐怖分如果不这么做，以色列对和平的支持将会瓦解。
13日，我飞到特拉维夫，商讨美国能采取的帮助以色列军方和警察的具体·措施。在与总理佩雷斯及其内阁举行的会议上，我承诺提供一亿美元的援助，并让沃伦·克里斯托弗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多伊奇留在以色列，加快实施我们的联合行动。在会后与佩雷斯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我承认提供完全的保护存在困难，因为“这些年轻人对伊斯兰教和政治有一种天启般的认识，那种认识让他们把自己的身体和炸弹绑在一起”，为的就是自杀，并炸死无辜的孩子。但我说，我们可以增强我们的能力来防止这样的事件，切断对于此类事件的资金和国家支持。我还利用此机会恳求国会通过已被搁置了一年多的反恐立法。
参加完记者招待会和与特拉维夫以色列青年学生的一场对话后，我会见了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哈马斯的爆炸可能会让利库德在大选中获胜。我想让内塔尼亚胡知道，如果他赢得选举，我将是他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伙伴，而且想让他知道我希望他坚持和平进程。
回国之前不去赫茨尔山拉宾墓前看看，我不会甘心。我跪了下来，说了祝福语，用的是犹太人的习俗，把一块小石头放在伊扎克的大理石墓碑上。我还从墓地拿走了一块石头，让它时刻提醒我我的朋友和他留给我的未竟事业。当我关注着中东的麻烦时，中国的导弹试验在台湾海峡水域引起了争议——中国在靠近台湾的地方试射了三枚导弹，显然想让台湾政治领导人在正在进行的大选中不要推行独立。在卡特总统实现与中国大陆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一直遵循着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同时继续与台湾保持良好的关系，表示两边应该和平解决他们的分歧。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在台湾遭到攻击时，我们会或者不会去保护台湾之类的话。
看来中东和台湾是处于对立两极的外交政策问题。如果政治领导人在中东不做任何事，事情将会变得更糟。相反，我认为只要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家不做任何傻事，随着时间推移，这个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台湾就像一座经济发电站，它已从专制转向民主。台湾当局不希望成为大陆政权管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台湾商人在大陆大量投资，在两岸之间来来往往。大陆喜欢台湾的投资，但无法放弃对这个岛屿的主权要求；在经济实用主义和强烈的民族主义之间寻求平衡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一直都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在台湾的大选年。我认为中国在导弹试验问题上走得太远。很快，但不是出于炫耀武力，我命令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一个航空母舰编队驶向台湾海峡。危机过去了。
经过2月不怎么顺利的开始，鲍勃·多尔在3月赢得了共和党初选，月末他赢得了加州的胜利，获得了党内提名。虽然参议员菲尔·格拉姆可能更好对付，他比多尔要更右一些，但我还是向着多尔。没有哪一场选举是确定的事情，如果我失败，我相信这个国家在他的领导下将会更团结、更稳健。
在多尔为了获得提名而努力的时候，我也在几个州竞选，包括与麦卡弗里将军和杰西·杰克逊在马里兰州强调我们在阻止青少年吸毒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并在加州北里奇的“哈曼国际”这个生产扬声器的头牌厂家停留，宣布自我任职三年多来，已新增了840万个工作岗位；我过去的承诺是四年内新增800万个工作岗位。中产阶级收入已经开始增加。在过去两年中，新增工作岗位中有2／3都属于收入在最低工资线之上的产业。
这个月，我们仍未就拨款法案达成协议，于是我又签署了三个连续决议，并把我的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递到国会。同时，众议院继续跟在全国来复枪协会后面，投票废除了进攻性武器禁令，而且从反恐立法中删除了枪支游说团体反对的条款。
月末，我提出一项计划，加快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对抗癌症药物的批准程序。艾尔·戈尔、唐纳·沙拉拉和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局长戴维·凯斯勒已在1994年把批准新药的程序由平均所需的33个月缩减到一年以下。最近一次批准一种艾滋病药只花了42天。对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来说，在药品得到批准之前确定它们对人体有何种影响非常重要，但又要在安全允许的范围内让程序加快；许多生命依赖于这一程序。
最后，在3月29日，在鲍勃·鲁宾和我最初提出要求的八个月后，我签署了一项法案，提高了债务限额。不履行债务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再也不会在预算谈判中悬挂在我们头上了。
4月3日，春天的华盛顿鲜花盛开，正在椭圆形办公室工作的我得到消息，罗恩·布朗和一个美国贸易与投资代表团乘坐的一架空军喷气式飞机在恶劣气候下偏离航线，撞到了靠近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附近的圣约翰山上。罗恩·布朗组织的这个代表团是为了增大和平给巴尔干各国带来的经济利益。飞机上所有的人都死了。几乎在一周前，希拉里和切尔西曾搭乘这架飞机去欧洲访问，这次死亡的机组人员中有些人也曾为她们服务过。
我感到天旋地转。罗恩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我内阁中最好的经济顾问。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让民主党从1988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并在i992年的大选中团结民主党发挥了关键作用。1994年国会中期选举失利后，罗思保持了乐观精神，用他自信的预言鼓舞士气，他认为我们在经济领域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我们一定会赢得1996年的大选。他重振了商务部，把官僚机构现代化，不仅让商务部推动我们的经济目标，而且扩大了我们在巴尔干地区和北爱尔兰的利益。他还努力增加美国对十个新兴市场的出口，包括波兰、土耳其、巴西、阿根廷、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市场肯定会在21世纪显示其重要性。他死后，我收到一位商界总裁给我的信，他曾与罗恩共事，他说罗恩是“美国拥有过的最好的商务部长”。
希拉里和我驱车到罗恩家去探望他的妻子阿尔玛和他的孩子特蕾西、迈克尔，以及迈克尔的妻子塔米。他们都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一部分，欣慰的是，他们身边已有许多关爱他们的朋友。为了安慰他们，朋友们在讲述罗恩·布朗的故事；有许多故事值得回味，从他孩提时代在哈莱姆区古老的特里萨酒店的家一路走到美国政治和公共服务的塔尖，这是一段很长的旅程。
我们告别了阿尔玛，去市中心的商务部向工作人员发表讲话，他们失去了自己的领导和朋友。其中一位离去的年轻人我和希拉里都很熟悉。亚当，达林是一位卫理公会牧师的儿子，他充满了理想，充满了勇气。他在1992年进入我们的生活，那时候他骑着自行车周游美国，为克林顿一戈尔拉选票，一时成为新闻。
几天后，正好是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一周年纪念日前两周，希拉里和我在白宫的后草坪上种植了一棵山茱萸，以纪念罗恩和其他在克罗．地亚遇难的美国人。然后我们飞到俄克拉何马城，参加‘个新日间托儿所的落成仪式，这是为了代替在爆炸案中被毁的那个而修建的。我们还拜访了遇难者的家庭。在埃德蒙附近的中俄克拉何马大学，我告诉大学生们，在过去三年中，我们比我们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更加了解恐怖分子，但恐怖要求我们采取更多的行动：它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威胁，正如核战是我们这些在冷战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威胁。
第二天下午，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去了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为国捐躯的人回国时都被运到那里。棺材被庄严地抬下飞机，我念了罗恩·布朗的飞机失事中所有遇难者的名字，让在场的人想起明天就是复活节了，对基督徒来说，复活节意味着从失败和绝望走向希望和拯救。《圣经》上说：“虽然我们整个夜晚都在哭泣，欢乐将会在清晨来临。”我把那句诗作为4月10日在国家大教堂对罗恩的颂词，因为对所有认识他的人来说，罗恩总是我们清晨的欢乐。我注视着他的棺材，说：“我想最后一次对我的朋友说：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不会在这里。”我们埋葬了罗恩，让他安息在阿灵顿国家公墓；那时候，经历了那么多的可怕折磨，我几乎无法站立，筋疲力尽，悲痛欲绝。切尔西把眼泪藏在太阳眼镜后面，用胳膊搂着我，我把头靠在她的肩上。
在飞机失事和举行葬礼那可怕的一周里，我尽可能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首先，我签署了一项新的农场法案。正好在两周之前，我签署了一项立法，改善农场信贷体制，让农场主可以更低的利率得到更多的贷款。虽然我认为新的农场法案没有给家庭农场提供充分的保障，我还是签署了这项法案，因为如果目前的法令到期失效后没有另一个法令代替，农场主们将不得不根据早在1948年实施的一个完全不适当的支持计划进行下一次农作物耕种。另外，这项法案的不少条款我是支持的：农场主在决定农作物品种时有了更大的灵活性而且不用担心失去补助；为乡村社区的经济发展提供经费；提供基金帮助农场主防止土地遭侵蚀，空气和水遭污染，湿地流失；提供两亿美元着手恢复佛罗里达州的埃弗格莱兹沼泽，它因大面积开发和种植甘蔗受到破坏，这项工作是我在环保政策领域最优先考虑的内容。
9日，我签署法令，授予总统单项否决权。大多数州长都有这样的权力，从1869年尤利塞斯·格兰特开始，历任总统都寻求得到它。这一条款包含在共和党“与美国签约”中，我在1992年大选中也支持单项否决权。让我高兴的是，最后它通过于，我认为它的主要作用是给未来的总统更大权力，首先他们可以清除预算中一些浪费很大的项目。签署这一法令有一个重要的不利之处：国会最受尊重的宪法权威、参议员罗伯特·伯德认为，这么做使行政部门侵犯了立法部门，它是不合宪法的。伯德憎恨这种否决权，他的愤怒之情正如大多数人对于更针对个人的伤害所做出的反应，我认为他不会原谅我签署这一法令。
在参加罗恩·布朗的纪念仪式那天，我否决了一项法案，该法案禁止一项被其支持者称为“半生产”堕胎的做法。这项立法，正如反对堕胎的倡导者所描述的，很受欢迎；它禁止怀孕后期的妇女堕胎，因为看起来太冷酷无情，许多亲选择派人士认为应该禁止。这件事实际上要更复杂些。据我了解，那种“半生产”堕胎很少出现，主要针对部分妇女实施，这些妇女被医生告知为保全她们的性命或维护她们的健康，这么做很有必要，因为她们怀的婴儿出现脑积水，在出生前、生产中或出生后不久肯定会死亡。问题是，如果孕妇坚持怀孕到底，她们的身体会受到多大程度的伤害，这么做是否会让她们无法再怀孩子。在这些情况下，很难说禁止这样的手术就是“亲生命”。
我认为，应该由母亲和医生来决定。当我否决这项法案时，五个做过这样手术的妇女和我站在一起。她们中的三人，一位是天主教徒，一位是福音基督徒，一位是正统犹太教徒，都是非常虔诚的亲选择派。她们中的一位说，她曾向上帝祈祷，让上帝用她的生命来换取孩子的生命，她们所有人都说同意这种后期堕胎的做法只是因为医生告诉她们，孩子无法存活了，而她们希望以后还能生孩子。
如果你考虑到我花了那么长时间解释为什么要否决这样的法案，你就会明白这么做在政治上是多么可怕。我否决它，是因为没人给我提供证据，证明文性的代言人在说明这项措施的必要性时撒了谎或者另外还有一种做法可以保护母亲和她们的生育能力。我表示可以签署禁止所有在怀孕后期进行堕胎的法令，但孕妇的生命或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形除外。几个州仍同意这么傲，这样的做法原本可以比“半生产”法案阻止更多的堕胎行为，但国会反对堕胎的势力枪毙了它。他们在寻找方法削弱“罗诉韦德案”；另外，对一个连大多败亲选择派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都会支持的法案来说，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优势。
4月12日，我任命米基·坎特为商务部长，他那能干的副手查伦·巴尔舍夫斯基为新的美国贸易代表。我还任命范妮·梅的副主席、联邦国家抵押协会的吊兰克·雷恩斯为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雷恩斯的机智、预算知识和政治才干结合在一起，可以让他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取得成功，他是第一个取得这样职位的非洲裔美国人。
4月14日，希拉里和我登上空军一号，前往朝鲜半岛、日本和俄罗斯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在韩国漂亮的济州岛，金泳三总统和我提议与朝鲜和中国举行四方会谈，中国是另一个46年前签署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的国家。举行四方会谈是为了提供一个南北朝鲜可以进行会谈的框架，而且我们希望签署最终的和平协议。朝鲜曾说过它想要和平，我相信我们必须去了解他们是否真的这么想。
我从韩国飞到东京后，和桥本龙太郎首相发表声明，这个声明是为了重申和改进我们的安全关系，包括在反恐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日本在地铁遭到沙林毒气攻击后，迫切希望在反恐方面与我们合作。美国承诺在日本、朝鲜半岛和其他东亚地区保持10万军队，同时减少在冲绳岛的驻日美军，由于那里发生的刑事案件涉及到美军，反对我们驻扎的声音不断增强。维护亚洲和平与’稳定事关美国经济。亚洲人购买了我们一半的出口商品，那些购买力支持了300万个工作岗位。
离开日本之前，我登上第七舰队“独立号”航空母舰视察我们的军队，参加了日本天皇和皇后在皇宫为我举行的盛大国宴，对日本议会做了演讲，一边享用首相的招待午餐，一边欣赏美国出生的相扑运动员的表演，以及一位杰出的日本爵土乐萨克斯管吹奏者的演奏。
为了提升美日关系的重要性，我任命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为驻日大使。他的声望和处理难题的技巧向日本清楚地传递了这么一个信息，那就是他们对于美国来说非常重要。我们飞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4月19日，正好是俄克拉何马爆炸案发生一周年，艾尔·戈尔前往俄克拉何马代表政府发表讲话，我则在访问俄罗斯军队的一个公墓时提到了这件事。我准备和鲍里斯·叶利钦及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就核安全问题举行首脑会议。叶利钦建议这次峰会强调我们要坚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共同确保核武器和核材料的安全并销毁它们。我们还同意改善核电站的安全，停止在大洋里倾倒核废料，帮助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在四年内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那次悲剧事件发生十年后，它仍在运转。
24日，我返回美国，但没有摆脱外交事务。在中东局势紧张的时刻，黎巴嫩总统埃利亚斯·赫拉维正在白宫。为了对黎巴嫩真主党从黎巴嫩南部接二连三向以色列发射卡秋莎火箭炮弹做出反应，西蒙·佩雷斯已命令进行报复性还击，打死了很多平民。我对黎巴嫩很同情；它夹在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冲突中间，到处是恐怖分子的特工。我重申美国坚持联合国安理会第425号决议，要求黎巴嫩获得真正的独立。
中东的消息不是都那么糟。在我会见黎巴嫩总统的时候，亚西尔·阿拉法特劝说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修改宪章，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这个政策的转变对以色列人来说非常重要。两天后，沃伦·克里斯托弗和我们的中东特使丹尼斯·罗斯促使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通过一项协议来结束黎巴嫩危机，让我们重新回到了和平事业中来。
月底，西蒙·佩雷斯来访，与我签署了一项反恐合作协定，这项协定包括为双方的合作提供5000万美元，减少以色列遭自杀性爆炸事件袭击的薄弱环节，这类袭击近来已造成严重破坏，令人痛心。
一周以前，我签署国会最终通过的反恐立法，俄克拉何马爆炸案发生已整整一年。法案最后得到两党强有力的支持是因为法案中删除了一些条款。那些条款要求在黑色无烟火药中放置能被追踪的标记，而且，另外要求赋予联邦当局对恐怖疑犯随时进行窃听的权力，这一做法早就被用来对付有组织的犯罪分子。法案给了我们更多的手段和资源来防止恐怖袭击，瓦解恐怖组织，加强对生化武器的控制。国会还同意让我们在塑胶炸弹中放置可以辨别炸弹种类的化学标志物，而旦允许今后在没有明确禁用的其他炸药中也这么做。
4月的白水世界又有趣起来。2日，肯尼斯·斯塔尔代表四大烟草公司出现在新奥尔良的联邦第五上诉法院，这些烟草公司和我的政府进行了激烈争论，主要是围绕他们向青少年销售香烟的做法，以及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在阻止他们的做法时有多大权力。在从事有利可图的法律工作中，斯塔尔看不到任何利益冲突，并从我的对手那里得到很多报酬。《今日美国报》已经揭露，斯塔尔为我反对的威斯康星州教育券计划出庭辩护时，他的报酬不是由州支付的，而是由极其保守的布拉德利基金会支付。斯塔尔正在调查债务重整信托公司，了解它对我们的原告L·琼·刘易斯行为的调查，而债务重整信托公司和他的律师事务所正在谈判解决一个诉讼案，前者起诉他的律师事务所在代表一家破产了的丹佛储贷机构时失职。当然，斯塔尔已答应到电视上为葆拉·琼斯的诉讼辩护。白水事件独立检察官罗伯特·菲斯克已被免职，依据的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说法：珍妮特·雷诺对他的任命造成了利益冲突。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真正有利益冲突的检察官。
正如我所言，斯塔尔和他的盟友在国会和联邦法庭上创造了“利益冲突”的一个新定义：任何人只要表现出一点对我和希拉里的好感或者像菲斯克那样公正对待我们，就肯定有冲突。肯尼斯·斯塔尔那明目张胆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冲突和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他对我的极端偏见，丝毫都没有质疑他无限地、不负责任地对我们和其他许多无辜的人进行追查的权力。
斯塔尔和他的盟友们在利益冲突如何构成上的奇特观点在他们对待亨利·伍兹法官的做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亨利，伍兹是一位受尊敬的资深法官，担忙过联邦调查局特工，他奉命主持审判吉姆·盖伊·塔克州长和其他与白水事件毫不相关却受到斯塔尔的联邦指控的人。他们卷入了有线电视台的购买问题。一开始，斯塔尔和塔克都不反对伍兹就这个案件举行听证；他是民主党人，但和州长关系一点也不密切。由于这些指控与白水事件一点联系都没有，伍兹法官依据独立检察官法断定斯塔尔超越了权限，于是他取消了这些指控。
斯塔尔就伍兹的决定向联邦第八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他以偏见为由要求把伍兹法官从案件中撤换出来。上诉法院参与听证的陪审员都是由里根和布什任命的保守派共和党人。首席法官帕斯科·鲍曼的右翼政治堪比戴维，森特尔。法庭甚至没给伍兹法官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就推翻他的决定，重申指控，还把他踢出了这个案件，他们依据的不是法庭记录，而是报纸和杂志上的批评伍兹的文章。其中一篇充满了错误指控的文章是由吉姆·约翰逊法官撰写的，发表在右翼报纸《华盛顿时报》上。判决后，伍兹指出，他是美国历史上惟一依据报纸文章被排除出案件的法官。另一位有胆识的辩护律师向第八上诉法院起诉，援引伍兹的先例，要求开除一位审判法官，另一个意识形态不那么强烈的陪审团拒绝了这个要求，并批评对伍兹的判决，认为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不正确的。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不过对白水事件来说，存在着不同的规则。
4月17日，即便《纽约时报》也无法再容忍，因为斯塔尔拒绝“摆脱他自己政治上与金融上的包袱”，《纽约时报》认为斯塔尔“公然对他的利益冲突问题视而不见，对美国人民赋予的特殊义务漠不关心”，《纽约时报》说，斯塔尔应该下台。我无法否认这个老大党的报纸还有良心；他们不想把希拉里和我交给．一个只会诽谤的暴徒。其他报道白水事件的媒体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4月28日，在白水事件中的另一次审判中我提供了四个半小时的录像证词。这一次，斯塔尔指控吉姆、苏珊·麦克道戈尔夫妇和吉姆·盖伊·塔克从麦迪逊储贷银行和中小企业管理局盗用资金。贷款虽然没有偿还，但检察官对被告打算偿还贷款没有什么异议；他们受到犯罪指控是因为这笔借款被挪用到贷款申请书没有阐明的用途上了。审判与白水事件、希拉里或我都没关系。我这里提到它是因为戴维·黑尔把我拖了进去。他从中小企业管理局诈骗了数百万美元，希望通过和斯塔尔合作得到减刑。在他的证词里，黑尔重复了他的指控，说我逼他向麦克道戈尔夫妇贷款30万美元。
我证实黑尔叙述的我俩之间的谈话是假的，而且我不知道导致这些指控的各方之间有什么交易。辩护律师认为一旦陪审团知道黑尔对我在他与麦克道戈尔夫妇和塔克之间的交易中所发挥的作用问题上撒谎，他的整个证词都会受到损害，检察官提出的案件将会不成立，而被告也不再需要作证。这个策略有两大困难。首先，吉姆·麦克道戈尔没有听从各方建议，坚持为自己辩护作证。1990年，在先前麦迪逊储贷银行破产的一次审判中他就是这么做的，他被宣告无罪。但从那之后，他的狂躁忧郁症加重了，许多观察家说，他那散漫而无头绪的法庭陈述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苏珊和吉姆·盖伊·塔克，但是，甚至在麦克道戈尔无意中伤害到他们时，他俩都没为自己辩护作证。
另一个问题是，陪审团没有掌握戴维·黑尔与我的政治敌人之间联系的所有事实；它们中的一些还不为人所知，其他一些则被法官判定为不被承认的证据。陪审团并不知道黑尔从一个叫做“阿肯色计划”的秘密项目中得到了钱和支持。
“阿肯色计划”是由极端保守的匹兹堡亿万富翁理查德·梅隆·斯凯夫资助的，他还把资金投入《美国观察家》，资助撰写关于希拉里和我的负面故事。比如，这一计划支付一位前任州警一万美元，用于编撰滑稽故事，谴责我进行毒品走私。斯凯夫的人还与纽特·金里奇的盟友密切合作。戴维·布罗克为《美国观察家》撰文，写的是两名阿肯色州警，说他们曾为我拉皮条，布罗克不仅收到杂志的报酬，而且从芝加哥商人彼得·史密斯那里收到秘密酬金，彼得·史密斯是金里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金融主席。
“阿肯色计划”的大多数努力都是围绕戴维·黑尔进行的。这个计划通过法官吉姆·约翰逊的前任助理帕克·多齐尔，在温泉城外多齐尔的诱饵工作室为黑尔建了一个避难所，黑尔和斯塔尔通力合作，多齐尔则给黑尔现金，让他使用他的汽车和钓鱼船。这时候，黑尔还得到特德·奥尔森免费的法律建议，奥尔森是斯塔尔的朋友，是“阿肯色计划”和《美国观察家》杂志的律师。后来，在参议院一次听证会中，他对自己在“阿肯色计划”中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之后奥尔森成为乔治·w．布什总统的司法部副部长。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陪审团判定三位受到多项指控的被告有罪。结案时，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首席公诉人故意声明，我没有“受到审判”，而且“没有错误行为指控”直接指向我。但现在斯塔尔已经得到他想得到的：这三个人为了避免被判入狱，在他的压力下，会给他提供一些可以损害到我们的东西。由于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我一点都不着急，不过斯塔尔用那么漫长的时间去做这件事，花掉了纳税人那么多钱，我感到很遗憾，也对阿肯色州许多无辜受牵连的人感到遗憾，他们最大的罪过就是在我成为总统之前已经认识希拉里和我。
我对陪审团的裁决还有一些严重的疑虑。吉姆·麦克道戈尔的精神病已经加重，以至于他没办法站在陪审团面前，更不用说作证了。我觉得苏珊·麦克道戈尔和吉姆·盖伊·塔克之所被判有罪，只是因为受困于吉姆·麦克道戈尔越来越糟的精神状态，以及戴维·黑尔不顾一切地想救自己的举动。
5月在立法战线上相对比较平静，这让我可以在几个州组织竞选活动，享受作为总统的一些礼仪性职责，包括给葛培理授予一枚国会金质奖章，维塔电视公司一年二度的表演音乐会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主角是阿隆·尼维尔和琳达·龙斯塔特，还有希腊总统康斯坦丁诺斯·斯迪法诺普洛斯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当我们遇到高风险的内政外交问题时，我经常很难充分放松来完全享受这些事情。
5月15日，我宣布了最新一轮社区治安拨款，它让我们增加了我承诺的10万名新警察中的4．3万人。同一天，鲍勃·多尔宣布从参议院辞职，全力竞选总统。他打电话告诉我这一决定，我祝他好运。对他来说，这是惟一合理的道路；他没有时间既和我竞选又充当多数党领袖，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在预算和其他问题上的立场正在损害他的总统竞选。
第二天我呼吁在全球禁止杀伤性的地雷。全球约有一亿颗地雷，大多是过去战争时期的遗留物，它们埋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地下。许多地雷在那里已有几十年，但仍能致人死命；地雷导致每年2．5万人死亡或残废。它们对人，尤其是对安哥拉和柬埔寨的孩子的伤害是可怕的。波斯尼亚也有许多地冒；我们军队惟一的伤亡事件就是一位陆军军士去挖一颗地雷时被炸死。我承诺美国到1四9年为止要销毁枷万颗我们堆在那里的非自毁性地雷，并帮助其他国家排雷。不久我们会承担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排雷费用。
不幸的是，一件本来是维护生命的事件却被另一场悲剧烙上了印记，我们的海军行动指挥官、海军上将迈克，布尔达下午开枪自杀身亡。布尔达从士兵一路晋升到海军最高职位。他自杀的起因是新闻媒体的报道指控他军装上佩戴的两条越战绶带不是他应得的。事实还没有澄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降低他的声望，因为这种声望来自长期以来对这份职业的投入，来自出色的服役和显而易见的勇气。像文斯·福斯特一样，从来没人质疑过他的荣誉和诚实。告诉你你不胜任工作和告诉你你毫无价值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
5月中旬，我签署法令，重新批准《赖安·怀特关怀法》，这项法令给携带艾滋病病毒者或艾滋病患者在获得医疗和帮助方面提供经费。艾滋病已是25岁到44岁美国人死亡的首要原因了。现在我们把经费从1993年的水平增加了一倍，用于照顾艾滋病患者，根据这一法令，90万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已有1／3受到帮助。
同一周，我还签署了一项法案，称为《梅甘法》。它是以一个女孩的名字命名的，她遭到一名性侵犯者的杀害，这项立法赋予各州可以通知社区有凶暴性侵犯者出现的权力；多项研究表明，这些人很少恢复常态。
仪式过后，我飞到密苏里州与迪克·格普哈特一起竞选。我真的很钦佩格普哈特，他工作勤奋精干、心地善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20岁。虽然他是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但周末他定期回家，回到街坊邻居那里，敲开支持者的门与他们交谈。迪克经常会给我列出一系列希望我为他的选区做的事情。许多议员不时向我要这要那，惟一一个定期给我打印一份“要做的事情”的单子的人是参议员特德·肯尼迪。
月底，我宣布退伍军人管理局将对患有癌症、肝功能紊乱和何杰金病等一系列严重疾病的越战老兵进行补偿，这些疾病都与暴露在落叶剂下有关系，越战老兵、参议员约翰·克里和约翰·麦凯恩，以及已故的海军上将马德·朱姆沃尔特都曾长期为这项事业奔走。
5月29日，我观看以色列的大选结果一直到半夜。这真是一场扣人心弦的大选，比比·内塔尼亚胡仅以不足1％的选票优势击败西蒙·佩雷斯。佩雷斯赢得了阿拉伯人的大多数选票，但内塔尼亚胡赢得的犹太人的选票足以击败佩雷斯，因为犹太人占了选民人数的90％以上。他能够赢得他们的支持，是因为他承诺对恐怖主义更加强硬，减慢和平进程，他用了美国式的宣传广告，用于攻击佩雷斯的一些广告的制作得到来自纽约的共和党媒体顾问的帮助。直到竞选临近尾声时，佩雷斯一直拒绝他的支持者让他对这些宣传作出回应的要求，而那时一切都太迟了。我认为西蒙作为总理工作出色，而且他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但在1996年，内塔尼亚胡以较小的优势证明自己是一名更好的政治家。我急切地想做出判断，他是否可以与我合作，我们该怎样合作，一起让中东和平进程继续向前。
6月，围绕总统大选，我关注两件事情，教育和当时席卷全国的焚烧黑人教堂的恼人事件。在普林斯顿大学开学典礼上，我列出了一个计划，为所有美国人开放大学校门，至少让两年制大学像高中一样普遍存在：仿照佐治亚州1500美元（社区大学的平均学费）的希望奖学金，对两年制高等教育实行课税扣除；给所有两年以上的高等教育每年减税1万美元；给每个高中毕业班最好的5％学生提供1000美元奖学金；提供资金把大学半工半读的职位从707万增加到100万；每年增加给低收人家庭学生的佩尔助学金。
中旬，我去位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格罗弗一克利夫兰高中，支持社区宵禁计划，这是几个全国性计划之一，在平时上学期间的晚上特定的时间里，要求年轻人待在家里；这么做使犯罪减少了，学生的学习成绩提高了。我还推行要求中小学生穿校服的政策。几乎毫无例外，在要求学生穿校服的学区，就学率提高了，暴力事件减少了，学习改善了。穷学生和富学生之间的区别也减小了。
我的一些批评者嘲笑我强调他们所谓的“小节”问题，比如宵禁、校服、个性教育计划、V芯片，说它们都是政治，这反映出我在共和党国会无法通过大计划。那是不准确的。那时候，我们也在实施我任期头两年通过的针对教育和犯罪问题的大型计划，我另外还有一个主要的教育计划要向国会提出。但我知道联邦的钱和法令只能给美国人提供让他们生活得更好的工具；真正的变化必须在基层由公民来实现。一定程度上就像我们推行校服计划的结果，越来越多的学区实行这一政策，结果是积极的。
6月12日，我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里利维尔参加一个新建的锡安山非裔卫理公会主教派教堂落成仪式，这个教区的老教堂被烧毁了。不到一周前，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一个教堂成为过去18个月中被焚烧的第30座黑人教堂。整个美国的黑人社区一片骚动，期待我做些什么。我推动两党立法，让联邦公诉人更容易惩罚那些焚烧祷告用房的人，承诺给予联邦贷款担保来给重建工作提供低利率贷款。焚烧教堂的事件似乎在彼此呼应，就像1992年爆发的破坏犹太教堂的事件。它们与某个阴谋无关，是心灵上的传染病引起的，是那些与众不同者的仇恨引起的。
这时候，我还不得不承认我的白宫工作中有一个严重问题，以致我感到它是我政府中的第一大问题，足以受到独立调查。
6月初，新闻报道说，三年前，也就是1993年，我的白宫人事安全办公室已经从联邦调查局得到成千上万份联邦调查局的文件摘要，简要介绍了那些被禁止进入布什和里根政府工作的人的情况。由于以前的安全档案在布什政府结束时已被带到布什图书馆储存，该办公室在试图建立当前的白宫雇员的安全档案时，得到了这些文件。白宫并没有处理联邦调查局关于共和党人的秘密报告的权利。当我听说这件事时非常气愤。
6月9日，列昂·帕内塔和我就这一意外事件进行道歉。一周内，路易斯·弗里宣布，联邦调查局错误地把408份档案转交给了白宫。几天后，珍妮特·雷诺要求肯·斯塔尔调查这个档案事件。2000年，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发现这个意外只是一个错误。白宫没有采取任何形式的政治间谍活动——特工处给人事安全办公室一份过时的白宫雇员名单，上面包括共和党人的名字，这就是那份送往白宫的名单。
6月下旬，在纳什维尔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戈尔家庭会议，我呼吁延长家庭休假法，让人们每年有34个小时或再多三个工作日，来参加他们孩子学校的家长会，或带他们的孩子、配偶或父母接受常规的医疗检查。
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寻求平衡是我心头的负担，因为这个问题会给白宫造成很大损失。比尔·高尔斯顿是国内政策委员会一位有才气的工作人员，我第一次认识他是通过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他总是持续不断地有好主意，最近他辞职了，为的是能有更多时间和十岁的儿子在一起。"我的孩子不断问我在哪里。你可以有其他人来干这项工作；但没有其他人能做那项工作。我必须回家。"
我的办公厅副主任厄斯金·鲍尔斯是我的密友兼高尔夫球友。他是一位极好的经理，是我们同商界之间最好的联络员，他也要回家了。他的妻子克兰多尔是希拉里在韦尔斯利的同学，经营着一家很大的纺织厂，经常出差。两个孩子在上大学；最小的一个正要进人高中毕业班。厄斯金告诉我，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我的孩子在高中最后一年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我一点不想让他去怀疑，对父母来说他是否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我要回家了"。
我尊重并同意比尔和厄斯金做出的决定，让我欣慰的是，我和希拉里在白宫生活和工作，因此我们不需要花很长时间在上下班路上奔波，而且至少我们中的一个人几乎总是与切尔西一起用餐，无论是晚上还是早上她起床后。但我工作人员的经历使我认识到这么一个事实，太多的美国人，从事不同的工作，挣着不同的薪水，每天去工作时想起自己因为工作而忽视了孩子，他们觉得很沮丧。美国没有像其他富裕国家一样来帮助人们平衡家庭和工作，而我想改变那一切。
不幸的是，国会的共和党多数派反对把任何新规定强加给雇主。一个年轻男孩最近与我联系，给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一旦你成为总统，你很难找到一个你可以在公共场合说的笑话。"这里就有一个："作为总统，与这样的国会站在一起，就像站在一块墓地的中央。你的下面有许多人，但没有人在听。"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月底，我准备前往法国里昂，参加每年举行的七大工业国会议，这次会议主要针对恐怖主义。不久前恐怖分子驾驶一辆携带着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的卡车，撞上了沙特阿拉伯达兰的霍巴塔军营外面的安全屏障，19名空军人员被炸死，几乎3印名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被炸伤。当一名美国巡逻兵靠近卡车时，车上两个人跑了，炸弹爆炸。我派了一个由40多名调查员和法医专家组成的联邦调查局小组与沙特当局携手合作。法赫德国王打电话给我表示他的慰问和声援，承诺他的政府有义务抓获并惩罚那些炸死我们空军人员的人。最终，沙特阿拉伯将处死那些它认定要对袭击事件负责的人。
海湾战争后，沙特允许我们建立基地，希望美军在海湾"提前驻扎"可以威慑萨达姆·侯赛因，防止他发动进一步侵略，而且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出快速反应。目的达到了，但这个基地让我们的军队更容易受到这个地区恐怖分子的袭击。霍巴的安全规定显然不够；因为我们的人和沙特都低估了恐怖分子的能力，没想到他们能造出那么有威力的炸弹，这辆卡车才能那么靠近营区。我任命前美军特别行动司令部司令韦恩，唐宁将军领导一个委员全．这个委员会将就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以进一步确保海外驻军的安全提出建议。
我们在准备七大工业国首脑会议，我让助手草拟一些提议，如何让国际社会在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的问题上更有效地合作。在里昂，领导人同意了40多条建议，包括加快对恐怖分子的引渡和起诉，进一步控制支持他们暴力行为的资金来源，改善我们的国内防御，尽量限制恐怖分子拥有高科技通信设备。
到1996年，我的政府已按照一项反恐策略运作，这个策略主要着眼于防止严重意外事件发生，通过国际合作来抓获和惩罚恐怖分子，阻断恐怖组织的经费流动和通信，切断获得大规模杀伤；陛武器的渠道，对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实行孤立政策和制裁。1986年里根总统对利比亚的轰炸袭击和我在1993年下令对伊拉克情报总部的攻击，都证明美国的力量可以威慑那些直接使用恐怖手段对抗我们的国家；这两个国家都不想再遭受一次那样的袭击。但是，要侦破一个非政府的恐怖组织更为困难；对国家有效的军事和经济压力手段用在恐怖组织身上不是那么容易。
这一策略已赢得了许多胜利——我们已多次防止了有预谋的恐怖袭击，包括轰炸荷兰和纽约林肯隧道以及炸毁从菲律宾飞往美国的几架飞机的企图，我们还把恐怖分子从全世界带回美国受审。另一方面，恐怖不仅仅是一种有组织的国际犯罪形式；因为它们都宣扬自己的政治目的，恐怖组织经常得到国家的资助和民众的支持。此外，追查到恐怖组织网络的最深层会引出困难和危险的问题，正如伊朗支持恐怖分子的可能性被提出来后霍巴塔调查所面临的那样。即便我们对袭击有很好的防御，法律的实施是否是对付恐怖分子的一个足够充分的进攻性策略？如果不是，是否更多依靠军事方式会更有效？1996年中期，显然我们在如何应付针对国内外美国人进行的袭击上还没有得到全部答案，在未来几年，这个问题还将伴随着我们。
夏天开始的时候，国内外都有些好消息。6月3日，鲍里斯·叶利钦被迫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根纳季·久加诺夫进行最后的决胜选举。第一次选举结果很接近，但鲍里斯还是巧妙地赢得了最后的竞选。他在全国11个时区展开了猛烈的竞选攻势，其中也包括美国式的竞选活动和电视宣传。大选是正式批准叶利钦领导人民争取民主，实现经济现代化，并向西方伸出手去。俄罗斯仍有许多问题，但我认为它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美国国内的事情也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失业率已降到5．3％，新增了1000万个工作，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4．2％，财政赤字已下降到我上任时的一半不到。工资也在增加。第二天，股市跌了"5点，让我不得不再次奚落鲍勃·鲁宾，当普通美国人表现很不错的时候，华尔街却是如此憎恨。事实上，事情比那要复杂得多。证券市场是关于未来的；当情况真的很好时，投资者倾向于认为它们将会变得糟糕。不久他们改变了主意，市场又恢复了向上的运动。
6月17日，环球航空公司800航班在长岛附近爆炸，约230名乘客遇难。那时候每个人都错误地认为那是一次恐怖袭击；有些人推测飞机是被从长岛海湾的一艘船上发射的火箭击落的。虽然我小心谨慎地不那么急着下结论，但显然我们不得不加强我们的飞行安全。
希拉里和我去了纽约的杰梅卡，会见了一些遇难者家属，我宣布了一些新措施以加强空中旅行安全。我们从1993年就开始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提议改进空中交通控制系统；增加450多名安全检查员，颁布统一的安全标准；试验新的高科技炸弹探测仪。现在我说，在国内外航线，我们将通过人工方式检查更多的行李，搜查更多的箱包。我还让艾尔·戈尔领导一个委员会来检查航空安全和空中交通控制系统，并在45天内向我报告。
爆炸事件发生十天后，一起毫无争议的恐怖事件发生了，一枚管状炸弹在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爆炸，炸死两人。希拉里和我参加了开幕式，穆罕默德·阿里点燃了奥运圣火。希拉里和切尔西喜欢奥林匹克运动会，她们花了比我更多的时间参加一些活动，但我访问了美国队以及从其他国家来的运动员。爱尔兰、克罗地亚、巴勒斯坦的运动员就美国帮助他们的祖国获得和平向我表示感谢。朝鲜和韩国的奥运选手在餐厅里坐在邻接的桌子上，相互交谈。奥林匹克象征着处于最佳状态的世界，让人们跨越古老的分界线走到一起。管状炸弹是由当地的一个恐怖分子埋下的，他还没有被逮捕。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开放和合作的力量多么脆弱，它遭到反对，反对者不接受建设一体化全球社区所需的价值观和规则。
8月5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我详细分析了恐怖主义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我说，它已经成为"平等机会的毁灭者，而且没有国界"。我概述了我们正采取的措施，我们正在与"我们这一代人的敌人"斗争，如果我们保持自信和我们作为世界"不可缺少的和平与自由力量"领导者的地位，我们将会取得胜利。
8月的其他时间都在忙着签署法案，参加党内大会，白水事件也出现了积极进展。随着大选临近和预算战至少暂时得到解决，两党的国会成员都渴望给美国人民提供证据，说明两党共同取得的进步。结果，他们制定了许多进步的立法，这些都是白宫曾为之斗争的。我签署了《食品质量保护法》，加强防范有害杀虫剂对蔬菜、水果和谷物损害的污染；签署了《安全饮用水法》；减少污染，在发现似隐孢菌素造成饮用水污染导致的死亡和疾病之后，我们提供100亿美元贷款改善城市供水系统；每小时最低工资增加90美分的法案，在小企业进行新设备投资和雇用新雇员时减免税收，通过一个新的401（K）计划，让小企业更容易给它们的员工提供养老金计划；提供一个新的激励措施，给收养孩子的人提供5000美元课税扣除，收养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则提供6000美元，这是希拉里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周，我签署了肯尼迪一卡斯鲍姆法案，它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让他们在更换工作时可以带走自己的医疗保险，同时禁止保险公司因早已存在的健康问题拒绝受理保险。我还宣布了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保护年轻人免受烟草危害的最后一条措施。它要求年轻人在购买香烟时提供身份证明，证实他们的年龄，并大大限制烟草公司的广告宣传和自动卖烟机的放置。我们在烟草业树了一些敌，但我觉得这样的努力可以挽救一些人的生命。
8月22日，我签署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福利改革法案，它得到两院两党70％议员的一致支持。不像被我否决的两个法案，新立法保留了联邦对医疗保健和食品援助的保证，把联邦对儿童看护的补助增加了40％，达到140亿羹元，包括我希望更严格执行儿童抚养的措施，并且允许每个州把每个月支付福利费转换成工资补贴，以激励雇主雇用接受福利的人。
大多数为穷人和合法移民呼吁的人，以及我内阁中的几个人，仍反对这个法案，希望我否决它，因为它结束了联邦政府每个月保证给福利接受者发放固定福利的承诺，为享受福利设置了一个五年的期限，减少了整个食品券计划的开支，不再为低收入合法移民提供食品券和医疗保健。我同意最后两条反对意见；对合法移民的打击尤其严重，而且我认为不怎么合理。在我签署法令后不久，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两位高级官员玛丽，乔·贝恩和彼得·埃德尔曼辞职，以示抗议。他们离职时，我对他们的工作和坚持信仰的做法表示赞扬。
我决定签署这一立法，因为我认为它是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能得到的改变福利制度激励机制的最好机会，从依赖转为通过工作获得力量。为了在最大程度上确保成功，我让在建立美国服务队工作中表现出色的埃里，西格尔筹建工作伙伴福利组织，招募那些愿意雇用福利接受者的雇主。最终，参与这一组织的两万个公司将雇用超过100万摆脱福利的人。
签字仪式上，几位早先接受过福利的人为这个法案说好话。他们中的一位是来自阿肯色州的莉莉，哈丁。十年前，她给我的州长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说，离开福利去工作的最大好处是："当我的儿子去学校，他们问他'你妈靠什么为生？'时，他能有一个回答。"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福利改革的结果会证明莉莉·哈丁是正确的。当我离开白宫时，福利领取名单上的人已从1410万下降到580万，减少了60％；贫困孩子已减少了25％，达到1979年以来的最低点。
签署福利改革法案是我任内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我花了总统生涯的大部分时间试图让人民从福利转到工作，结束"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福利，这是我在'1992年大选中的一个核心承诺。虽然我们通过给大多数州授予弃权声明书放弃现有体制，从而进行福利改革，但美国还是需要这样的立法来改变资助穷人的重点，让他们从依赖福利支票到通过工作获得独立。
中旬，共和党在圣迭戈召开全国大会，提名鲍勃·多尔为总统候选人，提名他选中的前任纽约州议员，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水牛城比尔队明星四分卫杰克·肯普为副总统候选人。肯普是个很有趣的人，信奉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者，真正致力于为穷人带来经济机会，对四面八方的新观点持开放姿态。我认为他会是多尔竞选的宝贵资源。
共和党人并没有一开场就采用许多右翼的花言巧语，像在1992年大会上那样犯下错误。核心人物是柯林·鲍威尔、参议员凯·贝利·哈奇森、众议员苏珊·莫利纳里和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他们在美国人面前表现出更温和、积极、向前看的形象。伊丽莎白，多尔为她的丈夫发表了一场感人且效果不错的提名演说，她离开讲坛，用对话的方式走到代表中间讲话。多尔的演讲也不错，强调自己一生的责任、他的减税以及他对传统美国价值观的支持。他嘲笑我是婴儿潮一代，属于"从来没有长大，从不做任何实事，从不做出牺牲，从不愿遭受灾难，从来也不学习的精英"。他承诺要建造一座桥梁，回到过去"稳健、充满信念和自信地行动"的美好时光。多尔还猛烈抨击希拉里写的书的主题，即"同村协力"抚养一个孩子，说共和党人认为是父母抚养了孩子，而民主党人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这项工作。多尔的攻击并不尖锐，几周后我和希拉里将会有机会回应他。
当共和党人在圣迭戈的时候，我们一家第二次去了怀俄明州的杰克逊谷地。这一次我正在完成一本薄书《在希望与历史之间》，这本书强调了我第一个任期的政策，它通过那些受到这些政策积极影响的美国人的故事，表达了我在未来四年将带领我们国家前进的方向。
8月12日，我们回到黄石国家公园，在那里有我们这次度假中惟一的公事，我签署了一项协定，停止在公园旁的地产上按计划开挖金矿。协定的签署是矿业公司、公民组织、国会成员和由凯蒂·麦金蒂领导的白宫环保小组共同合作的结果。
18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在纽约市的城市电台音乐厅参加盛大晚会，庆祝我的50岁生日。随后，我悲痛地了解到那架为我们运送装备的飞机，从怀俄明我们的停留地飞回华盛顿途中坠毁，机上九人全部遇难。
第二天，我们去了田纳西州，与艾尔和蒂珀·戈尔夫妇会合。在那里我们帮助重建了两个乡村教堂，分别属于白人和黑人，它们在最近的焚烧教堂事件中被毁，我们以此庆祝蒂珀和我的生日。
在这个月最后一周，国家的注意力转向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大会。此时，彼得，奈特担任主席的竞选班子组织得非常好，它通过道格·索斯尼克和哈罗德·伊克斯这两位负责我们全国大会组织工作的人与白宫密切合作。去芝加哥让我感到兴奋，因为那是希拉里的故乡，对我取得1992年的大选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重用，它也很好地响应了我在教育、经济发展和控制犯罪方面提出的许多重要计划。
8月25日，在西弗吉尼亚的亨廷顿，切尔西和我开始了为期四天的火车旅行，目的地是芝加哥。大会开幕时；希拉里已先我们到达了。我们租了一辆很不错的老式火车，起名为"21世纪特快列车"，通过肯塔基、俄亥俄、密歇根和印第安纳到达芝加哥。沿途我们停留了15次，路过小镇时，我们减慢速度，我向聚集在铁轨两边的人挥手。从人群的兴奋程度我可以感到火车与美国人民联系在一起了，正如我在1992年乘坐巴士旅行一样，从人们脸上的表情我可以看到他们觉得这个国家和他们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了。当我们在密歇根的怀恩多特停留参加一个教育活动时，两个孩子通过朗读《全能的小引擎》来给我做介绍。这本书和他们热情的朗读记录下了美国天生的乐观主义和自信的回归。
在停留的许多地方，我们都捎上那些想参与下一阶段旅程的朋友、支持者和地方官员。我尤其喜欢与切尔西一起轻松旅行，我们站在最后一节车厢，向人们挥手，无话不谈。我们的关系像过去一样亲密，但是她在变化，已经长成一个成熟的年轻女孩，有自己的意见和兴趣。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对她看待世界的方式感到惊奇。
我们的代表大会在26日开幕，出席大会的有吉姆和萨拉·布雷迪夫妇，他们感谢民主党人对布雷迪法案的支持，还有克里斯托弗·里夫，他是一名演员，申从马背上跌落而瘫痪，他勇敢地为康复而斗争，倡导对脊髓损伤进行更多的研究，他的精神已经鼓舞了这个国家。
在我发表演说那天，我们的大选受到新闻报道干扰，报道说迪克·莫里斯在华盛顿为我工作的时候，经常在酒店与一名妓女混在一起。迪克辞去了在大选中的工作，我发表声明，说他是我的朋友，一个极优秀的政治策略家，在过去两年内做了许多"无价的工作"。他的离去让我很遗憾，但显然他处在极大的压力下，他需要时间解决问题。我知道迪克能很快恢复状态，觉得他肯定会很快返回政治舞台。
因为有业绩支撑，我很容易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综合起来是28年来最低的；1000万个新工作；1000万人的最低工资增加了；2500万美国人获益于肯尼迪一卡斯鲍姆法案；1500万工作的美国人获得减税；1200万美国人享受了家庭休假法带来的好处；1000万学生通过"直接学生贷款计划"存钱；4000万工人得到更多的退休金保障。
我指出，我们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我提到了鲍勃·多尔在圣迭戈的演讲，说："从各方面说，我们不需要建造一座与过去相接的桥梁；我们需要建造一座与来来相接的桥梁……让我们下定决心建造一座通向21世纪的桥梁。""通向21世纪的桥梁"成为大选和随后四年的主题。
尽管以往的业绩很好，我知道所有选举都是关于未来的，因而我列出了自己的待办事项：更高的学校标准和普遍享有进大学的机会；平衡的预算以保护医疗保健、教育和环境；通过有针对性的税收裁减支持房产权、长期看护、大学教育和孩子抚养；让接受福利的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增加对贫困的城市和乡村地区的投资；制定一些新计划与犯罪和毒品做斗争，清洁环境。
我知道如果美国人民把选举看成在建造连接过去的桥梁和建造通向未来甲桥梁之间的一种选择，我们将会赢得选举。鲍勃·多尔无意中给了我1996年苎选的核心主旨。大会闭幕那天，艾尔、蒂珀、希拉里和我坐在巴士里开始了我最后一次大选旅行，从密苏里州的开普吉拉多开始，州长梅尔·卡纳汉——1992年初他就与我在一起了——与我一起通过伊利诺伊州南部和肯塔基州西部，在田纳西州与前任州长内德，雷·麦克沃特一起做了几次停留，他是一个像熊一样的人，也是惟一一个我听到喊副总统"阿尔伯特"的人，最后我们的旅程在孟菲斯结束。内德·雷值那么多票，以至于我不在乎他那样称呼艾尔或我。
8月，肯尼斯·斯塔尔在他的第一个大案中失败了，这个案子反映出他和他的工作人员是怎样不顾一切地想把一些事情归罪于我。斯塔尔起诉佩里县银行的两位拥有者小赫比·布兰斯科姆律师和罗布·希尔会计，指控的罪名与我1990年的州长竞选有关。
起诉书声称，布兰斯科姆和希尔从他们自己的银行拿出1．3万美元用于他们没有履行的法律和会计服务，为的是偿还他们支付的政治捐款。同时他们还指示为他们经营银行的人不要向美国国内税务署报告从我的竞选账户中提取的两笔每笔超过1万美金的现金，而根据联邦法律，他们必须这么做。
起诉书还提到了布鲁斯·林赛，他曾是我竞选班子的出纳，说他是"未被起诉的同谋"，声称当布鲁斯取钱来支付我们选举日的"公布你的投票"活动时，他已经恳求银行的人不要写应该给税务局的报告。斯塔尔的人已用指控来威胁布鲁斯，但他说他们是虚张声势；我们的捐赠及其使用没有不妥之处，布鲁斯没有让银行不按规定撰写报告的动机；根据阿肯色州选举法规定，我们必须在三周之内把所有信息公布于众。由于捐赠和经费的使用是合法的，而且我们的公开报告是准确的，斯塔尔的人知道布鲁斯没有犯罪，因此他们最后诽谤他，称他是未被起诉的同谋。
对布兰斯科姆和希尔的指控是错误的。首先，他们完全拥有这个银行；如果他们没有破坏银行资金的流动，他们可以把钱取出来，只要他们为此支付收入税，况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这次没这么做。至于第二个指控，法律要求银行1万元以上的现金存取必须报告是件好事；它允许政府跟踪大笔犯罪交易，如洗黑钱或通过毒品交易得来的脏钱。提交政府的报告每三到六个月会被检查，但不公开。1凹6年中有200次起诉是因为没有根据法律要求提交报告，但其中仅有20项是没有报告提钱。所有这些都涉及到某家非法公司不干净的钱。在斯塔尔出现之前，没人因为没有报告合法资金的存取被指控失职。我们的竞选经费无疑是干净的，在大选结束时取出来支付我们给投票人打电话的费用和选举日前往各投票站的交通费。在大选后三周内，我们已提交要求公布的报告，详细说明我们花费了多少钱和怎样花的钱。很简单，布兰斯科姆、希尔和林赛没有动机向政府隐瞒一次合法取现，因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它将成为一个公开的记录。
但那没有能阻止斯塔尔在阿肯色州的副手希克曼·尤因，因为追查我们，他和斯塔尔一样鬼迷心窍，而且几乎不会掩饰。他威胁要把尼尔·安利——他曾为布兰斯科姆和希尔管理银行，而且负责提交报告——送进监狱，除非他证明布兰斯科姆、希尔和林赛曾命令他不要那么做，虽然早些时候安利否认后三人有什么不道德行为。这条可怜的小鱼，被囚在一张强有力的网中；他改变了口供。最初他被控告犯有五项重罪，安利现在被允许就两项行为不端答辩。
就像审判麦克道戈尔夫妇和塔克的初期，在被告要求下，我通过录像方式作证。虽然我们没有卷入取钱的事，但我可以说，我任命布兰斯科姆和希尔到州的两个委员会去工作，并不是以此回报他们对我的竞选做出的贡献。
经过一番激烈的辩护，布兰斯科姆和希尔被宣告无罪，陪审团在他们是否错误报告了从自己银行取钱的意图上陷入僵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赫比、罗布和布鲁斯·林赛被宜告无罪，但是滥用起诉权来对待他们让我感到厌恶，我的朋友被迫承担了巨大的法律费用，纳税人也为这项起诉承担了令人惊愕的费用，而起因不过是有人从自己的银行拿出1．3万美元用做偿还金，并且没有就两笔合法取出并公布于众的大选经费提交联邦报告。
同样也付出了非经济的代价：为斯塔尔工作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去了罗布·希尔十多岁儿子的学校，把他拖出教室询问。他们原可以在他放学后、午餐时或者周末找他谈话。然而他们却羞辱了这个年轻人，希望以此给他父亲带来压力，让他透露一些可以损害我的事情，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
审判过后，几位陪审员对独立检查官办公室火冒三丈，"它在浪费钱……我恨政府在白水事件上浪费更多的钱"；"如果他们想花我纳的税，他们需要更强有力的证据"；"如果有哪些人是无法无天的，那就是独立检察官办公室"。一名自称"反克林顿"的陪审员说："如果他们再多一点证据，我会更喜欢他们，但他们没有。"甚至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保守的共和党人，也反对白水事件，他们知道独立检察官走得太远了。
斯塔尔对待布兰斯科姆和希尔如此恶劣，但与他对付苏珊·麦克道戈尔的手段相比，这只是一次茶会。8月20日，苏珊被判入狱两年。斯塔尔的人曾答应把她弄出监狱，条件是她提供一些牵扯到希拉里和我的某种非法活动的情况。对她宣判那天，苏珊重复从一开始就说过的话——我们中的一个人是否做错了什么，她对此什么也不知道——她是被传票传到大陪审团面前的。她出场了，但拒绝回答公诉人的问题，担心他们会指控她作伪证，因为她不会说谎，也不会说出他们想听到的内容。苏珊·韦伯，赖特法官裁定她藐视法庭，把她送到监狱，让她无限期地待在那里直到同意与特别公诉人合作为止。她将被监禁18个月，往往要忍受恶劣的环境。
9月开始，大选工作捷报连连。我们的代表大会取得了成功，多尔因为与金里奇和关闭政府有牵连而遭到严厉批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正处于良好的状态中，选民不再只是看到犯罪、福利、财政责任、外交政策等问题，不再把国防看成共和党独占的领域。民意测验表明有60％的人对我的工作和个人是肯定的，同样比例的人说，我在白宫让他们觉得很舒服。
另一方面，由于我在某些文化问题上的立场——如枪支、同性恋、堕胎——还有在烟草问题上的立场（至少在北卡罗来纳和肯塔基存在这个问题），我期望自己在美国的某些地方表现得温和一些。另外，看起来很肯定的是，罗斯，佩罗得到的选票会比1992年更少些，那时候他让我在一些州很难获胜，而他从布什总统那里比从我这里得到了更多的选票。不过总而言之，我这一次的状态更好。整个9月，选举吸引了大量热情的人，或"10月的人群"——我这么称呼他们。近3万人在靠近格林湾的威斯康星州迪皮尔参加劳动节野炊，掀开了这个月的序幕。
因为总统选举是由选举人票数决定的，我想借现在的势头新拉几个州到我们这边，迫使参议员多尔在通常肯定投共和党票的州花费时间和金钱。多尔在加州向我们挑战，他也想让我遇到同样的挑战。在加州的一次投票动议中，人们普遍希望在大学入学的问题上结束赞助性行动计划，我对此表示反对。多尔在加州圣迭戈主持了老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对他是有利的。
我的主要目标是佛罗里达。如果我能赢得这个州，并继续赢得我在1992年赢得的大多数州，选举就结束了。我已在佛罗里达辛苦了四年：帮助这个州从安德鲁飓风中恢复；在那里举办了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宜布美军南方司令部从巴拿马搬到迈阿密；恢复埃弗格莱兹沼泽；深入古巴裔美国人社区，自猪湾事件以来，这一做法通常让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得到这些社区80％以上的选票。更幸运的是，我在佛罗里达还拥有很好的组织，得到州长劳顿·奇利斯有力的支持，在更保守的佛罗里达中部和北部地区，他与选民关系和谐。这些人喜欢劳顿的部分原因是在他遭到攻击时，他会反击。正如他所言，"没有一个乡下人喜欢一条不会咬人的狗。"9月初，劳顿和我去了佛罗里达的北部进行竞选，对即将退休的国会议员皮特·彼得森表示敬意，他曾在越南当过六年半战俘，我最近任命他为我们在越战结束后的首任驻越大使。
这个月余下的大部分时间我花在1992年赢得选举的州。在西部地区，我还去亚利桑那州竞选，这个州自1948年以来还从未在总统选举中投民主党的票，但我认为自己可以赢得这个州，因为它有越来越多的西班牙裔人口，而且许多温和、传统、保守的投票者对共和党国会越来越极端的政治感到不舒服。16日，警察联谊会向我保证支持我。这个组织通常支持共和党总统，但白宫与他们已合作了四年，在大街上增加了更多的警察，从罪犯手中夺走更多的枪支，还禁止大杀伤性子弹；他们希望再有四年与我进行那样的合作。
两天后，我宣布了任职八年中最重要的环保成就之一：在犹他州南部遥远而又漂亮的红色岩石地区建立170万英亩的大阶梯一埃斯卡兰蒂国家名胜古迹区，它包括恐龙化石和古代阿纳萨基印第安文明的遗迹。根据1906年《古文物法》，我有权力这么做，它允许总统对极有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的联邦土地进行保护。我和艾尔·戈尔站在大峡谷边缘，宣布这件事，西奥多，罗斯福依据《古文物法》第一个保护的就是这个大峡谷。我的行动非常有必要，以此阻止在此开采的一个大煤矿，煤矿本来可能会根本性地改变这个地区的特征。犹他州的大多数官员和许多希望通过采矿来繁荣经济的人反对我的做法，但这里的土地是无价的，我认为指定在这里建立名胜古迹区会带来旅游业的收入，随着时间推移，远远不止弥补-个煤矿的损失。
除了支持者的规模和他们的热情，9月发生的事件提供了轶事趣闻般的证据，表明事情正按我们的方式进行。参加了得克萨斯州朗维尤的一次集会后，我与人们握手，遇到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已不再接受福利，而是在美国和平队工作，并用美国服务队提供的奖学金去基尔戈两年制大学上学；另一位妇女在她的丈夫患了癌症后，享受了家庭休假法；一位越战老兵非常感激政府给予一些孩子的健康与残疾津贴，这些孩子的父亲因为战争期间暴露在落叶剂下，导致孩子患有先天性脊柱裂。这位老兵和他的12岁女儿住在一起。孩子患有先天性脊柱裂，在她短暂的生命中已忍受了十多次手术。
外面的世界并不因我们的选举而停止。9月的第一个星期，萨达姆·侯赛因又在制造麻烦，他攻击并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地区的埃尔比勒镇，违反了海湾战争结束时迫使他遵守的限制。两个库尔德派一直在争夺这个地区的控制权；他们中的一派决定支持萨达姆后，进攻了另一派。我命令对伊拉克军队发动炸弹和导弹攻击，他们撤军了。
24日，我去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开幕式。在座领导人中我第一个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我用的是33年前肯尼迪总统签署《部分限制核试验条约》的那枝笔。在我的讲话中，我列出了一个更广泛的日程来减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恳请联合国成员国让《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执行条款，冻结用于生产核武器的可裂变材料，禁止使用、生产、储存和转让杀伤性的地雷。
在联合国讨论核不扩散问题时，中东又爆发了冲突。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开通了一条隧道。所罗门和希律王神殿的遗址正好在山下，山上是岩石圆顶寺和阿克萨清真寺这两个穆斯林的圣地。自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中拥有了东耶路撒冷后，圣殿山——被阿拉伯人称为"高贵的避难所"——都是在穆斯林官员的控制下；隧道开放时，巴勒斯坦人把它看成对他们宗教和政治利益的威胁，骚乱和枪击事件爆发。三天后，60多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了伤。我打电话给双方，让他们结束暴力，重新实施和平协议，沃伦，克里斯托弗给内塔尼亚胡总理和阿拉法特主席的电话打得线路都要烧起来了，让他们结束流血事件。我采纳了克里斯托弗的建议，邀请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来白宫讨论问题并解决它。
这个月结束的时候，我签署了一个医疗保健拨款法案，结束了所谓只对分娩过程承担保险，保证对母亲和新生婴儿提供最少48小时的保险；如我已提到，给那些患有先天性脊柱裂的越战退伍老兵的孩子提供补贴；要求对待精神和身体有疾病的人的医疗保险政策，要有同样的年度和终身保险范围限制。精神医疗保健领域的突破是对精神健康倡导组织工作的回报，也是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参议员皮特·多麦尼斯、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保罗，韦尔斯通以及我任命的官方精神健康政策顾问蒂珀·戈尔个人努力的结果。
10月的前两天我和内塔尼亚胡、阿拉法特、侯赛因国王在一起，侯赛因同意与我们一起努力，让和平进程重新回到轨道。会谈结束时，阿拉法特和内塔尼亚胡请我一起即席回答了所有新闻界的提问。我说隧道问题还没有解决，双方已同意立即开始会谈，希望达成一个意见，结束该地区的暴力事件，重新回到和平进程。会谈中，内塔尼亚胡重申了他有义务执行在他执政之前通过的各项协议，包括以色列军队从希伯伦撤军。随后不久，隧道又被封上了，这符合双方不改变耶路撒冷现状直到谈判解决问题为止的承诺。
3日，我又回到大选，在纽约布法罗停留参加一个集会，这个城市对我总是很友好。我是在前往肖托夸时中途停留的，我要去那里准备10．月6日和鲍勃·多尔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进行的总统竞选第一次辩论。我们整套班子都去了，包括我的媒体顾问迈克尔，希恩。在模拟辩论中，乔治·米切尔演鲍勃·多尔。他一开始就占了上风，但不断的练习让我状态好多了。中途休息期间，厄斯金·鲍尔斯和我打了一轮高尔夫球。我的球技越来越好。6月，我的最终得分第一次在80以下，但我仍然无法击败厄斯金。
对我们在政府理念和问题立场上的差别感兴趣的人来说，辩论显得文明而有教育意义。多尔批评我们说，被我否决的共和党预算中裁减医疗保健的做法受到我的批评，而我的宣传广告却让老年人受到了惊吓，他重复在共和党大会上的讲话，说我的政府满是年轻的精英，他们"从来没有长大，从不做实际工作，从不做出牺牲，从不愿遭受磨难，从来也不学习"，他们想"用你们的钱来为他们值得怀疑的、自私的诡计提供经费"，当他这么抨击我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激烈争论。我反击说，其中一个在白宫为我工作的年轻"精英"是在一个活动房屋中长大的，关于指责我过于自由，我说："他们党在势均力敌的大选中，总这么说。这就像他们的经典老歌……我只是觉得它不会再有什么杀伤力了。"
第二次辩论计划10天后在圣迭戈进行。在这期间，希拉里、艾尔、蒂珀和我参观了华盛顿草地广场上挂着的巨型艾滋病纪念横幅，上面的一个个独立方格是为了纪念一个个死去的人：其中两个人是我和希拉里的朋友。让我满意的是，艾滋病的死亡率已经下降，我决心继续推动开发救命药品的研究。
圣迭戈辩论经米基·坎特商定，在市镇厅举行。16日，圣迭戈大学的市民们问了一些很好的问题，多尔和我回答问题时直到最后都没有互相攻击。在结束语中，多尔呼吁关注他的根本性看法，提醒人们我反对任期限制以及平衡预算和保护美国国旗的宪法修正案，禁止对学校自愿祷告做限制。我结束的时候，总结了未来四年的计划。至少人们知道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离选举还有两个星期，民意测验表明我领先20个百分点，有55％的支持率。我真希望这个民意调查没有被公开；它让我们的支持者觉得选举已结束了，让竞选失去了一些生机。我继续勤奋工作，集中精力对付我们选定的一些目标，亚利桑那州和佛罗里达州，以及我们以前曾赢得选举的州，其中内华达、科罗拉多和佐治亚三个州让我最担心。10月25日，我们在亚特兰大有一个大型集会，我的老朋友马克斯·克莱兰正在那里紧锣密鼓地竞选参议员。萨姆·纳恩为我的第二次竞选进行了尤其有效的辩论，我离开这个州时，心想我们可能有机会。
11月1日上午，我参加了圣巴巴拉城市学院的一场清晨集会，进入了大选最后的冲刺阶段。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温暖日子，一大群人聚集在俯瞰着太平洋的校园山坡上。圣巴巴拉是结束加州竞选的一个很好的地方，这个曾经属于共和党的稳固地盘正向我们倾斜。
我从圣巴巴拉飞到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然后去了埃尔帕索，那里有竞选中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会，4万多人来到机场表示他们的支持，最后到了圣安东尼奥，参加了阿拉莫的传统集会。我知道我们无法赢得得克萨斯州，但我想向这个州民主党人的忠诚表示敬意，尤其是西班牙裔，他们坚持站在我一边。
当我进人大选最后三天，我要做一个选择。几个相对较小的州的参议员候选人要求我帮他们竞选。马克·佩恩说如果我用大选最后几天这么做，而不是去几个更大一点的州，我可能得不到多数票。原因有几个：首先，我们的选举势头在过去两周已减缓下来，因为有人声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从亚洲人包括当我还是州长时就已认识的人那里收到几十万美元非法捐赠。听说此事时我很生气；我的财务主席特里·麦考利夫已确信给我们竞选的捐赠都受过严格审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准备进行一次检查，回绝那些有问题的捐赠。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清算程序显然是有问题的。所有我能说的是，任何不合法的捐赠都必须立刻归还。无论如何，看起来争议肯定要在选举日伤害我们。第二，拉尔夫·纳德是以绿党的名义参与竞选的，他将会从我这里带走一些左派的选票。第三，罗斯，佩罗是10月进人大选的，进入辩论已经太晚了，他不会和1992年大选中表现得一样好，但他正以从前那样的姿态结束选举，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他说我将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完全忙着如何摆脱牢狱之灾"，称我为"逃兵役者"，说我有各种污点，"道德堕落，以腐败方式筹措竞选经费，对使用毒品抱着放纵态度"。最后，投票结果可能会远不及1992年的水平，因为在过去几周选民已被告知，竞选结束了。
马克·佩恩建议，如果我想赢得大多数选票，我需要飞往大州，去那里巨大的媒体市场，争取人们投票。否则，他说，结果毫无疑问，低收人民主党人投票的可能性会远低于更富裕或更受意识形态驱使的共和党人。我已经计划去佛罗里达州和新泽西州，根据马克的建议，我们增加了在克利夫兰的停留。此外，我还计划出现在进行参议员选举的州：路易斯安那州，马萨诸塞州，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肯塔基州，艾奥瓦州和南达科他州。在总统选举中，只有肯塔基州的情况还不确定；除了南达科他州，我在其他所有州都遥遥领先。我预：计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人能在最后被多尔完全理解。我决定去这些州，因为我认为如果能选出更多的民主党人进人参议院，哪怕我的总票数少了两到三个百分点也值得，七个州中的六名候选人曾在1992年的大选或在国会中帮助过我。
11月3日，星期天，我参加了坦帕的圣保罗非裔卫理公会教堂的仪式。随后，我飞到新罕布什尔州支持我们的参议员候选人迪克·斯韦特；接着去了克利夫兰，在那里市长迈克·怀特和参议员约翰·格伦帮我做了最后一分钟的宣传；然后去了肯塔基的列克星敦，与参议员温德尔·福特、州长保罗·佩顿和我们的参议员候选人史蒂夫·贝希尔一起在州立大学参加集会。我知道因为烟草问题，要想拥有肯塔基州是很困难的，肯塔基大学的篮球队教练里克·皮蒂诺出现在台上让我感到振奋。在每个人都热爱这支篮球队而几乎一半人不喜欢我的州，他的出现是有利的，对他来说也是勇敢的一步。
我到达艾奥瓦州的锡达拉皮兹的时候是晚上8点。我确实想去那里支持汤姆·哈金，他正为再次当选进行激烈的竞争。汤姆在参议院给了我有力的支持。1992年的初选之后，他和他做律师的夫人鲁斯就成了我的好朋友。鲁斯现在为我的政府工作。
当夜的最后一站是南达科他州的苏福尔斯，在那里，民主党议员蒂姆·约翰逊真正有一个机会夺取共和党人拉里·普雷斯勒的席位。约翰逊和他的主要支持者参议员汤姆·达施勒对我很好。作为参议院少数党领导人，达施勒在预算斗争和政府关闭的问题上对白宫的帮助是难以估量的；当他要我去南达科他州，我不能说不。
我到达苏福尔斯圆形剧场和大会中心，"在我将参加的最后一次选举的最后一场集会上"发表演说，此刻几乎已是午夜了。因为它是我的最后一次演说，我告诉人们我过往的业绩，预算斗争，以及我在未来四年想做的事。因为我是在一个像阿肯色一样的乡村州，我给他们说了个笑话。我说，共和党人的预算让我想起一个政治家的故事，他想让一个农场主为他投票，但不情愿去他的院子，因为一条叫着的狗在那里。政治家问农场主："你的狗咬人吗？""不。"农场主回答。当这个政治家走过庭院朝着农场主走去时，狗咬了他。"我认为你说的是你的狗不咬人！"他喊了起来。农场主回答道："孩子，那不是我的狗。"预算就是他们的狗。
选举按照马克·佩恩预测的那样进行：投票结果创下最低记录，我以49％对41％赢了。选举人票是379票对159票，我失去了1992年获胜的三个州：蒙大拿州、科罗拉多州和佐治亚州，新赢得了两个州，亚利桑那州和佛罗里达州，选举人票净增了9票。
在总计数字之下，1992年到1996年间州投票总数的微妙差异表明，文化因素影响了一些州的选举，而更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则在其他州占了主导地位。所有竞争激烈的选举都是由这些变化决定的，在1996年，它们让我懂得了对不同群体的美国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比如，在宾夕法尼亚州，这个州有许多全国来复枪协会的会员和亲生命派的选民，我的得票优势和1992年时是一样的，多亏在费城得到了更大的优势，在匹兹堡得到了强有力支持，而我的支持率在这个州的其他地区下降了，这是因为枪支问题和我否决"半生产"堕胎法案的结果。在密苏里州，同样的因素让我的优势几乎减少了一半，从10％降到6％。我在阿肯色州仍然得了多数，但优势稍微要比1992年小一点；在田纳西州，优势从4．5％降到2．5％。
在肯塔基州，烟草和枪支问题让我们的优势从3％减少到1％。同样的原因：虽然我在北卡罗来纳州一路领先，最后还是以三个百分点败北。在科罗拉多州，我从1992年以4％的优势获胜到这次以1．5％的劣势落败，因为在西部1992年投佩罗票的选民在1996年更可能投共和党的票，而且因为共和党自1992年以来已经比民主党多争取了10万名登记选民，部分是因为大量基督教右翼组织已把总部设在这个州。在蒙大拿，我失败了，大部分是因为，正如在科罗拉多州，更少人支持佩罗就意味着更多人投票支持多尔而不是我。
在佐治亚州，最后的民意测验表明我领先4％；我最后以1％失败。基督教联盟发挥了重要作用；1992年，他们让我的优势从6％降到1％以下，因为在大选前的一个星期天他们在保守派的教堂大量散发"投票指南"。民主党在黑人教堂那么干已经多年，但基督教联盟则做得尤其有效，至少在佐治亚州是如此，把1992年和1996年的选举结果都改变了5％。失去佐治亚州让我很失望，但高兴的是马克斯·克莱兰幸存了下来，他得到比我更多的白人选票。因为文化问题，南方很棘手；1996年惟一一个让我以较大差额获胜的南方州是路易斯安那，优势从4．5％上升到12％。
相比之下，我得胜的百分比在一些文化上不那么保守或经济上更敏感的地区增加了许多。1996年与1992年相比，我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差额增加了10％或更多的州有康涅狄格州、夏威夷州、缅因州、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和罗得岛州。我们在伊利诺伊州、明尼苏达州、马里兰州和加州保持了和1992年一样的差额，而在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有了明显提高。尽管有枪支问题，我在新罕布什尔州还是比1992年新增了10％的支持率。我在内华达州能以1％的多数获胜，大部分是因为我反对在没有科学依据证明这样处理安全的情况下把美国核废料倾倒在那里，多亏了我的朋友和乔治敦的同学布赖恩·格林斯庞，他是《拉斯韦加斯太阳报》的社长和编辑，他对这个问题热切关注，因而我的立场让我经常成为关注的对象。
总而言之，我对这些结果感到高兴。我比1992年赢得了更多的选举人票，我帮助竞选的七个参议员候选人中有四人获胜：汤姆·哈金、蒂姆·约翰逊、约翰·克里和路易斯安那的玛丽·兰德里欧。但事实上，我的得票率低于对我工作的支持率，低于对我个人的支持率，低于那些说对我当总统感到很舒服的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这让我们清醒地看到文化问题的力量，诸如枪支、同性恋、堕胎。在南部的白人夫妇中、在西部山区、中西部乡村以及全国白人男性中这些问题的力量尤为明显。所有我能做的就是继续寻求共同点，继续缓和华盛顿激烈的党派之争，作为总统继续尽我最大的努力。
在小石城的老议会大楼，胜利集会上的氛围这次相当不同。聚集的人仍然很多，但给庆祝活动留下印记的不是热烈的喊叫，而是发自肺腑的快乐，因为我们的国家处于更好的状态中，美国人民已肯定了我在做的工作。
因为选举连续几周来都没有悬念，很容易就忽略了它的意义。1994年选举后，我被讥讽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注定要在1996年失败。在预算斗争初期，随着政府关闭的迫近，很难看清我是否会取胜或者说美国人民是否会支持我反对共和党人。现在我是自1936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第一个连续两次当选的民主党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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