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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星期六，这一天的开始充满了希望。波斯尼亚和平会谈提前三天在俄亥俄州代顿的赖特一帕特森空军基地开始，而且我们刚刚在国会赢得了二次投票，驳回了环境保护局预算的17个反环境附加条款。我事先录好了每周六早晨要在电台发表的讲话，指责在环境保护局预算上仍存在削减。我享受着难得轻松的一夫，但在下午3：25，托尼·莱克打电话到我住所告诉我伊扎克·拉宾在参加完特拉维夫的和平集会离开时遭到枪击。攻击者不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而是一名叫伊加尔·阿米尔的以色列法律专业学生，此人强烈反对把包括以色列人居住区在内的西岸移交给巴勒斯坦。
伊扎克已被送到医院抢救，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知他伤势如何。我打电话给在楼上写书的希拉里，告诉她发生的事。她下了楼，握着我的手，我们谈起伊扎克十天前和我在一起的情形，他是来美国给我颁发犹太联合募捐会的以赛亚奖的。那是一个愉快的晚上。伊扎克讨厌打扮，在一个该穿礼服的场合，他还穿了套深色西服，打了条很普通的领带。他从我的助手史蒂丰·古丁那里借了一个蝴蝶领结，出门时我还为他正了正领结。伊扎克给我颁奖时，他坚持我作为领奖人应该站在他的右边，虽然按照外交礼仪，外国领导人应该站在总统右边。他说：“今晚，我们把位置换换。”我回答说，他到犹太联合募捐会来颁奖，可能是对的，因为，“毕竟，过来看你的人可能比来看我的人多”。现在，我抱着一丝希望，希望我们还能再像那样一起大笑。
托尼第一次打过电话后约25分钟，再次打来电话，告诉我拉宾伤势严重，除此之外，他也一无所知。我挂上电话，告诉希拉里我要去椭圆形办公室。我和工作人员谈了尸会儿，又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五分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于是抓起球杆和几个高尔夫球直奔南草坪的击球区。在那里，我做了祈祷，企求上帝赦免伊扎克。我毫无目标地击球，我在等待。
10到15分钟后，椭圆形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托尼·莱克沿着石子路向我走来。看他脸上的神情，我知道伊扎克已经去世。托尼告诉我后，我让他回去为我准备一份演讲稿。
拉宾和我共事两年半，我们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我们彼此坦诚信任，而且对我们各自的政治地位和思想过程有着不一般的理解。我们成为朋友的特殊方式正如那些置身于一场斗争中的人们，他们相信这场斗争是伟大而有益的。每次相逢，我对他就多一份尊敬和关心。他被杀时，我已逐渐爱上他，我很少会爱另一个男人。在我脑海中，我一直知道他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中，但我无法想像他已经走了；失去了他，我不知道在中东地区我会做什么或者还能做什么。悲伤让我无措，我上楼和希拉里待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去了方德里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和我们同行的还有小石城来的客人，维克和苏珊·弗莱明以及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她是切尔西的好友。这天是万圣节，礼拜仪式充满了对拉宾的召唤。切尔西和另一位年轻女孩朗诵了《出埃及记》中摩西在燃烧着的灌木丛中面对上帝的一节。我们的牧师菲尔·沃格曼说，在特拉维夫，拉宾“舍弃生命的地方已变成一块圣地”。
希拉里和我用过圣餐后离开教堂，驱车前往以色列使馆去会见大使和拉比诺维奇夫人并在哀悼书上签名，哀悼书在使馆的耶路撒冷厅里与拉宾的大幅肖像并排放在一起。我们到达时，托尼·莱克和我们的中东特使丹尼斯·罗斯已在那里，他们坐着默哀。希拉里和我在哀悼书上签完名后回家，准备前往耶路撒冷参加葬礼。
和我们同行的有前总统卡特和布什，国会领导人和其他几十位参议员和众议员，还有沙里卡什维利将军、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几位著名商界领袖。一抵达耶路撒冷，希拉里和我就去拉宾家看望利娅。利娅虽然伤痛万分，还是努力想为她的家庭和国家表现得勇敢一点。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穆巴拉克总统和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导人都来参加葬礼。阿拉法特也想来，但被说服放弃了此行，不仅是因为危险，也是因为他在以色列的出现会产生潜在的分裂影响。对穆巴拉克来说，此行也有风险，而且他本人刚逃过一次暗杀，但他坚持来了。侯赛因和努尔对拉宾的去世伤心欲绝；他们是真正关心他的，认为他是和平进程的核心人物。对于伊扎克在阿拉伯世界的每个合作者来说，他的遇刺是对他们推动和平进程所冒风险的一个痛苦警示。
侯赛因献上了一段高尚的颂词，拉宾的孙女，正在以色列军队服役的诺阿·本·阿尔吉一佩罗索夫谈到她祖父时，感动了在场的听众：“爷爷，你是阵营前的火把柱，而现在我们是黑暗中孤单的阵营，我们是如此寒冷。”在致辞中，我想帮助以色列人追随他们陨落的领袖。在那一周，全世界犹太人都在研读《旧约》首五卷的那个部分，即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牺牲他的爱子艾萨克，或者说是伊扎克；只要亚伯拉罕表达遵从的意愿，上帝就会赦免这个孩子。“现在上帝以更残酷的方式来验证我们的忠诚，因为他带走了我们的伊扎克。但以色列与上帝的契约，为了自由，为了宽容，为了安全，为了和平——必须遵守。这个契约是拉宾总理毕隼的事业。现在我们必须使之成为不朽的遗产。”最后，我用希伯来语"shalom，chaver"结束致辞。
在某种意义上，“shalom，chaver”——“再见，朋友”——这两个词抓住了以色列人民对拉宾的感情。我有几个说希伯来语的犹太工作人员，他们知道我对拉宾的感情；一直到现在我都感激他们给了我这两个词。西蒙·佩雷斯后来告诉我，“chaver"不仅代表朋友的意思，它更多地唤起了在共同事业中心心相印的同志之谊。很快，“shalom，chaver"就出现在以色列的布告牌和汽车保险杠胶贴上。
参加完葬礼，我在能看到雄伟老城的大卫王宾馆会见了其他一些领导人，然后返回华盛顿。当我们降落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时，已是凌晨4：30，所有人都疲惫不堪，蹒跚走出飞机，准备在预算战进入最后阶段前抓紧一切机会休息。
至此，新的财政年度已在10月1日开始，政府通过“连续决议”继续运行，“连续决议”给各部门批准经费，直到新预算颁布为止。一个新财政年度刚开始的时候，有几个拨款法案没有得到国会批准是很平常的事，但现在整个政府只能靠连续决议运行，而且似乎没有尽头。相反，在我执政头两年，民主党国会按时批准了预算。
我提交了一份十年达到预算平衡的计划，然后又提交了一份到2004年用九年时间平衡预算的计划，但共和党和我在预算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我的所有专家认为老大党对保健医疗、医疗补助、教育、环境和劳务所得扣抵的削减大于他们用来平衡预算和减低税收的需要，哪怕是用七年时间。我们对经济增长速度、医疗费用膨胀和预期收入有不同的估计。当共和党控制白宫时，他们总是高估收入，低估支出。为了实现减少财政赤字的目标，我决定不犯这个错误，一直采取比较保守的估计。
现在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他们又在走向另一个极端：低估经济增长和收入，高估医疗费用的膨胀，即使在他们宣扬卫生维护组织是减缓医疗费用增长速度的必由之路时。他们的策略就像是威廉·克里斯托尔在其给鲍勃·多尔的备忘录中的建议的逻辑延伸，他敦促多尔在医疗保健上阻止一切行动。如果他们在保健医疗、医疗补助、教育、环境上削减经费，中产阶级就更看不到纳税的好处，会更加怨恨税收，更容易接受他们关于减税的呼吁，更容易接受他们在造成分裂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如流产、同性恋权利和枪支等方面发起运动的策略。
里根总统的预算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承认里根政府是有意运行巨大财政赤字，制造让整个国内预算陷入“饥渴”的危机。他们部分地成功了，投入不足却没有取消对我们共同未来的投资。现在金里奇的共和党人试图凭借不合理的收入和支出假设来推行平衡预算并完成这项工作。我决心阻止他们；我们国家的未来需要平衡的预算。
连续决议失效前三天，11月10日，国会给我送来一份新的颇具挑战意味的连续决议：维持政府正常运作的代价就是签署一份新的连续决议，增加25％的医疗保险费，减少教育和环境保护基金，削弱环境保护法规。
第二天，刚好是拉宾遇刺一周，我在电台演讲，告诉美国人民共和党正试图通过连续决议的“后门”来实现他们的预算方案。那天正好是退伍军人节，我指出，将得到保健医疗费的老年人中有800万是退伍军人。老大党那么严格的削减完全没有必要：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综合起来处在25年来的最低点；联邦雇员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百分比是1993年以来最小的；赤字在下降。我也想要预算平衡，但希望实现平衡的方式“与我们的基本价值相一致”，并且”不是通过威胁和党派怨恨”。
周一晚，国会终于给了我另一份提高债务限额的决议。这比连续决议更糟，它是另一个削减预算和削弱环境法的秘密企图。这项法案剥夺了财政部长从里根时期开始就享有的管理资金的灵活权力，为的是避免在非常情况下政府不履行债务。更糟的是，30天后国会再度降低债务限额，事实上这项立法让政府无法履行债务。
从4月开始金里奇就威胁，如果我不接受他的预算，就要关闭政府，让美国无法履行职责。我不知道他是真想这么做，还仅仅是因为他相信了我任期头两年里媒体对我的报道，这些报道表面上真实可信实际上却缺乏证据，我被描绘成一个过于懦弱、过于愿意放弃责任、过于急着妥协的人。如果真是这样，他应该更关注事实。
11月13日，现行的连续决议即将在半夜失效，谈判者再次会谈，试图在政府关闭前解决分歧。出席的人有多尔、金里奇、阿梅、达施勒和格普哈特，还有艾尔·戈尔、列昂·帕内塔、鲍勃·鲁宾、劳拉，泰森和我方的其他一些成员。金里奇一开始就抱怨我们在电视上做的宣传，气氛已经比较紧张了。自6月开始我们就有目标地在一些州做宣传，从犯罪法案开始，突出政府的政绩。劳动节后，预算争论日趋白热化，针对共和党提出的预算削减，尤其在保健医疗和医疗补助方面，我们推出了新的宣传广告。纽特发表完意见后，列昂·帕内塔简要地提醒他在1994年选举前他说过的关于我的所有骇人听闻的事：“议长先生，你的手并不干净。”
多尔想缓和一下气氛，说他不想让政府关闭。在这点上，迪克·阿梅插了进来，说多尔并不是在为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说话。阿梅这个经常穿牛仔靴的高大男人，似乎一直处于激动状态。他开始了长篇的激烈讲话，从众议院的共和党如何坚定地忠于他们的原则，一直谈到他那年迈的岳母看了我们针对保健医疗费削减所做的广告后受到惊吓，使他何等愤怒。我回答他，我并不了解他的岳母，但是共和党的预算削减将变成法律，更多的老年人将被迫搬出疗养院或失去他们的家庭医疗保健。
阿梅粗暴地说，如果我不妥协，他们将关闭政府，而我的任期也就完了。我回击说，我绝不允许他们的预算变成法律，“哪怕我的支持率会跌到5％。如果你想要你的预算，你就得另请高明坐这个位子！”毫不奇怪，这次谈判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会谈后，达施勒、格普哈特和我的谈判小组对我和阿梅间的针锋相对感到得意。艾尔，戈尔说，他只希望每一个在美国国土上的人，都能听到我的声明，除了我本应该说我不在乎我的支持率会降到零。我转身对他说：“不，艾尔，如果我们的支持率降到4％，我会屈服。”大家都笑了，但我们心里很紧张。
我否决了连续决议和最高债务限额法案，到第二天中午，有相当一部分联邦政府部门停止工作。近80万联邦雇员回家，打乱了数百万美国人的生活，因为他们需要申请社会保障、退伍军人津贴和商业贷款，需要有人检查他们工作地点的安全，需要向他们开放国家公园，还有很多其他需要。做出否决后，鲍勃，鲁宾采取了不寻常的措施，向退休基金贷款610亿美元，用来偿还贷款，暂时改变政府目前这种不履行债务的状况。
毫不奇怪，共和党试图把政府关门归罪于我。在1994年选举中他们把党派分裂归罪于我而取得了胜利，我担心这次他们也会侥幸成功。15日，我和一群记者一起用早餐时，我无意中听说金里奇暗示他让连续决议更加苛刻是因为我故意怠慢他：从拉宾葬礼返回的飞机上没和他讨论预算，下飞机时又没有邀请他和我一起从前面的舷梯走，而让他从后面的舷梯下。金里奇说：“这虽是小事，但这就是人性……没人和你说话，而且他们请你从后面的舷梯下飞机……你想想，他们的礼貌到哪儿去了？”或许我应该在回家的路上讨论预算，但想到这次哀伤旅程的目的以及和平进程的未来，我无法让自己思考这些话题。我确实是和议长及国会代表团一起访问，正如纽特、鲍勃·多尔和我在飞机上讲话的一张照片所表明的。至于从后面舷梯下机的事，我的工作人员认为他们做得是有礼貌的，因为那是离接金里奇和其他人的汽车最近的出口。而且那是凌晨4：30；周围没有相机。白宫公开了我们谈话的照片，媒体嘲讽了金里奇的抱怨。
在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我继续请求共和党给我一个干净的连续决议，并真诚地启动预算谈判，即使他们威胁要给我另一份带有相同问题的预算。前一晚，我签署了交通部拨款法案，这只是所需的13个预算案中的第四个，我取消了去日本大阪参加亚太领导人会议的原定日程。
19日，我向共和党靠近一步，我说，原则上我可以接受一份七年平衡预算的协议，但我不同意老大党的税收和开支削减计划。经济在持续增长，赤字比预期下降得多；帕内塔、爱丽丝·瑞芙琳和我的经济小组相信不需要共和党大力推行的大幅度预算削减计划，我们就可以在七年内取得平衡。我又签署了另外两个拨款法案：一个是给立法机构的，一个是给财政部、邮政总局和一般性政府运作的。13个预算案已签了6个，80万联邦雇员中的20万也重返岗位。
11月21日早上，沃伦·克里斯托弗从代顿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总统已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波斯尼亚战争。协议表示，波斯尼亚将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存在，它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波斯尼亚克罗地亚联邦和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共和国。协议还就引起这场战争的领土分歧做出决议。萨拉热窝将仍然是不可分割的首都。国家政府负责外交、贸易、移民、公民权和货币政策。各联邦政府拥有自己的警察。难民可以重返家园，在国家内的自由迁移权将得到保障。人权和警察训练将受国际社会监督，受到指控的战犯将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在协议实施过程中，北约领导的强大国际军队负责监督解散军队，维护和平。
波斯尼亚和平计划来之不易，它的每个组成部分对双方来说都如片片苦药，在让2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流离失所后，这场持续四年的血腥战争终于结束了。美国领导层在敦促北约表现得更强硬和采取最后外交行动上表现得非常果断。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在地面的军事战果，伊泽特贝戈维奇和他的同志面对塞尔维亚人侵略勇敢而顽强地拒绝投降，这些对我们都有不可估量的帮助。
协议的最后达成要归功于迪克·霍尔布鲁克和他的谈判小组的谈判技巧；沃伦·克里斯托弗为在关键时刻把波斯尼亚人留在谈判桌上，达成了最后协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托尼·莱克首先构思了和平方案并把它介绍给我们的盟友，他和霍尔布鲁克一起力争在美国举行最后谈判；桑迪·伯杰主持了代表们的委员会会议，使国家安全行动小组的成员们能在不干涉太多的情况下碍知事态的发展；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坚决支持我们在联合国的强硬姿态。选择代顿和赖特一帕特森空军基地作为谈判地点是由谈判小组精心挑选并首先提出的；谈判地点在美国，但离华盛顿有足够距离，不致走露风声，那里的设施允许这种“接近会谈”，并让霍尔布鲁克和他的小组能解决棘手的细节问题。
11月22日，经过在代顿21天的隔离，霍尔布鲁克和他的小组在白宫接受了我的祝贺，并讨论我们接下去的步骤。我们在国会山和美国人民那里还有大的工作要做。根据最新民意调查，美国人对这个和平协议颇为自豪，但还是坚决反对向波斯尼亚派遣美国军队。艾尔·戈尔说，最新军事听证会并没有带来多少帮助。之后我告诉沙里卡什维利将军，我知道他支持我们在波斯尼亚的介入，但他的很多属下在这点上态度并不明确。艾尔和我彼此配合，强调现在不仅是军队也是每个政府人员参与计划的时候了。这些都收到了期望的效果。
我们已得到国会一些重要成员的强有力支持，尤其是参议员卢格、拜登和利伯曼。另一些人也表示了更有保留的赞成，说他们想要一个清楚的“退场策略”。为增加这样的支持者，我开始邀请国会议员前来白宫，同时也派克里斯托弗、佩里、沙里卡什维利和霍尔布鲁克前往国会山。我们受到的挑战因持续进行的预算争论而变得复杂；政府虽已暂时恢复正常运转，但共和党威胁要在12月15日再次关闭政府。
11月27日，我向美国人民汇报了我对美国介入波斯尼亚一事的看法。在椭圆形办公室，我说我们的外交已取得代顿协定这样的成果，对我们军队的要求也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帮助波斯尼亚各方实施和平计划，这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而且可以宣扬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因为其他25个国家已同意加入由6000人组成的军队，所以美军人数只占1／3。我保证军队有一个明确、有限、可实现的目标，他们会接受很好的训练，并且将全副武装，把伤亡降到最低。演讲后，我觉得这是我为我们领导和平和自由力量的责任所做的最有力辩护，希望它能深深打动美国人民的心，这样国会至少不会试图阻止我派军队。
除了我在演讲中提出的几个观点，波斯尼亚还能给美国另一个好处：这就是向全世界的穆斯林表示美国关心他们，尊重伊斯兰教，如果他们反对恐怖行动，争取和平与和解，我们就会支持他们。
11月28日，我签署了50多亿美元的交通工程项目法案，这个法案包括我对21岁以下公民酒后驾车的“零容忍”，之后我前往英国和爱尔兰，争取另一项和平计划。在我们忙于中东、波斯尼亚以及预算争论这些问题时，我们继续着北爱尔兰的工作。出发前夜，在我们敦促下，梅杰首相和布鲁顿首相宣布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实现了一个突破性进展：关于解除武装和政治问题决议的讨论分开进行的“双轨”策略；包括新芬党在内的所有各方都要参加会谈，会谈将在乔治·米切尔任主席的国际评判小组监督之下进行。飞往好消息传来的地方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29日，我与约翰·梅杰会晤，并在议会发表讲话，感谢英国人对波斯尼亚和平进程的支持和在北约军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意愿。我引用约翰·弥尔顿的精彩诗句赞扬了梅杰对北爱尔兰和平所做的不懈努力，“和平也是胜利，它的声望如战争一样。”我第一次见到了给人深刻印象的反对党年轻领导人托尼·布莱尔，他致力于复兴工党的方法与我们曾用于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做法极其相似。与此同时，在美国，共和党改变了他们在游说制度改革上的立场，结果众议院以421票对0票通过该法案。
第二天，我作为第一个访问北爱尔兰的美国总统飞往贝尔法斯特。这是我任内最美好两天的开始。离开机场的路上，有人摇着美国国旗，感谢我为和平所做的工作。到达贝尔法斯特时，我在尚基尔大街这个新教联合主义的中心作了停留，1993年，那里曾有十人丧身在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下。大多数新教徒对我仅有的了解就是亚当斯签证。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在为和平努力，而和平对他们也是公正的。我在当地店里买了一些花、苹果和橘子，我和人们说话，和一些人握手。
早上，我向同时雇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麦凯国际”纺织机器制造厂的员工和在场者讲话。两个希望和平的孩子为我做了介绍，他们一个是天主教徒，一个是新教徒，我请听众们听听孩子的呼声：“你只能在分裂与统一，艰苦生活与崇高希望之间做出抉择。”爱尔兰共和军的口号是“我们的时代总会到来”。我敦促爱尔兰对那些仍坚持暴力的人说：“你们已成为过去，你们的时代已成为过去。”
然后，我在福尔斯大街作了停留，这是贝尔法斯特天主教的社区中心。我拜访了一家面包店，开始与迅速聚集起来的人们握手。其中一位是格里·亚当斯。我告诉他我正在阅读《大街》，这是他写的关于福尔斯这个地区的短篇小说集，这让我对天主教徒过去的经历有了更好的理解。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这也表明他致力于和平进程的重要性。显然，迅速聚集的热情群众表明他们对当前事态的发展很满意。
下午，希拉里和我坐直升飞机前往德里，它是北爱尔兰天主教氛围最浓的一个城市，也是约翰·休姆的家乡。2．5万名欢呼的群众站满了市政厅广场以及通往广场的街道。休姆为我作了介绍后，我问了群众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会根据你反对什么或你支持什么来定义自己是什么人吗？你会按照你不是什么或你是什么来定义自己是什么人吗？现在是和平拥护者在北爱尔兰取得胜利的时候了，美国支持他们。”
这一天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希拉里和我返回贝尔法斯特，参加市政厅前的官方圣诞树点灯仪式，近五万人聚集在那里，随着北爱尔兰自己的歌手范·英里森的歌声响起，灯点亮了：“喔，妈妈告诉过我总会有这么一天。”希拉里和我做了发言，她谈到我们收到了数千封学生的信，表达他们对和平的愿望，我引用阿马郡一位14岁女孩写的话：“双方都受了伤害。双方都必须原谅对方。”然后我在结束发言时说道，对耶稣来说——我们正在庆祝他的诞生——“没有什么言语比这更重要：‘祝福和平的缔造者，因为他们是地球的继承者。’”
点灯仪式后，我们参加了一个邀请了各党派领导人的招待会。连民主统党领导人、性格暴躁的伊安·佩斯利牧师也来了。虽然他不会跟天主教领导人握手，他还是非常乐意告诫我处理方式中的错误。他起先的态度盛气凌人，让我断定天主教在谈判中占了上风。
希拉里和我离开招待会后去了我们下榻的欧罗巴酒店。第一次去爱尔兰访问，连我们选择的住处都有象征意义。在动乱时期，欧罗巴不止一次被炸，而现在美国总统可以在这里安然过夜了。
完美的一天就此结束，其中还包括了在国内的一些进展，因为我签署了国防部的拨款法案，这个预算案包括了国会领导人给我军在波斯尼亚提供的经费。多尔和金里奇谈判成功，五角大楼得到一笔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没必要的几十亿美额外开支。
第二天早上，我们飞往都柏林，那里的街道挤满了比我们在北部看到的更壮观的热情人群。希拉里和我会见了玛丽·罗宾逊总统和布鲁顿首相，然后前往位于三一学院绿地广场的爱尔兰银行外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面对摇着爱尔兰国旗和美国国旗的10万欢呼人群发表了演说。那时候，已有更多人加入我的访问，包括一大批爱尔兰裔的美国国会议员；迪克·赖利部长及美国和平队领队马克·格里兰；芝加哥、匹兹堡和洛杉矶市的爱尔兰裔市长；我的爱尔兰继父迪克·凯利；商业部长罗恩·布朗，他致力于拟定我们对北爱尔兰的经济政策，他还和众人开玩笑说他是“黑色爱尔兰人”。我再一次呼吁眼前的人海为全世界树立一个榜样。
之后，希拉里和我步人宏伟的爱尔兰银行，会见了博诺和他妻子阿里，还有爱尔兰摇滚乐队U2的其他一些成员。博诺是和平进程的忠实拥护者，为感谢我对和平所做的贡献，他送了我一件他知道我会喜欢的礼物：一本威廉·巴特勒·叶芝戏剧集，上面有作者和博诺的题词，后者毫不谦逊地写道：“比尔、希拉里、切尔西——这个家伙写了一些不错的歌词——博诺和阿里。”爱尔兰人不以低调著称，博诺却勉强做到了。
离开学院绿地后，我在爱尔兰议会做了演讲，提醒大家，我们必须做更多的事让普通爱尔兰公民感受到和平带给我们的好处；就像叶芝所说：“太久的牺牲可使我们的心变成石头。”
然后我去了卡西迪酒吧，我们邀请了我外祖父方面的一些远亲，他的祖籍在弗马纳。
从酒吧出来，感到自己完全像个爱尔兰人，然后我前往美国大使官邸，在那里琼·肯尼迪·史密斯安排我和即将成为首相、也是和平进程的最新合作者的反对党领导人伯蒂·埃亨进行简短会晤。我还见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诗人谢默斯·希尼，前天我在德里就引用了他的诗。
第二天早上，当我飞往德国去巡视我们的军队时，我感到这次出访改变了爱尔兰的心理平衡。在那之前，和平倡导者还不得不与和平的怀疑者辩论，而反对者们只会说不。两天以后，这个辩论的担子就转移到了和平的反对者肩上，必须由他们来解释了。
在鲍姆霍尔德，北约部队司令乔治·朱尔万将军向我简单介绍了军事计划，并向我保证派往波斯尼亚的军队士气很高。我与赫尔穆特·科尔简短会晤，感谢他贡献了4000名德国士兵，然后飞往西班牙，向菲利佩·冈萨雷斯首相也是当值的欧盟主席表示感谢欧洲的支持。我也肯定了北约新任秘书长、西班牙前外交部长哈维尔·索拉纳的领导，他是一个特别能干而且令人愉快的领导人，他能激发所有北约领导人的信心，不管他们有多么自负。
回家三天后，我否决了《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因为它在限制遭受证券欺诈的无辜投资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的问题上走得太远了。国会推翻了我的否决，然而在2印1年，当所有牵扯到安然公司和美国世界通信公司的问题暴露出来时，我知道我在这件事上做对了。我还否决了另一个共和党预算。他们在预算上做了一些改动，通过在预算中加入他们的福利改革法案让预算更难被否决，但它仍削减了医疗和教育经费，增加了穷苦劳动者的税收，放松了养老金的管理，允许它们被用于非养老金目的的开支，这离民主党控制下的国会稳固美国的养老金制度还不到一年。
第二天，我提交了自己的七年平衡预算计划。共和党进行了尖刻的批评，因为计划没有接受他们的收支估计。七年中，双方的估计有3000亿美兀的差距，对1．6万亿美元的年度预算来说，这不是一个不能克服的分歧。我相信我们最终能达成一致意见，不过我们可能还需要再次关闭政府来实现这个目标。
中旬，西蒙·佩雷斯第一次以总理身份来见我，他重申以色列要移交加沙、杰里科和其他一些主要城市，在圣诞节即将向巴勒斯坦人移交西岸的4．50个村庄，并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选举前至少释放另外1咖名巴勒斯坦囚犯。我们还讨论了叙利亚的问题，当西蒙跟我说可打电话给阿萨德总统，邀请他来同沃伦·克里斯托弗商量此事时，我很受鼓舞。
14日，我飞往法国，签署结束波斯尼亚战争的协议。我会见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三国总统，并和他们一起在爱丽舍宫共进雅克·希拉克的招待午餐。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坐在我对面，我们还交谈了好一会。他聪明、善于表达而且热诚，但他的眼神是我见过的最冷酷的。他还是个妄想狂，告诉我他确信拉宾的被刺是安全部门里有人背叛他的结果。然后还说每个人都知道发生在肯尼迪总统身上的事，但我们美国人“成功地把它掩盖了”。我和他待了一会后，对于他支持波斯尼亚谋杀性的暴行我不再感到惊讶，而且我有种感觉，不久我和他之间会再起争执。
我回到美国，投入预算战，共和党又关闭了政府。可以肯定的是我没有感到圣诞节即将来临，不过观看切尔西在《胡桃夹子》中跳舞让我精神大振。这一次政府关闭没有像上次那样严重，因为允许50万个被认为是“必要的”联邦雇员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工作，直到政府再次开放为止。但退伍军人和贫穷孩子的补助还是没有发放。这恐怕算不上给美国人民的圣诞礼物。
18日，我又否决了两个拨款法案，一个是给内政部的，一个是给退伍军人事务部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第二天，在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转变了反对立场后，我签署了《游说公开法》，又否决了第三个给商务部、国务院和司法部的拨款法案。这个法案还真是特别：面对更多警察值勤已减少了犯罪这么清楚的事实，它却废除了增加警察的计划；它撤消了所有毒品法庭，像珍妮特·雷诺在担任检察官期间所创办的那些法庭，它们减少了犯罪和毒品滥用；它撤消了得到很多共和党商人支持的，能帮助他们增强竞争力的商务部先进技术项目；而且还严重削减了对穷人和对海外项目的法律服务开支。
到了圣诞节，我有时想，如果按我们自己的方法，我和多尔参议员可能比较容易解决预算僵局，但多尔必须小心谨慎。他在竞选总统，而菲尔·格拉姆参议员是他的竞争对手，在共和党的初选中，格拉姆用了金里奇那样的花言巧语，这个国家的选民整体上已对右翼倾向习惯了。
圣诞休假后，我又否决了一个预算法案：《国防授权法》。这次否决有点困难，因为立法包括了军人工资和军人住房补贴的增加，对此我是支持的。但是，我必须否决这个法案，因为它还要求到2003年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而到那时候，这个系统还无法发展到可以有效使用的程度，并且也没有必要那么早部署；此外，这样的行动违反了我们在《反弹道导弹条约》中的承诺，也威胁到俄罗斯实施《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个法案还限制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指挥军队的能力，而且对国防部的管理特权干预太多，包括国防部依据纳恩一卢格计划重新应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行动。没有任何一个负责的总统，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会让这个国防法案变成法律。
在这一年的最后三天，我们的军队已部署在波斯尼亚，我还在和国会领导人就预算问题继续协调，其中一个会议持续了七个小时。我们有了些进展，但新年休假时，在预算和政府关闭问题上依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第104届国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新近获得多数的共和党人只批准了67个法案，与之相比，前一届国会第一年通过了210个法案。在新财政年度开始整整三个月之后，13个拨款法案仅有6个成为法律。当我一家人前往希尔顿海德岛过“复兴周末”时，我在想美国人民在1994年大选中的投票是否产生了他们想要的结果。
我还想到最近两个月精神上的泄气、疲劳、忙碌和一连串的巨大事件——拉宾的去世，波斯尼亚和平和我们军队的部署，北爱尔兰的进展和我们艰苦卓绝的预算战——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让在白水世界忙碌的工蜂们放慢手脚。
11月29日，在我去爱尔兰的路上，参议员达马托的委员会打电话给L琼·刘易斯，让她再次证实她对麦迪逊储贷银行的调查在我成为总统后受到了阻挠。去年8月，当她出现在众议员利奇的委员会面前时，政府文件和她自己录音的与债务重整信托公司律师阿普利尔·布雷斯劳的一段对话让她受辱，以至于我很惊讶达马托能把她再找回来。另一方面，几乎没人知道刘易斯证词有问题，像利奇一样，达马托只是没有证据地横加指控，事实上他的控告被后来的证词否定，而他却出尽了风头。
刘易斯后来再次声称她的调查在我成为总统后受到了阻挠。委员会少数派辩护律师理查德·本一维尼斯特与她对质，指出与她宣誓的证词相反，她曾不止一次试图催促联邦当局让希拉里和我作为白水事件的重要证人，而这是在大选前的事，不是在我成为总统后。而且她还告诉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她的行动正在“改变历史”。参议员保罗·萨班斯给刘易斯读了一封联邦检察官查克·班克斯1992年写的信，信中说，成为她的证人会造成“不当检举”，然后提到1993年司法部关于刘易斯对联邦银行法了解不够的鉴定。于是，刘易斯哭了，跌坐在椅子上，随后被带走，再也没有回来。
不到一个月之后，12月中旬，皮尔斯伯里、麦迪逊和苏特罗事务所公布了对债务重整信托公司的调查，白水事件终于全部浮出水面。报告由杰伊·史蒂芬斯执笔，和查克·班克斯一样，这位共和党人曾是联邦检察官，后来被我换掉。如6月的初步报告一样，报告说，在白水事件中，对我们提出民事诉讼是毫无依据的，更不要说采取刑事行动了，报告建议停止对我们的调查。
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要求任命一个独立检察官时，他们想知道的就是这些。我热切地期待着他们的报道。债务重整信托公司的报告发表后不久，《华盛顿邮报》只是在头版关于与斯塔尔的传票战这个不相关的报道的第11段中顺便提到了它，而《纽约时报》对此只字未提。《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报》只是在报纸的内页转载了美联社一个400字左右的报道。电视网也没有关于债务重整信托公司报告的报道。美国广播公司的特德·科佩尔在“新闻夜线”中提到了它，却没有突出其重要性，理由是因为还有更多“新”问题需要讨论。白水事件已不再是白水事件。而是肯·斯塔尔试图从阿肯色州的任何人或我的政府中挖些东西出来。与此同时，有些白水事件的报道事实上掩盖了我们的无辜。公平地说，也有一些记者注意到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华德·库尔茨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了媒体如何掩盖了债务重整信托公司的报告，曾在苏联做过记者的纽约《每日新闻》专栏作家拉斯一埃里克·纳尔逊写道：“这个秘密裁决在于：克林顿夫妇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这只是以奇特的方式反用了斯大林时期无辜者被秘密定罪的做法。总统和第一夫人受到公开指控，却被秘密地发现无罪。”
主流媒体对白水事件的报道让我真的很困惑；它似乎与媒体对其他事件采取的更谨慎和公允的方式不一致，至少从1994年共和党赢得国会起是这样的。10月的一天，结束一次预算会议后，我请怀俄明州参议员阿兰·辛普森留下来聊聊。辛普森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但我们关系还不错，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州长迈克·沙利文的朋友。我问阿兰，希拉里和我在白水事件中是否做错了什么。“不，当然没有，”他说，“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媒体想让公众认为你做错了。任何一个看清事实的人都知道你们没错。”辛普森嘲笑“精英主义的”新闻界搜寻像怀俄明或阿肯色州这样偏远小州的任何负面消息，他非常有趣地说道：“你知道，你当总统前，我们共和党相信媒体是自由的。但现在我们有了更复杂的看法。他们在某些方面自由。他们中的多数人投你的票，但他们的想法更接近你的右翼批评者，这是更重要的。”我请他解释。他说：“像你和沙利文这样的民主党人进入政府是为了帮助人民。右翼极端分子认为政府在改善人性上不可能有多大作为，但他们确实喜欢权力。媒体也是。自你当了总统后，他们双方都可以通过伤害你来获得权力。”我感激辛普森的坦诚，而且数个月里我一直在思考他的话。很长一段时间，无论何时，当我对媒体报道白水事件的方式生气时就会告诉人们辛普森的分析。我最终认为他的看法是正确的，我感到如释重负，这让我可以头脑清醒地斗争。
虽然我对白水事件很恼火，对媒体如此报道的内在原因很迷惑，但我还是以乐观的心态进入1996年。1995年，我们帮助挽救了墨西哥，经历了俄克拉何马城事件，更关注恐怖主义，保留和改革了赞助性行动计划，结束了波斯尼亚战争，继续了中东和平进程，帮助改善了北爱尔兰局势。经济持续改善，而且到目前为止，我正赢得当初看来似乎会毁灭我总统前程的与共和党的预算斗争。或许事态发展依然会导致这样的局面，但进入1996年的时候，我准备坚持到底。就像我对迪克·阿梅说的那样，如果当总统的代价是让我们的街道更破旧，医疗保健更不稳固，教育机会更少，空气更肮脏，贫困更多，那我不想当这个总统。我敢打赌，美国人民也不想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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