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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外交事务取得了三个积极进展：在国会大多数越战老兵的大力支持下，我实现了与越南的关系正常化，这些老兵包括约翰·麦凯恩、鲍勃·克里、约翰·克里、恰克·罗伯和皮特·彼得森；在众议员比尔·理查森的强烈要求下，萨达姆·侯赛因释放了3月抓的两名美国人；在华盛顿参加朝鲜战争纪念活动的韩国总统金泳三强烈赞成我们已与朝鲜达成的终止其核计划的协议。杰西·赫尔姆斯和其他人批评这项协议，因而金泳三的支持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在韩国还是独裁国家时，倡导民主的金泳三当过政治犯。
不幸的是，好消息因为波斯尼亚发生的事而暗淡无光。1994年的大部分时间，一切都平静得合乎情理，然后11月底，塞尔维亚的战机袭击了波斯尼亚西部的克罗地亚穆斯林，情况变糟了。袭击破坏了禁飞区协议，是为了报复北约轰炸塞尔维亚机场，但这次轰炸没能摧毁机场，或许所有飞机都飞走了。
3月，由卡特总统宣布的停火协定开始遭到破坏。曾任德国大使的迪克·霍尔布鲁克现在是负责欧洲和加拿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派出特使鲍勃·弗雷热前往前南斯拉夫拜访米洛舍维奇，带着一种几乎是徒劳的希望，想结束波斯尼亚塞族人的侵略行径，确保波斯尼亚至少可以得到有限承认，作为解除联合国对塞尔维亚制裁的回报。
7月，战斗又全面展开了，波斯尼亚政府军在波斯尼亚中部地区取得了一些战果。姆拉吉奇将军没去争夺失地，相反他决定进攻波斯尼亚东部三个独立的穆斯林城镇，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和戈拉日德。这些城镇里到处是从附近地区涌入的穆斯林难民。虽然这些地区被联合国宣布为安全区，但他们只受到少量联合国军队的保护。姆拉吉奇决心攻占这三个城镇，那样波斯尼亚东部所有区域就都由塞族人控制了，他认为只要把联合国维和人员作为人质，联合国绝不会允许北约进行报复性轰炸。他是正确的，但后果是毁灭性的。
7月10日，塞族人攻占了斯雷布雷尼察。月底，又占领了泽帕，从斯雷布雷尼察逃出来的难民开始向全世界讲述姆拉吉奇的军队对那里的穆斯林如何进行恐怖性屠杀。成千上万的男人和男孩被驱赶到一个足球场上，然后被集体枪杀。更多的人准备穿过丛林密布的山区逃出来。
斯雷布雷尼察被攻占后，我向联合国施加压力，要求授权建立数周前我们在加拿大召开七大工业国会议时讨论的快速反应部队。同时鲍勃·多尔正推动解除武器禁运。我要他推迟那项投票，他同意了。我仍在考虑找到挽救波斯尼亚的方法，恢复联合国和北约的有效作用，但到7月的第三个星期，波斯尼亚塞族简直是在嘲笑联合国，进一步说，是嘲笑北约和美国的承诺。安全区一点也不安全，北约军队极弱，没有自卫能力，更不用说保护穆斯林了，北约的行动因而受到极大限制。波斯尼亚塞族人挟持联合国工作人员为人质的做法暴露了联合国战略上的根本弱点。它的武器禁运政策让波斯尼亚政府军无法取得和塞族人一样精良的武器装备。只有当塞族人相信北约会惩罚他们的侵略行为时，维和人员才能保护波斯尼亚穆斯林。现在挟持人质已消除了这种忧虑，让塞族人在波斯尼亚东部可以为所欲为。波斯尼亚中部和西部地区情势稍好些，尽管有联合国的禁运，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仍能得到一些武器。
北约国家的外交和国防部长在伦敦开会，近乎绝望地想重新争回主动权。沃伦·克里斯托弗、比尔·佩里和沙里卡什维利将军参加了会议，决心改变他们已形成的从波斯尼亚撤出联合国军队的想法，加强北约的责任和权力以对付塞族人。斯雷布雷尼察、泽帕的失利，加上国会解除武器禁运的动议，让我们可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会上，部长们最后接受了克里斯托弗及其工作组规划的一份建议，即围绕戈拉日德“在沙地画线”，废除联合国对北约行动拥有否决权的“双钥匙”决策机制。伦敦会议成为转折点；从那之后，北约可以更果断了。随后不久，北约部队司令乔治·朱尔万将军和我们驻北约的大使罗伯特·亨特成功地把戈拉日德规则运用于萨拉热窝安全区。
8月，形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克罗地亚人发动攻击，夺回了克拉伊纳这个当地塞族人声称是他们领土的克罗地亚土地。欧洲及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都曾表示反对这次行动，他们认为米洛舍维奇为了挽救克拉伊纳的塞族人会进行干涉，而我支持克罗地亚人的行动。赫尔穆特·科尔也表示赞同，他和我都明白，除非塞族人在地面严重受挫，否则外交手段不会成功。
我们知道波斯尼亚的生存问题正处于关键时刻，因此没有实行严格的武器禁运，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都能得到一些武器，这让他们得以生存下来。我们还授权一个私人公司使用美国退休军事人员帮助训练和改进克罗地亚军队。
最终结果是，米洛舍维奇没来救援克拉伊纳的塞族人，克罗地亚军队几乎未遇抵抗就占领了克拉伊纳。这是四年来塞族人第一次失败，它改变了地面力量的平衡，改变了所有各方的心态。用一位在克罗地亚工作的西方外交官的话来说，“这几乎就是得到华盛顿支持的信号。美国人渴望有机会打击塞族人，他们用克罗地亚人作为代理人来实现目的。”8月4日，我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资深记者萨姆·唐纳森一起访问国家卫生研究院，他在那里做了癌症手术，正在康复中。我发表讲话，承认克罗地亚的攻击证明对解决冲突有效果。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唐纳森在病榻上为我的评论写了一篇报道。
为了很好地利用这次转机，我派托尼·莱克和副国务卿彼得·塔尔诺夫前往欧洲（包括俄罗斯），向他们介绍莱克提出的一个和平框架，并让迪克·霍尔布鲁克领导一个小组怀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度开始谈判，希望结束与波斯尼亚人和米洛舍维奇的冲突。虽然米洛舍维奇声称他没有控制波斯尼亚的赛尔维亚人，但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是他的支持，塞族人不可能获胜。正好在我们发动外交攻势前，参议院在众议院之后也投票解除了武器禁运，我否决了议案，希望给我们的外交努力一个机会。莱克和塔尔诺夫立刻起程去实施我们的计划。8月14日，他们与霍尔布鲁克会见时报告说，盟国和俄罗斯都很支持，翟尔布鲁克可以马上开始他的行动。
8月15日，听完托尼·莱克对波斯尼亚情况的简要汇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前往怀俄明州的杰克逊谷地，我们接受了参议员杰伊和沙伦·洛克菲勒的邀请到他们家度假数日。我们都需要休息，我真的盼着能在大特顿山里徒步旅行和骑马；在斯内克河上撑筏；参观黄石国家公园的老实泉、水牛和驼鹿，以及我们放归大自然的狼；在高海拔地方打高尔夫球，球可以落得更远。希拉里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家庭和孩子的书，她也期待着能在洛克菲勒家那宽敞的、到处点着灯的大农场房子里写作，取得进展。这些我们都做到了，但假期里的永久记忆却是关于波斯尼亚的，那是令人心痛的记忆。
在我们一家前往怀俄明州的那天，迪克·霍尔布鲁克带着一队引人注目的人马前往波斯尼亚，他们中有的勃·弗雷热、乔·克鲁策尔、空军上校纳尔逊，德鲁，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政策室主任韦斯利·克拉克中将，他也是我的阿肯色同乡，我们第一次认识是1965年在乔治敦。
霍尔布鲁克带着他的人马在克罗地亚海边城市斯普利特降落。在那里，他们向波斯尼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萨西贝简要介绍了我们的计划。萨西贝在美国电视节目中是以一个能言善辩的波斯尼亚公众人物的形象出现的，他英俊、壮实，在美国当学生时，曾是图兰大学橄榄球队队员。长期以来，他一直希望美国能更积极地插手这个被困国家的事情，让他高兴的是，这一刻终于来临了。
斯普利特之行后，美国代表团去了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拜会了图季曼总统，然后又飞往贝尔格莱德拜会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这次会晤毫无结果，然而又非比寻常，这都是因为米洛舍维奇拒绝保证我们代表团的飞机从贝尔格莱德飞往下一个目的地萨拉热窝途中不受波斯尼亚塞族人炮火攻击。于是，他们不得不折回斯普利特，从那里乘一段直升飞机后，再驱车两小时经伊格曼山区公路前往萨拉热窝。这条公路非常狭窄，没铺柏油，在陡峭的山坡旁没有护栏，而且极有可能遭到附近塞族人机关枪的袭击，联合国车辆被袭是常事。欧盟谈判代表卡尔·比尔德几周前途经这段公路时就被打死，从斯普利特到萨拉热窝，公路旁的沟壑中有许多失事的车辆残骸，有些仅仅是因为路滑而出事。
8月19日是我49岁生日，早上一开始，我和弗农·乔丹、厄斯金·鲍尔斯及世界银行行长吉姆·沃尔芬森一起打高尔夫球。在我听说伊格曼山区公路发生的事情之前，这个早上一直都很完美。先是从新闻报道，接着又从迪克·霍尔布鲁克和韦斯·克拉克动情的电话中得知，我们代表团向萨拉热窝进发途中，霍尔布鲁克和克拉克坐在悍马车里，弗雷热、克鲁策尔和德鲁坐在后面一辆写有白色“联合国”字样的法国装甲运兵车里。一小时车程后，在一个陡坡的最高处，装甲运兵车翻着筋斗滚下了山，接着起火爆炸。除了代表团三名成员，车里另外还有两名美国人和四名法国士兵。装甲运兵车内携带的弹药爆炸，车起火了。韦斯·克拉克勇敢地试图救援，他把绳索绑在一棵树桩上，吊着绳索爬下山，想进入着火的车里营救被困人员，但车已被毁得太严重了，热气灼人。
而且一切都太迟了。鲍勃·弗雷热和纳尔逊·德鲁已在车子滚下山的时候死亡。其他人逃出来了，但乔·克鲁策尔因伤势过重死亡，还有。一名法国士兵也死了。弗雷热53岁，克鲁策尔50岁，德鲁47岁；他们都是爱国的公务员，忠于家庭的男人。他们死得太早了，他们是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试图拯救无辜百姓的生命。
接下来的一周，波斯尼亚塞族人把一颗追击炮炮弹打到萨拉热窝市中心，打死了38个人，于是北约又开始对塞族要塞持续三天实施空中打击。9月1日，霍尔布鲁克宣布所有各方将在日内瓦会晤。由于波斯尼亚塞族人不遵守北约提出的条件，北约恢复了空中打击，一直持续到14日，霍尔布鲁克在这一天成功地促使卡拉季奇和姆拉吉奇签署协议，结束了对萨拉热窝的围攻。不久，最后的和平谈判将在俄亥俄州的代顿举行。最终，他们将结束这场血腥的波斯尼亚战争。当他们实现这个目标时，他们的成功是对三位已安息的美国英雄最好的礼物，这些英雄未能活着见证他们自己的劳动果实。
8月都是关于波斯尼亚问题的新闻，我继续与共和党就预算问题进行辩论；提醒人们注意在医疗保健改革失败后已有100万美国人失去了医疗保险；我继续采取行政措施限制烟草公司针对青少年的香烟广告、促销、分发和营销活动。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刚完成一项历时14个月的研究，证实香烟易上瘾且有害，而且销售攻势主要是针对青少年，青少年的吸烟比率在上升。
青少年吸烟问题是个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烟草是美国合法的使人上瘾的毒品；它致人死亡，导致每年增加难以估算的巨大医疗费。但烟草公司在政治上很有影响力，种植烟叶的农场主在肯塔基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烟草公司努力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吸烟以增加利润，往往以农场主作为它们同情的面孔。我认为我们应该做些事情来反击他们。艾尔·戈尔也这么认为，因为他钟爱的妹妹南希就是死于肺癌。
8月8日，萨达姆·侯赛因的两个女儿和她们的丈夫逃到约旦，约旦国王侯赛因给了他们避难机会。我们在消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上取得了突破。这两位男士中的一位，侯赛因·卡迈勒·哈桑·马吉德曾领导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秘密工作，他将提供很有价值的情报，告诉我们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剩余库存，这些武器的规模和重要性与伊拉克官员告诉联合国核查人员的情况不符。面对证据，伊拉克只得承认萨达姆女婿所言为实，并把核查人员带到他指认的地点。经过六个月的流放，萨达姆的亲戚被诱惑回国。几天内，两位女婿都被杀。他们短暂的自由之旅给联合国核查人员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更多的伊拉克生化武器和实验设备都不是在海湾战争期间，而是在核查期间被销毁的。
8月，白水世界又起轩然大波。肯尼斯·斯塔尔以与白水案无关的指控起诉青姆和苏珊·麦克道戈尔夫妇和吉姆·盖伊·塔克州长，整整一个月，参议院和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举行了各种听证会。在参议院，阿尔·达马托试图证实文斯·福斯特的死并不只是因抑郁导致自杀。在委员会面前，达马托通过质问威吓或人身攻击，对希拉里的工作人员和朋友进行问讯。达马托尤其对麦琪·威廉姆斯和他的纽约老乡苏珊·托马西斯不友好。参议员劳奇·费尔克洛思更差劲，他嘲笑威廉姆斯和托马西斯居然会打那么多电话谈论文斯·福斯特，而仅仅是为了分享悲痛。这时候，我认为如果费尔克洛思真的不理解她们的情感，他自己肯定一直生活在情感的荒漠中。事实上，麦琪已两次通过测谎测试，为的是调查她在文斯死后的行动，但这一事实并没让达马托和费尔克洛思收敛对她们的非难和质问。
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吉姆·利奇主席的做法和达马托很相似。一开始，他就咆哮着把许多莫须有的指控加在我和希拉里头上，声称我们在白水事件中不是失去而是得到了很多钱，我们为个人和政治开支动用了麦迪逊储贷银行的钱，策划了中小型企业管理局的戴维·黑尔欺诈案。他不断承诺提供爆炸性的新发现，但这些新发现从未变成事实。
8月，利奇举行了一场听证会，L．琼·刘易斯成了明星。她是债务重整信托公司调查员，在19n年大选前不久的一份刑事举证书中曾提出让希拉里和我做证人。那时候，布什的司法部就刘易斯的举证书进行了调查，阿肯色州联邦检察官、共和党人查尔斯·班克斯告诉他们没有任何案件与我们有关，那不过是有人企图干扰大选，进行那样的调查会造成“不当检举”。
尽管如此，利奇把刘易斯称为“英勇的”公务员，认为她的调查在我当选后被阻挠了。听证会开始之前，公布的文件支持我们的立场，包。括班克斯写的一封倌，信中表示拒绝追查刘易斯的指控，因为缺乏证据；而且联邦调查局内部电报和司法部的评估也说，找不到指定希拉里和我作为重要证人的依据。尽管对驳斥刘易斯说法的文件几乎没什么报道，听证会还是失败了。
8月的听证会和斯塔尔的最新一轮指控，已使我应付新闻记者关于白水事件的提问成了例行公事，我尽量少发表公开评论。我已从新闻界报道军队同性恋的问题中得到启发，如果给新闻界着迷的问题提供内容丰富的答案，它一定会出现在晚间新闻里，无论那天我为公众利益做了什么，都不会得到很好的宣传，而且美国人民会认为我大部分时间花在为自己辩护上，而不是为他们工作，事实上白水事件只花了我一点点时间。在一个1-10的刻度尺上，刻度7位置上关于经济问题的回答比刻度10位置上的白水事件的回答要好得多。因此，我在幕僚们的不断提醒和帮助下，大多数时候都克制自己的言语，但这是很难做到的。我经常憎恨滥用权力，但随着错误指控满天飞，表明我们无辜的证据反而被忽略了，越来越多不应该受到指责的人受到斯塔尔的纠缠，我心绪难平。没人能够像我这样愤怒而不对自己造成伤害。我得花太多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
9月初，我去夏威夷参加了一个二战结束50周年纪念活动，随后希拉里前往北京，在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上发言。希拉里的演讲是我们这个政府八年内所发表的最重要演讲之一，她大胆地提出“妇女权利即人权”，谴责那些过于常见的违反人权的行为：把妇女卖到妓院，烧死嫁妆很少的妇女，在战争时期强奸她们，在家庭中殴打她们，对她们行割礼，强制堕胎或强制节育等。她的演讲赢得长时间的鼓掌，打动了全世界妇女的心弦，她们现在知道，毫无疑问，美国正力图帮助她们。尽管白水事件让她受了辱骂，希拉里为了她深深信奉的事业，为了我们的国家，再一次挺了过来。我以她为豪；她所经历的不公正的猛烈抨击并没让她的理想主义退色，很久以前，正是这种理想主义让我坠人情网。
到这个月中旬，迪克·霍尔布鲁克已经说服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的外交部长同意了一套基本原则，作为解决波斯尼亚冲突的框架。同时，北约的空中打击和巡航导弹攻击连续重创塞族据点，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军事成果已让塞族人控制的波斯尼亚地区从70％降到50％，这个比率接近谈判中可能提出的要求。
9月28日，外交政策的成果又给这个月增色不少。伊扎克·拉宾和亚西尔·阿拉法特来白宫签署把相当数量的土地归还给巴勒斯坦的西岸协议，和平进程又迈出了一大步。
这一最具重要意义的事件躲开了媒体的相机。签署协议的仪式计划在中午举行，但拉宾和阿拉法特已在内阁厅见面，签署了协议附件，三份附件包括26幅不同的地图，每幅地图完全反映了各方达成的关于公路、交叉路口、定居点和宗教遗址的成千上万个协定。作为正式见证人，我也应邀在各页上签字。进行到一半时，我走到一边接电话，拉宾也出来了，他说：“我们有个问题。”在一幅地图上，阿拉法特指着一条以色列控制下的公路，说他确信所有各方都已同意把这条公路归还巴勒斯坦人。拉宾和阿拉法特想让我解决争议。我把他们带到我的私人餐厅，然后他们开始讨论。拉宾说他想成为好邻居，阿拉法特回答说，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更应该像堂兄弟一样。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让人着迷。我什么也没说，转身走出了餐厅，第一次让他们俩单独在一起。他们迟早要建立一种直接的关系，看起来今天是开始这种关系最恰当的时机。
他们在20分钟内达成了协议，把这个有争议的交叉路口归还巴勒斯坦人。全世界都在等待这个我们已推迟举行的仪式，没时间去修改地图了。拉宾和阿拉法特通过握手表示同意修改地图，然后在面前的地图上签了字，从法律上把他们和这条有争议公路的错误标识联系在了一起。
此前，这种个人信任行为简直难以想像。对拉宾来说也有风险。几天后，由于以色列人在这个西岸协议上分裂为力量均等的两大派，拉宾仅以一票差距幸运逃过了以色列议会对他的不信任投票。我们还处在困境中，不过我很乐观。我知道那一次握手将会让移交工作进行下去，果真如此。这次握手甚至比官方协议还要让我相信拉宾和阿拉法特最终会找到完成缔造和平工作的途径。
财政年度在9月30日结束了，可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预算。当我不在处理波斯尼亚和中东问题时，我把整个月的时间用于巡回演讲，反对共和党对保健医疗、医疗补助、食品券、学生直接贷款、美国服务队、环境执法以及在大街上新增10万名警察的倡议进行裁减的提议。共和党人甚至提议削减劳务所得扣抵，从而增加低收人工作家庭的纳税，同时他们试图给最富裕的美国人减税。在巡回演讲的每一站，我都指出，我们的斗争不是关于是否要平衡预算、减少政府不必要开支的重负，而是关于如何具体去做。最大的争议是，联邦政府到底应该为人民的共同利益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作为对我的抨击的回答，纽特·金里奇威胁说，如果我否决他们的预算提案，他会拒绝提高债务限额，这么做会让美国无法履行职责。提高债务限额只是一种技术行为，它承认了这么一种难以避免的情况：只要美国继续推行赤字财政，每年的债务必定会增加，政府就不得不出售更多的债券以获得资金。提高债务限额不过是授权财政部这么做。只要民主党占多数，共和党就会象征性地投票反对提高债务限额，让人看起来似乎他们不支持政府这么做。许多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从来也没有投票赞成提高债务限额，现在也不会喜欢这么做，因而我必须认真对待金里奇的威胁。
如果美国不履行自己的债务责任，后果是严重的。在过去2凹多年，美国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不支付债务的情况。逃避责任会动摇投资者对我们可靠性的信心。我们要进人最后的摊牌子，我无法否认纽特有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我决定不受讹诈。如果他继续威胁，他也会受损失。不履行责任会引发高利率的风险，很小的一点增长也会导致抵押贷款支付额增加几千亿美元。有1咖万美国人的抵押贷款利率是随联邦利率变动的。如果国会不提高债务限额，每个月人们在抵押贷款上就还得支付艾尔·戈尔所说的“金里奇附加费”。共和党人如果要让美国无法履行债务责任，需三思而行。
10月的第一周，教皇再次来美访问，希拉里和我在纽瓦克气势辉煌的哥特式教堂会见了他。正如在丹佛和梵蒂冈，教皇和我进行了单独会谈，大多是关于波斯尼亚。对我们的和平努力，教皇给予了鼓励，他的看法打动了我：他说，20世纪开始于萨拉热窝的一场战争，我不能以萨拉热窝的一场战争来结束这个世纪。
会晤结束了，教皇在政治上给我上了一课。首先，他离开教堂去几英里之外的一个地方，这样他就可以坐着他的“教皇汽车”返回，车顶是用透明的防弹玻璃做成的，沿途他向那些聚集在街道上的人们挥手致意。当他抵达教堂时，教徒们已经入座。希拉里和我坐在前排的靠背长凳上，旁边是地方和州的官员以及新泽西州著名的天主教徒。巨大的橡木大门敞开了，穿着华丽白色法衣和披肩的教皇步人教堂，人们站起来，开始鼓掌。教皇走过走廊，伸出手和两边的人握手，掌声变成了欢呼声。我注意到一群修女站在座位上，像那些摇滚音乐会上的青少年一样发出尖叫。我问旁边的人其中的原因，他告诉我她们是加尔默罗会修女，这个组织的人生活在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修道院里。教皇给了她们来这个教堂的机会。教皇的确知道如何让人们走到一起。我点子点头说：“我可不愿和这个人竞选。”
会晤教皇后的那天，我们在波斯尼亚取得了进展，我宣布所有各方都同意停火。一周后，比尔·佩里说，和平协议将要求北约派部队到波斯尼亚执行任务。由于我们参加北约行动的职责已很明确，他认为我们不必事先得到国会批准。我认为不就波斯尼亚行动进行投票也会让多尔和金里奇松口气；他们都是国际主义者，知道我们必须做什么，但两院中有许多共和党人强烈反对这么做。
10月15日，我和我的朋友参议员克里斯·多德前往康涅狄格大学参加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研究中心落成仪式。此时，我已下决心结束波斯尼亚战争，让那些犯有战争罪的人伏法。进人参议院前，汤姆·多德曾是卢森堡战犯法庭的执行审判辩护律师。在我的讲话中，我强烈赞成了现今的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战犯法庭，我们一直为它们贡献经费和人员，支持建立一个永久性法庭，处理战争犯罪和其他违反人权的暴行。最终，这个想法将体现在国际犯罪法庭上。
当我在国内处理波斯尼亚问题时，希拉里正在进行另一次出访，这次是到拉美国家。在冷战后的世界，美国成为世界惟一的军事、经济和政治超级大国，每个国家都希望得到我们的关注，通常这对我们也有利。但我无法前往所有地方，尤其是在与国会进行预算战的时候。结果，艾尔·戈尔和希拉里就做了相当多重要的国事访问。无论他们去哪里，人们知道他们代表美国、代表我在说话；每次访问，他们都不辱使命，他们加强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10月22日，我飞到纽约，庆祝联合国成立50周年，我利用这个机会呼吁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击有组织的犯罪和毒品走私等领域进行更大的国际合作。这个月早些时候，奥马尔·阿布代尔·拉赫曼和其他九人在第一次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中被判有罪。前不久，哥伦比亚逮捕了几名臭名昭著的卡利毒品卡特尔的头目。在讲话中，我在那些胜利成果的基础上列出了一个待办事项表，包括坚持全球性反洗黑钱；冻结恐怖分子和毒品走私犯的财产，就像对哥伦比亚卡特尔所做的那梓，承诺不给恐怖分子和走私犯提供避难所；加强摧毁毒品作物和减少对麻醉药品需求的力度；建立国际网络培训警察，给他们提供最新技术；批准《化学武器公约》；加强《生物武器公约》。
第二天，我前往海德公园，与鲍里斯·叶利钦第九次会晤。叶利钦曾生了场病，他在北约扩张问题和美国在波斯尼亚牺牲波斯尼亚塞族人的利益等问题上受到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许多压力。前天，他在联合国发表了一次强硬的演讲，主要是为了应付国内压力，看得出来他是被迫这么做的。
为了让他感觉轻松些，我用我的直升飞机把他请到海德公园，在那样一个本不该那么温暖的秋季，让他看看哈得孙河两岸的漂亮植物。我们到达后，我把他请到一座老房子前面的庭院里，从那儿可以看到宽阔的哈得孙河景色，我们谈了一会话，坐在二战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坐过的椅子上。然后我把他请到屋里，给他看了罗斯福的半身像，那是由一位俄国艺术家雕刻的，也看了这位雕刻家的兄弟创作的罗斯福总统那不屈不挠的母亲的一幅画像，以及罗斯福给斯大林的一个手写条子，内容是告诉斯大林盟国在欧洲的登陆日已经确定。
鲍里斯和我用整个上午讨论了他不稳定的政治处境。我提醒他，我已竭尽全力帮助他，虽然我们在北约扩张问题上意见不一，但我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午饭后，我们回屋继续讨论波斯尼亚问题。各方正要来美国就我们所希望的最后协议进行谈判，成功与否取决于北约领导的多国部队和俄罗斯军队的参与，让波斯尼亚塞族人相信他们会受到公正的对待。最后，鲍里斯同意派遣军队，但他的军队不归北约指挥，不过他很高兴让他们在“一位美国将军的手下”服务。我同意了，只是要他明白他的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干涉北约的指挥和管辖。
对于叶利钦在国内遇到那么大的麻烦，我觉得很抱歉。是的，他犯过一些错误，但顶着失败的巨大可能，他还是让俄罗斯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我认为他仍能在选举中胜出。
．在会晤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我说我们已在波斯尼亚问题上取得进展，我们都会推动《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一起合作，在1996年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是一个很好的声明，但叶利钦抢了镜头。他告诉媒体，这次会谈结果让他比来的时候更乐观，因为所有新闻报道都说我们的最高级会晤“将会是一场灾难。好了，现在，第一次，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才是一个灾难”。我笑得几乎跌倒，新闻记者们也大笑。作为回应，我对记者们说：“要保证你们在那里也有份。”叶利钦什么都说得出来。真不知道他会如何回答关于白水事件的所有提问。
10月的国内战线相对比较平静，预算这壶水正慢慢煮沸。月初，纽特·金里奇决定不再把关于游说改革的立法付诸投票，我否决了立法拨款法案。关于游说的立法要求游说者说明他们的活动，并禁止他们在适度范围之外向议员送礼、请他们旅游或吃饭。共和党人从说客那里募集了许多资金，他们起草立法，旨在减税、提供补贴或让许多利益集团免受环保规定制约。金里奇看不到中断这种有利处境的理由。我否决了立法拨款法案，因为除了军事建筑拨款法案，它是新的财政年度开始后国会惟一通过的预算法案，我认为国会不应该首先考虑它自己。我不想否决这项议案，恳请国会领导人先搁一搁，直到我们完成其他新的预算法案为止，他们却把它交给了我。
预算战还在进行，我和能源部长黑兹尔，奥利里从我的人类辐射实验顾问委员会接到一份报告，报告详述了冷战期间在大学、医院和军事基地做过的成千上万次人体试验。这些实验大多是人道的，也有一些不人道：在一个实验中，科学家在病人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把钚注入18个病人体内；另一个实验中，医生明知没有好处，还是让穷困的癌症患者过多暴露在辐射之中。我要求审查目前所有的实验程序，发誓为所有适当的案例寻求补偿。公布这份先前被归为秘密的报告是我任内采取更公开政策的一部分内容。我们已经把二战、冷战和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成千上万份文件解密。
10月第一周的最后一天，希拉里和我飞到玛莎葡萄园参加我们的好朋友玛丽·斯滕博根和特德·丹森的婚礼。1980年开始我们就是朋友；我们的孩子小时候就在一起玩，1992年大选时，玛丽尽心尽力在全国为我奔走。她和特德见面后，坠人情网，我感到非常兴奋，婚礼让我们的心情从波斯尼亚、白水事件和预算战中得到解脱。
月底，希拉里和我庆祝我们结婚20周年。我送给她一个非常漂亮的钻石戒指，标志着我们生活的一个里程碑，这也是对她同意和我结婚的一种补偿，当时我没有很多钱来买订婚戒指。希拉里喜欢戒指细细的箍上镶着一粒粒很小的钻石，戴上它也是一种提示：经历了生活的起起落落，我们仍然互相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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