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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前一周，我又抓紧工作了，共和党也是如此。11月10日，我任命帕齐·弗莱明为全国艾滋病政策办公室主任，这是对她在制定艾滋病政策方面所作贡献的承认，政策包括把整个艾滋病经费增加30％，我也概述了与艾滋病斗争的一系列新计划。我的这项任命是献给伊丽莎白·格拉泽的，她是与艾滋病搏斗的指路明灯，这位艾滋病重症患者三个星期后就将去世。
同一天，我宜布美国不再对波斯尼亚实行武器禁运。塞尔维亚人又发动了侵略，对比哈奇镇发动攻击，因而这项政策很有必要，得到了很多国会议员的支持；11月底，北约将轰炸塞尔维亚在这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场。12日，我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亚太18国正致力于到2020年建立一个亚洲自由市场，富裕一些的国家到2010年就会这么做。在国内政坛，纽特·金里奇正享受着巨大胜利带给他的喜悦，他不断发起毁灭性的个人攻击，这种方式在大选中已被证实是那么有效。大选前，金里奇从他的诽谤词汇手册中拿出整整一页，把我称做“正常美国人的敌人”。大选结束后那天，他又把希拉里和我称为“反文化的麦戈文之流”，这是对我们的最终指责。
金里奇这么咒骂我们在某些方面是对的。我们曾支持过麦戈文，我们也不属于金里奇希望能主宰美国的那种文化：南方白人保守主义的黑暗面，自以为是、总是指责、主张绝对真理。我是南方浸礼会教徒，我以此为豪，并对自己的信仰行过坚信礼。对于这种黑暗面，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当我还是孩子时，已看到人们那么强调宗教的虔诚和道德的高人一等，并以此作为要求得到政治权力的理由，作为丑化那些意见相异者的理由——通常是在民权领域。那时候我认为，美国正在准备建设一个更完美的国家，扩大自由和机会的范围，跨越我们之间的分隔线，加强社区凝聚力。
虽然金里奇引起了我的兴趣，特别是他的政治手腕给我印象深刻，但我并不认为他的大部分政治主张代表了美国最好的价值观。我的成长经历让我不要瞧不起任何人，不要因自己的问题或缺点去责备他人，正和“新右翼”的做法相反。而“新右翼”的做法有很大的政治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确定性，逃脱了责任：“他们”总是正确的，“我们”总是错误的；即便过去26年中有20年是“他们”在控制总统职位，“我们”也必须对所有问题负责。而支持我们摆脱困境的观点却很容易受到谴责，在1994年选举中，虽然勤奋工作的中产阶级家庭对经济焦虑不安，对犯罪、吸毒和家庭丧失功能等问题的盛行感到沮丧，但对金里奇的主张饶有兴趣的人很多，特别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提出一个与之竞争的口号。
金里奇和共和党右翼把我们又带回了20世纪60年代；纽特说，直到60年代民主党上台之前，美国一直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民主党上台后用更相对主义的价值观代替了是与非的绝对观念。他发誓，为了“复兴美国文明”，要把我们带回50年代的道德。
当然，60年代在政治与个人问题上出现过过分行为，但这个时代和它催生的许多社会运动一起推动了民权、妇女权利、干净的环境、工作场所的安全以及穷人的机会。民主党信奉并致力于这些工作。许多传统的共和党人也是如此，他们中包括70年代末和80年代许多与我共过事的州长。新右翼把注意力集中在60年代的过分行为，让我想起内战后南方白人为反对重建而到处吹毛求疵。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在南方重建中，北方人是如何卑劣，而南方则虽败犹荣。这有点道理，但最响亮的抱怨声总是忽略了林肯和共和党为废除奴隶制、保全联邦政府所做的贡献。在奴隶制和联邦政府这样的大问题上，南方错了。
现在，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右翼势力用60年代的过分行为来淡化我们在民权和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这种不加区别的谴责让我想起参议员戴维·普赖尔，他曾谈到一位85岁的老人告诉他，说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越战、民权运动以及其他所有20世纪的大动荡。普赖尔说：“你肯定目睹过许多变化。”“是的，”老人回答道，“但我反对所有这一切！”
但我仍不想像金里奇和他的同伙丑化我们那样来丑化他们。他的一些想法很有趣，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和企业方面；在外交政策上，他是一位坚定的国际主义者。我已思考多年，民主党需要让自己的做法现代化，需要少关心保留民主党那些工业时代的成就，多关心信息时代的挑战，需要清楚地阐明我们对中产阶级价值观和所关心事情的责任。我欢迎把我们新民主党人关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观念与那些包含在“与美国签约”中的观念进行比较的机会。最佳状态的政治往往是观念和政策的竞争。
但金里奇并未因此罢手。他观点核心并不仅仅是他认为他的观念比我们的好；他说他的价值观比我们的好，因为民主党人在家庭、工作、福利、犯罪和国防方面的态度不强硬，60年代的放纵让我们废了，无法划清正确和错误的界限。
他的理论的政治力量在于清晰有力地证实了民主党的负面形象，而共和党自1968年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把这种负面形象根植于国家意识中。尼克松曾这么做；里根曾这么做；当乔治·布什把1988年大选变成一场对威利·霍顿和对美国效忠宣誓的全民公决时，他也一样这么做了。现在纽特已把这种“反向整形手术”的政治技巧整个提高到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新水准。他的理论问题在于，它不符合事实。大多数民主党人对于犯罪问题态度强硬，支持福利改革和建立强有力的国防，在财政上比共和党右翼更负责任。大多数民主党人是努力工作、遵守法纪的美国人，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为社区工作，努力培育孩子。金里奇不尊重事实；对不符合事实的情节准备得很完美，并把它运用于每个机会。
不久，他就会在没有一丝证据的情况下指控我的白宫助手中有25％的人最近在吸毒。然后他会说民主党的价值观对于大量少年母亲的非婚生孩子要负责，应该从她们手中抱走这些婴儿，送到孤儿院。当希拉里质问他，让这些婴儿离开母亲结果是否就真的会好些时，他说她应该看看1938年的电影《男孩镇》，在这部影片里，贫穷的男孩们在一个天主教的孤儿院长大，那正是在可怕的60年代把我们都毁灭掉之前。
金里奇甚至责备民主党人和他们“宽容”的价值观导致这么一种道德气候的产生，它鼓励一位有问题的南卡罗来纳州妇女苏珊·史密斯在1994年10月溺死了她的两个小儿子。史密斯可能曾精神失常，因为她在孩提时代曾遭到极端保守的继父的性虐待，她的继父是基督教联盟地方分会的委员会成员。事实被揭露后，金里奇一点不狼狈。所有的罪恶，即便是那些由保守分子犯下的，也都是因民主党自1960年以来在美国推行道德相对主义引起的。
我等着金里奇来解释，民主党的道德沦丧是如何让尼克松和里根政府那么腐败，犯下了水门和伊朗门的罪行。我肯定他能找到办法。纽特正处于上升势头，要让他不这么做很难。
进入12月，参众两院以两党多数的优势通过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政治生活恢复了一点健康。这项协定在全球范围减少了7400亿美元的巨额关税，打开了以前对美国产品和服务封闭的市场，给贫穷国家一个向国界以外的消费者出售商品的机会，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奠定了统一的贸易和争议仲裁规则；拉尔夫·纳德和罗斯·佩罗到处活动，反对这项协定，声称这么做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从美国失去主权到滥用童工现象的增多等等。他们的反对效果甚微；劳工运动也不像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样反对关贸总协定，米基·坎特在让关贸总协定得到国会支持的问题上做得很出色。
几乎没有注意到的是，关贸总协定包含的全面立法中有一项是1994年的《退休保护法》。在大选中的里士满大辩论中，一位选民让我第一次注意到退休金资金不足的问题。这项法令要求那些没有提供充分资金的公司增加资金的投入，它还把全国性的退休金保险制度固定下来，更妥善地保护了4000万美国人。《退休保护法》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是我任期前两年主要立法成就中的最后两项，再想想选举结果，真是苦乐参半。
12月上旬，财政部长劳埃德·本特森辞职，我任命鲍勃·鲁宾接替他。本特森表现出色，我并不想让他离职，但他和他的妻子B．A．想回去过普通人的生活。选择继任者很容易：鲍勃·鲁宾的改革已让全国经济委员会成为白宫决策中最重要的一环，他在华尔街受到尊重，他希望美国经济为所有美国人服务。不久，我任命劳拉·泰森接替鲍勃在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职位。
我设宴招待过乌克兰新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后，飞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参加一个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的会议，我将与叶利钦总统、梅杰首相以及乌克兰总统、哈萨克斯坦总统和白俄罗斯总统签署一系列非核化协议。本来媒体应该很好地报道我们将把核武器库减少几千个弹头并防止核武器流失到其他国家的共同决心。然而，布达佩斯的情况并非如此。叶利钦在演讲中批评我的政策，说我通过让中欧国家加入，扩大了北约，从而让冷战变成了“冷和平”。事实上，我的做法正好相反。我想以建立和平伙伴关系为过渡，以此吸纳更多的国家；建立一个增加北约新成员国的周密程序；通过努力，建立北约一俄罗斯伙伴关系。
因为事先对叶利钦的演讲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而且他是在我之后做演讲，我感到震惊和愤怒，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与我们背道而驰，而且我也没有机会做出任何反应。显然，叶利钦的顾问已让他相信，北约会在1996年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而届时他将第二次参与总统大选，与极端民族主义者对抗，这些人憎恨扩大北约；而我也将与共和党对抗，他们是支持该项政策的。
布达佩斯感到很尴尬，双方把球都扔了下来，这是一个极少出现的时刻，但我知道事情总会过去。几天后，艾尔·戈尔去看望叶利钦，他正在莫斯科参加戈尔一切尔诺梅尔金经济科技合作委员会的第四轮会谈。鲍里斯告诉他，我和他仍是伙伴；艾尔也让叶利钦放心，我们的北约政策没变。我不会让他把北约的大门无限期地关闭，但更不会因为国内政治的原因而为难他。
12月9日，我在迈阿密召开美洲国家首脑会议，这是1967年以来这个半球首脑的第一次会议。33个民主选举产生的首脑，包括加拿大、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的领导人都来了，其中有41岁的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和他88岁高龄的邻居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华金·巴拉格尔，后者虽然双目失明、年老体衰，但依然思维敏锐。
我发起这次峰会是为了在所有美洲国家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从北极圈到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岛；加强这个地区的民主和政府的有效管理；表明美国成为一个好邻国的决心。峰会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承诺到2005年建立美洲国家自由贸易区，让人们感到我们正准备携手走向未来，这个未来，用伟大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话说：“世上既没有孤立的斗争，也没有孤立的希望。”
12月15日，我在电视讲话中提出在新预算中为中产阶级减税。政府中一些人反对这项计划，也有人在媒体上批评我们是照搬共和党的做法，说它不过是一个迟到的企图，想回到1993年的选举承诺，我因没有信守诺言，已遭选民惩罚。出于政策和政治考虑，在新一届国会开会之前，我又回头和共和党就减税问题进行较量。老大党的契约包括税收议案，我认为我们支付不起，而且它们过于向高收入的美国人倾斜。另一方面，美国中产阶级已持续20年忍受着经济停滞带来的痛苦，这是人们没有感觉到经济改善的主要原因。我们已通过实行双倍劳务所得扣抵来初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正确的减税可以在增加中产阶级收入的同时又不导致减少赤字的工作出问题，或削弱我们对未来的投资能力，还会让我实现1992年大选中的承诺。
在演讲中，我提出了一个中产阶级权利法案，包括对收入在7．5万美元或少于这个数目的家庭提供500美元的儿童退税额；对大学学费课税减免；扩大个人退休金账户；把政府投入到许多就业培训项目上的资金转为现金优惠券，直接交到工人手中，让他们可以自己选择培训项目。我告诉美国人民，我们将从艾尔·戈尔的“政府再造”倡议中节省出费用来，给税收方面的一整套措施提供资金，同时仍能继续减少财政赤字。
圣诞节前夕，艾尔·戈尔和我宣布第一批城市和乡村社区为“授权区”，让它们依据1993年的经济计划，合法得到税收奖励，接受联邦资金，刺激那些以前在经济复苏时落伍的地区的就业机会发展。
12月22日是迪·迪·迈尔斯担任白宫新闻秘书的最后一天。她在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色。她曾与我一起经历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大雪。从那之后，我们一起经受住了许多暴风雨，一起经历了很多让我们感到心跳的政治游戏。我知道她离开后会很好，她的确做到了。
结束了每年新年的“复兴周末”之行，希拉里和我又额外回了家乡几天，在那里我们可以探望她的母亲和迪克·凯利，而我也可以和东阿肯色州的朋友去猎野鸭。每年，当它们从加拿大飞到南方来过冬时，两条主要迁徙路线中的一条就是沿密西西比河而下。许多鸭子在水田和阿肯色三角州的池塘驻留，过去几年，一些农场主在自己的农场建起捕猎鸭子的营地，既是为了玩乐，也是为了增加收入。
在晨曦中观看鸭子飞翔是件有趣的事。我们也看到大雁在我们头顶以完美的V字形高高飞翔。在那个雾蒙蒙的清晨，只有两只鸭子在我们的有效射程内，和我在一起的人让我向它们开枪。他们捕猎的日子比我多多了。我告诉和我们同行的记者，我们用的所有枪支都在犯罪法案允许的范围内，我们不需要进攻性武器来猎野鸭，这些被猎获的鸭子中包括我从约70码的地方开枪幸运射中的那只。
第二天，希拉里和我参加了位于小石城北郊舍伍德的威廉·杰斐逊·克林顿重点小学的落成典礼。学校设施很漂亮，一个多功能教室以我母亲的名字命名，图书馆以希拉里的名字命名。我承认，我喜欢我的名字出现在一个新的学校中；没有任何人像我一样感激我的老师们。
我太需要那次回家子。我已像狗一样工作了两年。做了那么多，我总是“见树不见林”。即将到来的一年将给我带来新的挑战。为迎接这些挑战，我需要更多机会给自己充电，浇灌我的根基。
我返回了华盛顿，期待着看到共和党人能信守大选中的诺言，期待着旨在保全并完全实施过去两年内通过的立法的战斗。当国会通过一项新立法，行政部门的工作才刚开始。比如，犯罪法案给我们提供资金，以便增加10万名社区警察。我们必须在司法部建立一个办公室分配这些经费，制定使用这些经费的准则，建立并管理申请程序，监督经费的使用，这样我们才能把进展情况通报给国会和美国人民。
1月5日，我和新一届国会领导人第一次会晤。除了鲍勃·多尔和纽特，金里奇，共和党的队伍中还包括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特伦特·洛特，以及两位得克萨斯人，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迪克·阿梅和众议院多数党督导员汤姆·迪莱。新的民主党领袖包括南达科他州参议员汤姆·达施勒和众议员迪克·格普哈特，以及参议院民主党督导员、肯塔基州的温德尔·福特，以及他在众议院的搭档、密歇根州的戴维·博尼欧。
与国会领导人的会晤很亲切，老大党的契约中也有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但我知道我们无法避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争执，我们都坦率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显然，我和我的人在行动和交际策略上都必须集中精力、有条不紊。当一名记者问我是否可以给我们的关系打上“妥协或战斗”的标记时，我回答道：“我的答案是，金里奇先生将会在你的右耳边窃窃私语，而我将在你的左耳边窃窃私语。”
议员们告辞后，我进了新闻室，宣布迈克·麦科里为我们的新任新闻秘书。那之前，迈克一直都是沃伦·克里斯托弗的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在总统大选中，作为参议员鲍勃·克里的新闻秘书，他曾几次向我发难。但我不在乎；在初选中，他理应反对我，而他在国务院表现出色，很好地阐明并捍卫了我们的外交政策。
我们的队伍中补充了新鲜血液。厄斯金·鲍尔斯与菲尔，拉德交换了工作，从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加入到白宫，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厄斯金尤其适合那些必须谨慎处理并要妥协的事情和游击战，这将是我们与新一届国会关系的特点，厄斯金是一位天才企业家，是世界级的交易家，深知进退的时机。他将很好地支持帕内塔的工作，贡献其才干，补充列昂另一位副手哈罗德·伊克斯的不足。
和过去许多个月一样，1月充满了好消息和坏消息：失业率降到5．4％，新增了560万个就业机会；当肯尼斯·斯塔尔令人难以置信地说他将重新调查文斯·福斯特的死因时，他显示了其“独立性”；19名以色列人被两枚恐怖分子的炸弹炸死，伊扎克·拉宾政府受到威胁，这一行径削弱了对和平工作的支持；我签署了新一届国会通过的第一份法案，这份法案得到我的大力支持，它要求全国的立法者同样遵守他们加在其他顾主头上的要求。
1月24日，我向共和党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这是40年来第一次。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我必须表现得善于调停而不软弱，强硬而没有敌意。我一开始就恳请国会把“党派、小气量和骄傲”搁在一边，建议我们在福利改革问题上携手合作，不要惩罚穷人，而要给他们力量。然后我介绍了林·伍尔西，她或许是美国福利接受者潜力最好的例证。她从摆脱福利开始，努力工作，最后成为代表加州的一名众议员。
然后我在几条战线上挑战了共和党人。如果他们将投票支持平衡预算修正案，他们必须说明如何平衡预算，是否会减少社会保障。我告诉他们不要取消美国服务队，而他们威胁要这么做。如果他们想加强犯罪法案，我将与他们合作，但我反对废除已经证实有效的预防犯罪计划，这项计划将在大街上新增10万名警察，也反对废除进攻性武器禁令。我说，我从不会做任何事情去侵害合法拥有和使用武器的权利，“只要许多人放弃他们在国会的立场，那么警官和孩子们就不会在进攻性武器的弹雨中丢掉生命，我不会让它被废除”。
结束演讲的时候，我向共和党人伸出手去，推动我的中产阶级减税计划，但表示会与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合作，并承认在医疗保健问题上，“我们吞下的东西比我们能咀嚼的要多”，但我呼吁他们与我一步步合作，就从这一步开始，；让人们确信更换工作或家庭成员生病时不会失去医疗保险；我还寻求他们又持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日程。
每年的国情咨文不仅给了总统一个机会，可以不经过滤地向美国人民说话一个小时，它也是美国政治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总统的讲话多少次被掌声打断，特别是长时间的起立鼓掌；是什么使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鼓掌，什么事让他们看法一致；重要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反应；以及邀请谁和第一夫人坐在问一个包厢等事情的象征意义受到媒体的关注，美国人通过电视注视着这一切。对这次国情咨文，我准备了一个50分钟的演讲，其中有10分钟可以接受鼓掌。因为其中有很多和解表示，也有一些重要的对峙，演讲被掌声打断有90多次，最后演讲持续了81分钟。
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已进入我第一个任期内一次重大危机两周了。1月10日晚，当鲍勃·鲁宾在椭圆形办公室宣誓就任财政部长后，他和拉里·萨默斯留下来与我和我的几个顾问见面，一起商讨墨西哥金融危机。比索急剧贬值，损害了墨西哥的借贷或偿还现有债务的能力。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随着墨西哥形势的恶化，为了让货币增值，墨西哥发行了一种称为“特索博诺斯”的短期债券，这种债券必须用美元偿还。由于比索持续贬值，必须有更多的比索来支撑墨西哥短期债务的美元价值。现在，墨西哥仅有60亿美元储备，到1995年，将有300亿美元应付款，那一年的头三个月将需要支付100亿美元。
如果墨西哥不履行职责，经济的“彻底垮台”——鲍勃·鲁宾避免这么形容它——将会加剧，大量失业，通货膨胀，经济不景气很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国际金融机构、他国政府和私人投资者都不会愿意把钱放在那里冒险。
鲁宾和萨默斯解释说，墨西哥的经济崩溃会对美国产生严重的后果。首先，墨西哥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如果它无法购买我们的商品，美国公司和雇员将受到损害。第二，墨西哥经济的混乱将导致非法移民增加30％，或者说每年增加50多万。第三，贫穷的墨西哥在非法毒品卡特尔的猖獗活动面前几乎肯定会变得非常脆弱，这些毒品卡特尔已越过边境向美国走私了大量麻醉剂。最后，如果墨西哥不履行职责，必将对其他国家产生不良影响，动摇投资者在拉美、中欧、俄罗斯、南非以及其他我们正在帮助它们实现现代化和繁荣的国家的市场上的投资信心。由于约40％的美国商品是出口到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经济将会严重受损。
鲁宾和萨默斯建议，恳请国会批准250亿美元贷款，帮助墨西哥偿还已在支付日程上的债务，保住债权人和投资者的信心，作为回报，为防止类似事情再发生，要求墨西哥信守金融改革承诺，更及时地通报金融状况。但他们警告，风险是与这项建议同在的。墨西哥可能会失败，而我们也将损失掉我们提供的任何数额的资金。而如果成功，它将产生一种经济学家称为“道德风险”的问题。墨西哥处于崩溃边缘，不仅因为政府政策有缺陷，机构软弱无能，而且因为投资者一直在为其运作提供资金，完全忘记了谨慎。向墨西哥提供资金以偿还做出不明智决策的富裕投资者，我们可能会造成一种预期，即这样的不明智决策是没有风险的。
风险中夹杂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美国人不明白墨西哥经济的崩溃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大多数国会民主党人会认为这样的金融援助证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一开始就听取了糟糕的建议。大多数新当选的共和党人，尤其是在众议院，并没有议长那种对国际事务的热情。居然有相当多的，人甚至没有护照。他们想限制墨西哥移民，而不是把成千上万的美元投到那里。
听完陈述，我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说我们必须把贷款付诸行动。我认为这项决定已一目了然，但不是我的所有顾问都同意这么做。那些在中期选举失败后想加快恢复我的政治影响力的人认为我疯了，或者正如我们阿肯色州人说的那样，“三块砖无法撑起整个重负”。当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听到财政部250亿美元的贷款数额时，认为鲁宾和萨默斯的本意应该是2500万美元；他认为我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帕门塔赞同贷款，但他警告说如果墨西哥不还钱给我们，代价是我将失去1996年大选。
风险显而易见，但我对墨西哥新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很有信心，他是一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博士，在他们党的原总统候选人路易斯·科洛西欧被刺杀后充当了临时代理人。如果有人能让墨西哥复苏，塞迪略一定可以。
另外，我们无法站在一边，不提供任何帮助，听任墨西哥破产。除了这将引起我们和墨西哥人的经济问题外，我们会给整个拉美传递一种自私和目光短浅的可怕信号。拉美人憎恨美国的历史很长，认为美国傲慢，对他们的利益和问题无动于衷。每当美国伸出真诚友谊之手的时候——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睦邻友好政策，约翰·肯尼迪的美洲争取进步同盟，卡特总统归还巴拿马运河——我们做得都更好。冷战时期，我们支持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支持独裁者，容忍他们践踏人权，我们得到了应得的反对。
我把国会领导人请到白宫，向他们解释形势，呼吁得到支持。所有人都做出了承诺，包括鲍勃·多尔和纽特·金里奇，他们把墨西哥问题恰如其分地描绘成“21世纪的第一场危机”。鲁宾和萨默斯在国会一个接一个地传递信息，与此同时我们获得了马里兰州参议员保罗·萨班斯、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鲍勃·贝内特等人的支持。鲍勃·贝内特是一位非常聪明、守旧的保守派，他很快理解到不行动将造成的后果，表示将在整个危机中与我们站在一起。几位州长也表明了支持态度，包括对墨西哥饶有兴趣的马萨诸塞州州长比尔·韦尔德，以及得克萨斯州州长乔治·布什，他的州与加州一样，如果墨西哥经济崩溃，将首当其冲。
尽管这件事有很多好处，而且得到艾伦·格林斯潘的支持，但显然，到了月底，我们在国会的工作仍然成效不大。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民主党人认为关于援助的一揽子计划走得太远，而新共和党成员则公开反对。
月底，鲁宾和萨默斯已在考虑采取单边行动了，动用外汇稳定基金向墨西哥提供贷款。这个基金创立于1934年，当美国取消金本位时，它曾被用来减少货币的波动；基金约有350亿美元，征得总统同意后就可由财政部长使用。28日，墨西哥财政部长打电话给鲁宾，告诉他随着价值10亿美元的“特索博诺斯”债券下周即将到期，墨西哥经济崩溃已经临近，要求美国采取行动越发显得急迫了。
1月30日，周一晚上，这场危机已到了紧急关头。墨西哥的金融储备已降至20亿美元，比索的价值一天之内又降了10％。那天晚上，鲁宾和萨默斯来到白宫会见列昂·帕内塔和桑迪·伯杰，伯杰是在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处理这件事。
鲁宾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墨西哥大概还能支撑48小时。”金里奇打来电话，说即便能通过一揽子援助计划，两周内也无法实现。多尔早就这么表态了。他们已尽力了，正像汤姆·达施勒、迪克·格普哈特已经那样做的，但反对派太强大了。
晚上约11点，我从一场募捐会返回白宫，去了列昂的办公室，听了这个不愉快的消息。鲁宾和萨默斯简单地再次陈述了墨西哥经济崩溃的后果，然后说我们“只是”需要200亿美元的贷款保证，不是250亿美元，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米克尔·坎姆德赛斯已筹措了180亿美元的援助，如果美国采取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提供这笔援助；加上其他国家和世界银行数额稍小些的援助，给墨西哥的总援助将达近400亿美元。
虽然赞同行动，桑迪·伯杰和鲍勃·鲁宾还是再次指出了风险。《洛杉矶时报》上新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79％的美国人反对帮助墨西哥，支持的人只有18％。我的回答是：“因此，从现在起一年内，我们又会有100万非法移民，那时候我们这里将到处充斥着墨西哥的毒品，格兰德河两岸会有许多人失业。当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不采取一些行动？’我能说什么？难道我的借口就是有个民意调查说80％的美国人反对这么做？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会议持续了约10分钟。
第二天，1月31日，我们宣布了一揽子援助计划，这笔钱来自外汇稳定基金。贷款协议是几周后在财政部大楼签署的，此时，国会一片强烈抗议声，我们的七大工业盟国也满腹牢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给墨西哥180亿美元援助感到不高兴，对我们则是因为事先没有征得它们同意。最早一笔钱是在3月发放的，在那之后，我们定期支付，虽然墨西哥的形势持续几个月没有好转。但到这年年底，投资者又开始进入墨西哥市场，外汇储备开始增加。埃内斯托·塞迪略履行了他的改革承诺。
虽然一开始形势有些严峻，但援助计划开始生效。1982年，当墨西哥经济垮台时，它花了将近十年才让经济重新增长。这一次，经过一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墨西哥经济又开始增长。1982年，墨西哥花了七年时间重新进入资本市场。1995年，它仅花了七个月。1997年1月，墨西哥提前三年一分不差地支付了贷款和贷款利息。墨西哥从我们筹措的200亿美元中借了105亿美元，它支付给我们的利息就高达14亿美元。这笔钱如果投资在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上——其余外汇稳定基金的钱就是这么投资的，将要减少整整6亿美元的收入。这笔贷款不仅是一项好政策，而且是一项好投资。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把墨西哥的贷款保证称为“最不受欢迎、最令人不理解，然而却是克林顿政府最重要的外交决策”。他或许是对的。就公众的反对而言，75％的人也反对过给俄罗斯的一揽子援助；我恢复海地的阿里斯蒂德政权的决定也不受欢迎；我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一开始也遭到反对。民意调查可以帮助美国总统，让他知道人民的想法，告诉他在特定的时候什么样的观点最有说服力，但所有这些都无法支配一项决策，因为决策时需要观察道路的前方，并看到路的拐弯处。美国人雇用他们的总统是让他为国家的长远将来做正确的事情。帮助墨西哥是美国的正确选择。这是惟一理智的经济路线，这么做，我们自己再次证明自己是一个好邻邦。
2月9日，赫尔穆特·科尔来访。他刚刚重新当选，他很有信心地预测我也会。他告诉我，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但我的最后结果会很好。在我们会晤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科尔对刚刚在半夜去世的89岁高龄的富布赖特参议员发表了一段令人感动的颂词。科尔说，他这代人，当他们还是学生时，“除了想获得一个富布赖特奖学金以外，什么都不想”，放眼全世界，富布赖特的名字已经与“开放、友谊、共同合作”联系在一起。富布赖特去世的时候，已经有9万多美国人和12万其他国家的学生当过富布赖特学者。
富布赖特去世前不久，我去他的家里探望。他曾有过一次中风，说话有些困难，但他的眼睛雪亮，他的思想在工作，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探望，但也是最后一次。富布赖特将会长期耸立在美国历史上——正如我在他的纪念会上所言，“总是老师，也总是学生。”
2月13日，劳拉·泰森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其他顾问们，包括乔·斯蒂格利茨和马丁·贝利，给我一份最新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它着重谈到了1993年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也谈到了收入停滞和不平等现象等长期存在的问题。我利用这个机会推行中产阶级权利法案，提议两年内把每小时最低工资从4．25美元增加到5．15美元，增加整整90美分。这个增长会让1000万工人获益，让他们每年增加1800美元的收入。增加工资的另一牛原因是要把扣除通货膨胀后的最低工资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1991年是我们最后一次提高工资。
对大多数民主党人来说，最低工资问题是他们喜欢的一项事业，但大多数共和党人反对增加最低工资，认为生意成本的增加会让就业机会减少。他们的立场几乎找不到有说服力的依据。事实上，一些研究劳工问题的年轻经济学家最近发现，适度增加最低工资会适度增加而不是减少就业。我最近看了一个电视访谈，采访的是在弗吉尼亚州西南部一个工厂里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当问到增加工资可能会导致解雇她和她的工友，以便让机器负担更多的工作这种说法时，她笑了笑，回答提问的人：“亲爱的，我还是想碰碰运气。”
2月的第四个星期，希拉里和我对加拿大进行了两天国事访问，我们住在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官邸，与大使吉姆和珍妮特·布兰查德住在一起。吉姆和我在80年代就是朋友，那时他是密歇根州州长。加拿大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距离最近的盟国。我们两国有世界上最长而且不设防的边境。1995年，我们两国一起商讨海地问题，一起帮助墨西哥，一起商量北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等事宜。虽然有时候我们在诸如小麦、木材以及大马哈鱼捕捞权等问题上偶尔发生争执，但我们的友谊深厚宽广。
我们和让·克雷蒂安总理和他妻子艾琳在一起很长时间。克雷蒂安将是世界各国领导人中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一个强有力的盟友、知己和经常性的高尔夫球友。
我还对加拿大议会做了演讲，感谢他们和我们的经济与安全伙伴关系，感谢加拿大人对丰富美国的文化做出的贡献，这些人包括奥斯卡·彼得森，我最耳欢的爵士乐钢琴演奏家；创作型歌手约尼·米切尔，他创作子《切尔西之晨》；伟大的摄影师优素福·卡什，在他给丘吉尔拍摄的一幅肖像中，丘吉尔满面怒容，因为卡什夺下了他那时常不离手的雪茄。优素福·卡什因这幅作品而成名，他还给希拉里和我照过相，但我们的姿势不是那么夸张。
3月有个很好的开端，至少从我的角度看是如此，参议院以一票之差失去了以2／3多数通过平衡预算修正案的机会。虽然这项修正案很受欢迎，但事实上每个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想法，因为它限制了在经济衰退或国家处于危机时，政府在适当时机实行赤字财政的能力。1981年以前，美国并没有多大的财政赤字问题；仅仅当主张积极投资的经济政策让国家债务增加了四倍时，政治家们才开始发表看法，声称永远不会再做出负责的经济决策，除非宪法修正案逼着他们这么做。
辩论仍在进行，我恳请新的共和党多数派——他们正在推动这项修正案——希望他们阐明如何平衡预算。我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提出一项预算；他们已控制国会将近两个月，却仍然没有一个预算。他们会发现把大选中的花言巧语变成实际的建议有多么艰难。
不久，共和党针对当年预算提出了一揽子裁减计划，称为“废除”，感觉就像他们拿出了预算一样。他们选择的裁减内容证明民主党在大选中对共和党契约的批评击中了要害。老大党的废除计划包括减少1．5万个美国和平队的职位，120万个年轻人暑期工作机会，17亿美元的教育资金，包括我们现在几乎一半的预防吸毒资金，而在现在的年轻人中，吸毒仍呈上升趋势。最糟糕的是，他们想砍掉学校午餐计划和针对妇婴及五岁以下孩子的营养计划。这项计划一直都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有力支持。现在到了白宫和民主党同那些裁减计划进行斗争的重要时候了。
老大党另一项遭到强烈反对的提议是撤销教育部，教育部和学校午餐计划一样，向来都得到两党的有力支持。当参议员多尔说这个部门坏处比好处多的时候，我开玩笑说，他可能是对的，因为一经创立，这个部就在共和党的教育部长领导下。相反，迪克·赖利的教育部好处比坏处多。
我一边反驳共和党的提议，一边通过不需要经过国会批准的方式推动我们的日常工作，并向他们表明这是我从上次大选中得到的信息。3月中旬，我宣布了一项阶段性的改革措施，它依据的是艾尔·戈尔制定的“政府再造”计划，主要是通过向私营部门提供市场刺激因素来改善环保，不是强制推行具体规则；减少25％的文字材料工作量可以为他们每年节省2000万工作小时。
“政府再造”的努力正在见成效。我们已减少超过10万的联邦政府工作，把联邦工作人员手册减少了1万页；不久我们将会第一次拍卖部分广播频率并从中收入800亿美元；最后我们将裁减掉1．6万页的联邦政府守则，这么做不会损害公众利益。“政府再造”的所有计划是根据一个简单的信条制定的：保护人民，而不是官僚机构；注重结果，而不是强调规则；行动，而不是言语。艾尔·戈尔非常成功的倡议挫败了我们的敌人，鼓舞了我们的盟友，而且没有引起大多数公众的关注，因为它既不耸人听闻，也不引起争议。
当我作为总统第三次庆祝圣帕特里克节时，它已经从一个节庆活动变成每年让美国推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机遇。那一年，我给新任爱尔兰首相约翰·布鲁顿发出了“一百万个欢迎”的爱尔兰传统祝福语，他正继续着前任的和平政策。中午，由于在国会参加纽特·金里奇第一次主持的圣帕特里克节议长午宴，我与格里·亚当斯第一次见面，在北爱尔兰的新芬党同意与英国政府讨论放弃武力的问题后，我已第二次给亚当斯发放赴美签证，并邀请他和约翰·休姆以及其他北爱尔兰主要政党代表，包括那些反对北爱自治的亲英派和拥护北爱加入爱尔兰共和国的共和派，一起出席晚上在白宫举行的圣帕特里克节招待会。
当亚当斯出现在午宴上时，约翰，休姆怂恿我过去和他握手，我照做了。在那天晚上白宫的招待会上，大家聚在一起倾听爱尔兰优秀的男高音弗兰克·帕特森演唱。亚当斯兴致勃勃地和休姆一起表演了二重唱，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所有这一切现在看来都显得有些像例行公事，但那时候它表明美国政策在发生巨大变化，而这一政策仍遭到英国政府和我们国务院许多人的反对。现在我不仅陪着约翰·休姆，一位主张和平变革的斗士，也陪着格里·亚当斯，这位仍被英国政府称为恐怖分子的人。从外表看，亚当斯与性格温和、衣着略显凌乱、非常庄重的休姆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满脸胡子，个头更高，更年轻，更精瘦，处于毁灭边缘的生活让他更坚强。亚当斯和休姆的个性中也有共性。他们的眼镜后面都显示出机智、坚定的信仰，以及爱尔兰人特有的悲伤和幽默，这种幽默来自那些经常破灭却从未放弃的希望。不管成败如何，他们都试图把他们的人从过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久以后，领导着最大党统一党的戴维·特林布尔，将和他们一起在白宫庆祝圣帕特里克节，他们都在寻求和平。
3月25日，希拉里第一次在没有我陪伴的情况下进行长时间海外访问，这次访问持续了12天，访问了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她一路上带着切尔西，这次访问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对于她们也是一次重要的个人探索之旅。当她们在远方的时候，我去离家近些的地方访问，我去海地访问了军队，会见了阿里斯蒂德总统，告诫海地人民要拥抱一个和平民主的未来，参加了把权力从我们的多国部队移交给联合国的仪式。在六个月里，由30个国家组成的军队在美国的领导下一起合作，从大街上拆除了三万多件武器和爆炸性装置，并训练了一支永久性的警察队伍。他们结束了镇压性暴力行为；阻止了海地居民外逃，他们正在返回家园；在我们的半球保卫了民主。现在，一个由超过6000名军事人员、900名警官和数以百计的经济、政治和法律顾问组成的联合国使团，将接管海地11个月，直到新总统被选出并宣誓就职为止。美国仍将发挥作用，但我们军队人数和开支将下降，因为其他32个国家已加入进来。
2004年，暴力和冲突再次出现，阿里斯蒂德总统辞职并流亡海外，我想起美军司令休·谢尔顿曾告诉我：“海地人是好人，他们应该有机会。”阿里斯蒂德肯定犯了错，而且经常是他自己最糟糕的敌人，但是政治反对派也从未真正与他合作过。此外，1995年共和党控制国会后，他们不愿提供经济援助，否则结果可能会不同。
如果得不到美国更多的帮助，海地永远也不会建立稳定的民主体制。而且，我们的干涉挽救了生命，第一次让海地人民感受到民主的滋味，这是他们投票后尝试到的。虽然阿里斯蒂德有严重的问题，但海地人如果处在塞德拉斯和他那暗杀式的政变统治下会更糟糕。我很高兴，我们给了海地一次机会。
对海地的干涉也给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在世界上的动荡地区进行多边反应是明智的。不同国家一起合作，通过联合国，分担彼此的责任和开支，减少对美国的仇恨，建立宝贵的合作习惯。在一个日益相互关联的世界，只要有可能，我们都必须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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