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
到了10月，我们的民意测验看起来还不错。但竞选过程中的气氛仍然不好。去中东之前，希拉里曾打电话给我们的老民意调查员迪克·莫里斯，请教他对形势的看法。迪克为我们做了一次调查，结果令人泄气。他说大部分人都不相信经济在好转，或是赤字在减少；对于我和民主党人做的好事也不了解。我们对金里奇合约的攻击没有起作用。
我的支持率一度曾上升到50％之上。当我们向选民介绍家庭休假法，告诉他们犯罪法案规定将增加10万名警察，教育标准也将要提高，向他们说明学校改革及我们的其他成就时，他们给予了积极的回应。迪克说，如果民主党人不再谈论经济、赤字、合约，而是集中宣扬他们广受欢迎的立法成就，我们的劣势会有所改善。他建议我回到华盛顿以后，不要到处去竞选，而是继续当“总统”，说并做一些可以巩固我高支持率的事情。他相信，那样做对民主党的帮助要比我重新介入政治争斗大。他的这两条建议后来都没有被采纳。
民主党缺乏把新信息迅速传递到每一个竞选激烈的州或国会选区的机制，可是恰恰在这些地方，这一信息有可能改变局势。虽然我为单个的候选人和参众两院的竞选委员会举行了很多筹款活动，但他们还是决定以传统的方式花这些钱。
中东之行尚未结束时，我打电话给白宫，说我认为回去后，我应继续工作，制造新闻，而不是回到竞选轨道上。但回家后，我惊讶地发现，我的日程已被排满了。他们替我安排好了去宾州、加州以及密歇根、俄亥俄、罗得岛、纽约、艾奥瓦、明尼苏达、华盛顿和特拉华等州的行程。很显然，在我自己的民意测验数据上升的时候，各地的民主党人都要求我为他们竞选。他们曾经为我竞选，现在我必须为他们竞选。
在竞选过程中，我尽量强调我们共同的成就：签署了《加州沙漠保护法》，该法保护了750万公顷处于荒野状态或已被纳入国家公园体系的广袤土地；在密歇根大学强调新的学生贷款项目将带来的经济利益；尽可能多地接受广播采访，讨论我们创下的记录。我还参加有热情的群众参与的集会，大声说话以免别人听不见。我在选举过程中发表的演说对于忠实的民主党支持者非常有效，但对于通过电视观看的大批观众效果却不明显。在电视上，激烈的选举语言把很有政治家风范的总统又变成了选民们不大放心的政客。回到竞选轨道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一个错误。
11月8日，我们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8个参议院和54个众议院席位。这是自1946年以来最大的失败。当年，杜鲁门总统试图使所有的美国人享受医疗保险，结果造成民主党的大溃败。共和党人两年来不断地攻击我，签署合约时显得非常有团结精神，现在终于得到了回报。民主党人对好政府谈论过多，却缺乏好的政治策略，现在受到了惩罚。我上任的第一周忙于处理军中同性恋问题，后来直到很晚才集中精力忙于选举，在新的环境中试图做的事情太多也太快，而这个新环境总是把我的成就贬到最低，却把我的失误无限放大，我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倾向于增税、喜欢大政府的自由派分子，而不是-个赢得了总统职位的新民主党人。这一切都促成了民主党的失败。另外，公众的情绪仍然很焦虑；人们没有感觉到生活在改善，对于华盛顿的明争暗斗深恶痛绝。他们显然认为，分裂的政府会迫使我们更好地合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胜利和失败都对民主党造成了伤害。医疗改革法案的失利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通过，打击了我们许多基层选民的士气，降低了我们的投票率。包含对高收人人群增税的经济计划、布雷迪法案和进攻性武器禁令的成功激怒了共和党的基层选民，提高了他们的投票率。光是投票率的差别就导致我们失去了半数席位，使共和党赢得了11个州长职位。由于纽约州民主党选民投票率低得可怜，马里奥·科莫失利了；在南方，由于基督教联盟的积极活动，共和党人在选前的民意测验中一直领先5到6个点。在得州，乔治·W．布什击败了安·理查兹州长，尽管对安工作的支持率高达60％。
全国来复枪协会那天晚上获得了大丰收。他们击败了汤姆·福利议长和杰克·布鲁克斯。这两人都是非常有才干的国会议员，曾经警告我将发生这种情况。福利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个被击败的议长。杰克·布鲁克斯多年来一直支持全国来复枪协会，曾在众议院带头反对进攻性武器禁令，但作为司法委员会主席，在该禁令被纳入犯罪法案中后，他为犯罪法案投了赞成票。该协会的游说团体宣称，他们的打击名单上有24个人，其中有19个被他们击败了。他们的确对我们造成了那样的伤害，并把纽特·金里奇推上了众议院议长的宝座。在俄克拉何马州，民主党领袖委员会领导人戴夫·麦柯迪议员丢掉了自己的参议员席位，用他自己的话说，原因是“上帝、同性恋和枪”。
10月29日，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杜兰的人开车从科罗拉多一路赶到华盛顿，用攻击性武器向白宫开火，以表示对犯罪法案的抗议。他打了二三十枪后才被制服。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杜兰也许是精神失常，但他的行为反映出，由于签署了布雷迪法案和进攻性武器禁令，我在那些偏执的枪支拥有者中激起了一种近乎病态的愤恨情绪。选举过后，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尽管执法部门和其他支持对枪支开展负责任的立法的人代表了多数美国人的意见，却无法保护他们在国会中的朋友不受全国来复枪协会的伤害。该协会的游说团体钱比他们花得多，组织得比他们好，打败了他们，而且比他们更会煽动人。
选举也有几个亮点。特德·肯尼迪和黛安娜·范斯坦参议员在激烈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我的朋友、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恰克·罗伯参议员在他的共和党同僚约翰·华纳参议员的帮助下，战胜了奥利弗·诺思。诺思是一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在伊朗门事件中出了名。华纳和罗伯一样，不想看到他当参议员。
在密歇根州的北半岛，巴特·斯塔帕克议员也在激烈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他以前是一名警察，所在的选区非常保守。有人曾攻击他，说他为经济计划投的赞成票伤害了他的选区居民。他为自己进行辩护，发动了攻势。他刊登广告，比较了享受减税的人数与税收增加的人数。二者的比率大约是十比肯特·康拉德参议员和俄尔·鲍默罗伊众议员在共和党的领地、保守的北达科他州重新当选，因为他们和斯塔帕克——样，积极地为自己投的票辩护，确保选民们知道他们取得的成就。也许，在小一些的州，或者在乡村地区，更容易对抗铺天盖地的负面电视广告。不管怎样，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党员像斯塔帕克、康拉德和鲍默罗伊那样做，我们本可以多赢几个议席。
两位参议院的预算战英雄遭遇了不同的命运。玛乔丽·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失去了宾夕法尼亚州她那个富裕的城市选区，帕特·威廉姆斯在蒙大拿州的乡村选区中却取得了胜利。
这次选举让我极为痛苦，不过在公开场合我没怎么表现出来。如果我不把汽油税和针对高收入社会保险接受者的税收放到经济计划里，在进攻性武器禁令问题上听从汤姆·福利、杰克·布鲁克斯、迪克·格普哈特的劝告，我们也许不会失去参众两院。当然，如果我采取上述决定，我就不得不放弃针对低收人工人家庭的劳务所得扣抵减税计划，或是缩小削减赤字的幅度，但那样必然会冒险面对债券市场的消极反应，还会使得更多的警察和孩子遭受进攻性武器的伤害。我当然坚信，这些艰难的决定对美国是有利的。不过，太多的民主党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可是背弃他们的选民后来却享受了更繁荣的经济、生活在更安全的街道上，从他们的勇气中获得了实惠。
如果在刚刚明确得知多尔参议员将阻挠任何有意义的医疗保健改革法案时，我就宣布推迟医疗保健改革，直到两党达成一致意见，转而提交并努力通过福利改革计划，我们也许不会丢掉参众两院。那样做将会受到被疏远了的中产阶级的欢迎。这些人成群结队地投了共和党的票。而且和经济计划及进攻性武器禁令方面的相反决定不同，这么做既可以帮助民主党人，又不会伤害美国人民。
事实证明，金里奇是个比我更出色的政客。他知道，他可以利用合约，通过不断地攻击民主党人及狡辩，将中期选举演变为全国性的大事。他曾狡辩说，发生在华盛顿的冲突和党争是民主党的错，因为民主党控制着参众两院，但实际上这些冲突和争斗都是由共和党挑起的。由于我专注于总统的工作，所以没有组织或逼迫民主党人采取有效的全国性反宣传策略，也没有为此花钱。将中期选举全国化是纽特·金里奇对现代竞选术的重大贡献。自1994年起，如果一党采取全国性的宣传攻势，而另一党却无所作为，不采取攻势的一方将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这种情况在1998年和2002年再次发生。
虽然享受减税优惠的美国人远比承受所得税上涨的人多，虽然我们把政府的规模削减到比里根和布什时期要小得多，共和党人还是凭着减税和小政府这两个一成不变的承诺取得了胜利。他们甚至为他们制造的问题得到了回报；他们使用阻挠议事的伎俩，封杀了医疗保健改革法案、竞选资金改革法案和游说改革法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和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多尔；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处于少数地位的41名参议员能够否决除预算之外的任何其他法案。选民们只知道他们还没有觉得自己更富有或更安全；华盛顿的争吵太多了，而我们在掌权；而且民主党人喜欢大政府。
我当时的感受和1980年竞选连任州长失败时差不多：我给人民带来了很多好处，却没有人知道。选民们在实际做事时也许是进步的，但基本的思想理念却有些保守，对政府更是深表怀疑。即便媒体对我的报道不带那么多偏见，选民们也可能很难从纷繁的活动中梳理出我所取得的成绩。我不知怎么；忘记了1980年的惨痛教训：你可以有好的政策而没有好的政治，但你为人民建立好政府时却两样都不能少。我再也不会忘记这个教训，但我永远都愧对那些失去了席位的好人。这些人帮助我把美国从里根经济政策所造成的赤字深渊中拉了出来，使我们的街道更安全，并试图向所有的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
选举日当天下午，我努力应对不利处境，许诺将与共和党人合作，并要求他们“和我一起加人到这场公众大讨论的中心来，因为下一代美国人的最好观念一定来自这场讨论”。我建议我们大家在我所支持的医疗保健改革和单项否决权上进行合作。我所做的暂时只有这些。
许多专家都预测我1996年将会下台，但我却更加充满希望。共和党人说服了很多人，说我和民主党太自由化，太喜欢大政府，但机会却在我这一边，原因有三点：由于我们的经济计划的作用，赤字将持续下降，经济将不断改善；新国会，特别是众议院过于倾向右翼；尽管共和党人在选举中做了种种承诺，他们很快就会提议削减在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开支，减少对环保事业的援助，否则他们提出的减税和增加国防开支就无法实现。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因为极端保守主义分子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也决心逼迫他们遵守算术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