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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月底，形势更加糟糕。全国棒球协会执行干事巴德·塞利格宣布，由于球员罢工问题无法解决，他将取消本赛季其余的比赛及世界职业棒球赛。自1904年以来，世界职业棒球赛还是第一次被取消。布鲁斯·林赛（他曾帮助解决了航空公司的罢工事件）试图打破双方之间的僵局。我甚至邀请球员和球队老板代表到白宫来，但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全国性消遣活动都被取消了，事情肯定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9月26日，乔治·米切尔终于放弃了在医疗保健改革法案上的努力。虽然约翰·查菲参议员继续支持他，但他无法争取到足够的共和党人以打破多尔参议员的阻挠。医疗保险公司和其他游说集团的3亿美元花得很值得。我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表示下一年将再努力。
虽然我几个月前就感觉到了失败，但乔治放弃努力仍然让我很失望。希拉里和伊拉·马加齐纳为失败背了黑锅，让我很难过。这是不公平的，原因有三点。首先，医疗保险公司的宣传广告造谣，说我们的提案是大政府操控的噩梦，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其次，希拉里和伊拉拟订的计划是她们能提出的最好计划，因为我提出的要求太高了：在不增税的情况下，为全民提供医疗服务；最后，破坏医疗保健改革的不是他们，多尔参议员决定否决一切有意义的妥协议案，才使医疗保健改革被封杀了。
尽管失败了，希拉里、伊拉·马加齐纳和我们其他人所做的工作并没有白费。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们提出的很多建议都被写进了法律，或是在实际的政策中得到了执行。肯尼迪参议员和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南希，卡斯鲍姆后来通过了一项法案，保证工人换工作时，不会失去保险。1997年，我们通过了儿童医疗保险计划，为数百万儿童提供医疗保险；自1965年实行医疗补助制度以来，该计划扩大医疗保险范围的幅度最大。该计划还减少了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的数量。12年来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在医疗保健改革方面还会取得其他的胜利：国会将通过一项法案，终止健康维护组织规定的“开车路过”生产法，允许妇女生产后住院超过24小时；增加了可以免费进行乳房扫描和前列腺扫描的人数；制定了一个糖尿病自我管理计划，美国糖尿病协会称之为发明胰岛素以来最重要的进步；增加·了生物医药研究方面的投入，以及国内与国外治疗艾滋病的支出；第一次将儿童的免疫比例提高到90％以上；通过行政命令，执行病人“权利法案”，保证联邦资助的医疗计划覆盖的8500万人可以选择医生，并享有获得迅速和适当治疗的权利。
但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当时，我们被彻底击败了。人们把对我们的这种印象带到了选举中。
月底，纽特·金里奇召集300多名共和党现任议员和议员候选人，在国会的台阶上“与美国签约”。合约的具体内容已流传一段时间了。金里奇把这些内容合在一起，目的是要表明，共和党人并不是只会否决所有的议案，他们也有积极的计划。这份合约在美国政坛上是个新鲜事物。传统而言，中期选举的争夺是一个席位一个席位地层开的。全国的形势和总统受欢迎的程度会促进或影响某个候选人，但习惯上认为，当地的因素更为重要。金里奇相信，习惯看法是错的。他大胆地要求美国人给予共和党多数党地位。他说：“如果我们不遵守合约，就把我们扔出去。我们是认真的。”
合约呼吁要制定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预算必须平衡：实行单项否决权，使总统有权力删除拨款法案中的某些具体项目，而不必否决整个法案；加重对罪犯的惩罚，取消我的犯罪法案中的犯罪预防计划；改革福利制度，规定有劳动能力酌人只能接受两年的福利；实行一项500美元的儿童减税计划，另外增加针对父母或祖父母的500美元税收补贴，加强对儿童抚养义务的监督；取消1993年预算中针对高收人社会保险受益者的税收；将资本收益税减少50％，并减少其他税收；终止联邦政府交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但又不进行资助的政府职责；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进行民事侵权改革以限制惩罚性的破坏；对参议员和众议员任期进行限制；要求国会作为雇主遵守它强加给其他雇主的所有法律；将国会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减少1／3；要求将来的增税计划必须得到国会两院60％议员的支持。
对合约中的许多具体条款，我都表示同意。我已经在推动福利改革，并加强对儿童抚养义务的执行，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实行单项否决权，终止那些未进行资助的政府职责。家庭税收补贴计划我也很喜欢。尽管有好几项有吸引力的具体条款，但就其核心来说，该合约过于简单和虚伪。在我当总统之前的12年里，共和党人在一些国会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下，通过减税和增加支出，把国债增加至四倍；现在民主党人在削减赤字，他们却要求宪法规定必须制定平衡的预算，同时还建议更大幅度地减税。他们提议要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但不说明削减其他哪些开支来加以弥补。就像他们在20世纪肋年代和2000年以后所做的那样，共和党人当时试图颠覆算术规律。正如约吉·贝拉所说，还是似曾相识的东西，只不过以好听的新计划的形式出现了。
金里奇不仅为共和党人在1994年的竞选中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平台，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份单词表，用来描述他们的民主党对手。他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老大党行动委员会——出版了一本题为《语言：关键的控制机制》的小册子。在金里奇建议用来为民主党人贴标签的“对照性词汇”中，有这样一些词：背叛、欺骗、瘫痪、腐败、危机、腐烂、解构、失败、虚伪、无能、不安全、自由派、谎言、精神病、悲观、浅薄、恶心、叛徒。金里奇相信，他只要能把这种骂人的语目制度化，就可以使民主党长期处于少数党地位。
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人公布合约是一个重大错误，于是开始对合约进行攻击，指出要减税并增加国防支出，必然要减少在教育、医疗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他们甚至把金里奇的计划改名为“关于美国的合约”。他们绝对是正确的，但这没有用。选后的民意测验表明，关于这份合约，公众只知道两点：共和党有一个计划；平衡预算是该计划的一部分。
除了对共和党进行攻击外，民主党决定以老的方式来竞选，一个席位一个席位、一个州一个州、一个区一个区地竞选。我已经为民主党候选人举办了许多筹款活动，但没有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活动来宣传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或是告诉选民，我们未来的计划与共和党的合约有所不同。
9月30日，我们圆满结束了又一个立法丰收年。那天是本财政年度的最后一天，我们及时通过了所有13项拨款法案。自1948年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拨款法案表明，我们已连续两年减少了赤字，20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我们还减少了27．2万名联邦雇员，但同时仍然增加了在教育和其他重要领域的投资。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与平衡预算还没法比。
我艰难地进入10月，支持率只有40％左右。但那个月发生了几件好事，使我的地位有所改善，民主党的选举前景也比以前看好。惟一令人伤心的事情是，农业部部长迈克·埃斯皮辞职了。有人曾指控埃斯皮行为不当，收受了诸如球票和免费旅行这样的礼品。珍妮特·雷诺于是请求法庭任命一名独立检察官，进行调查。森特尔法官领导的特别法庭任命共和党激进分子唐纳德·斯莫尔茨来调查埃斯皮。这件事让我很堆过。埃斯皮1992年克服一切困难支持我，放弃了安稳的议员职位（在他所在的密西西比州，甚至白人选民也支持他），当了第一位黑人农业部长，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包括提高了食品的安全标准。
10月传来的消息大部分都是积极的。10月4日，纳尔逊·曼德拉来白宫进行国事访问。他的笑容总是可以照亮最黑暗的日子。见到他我很高兴。我们宣布，将设立一个由戈尔副总统和塔博·姆贝基副总统（可能是曼德拉的继任者）领导的联合委员会，以促进双方的合作。设立联合委员会的想法在俄罗斯效果很好，我们想在另一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国家再试一次。南非显然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如果曼德拉的和解政府成功了，将会带动整个非洲，并激发全世界其他问题地区采取类似的措施。我还宣布向南非人口稠密的贫困市镇提供住房、电力和医疗援助；宣布了一个农村经济发展计划，并设立一个由罗恩·布朗领导的投资基金。
正当我会见曼德拉时，参议院在两党的广泛支持下，继众议院之后，通过了《中小学教育法》。这样我就兑现了我在教育方面的最后一个重要选举承诺。这部法律结束了不加区别地为贫困儿童提供打了折扣的课程的做法。来自弱势背景的孩子常常被安排到特殊教育班里，原因不是他们缺乏正常的学习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在糟糕的学校里落后太多，又很少能得到家庭的帮助。我和迪克·赖利相信，把他们分到小班里，老师额外给一些关照，他们是可以赶上的。该法案还包括了一些刺激措施，以增加父母的参与度；规定联邦政府支持学生和家长选择所属学区以外的公立学校；资助为促进创新而设立的公立特许学校和不受学区要求限制的学校，那些学区限制可以扼杀创造力。两年内，国会两党的支持者不仅通过了《中小学教育法》，还启动了学前教育改革，将全国教育协会的目标变成了法律；改革了学生贷款计划；创立了国民服务计划；通过了毕业就业计划，为那些不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创造学徒机会；大幅窿增加对成人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投入。
教育方面的法案是我任总统前两年内取得的最重要成就。尽管这些法案提高了学习的质量，并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了经济上的机会，但几乎不为人所知。由于教育改革在两党都得到了广泛支持，通过这些法案很少会产生争议，因此被认为没有新闻价值。
我们以高调结束了10月的第一个星期。当时，失业率已降至5．9％，达到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我就职时，失业率超过7％），创造了460万个新工作岗位。那个月下旬，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被定为3．4％，通货膨胀率只有1．6%。《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一年内，对墨西哥的整体出口增加了19％，汽车和卡车的出口增加了600％。
10月7日，伊拉克在距离科威特边境只有2．5英里的地方聚集了大量的部队，海湾战争的阴影再次出现。我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支持，迅速在科威特部署了3．6万人的部队，并派遣一个航母战斗群和一些战斗机前去支援。我还下令根据更新过的目标清单，用战斧式导弹发动攻击。英国宣布也将增派部队。10月9日，科威特人把他们1．8万人的部队中的大部分都部署到了边境地区。伊拉克人对我们的反应力度和速度感到非常吃惊，宣布他们将撤回自己的部队，不到一个月，伊拉克国会承认了科威特的主权、边界和领土完整。伊拉克危机结束几天后，北爱尔兰的新教准军事团体宣布，他们将和爱尔兰共和军一样，实行完全停火。
好消息一直持续到10月的第三个星期。15日，阿里斯蒂德总统回到海地。三天后，我宣布，经过16个月的紧张谈判，我们与朝鲜达成了一项协议，以结束朝鲜半岛核扩散的威胁。框架协议是10月21日在日内瓦由我们的谈判代表鲍勃·加卢奇与朝鲜人签署的。根据协议，朝鲜承诺将冻结现有全部核反应堆的工作，并允许对这些反应堆进行检查，把8000支用过的燃料棒运出国，拆除现有的核设施，并最终解释该国已经生产的废燃料棒的下落。作为回报，美国将组织一个国际财团，为朝鲜修建一个轻水反应堆。这样的反应堆不生产可用于生产武器的原料；我们将保证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顿重油，贸易、投资和外交障碍将会减少；美国还将正式保证，不对朝鲜使用核武器。
连续三届政府曾试图使朝鲜的核计划得到控制。这项协议是对沃伦·克里斯托弗和鲍勃·加卢奇辛勤工作的奖励；也是对我们坚定立场的奖励，因为我们明确表示，坚决不允许朝鲜成为核国家，或是核武器及核材料的销售国。
我卸任后，美国于1998年得知，朝鲜在实验室里制造了高浓缩铀，也许足以用来制造一到两颗核弹。他们这么做即便在字面上没有违反协议，也违反了协议的精神。有人说这一情况表明，我们1994年的协议没有什么效力。但我们终止的钚计划比朝鲜后来在实验室里开展的计划要大得多。如果朝鲜的核反应堆项目继续执行的话，将可以生产足够的武器级钚，可供每年制造好几件核武器。
10月17日，以色列和约旦宣布，他们达成了和平协议。签字仪式将于10月26日在位于大裂谷的阿拉巴谷边境站举行。伊扎克·拉宾和侯赛因国王邀请我去当见证人。我接受了邀请，希望能利用这次中东之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在另外的轨道上也取得进展。我首先在开罗停留，与穆巴拉克总统和阿拉法特会谈。我和穆巴拉克鼓励阿拉法特做出更大的努力来打击恐怖主义，特别是哈马斯，并向他承诺，我们将协助解决他和以色列之间因推迟把指定地区移交给巴勒斯坦控制而产生的分歧。
第二天，我见证了签字仪式，对以色列人和约旦人走向和平的勇气表示感谢。那天天气晴朗炎热，有令人惊叹的大裂谷为背景，正好可以显出仪式的庄严。不过，阳光经沙粒反射后太刺眼了，几乎照得我双目失明。我差点晕了过去。要不是机警的总统助手安德鲁·弗兰德利拿了一副太阳镜来援救，我很可能会昏过去，把整个仪式给搅和了。
仪式结束后，我和希拉里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一道，开车没多远，来到他们位于亚喀巴的度假行宫。那天是希拉里的生日，国王夫妇为她准备了一块蛋糕，上面插的是特制的蜡烛，希拉里怎么也吹不灭。我笑话她随着年龄增长肺活量变小于。侯赛因和努尔都机智过人，优雅而有远见。努尔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父亲是阿拉伯裔美国人，母亲是瑞典人。侯赛因个子不高，但身体健壮，总是带着迷人的微笑，举止高雅，双眼流露出机智的目光。他在位已经很长时间了，几次有人企图暗杀，他都躲过了。他非常清楚“为了和平而冒风险”远不只是一个好听的说法。侯赛因和努尔成了我们真正的朋友。我们常常一起大笑，忘记了我们的公务，谈论着我们的生活、孩子和共同的兴趣，包括骑马和摩托车。在以后的几年中，努尔曾到怀俄明州，和我们一起度假，跟着歌带唱歌；我有一次也曾到他们位于马里兰州的家中参加侯赛因的生日宴会；希拉里和努尔经常交谈。生活中有了他们，真是我们的福气。
那天晚些时候，我成为第一位在安曼的约旦议会中发表演说的美国总统。议员们反应最热烈的是有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那几句：“美国决不认为，我们的文明必然会发生冲突。我们尊重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传统价值观，对信仰和辛勤工作的执著，对家庭和社会的热爱，与最美好的美国理想是和谐一致的。因此，我知道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可以和谐共存。”
第二天早晨，我飞往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有人居住的城市大马士革，去会见阿萨德总统。由于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并控制黎巴嫩，20年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到过那里。我想让阿萨德知道，我愿意帮助以色列和叙利亚根据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实现和平；如果两国能达成协议，我将努力改善美国与叙利亚的关系。由于叙利亚支持真主党游击队和其他反以色列的暴力组织，我此次前去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我知道，除非叙利亚与以色列和解，否则中东地区永远也不会有安全与稳定。我与阿萨德的会谈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但他给了一些鼓励性的提示，告诉我该如何向前走。很明显他想讲和。我建议他去以色列，主动接触以色列公民，像安瓦尔·萨达特那样，向以色列议会说明他的立场，但我发现他根本无动于衷。阿萨德很聪明，但过于实际，极为小心。他喜欢安全地住在自己漂亮的大理石宫殿里，在大马土革处理日常事务，他无法想像自己会冒政治风险飞往特拉维夫。我们的会谈和必须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一结束，我飞往以色列，把我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拉宾。
在向以色列议会发表的演说中，我赞扬了拉宾，并向议员们保证，随着以色列走向和平，美国将提升以色列的安全水平和经济发展。这一信息非常及时，因为以色列不久前又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恐怖袭击。与巴勒斯坦人的协议遭到了许多以色列入的反对，但与约旦的协议则不同，得到了几乎所有国会议员的支持，包括反对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本雅明·比比·内塔尼亚胡的支持。以色列人敬佩并信任侯赛因国王，但对阿拉法特还不放心。
28日，心情沉重地参观了以色列宏伟的大屠杀纪念馆后，我和希拉里向拉宾夫妇告别，飞往科威特看望埃米尔，并感谢我们的部队。他们快速部署到该地区，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边境撤军。访问过科威特之后，我飞到了沙特阿拉伯，与法赫德国王会见了几个小时。法赫德1993年初曾打电话给我，请求我制止发生在波斯尼亚的种族清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法赫德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因为美国快速派兵解除了伊拉克危机，向我表示感谢。此次中东之行很成功，给我很大的鼓励，但我必须回家面对选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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