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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罗伯特·菲斯克第一次采取了真正的行动，决定对文斯·福斯特的死因展开独立调查，因为媒体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疑问。他这么做我很高兴。谣言机器正试图从萝卜中挤出血来，也许独立调查可以封住他们的嘴，给文斯的家人一些解脱。
如果不是这个事件所牵涉到的悲剧，许多指控和提出指控的小丑其实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在鼓噪“文斯被谋杀”的人中，叫得最响亮、最伪善的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议员丹·伯顿。伯顿为了证明文斯不可能是自杀，有一次走到自己家的后院中，用左轮手枪打烂了一只西瓜。这是愚蠢的行为，我永远都想不通伯顿想证明什么。
菲斯克约见了我和希拉里。约见是直率而专业的，结束后我知道他会做彻底的调查，而且会及时结束调查。6月30日，他公布了有关文斯死因的初步调查结果，还有对伯尼·努斯鲍姆和罗杰·奥尔特曼之间那次被夸大了的对话的调查结果。菲斯克说，文斯是自杀身亡的，也没有发现与白水事件有关的证据。他还发现努斯鲍姆和奥尔特曼并没有什么不当行为。
从那时起，菲斯克开始受到保守的共和党人及其在媒体中的盟友们的奚落。《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些批评我和希拉里的报道，尽管这些报道后来都“被其他事实推翻”。他们的做法使得媒体更加好斗。一些保守派评论员和国会议员开始呼吁要菲斯克辞职。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劳奇·费尔克洛思参议员尤其积极。他是受了新来的工作人员戴维·博西的鼓动才这么做的。博西曾经是佛洛伊德·布朗的搭档，是右翼组织公民联盟的成员。该组织已经散布了许多有关我的假信息；在菲斯克公布调查报告的同一天，我签署了新的独立检察官法，在我自己的棺材上又钉了颗钉子。这部法令允许再一次任命菲斯克，但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的“特别庭”也可以将他解职，任命另一名检察官，重新进行调查。根据这部法令，“特别庭”的法官将由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挑选，而伦奎斯特在去最高法院之前就已经是一名极端保守的共和党激进分子。
我想给菲斯克一些特权，但我新任的立法事务主管帕特·格里芬说，有些民主党人担心这样看起来不好。劳埃德·卡特勒则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非斯克显然是独立的，不可能被取代。他告诉希拉里，如果菲斯克被替换，他情愿“把头砍下来”。
7月初，我回到欧洲，参加在那不勒斯举行的七国峰会。途中，我在拉脱维亚的里加短暂逗留，与波罗的海各国领导人会谈，庆祝俄罗斯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撤军。我们向想回家的俄罗斯军官提供了大量的购房优惠券，帮助加快了俄罗斯的撤军进程。现在只剩爱沙尼亚还有俄罗斯军队了，该国电影制片人出身的伦纳特·梅里总统一直反对俄罗斯控制自己的国家，决心尽快让这些军队离开。会谈结束后，在里加的自由广场举行了一场令人感动的庆祝仪式。广场亡大约有四万人挥舞着旗子欢迎我，对美国坚定地支持他们刚刚得到的自由表示感谢。
我的下一站是华沙，与莱赫·瓦文萨总统举行会谈，强调我支持波兰加入北约。10多年前，瓦文萨领导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发动起义，反抗共产党统治，成为英雄，是自由波兰自然的总统人选。他对俄罗斯深表怀疑，希望波兰尽管加人北约。他还想得到更多的美国投资。他说，波兰的将来需要更多的美国“通用”，“首先是通用汽车和通用电气”。
那天晚上瓦文萨举行了一场宴会，邀请了持各种观点的领导人前来参加。我饶有兴趣地听着瓦文萨太太和——位议员之间的激烈争论。瓦文萨太太是八个孩子的母亲，爱与人争吵，当时正猛烈地抨击共产主义制度。那位议员是一位种植西红柿的农场主，他认为农民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比现在的日子好过。我以为他们快要打起来了，于是想帮个忙，提醒那位议员，即使在共产主义时期，波兰的农场也是控制在私人手里的，波兰共产党人所做的只是把粮食买过来，拿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去卖。那位议员承认这一点，但他说，那时他总能够为自己的庄稼找到市场，而且价钱也不错。我告诉他，他从没有在像俄罗斯那样彻底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过。在俄罗斯，农场本身也曾经被集体化。然后我又解释美国的制度是怎么运行的，告诉他，所有的自由市场体制都有某种形式的合作营销和价格补贴。那位农场主仍然不太相信，瓦文萨夫人也仍然不肯让步。如果民主的精神是自由和不受限制的辩论，那么这一精神在波兰肯定已扎了根。
在那不勒斯参加峰会的第一天，我把时间都用来处理亚洲问题了。我们与朝鲜刚刚在日内瓦恢复谈判，但金日成前一天却去世丁，于是能否与朝鲜达成协议一下子成了问题。七大国中另一个与朝鲜问题有切身利益的是日本。日本人与朝鲜人的紧张关系已经有几十年了，可以追溯到二战以前。如果朝鲜有了核武器，日本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也需要发展核阻吓力量。由于自身的痛苦经历，日本人并不愿意这么做。日本新首相村山富市向我保证，在朝鲜问题上，日美之间的团结不受任何影响。村山通过与自民党结盟，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社会党首相。为哀悼金日成逝世，日内瓦谈判暂停一个月。
我们在那不勒斯所做的最重要决定，是向乌克兰提供一揽子援助，并邀请俄罗斯参加以后各届峰会的政治会谈。邀请俄罗斯加入这个有影响的圈子给了叶利钦及其他推动与西方建立紧密关系的改革者一个很大的鼓励，并可以保证我们将来的会议更加有趣，因为叶利钦总是让人感到愉快。
切尔西、希拉里和我都很喜欢那不勒斯，会议结束后，我们去庞培参观了一天。这座古城于公元79年被火山灰埋住，意大利人后来做了一件十分漂亮的工作，将它挖了出来。我们参观了仍然纹理清晰的彩色壁画，包括那些公兀1世纪的政治海报；还有一些露天食品摊，其实就是当今快餐连锁店的早期雏形；几具在火山灰中保存得很好的尸体，其中有一个男子躺在地上，手捂着他明显已经怀孕的妻子的脸，两个孩子躺在他们身边。那幅景象让人不由得想起稍纵即逝的生命是多么脆弱。
我们欧洲之行的终点是德国。赫尔穆特·科尔带领我们参观了他的家乡路德维希港，然后我们飞往拉姆斯坦空军基地，看望我国驻在那里的军队。由于冷战后军队缩编，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久将退伍。和我在那不勒斯遇到的海军官兵一样，拉姆斯坦基地的官兵们只向我提了一个国内问题：医疗保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孩子，在军队中，他们不用为医疗操心。现在由于军队缩编，他们将退伍，但回国后国家再也不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医疗保障，因此他们很担心。
柏林一片繁荣，由于统一后的德国准备恢复这个城市的首都地位，因此到处都是建筑起重机。我和希拉里在科尔夫妇的陪同下，走出国会大厦，沿着柏林墙原来所在的地方散步，一直穿过雄伟的勃兰登堡门。肯尼迪总统和里根总统在这座门位于柏林墙西边的一侧发表过令人难忘的演说。现在柏林统一了，我们站在东边一侧的讲台上，面对五万名热情的德国人。他们中很多是年轻人，生活在一个与他们父母所了解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里，对于将来很彷徨。
我敦促德国人带领欧洲走向更大程度的统一。如果他们这么做，我用德语向他们保证，“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美国都站在你们这一边”。勃兰登堡门长期以来一直是时代的象征，有时是专制的纪念碑，有时是征服的纪念塔，但现在应该代表当初建设者的本意：通向未来的大门。
我回国后，外交工作继续进行。由于海地不断镇压人民，新的一波难民开始乘小船出逃，所有的商业航班都被终止了。7月底，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一项入侵计划，推翻独裁者。这是一项看起来越来越不可避免的行动。
7月22日，我宣布大幅度增加对卢旺达难民的紧急援助，美国军队将在乌干达建立一个基地提供支援，全天不断地向住在靠近卢旺达边境地区的难民输送救援物资。那里的难民数量很多，全都住在帐篷中。我还命令军方建立一个安全饮水供应点，向那些面临霍乱和其他疾病威胁的人提供尽可能多的净水。我还宣布，美国将在接下来的两天内提供2000万支口服补水剂，以阻止霍乱爆发。一个星期之内，我们运送了1300多吨食品、药品和其他物资，每天生产并分发10万多加仑的安全饮用水。整个援助计划需要4000名士兵，花费差不多有5亿美元。尽管这是屠杀以后才提供的援助，但仍然挽救了很多生命。
7月25日，侯赛因国王和拉宾总理来到华盛顿，签署华盛顿宣言，正式结束约旦和以色列之间的敌对关系，并承诺通过谈判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他们已秘密谈判了一段时间，沃伦·克里斯托弗为了给他们达成协议创造条件做了艰苦的努力。第二天，两位领导人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我们三个人后来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重申我们将努力实现包括中东冲突所有各万在内的全面和平。
以约之间的协议与最近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犹太人中心的恐怖袭击’，以及发生在巴拿马和伦敦的其他袭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据信，这三起袭击都是真主党游击队所为。真主党游击队由伊朗武装和叙利亚支持，从黎巴墩南部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与叙利亚不达成协议，中东和平进程就不可能完成。因此，真主党游击队成了一个严重的潜在障碍。哦曾打电话给阿萨德总统，向他通报以约宣言，请求他支持这一宣言，并向他保证，以色列和美国仍然愿意与叙利亚进行成功的谈判。拉宾说，叙利亚可以限制但无法终止真主党游击队的活动，因此也向叙利亚敞开了谈判的大门。侯赛因回应说，不光是叙利亚，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应该向约旦学习，与以色列和解。
我宣布，侯赛因和拉宾肯定“把和平的空气带到了全世界”，然后结束了新闻发布会。鲍里斯·叶利钦刚刚通知我，他和梅里总统已达成协议，俄罗斯军队将在8月31日前全部撤出爱沙尼亚。
8月，华盛顿热了起来，国会这时通常休会。但1994年，国会这个月几乎一直在开会，讨论犯罪法案和医疗保健改革法案。参众两院都通过了犯罪法案。根据该法案，美国将增加10万名社区警察，加重对累犯的惩罚，并增加监狱建造拨款和防止年轻人犯罪的预防计划的拨款。
当议员大会委员会召开会议，以弥合参众两院在犯罪法案上的分歧时，民主党人决定把进攻性武器禁令也放到妥协议案中。就像我说的那样，面对全国来复枪协会的强烈反对，该禁令作为一个单独的法案在众议院通过时，仅有两票的优势。全国来复枪协会在布雷迪法案上已经输掉了一场战斗，他们决心拿下这一场，这样美国人民才能享有“持有”速射大弹匣武器的权利。设计这样的武器，目的只有一个：在短时间杀死很多人。这些武器的效果也很明显；被这些武器击中的犯罪受害者，死亡的几率是被常规手枪击中的三倍。
议员大会决定把禁令与犯罪法案合并到一起，因为在禁令问题上，尽管我们在参议院占明显多数，但没有打破全国来复枪协会支持者进行阻挠所必需的60票。参加会议的民主党人知道，阻挠整个犯罪法案，要比单独阻挠进攻性武器禁令困难得多。这种策略的问题是，来自支持有枪的乡村地区的民主党众议员不得不再次就进攻性武器禁令投票，这样就要冒法案失败的风险。如果他们投票赞成，就有议员职位不保的风险。
8月11日，在一次程序性投票中，众议院以225票对210票否决了新的牙巳罪法案。58名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只有11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一小部分投反对票的民主党人是自由派分子，反对该法案扩大死刑范围，但大多数变节者都按照全国来复枪协会的意思投了票。有相当一部分共和党众议员说，他们很想支持这个法案，包括进攻性武器禁令，但认为该法案整体上，特别是在犯罪预防计划上花钱过多。我们在兑现一个重要的竞选承诺时遇到了麻烦，我必须努力将局面扭转过来。
第二天，全国警官协会在明尼阿波利斯召开会议，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和费城市长埃德·伦代尔也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我把犯罪法案描述为人民必须二者择其一的问题，其中警察和人民为一方，全国来复枪协会为另一方。我们肯定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为了保住议员宝座，必须把美国人民和警察置于极度的危险之中。
三天后，在玫瑰园举行的一次活动上，史蒂夫·斯波萨托使这个问题更加清晰。史蒂夫是共和党人，是一位商人。一个神经错乱的男子拿着进攻性武器在旧金山的一幢写字楼里大肆扫射的时候，他的妻子被打死了。那天他把年幼的女儿梅根也带去了，极有说服力地请求通过进攻性武器禁令。
这个月下旬，犯罪法案再度提交给国会表决。和医疗保健改革不同，我们是通过两党间善意的协商来推动犯罪法案的。这一次我们以235票对195票获胜了。通过谈判，我们对法案规定的开支做了大幅度的裁减，这样赢得了差不多20张共和党人的票。通过解释犯罪预防计划的效果，我们说服了一些自由派民主党人改变了立场，少数来自支持有枪地区的民主党人也冒险帮助了我们。四天后，在乔·拜登参议员的带领下，犯罪法案以61票对38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当时我们得到了打破阻挠所必需的六张共和党人的票。犯罪法案将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帮助带动了犯罪率的持续下降，下降幅度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
就在众议院表决之前，汤姆·福利议长和多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我请求，让我把进攻性武器禁令从法案中抽掉。他们说，许多民主党众议员代表的是势均力敌的选区。他们已经为经济计划艰难地投了赞成票，并在布雷迪法案的表决中得罪了一次全国来复枪协会。福利和格普哈特说，如果我们让他们在进攻性武器禁令上再次冒险，整个法案可能会通不过，而如果法案通不过，许多赞成这一法案的人在11月的选举中将会落选。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杰克·布鲁克斯也向我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布鲁克斯当了40多年的众议员，是我最喜欢的议员之一。在他所代表的选区里，有许多全国来复枪协会的会员。进攻性武器禁令第一次提交表决时，他曾带头否决了该禁令。他坚信，如果我们不把禁令抽掉，全国来复枪协会可以通过吓唬枪支持有人，来击败许多民主党人。
福利、格普哈特和布鲁克斯的话让我感到迷惑，但我相信，我们党的议员可以在自己的选区里与全国来复枪协会争论，并取得胜利。戴尔·邦珀斯和戴维，普赖尔向阿肯色州的选民们为自己投的一票做出了解释。我认识来自亚拉巴马州的豪厄尔·赫福林参议员已有差不多20年了，他对自己支持犯罪法案有一个绝妙的解释。他说，他从未投票赞成枪支管制，他赞成的是只禁止19种进攻性武器的犯罪法案，而他并不认识任何拥有这些武器的人。另一方面，该法案规定，禁止对其他几百种武器包括“我熟悉的每一种武器”进行限制。
这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观点，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豪厄尔·赫祸林说得那么巧妙。福利、格普哈特和布鲁克斯是对的，我错了。要建设更安全的美国，美国的守卫者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
也许我把国会、整个国家和本届政府逼得太紧了。在8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一名记者问了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他问我，我在国会里很少能得到共和党的支持，却推动通过了很多法案，“我很想知道，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那就是你当选总统时只得到了43％选票，因此，你现在想完成的事情是不是太多了，做得是不是太急了……超出了你的授权”。虽然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过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没过多久我就不用再想了。
就在我们在犯罪法案上取得胜利时，在医疗保健改革上我们却节节败退。8月初，乔治·米切尔提出了一个妥协议案。根据他的议案，享受医疗保险的人口将增加到95％，免除雇主购买保险的责任。而且如果议案中的自愿条款无法使享受保险的人口增加到100％，将来是否强制达到这个目标，暂时也不做决定。我第二天即宣布支持米切尔的议案，并开始向温和派共和党人进行宣传。但这么做没有用。多尔决心否决任何有意义的医疗改革法案；他采取的是聪明的政治策略。犯罪法案通过的当天，参议院开始休会两周，对医疗改革法案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多尔极力否决犯罪法案的努力失败了，因此决心对医疗改革法案进行成功的阻挠。
8月，另一个重大新闻发生在乎行的白水世界里。我签署了独立检察官法之后，伦奎斯特首席法官任命戴维·森特尔法官为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特别庭”庭长。根据新的独立检察官法，该特别法庭有权任命独立检察官。森特尔是个极端保守派，是杰西·赫尔姆斯参议员的得意门生。赫尔姆斯曾谴责“左翼异教徒”正在影响着美国，试图将美国变为“集体化的、平均主义的、物质主义的、对种族问题敏感的、极端世俗化的、社会生活方面很悲观的国家”。三人组成的“特别庭”中还有一位保守派法官，因此森特尔可以为所欲为。
8月5日，森特尔的“特别庭”将罗伯特·菲斯克解职，代之以肯尼斯·斯塔尔。斯塔尔曾经是一名上诉法院的法官，曾任布什政府的副司法部长。和菲斯克不同，他没有当过检察官，但有一项更为重要的资历：他比菲斯克保守得多，也更热衷于党派之争。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森特尔说他用斯塔尔替换菲斯克，是为了保证“调查看起来是独立的”。菲斯克通不过这一关，因为他与“现政府有牵连”。这是一种荒谬的说法。菲斯克是共和党人，与本届政府的惟一牵连是，他自己并没有主动要求的这个职务，是由雷诺任命的。如果是由特别法庭任命的，与现政府就不会有任何牵连了。
森特尔法官所任命的人与我的利益冲突不仅是明显的，而且是实在而公开的。斯塔尔公开支持葆拉·琼斯向我提起诉讼，并在电视上宣称，愿意为她写一份“法院之友”意见书。五位美国律师协会的前主席批评了对斯塔尔的任命，因为这一任命有明显的政治偏见。《纽约时报》也提出了批评，因为就在菲斯克被斯塔尔替换的几周前，森特尔法官曾与菲斯克最严厉的批评者劳奇·费尔克洛思参议员和杰西·赫尔姆斯共进午餐。但他们三人说，他们讨论的只是前列腺问题。
斯塔尔当然没有置身事外的意思。他对我的偏见正是他被选中并接受这个职务的原因。我们现在对“独立”检察官有了个奇怪的定义：这个检察官必须独立于我，但与我政治上的敌人和法律上的对手联系再紧密也没有关系。
对斯塔尔的任命是没有先例的。过去最高法院总是努力确保特别检察官不仅是独立的，而且能够保持公正，并尊重总统的职位。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利昂·贾瓦斯基是一位保守派民主党人，但他在1972年却支持尼克松总统竞选连任。伊朗门事件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是一位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共和党人，但他支持里根总统。我从未指望对白水事件的调查会成为道格·索斯尼克所说“主场比赛”，我本以为可以在中立场地比赛。情况并非如此。既然白水事件查不出什么，那么让调查不利于我的惟一办法就是把它变成一场漫长的“客场比赛”。菲斯克太公正了，工作干得太快，因此他必须走人。
劳埃德·卡特勒没有“把头砍下来”，但斯塔尔被任命为独立检察官后不到一周，他也离开了，兑现了只在法律顾问办公室短暂任职的承诺。我任命阿伯纳·米克瓦接替他的职务。阿伯纳来自伊利诺伊州，曾扭任过国会议员和上诉法院的法官，素有毫无缺点的名声，对于我们必须克服的困难有着清醒的认识。劳埃德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事业如此成功，最后却发现，他认为自己了解而且可以信任的人，做事的规则却和他不一样。
国会休会后，我们也离开华盛顿，再次来到玛莎葡萄园。我和希拉里需要休息一下。艾尔·戈尔也一样。几天前，他在一场篮球赛中扯断了脚跟腱。这个伤很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痊愈。但他回来后，却比以前更加强壮了。他利用无法活动的机会，减掉了一些体重。在此期间，他拄着拐杖，出差到了40个州，以及包括埃及在内的四个国家。在开罗可持续发展大会上，针对人口控制这一敏感话题，他促成了一项妥协方案。他还继续负责“政府再造”计划。到9月底，我们已节省了470亿美元，足以支付犯罪法案所要求的支出；开始与汽车制造商建立有竞争力的机构，用以研发“干净的汽车”；将向中小企业管理局申请贷款的申请书从一百页砍到一页；在詹姆斯·李·威特的帮助下，对联邦紧急措施署进行改革，使之成为最受人敬佩的联邦政府部门，而不是最不受欢迎的部门；在罗杰·约翰逊的领导下，总务管理局取消了一些不需要的建设项目，节省了10亿多美元。艾尔·戈尔虽然只有一条腿可以走路，但完成的工作却很多。
在玛莎葡萄园的那一周我们过得很有趣，原因有好几个。弗农·乔丹为我和沃伦·巴菲特及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安排了一场高尔夫球赛。他们两个我都喜欢。巴菲特是个坚定的民主党员，相信民权、公正的税收和妇女选举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最值得留恋的夜晚是在比尔和罗斯·斯蒂伦夫妇家度过的。那晚的嘉宾包括优秀的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和我的文学偶像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是朋友。卡斯特罗当时为了向我们输出他自己面临的问题，正鼓动大批的古巴人涌向美国，使人想起了1980年给我造成很大麻烦的马列尔难民船。当时成千上万的古巴人，乘着小船和木筏，冒着生命危险，试图航行90英里到佛罗里达。
马尔克斯反对美国对古巴的禁运，并试图劝说我解除禁运。我告诉他，我不会解除禁运，但我支持《古巴民主法》。该法律授权总统改善与古巴的关系，以换取古巴在自由和民主方面取得进步。我请他告诉卡斯特罗，如果他让古巴难民潮继续下去的话，美国的反应将与1980年卡特总统的反应有很大的不同。我说：“卡斯特罗已经让我输掉了一场选举，他不能让我输两场。”我向与卡斯特罗有工作关系的墨西哥总统萨里纳斯也传递了同样的信息。不久以后，美国与古巴达成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卡斯特罗保证将制止难民潮，美国则承诺通过正常渠道，每年多接收两万名古巴人。在我任总统期间，卡斯特罗忠实地遵守了这一协定。马尔克斯后来开玩笑说，他是惟一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比尔·克林顿都是朋友的人。
讨论了古巴问题之后，马尔克斯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切尔西身上。切尔西说她已读完了他的两本书。马尔克斯后来说，他不相信一个14岁的小姑娘能看懂他的书，于是与切尔西仔细讨论了《百年孤独》。讨论结果令他印象很深，后来送给切尔西一整套他的小说。
我在休假期间办的惟一一件公事与爱尔兰有关。我给乔·卡西尔发放了签证。卡西尔已经76岁了，是爱尔兰共和军的英雄。1973年他因为走私军火在爱尔兰被判有罪，后来很多年仍然继续鼓吹暴力。我给他发放签证，是因为作为双方谅解的一部分，他现在想在爱尔兰共和军的美国支持者中间倡导和平。根据双方的谅解，爱尔兰共和军最终将宣布停火。卡西尔8月30日到达美国，第二天爱尔兰共和军即宣布彻底停止暴力活动，为新芬党参与和平进程打通了道路。这是格里，亚当斯的胜利，也是爱尔兰政府的胜利。
休假回来后，我们搬到布莱尔宾馆住了三个星期，因为白宫正在修理空调系统。从里根政府时期就开始了对白宫有近两百年历史的外墙进行修复，对每一块石头都做整修，这一工作当时仍在进行。在我第一个任期内，白宫的一角外始终搭着脚手架。
我们一家总是喜欢住在布莱尔宾馆，这次长时间住在这儿也是如此，尽管我们错过了对面大街上戏剧性的一幕。9月12日，一名对生活感到失望的醉汉闯进一架小型飞机里，驾驶飞机向华盛顿市区和白宫飞来。他不是想在建筑物上撞死，就是想在南草坪上降落，就像几年前一名年轻的德国飞行员在莫斯科红场上降落那样。不幸的是，他驾驶的小型塞斯纳飞机着陆时落地太晚，撞在了树篱上，冲到了白宫人口西边的大木兰树底下，然后撞到了白宫巨大的石基上，当场死亡。几年后，又有一名精神不正常的男子拿着手枪，跳过了白宫的护栏，随后被穿制服的特工人员开枪击伤并逮捕。白宫是一块磁石，不光对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有吸引力。
9月，海地的危机达到了最高潮。塞德拉斯将军以及他手下的恶棍们加强了恐怖统治。他们处死孤儿，强奸少女，杀害牧师，肢解人体并把残缺的尸体挂在室外恐吓其他人，当着孩子的面用砍刀划伤母亲们的脸。我已经花了两年时间努力寻找和平解决的办法，这时已感到厌倦了。一年多以前，塞德拉斯曾签署协议，同意放弃权力，但每当放弃权力的时候来临，却又拒绝放权。
现在是推翻他的时候了，但公众舆论和国会对此却表示强烈反对。尽管有汤姆·哈金参议员、克里斯·多德参议员和国会黑人同盟支持我，共和党人却全部反对，大部分民主党人，包括乔治·米切尔则认为，在没有公众支持和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我又把他们带到了悬崖边上。甚至在我们政府内部也有分歧。艾尔·戈尔、沃伦·克里斯托弗、比尔·格雷、托尼·莱克和桑迪·伯杰赞成推翻塞德拉斯，比尔·佩里和五角大楼表示反对，但他们正在制定入侵计划，以便我命令他们行动时用得上。
我认为我们必须行动。无辜的人们正在我们的后院中遭到屠杀。为了处理海地难民我们已经花了一些钱。联合国倒是一致同意剥夺塞德拉斯的权力。
9月16日，为利用最后一次机会避免入侵，我派卡特总统、柯林·鲍威尔和萨姆·纳恩去海地，劝说塞德拉斯将军和他在军队及国会中的支持者，接受阿里斯蒂德恢复原职、塞德拉斯离开海地的条件。尽管原因不同，对于我决心使用武力恢复阿里斯蒂德职位的做法，卡特等三人都有不同意见。尽管卡特中心对阿里斯蒂德在选举中取得的压倒性胜利进行了监督，但卡特总统与塞德拉斯建立了联系，对于阿里斯蒂德是否会实行民主表示怀疑。纳恩反对阿里斯蒂德在举行国会选举前返回海地，他不相信阿里斯蒂德会保护在国会中没有建立起制衡力量的少数派的权利。鲍威尔认为只有军队和警察才能管理海地，而军队和警察是决不会与阿里斯蒂德合作的。
后来的局势发展表明，他们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海地在经济和政治上严重分裂，没有民主的经验，没有像样的中产阶级，几乎不具备现代政府运行所需的制度上的能力。阿里斯蒂德即便可以顺利返回，仍然有可能无法取得成功。可是无论怎么说，他是以压倒性优势当选的，而塞德拉斯及其同伙却在杀害无辜的人民。我们至少应该制止屠杀。
三位尊贵的特使尽管有保留意见，但都保证将忠实地传达我的政策。他们想避免美国军队的武力侵入，因为那样只会使事情更糟。纳恩在海地的国会发表演说；鲍威尔则向海地军方领导人生动地描述美国军队侵入会带来什么后果；卡特负责做塞德拉斯的工作。
第二天，我来到五角大楼，和沙里卡什维利将军及其他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一道审查侵入计划。保罗·戴维·米勒海军上将和休·谢尔顿中将以电话会议的形式，也参与了对入侵计划的审查。米勒上将是此次行动的总指挥，谢尔顿中将是第18空降军军长，将率领我们的部队进入海地。侵入计划要求所有军种联合作战。两艘航母已停泊在海地附近，一艘运送特种部队，一艘运送第10山地师的士兵。空军的飞机将提供必要的空中支援，海军陆战队负责占领海地第二大城市海地角。攻击开始时，运送第82空降师所属空降兵的飞机将从北卡罗来纳州起飞，然后把部队空投到海地。海军海豹突击队将先期进入，查看选定的地点。他们已经在那天早晨进行了演练，顺利地从海上登陆。大部分部队和装备都将根据“驶进一驶出”的行动安排进人海地。人员和车辆先驶进登陆舰只，然后再驶上海地海岸。任务结束后，整个过程刚好反过来。除了美国军队外，我们还得到其他25个国家的支援。这些国家都加入丁联合国领导的盟军。
随着攻击期限的临近，卡特总统打电话给我，请求多给他一点时间劝塞德拉斯离开海地。他急切地想避免武力入侵。我也不愿意对海地动武。海地没有军事能力，入侵将像在水桶里打鱼一样。我同意给他三个小时，但明确告诉他，他和塞德拉斯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得规定推迟把权力转交给阿里斯蒂德。不能再给塞德拉斯任何时间，让他屠杀儿童、强奸少女或是划破妇女的脸I。为了照顾离开家园的海地人，我们已经花了2亿美元。我想让他们能够回家。
在太子港，三个小时的最后期限已经快到了，一群愤怒的暴徒聚集在美国人与塞德拉斯谈判的大楼外。我每次与卡特通话，塞德拉斯都会提出一个新建议，给自己继续掌权、推迟阿里斯蒂德复职留下空间。我拒绝了他的所有建议。虽然危险就在大楼外，人侵马上也将开始，卡特、鲍威尔和纳恩还是努力想说服塞德拉斯，但毫无效果。卡特请求我再给一点时间。我答应可以推迟到下午5点。按计划，运送空降部队的飞机大约6点到达海地，那时天刚刚黑。
如果到时候卡特他们仍然在与塞德拉斯谈判，极有可能会遭到大楼外暴徒们的袭击。5：30，他们仍然在海地，已经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因为塞德拉斯知道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了。我们6l架载着空降兵的飞机从北卡罗来纳州起飞的时候，他派了一个人在机场监视。我打电话给卡特总统，告诉他，他、鲍威尔和纳恩必须立即离开。三个人最后呼吁海地名义上的国家元首，81岁的埃米尔·乔纳森总统做决定。埃米尔终于告诉他们，他选择和平而不是战争。但所有的内阁成员只有一个人同意的他的决定，不过最后塞德拉斯让步了。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太子港的上空就可能飘满了降落伞。于是我命令飞机掉转方向回国。
第二天，谢尔顿将军率领1．5万人的多国部队先头部队，未放一枪进人海地。谢尔顿身材极好，身高大约6英尺5英寸，面部轮廓分明，说话慢吞吞的，有南方口音。虽然他比我还大几岁，但仍然经常和部下们一起跳伞。他看上去很有力量，好像一个人就可以废黜塞德拉斯。不久前，我曾到布拉格堡拜访过他。当时有一架飞机在附近的波普空军基地失事，死了好几名军人。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内战时期南方两名伟大的将军罗伯特·E．李和斯通沃尔·杰克逊的画像。我在电视上看到他走上海地海滩时，对我的工作人员说，如果一个崇拜斯通沃尔，杰克逊的人都可以去解放海地，那说明美国真的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塞德拉斯答应与谢尔顿将军合作，而且只要联合国协议所要求的大赦法获得通过，就于10月15日交出权力。虽然我最后几乎不得不强迫卡特总统、鲍威尔和纳恩离开海地，但他们在极其困难而且有潜在威胁的情况下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工作。顽强的外交努力和迫在眉睫的武力结合在一起，避免子流血冲突的发生。现在轮到阿里斯蒂德去兑现自己“不要暴力、不要报复、要和解”的承诺。和许多类似的声明一样，这个承诺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由于在海地恢复民主方面非常顺利，因此没有产生民主党人担心的负面影响。我们在进人选举时本应状态很好：经济上一个月内创造了25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从7％以上降到了6％以下；赤字正在减少；我们通过了有关犯罪、教育、国民服务、贸易和家庭休假的重要法律；在俄罗斯、欧洲、中国、日本、中东、北爱尔兰、波斯尼亚和海地，我们的外交工作进展顺利。可是尽管我们创造了很多记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进人选举的最后六个星期时，我们仍然有麻烦。这是由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许多人还没有感受到经济的改善；没有人相信赤字正在减少；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在立法方面取得的胜利，不知道或不关心外交方面的成绩；共和党及其媒体和利益集团的同伙经常而且有效地攻击我，说我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自由派分子，想增收他们的税，直到他们穷到不得不住进救济院，并把他们的医生和枪夺走；媒体有关浅的报道绝大部分都是负面的。
媒体与公共事务中心公布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在我任总统的前六个月里，在晚间新闻网节目中，平均一晚上有接近五条负面评论，比老布什总统上任前两年还要多得多。该中心主任罗伯特·李奇特说：“一种攻击犬式报道与小报新闻合流的时代正在到来”，而我“不幸成了这个时代的总统”。当然，也有一些例外。雅各布·魏斯伯格曾这样写道：“在我们最近的记忆中，比尔·克林顿比其他任何一位行政首长都更信守诺言，”但“选民们却不相信克林顿，部分原因在于媒体一直告诉他们不要相信他”。乔纳森·奥尔特在《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写道：“不到两年时间，比尔·克林顿在国内取得的成绩比约翰·P．肯尼迪、杰拉德·福特、吉米·卡特和乔治·布什取得的成绩总和还要多。尽管理查德·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很善于和国会打交道，但《国会季刊》说，自林登·约翰逊以来，在立法方面最成功的还是克林顿。衡量国内成绩的标准不应该是程序的连贯性，而应该是实际生活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发生了哪些变化。根据这个标准，他干得不错。”
奥尔特可能是正确的，但即使是这样，这也只是一个严守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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