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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忙于外交事务时，在国内，白水世界有了新的变化。3月，罗伯特，菲斯克上任了。他一开始就郑重其事地向好几位白宫工作人员发出了传唤，其中包括麦琪·威廉姆斯和莉萨·卡普托。莉萨替希拉里工作，是文斯·福斯特的朋友。麦克·麦克拉蒂于是设立了一个由哈罗德·伊克斯领导的白水事件应对小组，协调我们对菲斯克和媒体所提问题的回答；把我们解放出来，让我们做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使我们年轻的工作人员相互之间或与我和希拉里之间尽可能不谈论白水事件。任何有关这一事件的谈话都有可能导致我们年轻的工作人员被免职，或是遭到政治攻击，或者要支付巨额的诉讼费用。许多人都有一种先人之见，一定要找到错误；如果我们很久以前的地产买卖中没有什么错误，他们或许能够发现某些人在处理这件事时犯的错。
这种制度对我来说不成问题。毕竟，我从小就学会了怎样过平行的生活：大部分时间我都能够不理会那些指责和影射，继续做我的工作。我知道，对于那些不曾经常受到破坏性肆意攻击的人，要做到这点比较困难，特别是在人们以为只要被指控就必然有罪的气氛中，更是如此。当然了，有些法律专家，比如像萨姆·达什也指出，与里根和尼克松政府相比，我们是相当合作的，因为我们没有抵制传唤，而且我们把所有的记录都交给了司法部，然后又交给了菲斯克。但球门柱已被移开了：不管我们的对手提出什么指控，我和希拉里都必须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否则大部分问题还是将被提出来，还是会有人以极度怀疑的口吻写一些报道。潜在的倾向是，我们肯定做错了什么事。
比如，我们把财务记录披露给媒体后，《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吉姆·布莱尔的帮助下，希拉里投资1000美元，在期货市场竟然赚了10万美元。布莱尔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在期货交易中确实帮助过希拉里和他的其他朋友，但希拉里是自己承担风险的，交了1．8万美元的佣金，然后根据自己的直觉判断，在行情下跌之前退了出来。农产品期货交易平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前主席、共和党人利奥·梅拉米德检查了希拉里的交易情况后说，这些交易没有问题。但这没有用。好几年里，批评者仍然把希拉里在期货交易中挣的钱看成腐败的初步证据。
这种对错误行为的假设在《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中得到了体现。这篇报道据说是以马文·克雷蒂安教授的专业意见为基础的分析，断言希拉里在这桩”甜美的买卖”中没掏自己的钱。克雷蒂安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是公司法和合同方面的全国性权威之一，我在耶鲁大学上学时他曾教过我，我们的律师还曾请他审查了1978-1979年期间（也就是我们在白水地产投资期间）我们的纳税申报单。克雷蒂安反驳了《新闻周刊》的说法。他说：“我从没有说过那样的话。”而且他“感到愤怒”，觉得“受到了羞辱”。
大约与此同时，《时代》杂志刊登了一幅封面照片。照片上，我坐在桌前，为白水事件而苦恼，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站在我后面看着。实际上，这张照片是在一次例行的计划安排会上照的，当时有好几个人在场。在原来的照片上，至少还有其他两个人。《时代》周刊干脆把那两个人剪掉了。
4月，希拉里召开了一次记者会，回答有关她期货交易和白水事件的提问。她回答得非常棒，我为她感到自豪。当时她坦承，由于她相信人人都应该有“隐私空间”，所以对媒体有关她个人过去交易的提问反应不够及时，但“经过长时间的抵抗之后，我重新划定了这个空间”。说到这里，连记者们也笑了。
强加给我们的有罪假设扩展到了其他人身上。比如，罗杰·奥尔特曼和伯尼·努斯鲍姆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原因是两人曾讨论过由债务重整信托公司针对麦迪逊储贷银行发出的刑事犯罪举证书，因为债务重整信托公司隶属财政部，而且当时奥尔特曼正临时掌管这家公司。批评者或许以为努斯鲍姆试图影响债务重整信托公司的工作程序。但实际上，他们讨论这件事，是因为对麦迪逊储贷银行进行调查的消息泄露后，我们需要对媒体的提问做出回答。他们的做法得到了财政部道德顾问的批准。
老派的进步专栏作家埃德温·约德尔说，华盛顿正在被“道德清洁工”接管。在一篇有关努斯鲍姆与奥尔特曼接触的专栏文章中，他写道：我希望一开始就有人能够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白宫工作人员向别的行政机构打听有关总统的指控和传言就这么让人憎恨……
罗伯特，菲斯克发现，白宫与财政部的接触是合法的，但这并不能停止对努斯鲍姆和奥尔特曼的诽谤。那时候，所有我们任命的官员都需要每天聆听三遍“米兰达告诫”。伯尼·努斯鲍姆3月初已经辞职了。他永远不能原谅我主动要求任命独立检察官的愚蠢决定，也不想成为更多问题的源头。奥尔特曼几个月后也将离开政府部门。他们都是能干而且诚实的公仆。
3月，曾长期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共和党人、现已成为CNBC总裁的罗杰·艾尔斯指责本届政府“隐瞒了有关白水事件的情况，包括……土地诈骗、非法捐款、滥用权力……隐瞒了自杀——可能是谋杀”。原来这就是“可信的犯错证据”的标准。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特别坚定而又毫无根据地断言，文斯的死与我和希拉里的不法行为有牵连。此人曾经是尼克松和阿格纽的演讲撰稿人。他似乎决心证明，尼克松和阿格纽的继任者都和他们一样坏。当然，文斯自杀遗言的内容恰好相反，遗言上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但这并未阻止萨菲尔猜测文斯可能在办公室不恰当地保留了对我们有害的记录。
我们现在知道，那些具有破坏性的错误报道依据的所谓信息，许多都是由戴维·黑尔和出于自己目的收留黑尔的右翼分子提供的。1993年，作为小石城市法院的共和党法官，黑尔被控诈骗中小企业管理局90万美元。这笔钱来自二些联邦基金，本来应该通过他的资产管理服务公司贷给少数族裔人士所办企业。但他却通过一系列虚假的公司，把钱给了自己。美国审计总署后来的审计发现，他诈骗了中小企业管理局340万美元。黑尔与吉姆·约翰逊法官讨论了自己的困境。约翰逊是阿肯色州一名年长的种族主义者，1966年曾与温索罗普·洛克菲勒竞选州长，1968年与富布赖特竞选参议员。他把黑尔保护起来，于8月让他和一个名叫公民联盟的保守派团体取得联系。该团体的主要成员包括佛洛伊德·布朗和戴维·博西。布朗在1988年曾制作了臭名昭著的威利·霍顿系列广告，攻击迈克·杜卡基斯。博西帮他为1992年的竞选写了一本书，名为《聪明的威利：美国为什么不能相信比尔·克林顿》。在书中，作者对吉姆·约翰逊法官表示了“特别的谢意”。
黑尔声称我迫使他从资产管理服务公司拿出30万美元，贷给苏珊·麦克道戈尔拥有的一家公司，目的是把钱送给阿肯色的民主党领导人。作为回报，麦克道戈尔将从麦迪逊储贷银行拿出80万美元；借给黑尔，使他能够从中小企业管理局再得到100万美元。这是一个荒谬而不真实的故事，但布朗和博西却大肆宣扬。很显然，谢菲尔德·纳尔逊也帮忙了，把这个故事推销给了他在《纽约时报》的联系人杰夫·格斯。
1994年3月，媒体开始对罗斯律师事务所粉碎一些文件的行为大加挞伐。有一个盛放这些文件的盒子上面有文斯·福斯特名字的缩写。该事务所解释说，粉碎的材料与白水事件无关，处理的是不再需要的文件，属于正常程序。罗斯律师事务所对与白水事件无关的记录按惯例销毁这件事，白宫没有一个人知道。况且，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至今也没有证据表明我们隐瞒了什么。
事情如此糟糕，以至于备受尊敬的记者戴维·布罗德也说，伯尼·努斯鲍姆很不幸，因为他据说容忍了权力的傲慢和对权力的滥用。这样的傲慢和滥用最终引出了“过去一周再次在华盛顿回荡的那些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词汇——调查、传唤、大陪审团、辞职”。布罗德甚至把我们为推动经济计划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设立的“作战室”与尼克松的敌人名单相比较。
努斯鲍姆确实很不幸，没错。我要是听从他的意见，拒绝让步，不主动要求任命独立检察官以“澄清事实”，就不会有什么调查、传唤或是大陪审团。对他的真正伤害在于，他认为我应该遵守法治原则，接受合适的标准，而不是白水事件中媒体设定的变换不定的标准，媒体设定的标准正是为了造成他们自称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努斯鲍姆的继任者劳埃德，卡特勒长期在华盛顿当律师，在华盛顿权力圈中有着无可非议的好口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由于有了他，以及他的建议，情况大为改观，但他无法扭转白水事件的整个局势。
拉什·林博在白水事件的泥泞中尽情享受，节目播出后大获全胜。他声称文斯是在希拉里拥有的一套公寓里被谋杀的，尸体后来被转移到了马西堡公园。我想像不出这会让文斯的妻子和孩子们有何感受。后来，林博指责道：“调查白水事件或是与该事件有关的记者在小石城遭到了殴打和骚扰。一些已经死了。”但他的指责是错的。
为了不落后于林博，前共和党国会议员比尔·丹内迈耶呼吁要召开国会听证会，对与我有关的数量“惊人”的人在“非正常状态下”死去的原因进行调查。丹内迈耶列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单，其中包括我的竞选财政主席之一维克·雷塞和民主党政治主任保罗·塔利。维克和儿子1四2年在去阿拉斯加的途中因飞机失事悲惨地去世了，保罗则是在小石城忙于竞选时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我在两个人的葬礼上都说了表扬性的话，后来还任命维克的遗孀莫利为礼宾主任。
杰里·福尔韦尔发布了一盘名为《权力圈》的录像带，因此超过了丹内迈耶。这盘录像带讲述了无数在阿肯色“神秘死去的人”的故事，暗示我似乎应对这些人的死负责。福尔韦尔随后又发布了一个续集《克林顿编年史》，并在他的电视节目“旧时福音时间”中播放。这盘录像带以丹内迈耶和吉姆·约翰逊法官为主角，指责我与可卡因走私有牵连，谋杀证人，并安排杀死了一名私人调查员和一名州警的妻子。许多“证人”拿了钱出来作证，福尔韦尔则卖出了许多盘录像带。
随着白水事件的展开，我努力保持一定的分辨力，记住并不是每个人都卷入了这场歇斯底里的癔病中。比如，《今日美国报》就发表了一篇关于白水事件的公正报道，其中包括对吉姆·麦克道戈尔和克里斯·韦德的采访。吉姆说我和希拉里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韦德是当初主管白水地块的阿肯色州地产商。他说，我和希拉里在白水地产投资中牵涉很少，我们的说法都是真实的。
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像拉什·林博、比尔·丹内迈耶、杰里·福尔韦尔这样的右翼分子，和像《华盛顿时报》这样的报纸会这么说。《华盛顿时报》公开承认自己属于右翼，接受文鲜明牧师的资助，编辑是小韦斯·布罗登，而布罗登的父亲是韦斯利·布罗登牧师。此人曾经是“白人公民委员会”牧师，曾与吉姆·约翰逊法官结为盟友，发起反对给予黑人民权的斗争，但最后失败了。我不能相信的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其他一些我很尊敬信任的媒体竟然上了佛洛伊德·布朗、戴维·博西、戴维·黑尔和吉姆·约翰逊之流的当。
在此前后，为纪念“黑人历史月”，我在白宫举行一场餐会。来宾中包括我上法学院时的教授伯克，马歇尔和他的朋友尼科拉·卡岑巴赫。卡岑巴赫曾在肯尼迪政府的司法部工作过，为推进民权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他走到我跟前，告诉我他是《华盛顿邮报》董事会的成员。对于该报有关白水事件的报道以及因为一些“毫无价值的指控”而对我和总统职位造成的“巨大伤害”，他感到汗颜。“这算得了什么？”他问道，“这肯定与公众利益无关。”
不管与什么有关，这些报道在起作用。3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的人认为我和希拉里在白水问题上撒谎，1／3的人认为我们做了非法的事情。我必须承认，白水事件，尤其是对希拉里的攻击，对我造成的伤害比我原先想像的要大。那些指控是空穴来风，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我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但希拉里除了偶尔比较固执外，没有任何值得责备的地方。看到她被一个又一个虚假的指控所伤害，我非常难过，因为我竟然屈服，天真地以为独立检察官可以澄清事实，结果使得情况更加恶化。我必须努力工作才能控制住自己的怒气，但并不总是成功。部长们和工作人员对我偶尔发火似乎能够理解，艾尔·戈尔帮助我度过了怒火中烧的时刻。不过，尽管我继续努力工作，继续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我通常的开朗性情和天生的乐观情绪却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厉的考验。
对于这件事，一笑了之是有好处的。每年春季都有三场媒体聚餐会，分别由格里迪朗俱乐部、白宫记者和广播电视记者举办。这些餐会使媒体有机会拿总统开玩笑，也给总统回答的机会。我盼着这几次餐会，因为这些餐会可以使我们双方放松一些警惕，并提醒我，媒体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大部分都是努力想做到公正的好人。而且，正如《圣经》里的《箴言》篇所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4月12号，在广播电视记者举办的餐会上，我精神很好，说出了绝妙的句子，比如：“来到这里我真的很高兴。你们要是觉得我在阿肯色州西北部有一块地，我愿意带你们去看看。”“有人说我与媒体关系的主要特点是自怜。但我却想把它看做是我的同情的外部极限。我感到了我的痛苦。”“离4月15日还有三天，你们中大多数人花在我纳税问题上的时间却多于花在你们自己纳税问题上的时间。”“我仍然相信有一个叫做‘帮助’的地方。”
右翼分子的所作所为后来被希拉里称为“庞大的右翼阴谋”，在西德尼·布卢门撒尔的《克林顿的战争》和乔·科纳森与基恩·莱昂斯合著的《猎杀总统》中有详细的记录。就我所知，他们实事求是的看法没有一条被人反驳。两本书出版后，参与白水事件狂热报道的主流媒体中的那些人，对两位作者提出的指控不予理睬，说他们同情我和希拉里，或者干脆责备我们处理白水问题的方式不当，而且责备我们的抱怨。我坚信我们本可以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但他们也应该这样。
在白水事件被炒作的初期，我的一位朋友因为来华盛顿之前犯的一个错误，被迫辞去政府中的职务。罗斯律师事务所向阿肯色州律师协会投诉韦布·哈贝尔，声称他多收了客户的钱，并虚报开支。韦布辞去了司法部的职务，但向希拉里保证，自己与指挥无关。他说，发生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富有但脾气暴躁的岳父塞斯·沃德拒绝向罗斯律师事务所支付一桩专利侵权官司的费用。在那场侵权官司中，塞斯·沃德输了。他的话听起来有道理，但不是事实。
事实证明，韦布的确多收了客户的钱。他这么做对罗斯律师事务所造成了伤害，并减少了合伙人的收入，包括希拉里的收入。这件事他如果按正常的方式处理，有可能与律师事务所达成协议，把钱还给客户，并被吊销执照一到两年。律师协会也可能会把他交给州检察官。那样的话，韦布可以通过偿还公司的钱而免于坐牢。但是，他掉进了独立检察官的网里。
事实真相第一次公布出来之后，我感到目瞪口呆。多年来，我和韦布一直是朋友和打高尔夫球的伙伴，我原以为很了解他。我现在仍然认为他是个好人。他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但由于不想成为斯塔尔手中的一枚棋子，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
所有这一切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并没有离开我平行生活中的另一个轨道，那个我到华盛顿来追求的生活轨道。3月，我花了很多时间大力推动两个法案，我认为这两个法案对没有大学学位的工人将有所帮助。现在，大部分人都不可能终身只干一份工作，或是受雇于一个老板，但是不同的人在就业市场所受到的待遇是明显不同的。我们6．5％的失业率有些误导。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只有3．5%，两年制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超过5％，中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为7％，而中学没有读完的人的失业率却超过11％。在新罕布什尔州纳舒厄市和基恩市举行的活动中，我说我想把失业救济计划改变为范围更大、培训更好的再就业体系。我希望国会通过毕业就业计划，为那些不想取得四年制大学学位的年轻人提供一到两年的高质量培训。3月底，我可以签署“目标2000”法案了。我们终于从国会那里得到承诺，一定要达到我1989年制定的教育目标，检验学生达到这一目标的程度，并鼓励地方学区采取最有希望的改革措施。对教育部长迪克·赖利来说，这是非常美好的一天。
3月18日，波斯尼亚总统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和克罗地亚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来到白宫，签署在我的特使查尔斯，雷德曼的帮助下达成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占多数的地区将建立联盟，并启动一个与克罗地亚结为联盟的机制。穆斯林与克罗地亚族之间虽然有战斗，但没有双方与波斯尼亚塞族人之间的战斗激烈，不过这项协议仍然是迈向和平的重要一步。
3月的最后几天，与朝鲜之间的严重危机开始了。2月，朝鲜曾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检查他们公布的核基地，但3月15日，他们却阻挠核查人员完成自己的工作。核查人员检查的反应堆以燃料棒为燃料。这些燃料棒耗完最初设定的能量后，还可以再加工成足够数量的钚，用来制造核武器。朝鲜还计划建造两座更大的反应堆，可以生产更多用过的燃料棒。这些燃料棒掌握在世界上最孤立的、一个甚至连自己的人民都养不活的国家手里，是很危险的。这样的国家也许会试图把钚卖给错误的买主。一周之内，我决定在韩国部署爱国者导弹，并要求联合国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正像比尔·佩里3月30日对一群编辑和记者说的那样，即使有战争风险，我也决心阻止朝鲜发展自己的核武库。为了确保朝鲜知道我们是动真格的，佩里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一直语气强硬，甚至说他不排除先发制人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沃伦·克里斯托弗努力确保我们的信息保持适当的平衡。国务院说，我们倾向于和平解决，我国驻韩国大使吉姆·兰尼则把我们的立场描述为“正在观察、立场坚定、保持耐心”。我相信，如果朝鲜真的理解我们的立场，并了解放弃核计划、与其邻国及美国合作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话，我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3月26日，我来到达拉斯，愉快地度过了一个不用工作的周末，在我弟弟的婚礼上当伴郎。弟弟是和漂亮的莫利，马丁结婚。他在纳什维尔过了几年后，跑到洛杉矶，希望重振自己的歌唱事业。他就是在那时遇见莫利的。我为罗杰感到高兴。
婚礼后的第二天，我们几个人都去观看了阿肯色野猪队对密歇根大学队的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锦标赛半决赛。那个星期，《体育画报》的封面上刊登了我身穿野猪队运动服的照片。同期杂志的一篇文章里刊登了一张我手拿篮球的照片。经历媒体对我的那些报道之后，这篇文章对我来说简直是天降甘露。一周后，我又出现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一个体育馆里。这一次，阿肯色队76比72击败杜克大学队，夺得全国冠军。
4月6日，最高法院的哈里，布莱克门法官宣布退休。我和希拉里在“复兴周末”期间与哈里·布莱克门法官和他的妻子多蒂成了朋友。哈里是个很不错的人，也是非常优秀的法官，是伦奎斯特法院中迫切需要的一个温和的声音。我知道，为了国家，我必须找一个值得敬佩的人补进去。我第一个考虑的是乔治，米切尔参议员。一个月前，米切尔宣布将退休，不再担任参议员。他是一位出色的多数党领袖，对我忠诚并且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们对于能否在11月的选举中保住他的位子没有一点把握。我不想让他离开参议院，但一想到任命他为最高法院法官就非常兴奋。他在成为参议员之前曾当过联邦法官，他将成为最高法院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个可以调动选票的人，即使发表反对意见，也会有人洗耳恭听。五周之内，米切尔再次让我失望了。他说如果他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参议院，我们通过医疗保健改革提案的机会将烟消云散，这会伤害到美国人民，伤害到力图重新当选的民主党人，还有我的总统职位。
我很快选定了另外两个人选：史蒂芬·布雷耶法官和理查德·阿诺德法官。布霄耶已经通过了审查。阿诺德是第八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该法院总部在圣路易斯，管辖范围包括阿肯色州。阿诺德曾经是戴尔·邦珀斯的助手，邦珀斯则是阿肯色州众多出名的律师之一。阿诺德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法学院，学过拉丁语和希腊语，部分目的是为了能够阅读早期与《圣经》有关的文献。我本来可能会任命他的。但他当时正在接受癌症治疗，有关他病情的预期也不太明朗。我的共和党前任已经在各联邦法院任命了许多年轻的保守派，这些人会占据职位很多年。我不想冒险，再给他们一个职位。5月，我决定任命布雷耶法官。他非常胜任最高法院的工作。此前，在怀特法官辞职后我接见过他，对他印象很深。布霄耶很容易就能获得确认。至于阿诺德，我很高兴地说，他现在仍然在第八上诉法院当法官，偶尔和我一起打打高尔夫球。
4月初，北约又在波斯尼亚发动空袭，这一次是为了阻止塞族对戈拉日德的包围。同一天，卢旺达爆发了大规模骚乱。卢旺达总统和布隆迪总统同坐的飞机失事，引发了一场可怕的屠杀。屠杀是占多数的胡图族领导人发起的，针对的是图西族及其胡图族同情者。图西族只占人口的15％，却被认为拥有不相称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我下令撤退所有的美国人，并派部队去保证他们的安全。100天之内，在一个只有800万人口的国家里，肋多万人被杀害了，大部分人都是被砍刀杀害的。我们太关注波斯尼亚了，仍然记着六个月前索马里发生的事情，在与我国利益无关紧要的遥远的地方部署军队也会遭到国会的反对，因此我和我的外交政策小组都没有认真考虑派兵去阻止屠杀。只要有几千名士兵，加上盟国的援助，再加上有部署部队所需的时间，我们本来可以挽救很多生命。未能努力阻止卢旺达悲剧的发生成为我总统任期内最大的遗憾。
在我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以及卸任后，我尽一切可能，帮助卢旺达恢复他们的国家和生活。今天，在保罗·卡加姆总统的请求下，卢旺达已成为接受我的基金以阻止艾滋病蔓延的国家之一。
4月22日，理查德·尼克松去世了。在去世之前的一个月零一天，他曾写给我一封长达七页的非常棒的信，介绍了他最近的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英国之行。尼克松说，我赢得了他会见的那些领导人的尊重，不能让白水事件或别的什么国内事务“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我们外交政策要优先实现的目标——确保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自由持续下去”。他为叶利钦的政治地位和杜马中不断上涨的反美情绪感到担忧，敦促我保持与叶利钦的紧密关系，但也要与俄罗斯的其他民主派人士建立联系，改进并更好地实施我们的对外援助计划；任命有影响的商人负责为俄罗斯吸引私人投资。尼克松说，应该揭露极端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骗子嘴脸，而不是打压他；我们应尽量“使坏人——日里诺夫斯基、鲁茨科伊和共产主义者——不和，如果可能的话，促使好人——切尔诺梅尔金、雅夫林斯基、沙赫赖伊、特拉夫金——结成联合阵线，进行负责任的改革”。最后，尼克松说，我不应该把有针对性的援助分散到整个前苏联，而应该将我们的资源集中在俄罗斯及乌克兰。“这是绝对必要的。”这封信是尼克松80多岁时写下的杰作。
所有在世的总统都到尼克松总统的总统图书馆和出生地参加了他的葬礼。当他的家人请我和鲍勃·多尔、亨利·基辛格、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皮特·威尔逊（他在年轻时曾为尼克松工作过）一道发言时，我感到很吃惊。在发言中，我表达了对他“明智的建议：特别是有关俄罗斯的建议”的赞赏，评价了他对美国和全世界所抱有的持久、有力而且清醒的兴趣，并提到了他打给我的电话和去世前一个月写给我的信。我只是间接地提到了白水事件，提出了和解的请求。“今天，他的家人、朋友和整个国家将因为他一生的总成绩而记住他。但也有些人根据与尼克松总统的一生和事业相比微不足道的事情来评价他，但愿这样的日子到此结束。”我们党内有些痛恨尼克松的人不喜欢我的讲话。除水门事件外，尼克松还做了许多我不赞同的事情——敌人名单，延长越南战争并扩大轰炸范围，在加利福尼亚时为自己竞选国会议员的对手扣赤色分子的帽子。但他也打开丁通往中国的大门，签署法令设立了环境保护局、法律服务社团和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并且支持赞助性行动。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接管了共和党的那些人相比，尼克松是个充满激情的自由派。
参加葬礼的当天，我给拉里·金的电视节目打电话，因为他正就母亲刚出版的《用心生活》一书采访迪克·凯利和詹姆斯·摩根。我告诉拉里，母亲葬礼后我就出访了，回来后我发现，拿起厨房的电话之后，我才想起自己再也不能在星期天晚上给她打电话了。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压制住星期天晚上打电话的冲动。
4月29日，我在白宫南草坪上款待了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各部落的首领。几乎所有的内阁部长都参加了。很显然，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他们这是第一次应邀来到白宫。他们中有些人因为印第安人地区的赌博业而非常富有，乘坐私人飞机来华盛顿；其他领导人由于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保留地中，非常贫穷，不得不到处凑钱才买得起飞机票。我许诺将尊重他们的自决权、部落主权和宗教自由，并将努力改善联邦政府与他们的关系。我还签署了行政令，确保我们的承诺得到实施。最后，我承诺将更强有力地支持贫困部落的教育、医疗保健和经济发展。
4月底，我们显然已经输掉了医疗保健改革的信息战。4月29日《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一场针对我们的耗资3亿美元的信息误导战：孩子的哭声很痛苦，妈妈的声音中充满了绝望。“求求你们了。”她在电话上哀求着，想为自己生病的孩子求得帮助。
“对不起，政府医疗中心现在关门了。”电话另一端的录音如是说，“不过，如果是急诊，你可以试一下1-800-一政府。”妈妈试了试，只听到另一个电话录音：“对不起，所有的医疗保健代表现在都很忙。请别挂电话，我们一有……”
“他们为什么要让政府来管这事呢？”妈妈伤心地问道，“我想要我的家庭医生回来。”这篇文章说，这个广播节目是由华盛顿一个名为“支持税收改革的美国人”的组织制作的，它所存在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不真实。
一个名叫“美国医疗改革委员会”的组织则通过直接寄传单，发起了另一场攻势。该组织声称，根据克林顿的医疗改革计划，谁要是多买了医疗保险，就有可能坐五年牢。实际上，我们的计划明确规定，人民可以自由地购买任何自己喜欢的医疗保健服务。
广告是虚假的，但很起作用。3月10日，有人发表了一篇题为《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喜欢的是克林顿的计划》的文章，文章披露了一项《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的联合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当被问及我们的医疗计划时，大部分人都表示反对。但事实上，当被问到对医疗计划有什么期望时，他们中超过60％的人都支持我们计划中的许多条款。这篇文章说：“当你向这些人描述克林顿的法案，不说明这是总统的方案，不说明它是提交给国会的四项主要议案之一时，屋里的每个人都把克林顿方案作为首选。”
文章引用民意测验作者——一名共和党人和一名民主党人——的话说：“白宫应发现这件事既令人高兴，也令人清醒。令人高兴是因为在许多人看来，他们计划中的基本观点是对的；令人清醒则是因为他们显然与公众交流太少，让给利益集团的阵地太多。”
尽管如此，国会还是继续审议这个法案，将其提交给国会中的五个委员会，其中三个在众议院，两个在参议院。众议院劳工委员会4月曾投票否决了一项实际上比我们的法案更全面的医疗保健法案。其他四个委员会正努力达成一致意见。
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里，所有的事情又同时发生了。在亚特兰大的有线电视新闻网总部，在由卡特总统中心举办的全球论坛上，我回答了国际记者们的提问；签署了毕业就业法案，向拉宾和阿拉法特表示祝贺，祝贺他们就加沙和耶利哥的交接事宜达成协议；游说众议院通过针对致命进攻性武器的禁令；该禁令受到全国来复枪协会的强烈反对仍然以两票的优势获得通过后，我欢呼雀跃；宣布在南非举行了第一次全面而公正的大选之后，美国将增加对南非的援助，戈尔夫妇、希拉里、罗恩·布朗和迈克·埃斯皮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曼德拉总统的就职典礼；在白宫举办了一次活动，强调没有医疗保险的妇女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加强了对海地的制裁，因为拉乌尔·塞德拉斯中将继续在屠杀并肢解阿里斯蒂德的支持者；任命黑人大学联合基金领导人、前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比尔·格雷为我和沃伦，克里斯托弗的海地问题特别顾问；被葆拉·琼斯告上法庭。这只是我任总统期间非常普通的一个星期。
葆拉·琼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上一年2月。当时她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保守政治行动委员会大会，目的据称是为了“还她清白”。会上克利夫·杰克逊对她做了介绍。戴维·布罗克根据阿肯色州州警的指控，在《美国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们的一项指控是，我在小石城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曾与一名女子约会，后来该女子告诉带她回警察局的警察，说她想成为我“固定的女朋友”。尽管文章只说这名女子叫葆拉，但琼斯却说她的家人和朋友阅读文章时，认出那就是她。她还说她要争得清白，但没有告《美国观察家》诽谤，却控告我性骚扰，还说她拒绝了我的调戏后，我不让她得到所有州政府雇员都可以得到的年度加薪。当时，她还是阿肯色州工业发展委员会的一名职员。琼斯和克利夫·杰克逊第一次露面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到了5月6日，就在诉讼时限到期的前两天，琼斯对我提起了诉讼，宣称我对她进行了性骚扰，要求赔偿70万美元。
在提起诉讼之前，琼斯的第一个律师与小石城的一个人联系，小石城的这个人又与我的办公室联系，告诉我们，琼斯的律师说，琼斯的案子胜算不大，如果我给她5万美元，并帮助她和她丈夫史蒂夫在好莱坞找到工作，她就不告我了。后来我们发现，史蒂夫是个痛恨克林顿的保守分子。我没有付钱，因为我没有对她性骚扰。与她另一项指控相反，她实际上得到了年度加薪。现在我不得不再请一名律师，请华盛顿的鲍勃·贝内特律师为我辩护。
5月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到全国各地为我的医疗保健改革和犯罪法案做宣传，但总是有其他的事情同时发生。那时候，最大的好事是我的第一个侄子泰勒·卡西迪·克林顿出世了。罗杰和莫利于5月12日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18日，我签署了一项重要的法案：学前教育改革法案。沙拉拉部长和赖利部长为这一法案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法案增加了学前教育计划覆盖的贫困学生人数，改进了学前教育的质量，根据我的早期学前教育倡议，还第一次为三岁以下儿童提供服务。
第二天，我在白宫欢迎印度总理P．V．纳拉辛哈·拉奥。冷战和笨拙的外交把印度和美国隔开太久了。印度有将近10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此前的30年中，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使印度靠近了苏联，而冷战则把美国推向了印度的邻国巴基斯坦。自独立以来，印巴两国就因克什米尔这个印度北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陷入了似乎无休止的激烈争论中。现在冷战结束了，我想我有机会也有义务改善美印关系。
问题在于，我们想努力限制核武器的扩散，印度却极力想发展核武器，这样双方就有了冲突。在印度看来，发展核武器是阻吓中国核武库的必要手段，也是成为世界强国的必要条件。巴基斯坦也制定了核计划，在印度次大陆形成了危险的局面。我相信，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库只会使两国更加不安全，但印度人不这么想，并决心不让美国干涉他们继续实施核计划的权利。他们认为这种权利是合法的。尽管这样，印度还是和我们一样，想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虽然我们没有解决所有的分歧，但我和拉奥总理总算打破了僵局，为在我的两届任期内不断改善印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我会见拉奥总理的那天，杰姬·肯尼迪·奥纳西斯在与癌症做了一番搏斗后，去世了，享年64岁。杰姬在我们的公众偶像人物中是最少抛头露面的。对许多人来说，她是一个涂抹不去的优雅和悲伤的意象。对那些有幸认识她的人来说，她表里如一，甚至比外表更令人尊敬——她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聪明女士，一个出色的母亲和好朋友。我知道她的孩子约翰和卡洛琳，以及她的伴侣毛里斯·坦普斯曼将多么怀念她。希拉里也将怀念她，因为她曾不断地鼓励我们，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建议，并给了我们真诚的友谊。
到了5月底，我不得不决定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贸易最惠国待遇实际上是一种有点令人误解的说法，指的是没有额外关税或是其他壁垒的正常贸易关系。美国对中国已经有了不小的贸易赤字，随着美国每年购买中国35％到40％的出口商品，这一赤字在以后几年里还将持续上升。平息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务阶层的政治人物都觉得，布什政府与中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太快了。在竞选期间，我曾批评布什政府的政策，并于1993年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在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之前，中国必须在移民、人权和监狱里的强制劳动等方面取得进步。5月，沃伦·克里斯托弗交给我一份报告，显示所有的移民案件都解决了；我们与中国就如何处理监狱强制劳动问题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中国还第一次答应将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另一方面，克里斯托弗也说，中国对异见者仍有侵权行为，对西藏传统仍有所压抑。
中国对其他国家“干涉”其政治事务极为敏感。中国领导人还觉得，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伴随而来的人口从内陆省份向经济快速发展的沿海城市的大量转移，他们会尽力处理所有这些变化。因为我们的接触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因此我决定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而且将来把我们在人权方面的努力与贸易脱钩。这一决定得到了我外交政策小组的一致支持。更多的贸易和接触将给中国人带来更多的繁荣，更多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机会，更多在诸如朝鲜等问题上的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中国的合作），让他们更好地遵守国际规则。而且我们希望，贸易和接触将推动中国的个人自由和人权。
6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和希拉里去了欧洲，纪念诺曼底登陆50周年。1944年6月6日，美国军队及盟军渡过英吉利海峡，对诺曼底海滩展开猛攻。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军登陆战，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的开始。
我们欧洲之行的第一站是罗马，到梵蒂冈看望了教皇，并会见了意大利新总理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贝鲁斯科尼是意大利最大的传媒公司的老板，是个政治新手。他组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联盟，其中包括一个被比做法西斯的极右翼政党。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尽管断了腿还没有完全康复，但与我讨论世界问题时仍精力充沛。我们讨论的问题包括宗教自由在中国能否得到确保，以及我们有没有可能与温和的穆斯林国家合作。但在如何控制人口爆炸及推动贫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我们有不同的意见。
从某些方面看，贝鲁斯科尼是意大利第一位电视时代的政治家：很有魅力，意志坚定，决心把自己的纪律和方针带人意大利臭名远扬的动荡的政治生活中。他的批评者指责他试图把新法西斯秩序强加于意大利，他则坚决否认。他保证将致力于保护民主和人权，维护意大利与美国历史性的伙伴关系，并承担意大利作为北约成员国在波斯尼亚的责任。这让我非常高兴。
6月3日，我在内图诺的美军公墓发表了演说。内图诺曾经因为战争而满目疮痍，如今已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松树和柏树。一排排墓碑记录了埋葬在那里的7862名士兵的名字。另外3000名士兵的名字镌刻在附近的教堂里，他们的尸体一直都没有找到。他们死于解放意大利的战争中，死的时候都太年轻了。这里是我父亲当兵时曾经作战的战场。
第二天，我们到了英国，来到剑桥附近的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在那里我们参观了另一座美军公墓。那里埋葬了当初驻守在这个基地的3812名陆海空三军士兵，另外还有一座失踪战士墙，记录了5000多名士兵的名字，其中包括两名驾机飞越英吉利海峡再也没有返航的飞行员：小乔·肯尼迪和格兰·米勒。小乔·肯尼迪是肯尼迪家族的长子，大家当初都以为他会成为家族中的政治家；米勒曾经是乐队指挥，他的音乐在20世纪40年代曾风靡一时。在当天举行的仪式上，空军军乐队演奏了米勒的主题曲：《月光小夜曲》。
我与约翰·梅杰首相在契克斯别墅举行了会谈。契克斯别墅建于15世纪，是英国首相的乡间度假地。然后，我和希拉里出席了在朴次茅斯举行的盛大宴会。宴会上，我坐在女王旁边，对她的优雅和机智以及讨论公共事务的方式很着迷。女王向我打听一些消息并询问我的看法，但又适可而止，从不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这对英国元首来说是个禁忌）。女王陛下给我的印象是，如果不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她也许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或外交家。实际上，她的确是成功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只是外表上没有显露出来而已。
宴会结束后，我们应王室的邀请，登上皇家游艇大不列颠号。在船上我们有幸见到了女王的母亲。王太后已经93岁了，但仍然很有活力，并不显老，双眼炯炯有神。第二天是诺曼底登陆纪念日的前一天。这天上午，我们出席了鼓面仪式，一个纪念为战斗“献身的部队”的宗教仪式。戴安娜王妃也来了。她已经与查尔斯王子分居，但没有离婚。她向我和希拉里问过好之后，就走进人群，与她的同胞们握手。那些人显然很高兴见到她。我与查尔斯和戴安娜在一起只待了很短的时间，他们俩我都喜欢，真希望生活给他们的遭遇与现在的有所不同。
鼓面仪式结束后，我们登上大不列颠号吃午餐，向英吉利海峡进发，随行的有许多船只。一段短暂的航行后，我们与王室道别，坐上由海军海豹突击队员驾驶的一艘小船。小船带我们驶向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剩下的航程，就由这艘航空母舰来完成了。我和希拉里很高兴能和舰上的6000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共进晚餐。我还忙着修改发言稿。
6月6日，我在犹他海滩的霍克角和位于海上科尔维拉的美军公墓发表演说。这两个地方都挤满了二战老兵。
在犹他海滩，我还与三位老兵一起散步，其中一位因为在50年前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里英勇作战获得了荣誉勋章。他是第一次回到那儿。他告诉我，我们站的地方差不多正好是1纠4年他登陆的地方。然后，他沿着海滩指向另一个地方，告诉我他兄弟是在那个方向几百码外的地方登陆的。他说：“命运真是有趣。我获得了荣誉勋章，我兄弟却牺牲了。”“你仍然想念他，是吧？”我问道。他的回答让我永生难忘：“每天都想，50年了。”
仪式上，得克萨斯科珀斯克里斯的乔·道生把我介绍给来宾。道生当年还是一名年轻的上尉，据说是第一个冒着德国人的猛烈炮火，成功地冲上诺曼底陡峭高崖的军官。那天，9400名美国人牺牲了，包括33对兄弟，一对父子，另有11位一同来自弗吉尼亚州贝德福德小镇。我宣称，那些人活了下来并回到他们取得胜利的地方，“步伐或许少了些活力，人数也可能越来越少。但我们要记住，这些人在年轻时拯救了世界”。
第二天我到了巴黎，会见了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在波旁宫向法国国民议会发表了演说，出席了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在爱丽舍宫举行的宴会。密特朗的宴会结束时已近深夜，但他仍然问我和希拉里想不想看一下“新卢浮宫”，一座由华裔美国建筑师贝聿明设计的建筑，这让我们感到很吃惊。密特朗已经77岁了，身体不好，但仍然急于向我们展示法国的最新杰作。密特朗、美国驻法国大使帕梅拉·哈里曼、希拉里和我到达新卢浮宫时，发现导游不是别人，正是贝聿明本人。我们看了看这座宏伟的金字塔状的玻璃建筑，修复并改建丁的旧建筑，以及出土的古罗马时期的遗迹，总共参观了一个半小时。密特朗不时对贝聿明的解说加以补充，确保我们不漏过任何地方，从头至尾，一直精力充沛。
此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天，我处理了一件个人事务，回到牛津，接受一个荣誉学位。那是一个无可挑剔的英国的春日。阳光明媚，微风轻拂，花木和紫藤上鲜花盛开。在简短的演说中，我提到了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我说：“历史并不总是给予我们伟大的远征，但总是给予我们机会。”我们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很多机会：恢复经济增长、扩大民主的范围、停止对环境的破坏、在欧洲建立新的安全机制、制止“核武器的扩散和恐怖主义”。我和希拉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周，但我们该回国抓住那些“机会”了。
我回国那天，肯尼迪参议员的劳工与人力资源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将医疗保健改革法案提交参议院审议。为全体国民提供医疗保险的立法议案冲出国会中某个委员会，这还是头一次。一名共和党人、来自佛蒙特州的吉姆·杰福兹投了赞成票。杰福兹鼓励我继续与共和党人接触。他说，我们只需对该法案做一些修订，而且不一定是把法案掏空的修订，就可以再挖几张票。
我们的喜悦没持续多久。两天后，鲍勃·多尔宣布他将封杀任何医疗改革议案，在11月的国会选举中，还将把我提出的医疗改革方案作为一个主要话题。而此前他却告诉我，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妥协。据说纽特·金里奇曾说过，共和党的策略就是反对任何改进性的修正条款，以使医疗改革法案无法获得通过。他说到做到。6月30日，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否决了一项全面补贴议案，没有一个共和党议员投赞成票。
前副总统丹·奎尔的办公室主任威廉·克里斯托尔送给共和党领导人一份备忘录，敦促他们封杀医疗改革法案。克里斯托尔说，共和党不能让任何法案通过。医疗改革法案若是成功通过，“将对共和党造成严重的政治威胁”，但如果能将其封杀，则“会给总统一个重大挫折”。5月底，在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度假地，共和党国会领导人决定采取克里斯托尔的立场。金里奇采取了克里斯托尔的强硬路线，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的目标就是要赢得众议院，并把整个国家推向右翼。多尔倒是真的关心医疗保健问题，知道我们的制度需要改革。但他要竞选总统。他只要纠集到41名共和党议员进行阻挠，我们就完蛋了。
6月21日，我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福利改革法案。该法案是由唐纳·沙拉拉、布鲁斯·里德和他们领导的一流的工作人员制定的，目的是使福利成为“一种二次机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花了几个月时间，与每一个利益集团及包括前任州长和福利受益者在内的各阶层人士进行了磋商，然后才制定出这个议案。该法案要求政府为有劳动能力的福利接受者提供教育和培训，这些福利接受者在享受两年福利之后则必须工作，如果在私人企业找不到工作，政府将提供有补助的工作。
法案中还有一些条款，确保在经济上福利接受者工作时不比接受福利时更差，包括增加用于儿童抚养执行的款项，并根据医疗补助和食品券计划，向处于从接受福利到自己工作这个过渡时期的家庭持续提供医疗和食品帮助。这些政策变化，再加上1993年实行的对低收人工作给予更大的劳务所得扣抵的政策，将足以使低收人工作比福利更加有吸引力。当然了，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医疗保健改革法案，低收人工人将获得长久的而不是暂时的医疗保障，福利改革也会更加成功。
我还提议终止当前福利体系中的一个有悖常理的刺激条款。根据该条款，青少年母亲从家里搬出来得到的福利，要多于和父母住在一起与继续上学。我还敦促国会加强儿童抚养执行法律，促使不与孩子一起生活的父亲或母亲多偿还一些拖欠的抚养费。这些抚养费是经过法院裁定的，总数额高达340亿美元，沙拉拉部长已给好几个州发放了不遵守现行联邦法规的“弃权声明书”，以实行许多改革措施，而且这些措施正在产生效果：接受福利的人数已经急剧减少了。
6月是外交事务的丰收月：我加强了对海地的制裁；和希拉里一起为日本天皇和皇后举行了国宴。两人都聪明文雅，到哪里出访都传播自己国家的善意；会见了约旦国王侯赛因，以及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智利的总统。不过，最大的外交事务还是朝鲜核问题。
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国际原子能机构希望检查朝鲜的核设施，以确保使用过的燃料棒不被重新加工成可制造核武器的钚，但遭到了朝鲜的阻挠。3月，检查被迫停止，我请求联合国对朝鲜实施制裁，并拒绝排除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之后，局势更加恶化。5月，朝鲜开始从一座反应堆中撤除燃料棒，但不让检查人员充分监督撤除工作，使他们无法确定使用过的燃料棒将作何用途。
6月1日，卡特总统打电话给我，说他愿意到朝鲜去一趟，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派鲍勃·加卢奇大使到佐治亚州的普莱思斯，向他通报朝鲜严重违反协议的问题。但他仍然想去。我与戈尔及我的国家安全小组商讨了一下，觉得卡特的想法值得一试。大约三个星期前，我收到了一份评估报告。该报告对于一旦爆发战争，双方将遭受的巨大损失做了评估，结果令我们谁也不敢冲动。当时我在欧洲参加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于是戈尔打电话告诉卡特，说除非朝鲜允许检查人员继续工作，同意冻结自己的核计划，并愿意与美国就建设无核明天的问题进行谈判，否则我不会同意暂停对朝鲜的制裁。只要金日成主席理解这一点，我不反对他去。
6月16日，卡特总统从平壤给我打来电话，并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现场采访。他说只要我们采取善意措施，消除在国际核查问题上的分歧，金日成就不会驱逐核查人员。卡特还说，由于朝鲜采取了这个“非常积极的步骤”，我们应该减轻制裁，并开始与朝鲜举行高级别的谈判。我回答说，如果朝鲜准备冻结核计划，我们愿意恢复谈判，但我当时不清楚朝鲜会不会同意这么做。，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不愿意相信朝鲜，希望继续实行制裁，直到得到正式的确认，说朝鲜已经改变政策。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确认。金日成给我寄来一封信，确认了他告诉卡特的那些话，并接受我们恢复谈判的前提条件。我感谢卡特总统做出的努力，然后宣布朝鲜已接受了我们的所有条件，朝鲜与韩国已同意就两国元首会谈的可能性进行讨论。作为回报，我说美国愿意下个月在日内瓦与朝鲜谈判，在谈判期间，我们将减轻制裁。6月底，我宣布调整几名工作人员，希望这样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应对更加艰巨的立法计划及四个月后的选举。几周前，麦克·麦克拉蒂告诉我，说他该换换工作了。他因为旅行办公室的事受到了不少批评，无数媒体报道批评我们的决策过程也让他承受了很大压力。他建议我任命列昂·帕内塔为白宫办公厅主任，因为列昂对国会和媒体都很了解，而且他对工作人员会要求很严。麦克说他想为我与国会中温和的共和党人和保守的民主党人搭桥，负责12月将在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准备工作。
我认为麦克取得的成绩远超过得到的评价，他管理的白宫工作人员比以前少，干的工作却比以前繁重得多；我们在经济计划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上取得胜利，他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正像鲍勃·鲁宾说的那样，麦克在白宫内部以及白宫与各部部长之间建立了一种同僚平等的氛围，这种氛围是以前许多届政府都没有的。这种氛围帮助我们在国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也卓有成效。这种氛围还鼓励自由公开的讨论，虽然有人因为这样的讨论对我们的决策过程提出批评，但考虑到我们面对的许多挑战的新颖性和复杂性，这样的讨论实际上使我们做出了更好的决策。
况且，除了减少信息的泄露外，我怀疑我们根本无法避免媒体的负面报道。托马斯·帕特森教授当时刚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著作《陷入混乱》，帮助我对巳发生的事情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对于媒体在选举中起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帕特森是权威。他的观点是，在过去12年中，媒体逐渐把自己看做候选人和公众之间的“调停人”，有关竞选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告诉选民们该怎样看待各位候选人，这些候选人有哪些问题。1992年，有关布什、佩罗和我的报道，都是负面的比正面的多。
在1994年版（陷入混乱》的后记中，帕特森说，自1992年选举后，媒体第一次把选举中的负面偏见带人对政府的报道中。他说，现在有关总统的新闻报道“不怎么取决于他在任职期间的实际表现，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媒体挑剔的偏见。对于错误，我国的媒体几乎总是要放大许多倍，对于成绩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下”。比如，没有党派之见的媒体与公共事务中心说，关于我对国内事务的处理，60％的报道都是负面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我没有遵守竞选承诺，尽管正如帕特森说的那样，我兑现了“许多项”竞选承诺，甚至应该有“遵守承诺”的总统的好名声。之所以这么说，部分原因是我赢得了国会中88％的竞争选票，历史上，只有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约翰逊在1965年曾经取得比这更好的成绩。帕特森得出结论说，负面报道不仅使我的支持率一路下跌，还降低了公众对我提出的计划的支持率，包括对医疗保健改革的支持，因此“使克林顿的总统职位和国家利益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1994年夏天，托马斯·帕特森的书帮助我了解到，对于新闻报道，我可能根本无能为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必须学会更好地与媒体打交道。麦克·麦克拉蒂从未要求过办公厅主任的职位，列昂·帕内塔却很乐意面对这个挑战。他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取得的成绩几乎是到顶了——我们的前两个预算是17年来第一个按时被国会接纳的预算；这两个预算自杜鲁门时期以来第一次保证连续三年减少赤字；最了不起的也许是，我们的预算25年来第一次削减了可自由支配的国内支出，同时还增加了对教育、学前教育、工作岗位培训和新技术方面的投入。作为办公厅主任，列昂或许可以把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正在努力为国家做的贡献更清楚地告诉媒体。我任命了他，并任命麦克为总统顾问，工作性质和他先前建议的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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