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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剩下的日子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处理索马里事件的善后工作，斡盛免国会限制我向海地和波斯尼亚派遣军队。
26日，我们终于庆祝了一个轻松的时刻，即希拉里在白宫过的第一个生日。那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化装晚会。她的工作人员安排我俩打扮成詹姆斯·麦迪逊和多莉·麦迪逊的模样。当她为医疗保健改革的事情忙碌了一整天回来后，白宫一片漆黑。有人领她上楼去拿化装用的服装，下楼时，她穿着圈环裙，戴着假发，看上去漂亮极了。我则戴着白假发，穿着殖民地时代的紧身衣。她的几个工作人员打扮成她的样子，表现了她不同的形象。她们梳着不同的发型，假扮的角色也不相同。有人假扮的是她宣传医疗保健改革时的形象，有人假扮的则是她泡茶做甜饼时的形象。由于我的头发已经开始变白，假发在我头上看上去倒也挺好，但我穿着紧身衣却很滑稽。
第二天，我和希拉里穿上正常的服装，亲自向国会提交我们的医疗保健改革法案。此前几个星期，希拉里一直在向两党国会议员解释这个法案，得到的评论非常好。很多共和党人称赞了我们的努力，来自罗得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查菲说，虽然他不同意我们计划中的部分条款，但他认为，我们可以合作，制定一个好的妥协方案。我开始相信，我们可以进行诚实的辩论，最后通过一项接近于向全体国民提供医疗保险的法案。
我们的法案长达1342页，有些批评者对此大加嘲讽。每年国会都会通过一些长度超过10阗页的法案，法案的主题却远远没有医疗保健改革重要，也没有医疗保健改革复杂。况且，假若获得通过的话，我们的法案可以取消很多页的法律和规定，减少的比增加的要多得多。华盛顿政界谁都知道这一点，但美国人民却不知道。议案长度之所以成为攻击的对象，原因在于医疗保险公司已经播放了一个反对我们计划的广告，而且广告非常有效。广告的主角是一对看上去很正常的名叫哈里和路易斯的夫妇。他们在疲惫地说着话，担心政府会“强迫我们在政府官僚制定的几个医疗计划进行选择”。这个广告完全是误导人的，但设计巧妙，收看的人很多。实际上，保险公司所造成的官僚成本正是美国人医疗支出很高，医疗保险却仍然无法覆盖全民的主要原因。在其他所有的富裕国家，全民医疗保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保险公司想保住一个投有效率和缺乏公平的制度，以此牟利。美国人对政府的任何重大行为都持怀疑态度，这是出了名的。利用这种态度，是保险公司达到目的的最好办法。
11月初，《国会季刊》报道说，我任期第一年内与国会合作的成功率，比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的任何一位总统都高。我们通过了经济计划，削减了赤字，执行了我的许多竞选承诺，包括增加劳务所得扣抵、建立授权区、减少中小企业的资本收益税、发起儿童移民倡议和进行学生贷款改革。国会还批准了国民服务计划、俄罗斯援助方案、选举登记法和家庭休假法。国会两院都通过了我的犯罪法案。根据这一法案，我将开始拨款增加10万名社区警察，兑现我竞选时的承诺。经济方面，私有领域创造的工作机会比前四年还要多。利率仍然很低，投资开始增加。
我们逐渐实现了艾尔·戈尔的竞选誓词。现在该得到的都得到了，该取消的也都取消了，但有一个很大的例外。尽管我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的支持率仍然比较低。11月7日，在纪念“会见新闻界”开播46周年的特别节目里，我接受了汤姆·布罗考和提姆·鲁塞特的采访。鲁塞特问我，为什么我的支持率这么低。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尽管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几天前，我向一群参观白宫的阿肯色人宣读了我们取得的成绩的清单。读完后，我的一位州同乡说：“肯定有人密谋对这些情况保密；我们一点都没有听说过这些成绩。”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我。我每完成一项任务，就会接着去完成另一项，不去做后续的沟通工作。在政治领域，如果你不自己吹喇叭，通常就不会有人来替你吹。部分原因是不断有像海地和索马里这样的危机打断我们的工作。还有部分原因是媒体报道的本质。我相信，理发事件、旅行办公室风波、有关白宫工作人员和我们决策过程的报道，不是报道错误，就是报道过了头。
几个月之前，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媒体对我的负面报道数量非常多。我把部分原因归结为我早期没有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尽管媒体也许经常被看成自由派，但实际上比我保守，至少在改变华盛顿办事方式这个问题上是这样。当然了，至于什么重要，他们的看法肯定与我不同。另外，报道我的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正努力在24小时新闻报道的体制中建立自己的事业。在这一体制中，每一篇报道都应该有政治意义，而且正面的报道是不会得到同行奖励的。目前平面媒体和新闻网面临有线电视频道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传统媒体、小报、党派出版物和电视及广播的政治访谈节目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这种局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的民意测验结果比我的工作表现要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和党人造成的：他们不断攻击我的医疗保健改革方案和经济计划，做出一些负面评价，并充分利用我的失误。自从我当选后，共和党在得克萨斯州和佐治亚州赢得了参议院特别选举的胜利，在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取得了州长选举的胜利，在纽约和洛杉矶取得了市长选举的胜利。每一次选举的结果都是由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当地因素决定的，我肯定无法进行积极的影响。人民还没有感受到经济状况在改善，反增税反政府的老调仍然有很大吸引力。最后，我们正在做的有些事情尽管将会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人，但这些事情不是过于复杂，人们难以很快理解，比如劳务所得扣抵，就是太有争议性，即便是好的政策，也避免不了政治上的危害性。
11月，有两件事说明了什么是好的政策，什么是有问题的政治。在一场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电视辩论中，艾尔·戈尔明显战胜了罗斯·佩罗。这场辩论的收视率很高，辩论结束后，众议院以234票对200票通过了这一协定。
三天后，参议院也以161票对38票通过了该协定。马克·吉尔兰向媒体报告说，我和戈尔给200位国会议员打了电话。或是亲自会见了他们，各位部长则打了900个电话。卡特总统也帮了忙，有一个星期整天给国会议员打电话，我们还有很多交易要做，与有关预算的斗争相比，针对《j匕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游说工作更像是制作香肠那么简单。比尔·戴利和我的整个工作班子为美国赢得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胜利，但是和预算一样，我们为这场胜利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造成了我们党在国会的分裂，并激怒了我们在劳工组织中的一些坚定支持者。
布雷迪法案也是在11月通过的。这是在共和党参议员们放弃了全国来复枪协会策动的阻挠议事策略后才实现的。我签署了这项法案，当时吉姆和萨拉·布雷迪都在场。自从小约翰·欣克利试图刺杀里根总统却击中了吉姆之后，吉姆和萨拉一直在努力推动制定明智的枪支安全法律。他们努力奋斗七年，终于在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购买所有类型的手枪都必须有一个等待期，以核对买主是否有犯罪记录或精神方面的问题。由于全国来复枪协会的强烈反对，布什总统否决了早期的布雷迪法案。全国来复枪协会说，这一法案侵犯了宪法赋予公民的持有武器的权利，他们相信，短暂的等待期对于合法的实枪者来说是一个不可接受的负担，他们还说，我们可以通过力D重对非法买枪的惩罚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大部分美国人都赞同布雷迪法案。但对他们来说，该法案一旦在国会获得通过，就与选举投票没有关系了。与此相反，全国来复枪协会却决心击败尽可能多的在国会中投票反对他们的议员。到我卸任时，布雷迪法案规定的背景审查使60多万名重罪犯、逃犯和跟踪杀手未能买到枪。这一法案拯救了很多生命。但是和预算法案一样，它暴露了许多勇敢地投了赞成票的人，使他们遭受了严厉的攻击，而且这些攻击很有效，使他们中的好几位失去了议员的席位。
并非我做的所有积极的事情都有争议性。16日，我签署了《宗教自由恢复法》。这部法律的宗旨是要在学校和工作场所这样的公共场合保护合理范围的宗教自由。制定这部法律是为了推翻最高法院1990年的一项决定。该决定赋予各州更大的权力，可以规定上述场合的宗教活动。美国有很多人对各自不同的宗教有着坚定的信仰。我想这部法律在保护他们的权利和维持公共秩序之间取得了一个恰当的平衡。在参议院，这部法律是由特德·肯尼迪和犹他州的共和党人奥林·哈契组织审议的，以97票对3票获得通过，在众议院以口头表决的形式通过。尽管最高法院后来废除了这部法律，但我仍然相信，这部法律是我们需要的好法律。
我一直觉得，保护宗教自由，保持白宫与所有宗教派别的沟通，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任命了一名白宫公共联络人员担当我们和各宗教团体之间的桥梁。国会开始工作时举行的全国祈祷早餐会，每一次我都出席并发表讲话，并全程参加各项活动，这样我可以拜访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和前来祈求上帝指引我们工作的各政党代表。每年8月国会休假结束恢复工作时，我都在国宴大厅主办不同宗教信仰的团聚早餐会。会上我可以聆听宗教领导人们关注的问题，并与他们交换我的看法。我想保持与他们的交流渠道，包括那些与我持不同意见的人。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在国内的社会问题与全世界的人道问题上与他们合作。
我坚信应实行政教分离，但我也相信宗教和政府都为我们国力的增强做出了无可争辩的贡献，有的时候，二者也可以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合作。政府就其本质来说是不完美的，具有实验性，总是在不断前进中发挥作用。宗教信仰则与内心生活对话，与对真理的追求对话，与接受重大变化和成长的精神能力对话。在不珍视家庭、工作和相互尊重的文化里，政府的计划很难顺利地发挥作用。如果不像《圣经》规劝的那样，关爱穷人和被压迫者，并“爱人如己”，也很难根据自己的信仰来生活。
11月中旬，我正在思考宗教在我们国民生活中的作用时，去了一趟孟菲斯的梅森坦普尔教堂，在基督上帝教会的大会上发表演讲。有许多新闻报道说，在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中，针对儿童的暴力活动正不断增多，我想与教士们及非神职人员探讨我们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在城市中心区失业、家庭解体、学校问题、福利接受者增加、非婚生育和暴力等现象背后，显然有经济及社会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很多困难加在一起，催生了一种怪异的文化，认为暴力、不工作和没有孩子的家庭都是正常现象。我相信光靠政府无法改变这种文化。许多黑人教堂开始处理这些问题，我想鼓励他们多做一些工作。
到达孟菲斯后，我发现到处都是朋友。基督上帝教会是发展最快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教派，其创始人查尔斯·哈里森·梅森在小石城的一个地方得到灵感，为自己的教派起了这个名字。两年前，我帮助在那个地方安了一块牌匾。梅森的遗孀那天也在梅森坦普尔教堂。主持会议的主教是来自芝加哥的路易斯·福特。他在总统选举中起到了领导作用。
在民权运动的历史上，梅森坦普尔教堂是个神圣的地方，小马丁·路德·金被杀前一天晚上的布道就是在那里进行的。我提起金的精神以及他所做的自己活不了多久的预言，请求我的朋友们诚恳地审视“今天困扰美国的精神危机”。
然后，我抛开发言稿，开始脱稿演讲，许多评论者说，那是我任总统八年期间最棒的一次演讲。我用我们共同的语言，诚恳地对我的朋友们说：如果马丁·路德·金今天重现在我的身边，给我们过去25年的表现打分，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你们干得不错，投票选举了过去因肤色原因不能被选举的人……他会说，你们干得不错，让有能力的人想在哪里生活就在哪里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想到哪儿就到哪儿……他会说，你们干得不错，通过向所有人开放机会……催生了一个黑人中产阶级。
但他也会说，我生而又死并不是为了看到美国的家庭被破坏。我生而又死不是为了看到13岁的孩子为了追求刺激，拿着自动武器，枪杀9岁的孩子。我生而又死不是为了看到年轻人用毒品毁了自己的生活，然后通过毁灭别人挣大笔的钱。这不是我来到这里想要做的。他会说，我为自由而战，但争取的不是人们随意而无情地互相残杀的自由，不是孩子生孩子，孩子的父亲抛弃孩子，好像孩子算不了什么的自由。我努力让人们享有权利，但不是要整个社区和人民被抛弃。我生而又死为的不是这个。
我没有为黑人争取随意而无情地杀害其他黑人的权利……
我们可以从外部带来变化，那是总统、国会、州长、市长和社会公益服务组织的事情。但也有一些变化我们可以从内部产生，否则其他的就都不重要了……有时，外部提供不了任何答案；有时，所有的答案都必须来自内部的价值观、激情和与从内心我们对话的声音。
在没有家庭，没有秩序，没有希望的地方……谁来帮我们组织起来，制定纪律，去爱这些孩子？这些事你们必须自己做。我们则必须帮助你们。
因此，今天在这个讲坛上，我要求你们发自内心地说：我们将尊重马丁·路德·金的生命和工作……无论怎样，依靠上帝的恩赐，我们将扭转局势。我们将给这些孩子一个美好的明天。我们将拿走他们的枪，给他们书。我们将带走他们的绝望，给他们希望。我们将重建家庭和社区。我们不会让这里进行的工作只惠及少数人。我们将一起工作，依靠上帝的恩赐。在孟菲斯的演讲是对公共哲学的赞歌，这种哲学深植于我个人的宗教价值观之中。破裂的东西太多了，我正努力将其弥合起来。
11月19日和20日，我回去致力于把事情弥合起来，飞到西雅图，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一届领导人会议。1993年以前，该组织只是一个财政部长们讨论经济问题的论坛。我建议领导人们应该每年开一次会，就我们的共同利益进行讨论。这次第一届领导人会议是在西雅图附近的布莱克岛上举行的。我想利用这次会议实现三个目标：建立包括美洲各国和亚太国家在内的自由贸易区；就政治及安全问题进行非正式磋商；建立在21世纪越来越重要的合作习惯。亚太国家的产值占世界一半，但也向世界提出了一些最棘手的政治与安全问题。过去，美国从未像对待欧洲那样，全面地对待这一地区。我想我们现在该这么做了。
我与日本新首相细川护熙谈得很高兴。细川是一位改革派，打破了自民党对权力的垄断，继续保持日本在经济上的开放。我也高兴有机会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非正式的气氛中进行详细的会谈。我们在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和经济政策上仍然有分歧，但我们都对建立一种不孤立中国、把中国融人国际社会的双边关系感兴趣。我担心朝鲜会很快爆发危机，江泽民和细川有同感。朝鲜似乎决心成为核国家，但我决心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他们的帮助。
在华盛顿，我和希拉里为韩国总统金泳三举行国宴。这还是我们第一次举办国宴。我总是喜欢正式的国事访问。这样的访问是白宫里最讲究仪式的活动。开始时是正式的欢迎仪式。来宾的汽车驶进来时，我和希拉里会站在白宫的南门廊上迎接。与他们互致问候后，我们步行到南草坪，来到一个小规模的迎宾队列前。我和来访的贵宾会站在台子上，对面是来自各军种的男女军人，他们排成的队形令人印象深刻。军乐队演奏我们两国的国歌，然后我将陪同来宾检阅部队。我们最后走回台子上，发表简短的讲话，途中经常向由学生、来访国家在美国的公民和以来访国家为祖先国的美国公民组成的人群挥手致意。
国宴开始前，我和希拉里会在白宫官邸层的黄色椭圆厅为来访的代表团举行小型的欢迎仪式，戈尔夫妇、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其他几个人也参加与外宾的会谈。欢迎仪式结束后，由各军种各出一人组成的荣誉卫队将护送我们走下楼梯，来到正在等待客人的迎宾队列前，楼梯两旁挂着我所有前任的画像。宴会通常在国宴大厅举行，人多时，在东厅或外边的帐篷底下举行。宴会上，海军陆战队军乐队或空军军乐队为我们伴奏。每当乐队进入房间时，我总是非常兴奋。宴会结束后，我们欣赏音乐，经常是经过挑选的音乐，以适应客人的口味。比如，瓦茨拉夫·哈韦尔喜欢听露·里德的歌曲。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中，里德高难度的音乐激发了哈韦尔支持者的热情。我利用一切机会，把不同类型的音乐家邀请到白宫。几年里，我邀请了球风火合唱团、马友友、普拉西多·多明戈、洁西·诺曼和其他许多古典音乐、爵士乐、布鲁斯、百老汇歌剧和教会音乐的乐手，以及好几个领域的舞蹈家。我们欣赏音乐的地方比举办宴会的地方大，可以多邀请几名客人。过后，想留下来的人可以到白宫的休息厅去跳舞。贵宾们通常比较劳累，很快就离开白宫去布莱尔宾馆了。我和希拉里则留下来跳一两支舞，然后上楼去。狂欢者还要跳一两个小时才会离去。
11月下旬，我参与了一年一度的赦免感恩节火鸡的仪式。这一仪式自柯立芝总统时期就已开始。然后，我带着希拉里和切尔西来到戴维营，度过一个感恩节长周末。我有许多值得感恩的。我的支持率又上升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五天的罢工已经结束。这次罢工有可能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但在布鲁斯·林赛积极而有技巧的干预下，很快结束了。同胞们又可以乘飞机回家度假，我感到很高兴。
在戴维营过感恩节已成为我们家人和几位朋友每年的传统。我们总是在月桂楼吃感恩节晚餐。那是戴维营最大的木屋，有一个大餐厅，很大很开阔，有壁炉和电视，还有一个私人房间供我使用。我们穿过餐厅，向维持戴维营运转的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和他们的家人问好。晚上我们看电影打保龄球。整个周末，不管有多冷，也不管雨下多大，希拉里的两个弟弟、罗杰和我总要与有勇气和我们一起去的人打一场高尔夫球。令人惊奇的是，迪克·凯利每年都和我们一起去，尽管1993年他差不多已经80岁了。
每年在戴维营过感恩节我都很喜欢，但第一次在那里过的感恩节很特别，因为那是母亲最后一次过感恩节了’。到11月下旬，她的癌症已经扩散，感染了血液。她必须每天接受输血才能维持生命。我不知道她还能撑多久，但输血使她显出虚假的健康气色，她自己也决心充分过好每一天。她喜欢看电视转播的橄榄球赛，喜欢吃戴维营的饭菜，也喜欢到戴维营的酒吧里，和年轻的男女军人们聊天。她最不想讨论的是死亡。她活得太高兴了，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
12月4日，我又去了加利福尼亚，就该州持续的困难召开了一次经济峰会，在创意艺术家经纪公司的总部向一大群娱乐界的人士发表演说，请求他们和我一道努力，减少媒体上针对年轻人的大量暴力内容，并减少娱乐文化对家庭和工作的攻击。接下来一周里，我兑现了在预算战期间做出的两项承诺：我去了玛乔丽·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所在的那个区，参加权利大会；成立了一个以鲍勃·克里和密苏里州约翰·丹福斯参议员为主席的委员会，研究社会保险和其他补贴。
12月15日，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和爱尔兰总理艾伯特·雷诺兹签署了联合宣言，为和平解决北爱尔兰问题提出了一个框架，我为之欢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圣诞礼物，我希望这个礼物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为解决这个我在牛津读书时开始感兴趣的问题发挥作用。同一天，我任命麦戈文竞选时期的老朋友约翰·霍勒姆为武器控制与裁军局的局长，并利用那次机会强调了我的反扩散计划：批准控制化学武器的公约、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永久性地延长19U年期满的《核不扩散条约》，为纳恩一卢格计划全额拨款，确保俄罗斯核武器和核材料的安全并将其销毁。
12月20日，我签署了一项对我和希拉里来说特别重要的法案。《全国儿童保护法》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数据库，任何儿童看护机构都可以利用这个数据库来检查工作申请者的背景。该法案是作家安德鲁·瓦霍斯为了应对儿童在儿童看护中心受到野蛮虐待的报道而设计出来的。大部分父母都在工作，因此必须把学龄前的孩子交给看护中心照顾。他们有权利知道他们的孩子是安全的，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圣诞节期间，我和希拉里有机会两次观看切尔西的演出：和华盛顿芭蕾舞团一起在《胡桃夹子》中演出，在方德里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圣诞幽默短剧中演出。切尔西每天放学后都到华盛顿芭蕾舞团去上课。方德里联合卫理公会教堂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教堂，位于第16大街，距离白宫不远。我们喜欢方德里教堂的牧师菲尔·沃格曼。他认为该教堂的教徒应包括不同种族、文化、收入水平和政治背景的人，还公开欢迎同性恋者。这也是我们喜欢这个教堂的原因之一。
白宫在圣诞节这一天显得很特别。每年工作人员都会在主楼层的蓝厅里摆上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和其他房间里的圣诞树一样，这棵树也根据当年的主题装饰得非常漂亮。希拉里把我们在白宫的第一个圣诞节的主题定为美国手工艺。于是全国各地的工匠们给我们送来了用玻璃、木材和金属制成的装饰品和其他作品。每年在国宴大厅里还会摆放一个用姜饼制作的白宫模型，孩子们特别喜欢看。1993年圣诞节期间，大约有15万人来到白宫观看装饰品。
我们在官邸层的黄色椭圆厅里也摆放了一棵大圣诞树，在上面挂满了我和希拉里自第一次一起过圣诞节就开始收集的装饰品。传统上，装饰品由我和切尔西来挂，从她能够挂装饰品起，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从感恩节到圣诞节期间，我们举办了许多次招待会，招待国会议员、记者、特工人员、官邸工作人员、白宫工作人员、各部部长、其他政府官员、全国各地来的支持者、家人和朋友。招待会上，我和希拉里并排站在一起，连续几个小时与来宾打招呼，合影，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合唱团和音乐团体在白宫各个房间里演出。这些人使我们能够展开工作，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这样感谢他们虽然让我们劳累，但也让我们很高兴。
在白宫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和我们在戴维营过的感恩节一样，这次肯定是我们和母亲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我劝她和迪克来和我们一起住一个星期，她答应了。但要我先许诺及时把她送回家，以便让她做好准备，去拉斯韦加斯参加芭芭拉·史翠珊的新年音乐会。芭芭拉很早就预定要举行这场音乐会了。她真心希望母亲去，母亲也决心去。她喜欢芭芭拉，而且在她看来，拉斯韦加斯是她见过的最像天堂的地方。如果她发现死后没有赌博和有趣的娱乐生活，我不知道她会怎么做。
正当我们庆祝圣诞节时，白水事件再次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此前几个星期，（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一直在刊登谣言，说吉姆·麦克道戈尔可能被再次起诉。1990年，麦克道戈尔曾因为麦迪逊储贷银行的失败受到审判，但被无罪释放。债务重整信托公司显然在调查他是否向包括我在内的政界人士提供非法竞选捐款。竞选期间，我们曾提交过一份报告，表明我们在白水投资中赔了钱。我收到的竞选捐款也是有公开记录可查的，我和希拉里也都未向麦迪逊储贷银行借过钱。我知道，整个白水事件只是我的敌人们在努力破坏我的名誉和为公众服务的能力。
不过，我和希拉里还是决定聘请一名律师。戴维·肯德尔是我们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同学，曾代理过储贷案件，懂得如何组织合并看起来毫无关联的复杂材料。肯德尔是贵格会教徒，是个谦谦君子，但机智过人，愿意与不公平的现象做斗争。在1964年“自由之夏”期间，他在密西西比州曾因为民权活动坐过牢，井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防卫基金的死刑案做过辩护。不过，他最大的优点在于：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判断和幽默感，帮助我们度过以后的艰难岁月。
12月18日，肯德尔告诉我右翼月刊（美国观察家）准备发表戴维·布罗克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四位阿肯色州州警宜称，我当州长时，他们曾帮我找过女人。这四人中，只有两人愿意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文章的其他指责很轻易地就可以反驳掉，两名愿意接受采访的州警还有信誉问题，不过不是因为对我的指控而引起的：他们1990年曾因涉嫌利用毁坏的州政府汽车进行保险诈骗而遭到调查。戴维·布罗克后来因为这篇文章向我和希拉里道歉。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内容，可以读他勇敢的回忆录（被右翼蒙蔽）。在书中，他披露了一些富裕的右翼分子如何努力败坏我的名誉。这些人全都和纽特·金里奇及我在阿肯色州的其他对手有牵连。布罗克承认，他在这次诽谤事件中被一些人利用了。这些人对自己花钱买来的极具破坏性的新闻真实与否全然不在乎。
州警们编造的故事荒谬绝伦，却很有伤害力，对希拉里的伤害非常大，因为她以为经过竞选，这件事已经过去了。现在她才知道，这件事可能永远也不会完。一时间，我们毫无办法，只能继续工作，希望这篇文章的影响尽快平息。在炒得正热的时候，一天晚上，我们来到肯尼迪中心，欣赏亨德尔的《弥赛亚》。当我和希拉里出现在楼座的总统包厢里时，全场观众站起来鼓掌。观众友好而自发的姿态让我俩很感动。直到满眼都是感激的眼泪时，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伤心。
圣诞节期间，我们过了难忘的一周。一周后，我、希拉里和切尔西乘飞机送母亲和迪克回到阿肯色州。希拉里和切尔西与多萝西在一起，我开车送母亲和迪克回到温泉城。我们和我的几位高中同学在罗基比萨店吃了晚餐。那是母亲最喜欢的比萨店之一，就在赛马跑道的街对面。晚饭后，迪克和母亲想睡觉，于是我送他们回家，然后和几位朋友打了打保龄球。打过保龄球后，我们回到汉密尔顿湖边的小屋中打牌聊天，一直到第二天凌晨。
第二天，我和母亲喝着咖啡单独坐了一会。不料这次见面竟成永诀。她还是像往常那样心情愉快，说州警的故事这个时候发表出来，原因只有一个，即我的支持率已开始反弹，达到就职以来的最高点。母亲后来又笑了，说她知遭那两名州警不是天边最亮的两盏灯，但她的确希望“这些小伙子可以找到别钧谋生手段”。
有很短一段时间，我让她考虑一下生命中剩下的时光。她正在写回忆录，合作者是阿肯色州的一名优秀作家，叫詹姆斯·摩根。母亲已经将所有的回忆都录成了磁带，但仍然有一些章节还处在草稿阶段。我问她，如果她写不完回忆录，希望怎么办。她笑着说：“你当然会把它写完。”我说：“你有些什么指示呢厂她说我应该核对事实，把所有的错误改掉，并澄清任何不清楚的问题。“不过我想使这本书成为用我的语言写成的我的经历。因此除非你认为我对活着的某个人太严厉了，否则就不要改动。”说了这几句后，我们继续聊政治和她的拉斯韦加斯之行。
那天下午，我和母亲吻别，开车到小石城接上希拉里和切尔西，然后飞往费耶特维尔，观看排名第一的阿肯色大学野猪队打篮球，接着和我们的朋友吉姆·布莱尔和黛安娜，布莱尔夫妇一起过“复兴周末”。过了忙碌不堪的一年，经历了太多的起伏之后，与老朋友在一起过几天，是很有好处的。我走在沙滩上，与孩子们玩触身式橄榄球，与朋友们打高尔夫球，参加一些小组讨论，在朋友的陪伴下，心情非常好。
但我的思绪一直没有离开母亲。她令我敬佩，虽然已经70岁了，做了乳房切除术，经历了化疗，每天都输血，但她仍然很漂亮。化疗使她的头发全掉了，迫使她不得不戴假发。输血伤害很大，换了大多数人，都会卧床不起的。她正．以平时活着的姿态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到处走动，对自己的好运表示感激，一点也看不出因痛苦与病痛而自怜，她期盼着生命中每一个新的一天带给她的新鲜经历。看到罗杰的生活上了正轨，我已掌握了自己的工作，她感到放心丁。她很想活到100岁，但如果她该走了，那就走吧。上帝会给她安宁。上帝可以召唤她回家，却只能在她奔跑的时候抓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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