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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华盛顿，继续面对严厉的指责。尽管联邦调查局存在许多问题，局长威廉·塞欣斯却拒绝辞职。进入7月的第三个星期后，在珍妮特·雷诺的建议下，我解除了他的职务。我们得找一个人来接替他。伯尼·努斯鲍姆催促我选择路易斯·弗里。弗里以前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还当过联邦检察官，成绩显著，被布什总统任命为纽约州的联邦法官。联邦调查局曾在韦科庄园宣称，他们突袭该庄园，是因为把这么多的人力物力长期困于一地是错误的。我接见弗里时，问他对联邦调查局的这种说法有何看法。他当时并不知道我的想法，而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异议：“他们既然拿了薪水，就应该等待。”这个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知道弗里是共和党人，不过努斯的姆向我保证他是个非常专业而且正直的人，不会利用联邦调查局为政治目的服务。我们计划在20日宣布这个任命。此前一天，当有关任命的消息泄露出去后，我的一个朋友、一位退休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打电话给椭圆形办公室事务主管南希·赫恩赖奇，让她告诉我不要这么做。他说弗里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中过于政治化而且自私。这使我有所犹豫，但我传话回去说已经太迟了；提议已经发出并已被接受。我将不得不信任伯尼·努斯鲍姆的判断力。
在玫瑰园的一个晨间仪式上，我们宣布了对弗里的任命。这时，我注意到文斯·福斯特站在后面，靠近一棵硕大的老木兰树。那些木兰树都是安德鲁·杰克逊栽种的。文斯的脸上挂着笑容，我记得我当时在想，他一定松了口气，因为他和法律顾问办公室在处理诸如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和联邦调查局官员这类事务，而不是就旅行办公室回答没完没了的提问。整个仪式看起来很完美，完美得几乎不像是真的。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
当晚我上了拉里·金的节目，在白宫一楼的图书馆里谈论我为预算所进行的战斗，谈论所有他和打电话给他的人们所想到的事情。同所有其他人一样，我也喜欢拉里·金。他极有幽默感和人情味，即便当他在问令人难堪的问题时也是如此。当节目进行到大约45分钟的时候，由于一切都非常顺利，拉里问我是否愿意延长30分钟，这样我们可以回答更多观众的提问。我立刻表示同意并且渴望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在第二次休息时麦克·麦克拉蒂露面了，他说我们做满一个小时后必须结束访谈。一开始我很恼火，以为我的幕僚在担心我继续说下去会出错，然而麦克的眼睛却告诉我发生了别的什么事。
拉里和我结束访谈后，我同他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然后麦克陪我上楼进入官邸。他强忍着泪水告诉我文斯·福斯特死了。文斯在任命路易斯·弗里的仪式结束后离开了玫瑰园，开车去了马西堡公园，用广枝家传的旧左轮手枪自杀了。我们算得上是一辈子的朋友。当我住在霍普我祖父母家时，我们的后院是连在一起的。甚至在我和麦克都还没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一起玩耍了。我知道有关旅行办公室的争论令文斯很沮丧，他认为自己要为针对法律顾问办公室的批评负责。此外，他还被《华尔街日报》上的几篇社论提出的有关他的能力和诚实的问题刺伤了。
就在前一天晚上，我还打电话给文斯，邀请他跟我一起看场电影。我当时希望能给他鼓鼓劲儿，但他已经回家了，还说他需要同妻子莉萨一起待些时候。在我们的通话中，我尽力想劝说他忘记《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华尔街日报》是份不错的报纸，不过并没有很多人读上面的社论；而那些读的人当中，绝大部分都同社论作者一样，不管怎么说都是已经输给我们的保守派。文斯听着，但我知道我没能说服他。他以前从没受过公众批评，而且同许多首次在媒体上遭到连续抨击的人一样，他似乎认为所有的人都读了那些有关他的负面说法，并且相信那些说法。
当麦克告知我发生的事情后，希拉里从小石城给我打来电话。她已经得知了消息，正在哭泣。文斯是她在罗斯律师事务所里最亲密的朋友。她在拼命寻找一个我们永远无法彻底找到的答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努力使她相信她对此无能为力，同时也在想我又能做些什么。之后麦克和我赶到文斯家里去陪他的家人。除了文斯在阿肯色州和白宫的几个朋友外，韦布和苏济·哈贝尔夫妇也在那儿。我试图安慰每个人，但我也很悲痛，而且同弗兰克·阿勒自杀时一样，我为文斯这么做感到生气，同时也生自己的气，因为我没有预见到这件事并做点儿什么，随便做什么，以阻止它发生。我还为我所有来自阿肯色州的朋友感到伤心，他们来到华盛顿，只想为国服务，做些好事，不料却发现自己动辄遭人猜忌。如今文斯，那个高大、英俊、强壮而且自信的人，那个他们认为是他们中间最持重的人，走了。
不管出干什么原因，文斯已经陷入了绝境。在他的公文包里，伯尼·努斯鲍姆找到了一张被撕成碎片的纸条。把纸条拼好后只见上面写着：“我并不适合在华盛顿公共生活的中心工作；在这里，毁人被当做消遣……公众永远不会相信克林顿夫妇和他们忠诚的工作人员是清白的。”文斯被摧垮了，他筋疲力尽，对那些并不遵守他所遵循的规则的人所发起的攻击很敏感。他坚信荣誉和尊重是无价的，但这种观念却被那些更看重权力和人身攻击的人给连根拔起。他未经治疗的抑郁症使他无法进行防御，而这种防御使我们其余的人得以幸存下来。
第二天我找工作人员谈话，告诉他们生活中有些事情我们无法控制，有些谜我们无法理解；我想要他们多爱护自己、朋友和家人；他们不能“过于拼命工作而变得麻木”。最后这一点对我来说常常说起采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全都前往小石城参加在圣安德鲁斯天主教大教堂为文斯举行的葬礼，然后开车回霍普的家，把文斯安葬在埋有我外祖父母和我父亲的那块墓地里。许多同我们一起上幼儿园和小学的人都在那里。那时我已经不再试图理解文斯的抑郁和自杀，转而尝试接受它们并为文斯的生命表示感激。在葬礼上宣读的悼词里，我试图抓住文斯所有的优秀品质，他对我们所有的人意味着什么，他在白宫做了多少好事，以及他有多么可敬。我引用列昂·拉塞尔那首感人的《给你的歌》中的话：“我在一个没有时空的地方爱你。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生命里的一个朋友。”
当时是夏季，西瓜开始成熟了。离开前我去了卡特·拉塞尔家，品尝了红瓤和黄瓤的西瓜。然后我同随行的记者们一起讨论霍普这种主要特产的优点，那些记者知道我需要缓解一下痛苦，那天对我出奇地好。我飞回了华盛顿，想着文斯已经回家了，他属于那里，我感谢上帝，因为有如此多的人关心文斯。
第二天，7月24日，是我在玫瑰园受到肯尼迪总统接见30周年，我欢迎本届美国军团“少年国家”的参议员代表们到白宫来。当年同我一起被接见的一些代表们也来此重聚。艾尔·戈尔正在努力为我们的经济计划进行游说，但他还是抽出了几分钟向男孩子们讲话：“我只有一点建议。如果你们能设法弄到一张同克林顿总统握手的照片，将来会派得上用场。”我同他们所有的人握手并摆好姿势照相，我在白宫待了八年，其中有六年我都是这样对待“少年国家”和“少女国家”的。我希望有朝一日这些照片中的一些人会出现在竞选广告里。
那个月剩下的日子以及8月初的几天里，我一直都在为经济计划个别地游说众议员和参议员。罗杰·奥尔特曼的作战室在做公众的工作。他让我在那些态度游移不定的国会议员所在的州举行电话记者招待会。艾尔·戈尔和内阁成员打了足有几百个电话，拜访了许多人。结果无法确定，而且对我们不利，原因有二。第一个是参议员戴维·博伦的提议：废除所有能源税；将大部分但非全部税收集中在高收入的美国人头上，并通过取消劳务所得扣抵来弥补差额；削减对社会保险、退伍费和养老金中的生活开支津贴的调整；限定用于保健医疗和医疗补助的费用，使其低于新受益者和费用增加的预计需求。博伦的提议在国会各委员会里无法通过，但他为那些来自保守州的民主党人提供了机会。这个提议还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丹福斯和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比尔·科恩的认可。
当预算计划以50票对49票——艾尔·戈尔打破了平局——首次被通过时，贝内特·约翰斯顿投的是反对票，投反对票的还有萨姆·纳恩、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丹尼斯·德孔西尼、来自亚拉巴马州的理查德·谢尔比、来自内华达州的理查德·布莱恩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弗兰克，劳滕伯格。谢尔比在一个共和党主导的州里已经在向共和党靠拢；萨姆·纳恩是个坚定的反对派；德孔西尼、谢尔比和劳滕伯格正担心他们所在州的反税情绪。我已经说过，第一次投票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获得了胜利，因为有两个参议员没有投票，一个是共和党人，另一个是民主党人。下一次他们都将参加投票。所有的共和党人都反对我们，如果博伦投反对票，其他人不变的话，我将会以49票对51票失败。除了这六个人外，参议员鲍勃·克里也说他可能会投票反对该计划。由于总统选举，我们的关系已经变得很紧张，而且内华达州是个共和党人密集的州。不过，我对克里仍然很乐观，因为他真心致力于削减赤字，而且他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帕特·莫尼汉关系亲密，而莫尼汉是坚决支持我的计划的。
在众议院，我遇到了一个不同的问题。每个民主党人都知道自己有最大的影响力，许多人都在同我就计划的细节讨价还价，或就具体的问题争取帮助。许多来自反税地区的民主党人尤其害怕在国会投票支持提高汽油税，因为国会上一次提高汽油税仅过了三年。除了议长和他的领导班子外，我最有力的支持者是非常有权力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国会议员丹·罗斯滕科斯基。罗斯滕科斯基是位出色的议员，他集聪明才智和芝加哥街头谋生技巧于一身，不过他正因挪用公共基金用于政治目的而接受调查，人们猜测调查将会削弱他对其他国会议员的影响力。每次我同国会成员会面时，新闻界都会向我问及罗斯滕科斯基。罗斯滕科斯基勇往直前，四处拉票，告诉他的同事们他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这使他永远值得赞扬。他做事依然效率很高，他也必须如此。最微小的失误都会令我们失去一票或两票，把我们从危险的边缘推人失败的深渊。
8月初，当预算这出戏接近高潮时，沃伦·克里斯托弗终于获得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同意，让北约在波斯尼亚发动空袭，但是只有在北约和联合国都赞成的情况下空袭才能进行，也即所谓的双钥匙方法。我担心我们永远无法同时转动两把钥匙，因为俄罗斯在安理会有否决权，而俄罗斯又同塞尔维亚人关系极为密切。双钥匙方法将被证明是对保护波斯尼亚人的一个阻碍，但它标志着在推动欧洲和联合国采取更积极姿态的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中又前进了一步。
8月3日，我们已达成了一个最终的预算案，计划削减2550亿美元的预算和增加2410亿美元的税收。一些民主党人仍在担心提高汽油税将使我们失去那些因为未获得减税而愤怒的中产阶级选民。保守派的民主党人说，该预算案在削减保健医疗、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险的补贴开支以降低赤字方面做得不够。我们节省的钱中，已经有超过20％来自保健医疗制度下付给医生和医院的钱，另外还有一大块来自面向富裕退休人员多征收的社会保险收入税。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些，在众议院也只能做到不再继续丢票，却无法获取更多的赞成票。
当晚，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做了一个电视演讲，最后一次为该计划进行宣传，争取公众的支持。我说该计划将在未来四年内创造800万个就业机会，并宣布我将在次日签署一份行政令，建立一个降低赤字的信托基金，以确保所有新的税收和开支削减都将只用于这个目的。这个信托基金对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丹尼斯·德孑L西尼尤为重要，我在电视演讲中说是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在第一次投票中对该计划投反对票的六位参议员中，德孔西尼是我惟一的希望。我曾邀请其他人赴晚宴，会见他们并给他们打电话，还请他们在政府里最亲密的朋友游说他们，但都没有效果。如果德孔西尼不改变主意的话，我们就输定了。
第二天，他改变了主意，说因为信托基金的缘故，他将投赞成票。现在，如果鲍勃·克里继续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将在参议院获得50票，而艾尔·戈尔会再次打破平局。但在我们达到这一步之前，预算案必须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我们还有一天时间去拉够218票的多数票，但我们还没做到这一点。有30多位民主党议员还在迟疑不决。他们害怕增税，尽管我们已经向每位议员出示图表，显示同纳税负担增加的人相比，他们的选区里将有多少人在劳务所得扣抵制度下获得减税。在许多情况下，这个比率是十比一或更大，而且只有十几位议员所在选区的选民富裕到使选区增税多于减税的地步。但是，他们所有的人仍然在担心汽油税。如果我不增加汽油税，并以放弃劳务所得扣抵的减税来抵消的话，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使该计划获得通过。这样做在政冶上造成的危害本会小得多。贫穷的劳动人民在华盛顿没有说客，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内幕。但我知道。此外，如果我们向富人们课以重税，债券市场就会希望我们给中产阶级带来点儿小痛楚。
当天下午，列昂·帕内塔和正在为预算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与国会议员蒂姆·彭尼达成了协议，后者来自明尼苏达州，是一群想要削减更多开支的保守派民主党人的领袖。该协议向主张削减预算者保证，在秋季进行的拨款程序中再举行一次投票，以削减更多的开支。彭尼感到满意，他的赞同为我们多挣了七八张票。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比利·陶辛和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查理·斯坦荷姆说他们将会投反对票。陶辛后来加入了共和党，而斯坦荷姆所代表的选区里共和党选民占多数。这样我们丢掉了先前的两张赞成票。他们讨厌汽油税，并说共和党一致反对该计划，因为这种税使他们的选民们相信该计划所做的就是要增税。
投票前不到一个钟头，我同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的国会议员比尔·萨帕里亚斯谈了话，他曾在5月投票反对该计划。在我们当天进行的第四次电话会谈中，比尔说他决定投票支持该计划，因为他更多的选民将获得减税，而不是增税，还因为能源部部长黑兹尔·奥利里承诺把更多的政府工作转给他选区的宾得工厂来做。我们做出了更多类似的承诺。有人曾经说过，有两种东西，人们最好永远不要观看其制作过程：香肠和法律。其制作过程很丑陋，而且捉摸不定。
投票开始后，我仍然不知道我们会赢还是会输。当代表明尼苏达州一个乡村选区的戴维·明奇说他要投反对票后，担子就落在了三个人头上：来自蒙大拿州的帕特·威廉姆斯、来自阿肯色州的雷，桑顿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玛乔丽·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我其实并不想迫使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投我们的票。只有极少数民主党议员代表的选区里多数选民将被增税而非减税，她是其中之一，而且她在竞选时曾承诺不会投票支持任何增税法案。对帕特·威廉姆斯来说，这票也不好投。他的选民中将获得减税的人比缴税增加的人要多得多，但蒙大拿是个地广人稀的州，那里的人们得长距离开车，因此汽油税给他们带来的打击要比多数美国人大。不过帕特·威廉姆斯是个正直的政治家，而且是个强硬的平民主义者，他对滴人式经济给他的人民所造成的伤害深表遗憾。至少他还有机会挺过投票。
同威廉姆斯和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相比，桑顿投票就容易一些。他代表中部的阿肯色州，那儿获得减税的人要比缴税增加的人多得多。他很受欢迎，不会因为一枚炸弹就从位置上被轰下来。他是我的国会议员，而我的总统生涯正面临困境。他还有许多拥护者：阿肯色州的两个参议员，戴维·普赖尔和戴尔·邦珀斯，都是该计划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最终桑顿说不。他以前从未投票支持过征收汽油税，现在也不会开始支持，不会去削减赤字，不会去振兴经济，不会去拯救我的总统生涯或玛乔丽·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的政治生涯。．最终，帕特·威廉姆斯和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走下席位，投了赞成票，使我们以一票的优势取得了胜利。民主党人为他们的勇气欢呼，而共和党人则在奚落他们。共和党人对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尤为残忍，他们挥手并唱道：“再见，玛吉。”她在历史上赢得了一个令人尊敬的位置，因为她投了一张她并不是非投不可的票。丹·罗斯滕科斯基高兴得热泪盈眶。回到白宫后，我发出了兴奋的欢呼，放松了下来。
第二天，这出戏被挪到了参议院上演。多亏了乔治·米切尔和他的领导班子以及我们的游说工作，我们依然得到了前次投票中除戴维，博伦以外所有参议员的支持。丹尼斯’德孔西尼勇敢地取代了他，但结果仍不可知，因为鲍勃·克里仍然没有表态。星期五，他同我进行了90分钟的会谈，然后，在投票前约一个半钟头，他在参议院议员席上直接对我说：“我不能也不会去投将令你失去总统职位的票。”他将投赞成票，并说我得做更多的事情来控制政府补贴开支。我同意在该问题上同他合作。他对此很高兴，而我接受蒂姆·彭尼的建议，同意就进一步削减支出在10月进行投票，这也令他很高兴。
克里的一票造成了50票对50票的平局。然后，正如他在6月25日第一轮投票中所做的那样，身为参议院议长的艾尔·戈尔投出了打破平局的一票。我在投票结束后发布的声明中，对乔治·米切尔和所有“投票支持变化”的参议员们表示感谢，并感谢艾尔·戈尔“在危难中做出的不懈努力”。艾尔喜欢开玩笑说，只要他投票，我们准会赢。
我在8月10日签署了法令。该法令逆转了12年来国家债务增长了四倍的局面，而在这12年里，财政赤字是建立在过于乐观的税收数字之上，建立在低税收和高水平消费将会带来足够的经济增长以平衡预算这种教条式的想法之上。在签署仪式上，我特别感谢丁那些自始至终都在毫不动摇地支持我们，并因此从未在新闻中被提及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国会两院每一位投赞成票的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不是因为他或她，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自从前一年12月在小石城围着餐桌进行的那些场激烈争论以来，我们已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民主党人凭借自己的力量，用一个切合实际的经济理论代替了一个错误但又根深蒂固的经济理论。我们的新经济主张已经变成了现实。
不幸的是，共和党人——最初就是他们的政策制造了这个麻烦——已成功地把该计划描绘成纯粹的增税。的确，多数的开支缩减比增税来得迟，但参议员多尔提出的替代预算案也是如此。事实上，在多尔的计划里，五年预算的最后两年中进行开支缩减的比例甚至比我们的计划还要高。我们的计划里减少国防和医疗开支只不过要花一些时间；你不能一下子就大幅度削减这些开支。再者，由于80年代减税、国防拨款和医疗花费激增，我们“未来”在教育、培训、研究、科技和环境方面的投资已经处于低得不能再低的水平了。我的预算开始扭转这种趋势。
不出所料，共和党人说我的经济计划将使天塌下来，并称它为“就业机会杀手”和“驶向经济衰退的单程车票”。他们错了。我们的债券市场策略将超越我们最大胆的梦想，带来低利率，带来股票市场的上涨和腾飞的经济。正如劳埃德·本特森预言的那样，通过投资收入，最富裕的美国人将收回他们缴纳的税金，甚至赚得更多。中产阶级将通过房屋按揭以及汽车贷款、学生贷款及信用卡购物的低利率，成倍地收回他们缴纳的汽油税。收入微薄的工人家庭也会立刻从劳务所得扣抵中受益。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常被问及我和我的经济小组根据什么伟大的想法制定了经济政策。我没有对债券市场战略及削减赤字战略做出详细解释，而是常常给出一个词的答案：“算术。”十多年来，美国人都在被告知，他们的政府是个贪吃的怪物，它吞噬掉他们辛苦挣来的美元，却什么好事也没做。然后，同样还是向他们说这些话，并要以减税来饿死那头邪恶怪物的政客们，又会立刻转过身，致力于竞选连任，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以为选民们可以享受不花钱的福利项目，让他们误以为造成我们巨额赤字的惟一原因是在对外援助、社会福利和其他针对穷人的措施上浪费了钱。但这些钱在预算中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在“他们”身上花钱是不好的；在“我们”身上花钱并为“我们”减税是好的。正如我的朋友、在财政问题上比较保守的参议员戴尔·邦珀斯过去常说的那样：“你让我一年开2000亿美元的支票，我也会给你好日子过。”
我们把算术又带回到了预算中，为美国破除了一个坏习惯。不幸的是，尽管已经开始见成效，人民却有一段时间还不能感觉到。同时，我的民主党同伴们和我得承受公众摆脱坏习惯过程中的痛苦所带来的冲击。我不指望有人感激我。即便是牙龈脓肿，也没人喜欢去看牙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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