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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削减赤字在我的经济战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但仅仅削减赤字还不足以取得持续的、可以为广大民众带来实惠的经济复苏。在我上任的最初几个月里，我们提出了许多议案，使我们的经济计划更为充实，以此来增加贸易，并扩大在教育和培训领域的投资。我们还推动了许多微观经济计划，针对的是特定的有问题的领域或是有机会的目标。比如，我提议，帮助那些因为冷战结束后军事开支缩小而失业的军人和平民；我们敦促主要的联邦研究实验室——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和桑迪亚实验室，以及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利弗摩尔实验室——利用大量曾帮助我们赢得冷战的科技资源，开发具有商业应用价值的新技术；我们宣布了一项微型贷款计划，支持初露头角的企业家，包括急于从福利接受名单上消失的福利接受者，这些人常常有很好的创意，但达不到传统借款人的信用标准；增加了中小企业管理局的贷款，特别是针对妇女和少数族裔人士的贷款；任命了一个全国航空业增强竞争力发展委员会，由前弗吉尼亚州州长杰里·巴利列斯任主席。由于经济下滑，军方对军用飞机的订单减少，加上来自欧洲的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的激烈竞争，飞机制造商和航空公司都处于困境之中。
我还提出计划，支持地方社区把因国防开支缩小而关闭的军事设施用于商业用途。在当州长期间，我曾处理过关闭一个空军基地的事情，现在我决心给那些面临同样挑战的人更多的帮助。由于加利福尼亚州自身就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受国防开支缩小及其他问题的打击也最大。我们制定了一项特殊计划，推动那里的经济增长。约翰·埃默森将监管他家乡的这项计划及这个州的其他事务。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之中，以至在白宫我们都叫他“加利福尼亚部长”。
我们做的一件最有效率的事情，是根据1977年《社区再投资法》，改革了管理金融机构的有关规定。1977年的这部法律规定，在联邦机构投保的借款机构应做出额外的努力，积极向中低收入的借款人发放贷款。但在1993年以前，该法律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进行改革之后，从1993年到2000年，各银行以房屋按揭、中小企业贷款和社区发展贷款的形式，借给这部法律所涵盖的借款人8000多亿美元。这一惊人的数字相当于《社区再投资法》颁布23年来所发放贷款总额的90％还要多。
5月是个有趣的月，对我继续接受的政治教育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月。5月5日，我在我的导师富布赖特参议员88岁生日时，把我的第一枚总统自由勋章授予了他。艾尔·戈尔的父亲也参加了授勋仪式。他告诉富布赖特，说自己只有85岁。富布赖特回答道：“艾伯特，你只要乖一点，也能活到88岁。”我对这两个人都非常敬佩，因为他们为美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像他们一样长寿。如果能的话，我希望能像他们一样积极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5月的第三个星期，我前往加利福尼亚，分别在圣迭戈的一次市政厅会议上，凡纳伊斯市一家有很多西班牙裔学生的社区学院里，以及洛杉矶中南部的一家体育用品店里发表演说，强调我的经济计划中对教育和市中心贫民区发展进行投资的重要性。这家体育用品店名叫“操场”，所在的那个地区正是一年前发生骚乱的地方。商店后面有一个篮球场，已成为年轻人的聚集地。罗恩·布朗当时陪着我。我俩带着一些孩子即兴打了一场球，打完球后，我讨论了授权区的发展潜力。我认为，授权区可以在全国的贫困社区创造出像“操场”这样成功的企业。我非常肯定，总统与市中心贫民区的孩子们在他们的后院打篮球，迄今还是头一次。我希望这次打球的图片可以向美国人传递一个信息，使他们明白新政府优先考虑的事情是什么。我特别希望这些图片可以使年轻人明白，我关心他们，为他们的将来在思考。
不幸的是，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这场球赛，原因是我理了一次发。我在华盛顿还没有找到理发师，可是我又不能每三个星期就回一趟阿肯色去找吉姆·迈尔斯，而且我的头发已经太长了。希拉里在洛杉矶让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沙特曼的人给她做丁头发。克里斯托弗是托马森一家的朋友，我很喜欢他。我问他愿不愿意帮我快速地修一修头发。他答应了，我们于是约定在空军一号的私人活动室里碰头。开始理发之前，我不止一次地询问特工人员，要他们确定如果我推迟起飞几分钟，不会影响其他飞机的起飞或降落。他们与机场工作人员核对了一下。机场工作人员说那不是问题。然后，我就让克里斯托弗尽快给我理一下，只要像个样子就行。他按照我的吩咐做了。大约10分钟以后，我们起飞了。
接下来我发现，有人写了一篇报道，说我花200美元请一个我非常熟悉的高级发型师理了个发，理发时把两条跑道占用了一个小时，给数千人带来了不便。忘了与市中心贫民区孩子们的球赛吧！那篇令人无法不读的报道说，我已脱离在阿肯色的根和平民主义政治原则，开始挥霍放任。报道写得不错，但不是事实。首先，我没有为那次只花了10分钟的理发支付200美元；其次，我没有使任何人为起飞或降落等待，几周后终于公布出来的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记录证明了这一点。竟然有人认为我会做这样的事情。这种说法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尽管我是总统，但如果我因为理发使许多人等了一个小时，即便理发没有花200美元，我妈妈也会让我吃鞭子的。
这篇有关理发的报道实在荒唐。我没有把它处理好，因为我发火了，而发火永远是错的。这件事情之所以吸引人，部分原因是克里斯托弗是好莱坞的一名发型师。华盛顿政界和媒体圈子里的很多人与好莱坞保持着一种非爱即恨的关系。他们喜欢与电影和电视明星来往，但不知为什么却认为娱乐界的政治兴趣和热情不如他们自己的可信。实际上，两个圈子中的许多人都是好公民，相互之间有很多共同点。有人曾经说过，对丑陋的人来说，政治就是表演。几周后，长岛的一家报纸《新闻日报》得到了联邦航空管理局有关那天洛山矶机场飞行情况的记录，证明媒体所报道的起飞及．降落延误从未发生过。
《今日美国报报》和其他几家报纸也刊登了更正。有关理发的报道之所以被传得活灵活现，而且大部分从未得到更正，起因可能是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情。5月19日，麦克·麦克拉蒂接受了主管白宫行政事务的戴维·沃特金斯的建议，并得到了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同意，开除了白宫旅行办公室的七名雇员。媒体与总统一同旅行时，这个办公室负责替他们安排一切，并向他们的雇主收取费用。我和希拉里曾要求麦克检查一卜旅行办公室的工作，因为有人告诉希拉里，该办公室不允许对他们提供的包机服务提出竞价，有一名白宫的记者也曾因为糟糕的饮食和过高，的价钱向我投诉。经过审计后，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提交了一份分类账，账上显示，有1．8刀美兀的账外资金去向不明，并且说该办公室还有其他违规行为。因此，这几个雇员被解雇了。
我向麦克说过记者投诉的事情之后，把旅行办公室的事就全忘了，直到那几个人被解雇的消息宣布后，才重新想起来。媒体的反应极为不好。他们喜欢旅行办公室对他们的照顾，尤其是去国外采访时更是如此。而且他们认识旅行办公室的人已经好几年了，想不．出来这些人会犯错。许多传媒界的人甚至觉得，旅行办公室实际上是为他们工作，而不是为白宫工作，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即使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也该通知他们。虽然我们受到了批评，但重组后的旅行办公室还是以更低的价格为媒体提供了同样的服务，雇用的联邦雇员也更少了。
旅行办公室事件有力地证明，在新白宫和地位稳固的政治媒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旅行办公室的主任后来因挪用公款罪被起诉，因为在他的个人账户里发现了旅行办公室的资金。据媒体报道，他主动提出承认较轻一点的罪，并愿意坐几个月的牢。但检察官执意要按重罪起诉。几位名记者出庭为他的人格作证后，他被无罪释放了。在白宫、总审计局、联邦调查局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对旅行办公室进行，调查后，没有发现什么证据表明白宫看巳了错，或是白宫与旅行办公室有利益冲突，白宫工作人员也没有人犯罪。没有人对毕马威事务所审计报告中所指出的旅行办公室的财政问题和管理不当提出异议。
我无法相信，美国人民正通过理发事件、旅行办公室风波和军中同性恋这样的多棱镜来看我。人们没有把我看成一个为了美国更美好的明天而战斗的总统。相反，我被描绘成一个放弃了南方淳朴作风、转而学习北方都市习气的人，一个反应机械的自由派分子，已丢弃了谦虚的面具。我最近在克利夫兰参加一个电视访谈节目。节目中，有个人说他不再支持我的原因是，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军中同性恋和波斯尼亚问题上。我说，我刚刚对我前100天的时间分配做了一次分析：55％用于经济和医疗保健改革，25％用于外交政策，20％用于其他国内问题。那个人问我在军中同性恋问题上花了多少时间。我告诉他只有几个小时。他给了一个简练的回答：“我不信。”他所知道的只是他的所见所闻。
克利夫兰的这次遭遇、理发事件和旅行办公室风波直观地表明，我们这些外人对于在华盛顿什么才是重要的这一问题知之甚少，同时也使我们明白，误解怎样消解了我们试图与其他美国人交流的努力。我们想告诉美国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可以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使美国得到改善。几年后，我最聪明的工作人员之一道格·索斯尼克新造了一个词组，描述了我们自己陷入麻烦的情形。有一次，正当我们准备前往奥斯陆，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时，我活泼的非洲裔摄影师沙伦·法默说，她并不盼望着去寒冷的挪威。“没关系，沙伦，”道格回答她，“对你来说，这不是‘主场比赛’。没有人喜欢‘客场比赛’。”1993年刚过了一半，我希望，我的整个任期不要成为一场漫长的“客场比赛”。
我对自己遇到的麻烦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我觉得，问题的根源似乎有这么几个：白宫工作人员缺乏与华盛顿已有的权力中心打交道的经验，与他们联系过少；我们试图同时干很多事情，让人觉得混乱，使人民无从得知我们实际取得的成绩；我们没有传达明确的信息，在一些原本很小的问题上，我显得是站在文化及政治左派的立场来处理，而不是像许诺的那样，走具有活力的中间路线；共和党人一成不变的攻击强化了这种印象，他们说我的预算方案只不过是要大幅增税；而且我忽视了自己面对的政治障碍。我是以43％的选票当选的；在过去的10年里，华盛顿一直沿着一个方向在前进，我低估了掉转这一前进方向的难度，也没有想到，方向上的变化对于华盛顿的主要演员来说在政治上——甚至是心理上——是多么的不协调；许多共和党人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我的总统职务是合法的，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国会中民主党虽然占多数，但有自己的行事方式，共和党人尽管占少数，却想极力证明我太自由化，没有执政能力。他们不会以我所希望的最快的速度通过所有的议案。
我知道我需要改变自己，但是和每个人一样，我发现改变自己比建议别人改变更困难。不过，我还是努力在两个方面改变自己。事实表明，这两个变化对我很有帮助。我劝说在“复兴周末”活动中认识的朋友、在三届共和党政府中任过职的戴维·格根到白宫来，任总统顾问，在组织和交流方面帮助我们。在他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撰写的专栏文章中，戴维为我提供了一些有创见的建议，有些还是批评性的，不过我同意他的看法；他喜欢并尊重麦克·麦克拉蒂；他是华盛顿权力圈子的真正成员，这些人按照自己的方式给人打分；为了国家，他希望我们取得成功。在接下来的七个月中，戴维使白宫镇定了下来，立即着手恢复与媒体的关系。他恢复了媒体直接进入通信办公室的权力。其实我们早就该这么做了。
除了对格根的任命，我们在人事方面还做了其他调整：麦克·麦克拉蒂的副手能干且很受欢迎的办公厅副主任马克·吉尔兰取代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出任通信主管；迪·迪·迈尔斯继续担任新闻秘书，但接管每天的简报发布任务；乔治担任新的高级顾问职务，帮助我协调政策、战略和日常决策。一开始，乔治因为不再每天做简报而感到失望，但他很快就和在竞选期间一样，掌握了一个新的工作。他干得非常好，在白宫的影响比以前还要大。
我们的另一个积极变化是把我每天的时间安排调整了一下，在大部分日子里，每天留出两个小时，供我读书、思考、休息以及打电话。这种调整使情况大为改观。
到了月底，情况开始好转。众议院以219票对213票通过了我的预算方案。于是预算案进人参议院。参议院立即删除了英制热量单位税，但支持汽油税每加仑涨4．3美分，以及更大幅度地削减支出。这是个坏消息，原因是汽油税不能像英制热量单位税那样促进节约能源；但这也是好消息，原因是汽油税要美国中产阶级花的钱不多，一年大约只有33美元。
5月31日是我上任以来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我出席了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传统仪式后，又参加了另外一个仪式。该仪式是在越战老兵纪念馆一个新开放的部分前举行的。这是一堵黑色的长石墙，上面刻着所有在越战中阵亡或失踪的美国武装部队成员的名字。那天早晨，我从白宫跑到这堵墙前面，看我在温泉城时的朋友们的名字。我跪在刻有我朋友伯特·杰弗里斯名字的地方，摸着他的名字，做了一次祈祷。
我知道这个仪式不轻松。对于到场的很多人来说，越南战争仍然是生命中的决定性时刻，我这样的人竟成了三军总司令更令他们深恶痛绝。但我打定主意要去，去面对那些仍然因为我对越战的看法而反对我的人，去告诉那些越战老兵，我尊重他们及他们所有倒下的战友为国家的服务，并将努力解决仍然没有解决的战犯问题和战斗失踪人员问题。
柯林·鲍威尔满怀信心而又有风度为我做了介绍。他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即他认为作为总司令，我应该受到尊重。不过，我上台演说时，抗议者还是发出嘘声，试图盖过我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地说：所有嘘叫的人，我听到你们的声音了。我请你们现在听我说……有人说，我今天来到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是错误的，因为我在25年前，不同意那个把青年男女送到越南打仗的决定。好了，这样更好……正如战争是自由的代价一样，异议是自由的特权。我们今天珍惜这一特权……这个纪念馆要传达的信息其实很简单：这些人为自由而战，他们为自己的社区带来了荣耀，他们热爱国家，为国捐躯……今天在座的，没有谁对墙上的人一个也不认识。我有四位中学同学在这儿……如果有必要，让我们继续对这场战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请不要让这种分歧把这个民族分开。仪式开始时很糟，但结束得很顺利。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曾预言我当选总统结束了越南战争。这一预言看来并不怎么准确，但也许我们正在结束这场战争。
6月一开始，我就遇到了一件无论对我个人而言还是在政治上都令我失望的事：我撤回了任命拉尼，吉尼尔为民权事务处主任的提名。拉尼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长期以来一直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防卫基金会的律师，是我上法学院时的同学。我本想任命她为第一个由职业民权律师出任的民权事务处主任。但我4月提名她以后，保守分子怀着复仇的心态大肆攻击她，说她是“配额皇后”，并指责她倡导放弃“一人一票”的宪法原则，因为她支持累积投票制。根据累积投票制，立法机构有多少职位让人竞争，选民就有多少张选票，而且可以把这些选票全部投给某一位候选人。理论上讲，这一制度可以极大地增加少数派候选人当选的机会。
一开始我对右翼分子的责骂并不在意，以为他们不喜欢拉尼，是因为拉尼有长期打赢民权官司的记录。我想，只要她到参议院去拜访一下，会很轻松地赢得足够的选票来确认她的任职。
我错了。我的朋友戴维·普赖尔参议员来看我，敦促我撤回对拉尼的提名。他说拉尼在与参议员们会面时表现得很糟糕，并提醒我们还有一项经济计划需要通过，一票也不能少。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同。意戴维的看法。他说拉尼不会被确认，我们最好尽快结束这件事。有人告诉我特德·肯尼迪参议员和惟一的非洲裔参议员卡罗尔·摩斯利·布劳恩都持相同的看法。
我决定最好读一读拉尼的文章。这些文章论证了她的立场，很有说服力，但与我支持的赞助性行为和对配额的反对相冲突。她好像想放弃一人一票制度，支持一人多票制度：选民随便怎么分摊选票都行。
我邀请拉尼来见我，把这件事跟她好好谈了谈。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讨论这个问题时，拉尼对自己受到的攻击非常生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人竟把她的学术思考当做确认她任职的障碍，这让她大感惊愕；对于她的提名给参议员们带来的困难，她也不屑一顾。而她要得到任命，必须得到这些参议员的选票，但这些人的选票很难得到，也许要经过几轮阻挠。我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我们没有足够的选票确认对她的提名，但她却拒绝退出，觉得自己有接受投票的权利。最后，我告诉她，我不得不撤回对她的提名，告诉她我很不愿意这么做，但不撤回我们也不会成功。我还告诉她，撤回提名会使她在民权界成为一名英雄，尽管这样的安慰不会起什么作用。
事后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批评者说我面对政治压力时放弃了朋友，他们大多对幕后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最后，我任命另一位优秀的非洲裔律师迪瓦尔·帕特里克为民权事务处主任。帕特里克也有很强的民权背景，工作干得很出色。我仍然很佩服拉尼·吉尼尔，失去了她的友谊，我感到很难过。
6月前两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忙于挑选一名最高法院法官。几个星期之前，拜伦·怀特宣布退休。他已当了31年最高法院法官。就像前面说的那样，我最初想任命马里奥·科莫州长，可是他不感兴趣。接见了40多个备选人之后，我选定了三个：我的内政部长布鲁斯·巴比特，他在当州长之前曾任亚利桑那州检察长；波士顿的第一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史蒂芬·布雷耶，他的审判成绩十分辉煌；华盛顿市联邦上诉法院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一名才智过人、经历不凡的女法官，审判记录非常有趣，独立而进步。我与巴比特和布雷耶都见了面，确信他俩都会成为出色的法官。但我不愿意内政部失去巴比特，许多环保主义者也不愿意失去巴比特。他们打电话到白宫，敦促我把他留在内政部。尽管极力推荐布雷耶的肯尼迪参议员向我保证，他可以得到确认，但他有一个小的“保姆”问题。
和最初几个月白宫里发生其他每件事一样，我接见两个人的消息泄露出去了。因此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决定在白宫官邸的私人办公室接见金斯伯格。她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想她具有成为一名伟大法官的潜力，起码她可以做到我认为伦奎斯特法院（在这个法院中，温和派和保守派平分秋色）新法官需要做的三件事情：根据当事人的功罪，而不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或身份来定案；可能的话，与保守的共和党法官合作以达成一致意见；必要的话则勇敢地与他们抗争。在一篇文章中，金斯伯格曾写道：“美国司法部门中最伟大的人是独立思考的人，他们心胸开阔，但不空虚；他们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并虚心学习。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显示出一种愿意随时检验自己假设的品质。”
我们宣布她的任命时，消息还没有泄露。媒体曾根据一个连自己说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泄密者的消息，报道说我打算任命布雷耶。因此，金斯伯格法官发表了一篇简短但非常感人的演说后，有记者说我决定任命她而不是布雷耶，反映出白宫的决策过程有一种“曲折的特点”。该记者接着问我是否要反驳人们的这种印象。我不知道该笑还是哭。我回答说：“你们总是把任何实质性的决定都只看做政治过程，我早巳放弃了我可以纠正你们这些错误念头的想法。”很显然，遇到官员任命问题，游戏的名称已不再是“相信领导者”，而是“相信泄密者”。我不得不承认，让媒体吃了一惊令我感到非常高兴，就和选择了金斯伯格令我很高兴一样。
6月最后一个星期，参议院以50票对49票艰难地通过了我的预算计划。民主党和共和党各有一名参议员没有投票，乎局是由戈尔打破的。共和党没有一个人投赞成票，我们也失去了6名保守的民主党参议员的票。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戴维·博伦参议员投了我们一票，使我们免于失败。但他暗示说，除非最终的法案中更明确地说明削减支出的项目，并减少税收，否则他将投反对票。1974年他第一次竞选州长，我竞选国会议员，自那时起我就认识他。现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批准了预算计划，他们必须调和相互间的分歧，然后我们又得重新为获得两院通过而奋斗。由于我们获胜的优势非常小，两院之间有任何让步，都会失去一到两票，而这一到两票已足以挫败一揽子提案。罗杰·奥尔特曼从财政部带着他的办公室主任乔希·斯坦纳来到白宫，设立了一个“作战室”，组织以预算最后通过为目标的大战役。我们需要知道每一票的来自哪里，我们能证明什么，能够向那些立场未定的议员提供什么条件以取得多数。我们已经为小问题流了不少血，因此这场战斗值得打。在接下来的六个半星期里，我们国家的经济前景，更不用说我总统生涯的前景，一直悬而未决。
参议院通过预算后的第二天，我第一次命令军方采取行动，向伊拉克情报部总部发射了23枚战斧式导弹，以对乔治·H．W．布什访问科威特时伊拉克曾阴谋刺杀他进行报复。4月13日，就在布什总统预定到达科威特的前一天，科威特逮捕了十几个与这次阴谋有牵连的人。通过追查最后发现，这些人所携带的材料来自伊拉克情报部门。5月19日，一名被逮捕的伊拉克人向联邦调查局承认，这次阴谋背后的主使是伊拉克情报部门。我命令五角大楼提供行动建议。于是的威尔将军找到我，建议用导弹攻击情报部总部。他说这既是一种适度的反应，也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我觉得我们有理由对伊拉克发动更严厉的攻击，但鲍威尔说服了我。他说这样的攻击已经足以进一步威慑伊拉克的恐怖主义。如果向更多的目标，包括各个总统行宫投炸弹，未必能将萨达姆，侯赛因炸死，但几乎肯定会炸死更多无辜的人。大部分的战斧式导弹都击中了目标，但有四枚射偏了，其中三枚落在了巴格达一个富人区里，炸死了八个人。这次事件无情地提醒我们，不管计划得多么周详，武器有多么精确，一旦使用这一类武器，通常都会出现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7月6日，我来到东京，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第16届七大工业国峰会。这样的峰会历史上一直是漫谈会，很少做出有意义的政策上的承诺，会后也很少有后续行动。但我们没有闲情逸致再开一次什么也不做的会议。世界经济增长缓慢，欧洲的增长速度已达到10多年来的最低点，日本的增长速度则处于20多年来的最低点。我们在经济这条战线上倒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过去的五个月中，超过95万名美国人找到了工作，大致相当于美国经济前三年创造的工作岗位的总和。
我去日本是有一个计划的：争取欧洲及日本领导人同意，使他们的国内经济政策与我们的经济政策协调一致，以提高全球经济增长水平；说服欧洲及日本领导人降低针对工业制成品的关税（这将给我们所有的国家增加就业机会），并增加在12月15日最后期限前完成已拖了七年之久的乌拉圭回合世界贸易谈判的机会；发出统一而明确的信号，表明我们将在财政和政治上支持叶利钦和俄罗斯的民主。
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取得成功的几率都不大，更不用说所有三个问题了，部分原因在于，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力量都不怎么强。由于我在经济计划中开出的苦药，以及媒体因为一些或真或假的问题所做的负面报道，自就职以来，我的公众支持率急剧下降。约翰·梅杰在英国只是硬撑着，但人们老把他和他的前任玛格丽特·撒切尔做比较，得出不利于他的结论，对他造成了伤害，而“铁娘子”也从未阻止人们做这样的比较。弗朗索瓦·密特朗是社会党党员，很有魅力，非常聪明，处于第二个为期七年的任期内。但由于掌管经济政策的法国总理及其执政联盟屑于反对党，因此他所能做的也有限。意大利总理卡洛·钱皮曾任意大利中央银行行长，是个非常谦虚的人，以骑自行车上班而出名。尽管他很机智也很有魅力，但意大利破碎且本质上混乱的政治环境牵制了他，加拿大第一位女总理金·坎贝尔给人印象很深，显然很专注于工作。她是布赖恩·马尔罗尼辞职后才上任的。从本质上说，她只是把马尔罗尼漫长的任期延续完，因为民意测验表明，反对党领导人让·克雷蒂安的支持率在不断上升。我们的东道主宫泽喜一在日本的政治体制内普遍被认为连任无望，自民党对权力的长期垄断也将走到尽头。宫泽可能连任无望，但他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对世界局势有着成熟的理解。他英语讲得差不多和我一样好。他是一位爱国者，希望七国会议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好的影响。
人们一般认为，在位已久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也遇到了麻烦，因为民意测验表明，他的支持率也在下降，他所在的基民党在最近的地方选举中丢失了不少选票。不过，我觉得科尔的领导地位仍然很稳固。他块头很大，身高和我差不多，体重超过300磅。他不光身躯庞大，在其他方面也是欧洲大陆数十年来最重要的人物。他统一了德国，把大量的资金从西德调往东德，以提高东部居民的收入。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这些人挣的钱比西部居民少得多。科尔领导的德国已成为俄罗斯民主的最大财政支持者，他还赞成把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吸收到欧盟和北约中来。另外，科尔对欧洲在波斯尼亚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深感不安。他认为，联合国应该取消武器禁运，因为禁运对波斯尼亚穆斯林来说是不公平的。在欧洲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上，他的见解都是对的，并且在努力推行自己的看法。他觉得，如果他在重大问题上能够做出正确决定的话，民意测验的支持率也会跟着上升。我非常喜欢赫尔穆特·科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多次一起用餐、互相拜访，并经常打电话，形成了牢固的政治和个人联系，对欧洲和美国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我对七国会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因为我是带着强有力的计划来参加会议的，同时也因为我相信其他所有领导人都非常聪明，知道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必须在东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会议刚一开始，我们就越过了一个门槛。我们的贸易部长们已经达成协议，约定在十个不同的制成品领域，七国将全部把关税降为零，为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贸易开放市场。这是米基·坎特担任贸易大使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事实表明，他是一个顽强而有效率的谈判者，很有谈判技巧，最后达成了200多项协议，极大地扩大了我国的贸易，使接下来八年贸易在我国经济的增长中占了几乎30％。
我们还在一项慷慨的援助方案上达成协议，随后明确表态，七个富裕国家都承诺支持俄罗斯。在协调我们各自的经济政策这一问题上，结果就没有这么明显了。我正致力于减少亦字，德国的中央银行刚刚降低了利率，日本却没有明确表态将刺激经济，或是向更多的国外贸易和竞争开放国界。这方面的进展有待于在我们的双边会谈中取得。七国会议一结束，我们的会谈就开始了。
1993年，由于日本正在对付经济停滞和政治的不稳定，我知道很难改变其贸易政策，但我必须努力。很明显，我们对日本之所以有巨大的贸易逆差，部分原因是日本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以我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打开日本市场，但又不损害我们之间非常重要的安全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为亚洲缔造一个稳定的明天是至关重要的。我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向日本学生阐述这些观点时，希拉里继续展开她在日本的魅力攻势，她发现年轻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作女性特别欢迎她。这样的工作女性在日本正逐渐增多。
宫泽首相原则上同意我的建议，即我们应达成一项框架协议，努力制定具体而且可检验的步骤，来改善我们的贸易关系。日本外务省决心要达成一项协议，也对我的建议表示同意。外务省的一名高级公务员是日本新太子妃的父亲。主要的障碍来自通产省，其领导人觉得他们的政策使日本变成了强国。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这些政策。有一天深夜，当我们的谈判完成之后，两国外交部的代表们在大仓饭店大厅的两边简直是在吼着阐述各自的观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尽最大努力要达成协议，米基·坎特的副手查伦·巴尔舍夫斯基极力推动一项日本人很难接受的协议，以至于他们叫她“石墙”。然后，我和宫泽首相在大仓饭店见面，一边吃着传统的日本料理，一边看我们能否解决剩下的分歧。在这次后来被称做“寿司峰会”的餐会上，我们的确解决了一些分歧。不过宫泽总是开玩笑说，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结果，我们喝的清酒比寿司起的作用要大。
根据这项框架协议，美国承诺将减少赤字，日本则在下一年采取措施，在汽车及汽车配件、计算机、电信、卫星、医疗设备、金融服务和保险业方面开放市场，并定有客观的标准，根据具体的时间表来检查努力是否成功。我深信，这项协议对日美两国在经济上都是有益的，并将帮助日本的改革者们成功地把他们伟大的国家带人下一个辉煌的时期。但是，和大多数协议一样，这项协议在两国都没有产生希望出现的结果，不过仍然是一项好的协议。
当我离开日本飞往韩国时，国内的媒体报道说，我第一次参加七国会议，就我同其他领导人的个人外交和与日本人民的接触来说，这是一次胜利。媒体有正面报道让我感觉很好，能够达到为七国会议及与日本的谈判所设定的目标，我感觉更好。我喜欢认识其他领导人，并与他们共事。七国会议之后，我对自己推动美国在全世界利益的能力更加有信心了，并且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总统都喜欢外交，而不太喜欢在国内战线上面临的挫折。
在韩国，我检阅了我们部署在非军事区一带的部队。自从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以来，这个非军事区把南北朝鲜分开了。我走上不归桥，在距离把两个国家分开的白漆带大约十英尺的地方停住脚步，注视着站在最后一个冷战哨所里守卫自己国界的朝鲜士兵。在汉城，我和希拉里作为金泳三总统的客人，住在带有室内游泳池的政府招待所内。我跳进水里时，突然响起了音乐，这才发现自己一边游泳，一边听着许多喜欢的曲子，从猫王的曲子到爵士乐都有。由此可以看出，韩国人热情好客果然名不虚传。我与总统举行了会谈，在国会发表了演讲，然后离开了韩国。离开时，我对我们长期的盟国关系非常满意，并决心维护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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