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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结束后第二天，我收到了无数祝贺的电话和电报。我立即开始所谓的过渡工作。所有的当选总统大概都得这样！我们没有时间庆祝，也没有花多少时间休整，这可能是个错误。在仅仅11个星期内，我和我的家人必须从阿肯色州的生活过渡到白宫的生活。需要做的事太多了：选定内阁成员、各部的高级行政官员以及白宫工作人员；与布什的人商讨如何搬进白宫；开始听取有关国家安全的汇报，和外国领导人谈话；主动与国会领导人接触；把即将送交国会的经济方面的议案定稿；制定一个实施我的其他竞选承诺的计划；处理大量的开会请求，并设法满足我的竞选工作人员和主要支持者们的愿望，让他们尽早知道自己是否能成为新政府的成员；以及对刚发生的事件做出回应。在接下来的70天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尤其是在国外：在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正设法减轻联合国的制裁；在索马里，布什总统把美国军队派到了那里，执行人道任务，以防出现大量人员饿死的情况；还有俄罗斯，经济一团糟，叶利钦总统面临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未改变信仰的共产党人的反对越来越强烈，俄罗斯从波罗的海国家的撤军也被推迟了。“待办事情”的单子越来越长。
几个星期之前，我们在小石城悄悄地组建了一个过渡计划行动小组，由一个委员会领导。委员会成员包括弗农·乔丹、沃伦·克里斯托弗、米基·坎特、圣安东尼奥市前市长亨利·西斯内罗斯、多丽斯·松井和佛蒙特州前州长马德林·昆宁。工作组主任由杰罗德·斯特恩担任。他是西方石抽公司的行政副总裁，当时正在休假。很显然，我们不想让人觉得，我们把选举胜利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行动小组保持低调，电话号码没有收入电话号码簿，位于沃森银行大楼13楼的办公室门上也没有任何牌子。
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于星期三来到州长官邸。这时我和希拉里请他继续担任我们在白宫的通信主任。我本想把詹姆斯·卡维尔也请到白宫工作，请他帮我们拟订计划，并帮我们及时获取各种信息。但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在政府部门任职，两天以前还对记者说：“要是哪个政府雇用了我，我就不在那个国家生活了。”
星期三下午，我会见了行动小组的委员会，拿到了第一批汇报文件。下午2点半，我在州长官邸的后草坪上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会。因为布什总统与伊拉克的关系再次紧张起来，我特别强调，美国“在任何时期都只有一个总统”，而且“美国的外交政策由这一位总统全权负责”。
我当选总统的第二天，与几位外国领导人通了话，随后到办公室处理了一些阿肯色州的事务，并感谢州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不在时他们工作得很出色。那天晚上，我们为竞选工作人员举办了一个宴会。我嗓子仍然嘶哑，只能勉强说出“谢谢”。大部分时间我只是不停地握手，到处走动，衬衫上写着“对不起，我无法说话”和“你们干得不错”。
星期五，我任命弗农·乔丹为过渡委员会的主席，沃伦·克里斯托弗为委员会的主任。对他们的任命宣布后，华盛顿和小石城的反应都很好。他们在这两个城市都受到了选举工作人员的尊重。竞选胜利的喜悦慢慢退去后，很多选举工作人员都流露出疲惫的神情，变得易怒，并担心自己的将来。这是预料之中的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过渡工作进入第二周后，节奏加快了。我与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就中东和平问题进行了谈话。弗农和克里斯托弗选定了过渡委员会的大部分高级成员：民主党副主席亚历克西斯·赫尔曼和协助艾尔·戈尔竞选的马克·吉尔兰被任命为副主任；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主席艾尔·弗罗姆负责国内政策；桑迪·伯杰和我的竞选助手南希·索德伯格一道负责外交政策；吉恩·斯珀林和与我同获罗兹奖学金的同学鲍勃·赖克负责经济政策，赖克当时是哈佛大学教授，写过几本令人深思的有关全球经济的书。对各重要职位候选人的审查由汤姆·多尼伦负责。多尼伦是华盛顿的一位精明的律师，长期都是民主党积极分子。他的工作很重要。由于有些候选人以前有经济问题或个人问题，或是有以前未被注意的意见，而使总统的任命被否决，这是华盛顿政治生活中的常事。我们的审查人应确保任何愿意为政府效力的人都经得起严格的审查。
几天后，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迪克·赖利加入过渡委员会，负责掌管各部高级行政官员的任命。赖利的工作极其繁重。有一次，他拿到了三千多份简历，另外还有好几百人打电话过来。很多电话是国会议员和州长们打来的，希望赖利亲自给他们回电话。许多为我们竞选胜利做出贡献的人都想在新政府里任职，以至于我担心有些能干的、理应进入新政府的人会被遗漏掉。后来，有些这样的人的确被遗漏掉了。
过渡工作的第三周，我主要忙于主动与华盛顿的官员们联系。我邀请了众议院议长汤姆·福利、众议院多数党领导人迪克·格普哈特和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乔治·米歇尔到小石城来聚餐，并在早晨开子个会。在与民主党领导人的交往中，我赢得了一个漂亮的开局，这一点很重要。我知道我必须依赖他们的支持才能成功，而他们也知道，美国人民期待着我们去打破华盛顿的党派壁垒。这要求我和他们都做出让步，但会议结束后，我已确信我们可以合作。
星期三，我去华盛顿待了两天，会见布什总统、国会中的其他民主党议员和国会中的共和党领导人。我和布什总统的会面原定一个小时，但实际持续的时间却两倍于此。我们的会面是诚恳而有助益的。我们谈了许多问题。总统对我国外交政策所面临的挑战作了回顾，我发现他的见解极为深刻。
离开白宫，我驱车两英里，来到华盛顿北部一个为贫困、失业、毒品和犯罪所困扰的社区。到了佐治亚大道，我下车步行了一个街区，与商人和其他市民握手交谈，谈论他们面临的问题以及我能给予他们的帮助。在我所站的地方一英里之内，前一年有八个人被杀。我吃了一份中餐馆的外卖。这家中餐馆的工作人员在防弹玻璃后面工作。学龄儿童的家长们说他们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孩子的许多同学都把枪带到丁学校。尽管联邦政府仍然保留着对华盛顿这座城市相当多的控制权，但在华盛顿市中心贫民区居住的人们却经常被国会和白宫遗忘。我想让这个城市的居民知道，我关心他们面临的问题，我想做个好邻居。
星期四早晨我出去跑步。我跑出海伊一亚当斯宾馆的大门，穿过白宫对面的拉菲特广场，来到一条满是无家可归者的街道。他们前一天晚上就是在那里过夜的。然后我跑过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再往回跑，来到宾馆附近的麦当劳餐厅。我要了杯咖啡，遇到了一位59岁的人。他告诉我，由于经济不景气，他失去了工作和所有的东西。我一边往宾馆走，一边想着这个人，想着如何从围绕着每一位总统的高墙之内，了解到他这样的人所面临的问题。稍后，我与14位民主党国会领导人共进了早餐。然后我与参议院少数党领导人鲍勃·多尔进行了私人会面。我一直很尊重多尔，因为他在二战中受伤以后勇敢地挺了过来，在食品券和残疾人权利保障等问题上也与民主党人合作。另一方面，由于他有自己的党派之见，所以在选举的当晚曾不失时机地说，因为我“甚至没有赢得多数……所以并没有明确的授权”。因此，多尔说，他的任务是“使我们的党团结起来。主动出击，争取独立支持者和佩罗的支持者，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和多尔谈得不错，但会面结束我离开时，我还拿不准我们的关系会怎样，也不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毕竟，多尔也想当总统。
我与众议院少数党领导人鲍勃·米歇尔的会谈也是一次诚恳的会谈。米歇尔来自伊利诺伊州，是一位老派的保守主义者。不过，共和党督导员，来自佐治亚州的纽特·金里奇休假去了，这让我颇感失望。金里奇是众议院保守派共和党人的政治和精神领袖，他相信，把文化和宗教保守主义者与反对大政府及重税的选民联合起来，就可以筑成共和党永久性的多数地位。布什总统19田年签署了民主党提出的赤字削减一揽子方案，他因此对布什总统横加指责，因为该方案中包含了增加汽油税的条款。我完全可以想到，他将如何对我。
回到宾馆，我会见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鲍威尔将军。在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的支持下，他已升至最高军衔，在他最后九个月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任期中，他将在一位与前两位总统很不一样的总司令手下工作。他反对我提出的允许同性恋者参军的提议，虽然在使他成为大众英雄的海湾战争期间，五角大楼明知有一百多人是同性恋者，还是让他们参了军。这些人直到战争结束后才被开除出军队，因为军队已不需要他们了。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分歧，但鲍威尔将军明确表示，他将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包括向我提出诚恳的建议，而这正是我想要的。
参加了帕梅拉·哈里曼举办的餐会后，我和希拉里结束了华盛顿之行。在此之前的那天晚上，弗农和安·乔丹夫妇也邀请了一些人与我们共进晚餐。这两次餐会，还有后来凯瑟琳·格雷厄姆举办的餐会，目的是把希拉里和我介绍给华盛顿政治、媒体和企业圈子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我们还感到很陌生。
我和家人最后一次在州长官邸过了感恩节。其间我们访问了一个朋友开办的庇护所。这家庇护所是为躲避家庭暴力而离家出走的妇女和儿童开办的，我们每年都去访问一次。然后，我和希拉里带着切尔西和切尔西的朋友伊丽莎白·弗莱芒飞往南加州，与我们的朋友托马，森一家人一起短暂休息，并礼节性地拜访里根总统。里根的办公室设在一栋非常漂亮的大楼里，大楼所在地正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曾经用来拍电影的地方。那次拜访让我真的很开心。里根很善于讲故事，而且在白宫当了八年总统，有很多我想听的好故事。拜访结束时，他给我一罐他颇为得意的果冻，罐子是红、白、蓝三色相间的。在以后的八年里，我一直将这个罐子放在办公室里。
到了12月，我开始做人们雇用总统来干的事情：决策。由于我曾许诺将“像一束激光那样”专注于经济，所以我先从经济开始。12月3日，我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州长官邸进行了一次一对一的会谈。美联储主席对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有权设定短期利率。短期利率可以影响长期商业利率和消费贷款利率，包括房屋按揭利率。由于格林斯潘对经济学的各个方面都很有研究，在华盛顿的权力游戏中也经验丰富，因此他在谈话和向国会所作的陈述中提出的观点很有分量。我知道格林斯潘是位保守的共和党人，对我当选可能感到失望，但我想我们可以合作，原因有三：第一，我坚信联邦储备委员会应该有独立性；第二，和格林斯潘一样，我相信必须削减赤字；第三，和我一样，他也曾是次中音萨克斯乐手，但发现要想谋生，还是干别的行当好一些。
一星期后，我开始宣布内阁成员名单。最先宣布的是各经济部门的名单。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劳埃德·本特森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本特森是一位亲企业界的民主党员，但同时仍然关心普通大众。他瘦高个子，带点贵族气质，来自得克萨斯州南部一个富裕家庭，二战中当过轰炸机飞行员，在意大利作战，战后被选为众议员。当了三届众议员后，他进入企业界，后来于1970年击败国会议员乔治·H．W．布什，当选为参议员。我喜欢本特森，相信他是财政部长的绝佳人选：他很受华尔街的尊敬，与国会打交道也卓有成效，并全力支持我恢复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的目标。本特森的副部长是黑石集团投资公司副总裁罗杰·奥尔特曼。奥尔特曼是老牌民主党人，也是金融方面的奇才，他的到来壮大了我们的力量。将改善我们与华尔街的关系。我任命的另外一名财政部官员是拉里·萨默斯，他将成为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萨默斯28岁时已成为哈佛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他的名气让我相信他实际上的才智更在名气之上。
我选择了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列昂·帕内塔议员担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这是一个关键职位，对我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我决心精心编制预算，既能削减赤字，又能扩大对我国长期繁荣至关重要的那些领域的支出，如教育和科技。约见列昂之前我并不认识他，但他渊博的知识、充沛的活力和脚踏实地的作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另一名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候选人爱丽丝·瑞芙琳被我任命为副局长。和列昂一样，瑞芙琳在削减赤字问题上是个“鹰派”，对那些需要联邦政府帮助的人很敏感。
我让鲍勃·鲁宾担任了一个新职务：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在白宫协调经济政策。该委员会的运作方式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大致相同，联合各相关部门，制定并实施相关政策。我确信，联邦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上组织得还不够好，效率也不够高。我不仅想把财政部与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税收和预算职能结合起来，还想把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进出口银行、劳工部和中小企业管理局的工作协调起来。我们必须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实施所有收入阶层和地区都可以受益的全面而精密的经济政策。鲁宾正适合干这个工作。他既不张扬又热情饱满，曾担任纽约最大的投资公司高盛公司的副总裁。如果他能平衡好该公司的形象和利益，那他就极有可能胜任我委派给他的工作。好几年之内，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变动在白宫是最大的。也幸亏有了鲁宾，该委员会出色地维护了美国的利益。
我宣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受人尊敬的经济学教授劳拉·泰森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劳拉在技术、工业制造、贸易、微观经济问题方面的知识给我印象很深。我觉得长期以来，在制定国家经济政策时，微观经济问题被忽视了。
我还任命鲍勃·赖克为劳工部长。劳工部长一职在里根和布什政府中很受冷落，但我认为这一职位是我们经济班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鲍勃曾写了几本很不错的书，认为需要有更好的劳资合作，并加强现代工作场所中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我相信他能够保护工人在医疗保健、工作安全和福利方面的权益，并确保劳工支持我们的新经济政策，而这种支持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任命罗恩·布朗为商务部长，以兑现我在竞选时做出的提高该部重要性的承诺。这个部一直被认为是“第二梯队”部门，这种误解持续的时间太久了。罗恩有头脑又有胆识，曾把民主党的自由派和基层劳工与那些支持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新政策的人联合起来，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从垂死边缘挽救过来。如果有谁能够为商务部的官员们注人活力，维护美国的商业利益，罗恩就是一个。他将成为第一位担任商务部长的非洲裔美国人，并成为该部有史以来最能干的领导人之一。
在我宣布对罗恩·布朗的任命这一天，我辞去了阿肯色州州长的职务。我再也没有时间履行州长职责，副州长吉姆。盖伊·塔克也早已，做好了接任的准备。辞去州长一职颇令我失望，因为差24天，我未能打破奥瓦尔·福伯斯保持的担任本州州长时间最长的记录。
经济方面的主要职位任命完毕后，我于12月14日和15日在小石城召开丁一次经济峰会。为了这次会议，我们准备了六个星期。准备工作是在米基·坎特、约翰·埃默森和厄斯金·鲍尔斯的领导下进行的。约翰是希拉里的朋友，在加利福尼亚时就支持我；厄斯金是北卡罗来纳州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支持我是因为我提出了“新民主党人”的理念，并支持有关胎盘组织的研究。他的家人患有糖尿病。和我一样，他相信有关胎盘组织的研究对于解开糖尿病及其他不治之症的秘密是至关重要的。
召开会议的消息宣布以后，每一位美国人似乎都想参加。但我们必须控制与会代表的人数，这样小石城会议中心的大厅才可以容纳所有代表，并为许多从全世界赶来想报道这次会议的记者留出足够的地方。为此我们颇费了一番脑筋。工作人员最终将代表人数削减为329名，涵盖了从（财富》5印强企业的老总到一些硅谷公司的经理再到商店店主等等，还包括劳工领导人、学者、阿肯色州的一位农场主和切罗基印第安部落的酋长。这位酋长有个令人难忘的名字，叫威尔玛·曼基勒。
会议开幕时，气氛令人振奋，大会好像成了政策制定者们的摇滚音乐会。媒体把这次会议称做“政策工作狂欢会”。各专门小组提出了非常有远见的好建议和一些新思路，并明确了我所面临的选择。代表们一致认为，我的头号任务是削减赤字，尽管这意味着要少减一点中产阶级的税，或者完全不减他们的税。这次被我们称为“米基度假会”的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并非仅仅是政策狂们才这么看，会议结束后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7％的美国人对我为接任总统所做的准备表示赞同。
这次经济会议发出了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正如我许诺的那样，美国正摆脱滴人式经济模式，走向投资和增长的模式；美国不再忽视那些在不断变换的全球化经济中节节败退的人们，而要为每一位负责任的国民提供机会。后来，我任命米基·坎特为美国贸易代表，厄斯金·鲍尔斯为中小企业管理局局长，约翰·埃默森到白宫办公厅工作。他们靠努力赢得了在新政府中的职位。
就在经济会议召开之前，我宣布麦克·麦克拉蒂将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因为尽管麦克在布什政府的两个联邦部门工作过，但他在华盛顿还很难称得上是圈内人。他告诉我，他更愿意做更符合他商业背景的工作，但我说服他接受了这个职务，因为我相信他能够让白宫办公厅平稳地运作，并创造一种团队合作的氛围，我希望在那样的氛围中工作。·他中规中矩而又灵敏机智，具有高超的谈判技巧，以及同时追踪并了解多件事情的能力。他是我四十多年的忠实朋友，我相信他不会把我与各种不同的观点和信息阻隔开。在我们上任的第一个月里，我们都对华盛顿的政治和媒体文化全然无知。不过，因为有了麦克，我们完成了很多事情，并营造了一种合作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前面很多届总统的白宫办公厅都没有的。
从12月11日到18日，我又任命了一批官员，向着组建有史以来最富多样性的政府这一目标更走近了一步。11日，我任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唐纳·沙拉拉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任命佛罗里达州环保局长卡罗尔·布朗纳为环境保护署署长。沙拉拉精力充沛，身高4英尺11英寸，祖籍黎巴嫩，希拉里认识她许多年了。在约见布朗纳之前我并不认识她，约见后对她印象很深。我的朋友劳顿·奇利斯州长对她评价很高，艾尔·戈尔也希望她能得到这份工作。这两位女士干满了我的八年任期，取得了很多成就。15日，消息传了出去，我将任命阿肯色州卫生部部长乔伊斯林·埃尔德斯为美国最高的公共卫生官员——卫生局长。乔伊斯林是第二位毕业于阿肯色大学医学院的黑人妇女，在小儿糖尿病方面是全国权威。
17日，我宣布任命亨利·西斯内罗斯为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亨利极具政治天赋，富有同情心，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西班牙裔政治家。他在任圣安东尼奥市长期间，振兴了该市，因此担任这一职务是非常够格的。我还任命杰西·布朗为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他是位非洲裔美国人，曾经是海军陆战队士兵，越战老兵，并担任美国残疾退伍军人协会的执行主任。
12月21日，我任命黑兹尔·奥利里担任能源部长，任命迪克·赖利为教育部长。黑兹尔是位黑人，此前任明尼苏达的北方电力公司的公共事业经理，是天然气专家。我想支持天然气的发展，因为天然气比石油和煤都要干净，而且供应充足。迪克和我是多年的朋友。他外表谦逊，内心却很刚强。他长期受脊椎病痛的折磨，但克服了病痛，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在政坛也颇有成就，家庭也很幸福。他还是一名的重视教育的丁不起的州长。在竞选期间，我经常引用一篇文章中的话，宣称在过去十年里，阿肯色州在教育方面取得的进步比其他任何一个州都要大，但南卡罗来纳州除外。
12月X日星期四，我宣布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整个班子。沃伦·克里斯托弗任国务卿，莱斯·阿斯平任国防部长，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任驻联合国大使，托尼·莱克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伍尔西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海军上将比尔·克罗任总统海外情报顾问委员会主任。
克里斯托弗在卡特政府中曾任副国务卿，在促使伊朗释放美国人质的谈判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我选择副总统及内阁成员的过程中，他也给了我很大帮助，在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方面，我们的看法也一致。有人认为他过于拘谨，工作效率不高，但我知道他能把事情做好。在我明确知道萨姆·纳恩不会接受国防部长一职后，就请莱斯·阿斯平出任此职。作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对国防事务的了解可能要比任何众议员都多，理解后冷战世界面临的安全挑战，并决心使我国的军事力量现代化以迎接这些挑战。
自从在杜卡基斯的竞选中第一次遇到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我就对她有了很深的印象。她是乔治敦大学很受欢迎的教授，捷克裔，是瓦茨拉夫·哈韦尔的朋友，热情而明确地倡导民主和自由。我想，在后冷战时代，她将是我国在联合国理想的发言人。因为我还想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听取她的建议，所以我把驻联合国大使提升为部长级。
确定国家安全顾问的人选对我来说很艰难，因为托尼·莱克和桑迪·伯杰两人在整个竞选活动中，都在外交政策方面给了我很好的教导和建议。托尼年纪大一些，桑迪在卡特政府的国务院中曾在他手下干过，但我认识桑迪的时间更长，了解也更深。最后，桑迪找到我，建议我任命托尼为国家安全顾问，他做托尼的副手，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中央情报局局长一职是最后任命的。我本想任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戴夫·麦柯迪担任此职，但让我很失望的是，他谢绝了。约翰·伍尔西长期活跃于华盛顿外交政策圈中。我是1991年下半年在一次国家安全讨论会上认识他的。那次讨论会由桑迪·伯杰组织，参加会议的包括一群观点各不相同的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他们在国家安全和国防方面所持的观点，比我们党通常发表的观点更灵活一些。伍尔西显然很机警，对中情局局长一职也很感兴趣。约见他一次之后，我把这一职位给了他。
国家安全班子任命完后，我即将完成自己设定的在圣诞节前完成内阁任命的任务。在圣诞节前一天，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除了正式宣布对米基·坎特的任命外，我还提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迈克·埃斯皮议员为农业部长，任命前丹佛市市长费德里科·培尼亚为交通部长，任命前亚利桑那州州长布鲁斯·巴比特为内政部长，任命埃特纳人寿与伤害保险公司的总法律顾问佐薇·贝尔德为第一位女司法部长。
迈克·埃斯皮是民主党领袖委员会里的活动分子，懂得农业问题，他与来自新奥尔良的比尔·杰弗逊议员和来自亚特兰大的约翰·刘易斯议员是阿肯色州之外第一批支持我的黑人领袖。我跟培尼亚并不熟，但我知道他是一位好市长，并领头建起了丹佛规模宏大的机场。航空业日子难过，需要一位知道这一行困难的交通部长。布鲁斯·巴比特是我最喜欢的州长同行之一。他才气横溢，不迷信任何权威，而且说话机智诙谐，在传统上属于共和党领地的亚利桑那州赢得了选举，成为一位活跃的、极富进取心的州长。我希望他能活跃推进我们的环保政策，使我们在西部各州少犯卡特总统那样的错误。
我最初打算任命弗农·乔丹为司法部长。他是位知名的民权律师，在美国企业界口碑很好。不过和詹姆斯·卡维尔一样，他决心不在政府中任职。我和他在州长官邸的后门廊上有过一次谈话，其间他表示不愿意进政府。之后我考虑了好几个人选，最后才选定了贝尔德。
我在约见贝尔德之前还不认识她。她除了担任埃特纳公司的法律顾问外，还在卡特政府白宫办公厅任过职，关心穷人利益。尽管只有40岁，但她理解司法部长一职的作用及她将面临的挑战，而且她的理解好像还不同寻常地成熟。
尽管后来我将有些职位提升为部长级，包括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局长、中小企业管理局局长、联邦紧急措施署署长，但我成功地在圣诞节之前完成了对内阁的任命，政府成员毫无疑问是胜任的，多样性也是史无前例的。
这是圣诞节的一个好消息，但不是主要的消息。布什总统给了他从前的同事们，可能还有他自己一个大圣诞礼物。他赦免了被独立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起诉的与伊朗门丑闻有牵连的卡斯帕·温伯格及其他五个人。对卡斯帕·温伯格的审判即将开始，布什总统作为证人可能被传唤。沃尔什愤怒地指责说，赦免为六年来的遮遮掩掩画上了句号，“破坏了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原则，表明有权势的人，有了有权势的朋友，可以在高位上犯下严重的罪行——故意滥用公众的信任——却不受惩罚”。从此无法传唤任何一个被告人到法庭上宣誓作证，即便有新的证据，也无法让他们出庭。就在两周前，沃尔什得知，尽管他一再要求布什交出与伊朗军售事件有关的笔记，但布什和他的律师博伊登·格雷一年多来迟迟未交。
我不同意布什的赦免决定，本来也可以采取更多行动阻止这一决定。但我没有这么做，原因有三。首先，根据我国宪法，总统有绝对的赦免权；其次，我想使我们的国家更团结，而不是更分裂，尽管这种分裂政治上对我有利；再次，布什总统为国家服务数十年，我认为我们应该让他平静地退休，把这件事留给他的良心吧。
圣诞节后这天，我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时代》杂志宣布将提名我为“年度风云人物”。该杂志说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在重新创造这个国家的周期性时刻中成为主角——这是美国人重新审视自己，挖掘出最深处问题的时刻”。当被问及这一荣誉时，我回答说我感到很高兴，但也为这个充满麻烦的世界而担心，担心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而陷入困境，担心搬到华盛顿对切尔西好不好。切尔西没什么问题，但事实证明我的其他担心是有根据的。
新年这一天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在希尔顿海德岛过“复兴周末”。在过去近十年里，我们每年的新年都是这么过的。我喜欢和老朋友们在一起，在沙滩上和孩子们玩触身式橄榄球，用希拉里给我的那套新球棒打几局高尔夫球。我喜欢参加小组讨论。讨论中，人们从科学到政治、爱情无所不谈，我从中所学颇多。在那一年的讨论中，我尤其喜欢一篇题为“在享用简易午餐时我想告诉总统什么”的演讲。
与此同时，布什总统正不停地出访。他访问我国驻扎在索马里的军队，然后打电话告诉我，他正前往俄罗斯和鲍里斯·叶利钦签署一项限制战略性武器的条约——《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我支持这项条约，许诺将推动参议院批准该条约。布什也帮助了我。他告诉其他世界领导人，说他希望我“继任总统”，告诉他们在重要问题上很容易与我合作。
1月5日，我和希拉里宣布，将把切尔西送往私立学校西德维尔朋友中学上学。在此之前，切尔西一直在公立学校上学，哥伦比亚特区也有几所好的公立学校。与切尔西谈过之后，我们选择了西德维尔，因为在那里她的隐私可以得到保障。她快13岁了，我和希拉里希望她有机会像普通孩子一样度过少年时代。她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1月6日，距就职典礼仅剩两周了，就在我与我的经济小组第一次开会的前一天，布什政府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理查德·达曼宣布，预算赤字甚至比预期的还要大。（我的工作人员坚信，达曼早就知道预算赤字很大，却把这一坏消息推迟到选举以后才宜布。）不管怎么说，现在更难摆平互有矛盾的优先选择计划了：削减一半的赤字而又不损害短期内十分脆弱的经济复苏；制定合适的削减支出与增加税收的措施，以削减赤字并增加对我国长期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那些领域的投人；确保税收对中低收入的劳动阶层来说更加公平。
第二天，我的经济小组围坐在州长官邸的餐厅饭桌边开了次会，讨论我们面临的两难处境，并寻找能够带来最大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根据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应实行赤字政策，在经济状况良好时期，实行平衡预算或预算盈余政策。因此，为削减一半赤字而采取的大幅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的措施，在目前是一味并不对症的药。这就是为什么富兰克林·罗斯福因承诺要实现预算平衡而当选，当选后却放弃削减赤字的政策，转而执行扩大支出的政策，以使人们回到工作，并刺激私有经济。
用这种传统的经济学方法分析当前状况的问题在于，在里根和布什的任期内，我们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结构性赤字，不论经济状况好坏，这种赤字都存在。里根总统就任时，国债总额为1万亿美元。由于1981年大幅度的减税以及支出的增加，在他的八年任期内，这一数字涨了两倍。在布什总统任期内，国债继续增加，在仅仅四年内就增加了1／3。现在国债总额为4万亿美元。每年支付国债的钱是联邦预算中的第三大支出，仅次于国防和社会保险。
赤字是实行所谓的供方经济学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该理论认为，减税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由于经济增长了，尽管税率低了，但税收仍然比此前高税率时多子。当然，这种理论不起作用，在整个80年代经济复苏时期，赤字一直在爆炸性地增长。尽管供方经济学是一种糟糕的算术和差劲的经济学，但共和党人仍然抓着不放，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反对税收，而且短期内，这种经济学是一种可以带来好处的政治伎俩。“多花钱，少收税”很动听，给人感觉也很好，却使我国的经济陷入了深渊，给我们孩子的将来笼罩了一层阴霾。
预算赤字加上贸易赤字，要求我们每年都引人数额巨大的资本，为我们过度的支出提供资金。为了吸引这些资本，避免美元急剧贬值，我们不得不把利率定得很高，远高于我当选前经济衰退时应该维持的水平。高利率抑制了经济增长，等于是间接向那些通过贷款按揭房屋、购买汽车及其他商品的美国中产阶级征收了重税。
会议由鲍勃·鲁宾主持。一开始他就请列昂·帕内塔发言。列昂说赤字情况越来越糟糕，是因为经济疲软造成税收减少，同时有资格接受政府援助的人越来越多，医疗保健开支也不断飞涨。劳拉·泰森说如果目前的状况持续下去，以后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为2．5％到3％，不足以降低失业率，确保经济持续增长。接下来，我们开始吃椰子肉，同时请艾伦·布林德分析一下，看看通过降低利率和强有力的削减赤字一揽子计划是否会刺激经济增长，并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政府在借款方面与私人经济竞争并不激烈。布林德说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几年之内，这种积极的效果就会被政府减少支出和较高税率所带来的消极经济影响所抵消，除非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国债市场也大幅降低利率，对我们的计划做出回应。布林德认为，由于前几年削减赤字的许诺都未能实现，国债市场不大可能做出热烈的回应。拉里·萨默斯表示了异议。他说好的计划可以说服市场降低利率，因为随着经济复苏，并没有通货膨胀的危险。他引用了一些亚洲国家的经验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三十来岁的国债交易商对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我们这是第一次就此交换看法，以后这样的交换意见还有很多次。我对于这种现象大声抱怨，鲍勃·鲁宾则加以反驳，情形常常显得很可笑，但问题实在太严重了。全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达到7甲6以上，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泰森和布林德的意见似乎是，为了经济长期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削减赤字，但这么做会在短期内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本特森、奥尔特曼、萨默斯和帕内塔则认定国债市场会积极回应。他们相信削减赤字会使经济增长加快。鲁宾只是主持会议，但我知道他同意本特森他们的观点。艾尔·戈尔也是如此。
鲍勃·赖克未能参加这次会议，但第二天他送给我一张便条。他认为，尽管国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过高，但教育、培训和非国防性研发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都比里根执政前要低，而且投资不足正和巨额赤字一样，对经济造成了伤害。他说，我们的目标不应是将赤字削减一半，而是将赤字和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恢复到里根执政前的水平。他认为，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加快经济增长并增加就业，使得我们能够削减赤字，但如果我们仅仅削减赤字，经济增长就会停滞，税收不足，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赤字削减一半。我知道，吉恩·斯珀林很赞同赖克的看法。
当我还在思考这一争论时，我们已开始讨论如何完成我们必须完成的赤字削减任务。在我的竞选计划“人民为先”中，我曾建议削减预算1400亿美元以上。由于赤字增加了，就要削减更多的赤字以在四年内实现削减一半赤字的目标。这引起了我们该怎么削减的第一次争论，这样的争论后来还有很多次。比如，我们可以减少社会保障中的生活津贴开支，这样可以节省很多钱。但正像希拉里指出的那样，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几乎有一半依靠社会保障才能生活在贫困线之上；削减生活津贴开支会伤害到这些人。我们不必做最终决定，不与国会领导人讨论，也无法做出这样的决定，但很明显，无论我们最后怎样决定，都不会容易。
在竞选中，我除了提议削减预算外，还建议征收数量相当的新税收，全部向富裕的个人和公司征收。现在，为了削减一半赤字，我们也不得不增收更多的税。我们几乎必须放弃范围广泛的中产阶级减税方案，不过对于那些年收人为3万美元或更少的工人家庭，我仍然决心要减他们的税。20年来，这些家庭的收入不断减少，他们需要帮助。况且，要想成功地使人们不再依赖社会福利而去工作，我们必须使低收入的工作比公共援助更有吸引力。劳埃德·本特森逐个研究了可能增税的项目。他说任何增税法案都将很难实行，但最重要的是必须保证法案通过。如果我们的计划不能在国会通过，将危及我的总统职位。本特森说我们应该向国会提交多项议案。这样即使有一两项没有通过，我仍然可以宣称取得了胜利，避免政治上被削弱。
讨论了税收问题之后，罗杰·奥尔特曼和拉里·萨默斯认为，为了与削减赤字计划相配套，应实行短期经济刺激方案。他们提出了一个20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这个计划最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最坏也可以防止经济衰退。在他们看来，经济衰退有20％的可能性。接着吉恩·斯珀林分析了可供选择的各种新的投资方案。他力争最大的一笔投资，约为900亿美元。这笔投资将立即实现我在竞选期间做出的所有承诺。
讨论完税收和投资问题之后，我觉得这些强烈反对赤字的部长们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大幅削减赤字，利率就降不下来，就会妨碍经济的强劲恢复。艾尔·戈尔表示完全赞同。不过，在讨论我们需要削减多少赤字的时候，我也担心会出现劳拉·泰森和艾伦·布林德所预测的——同时也是罗杰·奥尔特曼和吉恩·斯珀林所害怕的——短期经济停滞。将近六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讨论减税方案。很显然，经济政策的制定算不上科学，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算。假如制定经济政策是艺术的话，那它在债券市场那些观众的眼中也得是美丽的。
一个星期后，我们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放弃了中产阶级减税方案，同意在社会保险、保健医疗和医疗补助方面省点钱。我还支持艾尔·戈尔提出的称做“英制热量单位税”的大范围能源税。艾尔说尽管“英制热量单位税”在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各州会引起争议，但该税将会影响所有的经济领域，减轻普通消费者的负担，并可以促进节约能源。我们正急需更多节约能源的措施。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又开始讨论应该减多少税的问题，先展望五年后的情形，然后又回到现在的情况。戈尔的立场很坚定；他说，如果我们想最大限度地减税，我们就得借一点勇气，创造一种新的现实，使我们可以干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比如要求收入超过一定水平的社会保险受益人为自己的福利缴税。瑞芙琳同意他的看法。布林德则认为，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证券市场相信我们，我们的计划也许可行。泰森和奥尔特曼对于短期内经济是否会萎缩表示怀疑。斯珀林和赖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主张应增加投资。
斯坦·格林伯格、曼迪·格伦沃尔德和保罗·贝加拉也主张增加投资。他们不是会议的正式参加者，但担心我会受那些没有为我竞选出力的人影响，把我自己信仰的东西牺牲掉，不关心那些选了我的普通美国人。11月下旬，斯坦送给我一张便条，说如果我不尽快行动，解决失业和收入下降的问题，我和选民的蜜月期将会是短命的。那些认为自己在1992年里经济状况恶化的人，60％都投了我的票，占选民总数的1／3。斯坦认为，削减赤字的计划将使我失去这些选民。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也参加了会议。他试图向斯坦他们解释，赤字会毁了我们的经济，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就不会复苏，就没有税收收入用于教育、中产阶级的减税计划，或是其他任何方面。本特森和帕内塔希望尽量削减赤字，国会通过多少，就减多少。他们提出的减税幅度比戈尔提议的要小一些，但仍然很大。鲁宾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再一次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但我能感觉到他支持本特森和帕内塔的看法。听完每个人的发言后，我也支持本特森和帕内塔的看法。
我曾问本特森，我们应削减多少赤字才能使国债市场反弹。他说在第五年需1400亿美元，五年内共需5000亿美元。我决定认准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但即便我们削减了更多的开支，增加了税收，仍然有可能实现不了在我的第一个任期结束时削减一半赤字的目标。这完全取决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由于我们的策略有可能造成短期内经济增长放缓，因此我们要寻找促使经济更快增长的办法。我会见了三大汽车公司的经理和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欧文·毕耶伯。他们说，尽管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上几乎占了30％的份额，但对美国汽车和汽车零件供应商来说，日本市场基本上仍然是封闭的。我要求米基·坎特想个办法，进一步打开日本市场。增长最为迅速的生物技术产业的代表告诉我，我们应扩大研发退税的范围，使年轻的公司也可享受退税优惠。这些年轻的公司常常挣不到足够的钱来申请当前法律规定的全额退税。他们还要求更加强有力地保护他们的专利，修改并加快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批准程序。我让我的经济小组研究一下他们的建议，并整理出一份推荐书。最后，我批准草拟一份总额为200亿美元的一次性刺激方案，以在短期内加快经济增长。
我很不愿意放弃中产阶级减税计划，但由于赤字情况恶化，我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们的策略成功了，中产阶级将可以看到直接的好处，那种好处比减税要远为实惠——包括更低的房屋按揭利率，更低的购车贷款、信用卡购物和学生贷款利率。我们也不能像我竞选时提议的那样增加那么多支出，至少一开始不行。但是假如削减赤字带动了利率的降低和经济增长的加快，税必将增加，那样我仍然可以在四年内实现我的投资目标。但这还只是“假如”。
另外还有一个大“假如”：只有得到国会通过，我们的计划才能产生作用。布什竞选失败后，共和党人比以前更加反对增税了，他们很少有人会投票支持我提出的包含新增税收的计划。许多来自保守地区的民主党人在有关增税的投票中也会很谨慎。来自选票有保障的选区的自由派民主党人也不会支持预算，如果预算对他们青睐的那些领域削减过多的话。
在经历了以美国经济问题为中心议题的竞选以后，恰逢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全世界，我就任总统伊始就将提出经济计划，这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我能说服国会通过我的计划，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国债市场能像我希望的那样给予回应，这一计划将给我带来巨大的好处。不过虽然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这一计划会成功，但在我总统任期内这一最重要的内政决策仍然是一场大赌博。
尽管在过渡时期我主要忙于任命内阁及其他部门的领导，制定我们的经济计划，其他事情仍然在进行。1月5日，我召开了一次会议，会后宣布，我暂时将继续执行布什总统的一项政策，即拦截并遣返试图乘船来到美国的海地人。这是我在竞选中强烈批评的政策。1991年，海地民选总统让一贝尔特朗·阿里斯蒂德被拉乌尔·塞德拉斯中将及其同党推翻后，同情阿里斯蒂德的海地人开始逃离这个岛国。布什政府比我更同情塞德拉斯，开始遣返难民，于是引起了人权团体的强烈抗议。我想使海地人更易于寻求并取得美国的政治庇护，但是大量的海地难民是乘坐破旧的小船来美国的，我担心他们在风高浪急的海上会失去生命。一周之前，有400名海地难民的确就这么死了。因此，我接受了国家安全小组的建议，宜布不再接受所有侥幸到达美国的海地人，而是要加强我们官方在海地的人手，加快办理政治避难请求。与此同时，由于安全原因，我们将拦截船只，并遣返船上的乘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人权团体谴责我的决定，媒体也将这一决定看做是对我竞选时承诺的背叛，阿里斯蒂德总统却支持我的决定。他知道我们带到美国的海地人将比布什政府多，而且他也不想他的人民被淹死。
1月8日，我飞往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20年前我曾在那里生活，并为麦戈文工作。在肖茨啤酒园与那时的老朋友相聚、共进午餐之后，我当选后第一次会见了一位外国领导人，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里纳斯·德·戈塔里。萨里纳斯非常支持他与布什总统通过谈判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我的老朋友安·理查兹州长招待了我们。他也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坚定支持者。我想早点与萨里纳斯会面，以向他表明，我关心墨西哥的繁荣与稳定，并使他了解我的立场，即为加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劳动保护及环保方面的附加协定很重要，两国还要进一步加强合作打击毒品走私。
13日，有消息传出，我任命的司法部长佐薇·贝尔德雇用了两名非法移民为用人，而且直到最近她考虑接受司法部长一职时才缴纳了两名用人社会保险税中雇主应缴的那部分。这下她陷人了困境。当时雇用非法移民很普遍，但对佐薇来说这却是个特别的问题，因为司法部长管着移民和归化局。由于对佐薇的任命一时难以被批准，负责民权事务的现任助理司法部长斯图尔特．格尔森将任代理司法部长。我们还派选定的副司法部长韦布·哈贝尔到司法部去处理事务。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又宣布了几项白宫工作人员的任命。除了任命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为通信主任外；我还提名迪·迪·迈尔斯为第一位白宫女新闻秘书，请埃里·西格尔负责起草新的国民服务计划。我还任命拉姆·伊曼纽尔为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亚历克西斯，赫尔曼为公共联络办公室主任。我还从阿肯色州带去了几个人：布鲁斯·林赛将负责人事，包括各理事会和委员会的人员任命；卡罗尔·拉斯科担任我的国内政策助理；我的州长办公室日程安排助理南希·赫恩赖奇将掌管椭圆形办公室的运作，她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外面；戴维·沃特金斯将监督白宫的行政事务。州长官邸管理员安·麦考伊将到白宫来工作；我的老朋友文斯·福斯特答应负责法律顾问办公室。
我任命的有些官员并没有帮助我竞选，其中包括伯尼·努斯鲍姆、伊拉·马加齐纳、霍华德·帕斯特、约翰·波德斯塔、凯蒂·麦金蒂、贝蒂·科里和安德鲁·弗兰德利。伯尼·努斯鲍姆将任白宫法律顾问。在1974年的尼克松弹劾案中，他和希拉里同在调查组。伊拉·马加齐纳是我牛津大学的同学，将协助我们推进医疗保健改革。霍华德·帕斯特在华盛顿是经验丰富的游说人士，将负责处理我们与国会的关系。约翰·波德斯塔是我参加杜菲竞选时认识的朋友，将担任白宫办公厅秘书。凯蒂·麦金蒂是戈尔选定的，任环保政策顾问。贝蒂·科里在过渡时期担任克里斯托弗的秘书，将来担任我的秘书。安德鲁·弗兰德利很年轻，是华盛顿当地人，他将担任我的助手，无论我有什么约会或到什么地方，他都得陪着我，确保我能读到汇报文件，并且在我们外出时保持与华盛顿的联系。艾尔有他自己的办公人员，办公室主任是他的田纳西州同乡罗伊·尼尔。希拉里也有自己的办公人员，办公室主任是她的老朋友麦琪·威廉姆斯。我还宣布支持我的竞选经理戴维·威廉接替罗恩·布朗，担任民主党委员会主席。戴维比较年轻，没有罗恩·布朗那种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但几乎可以说其他人也都没有这种知名度。他的长处在于基层组织能力强，而我们党在州一级及地方恰好迫切需要振兴。我想，既然现在我和戈尔入主白宫，我们必须承担起绝大部分筹款和向公众发布信息的责任。
除了任命这些官员外，我还发表了一份声明，全力支持布什总统在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并第一次提出，我将努力促使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因为战争罪行而被审判。这一审判很长时间以后才得以实现。
在此期间，我还在州长官邸为福音派的牧师们举行了一次午餐会。是我的牧师莱克斯·霍恩建议我这么做的。莱克斯认为，这将有助于我与这些牧师们开展一次非正式的会谈，这样我至少将在福音教会中有一些沟通渠道。大约来了十位牧师，包括全国闻名的查尔斯·斯文德尔、阿德里安·罗杰斯和马克斯·鲁卡多。我们还邀请了希拉里在小石城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艾德·马修斯。马修斯是个相当不错的人，我们知道，假如午餐会陷入论战，他会站在我们一边。芝加哥附近柳溪社区教堂年轻健谈的牧师比尔·希贝尔斯给我的印象尤其深。他白手起家，在他的教堂吸引了全国最大规模的信众。和其他牧师一样，他不同意我有关堕胎和同性恋者权利的意见，但对其他问题很感兴趣，并想知道，要打破或缓和华盛顿两党之间的隔阂和紧张关系，需要怎样的领导才能。在以后的八年中，比尔·希贝尔斯会定期来看我，和我一起祈祷，为我提供建议，并检查他所谓的“我的精神健康问题”。我们不断地争论，有时甚至会意见一致。但对我而言，他一直是神的赐福。
我待在阿肯色州只有最后一个星期了，搬运车开始在州长官邸的车道上进进出出。这个星期一开始，我与阿肯色的记者们举行了一次告别见面会。我向他们坦陈，我感到很自豪，但离开家乡又感到很遗憾。“我高兴而又自豪，但有几次，我几乎伤心流泪……我喜欢这里的生活。”前往华盛顿之前，我需要完成一项纯属个人的任务。切尔西养了一只宠物蛙，那是她最初因为要在学校做科学实验抓的。尽管我们将把我们的猫“索克斯”带往华盛顿，切尔西却决定要放了青蛙，这样青蛙就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她要我去做这件事。因此，在阿肯色州的最后那天，我跑步来到阿肯色河边，拿着装青蛙的盒子，爬下一处陡峭的河岸，把青蛙放了。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位重新过上了正常生活。
其他家庭成员对于新的生活都感到很兴奋，也有些担忧。切尔西不愿意离开她的朋友和熟悉的世界。不过我们告诉她，她可以经常叫她的朋友来和我们一起住。希拉里则在想，失去了有报酬的工作带来的独立性，她会有怎样的感受。但是她渴望当一名全职的第一夫人，不仅推动她自己喜欢的政策，而且也承担这一职位的传统职能。她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白宫的历史，她在那里必须承担的各种各样的职责，以及她的前任们做出的贡献。这让我吃了一惊。每次面对新的挑战，希拉里开始时都有些烦躁，但她一旦了解了这一挑战，就会放松下来，过得很愉快。我不能因为她有一点紧张而责备她，因为我自己也紧张。
过渡阶段忙乱而艰难。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在内阁成员及高级行政官员的任命方面，做得非常好。这些内阁成员和行政官员很能干，而且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多样性。但我也犯了个错误：我没有请一位知名的共和党人士担任部长，以证明我希望建立两党的合作。我兑现了经济第一的承诺，建立了第一流的经济班子，召开了经济峰会，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并对每一细节加以彻底讨论。正像我许诺的那样，艾尔·戈尔在新政府中将成为我全面的搭档，参与所有的战略问题会议和内阁及白宫办公人员的任命，并保持了很高的公众曝光率。
整个过渡时期及之后，我都被批评没有遵守竞选时的承诺，没有削减中产阶级的税，没有在四年内把赤字减半，也没有接受乘船前来的海地人。关于前两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只不过是在回应比预期更加糟糕的赤字情况。对此，有的批评者说，我应该知道布什政府一直到选举结束后，都在瞒报赤字，因此我不应该利用政府的官方数字来制定经济计划。我对这些批评并不十分在意。相反，考虑到我在竞选期间所说的有关海地问题的一些话并不正确，我觉得有些人在此问题上对我的批评还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仍然决心要使更多的申请庇护者来到美国，并最终恢复阿里斯蒂德的总统职务。如果我成功了，我的承诺也就兑现了。
有人批评我对佐薇·贝尔德的任命不当，指责我想了解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并认为我做决定花的时间过长。这些指责有些道理。但佐薇并没隐瞒用人的事情，我们只不过低估了这件事的影响。至于我的管理风格，我知道我需要学习，我也利用过渡时期尽可能多地吸取有关总统工作的知识。比如，我并不后悔在过渡时期花了很多时间来了解经济问题。这对我以后的八年非常有利。另一方面，我总是倾向做得过多，这也使得我很疲劳，容易发火，得到拖沓的名声也不冤枉。
我知道过渡时期只是总统工作的预演：所有的事情同时发生了。我应该比当州长时更多地指派别人去做事，并加快做决定的过程。不过，这么多高级行政官员没有最后敲定，是因为民主党已有12年没有执政了。我们要换掉很多人，有责任广撒网以使官员们具有多样性，而要求我们考虑的人选也太多了。而且，由于联邦调查人员对每一份文件都要仔细斟酌，追查每一个无关痛痒的传言，以找到面对政治和媒体攻击时刀枪不入的人选，因此法定的审查过程变得极其漫长，花的时间太多。
现在回想起来，在过渡时期我犯了两个主要错误：我在内阁官员的任命上花的时间过多，对白宫工作人员的任命几乎没花多少时间；我几乎没有思考如何使公众的注意力聚集到我最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上，而不是聚集到那些互相矛盾的传言上。这些传言至少会把公众的注意力从重大问题上引开，最坏则会使我显得忽视这些应该优先解决的问题。
白宫办公人员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大多来自我的竞选班子或阿肯色州，没有在白宫工作或是应对华盛顿政治文化的经验。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聪明过人、诚实可靠而且具有献身精神，我觉得我应该给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白宫工作的机会，为国家服务。没多久，他们就习惯了华盛顿艰难的生活，干得非常好。不过，在关键的头几个月里，我和工作人员都得边干边学，事实证明，有些教训的代价很大。
我们对消息的发布也远不像在选举时那么注重，尽管在政府中工作更难把自己每天想发布的消息都发布出去（甚至对总统来说也是如此）。正如我说的那样，所有的事情同时发生，而且争议往往比决策更能引起媒体的注意，不管决策有多么重要。有关佐薇·贝尔德的任命和军中同性恋者的争议就是如此。尽管在这两件事上我只花了很少的时间，但如果看晚间新闻的人以为我别的什么事都没干，我也可以原谅他们。假如我们在过渡时期对于这个挑战考虑得更周详，多下点工夫，我相信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尽管有这些问题，我相信我们的过渡工作还是做得相当好。美国人民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在我动身去华盛顿之前，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华尔街日报》做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支持我的人从5月的32％上升到了60％。希拉里的支持率更高。认为她是“美国妇女正面典型”的人增多了，达到66％。而在先前的调查中，只有39％的人这么认为。另外一次由一个跨党派组织做的民意调查也显示，有84％的人对我选举结束以后的表现表示赞同。我的同胞们再次对美国充满了乐观的态度，他们给了我成功的机会。
1月16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在小石城机场同前来为我们送行的朋友们·道别。这时我想起了亚伯拉罕·林肯离开火车站赶赴白宫时向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的市民们所做的令人感动的告别演说：“朋友们——不在我的位置上，谁也无法体会此次告别时的伤感。我取得的一切成绩，都要归功于这个地方和这里的好心人……让我们信任与我同在，同时也与你们同在，并且永远无处不在的上帝，坚信一切都将美好。”我没有林肯说得好，但我尽力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我的阿肯色州同胞们。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搭上那架飞机。
我们将飞往弗吉尼亚州。我们将在托马斯·杰斐逊的家乡蒙蒂塞洛开始我们的就职活动。在飞机上，我琢磨着，我的当选具有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面临着多么重大的挑战。这次选举象征着美国两代人的轮换。婴儿潮一代人取代了二战老兵。人们时而嘲弄我们这一代人，说我们被惯坏了，太关注自己；时而又夸奖我们，说我们有理想，愿为大众利益而献身。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分子，我们的政治立场都是由越战、民权运动以及充满抗争、暴乱和暗杀的1968年动乱所铸就的。我们也是第一代感受到妇女运动巨大威力的人。人们在白宫中将会看到这种威力。希拉里将成为有史以来在职业上最成功的第一夫人。由于她现在辞去了律师职务和在各种理事会的头衔，我的收入自结婚以来第一次成为供养全家的惟一经济来源，她也将有时间运用她过人的智慧做我工作中的全职搭档。我想，她的影响将比埃莉诺·罗斯福以来的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要大。当然了，对于那些认为第一夫人应该超然于各种论争之外的人，或是那些政治见解与我们不合的人来说，她的积极姿态也会引起争议。但这也正是世代轮换的意义。
很显然，我们象征着美国守卫者的转换，但我们能够经受住这个狂乱时代的考验吗？我们能够恢复经济、社会进步和政府的合法性吗？我们能够减少世界各地爆发的宗教、种族和民族纷争吗？用《时代》刊登“年度风云人物”那一期的话来说，我们能够带领美国人民“重新审视自己，挖掘出最深处的问题”吗？尽管我们取得了冷战的胜利，民主在世界各地兴起，但仍然有强大的力量把人们分开，并破坏国内外社群的脆弱基础。面对这些挑战，美国人民把赌注押到了我们身上。
选举结束大约三个星期后，我收到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寄来的一封非常精彩的信。麦克纳马拉是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指挥了越南战争。他读了一篇关于我与我的牛津室友弗兰克·阿勒之间友谊的报道，受了感动才写信给我。阿勒为了抵制征兵于1971年自杀身亡。麦克纳马拉是这么写的：
对我来说——我相信对这个国家来说也一样——在你当选总统这天，越南战争终于结束了。美国人民终于用他们的选票，承认了这一事实：尽管阿勒和克林顿这样的人质疑政府有关越南问题的决定是否明智、是否道德，但他们和那些穿上军装报效祖国的人一样爱国。你和你的朋友们1鲕9年为我们的行为争论时肯定很痛苦。我相信，竞选期间重提这些问题撕开了旧的伤口。但是你面对攻击时的态度不卑不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念，即所有的公民都有责任质疑那些把我们的年轻人送去打仗的决定有无依据。这永远都会使这个国家更为强大。
麦克纳马拉的信以及越战老兵们寄来的其他信件让我感动。就在选举前，因为我反对那场战争的态度，以及在“这场激烈竞选中的表现”，来自俄亥俄州希尔斯伯勒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鲍勃·希金斯把他的越战服役勋章寄给了我。几个月以前，来自拉斯韦加斯的罗纳德；墨菲把他的紫心勋章给了我，采自阿肯色州马默杜克的查尔斯·汉普顿把在越战中因作战勇敢赢得的铜星勋章奇给了我。1992年，越战老兵总计给了我五枚紫心勋章、三枚越战服役勋章、一枚步兵战斗奖章和我阿肯色州同乡的铜星勋章。我把这些勋章大部分都放在了镜框里，挂在椭圆形办公室外我私人会客厅里的墙上。
飞机开始下降，我看到了弗吉尼亚州美丽的风光。我们头五任总统中的四位都诞生在这里。这时我想起了那些越战老兵和他们的勋章。我希望我们终于可以治愈20世纪60年代遗留的伤口，并祈祷我将不辜负这些老兵们做出的牺牲、他们对我的支持和他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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