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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而言，纽约州的选举与其他地方颇为不同。首先，那里有三个地理位置和选民心理迥异的地区：由五个不同行政区组成的纽约市；长岛和其他郊县；远离大城市的北部地区。那里有众多的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全国最多的犹太人，组织周密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阿尔巴尼亚人群体，还有你能想到的其他任何一个族群。纽约州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的文化背景也是多种多样：西班牙裔人包括来自波多黎各和全部加勒比海国家的移民，其中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就有五十多万。
我的竞选班子里负责少数族裔的部门是由乔治敦大学同学克里斯·海兰组织的，他住在下曼哈顿，那里是美国族群最多样化的居住区。2001年9月希拉里和我看望因世界贸易大厦被炸事件而失去学校的一群小学生时，我们发现他们居然来自80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克里斯一开始就买了大约30份少数族裔报纸，找到上面提到的领袖人物。初选结束之后，他在纽约州成立了由950名少数族裔领袖组成的筹款会，随后又去小石城组织全国的少数族裔，对我们在大选中获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我们入主白宫之后与少数族裔保持前所未有的广泛接触奠定了基础。
工会，尤其是公共部门雇员群体，具有很大的规模，在政治上相当敏锐高效。在纽约市，党派的中坚分子和自由主义的改革派都很活跃，而且常常认为彼此立场不同，这使得初选的政治态势更加复杂。同性恋权利组织大声呼吁加强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在1992年，美国的艾滋病患者居世界第一。媒体杂乱刺耳的声音无时无刻不在回响，以《纽约时报》为首的传统报纸、小报、活跃的地方电视台和脱口秀电台为了争夺最新的新闻而展开白热化的竞争。
尽管纽约州的竞选活动等到康涅狄格州初选结束之后才正式开始，但在几个月前，我就已经接受哈罗德·伊克斯——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著名内政部长的同名儿子——的宝贵帮助和内行建议，开始了工作。到1992年，我们的友情已经持续了20多年，哈罗德身材瘦弱，感情炽烈，才华横溢，激情澎湃，偶尔也会亵渎神明，他有着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在实际政治技能方面也很在行，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年轻的时候，他在西部做过牛仔，在南方参加民权运动的时候被打得很惨。在竞选中，他是忠诚的朋友和凶猛的对手，相信政治的力量可以改变生活。他对纽约的人物、事件和权力斗争了如指掌。如果我必须到地狱走一遭，至少陪伴我的这个人有机会把我活着带出去。
1991年12月，哈罗德已经在曼哈顿、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三个区为我争取了重要的支持者，此时又安排我去昆斯区民主党委员会发表演说。他建议我们从曼哈顿乘坐地铁去会议地点。跟我的演讲比起来，我在地铁里的乡下男孩形象得到媒体更多的报道，但是这次见面非常重要。不久之后，昆斯区民主党主席，国会议员汤姆·曼顿宣布支持我。支持我的还有昆斯区国会议员弗洛伊德·弗拉克，他也是艾伦非裔卫理公会主教派教堂的牧师。
1月，我和非裔国会议员埃德·汤斯、布鲁克林区民主党主席克拉伦斯·诺曼一起去布鲁克林区一所中学出席小马丁·路德·金的诞辰纪念会。孩子们谈论了很多他们学校里的枪支和刀具问题。他们希望有一个能让他们的生活更安全的总统。我在布朗克斯参加了一场辩论，主持辩论的是布朗克斯区区长费尔南多·费雷尔，他后来也成了我的支持者。我乘坐渡轮到斯塔滕岛拉选票。在曼哈顿区，区长露丝·梅辛杰卖力地帮我竞选，她年轻的助手马蒂·劳斯也是如此，帮我打入了同性恋社区。维克托·科夫纳和萨拉·科夫纳说服许多自由主义改革派人士支持我，也成为我的好朋友。吉列尔莫·利纳雷斯是第一批选人市议会的多米尼加入，也是第一批支持我的拉丁裔头面人物。我还在长岛和西切斯特县竞选，现在我把家安在这里。
与以前的所有初选相比，在纽约州工会起的作用更大。最大最活跃的要数全美州县市雇员联盟纽约分会。我出席了它的理事会之后，全美州县市雇员联盟便成为第一个支持我的工会。担任州长期间，我曾和全美州县市雇员联盟密切合作，并已成为缴纳会费的会员。但它支持我的真正原因是工会主席杰拉尔德·麦肯蒂认为他喜欢我，而且我能赢。拥有麦肯蒂这样的支持者是我的福气。他很能干，极度忠诚，根本不在乎竞选的艰辛。联合交通工会也支持我，3月底，美国电信工人联合会和国际女装工人联合会也宣布支持我。教师工会也很帮忙，虽然他们没有正式宣布支持我。除了工会，我还拥有一群强有力的商人支持者，发动他们的是艾伦·帕特里科特和斯坦·苏曼。
在与少数族裔打交道的过程中，最重要最持久的要数与爱尔兰裔的接触了。一天夜里，我出席子布朗克斯区议员约翰·迪尔里组织的爱尔兰问题论坛。哈罗德，伊克斯和纽约市税务专员卡罗尔·奥克赖里凯恩帮我做准备。具有传奇色彩的85岁的保罗·奥德怀尔和他的儿子布赖恩都参加了论坛，还有《爱尔兰之音》的编辑尼尔·奥多德、记者吉米·布雷斯林、昆斯区审计官彼得·金、一位共和党人和大约100名其他爱尔兰活动家。他们希望我承诺派遣特使以对天主教少数派公平的方式结束北爱尔兰的暴力。波土顿市长雷·弗林也鼓励我这样做，他是热诚的爱尔兰天主教教徒，我的坚定支持者。自从1968年“争端，’发生之后——当时我在牛津大学——我便对爱尔兰问题感兴趣。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我说我答应他们的要求，而且我将推动北爱尔兰在经济和其他领域结束对天主教徒的歧视。尽管我知道这将激怒英国人，损害我们苎重要的跨大西洋联盟，但我相信，美国拥有众多的爱尔兰移民，包括一些秘密资助爱尔兰共和军的移民，也许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帮助取得突破。
不久，我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声明，重申我的主张，起草这个声明的是我的外交政策助手南希·瑟德伯格。我的法学院同学、康涅狄格州前国会议员在鲁斯·莫里森组织了“支持克林顿的爱尔兰裔美国人“选民团。这个组织将和平进程的论文中说，我介入爱尔兰问题首先是因为纽约州的选举，但当上总统之后，这成了我积极履行的使命之一。
在一般的民主党初选中，拥有了这样的支持率，获胜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这不是一般的初选。首先，我的对手杰里·布朗使出浑身解数，决心抓住这个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集合自由派选民阻止我的获胜势头。保罗·聪格斯因在康涅狄格州的表现而备受鼓舞，放出话说他不介意支持者再一次投他的票。新联盟党的总统候选人，一个名叫勒诺拉·福拉尼的口才出众、脾气个暴的女人想尽办法帮他们的忙，我在哈莱姆一家医院的医疗保健会议上演讲时，她和她带来的支持者大喊大叫，试图压倒我的声音。
杰西·杰克逊事实上已经来纽约州帮助布朗。他的最大贡献是说服纽约市最大最活跃的工会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联盟1199地方分部”的领导人丹尼斯·里维拉不要支持我，转而帮助杰里。布朗为了表示感谢，说如果获得提名的话，他将让杰西担任他的竞选伙伴。我想布朗的声明可能会帮助他获得纽约州黑人选民的支持，同时也促使更多的犹太人转而支持我。杰克逊据说与黑人穆斯林领袖刘易斯·法拉克汉过从甚密，后者以反犹太人的言论著称。尽管如此，杰西的支持对布朗在纽约州的竞选是额外的大收获。
其次，还有媒体必须应付。大报已经在阿肯色州蹲伏了好几个星期，挖掘我的从政履历和私生活上的点滴线索。《纽约时报》拔得头筹，3月初便刊登了它的第一篇白水事件报道。1978年，希拉里、我还有吉姆和苏珊·麦克道戈尔夫妇向银行贷款20万美元，投资购买了阿肯色州西北部白水河岸的一块地。吉姆是土地开发商，他还是富布赖特参议员办公室主任的时候，我就在小石城结识了他。我们打算把这片土地分成小块，卖给六七十年代开始大量搬到欧扎克山区居住的退休人员。麦克道戈尔在这以前的地产项目上都取得了成功，其中一个项目我投资了几千美元，获得了不多的利润。不幸的是，70年代后期，银行利率一路攀升，经济发展减缓，地产销售下降，我们这笔投资赔了钱。
1983年我再次当选州长之后，麦克道戈尔购买了一家小型的储蓄信贷银行，命名为麦迪逊储贷银行。几年后，他聘请罗斯律师事务所为法律代理。美国陷入储贷危机时，麦迪逊储贷银行面临破产的可能，为了注入新的流动现金，银行寻求出售优先股，成立分行提供中介服务。要达到这个目的，麦克道戈尔必须得到我任命的阿肯色州证券专员贝弗利·巴塞特·沙费尔的许可。贝弗利是位一流的律师，是我的朋友伍迪·巴塞特的妹妹，也是戴尔·邦珀斯参议员侄子阿奇·沙费尔的妻子。
《纽约时报》的文章只是白水事件的系列报道之一。记者对希拉里出任阿肯色州政府管理下的经济实体的法律顾问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提出质疑。她曾在一封为解释优先股方案而写给沙费尔专员的信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记者还暗示说，麦迪逊储贷银行在“异乎寻常”的金融提案获得批准这一点上受到特殊照顾，沙费尔对这家业绩越来越差的银行没有履行应有的监督职责。
这些指控和暗示与事实不符。首先，专员批准的金融提案在当时是很正常的，而不是异乎寻常的。其次，1987年，一场独立的审计表明麦迪逊储贷银行破产时，沙费尔立即促使联邦管理人员将它关闭，此时后者尚不情愿这样做。第三，在两年的时间里，希拉里开出的罗斯律师事务所代表麦迪逊储贷银行处理法律事务的支付账单总共只有21小时。第四，我们从来没有从麦迪逊储贷银行借过钱，但是我们的确在白水投资项目上赔了钱。这就是白水事件的来龙去脉。《纽约时报》记者显然在阿肯色州采访过谢菲尔德·纳尔逊和我的其他敌人，他们很高兴能有机会在服兵役和弗劳尔斯事件之外再制造一起“人格问题”。在这件事情上，要想达到目的，就必须忽略与动机不符的事实还得篡改沙费尔这样尽职尽责的公务员的工作表现。
《华盛顿邮报》也参与进来，刊登了一篇报道，目的是为了显示我与家禽行业过于密切，以至于没有制止鸡屎猪粪在农田里泛滥。少量的畜肥是很好的肥料，但畜肥多到土地无法吸收的时候，雨水将把它们冲刷到小河里，造成污染，不利于钓鱼和游泳。1990年，阿肯色州污染控制与生态部发现家禽业密集的州西北部的河流受到了污染。我们花费了几百万美元进行治理，两年后，州污染控制与生态部报告说50％的河流已经达到了消遣用途标准。我说服该产业的人同意实行“最优管理方式”，让另外50％的河流恢复清洁。有人批评我，说我应该下令进行行业整改——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民主党国会做不到这一点；当国会通过《净水法案》时，农业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却足以使自身摆脱联邦的管理和监督。家禽业是阿肯色州最大的产业，雇有最多的工人，在州议会中很有影响力。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的处理办法非常好，但是在其他方面都经得起检验的环保记录里，这可以说是最薄弱的环节。《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拿这个话题做起了文章，《华盛顿邮报》在3月底暗示说，罗斯律师事务所不知用了什么办法使得州政府对家禽行业从轻发落。
我试图正确看待整个事件。媒体有义务仔细审核可能当总统的人的履历。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记者对阿肯色州和我一无所知。一些记者对一个贫穷的农业州和那里的人怀有不好的偏见。我还被认为是1992年有“人格问题”的候选人；媒体自然更容易接受别人“举报”的负面新闻，以迎合早已存在的偏见。
在理智上我能理解这一切，我也记得并且感激媒体在竞选早期对我的正面报道。然而，我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这些调查文章都是“先刊登，再问问题”。读这些文章感觉就像是离体体验。媒体似乎决心要证明，认为我适合做总统的人都是傻瓜，他们是：让我连任四次的阿肯色州人，推选我为全国最有效率州长的州长同仁们，称赞我的改革和进步的教育专家们，全国各地为我的竞选奔忙的终身朋友们。在阿肯色州，即便是我的敌人，如果正直一些的话，都知道我工作勤奋，根本不可能拿哪怕一分钱去看欢蹦乱跳的母牛。现在看来，似乎我从六岁开始就欺骗了所有的人。有个阶段，纽约州的情况坏到极点，克雷格·史密斯对我说他不再读报了，“因为我认不出报纸里说的那个人”。
3月底，当时被指派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工作的贝琪·赖特出手拯救我了。多年来她一直努力工作，为的是我们能干出一番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并力求整个运作严格符合道德规范。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知道过去的各种记录，非常乐意与记者斗争以便把真相公之于众。她进驻总部担任损害控制主任的时候，我感觉轻松多了。贝琪阻止了很多与事实不符的报道，但是她不可能阻止全部。
3月26日，汤姆，哈金参议员、美国电信工人联合会和国际女装工人联合会宣布支持我，形势似乎明朗了一些。科莫州长和纽约州参议员帕特·莫尼汉批评杰里·布朗13％的固定税率提议，说它将损害纽约州的利益，这等于是间接帮了我的忙。这是竞选中比较少见的一天；新闻里充满了关心各种问题以及对民众生活有影响的人物。
3月29日，我给自己制造丁麻烦，又陷入丁困境。杰里·布朗和我都出席了纽约州举行的候选人WCBS电视论坛，有一个记者问我在牛津大学时是否吸过大麻。这是第一次我被直接问到这个具体问题。在阿肯色州，当有人笼统地问及我是否吸过大麻时，我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说我没有违反美国的毒品法。这一次，我的回答很直接：“在英国的时候，我试过一两次大麻，我不喜欢那种感觉。我没有吸进肺里，以后再也没有试过。”
连杰里·布朗都说这事无关紧要，媒体不应该紧迫不舍。但是媒体却认为找到丁又一个人格问题。至于“没有吸进肺里”的话，我说的是事实，不是想淡化我做过的事，我一再这样解释，直到气得脸色铁青。我应该说我不会吸。我从来没有吸过纸烟，在牛津大学时我偶尔用烟斗，但没有吸进肺里，试过把大麻吸进肺里但没有成功：。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提这个细节；也许我只是想逗逗乐，也许是谈论不愿意谈的话题时紧张所致。我的描述得到了深孚众望的英国记者马丁·沃克的肯定，他后来写了一本很有意思但并非总是恭维话的书，是关于我如何做总统的，书名叫《克林顿：他们应该有的总统》。马丁公开说，他曾在牛津大学和我相处过，看见我在一个晚会上试图把大麻吸进肺里但失败了。可惜为时已晚。整个1992年，评论家和共和党人总是引用我这段带来霉运的话，指责我人格有问题。我给晚间电视节目主持人提供了几年也用不完的笑料。
就像一首老乡村歌曲中唱到的，我不知道是该“自杀还是去打保龄球”。纽约州正被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困扰。布什的政策更是雪上加霜。但是一天24小时总是不断有电视和报纸记者冲我大喊“人格”问题。电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唐·伊穆斯说我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乡下人”。我去参加菲尔·多纳休主持的电视节目，在20分钟的时间里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不断地问我婚姻不忠的问题。我给出我的标准答案之后，他还是问个不停。我索性不理不睬，观众喝起彩来，他还是咬住不放。
无论我的人格是否有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的名声出了问题，白宫早在六个多月前就已经通知我了。因为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在一定意义上，他是人民心目中美国的象征，所以名声非常重要。乔治·华盛顿总统和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以降，所有的总统都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名声：华盛顿针对他在美国革命战争期间的开销的批评进行反击，杰斐逊针对他喜欢女色的说法进行辩护。在成为总统之前，亚伯拉罕·林肯患有使人虚弱无力的间歇性抑郁症。曾经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不能出门。如果他必须在现代的条件下竞选，我们也许会失去最伟大的总统。
杰斐逊甚至就总统下属要不惜代价维护总统名声的问题写过下面的话：“如果偶然的情势给予我们一个历史位置，而造物主并未给我们准备相应的天分，我们周围的人便有责任小心谨慎地把我们的弱点，更重要的是，我们人格中恶的一面隐藏在公众的视线之外。”掩盖我的（真正的和想像的）弱点和恶行的面纱已经被扯掉。公众对它们的了解胜过我的政绩、政见和我可能具备的任何美德。如果我臭名昭著，我可能无法当选，不管选民是否赞成我想要做的一切，不管选民认为我能做得有多好。
面对人格攻击，我的反应就是我通常在无路可退时的做法——埋头苦干。在竞选的最后一周里，乌云开始消散。4月1日，卡特总统在白宫与布什总统会晤时，说他支持我，这句话被广泛报道。时机真是再好不过了。没有人质疑过卡特的人格，卸任之后因为他在国内外的善行，他的名声更胜从前。仅仅一句话，他便大大弥补了在1980年古巴难民危机中给我带来的困难。
4月2日，杰里·布朗向犹太人社区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提议杰西·杰克逊担任他的竞选伙伴，招来嘘声四起。与此同时，希拉里和我在华尔街举行的一场正午集会上面对众多的听众讲话。我也招致了一些嘘声，因为我称80年代是贪婪的十年，并反对削减资本收益税。演讲结束之后，我来到人群中，和支持者握手，试图说服与我意见相左的人。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整个竞选班子挪到了纽约州。除了哈罗德·伊克斯和苏珊·托马西斯，米基·坎特驻扎在一家饭店的套间里，与他一起的还有卡维尔、斯迪法诺普洛斯、斯坦·格林伯格、弗兰克·格里尔及其搭档曼迪·格伦沃尔德。与往常一样，布鲁斯·林赛与我在一起。他的妻子贝弗也来到这里，确保让所有公开活动都得到周密的筹划和实施。卡罗尔·威利斯从阿肯色州组织了一公共汽车的黑人来纽约州讲述我在担任州长期间为黑人及与黑人共同做的事情。黑人牧师从阿肯色州打电话给纽约州的同仁，要求为我们的人在选举前的星期天安排演讲的时间。那个星期天，小石城市政理事，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洛蒂·沙克尔福德在五所教堂里演讲。杰克逊牧师试图把纽约州绝大多数的黑人选民拉向布朗阵营，这些了解我的人正使他的计划化为泡影。
媒体中的一些人改变了立场。也许形势正在发生扭转；在唐·伊穆斯的电台节目中我甚至受到了热情的欢迎。《新闻日报》十分关心爱尔兰问题的专栏作家吉米·布雷斯林写道：“你想说什么都行，但别说他放弃了。”《每日新闻》的专栏作家皮特·哈米尔——我很喜欢读他的书——说：“我已经开始尊敬克林顿了。这是最后的几个回合，他依旧没有放弃。”《纽约时报》和《每日新闻》对我表示支持。令人惊讶的是，比其他报纸更毫不留情地攻击我的《纽约邮报》竟然也表示了对我的支持。《纽约邮报》的社论说：“媒体对他个人问题的攻击是美国政治上史无前例的，他挺住了，屹立不倒，这一点充分说明他人格的力量……他以令人惊叹的不屈不挠精神继续竞选……在我们看来，他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重压下的优雅。”
4月5日，从波多黎各传来好消息，那里有96％的选民支持我。随后在4月7日，尽管参与投票的选民只有大约100万，我仍以41％的票数获胜。聪格斯以29％排在第二，稍微领先于布朗的26％。大半的黑人选民投了我的票。那天夜里，我被激动的人捶打还挂了彩，但仍然兴高采烈。我对这次竞选的感受只有一句话，那是我在安东尼·曼根的教堂听到的福音歌曲中的一句话：“夜越黑，胜利越甜蜜。”
在我为这本书做研究的时候，我读到查尔斯·艾伦和乔纳森·波蒂斯所写的《卷土重来的年轻人》中关于纽约州初选的描述。其中作者引用了乐队鼓手、阿肯色州人列翁·赫尔姆在著名的摇滚乐记录片（最后的华尔兹）中说的话，讲的是一个南方男孩来到纽约希望一举成名的故事：“刚开始你只管向前冲，直到你的屁股被人踢了，你才逃跑。屁股上的伤很快好了，你回到纽约，从头再来。最终，你与这座城市相爱了。”
我不能享受花时间疗伤的奢侈，但是我知道他内心的感受。正如新罕布什尔州，纽约考验了我，教训了我。正如列翁·赫尔姆一样，我开始爱上了它。艰辛的开头之后，纽约州成了接下来八年中给予我最强有力支持的州之一。
4月7日，我们在堪萨斯州、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取得了胜利。4月9日，保罗·聪格斯宣布他不会重新参选。争取提名的斗争事实上已经结束厂。要获得提名，我必须获得2145名代表的支持，现在超过半数的人支持我，接下来的初选中只有杰里·布朗一个人需要对付。但是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遭受了极大的损害，并且在7月民主党全国大会召开之前我对此难以有所作为。我非常疲惫。我嗓子失音了，体重增加了很多，大约30磅。我的体重是在新罕布什尔州增加的，基本上是在竞选的最后一个月里，当时我染上了流感病菌，一到夜里胸腔里就充满了液体，所以每睡一个多小时就会醒过来咳嗽。我对肾上腺素和邓金油炸饼圈保持警惕，我膨胀的腰围便是明证。哈里·托马森给我买了一些新衣服，免得我看上去像个要爆炸的气球。
纽约州初选结束之后，我回家休息了一周，治疗嗓子，恢复体形，仔细考虑如何修补形象。我在小石城的时候，便在弗吉尼亚的预备会议中获胜，还得到了劳联一产联的支持。4月24日，汽车工人联合会宣布支持我，4月28日，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初选中得到大半的选票。要在宾夕法尼亚获胜本不容易。鲍勃·凯西州长常常批评我，但我非常钦佩他当选前已经三次竞选的执著。他强烈反对堕胎。在与危及生命的健康问题搏斗的过程中，他把堕胎的问题看得越来越重要，要他支持赞成堕胎的候选人非常困难。宾夕法尼亚其他很多反堕胎的民主党人也是如此。不过，我对宾夕法尼亚仍有好感。这个州的西·部让我想到阿肯色州北部。我和匹兹堡及该州中部较小城市的人们很容易打成一片。我喜欢费城。我在这个州获得了57％的选票。更重要的是，选民投票结束时接受的民意测验表明，超过60％的民主党选民认为我的操守配得上总统这个职位，比纽约州的49％上升了不少。操守得票率提高，原因在于我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主要宣传我的积极改革政策和举措，而这正是这个州的选民非常需要听到的内容。
宾夕法尼亚州的胜利当然令我快乐，但是这种快乐蒙上了一层阴影：新参选的H．罗斯·佩罗可能对我构成可怕的挑战。佩罗是得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靠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积攒了大量的财富，这家公司的业务很多与政府有关，包括与阿肯色州政府的业务合作。伊朗国王被赶下台之后，他出资并策划了把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员工从伊朗营救出来的行动，他也因此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说话的风格率直有力，他正试图使许多美国人相信，凭着他的商业头脑、经济独立和勇往直前的个性，他管理国家会比布什总统和我更出色。
4月底，在几个公开发布的民意调查中他的支持率排在布什总统之前，我则排在第三。我发现佩罗是个有趣的人，对他一开始即能如此受欢迎感到不可思议。如果他参选的话，我觉得他的结果将是虎头蛇尾，但是我不能确定。所以我只管继续编织我的关系网，去赢得“超级代表”的支持——通过选举产生的现任或前任官员，他们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必定有一票。最先表示支持的一批超级代表中有西弗吉尼亚州的杰伊·洛克菲勒参议员。自从我们开始参加全国州长会议，杰伊就成了我的朋友。自新罕布什尔州初选获胜以来，他一直为我提供医疗保健方面的建议，在这个领域他懂得比我多。
4月29日，宾夕法尼亚州初选后第一天，洛杉矶爆发了暴乱，起因是邻县苎甲拉的白人陪审团判决1991年3月殴打黑人罗德尼·金的四个洛杉矶白人苎亨无罪。一个旁观者把打人的场面拍摄下来，录像带被送到全国各地的电视台播放。金似乎始终没有进行反抗，但他的确被残忍地打伤了。
判决激怒了整个黑人社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觉得洛杉矶警察局种族主义泛滥。洛杉矶中南部的暴乱持续了三天，50多人死亡，2300多人受伤，几千人被捕，因纵火和抢劫造成的损失估计超过七个亿。
5月3日星期天，我在洛杉矶向塞西尔·“奇普”·穆雷牧师所在的第一非裔卫理公会主教派教堂发表演说，谈论弥合种族和经济裂痕的必要性。在国会早代表洛杉矶中南部的麦克辛·沃特斯陪同我视察了发生暴乱的地区。麦克辛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政治家，尽管与杰西·杰克逊是老朋友，但很早就宣布支持我。那里的街道看上去像是战场，楼房或被纵火，或被劫掠。路上我注意到一家食品杂货店似乎完好无损。我问麦克辛原因，她回答说这家食品杂货店受到社区里包括黑道在内的人们的“保护”，因为它的老板，一个名叫罗恩·伯克尔的白人，在社区里做了很多善事。他雇用当地人，所有的员工都是工会会员，享有医疗保险，食品的质量赶上了贝弗利山的食品店，价格也相同。当时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市中心的居民较少流动，那里的商店出售的食品质量差价格高。几小时前，我头一次见到了伯克尔，我决定进一步与他结交。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我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在麦克辛家里举行的恳谈会上，我听洛杉矶中南部的居民讲述他们与警察之间的纠葛、韩裔美国商人与黑人顾客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对更多就业机会的渴求。我许诺说要支持向市中心贫民区居民倾斜的提案，通过开发企业园区鼓励私人投资和社区发展银行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人提供贷款。这趟视察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媒体也进行了肯定的报道。洛杉矶市民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认为我很关心他们，布什总统来之前我就来了。这个教训没有被能人辈出的布什家族中也许是最优秀的政治家忽略：2002年，乔治·W．布什总统出席了洛杉矶暴乱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5月剩下的日子里，一系列的初选告捷增加了拥护我的代表总数，包括26日在阿肯色州赢得68％的选票，我在州长竞选的初选中得到的最好结果也不过如此。与此同时，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希望能战斗到底，在杰里，布朗的老家获得提名。我呼吁联邦提供资助，使我们的学校更安全，并且全力遏止艾滋病在美国泛滥的势头。同时我也开始寻找副总统的人选。我把全部审查工作托付给沃伦·克里斯托弗，洛杉矶的一名律师，曾在卡特总统内阁里担任副国务卿，素以能干和谨慎见称。1980年，克里斯负责谈判，成功说服伊朗释放了我们的人质。可悲的是，人质的获释一直拖到里根总统的就职典礼，这证明了所有的领导人都玩弄政治权术，神权国家也不例外。
在这期间，罗斯·佩罗尚未公开宣布的参选越来越受瞩目。他辞去了公司主席的职务，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越来越高。正当我最终要成功获得提名之际，报纸上却充满着这样的大字标题：“克林顿决意赢得提名，然而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佩罗”；“美国初选接近尾声，佩罗值得关注”；“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佩罗领先于布什和克林顿”。佩罗没有布什总统的从政业绩和我初选中的人格问题这样的负累。对共和党来说，他不啻自己一手制造的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共和党只顾攻击我，让这个商人钻了空子。对民主党来说，他也是一场噩梦，他证明布什总统是可以被击败的，但击败他的人也许不是本党遍体鳞伤的候选人。
6月2日，我赢得了俄亥俄、新泽西、新墨西哥、亚拉巴马、蒙大拿和加利福尼亚等州的初选，在加州以48％对40％的得票率击败布朗。我最终获得了提名。在1992年进行的所有初选中，我获得了1030万张选票，也就是52％。布朗的选票有将近400万，占20％，聪格斯获得360万张选票，占18％，剩余的选票投给了其他的候选人和那些选举中立代表的人。
但是那天夜里的重头戏莫过于选民投票结束后接受民意调查的结果：共和党和民主党竟然都有如此多的选民愿意抛弃本党的候选人，转而支持佩罗。这个消息令在洛杉矶比尔特摩饭店举行庆祝活动的我们大为扫兴。希拉里和我坐在我的套间里观看调查结果，连我都难以保持天生的乐观。在我们按照安排去舞厅发表胜利演说前不久，切维·蔡斯来看望希拉里和我。就像四年前他在长岛所做的那样，在我的情绪处于低潮的时候前来振奋我的精神。这一次还有他的电影搭档戈尔迪·霍恩。他们对我们所处的荒谬处境大开玩笑，最后我的心情也轻松起来，准备继续奋斗。
媒体评论家又一次说我死定了。现在必须击败的人是佩罗。路透社的报道用一句话准确地概括了整个形势：“比尔·克林顿几个月来一直努力避免私生活被媒体炒作，星期五却面临一场更恐怖的政治灾难——被人忽视。”尼克松总统预测说布什将以微弱优势打败佩罗，而我落在第三，差距很大。
我们的竞选活动必须恢复以前的势头。我们决定直接接触具体的选区和广大民众，继续推行我们的政见。我参加了阿塞尼奥·霍尔的深夜电视节目，年轻的观众很喜欢这个节目。我戴着太阳镜，用萨克斯管吹奏《伤心酒店》和《上帝保佑孩子》。我还参加拉里·金现场节目，回答观众的问题。6月11日和12日，民主党政纲委员会发布了政纲草案，反映了我的观点和竞选主张，避免采用过去曾对我们造成损害的两极分化的语言。
6月13日，我出现在杰西·杰克逊牧师的彩虹联盟教友面前。起初，杰西和我都认为这是弥合分歧、建立竞选统一阵线的机会。结果却并非如此。那天夜里，在我讲话之前，很受欢迎的说唱乐艺术家苏丽亚姐妹对教友发表了演说。她是一个聪慧的女人，对年轻人能够产生影响。一个月前，洛杉矶暴乱后《华盛顿邮报》采访苏丽亚姐妹，她语出惊人：“如果黑人天天杀害黑人，为什么不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杀害白人……所以，如果你是黑道成员，总是要杀人的话，为什么不去杀白人？”
我想，苏丽亚姐妹觉得她只想表明年轻黑人的愤怒和疏离，希望他们停止自相残杀。不过她说的话并不是这个意思。我的竞选班子成员，尤其是保罗·贝加拉，认为我应该对她的言论有所表示。我最重要的政见中有两个与此有关：防治青少年暴力和弥合种族分裂。我已经呼吁全国各地的白人根除种族歧视思想，如果我对苏丽亚姐妹的话保持沉默的话，我可能显得软弱或虚伪。我在讲话快结束时，谈到苏丽亚姐妹的言论：“如果你们从中挑出：白人和黑人的字眼，把它们的位置调换，你们会以为讲这话的人是戴维·杜克……我们，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义务一旦发现偏见就加以正视。”
政治媒体认为我的话是精心策划的，为的是通过抵抗民主党核心选民，来吸引摇摆不定的温和派和保守派选民。杰西·杰克逊也是这样看的。他觉得我滥用了他的盛情，结果却对白人选民做煽动性的自我推销。他说苏丽亚姐妹是一位做过社区感化工作的好人，我应该向她道歉。他还威胁说不会支持我，甚至暗示说要支持罗斯·佩罗。事实上，苏丽亚姐妹的言论一出我就想提出批评，当时我正在洛杉矶出席娱乐业组织演艺联盟的一个会议。最后我没有批评她，因为当时会议的主题是慈善事业，我不想使之政治化。这次彩虹联盟让我们迎面撞上，我决定我必须大胆直言。
当时我并不真正了解说唱乐文化。多年来，切尔西常常告诉我，说唱乐圈子里都是非常聪慧、被深深疏离了的年轻人，鼓动我多做了解。最后在2001年，她给了我六张说唱乐和hip-hop唱片，我答应一定听一听。我的确听了。尽管我还是更爱听爵士乐和摇滚乐，我也很喜欢这些唱片，我觉得切尔西所说的“聪慧”、“疏离”确有其事。但是我认为，我对苏丽亚姐妹言论的批评是正确的，她显然是在鼓励种族之间的暴力冲突，而且我觉得大多数黑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不过，杰西批评我之后，我下定决心要更加努力，接触市中心那些感觉被人遗忘和抛弃的年轻人。
6月18日，我第一次见到了鲍里斯·叶利钦，他来华盛顿会见布什总统。外国领导人到一个国家访问时，按惯例要会见反对派的领袖。叶利钦很客气，很友好，稍微有点屈尊俯就的感觉。十个月前，他站在一辆坦克上面阻止一起未遂政变，从那时起我就非常敬慕他。但是，他显然更喜欢布什，认为他将成功连任。会见结束时，叶利钦说即便我这次不能当选。会见结束我的前途也很光明。我觉得他是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所需要的领导人，离开的时候，我确信如果我能成功地使他对选举的结果失望，我可以寻求与他合作。
那个星期，我给竞选加了一点点必需的轻松调料。副总统丹·奎尔说他打算担任竞选中的“斗牛犬”。被人问起时，我说奎尔的话会使全美国的消防栓心生恐惧。
6月23日，我又变得严肃起来，再次发布了我的经济计划，并根据政府最新公布的赤字将大于预期的情况做了少许修改。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因为要实现在四年内将赤字减半的承诺，我必须压缩给中产阶级减税的计划。华尔街的共和党人也不喜欢我的计划，因为我提议提高美国富人和大企业的所得税；里根和布什执政12年之后，美国富人和大企业在纳税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大大降低。如果只是缩减开支，我们不可能将赤字减半，我认为80年代受益最大的人和组织应该承担一半的责任。我决心避免陷人“玫瑰色设想”的陷阱，在过去的12年里，共和党一直深陷其中，常常过高估计国家收入，过低估计国家支出，目的是为了避免艰难的抉择。经过修改的经济计划是在我的新任经济政策助手吉恩·斯珀林的监督下完成的，他已于5月离开马里奥·科莫州长加入了我的竞选班子。他才智出众，几乎不睡觉，玩命般的工作。
6月底，强有力的公众接触和政见宣传初见成效。6月20日的一项民意调查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这并非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佩罗和布什总统就一些私人问题骂得难解难分。这两个得克萨斯人显然彼此厌恶，他们的对骂中还有一些怪异的成分，包括佩罗奇怪地指责布什图谋破坏他女儿的婚礼。
佩罗和布什就女儿的问题争吵不休的时候，我请假一天去明尼苏达州北部接切尔西，她每年都去那里参加一个德语夏令营。切尔西只有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要求去野营，说她想“见见世面，冒冒险”。明尼苏达州湖区的康科迪亚语言夏令营里有几个村子，完全仿照所教语言国家的原貌建立。年轻人人营之后，将得到一个新的名字和一些外币，接下来的两个或四个星期里一直用村里的语言交流。康科迪亚语言夏令营里有说各种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村子，也有说汉语和日语的村子。切尔西选择了德语村，几年来每个夏天都去。这是非常难得的经历，也是她儿童时代重要的一部分。
7月的头两周，我都用来挑选竞选搭档。经过详尽的调研之后，沃伦·克里斯托弗推荐我考虑以下人选：鲍勃·克里参议员；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沃福德参议员，他曾经与小马丁·路德·金共事，还在肯尼迪总统的白宫工作过；印第安纳州的李·汉密尔顿众议员，他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德高望重；佛罗里达州的鲍勃·格雷厄姆参议员，我和他在担任州长的时候成了朋友；还有田纳西州的艾尔·戈尔参议员。我喜欢他们每一个人。克里和我做州长时合作过，我也不计较他在竞选中对我的苛责。他可以吸引共和党党员和独立选民。沃福德在道义上提倡医疗保健改革和民权。他和鲍勃·凯西州长的关系也很好，可以保证我在宾夕法尼亚州获胜。汉密尔顿颇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外交事务的丰富知识和在印第安纳州东南一个保守地区的影响力。格雷厄姆是12年中与我共过事的约150位州长中三四位最出色者之一，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可以把佛罗里达州带人民主党阵营，这将是1976年以来头一次。
最后我决定征求艾尔·戈尔的意见。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想到我会这样做。之前的几次会晤中，我们彼此很客气，但不很亲切。选择他也违背了一般的明智做法：副总统候选人应该在政治和地理位置方面与总统候选人互补，而我们却来自相邻的两个州。他甚至比我还要年轻。而且，他也认同民主党内的新民主党人。我认为选择他将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因为我们正好是反传统平衡准则的组合。这个组合将向美国人民呈现新一代领导人的风范，证明我确实决心要把民主党和我们的国家带向一个新的方向。我还认为，选择他将在田纳西州、南方各州和其他摇摆不定的州吸引来不少选票。
另外，艾尔在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与我构成了互补：他了解我不了解的事物。我对经济、农业、犯罪、福利、教育和医疗保健相当了解，在重要的外交政策和问题上也在行。艾尔在国家安全、武器控制、信息技术、能源和环境问题上是个专家。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他是支持布什总统的10个民主党参议员之一。他参加了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生物多样化全球会议，对布什总统拒绝支持会议拟定的条约表示强烈的不满。他刚刚写了一本畅销书《处于危险中的地球》，他在书里指出，诸如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热带雨林的毁坏等问题要求我们重新确定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去年4月，他送给我这本书，有亲笔签名。我读过之后学到了很多，对他的观点也很赞同。艾尔不仅对我们如果当选必须处理的问题懂得更多，对国会和华盛顿文化的了解也比我深得多。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他将是一位称职的总统，我还觉得在我的任期结束之后，他将极有可能当选总统。
我在华盛顿的一家饭店里成立办公室，会见我考虑中的几个人选。艾尔一天夜里来得比较晚，为的是减小被媒体发现的几率。与他相比，这个时间令我感觉更为舒服，不过他仍然思维敏捷，兴致很高。我们就国家、竞选和家庭谈了两个小时。他显然很热爱蒂珀和四个孩子，也为他们感到骄傲。蒂珀是个很有趣的人，也是个很有成就的女人，因为反对当代音乐中与暴力和低级趣味有关的歌词而闻名遐迩，对心理保健很了解，也非常热衷。谈话之后，我很喜欢艾尔，相信他和蒂珀将给我们的竞选增加砝码。
7月8日，我打电话给艾尔，请他做我的竞选搭档。第二天，他携家人飞抵小石城出席宣布仪式。我们一起站在州长官邸后门廊的照片成了传遍全国的重大新闻。这张照片展示了致力于改革的年轻领导人的活力和热忱，比我们说的话更有分量。第三天，艾尔和我一起在小石城里慢跑，尔后我们飞到他的家乡田纳西州的迦太基，参加一个集会，并拜见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对他影响非常大。老艾尔·戈尔三次当选美国参议员，支持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这样的立场导致他在1970年的选举中败北，却让他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形象。艾尔的母亲波林也同样不寻常。她毕业于法学院，在阿肯色州西南部傲过短时间的律师，当时很少有女性能这样做。
7月11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飞到纽约参加民主党全国大会。我们连续五个星期都很顺利，而布什和佩罗仍在争执不休。头一次，有些民意调查显示我处于领先。全国大会将进行连续四夜的电视转播，我们的优势有可能得到加强，也有可能被削弱。在1972年和1980年，民主党自毁形象，因为美国人民正电视上看到的是一个分裂的、毫无生气的、组织纪律观念极差的党。我决心小让这一幕重演。民主党全国大会主席罗恩·布朗也是这么想的。哈罗德·伊瓦斯和罗恩的副手，大会执行主席亚历克西斯·赫尔曼负责运作事宜，确保我们展示的是团结、全新理念和全新领袖。共和党掌控白宫12年之后，基层的民王党人迫切希望赢得大选，这不是坏事。不过我们仍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让全党团结起来，展示一个更加良好的形象。比如，我们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哭国人不知道希拉里和我有一个孩子，并认为我出身富豪权贵之家。
对被提名者来说，大会是令人陶醉的场合。这次大会尤其如此。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被说成是靠不住的卑鄙小人，现在却被奉为真善美的典范。在新罕布什尔及其后几个州的初选中，我遭受着对我人格的攻击，不得不竭力控制我的脾气和疲劳时不停抱怨的倾向。现在我却必须控制自我感觉，牢记不要因为所有这些赞扬和媒体的肯定性报道而飘飘然。
大会开幕以来，我们在党内团结方面进展顺利。汤姆·哈金早前就支持我了。现在鲍勃·克里、保罗，聪格斯和道格·怀尔德都讲话表示支持。杰西·杰克逊也这样做了。只有杰里·布朗坚持不表态。哈金现在已经成为我最喜欢的政治家之一，他说杰里需要时间给自尊心疗伤。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危机：罗恩·布朗拒绝让鲍勃·凯西州长在大会上发言，不是因为他将表达反对堕胎的立场，而是因为他不同意支持我。我倾向于让凯西发言，因为我喜欢他，尊重反堕胎的民主党人的信仰，认为我们在其他问题上的主张和我要使堕胎“安全、合法和减少”的许诺将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投我的票。但是罗恩很固执。他说，我们可以在一些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但是不致力于在11月获胜的人不应该得到发言的机会。我尊重他以此改造民主党的党纪，同意了他的意见。
大会开幕的夜晚，我党七名联邦参议员女候选人被隆重推出。希拉里和蒂珀也短暂地露了面。随后便是比尔·布拉德利参议员、芭芭拉·乔丹众议员和泽尔·米勒州长的主旨演讲。布拉德利和乔丹名气更大一些，演讲也很出色，但是米勒讲了以下的旧事，把听众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父亲是一名教师，我出生才两个星期，他就去世了，留下一个年轻的寡妇和两个幼小的孩子。但是我妈妈对上帝的信仰——还有罗斯福先生在电台的声音——给了我们生存下去的力量。父亲去世之后，母亲靠双手清理出一小块高低不平的地。每天她都会涉水走进附近的小河里，河水是冰凉的山涧水，她从河中拣出几千块光滑的石头盖房子。我一边长大，一边看着母亲用从小河里拣来的石头和在独轮车里搅和的水泥盖好那座房子——直到今天她的手指印还留在上面。她的手印也印在了儿子的身上。她把她的骄傲、她的希望和她的梦想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里。所以，你们瞧，我理解丹·奎尔说孩子最好有双亲抚养的意思。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他们有信托基金也是很好的事情。我们不可能人人都生而富有、英俊和幸运。所以我们就有了民主党。
然后他颂扬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卡特的所有民主党总统，说我们相信政府可以改善教育、人权、民权、经济、社会机会和环境。他批评共和党推行向富人和特殊利益集团倾斜的政策，支持我在经济、教育、医疗保健、犯罪和福利改革方面的计划。他的讲话是强有力的民主党宣言，正是我希望全国人民听到的信息。2000年泽尔·米勒当选为参议员之后，佐治亚州变得保守起来，他也是如此。他成了布什总统最坚定的支持者，同意大幅度减税导致赤字猛增，却过分便宜了最富有的人，另外他赞成的预算方案却使贫困孩子无法参加课后计划，失业工人得不到工作培训的机会，警察无法上街巡逻。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泽尔改变了什么对美国最有利的看法，但是我将永远记住他为我、民主党和1992年的美国所做的一切。
第二天的重头戏是政纲的发布和卡特总统、汤姆·哈金和杰西·杰克逊的演讲。杰西一旦决定支持我，便全力以赴，热度简直可以把整座楼房掀翻。不过当晚最慷慨激昂的演讲都是关于医疗保健的。杰伊·洛克菲勒参议员讲的是所有美国人都得到医疗保险的必要性。他的观点在我的新罕布什尔州朋友罗恩·马乔斯和朗达·马乔斯身上找到了很好的例证。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即将降生，而小罗尼的心脏切开手术使他们背上了10万美元的巨额医药费。他们说感觉自己像二等公民，但是他们认识我，而我将成为他们“未来最大的希望”。
重点推出的两个医疗保健发言人都是艾滋病患者：鲍勃·哈托伊和伊丽莎白·格拉泽。我希望把政治家们长期以来忽视的这个问题带进美国人的起居室，成为他们关心的话题。鲍勃是为我工作的同性恋者。他说：“我不想死。但是我也不想生活在一个自己被总统看成敌人的美国。我可以面对因病死去的厄运，却不能承受因政治而死去。”伊丽莎白·格拉泽是一个美丽聪慧的女人，保罗·迈克尔·格拉泽的妻子，丈夫曾在大获成功的电视连续剧《警界双雄》中出任主角。第一个孩子降生时，她因为大出血而接受输血，因此感染了艾滋病毒。她又因为喂奶把病毒传给了女儿，儿子还在子宫里便受到传染。在大会发言之前，伊丽莎白已经创立了一个小儿艾滋病基金会，到处游说以增加对科研和保健的资金投入，她女儿艾里尔已经死于艾滋病。她希望有一个可以对艾滋病采取更多行动的总统。我当选总统之后不久，伊丽莎白也在与艾滋病的搏斗中失败了。希拉里、我和其他无数爱她和以她为榜样的人都非常伤心。谢天谢地，她的儿子杰克活了下来，杰克的父亲和伊丽莎白的朋友将继续她的事业。
大会第三天，一项全国民意调查显示我排在首位，领先布什总统两位数。这天早上我去中央公园慢跑。之后，纳尔逊·曼德拉到我们的套房来看希拉里、切尔西和我，令我们备感荣幸。他是戴维·丁金斯市长请来出席大会的客人。他得体地说，他不想拥护竞选中的任何一方，但他感激民主党长期以来反对种族隔离的立场。曼德拉希望联合国派特使前往南非调查暴力事件的蔓延，我说我将支持他的请求。对我们来说，他的来访是一场美好友情的开端。曼德拉很喜欢希拉里，他对切尔西的关心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我在白宫的八年里，他和我谈话时必定会问及切尔西。有一次打电话时，他还要求和她说话。我见过他对南非的孩子——有黑人也有白人——表现出同样的关切。这是他伟大本质的流露。
星期三是大会热闹的一晚，鲍勃·克里和特德·肯尼迪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还有一场纪念罗伯特·肯尼迪的电影，由他的儿子，马萨诸塞州乔·肯尼迪众议员做介绍。随后杰里·布朗和保罗·聪格斯讲话。杰里对布什总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保罗·聪格斯也是如此，但他还替艾尔·戈尔和我讲好话。经历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之后，能这样做体现了他的勇气和优雅。
然后便是最重要的时刻：马里奥·科莫的提名演说。他仍然是我们党最出色的演说家，他没有让人失望。他用大气的语言、尖锐的指责和严密的逻辑令人信服地证明，时机已到，它属于“聪慧得能够了解、强大得能够行动、自信得能够领导的人：‘卷土重来的孩子’，代表一个新美国的新声音”。我另外两个提名人，众议员麦克辛·沃特斯和俄克拉何马州众议员戴夫·麦柯迪分别发言，然后点名开始了。
亚拉巴马州把第一个投票的权利让给了阿肯色州，我的老家。我们的民主党主席乔治·杰尼根16年前曾是我竞选检察长的对手，这次他把荣耀给了另一个姓克林顿的代表。然后我的母亲简单地说：“阿肯色州自豪地把我们的48张选票投给最受我们喜欢的子弟，我的儿子比尔，克林顿。”我想知道除了溢于言表的自豪，母亲此刻心里的想法和感觉是什么；她是否想起46年前那个赐给我生命的23岁寡妇，想起她以明亮的微笑承受着种种困难，却让我和弟弟尽可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充满爱意地注视着她，非常感激有人想到让她启动投票的程序。
点名继续进行，希拉里、切尔西和我从我们住的饭店前往麦迪逊广场花园，途中进了梅西商场，聚在那里看电视上投票的画面。俄亥俄州投给我144票时，我跨过了2145票的多数票门槛，成了民主党的正式候选人。在接下来的游行中，我们三个走上了讲台。候选人在做接受提名演讲之前就来到大会现场，之前只有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这样做过。我简洁地说了几句：“32年前一位希望推动国家继续前进的年轻候选人来到大会现场，为的只是对你们说‘谢谢’。”我想继承约翰·肯尼迪的竞选精神，感谢我的提名者和代表们，“对你们说明天夜里我将成为‘卷土重来的孩子”’。
7月16日，星期四，这是大会的最后一天。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会场还是在电视屏幕上，我们度过了激动人心的三天。我们不仅展示了我们国家领导人的风采，还有正在崛起的新星以及普通公民。我们把我们的新理念宣传得家喻户晓。但是这些都无关紧要，除非艾尔·戈尔和我发表深入人心的接受提名演说。那天一开始便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这个疯狂的竞选季节里，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罗斯·佩罗退出了竞选。我打电话给他，为他的竞选祝贺他，还说我同意他所说的进行根本性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他拒绝支持布什总统或者我，我走进大会的最后一天夜里，不敢确定他的退选对我究竟有利还是有害。
艾尔·戈尔在欢呼声中获得了提名，他的演讲激起了热烈的反响。他首先提到，当他还是田纳西慢慢长大的孩子时，他就梦想着有一天能为埃尔维斯——这也是竞选班子给我起的外号——做暖场演出。艾尔随后开始列举布什政府的不足，每说完一项都加上一句：“是让它们滚蛋的时候了。”这句话重复几次之后，代表们便开始附和，大厅里激荡着热烈的“火花”。然后，他大力赞扬我的政绩，概要说明我们面临的挑战，还谈及他的家人；他说我们有义务留给后代一个更强大、更团结的美国。艾尔做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演讲。他尽了力。现在轮到我了。
保罗·贝加拉撰写了演说的第一稿。我们试图传达出很多的信息——个人经历、竞选辞令和政策。我们努力吸引三个不同的群体——铁杆民主党人，对总统不满伯对我不信任的独立人士和共和党人，还有因为觉得投票于事无补而根本不投票的人。保罗一贯都有一些很出彩的词句，这次也不例外。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还记录着初选中效果最好的野外演说。布鲁斯·里德和埃尔·福罗姆帮助润色政策部分。为了帮我打气，我的朋友哈里·布拉德沃斯和琳达·布拉德沃斯制作了一个短片《希望的使者》。观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我在如雷般的掌声中上了讲台。
演说的节奏刚开始比较缓慢，我先向艾尔·戈尔鞠躬，表达对马里奥·科莫的谢意，又向我的初选对手表示敬意。随后我直接提出我的政纲：“为着那些工作、纳税、抚养孩子和按规则行事的人们，为着那些工作努力却被遗忘的中产阶级，我自豪地接受你们提名我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我是那个中产阶级的子弟，如果我担任总统，你们再也不会被遗忘。”
接下来，我谈起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先是我的母亲，从作为抚养一个孩子的寡妇的艰辛谈到现在与乳癌的斗争，我说：“一直以来，一直以来，一直以来她都教我去拼搏。”我谈到我的外祖父，谈到他教我“尊敬那些不被人尊敬的人”。我还称赞希拉里，是她教我“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学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帮助他们这样做”。我希望美国人民知道，我的拼搏精神源自我的母亲，我对种族平等的关注源自我的外祖父，我对孩子未来的关切源自我的妻子。
我也希望美国人民知道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美国大家庭的一员：“今天夜里我想对美国每一个成长过程中没有母亲或父亲的孩子说：我了解你们的感受。你们也很特别。你们对美国很重要。不要听任何人说你们不可能成为你们想成为的人。”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展开了对布什政绩的批评，表达了我想做得更好的愿望。“自从里根和布什担任总统以来，我们的工资已经从世界第一滑落到世界第十三。”……“四年前他许诺说到此时增加1500万个就业机会，还有1400万没有着落。”……“现任总统说经济复苏之前，失业率总会稍有上升，但是真正的复苏开始之际，失业的人只会增加一个。总统先生，那个人就是你。”我指出，我的倡导机会、责任和共同体的“新盟约”将给予我们“一个大学校门重新向速记员和钢铁工人敞开的美国”，“一个中产阶级收入而不是中产阶级税率将上升的美国”，“一个富人不会缴纳重税、中产阶级也不会被税压死的美国”，“一个我们将终结现有福利制度的美国”。
随后我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我看来，这是演说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从孩提时代起就不曾背弃的信仰：
今天夜里，你们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很清楚这个事实：我们的分裂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我们必须弥合美国的裂痕。
所以我们必须对每个美国人说：突破成见，看到背后的真实。我们彼此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彼此需要。我们不能失去任何一个人。然而大长时间以来，政治家一直对我们大多数做得没错的人说，美国的问题是我们中的其他人引起的。是他们。
他们，少数族群。他们，自由主义者。他们，穷人，他们，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残疾人。他们，同性恋者。
我们已经到了几乎要把自·己“他们”到死地的地步。他们，他们，他们。
但这是美国。没有他们；只有我们。一个统一的民族，在上帝的注视之下，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和公正。
这就是我们对美国的效忠宣誓，这就是“新盟约”的内容……
当我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时，我听到了约翰·肯尼迪对公民职责的召唤。随后，作为乔治敦大学的学生，我听到一位名叫卡罗尔·奎格利的教授进一步澄清这个召唤，他对我们说，美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因为我们的人民一直相信两个伟大的理念：明天可以胜过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和道义的责任让它得以实现。
我们的女儿切尔西降生的那天晚上，我体验到了这样的未来。我站在产房里，内心充溢着这样一个念头：上帝赐给我一个我自己的父亲不曾享有的礼物——把孩子抱在怀里的机会。
就在这一刻，在某个地方，一个孩子降生在美国。让这成为我们的目标：给予这个孩子幸福的家庭、健康的家人和充满希望的未来；让这成为我们的目标：让那个孩子拥有充分发挥上帝赐予的潜能的机会……让这成为我们的目标：给予这个孩予一个团结而不是分裂的国家——一个希望无限、梦想无限的国家，一个再一次振奋它的人民、鼓舞整个世界的国家。让它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新盟约”。
同胞们，我将以一句话结束今晚的演说，那是我做一切的出发点：我仍然相信有一个叫“希望”的地方。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国。
演讲结束，掌声渐渐平息之后，大会在亚瑟·汉密尔顿和我的老朋友及高中音乐伙伴兰迪·古德勒姆专门创作的歌曲《朋友圈子》声中落下帷幕。主唱是百老汇歌星珍尼弗·霍里戴，伴唱是小石城菲兰德·史密斯学院合唱团，还有以一曲《美丽的美国》在星期一夜里大会上造成轰动的10岁的雷吉，以及我的弟弟罗杰。他们邀请我们一起演唱“让我们加入朋友圈子，它已经出现，永不会终结”。
这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演讲，这样的结局堪称完美。演讲的效果非常好。我们的圈子正在扩展。三项不同的民意调查显示，我的政纲在选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我们遥遥领先于对手20多个百分点。但是我明白我们无法一直保持这样的领先差距。原因之一是，具有共和党文化背景、不愿意选任何民主党候选人的选民占总数的45％。另外，共和党尚未召开全国大会。大会肯定会使布什总统的支持率上升。最后，媒体对我的正面评价才六个星期，我也只有一周的时间让全体美国人民直接看到我们的正面形象。要把对我的疑虑推到公众意识的最深处，这已绰绰有余，但我非常清楚这并不足以完全打消他们对我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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