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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在阿肯色州这是一个美丽的秋日早晨，晴朗而清爽。这是即将改变我生活的一天，我照常在清晨去慢跑。我跑出州长官邸的后门，穿过夸波区，跑向老州政府大楼。1977年我宣誓就任检察长之后在那里举行了我的第一场招待会，现在这所宏伟的老房子已经用美国国旗装扮起来了。我跑过大楼，拐弯，朝家跑去，这时我看到一个自动售报机。透过玻璃，我可以读到大字标题：“克林顿的时候到了”。回家的路上，几个路过的人祝我好运。回到官邸，我最后看了一眼竞选声明。我一直推敲到前一天深夜；我自觉写满了激动人心的语言和具体的政策提议，但篇幅仍太长，所以我删掉了几行。
中午，从1978年便与我共事的阿肯色州财政部长吉米，卢·费希尔介绍我上了讲台。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很放得开，可能是因为相互冲突的情感在我内心激荡。一方面，我不愿意放弃我所熟悉的生活；另一方面，我又渴望挑战，我有点担心，却相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我的演讲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感谢我的家人、朋友和支持者，是他们给予我力量，使我“走出我熟悉的生活和工作圈子，献身于一项更重大的事业：维护美国梦，让被遗忘的中产阶级重燃希望，为我们的孩子创造未来”。在结尾，我许诺将“给美国梦注入新的生命”，方式是与人民订立“新的盟约”：“给所有的人更多的机会，让每个人都承担更多的责任，对共同目标拥有更深刻的领会。”
演讲结束之后，我感到兴高采烈，也许更多的是如释重负，尤其是听到切尔西俏皮地说：“演讲很不错，州长。”在这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希拉里和我忙着接待前来祝福的人，母亲、迪克和罗杰似乎都很开心，希拉里的家人也是如此。母亲表现得就像她知道我将赢得大选。按我对她的了解，我仍然不能确定，这是她的真实感受，还是一副假装的“游戏面孔”。那天夜里，我们和老朋友们聚集在一架钢琴周围。卡罗琳·斯特利弹钢琴，自打我们15岁起，就一直由她弹钢琴。我们唱着《奇异恩典》和其他赞美诗，还有很多60年代流行的歌曲，包括{亚伯拉罕、马丁和约翰}，一首歌颂我们那一代逝去英雄的赞歌。上床休息的时候，我抱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将打破愤世嫉俗和绝望情绪的坚冰，重新点燃这些英雄在我心里播下的火种。
马里奥·科莫州长曾说过，我们在诗歌中竞选，在散文中执政。这句话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很多竞选也是散文：把基本的要件组合起来，举行必需的仪式，应对媒体。竞选开始的第二天感觉更像散文，而不是诗歌：一系列将在全国性电视台和地方重要超市播放的访谈，其中将回答最基本的问题：我为什么背弃了要干完整个州长任期的承诺，这是否意味着我不值得信任。我把这些问题回答得尽可能圆满，然后谈起我的竞选主题。都是散文般的实际工作，但做完已经是第三天了。
因为我的竞选起步较晚，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整个竞选班子忙得不亦乐乎：建立组织机构，筹款，与具体的选区打交道，在新罕布什尔州拉选票。我们第一个总部设在议会大厦附近第七大街上的一座旧油漆店内。我决定把总部设在小石城而不是华盛顿。这使得出行安排变得更复杂，但是我想靠近我的根基，能经常回家与家人在一起，并处理需要我在场的政府公务。待在阿肯色州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我们年轻的工作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做手头的工作。他们不会因为华盛顿铺天盖地的谣言而分心，不会因为竞选初期媒体给我的出乎意料的良好评价而忘乎所以，也不会因为媒体紧接着对我一连串的负面攻击而万分沮丧。
几个星期之后，旧油漆店已经容不下我们所有的人员，于是搬到附近高等教育部的老办公楼里，我们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人员多得挤不下为止，那时民主党全国大会即将召开。随后我们又搬到（阿肯色报》的大楼，几个月前，由于《阿肯色民主党人》老板沃尔特·胡斯曼收购并随后解散了《阿肯色报》，这座楼已经搬空了。（阿肯色报》大楼一直到竞选结束都是我们的总部所在地，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失去了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历史最长的独立报纸后得到的惟一好处。
在50和60年代，《阿肯色报》拥护民权运动，坚决支持戴尔·邦珀斯、戴维·普赖尔和我努力使教育、社会服务和经济现代化的工作。在鼎盛时期，《阿肯色报》是全国最好的报纸之一，报道精彩，题材广泛，让阿肯色州偏远地区的读者都能了解国家和国际大事。80年代，《阿肯色报》开始面临沃尔特·胡斯曼麾下《阿肯色民主党人》的竞争，此前，后者只不过是一份规模小得多的下午报。接下来的报业大战有一个预先注定的结局，因为胡斯曼掌控着其他有利可图的媒体资产，完全可以承受（阿肯色民主党人》为了同《阿肯色报》争夺广告和客户造成的巨大经营亏损。我宜布参选之前不久，胡斯曼买下了《阿肯色报》，并把它与（阿肯色民主党人）合并，重新命名为（阿肯色民主党人报）。打这以后，郇可肯色民主党人报）将帮助把阿肯色变成越来越倾向于共和党的州。它的社论基调整体偏于保守，对我进行强烈的批评，而且常常是人身攻击。在这方面（阿肯色民主党人报）忠实地反映了其出版人的立场。尽管《阿肯色报》的垮掉令我伤心，能拥有它过去的办公大楼，我仍然很高兴。也许我希望《阿肯色报）过去的进步主义立场能像神灵一样，敦促我们为明天而奋斗。
我们的竞选班子成员都是阿肯色州人，竞选主任是布鲁斯·林赛，以前帮我任命理事会和委员会成员的克雷格·史密斯是财务主任。罗德尼·斯莱特和卡罗尔·威利斯已经忙着联络全国的黑人政治、宗教和商业领袖了。我的老朋友埃里·西格尔答应帮我组织一个全国的竞选班子。
我已经遇到了一个我非常希望其加入竞选班子的人，众议院民主党多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的工作人员，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他叫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一位希腊东正教神父的儿子、罗兹奖学金得主，我的朋友蒂姆·希利神父掌管纽约公立图书馆的时候，他曾在那里工作过。我一眼就喜欢上了乔治，知道他可以架起与全国性媒体和国会民主党议员沟通的桥梁，对解决竞选中出现的知识挑战做出贡献。
埃里与他见了面，同意我的判断，乔治过来担任了竞选副经理，负责传媒。埃里还会见了年轻的芝加哥政治人物戴维·威廉，我希望他加入竞选班子。我们请他担任竞选经理，他立即答应了。用政治的语言来说，戴维是一位“两栖战将”：除了掌管竞选的整体状况，在伊利诺伊州还可以起到特殊的作用。我笃倌，有了戴维做竞选经理，凯文·奥基夫做州组织人，我们能够在伊利诺伊州大获全胜，紧接着就是预料中的在超级星期二横扫南方各州。之后不久，我们说服另一个年轻的芝加哥人拉姆·伊曼纽尔加入竞选班子。在理查德·戴利市长和保罗·西蒙参议员成功的竞选活动中，拉姆和威廉共过事。他身材纤瘦，情感强烈，学过芭蕾舞，虽然是美国公民，却在以色列当过兵。拉姆干劲十足，有他在身边我显得很懒惰。我们请他做财务主任，一个经费不足的竞选班子需要一个干劲十足的财务主任。克雷格·史密斯转而主管州里的竞选组织，这个工作更能发挥他突出的政治才能。很快，布鲁斯·里德离开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担任我们的政策主任。埃里还会见了两位将在竞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妇女。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迪·迪·迈尔斯成了新闻秘书，她因此必须应对可能超过她想像的“火力攻击”。尽管她很年轻，却经受住了挑战。来自华盛顿州的斯特凡妮·索利恩成了政治主任。她嫁给了弗兰克，格里尔，不过这不是我雇用她的原因。斯特凡妮非常聪明，政治触角敏锐，也不像大多数男人那样严厉固执。高度紧张的努力需要杰出的工作和融洽的人际关系，她两方面都能兼顾。随着竞选的深入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地露面，承担起额外的工作。
在资金方面，刚开始勉强够用，阿肯色人给我们提供了慷慨的帮助，鲍勃·法默在马萨诸塞募集了一些款项，一些常年为民主党捐款的人只要他开口便出手相助，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也捐了款，这些资金使我们得到了联邦政府同等数目的资助。为了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每个候选人必须在20个州里各募集5000美元，每一笔捐款不能超过2刃美元。在一些州，我的州长朋友们亲自过问此事。在得克萨斯州，我长期的支持者杜鲁门·阿诺德捐赠了急需的3万美元。不像许多有钱人，杜鲁门积攒的财富越多，他对民主党的认同越强烈。
有点令我惊讶的是，华盛顿市的许多人愿意帮忙，尤其是民主党律师和筹款人维克·雷塞和我在“复兴周末”活动中结识的朋友汤姆·施奈德。在纽约，给我提供宝贵帮助的不仅有我们的朋友哈罗德，伊克斯和苏珊·托马西斯，还有一位高盛公司的主管肯·布罗迪，这是他头一次决定要大力参与民主党的政治活动。肯对我说，他之前一直是共和党党员，因为他觉得民主党人感情丰富，头脑却用错了地方。后来，他说，他与大牌的共和党人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发现他们有脑无心，于是决定加入民主党，因为他认为改变头脑容易，改变心灵却很难，幸运的是，他觉得我是他政治新体验的最好目标。肯带我参加了地位显赫的纽约商人的餐会，出席者中有的勃·鲁宾，他对新经济政策的缜密分析和推论对我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每一次政治竞选运动中，像肯·布罗迪这样的人总会出现，为竞选带来了能量。理念和改变信仰的支持者。
除了筹款和组织，我还必须与民主党的主要选区接触。10月，我对得克萨斯州的一个犹太人组织讲话，说以色列应该以土地换和平；后来又与芝加哥的黑人和西班牙裔民众交谈；会见田纳西、缅因、新泽西和加利福尼亚的民主党人，这几个州被认为是“墙头草”，也就是说，在大选中它们有可能支持民主党；也有可能支持共和党。11月，我在孟菲斯出席美国发展最快的黑人宗教流派“基督上帝教会”教友大会并讲话。我到南方各州做工作：佛罗里达、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佐治亚。佛罗里达很重要，因为12月15日的民主党大会非正式投票将是第一次具有竞争性的选举。布什总统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开始下滑，他坚持说经济形势大好，帮了倒忙。我在华盛顿对全国教育协会和全美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讲话。之后又回到南方，去了北卡罗来纳、得克萨斯和佐治亚。在西部，我访问过科罗拉多州和南达科他州；还有怀俄明州，州长迈克·沙利文支持我；还访问了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的要塞奥兰治县，在那里我获得了电信公司共和党人总裁罗杰·约翰逊和其他人的支持，他们对布什总统的经济政策感到失望。
在这一切进行的同时，竞选活动的重点在新罕布什尔州。如果在这个州的得票很少，在超级星期二到来之前，中间的几个州结果可能也不会很好。尽管我在11月中旬的民意调查中垫底，我仍然觉得我有机会。新罕布什尔是一个小州，面积不及阿肯色的一半，见多识广的初选选民非常郑重地对待他们的责任，仔细评估每一位候选人的情况和地位。为了形成有效的竞争力，周密的组织和具有说服力的广告片是必要的，但远远不够。你必须在没完没了的小型聚会、城镇会议、集会和未经事先安排的握手活动中也有出色的表现。新罕布什尔州的许多居民不愿意选没有亲自请求他们支持的人。在阿肯色州的政治舞台上奋斗了这么多年，我对这样的竞选文化了如指掌。
与政治文化相比，经济的困境及其造成的情感创伤使我在新罕布什尔州更有一种驾轻就熟的感觉。它就像十年前的阿肯色州。经历了肋年代的繁荣之后，新罕布什尔州申请福利和食品券的人数是全国增长最快的，破产率也是最高的。工厂处于关门的边缘，银行举步维艰。众多的人失业，内心非常害怕——害怕失去他们的家园和健康保险。他们不知道是否能够送孩子上大学。他们怀疑到退休的时候，社会保险制度也许无力为他们提供保障。我了解他们的感受。我认识有过相似遭遇的阿肯色人。我想，我知道需要怎么做才能扭转现状。
竞选的组织工作先由两个天资出众的年轻人负责，他们是米切尔·施瓦茨和温迪·史密斯，搬到曼彻斯特市后，他们在那里设立了新罕布什尔州竞选总部。不久，一个爱尔兰裔波士顿人，世界一流的组织者迈克尔·伍利和我40年的朋友帕蒂·豪·克里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克里内从小石城搬过来，为我和我的履历做解释和辩护工作。很快，我们就有了一个强大的指导委员会，主席由约翰·布罗德里克和特里·舒梅克两位律师共同担任，他们是我在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工作期间遇到的，幸运的是，他们的办公室与一个多世纪前富兰克林·皮尔斯州长的法律办公室在同一座大楼里。
竞争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所有宣布参选的候选人都在新罕布什尔州拼命活动。荣誉勋章获得者，内布拉斯加州前任州长鲍勃·克里参议员吸引了众多的选民，因为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政治家：财政上的保守主义者，社会问题上的自由主义者。他的竞选主题是一个全盘计划：为所有的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障，过去十年间，全国医疗保险费用的增长率三倍于总体通货膨胀率，在失去医疗保险的人数与日俱增的新罕布什尔州，医疗保障自然是一个重大问题。克里还有一个强大的竞选理由：他的军队服役记录和内布拉斯加州保守的共和党人对他的支持，使他成为最有能力与布什总统竞争的民主党候选人。
来自艾奥瓦州的汤姆·哈金参议员是参议院中保障残疾人权益的主要倡导者；他还是科技问题专家，这一点对新罕布什尔州越来越多的城镇选民来说很重要；另外他还是工会运动长期的盟友。他声称，要想赢得11月的选举，必须发动一场真正的平民主义运动，光靠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纲领是没有用的，它对“真iE"的民主党人没有吸引力。
来自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前参议员保罗·聪格斯为了与癌症作战，年纪尚轻的时候就从成功的参议院生涯中退了出来。他已经成为一个健身运动的狂热爱好者，在公众场合精力充沛地游泳，显示他已经战胜了病魔，有能力做总统。聪格斯声称，盛年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使他从常规的政治束缚中解脱出来，与其他候选人相比，他更愿意告诉选民一些他们未必愿意听的残酷真相。他有一些有趣的理念，都印在一本小册子里四处分发。
道格·怀尔德州长是弗吉尼亚州的第一位黑人州长，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他声称，他在南方保守的弗吉尼亚州有能力获胜，他在教育、防治犯罪和平衡预算方面颇有作为，这都证明他有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我参选之后不久，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杰里·布朗也宣布参选。杰里说他不会接受超过100美元的捐款，试图把自己定位为竞选中惟一一个真正的改革者。他的竞选主旨是提议简化复杂的税收法，所有美国公民统一缴纳13％的“固定”税收。1976年；为了在最后时刻阻止吉米·卡特入主白宫，杰里作为年轻的州长参加了后期的初选，在几个州获得了胜利。1979年，我和他一起在全国州长协会工作，其间我越来越欣赏他敏捷的思维和常常与众不同的时事分析。他独特的州长人格中惟一的缺憾是少了点幽默感。我喜欢杰里，但是他’把每一次谈话都看得过分认真了。
我宣布参选之后两个多月，出现了一种足以引起恐慌的可能性：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也许参选。科莫是民主党政治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我们最优秀的演说家，在里根和布什执政期间，他充满激情地维护民主党的价值体系。许多人认为只要他有意，他肯定会获得提名，我有一段时间以为他有意参选。他猛烈攻击过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我本人，还有我关于福利改革和国民服务的理念。在公开场合我表现得宽容大度，私下里我却气得七窍生烟，说了一些令我后悔不迭的话。我想，正因为我一直仰慕他，所以特别在乎他的批评。12月呻旬，他最终宣布将不参选。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我针对他说的一些气话流传开来，我惟一能做的就是道歉。谢天谢地，他很大度，接受了我的道歉。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马里奥·科莫将成为一位难得的顾问和最卖力维护我的人之一。我想让他做最高法院法官，但他也不愿意接受这项任命。我觉得，他太热爱纽约的生活，到了不愿意放弃的地步，可惜选民并不十分理解这一点，没有让他在1994年第四次当选。
竞选初期，我以为在新罕布什尔州最强劲的对手是哈金或克里。不久就很清楚了：聪格斯才是必须打败的人。他的家乡正好处在新罕布什尔的州境线上；他的人生经历很令人震撼；他表现出了获胜的韧劲和决心；最重要的是，他是候选人当中惟一在竞选理念、纲领、具体提议方面与我竞争的人。
成功的总统竞选有三点基本要求。首先，人们必须能够看到你本人，并且能够想像你就是总统。其次，你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和支持才能为人所知。再次，这是一场理念、纲领和问题的战斗。聪格斯达到了前两点要求，正全力以赴赢得理念战役的胜利。我下定决心不能让他得逞。
我在乔治敦安排了三场演讲，用具体的提议充实我的“新盟约”主题。演讲的地点是希利大楼里镶着木板的古雅的加斯顿大厅，对象是学生、教工、支持者和众多的媒体记者。10月23日的题目是“责任与共同体”；11月20日的题目是“经济机会”¨2月12日的题目是“国家安全”。
通过这三场演说，我阐明了十年来作为州长以及和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一起形成的政治理念和提案。我参与撰写并笃信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五个核心信念：安德鲁·杰克逊的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谁都不能享受特权的信条；工作和家庭、自由和责任、忠诚、宽容及包容等基本美国价值观；约翰·肯尼迪的相互责任观，要求公民报答国家；推进民主和人道主义价值观在全世界的传播，以及国内的繁荣和进步；富兰克林·罗斯福致力于创新的精神，致力于使政府现代化以适应信息时代需要的精神，致力于鼓励人民、给予他们创造最美好生活所需工具的精神。
民主党左派和一些政治媒体成员对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批评令我备感惊讶，前者指责我们是秘密的共和党人，后者试图把人装进“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小盒子里。如果无法把我们装进那个僵硬的“民主党人”盒子，他们就说我们没有任何信仰。证据便是我们希望赢得全国大选，而民主党人显然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我认为，民主党领袖委员会通过崭新的理念，正在将民主党最好的价值观和原则进一步发扬光大。当然，一些自由派人士打心眼里不同意我们在福利改革、财政责任和国家防卫方面的看法。但是，我们与共和党人的分歧还是很明显的。我们反对他们有失公平的税收减免和庞大的赤字；反对他们对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和布雷迪法案的抵制；反对他们在给教育提供充足资金和推动教育券之外的实践证明可行的改革方面的工作不力；反对他们在种族和同性恋问题上的分裂策略；反对他们对环境保护的不情不愿；反对他们反堕胎的立场；还有很多，不一而足。我们也有非常好的理念，比如派遣10万社区警察上街巡逻；劳务所得扣抵加倍以提高工作的吸引力，改善一般收入家庭的生活；给予年轻人参与社区服务的机会以帮助他们支付上大学的费用。
我提出的原则和提议很难说有共和党倾向，或缺乏说服力。恰好相反，这些原则和提议有助于使民主党现代化，以后还将被世界各国重新涌现的中间偏左的党派采用，也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最重要的是，这些新的理念一旦得到施行，将被证明有益于美国。1991年在乔治敦的演说给了我宝贵的机会，显示我有一整套促成改变的详细计划，并且将认真谋求将它们贯彻施行。
与此同时，在新罕布什尔州，我推出了自己的竞选小册子，简要介绍我在乔治敦演说中所有的具体提议。我还尽可能多地安排出席城镇会议。其中较早的一个安排在基恩，新罕布什尔州南部一个风景秀丽的大学城。我们的竞选员工在镇里到处张贴了海报，但是我们拿不准会有多少人来参加。我们租的屋子大概能容纳200人。在路上，我问一个多次为竞选工作的人，需要来多少人我们才能避免尴尬？她答道："50。”那么多少人才算成功？“150。”我们到场的时候，那里聚集了400人。消防局长要求我们把一半人安排在另一间屋子，所以我必须参加两个会议。我头一次知道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能有斩获。
一般情况下，我讲话15分钟左右，然后花大约一个半小时回答问题。刚开始我担心自己讲得过于详细，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可能出现“政策失误”，很快我就意识到人们不关心形式，只在乎内容。他们有着切肤之痛，特别想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和如何才能摆脱困境。就是在这样的城镇议会和其他竞选站点，通过聆听人们提出的问题我极大地增长了见识。
一对老年夫妇，爱德华，戴维斯和安妮·戴维斯，告诉我说他们常常必须在买处方药和买食品之间进行选择。一个高中生说，她失业的父亲感到极为羞耻，吃饭的时候都不敢看自己的家人，只是低着头。我在美国军团礼堂里会见了一些老兵，发现他们特别关心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医疗保健质量的下降，对我反对越南战争的立场却无所谓。罗恩·马乔斯的故事尤其令我感动，他的儿子罗尼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他失去了工作，至今没有找到一份提供医疗保险能偿付未来巨额医疗费用的工作。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人举行大会聆听所有候选人的陈述，来自阿肯色州的我的老朋友简·帕斯卡尔发动她的一群学生举着“克林顿竞选总统”的牌子把我领到了讲坛。其中一个学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迈克尔·莫里森坐在轮椅里，不过他的动作一点也不慢。他支持我，因为他是由低收入的单亲母亲抚养长大的，他认为我将致力于为所有孩子提供上大学和找到好工作的机会。
到12月，我竞选的形势越来越好。12月2日，詹姆斯·卡维尔和他的搭档保罗·贝加拉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都是非常有魅力的人物，都是被人竞相拉拢的政治资产，刚刚帮助宾夕法尼亚州的鲍勃·凯西州长和哈里斯·沃福德。参议员，还有佐治亚州的泽尔·米勒州长竞选成功。泽尔先帮我打通了卡维尔的电话，以便我能与卡维尔及贝加拉约定见面事宜。与弗兰克，格里尔和我一样，他们俩属于濒危但生存能力很强的政治生物，南方的白人民主党人。卡维尔是移居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国人后裔，做过海军陆战队员，很有策略，立志献身进步主义政治。他和我有很多共同点，包括都有一个受我们爱戴的意志坚强、讲求实际的母亲。贝加拉是一个机智幽默、精力充沛的人，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舒格兰，信仰攻击性的平民主义，却有着天主教徒的社会良知。我不是惟一想雇用他们的候选人，当他们签字加入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竞选带来了活力、方向感和可信度。
12月10日，在全美主要犹太人组织主席大会上，我发表了演说，两天后，我在乔治敦发表了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演说，内容是关于国家安全的。我的这些演说得到了老朋友桑迪叫白杰的很大帮助，卡特入主白宫期间他是国务院政策办公室副主任。桑迪介绍了卡特时期的另外三位外交专家——托尼·莱克、迪克·霍尔布鲁克和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来帮忙，还有一位澳大利亚出生的非常有才华的中东问题专家马丁·安迪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将扮演重要的角色。12月中旬，他们帮助我们掌握了基本的外交知识和能力，这就足够了。
12月15日，我在佛罗里达州民主党大会上获得了54％的选票，赢得了这场不具约束力的非正式选举。80年代我曾三次出席这个大会，认识了投我票的许多代表，我拥有由副州长巴迪·麦凯领导的最强大的竞选组织。希拉里和我也对代表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她生活在迈阿密的兄弟休和托尼还有休的妻古巴裔律师玛丽亚也帮了很多忙。
在佛罗里达州获胜之后两天，阿肯色州的一个筹款人为竞选筹得了80万美元，远远超过以前任何一次筹款数目。12月19日，《纳什维尔旗帜报》成了第一家对我表示支持的报纸。12月20日，科莫州长宣布将不参选。随后，佐治亚州参议员萨姆·纳恩和州长泽尔·米勒宣布支持我，有力地推动了竞选。佐治亚州的初选正好赶在超级星期二之前，同时举行的还有马里兰州和科罗拉多州。
与此同时，布什总统的麻烦升级，因为帕特·布坎南宣布将参加老大党的初选，从右翼对布什总统发起了乔治·华莱士式的进攻。共和党保守派对总统签署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通过的减少4920亿美元赤字的一揽子提案感到恼火，因为除了减少开支，其中还包含5美分的汽油税增幅。1988年，布什的名言“看我的嘴型——不再加税”曾让共和党大会代表起立为他鼓掌欢呼。签署减少赤字一揽子议案是负责任的做法，但是这样一来，他背弃了他最引入注目的竞选承诺，违背了共和党右翼的反税收教条。
共和党保守派并非只把火力对准总统。我同样也被一个名为ABIAS的组织——全称是独立美国精神复兴联盟——猛烈攻击。独立美国精神复兴联盟的一个领导人是克利夫·杰克逊，我在牛津大学认识和喜欢的一个阿肯色人，但他如今是共和党保守派的一分子，对我个人怀着极深的敌意。当独立美国精神复兴联盟在电视、电台和报纸上播放或刊登广告攻击我的从政履历时，我们进行了快速猛烈的还击。这些攻击对竞选也许是利大于弊，因为回击的时候我作为州长的成就被着力强调，而这些攻击的源头也令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人对它们心存疑虑。圣诞节前两天，新罕布什尔州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我的支持率仅次于保罗·聪格斯，而且正在迎头赶上。这一年伴着竞选的顺利进展结束了。1月8日，怀尔德州长退出竞选，对黑人尤其是南方黑人选票的竞争减轻了不少。几乎与此同时，弗兰克·格里尔制作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广告片，重点突出新罕布什尔州的经济问题和我的改革计划，我们在民意测验中开始领先于聪格斯。到1月的第二个星期，我们的竞选班子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筹集330万美元，其中有一半来自阿肯色州。今天来看，这个数目并不大，但在1992年初，这笔钱足以帮助我们把其他候选人甩在后头。
我的竞选似乎进展顺利，但在1月翅日，小石城的媒体收到小报《星报》将在2月4日刊登一篇报道的预先通知，在这篇报道里，珍妮弗·弗劳尔斯说她与我有长达12年的情史。在1990年竞选阿肯色州州长的时候，拉里·尼科尔斯声称我与五个女人有不正当关系，珍妮弗便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她义正词严地加以否认。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媒体如何对待她的180度转变，所以依旧按日程安排工作。我长途驱车到了新罕布什尔州西南部的克莱尔蒙特，参观当地的一家刷子厂。这家工厂的厂长希望把产品卖给沃尔玛，我想帮助他们。其间，迪·迪·迈尔斯走进工厂的小办公室给竞选总部打电话。弗劳尔斯说她手亡有和我十次电话谈话的录音，这些录音据称将证明她的指控是真实的。
一年前，弗劳尔斯的律师给小石城一家电台写信，威胁说如果这个电台的一位脱口秀主持人继续重复拉里·尼科尔斯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些话，她将以诽谤罪提起诉讼，因为电台已经“错误地、不真实地”指控她有通奸行为。我们不知道弗劳尔斯的任何磁带上的任何内容，但是我对这些电话记得很清楚，不认为其中有什么对我造成损害的内容。我从1977年就认识弗劳尔斯，最近还帮她在州政府谋了一份差事，她曾打电话向我抱怨，媒体甚至跑到她唱歌的地方去骚扰她，她觉得有可能会丢掉工作。我同情她，我当时并不认为会有什么后果。迪·迪试图了解更多的《星报》即将刊登的内容，我也给希拉里打了电话，告诉她发生的一切。幸运的是，她当时正在佐治亚州州长官邸参加竞选活动，泽尔和雪莉·米勒夫妇对她非常热情周到。
关于弗劳尔斯的报道掀起了轩然大波，媒体无法避免连锁反应，尽管随后的一些报道对她的指控提出了质疑。据媒体报道，弗劳尔斯因为这篇报道得到了一笔钱，一年前她曾拼命否认这种不正当关系的存在。值得肯定的是，媒·体也挖出了弗劳尔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上撒的谎。但是，相形之下，还是有关婚外情的报道有影响力。我在新罕布什尔州民意调查中支持率开始下降，希拉里和我决定接受邀请，参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就这些指控和我们的婚姻状况回答问题。这样做并不容易。我们想反击恶意诽谤的新闻报道，谈论实质性问题，同时又不能对自己造成伤害，也不能助长进行人身毁灭的政治攻击，我强烈谴责这样的政治攻击，即便在没有触及我之前我的态度也是如此。我已经说过，我的生活并非完美元瑕。如果完美是标准，当选总统的应该另有他人。
1月26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在波士顿的丽嘉饭店录制了这个节目，安排在当晚超级杯比赛之后播出。我们与采访人史蒂夫·克罗夫特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一开始便问弗劳尔斯说的事情是否真实。我回答说不是，他便问我是否有过婚外情。也许我应该借用罗莎琳·卡特在1976年对一个相似问题非常机智的回答：“如果我有的话，将不会告诉你。”既然我不像卡特夫人那样无可指责，我决定不耍小聪明。所以我说，我已经承认给我的婚姻带来过伤痛，就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比其他候选人多得多的话，我想就此打住，再说，美国人民明白我的意思。
不可思议的是，克罗夫特又问了我一遍。他采访的惟一目的就是让我“招供”。他提了一系列关于珍妮弗·弗劳尔斯的问题之后，终于问及关于希拉里和我的问题，说我们的婚姻是“刻意的安排”。我真想重重地打他一拳。不过我还是回答说：“稍等一下。你看着的是两个相爱的人。这不是安排或协议。这是婚姻。”希拉里接着说，她坐在这里和我一起接受采访，是“出于我对他的爱和敬意，也出于我对他所经历的一切和我们一起经历的一切的尊重。你也知道，如果人们觉得这样还不够，那就不要投他的票吧”。刚开始的“泥泞战”之后，克罗夫特斯文了很多，和我们谈论起希拉里的生活和我的生活，相当融洽。可惜这些在编辑的时候都被删掉了，只剩下大约十分钟的内容，显然是因为超级杯才缩短了这个采访节目。
采访中间，希拉里和我坐着的沙发上方有一盏很亮很烫的灯的胶带松了掉了下来。灯正对着希拉里的头顶，如果砸着她的话，她一定会被严重烫伤的。不知怎么的，我眼睛的余光看到了正往下掉的灯，就在灯砸上希拉里座位之前一瞬间，我伸手把她拽过来趴在我的腿上。希拉里吓坏了，这很正常。我一直抚摩着她的头发，说没关系，说我爱她。熬过艰难的采访之后，我们飞回家和切尔西一起看这个节目。她说：“我觉得能拥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我感到开心。”
第二天早上，我飞到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参加前州长比尔·温特和迈克·埃斯皮为我组织的早餐会，他们两个很早就支持我。我不知道究竟是否有人来，招待会究竟是什么情形。让我如释重负的是，他们不得不另外加座，来的人比预期的多，而且看到我打心眼里高兴。就这样，我恢复了正常的竞选工作。
然而，事情还未结束。珍妮弗·弗劳尔斯在纽约的华尔道夫一阿斯托里亚饭店一个拥挤的房间里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她再一次讲述了和我的故事，还说她已经厌烦了为此而说谎。她也承认，“当地的一个共和党候选人”找过她，请她把事情公之于众，但是她拒绝透露他的名字。她当场播放了一些录音带，但只能证明我曾经与她有过电话交谈，这一点我从未否认过，与之前的大肆渲染相比，录音带的内容有些反高潮的意味。
尽管后来还出现了一些报道，但弗劳尔斯事件引起的媒体喧闹到了尾声。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60分钟”节目里成功引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这件事。公众知道我并不完美，也没有假装完美，不过他们也知道这个国家面临着许多更为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对媒体报道“花钱买垃圾”的做法非常反感。大约在这个时候，拉里·尼科尔斯决定撤回诉讼，并为他所说的试图“毁掉”我的行为公开道歉：“媒体对这件事大肆炒作，已经到了过分的地步。《星报》的文章出来之后，好几个女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付钱请她们曝料说与克林顿有性关系。简直是疯了。”也有人对弗劳尔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播放的录音带提出了疑问。《星报》拒绝提供原始录音带。洛杉矶的一家电视台聘请了一位专家，这位专家说，尽管他不知道这些录音带是不是“伪造的”，却能肯定它们被“有选择地编辑过”。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根据所请专家的分析，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批评性的报道。
我已经说过，我与珍妮弗·弗劳尔斯相识于1977年，当时我是阿肯色州检察长，她是当地一家电视台的记者，经常采访我。之后不久，她离开阿肯色州，投身娱乐业，我想是给乡村音乐歌星罗伊·克拉克担任伴唱。其间她搬到了达拉斯。80年代后期，她回到小石城母亲的身边，打电话请我帮她在州政府找一份工作，以补充她唱歌的收入。我把她介绍给我的工作人员朱迪·加迪，后者负责把许多要求帮助、希望在政府工作的人介绍给各种各样的机构。九个月后，弗劳尔斯终于获得了一份工作，薪水一年不到两万美元。
珍妮弗·弗劳尔斯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努力求生存的人，她的童年并不完美，工作中也有挫折，但她一直坚持奋斗。后来，媒体引述她的话说，她有可能投我的票，而在另一个场合，她说不相信葆拉·琼斯的性骚扰指控。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1992年1月在"60分钟”亮相差不多整整六年之后，我不得不因为葆拉·琼斯案出庭宣誓作证，还被问及珍妮弗·弗劳尔斯。我承认在70年代和她有过不应该有的关系。当然，这些质询与葆拉·琼斯性骚扰的假指控没有关联；有人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企图从人身和政治上损害我，让我难堪，这些质询只是这一长期过程的一部分。但是我宜了誓，而且很自然地，如果我没有做过任何错事，我就不可能感到难堪。我的批评者争相落井下石。滑稽的是，尽管他们认定其他证词并不真实，他们却认为我的这一回答是事实。事实是，不存在12年的情史。珍妮弗，弗劳尔斯现在仍在起诉詹姆斯·卡维尔、保罗，贝加拉和希拉里诽谤她。我不想诅咒她，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是总统了，我非常希望她不要继续与他们过不去。
弗劳尔斯事件爆发之后几天，我打电话给埃里·西格尔，请他来小石城，以他的成熟风范在总部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他问我怎么会请他这样的人来帮忙，要知道他帮助过的候选人都没有赢得总统大选，我开玩笑说：“我走投无路了。”埃里大笑，过来担任了竞选办公室主任，掌管中心办公室、财务和竞选飞行。这个月初，田纳西、肯塔基和华盛顿的内德·麦克沃特、布里尔顿·琼斯和布思·加德纳三位州长对我表示支持。已经对我表示支持的州长，比如南卡罗采纳的迪克·赖利、怀俄明的迈克，沙利文、新墨西哥的布鲁斯，金、北达科他的乔治·辛纳和佐治亚的泽尔·米勒重申了他们的态度。萨姆·纳恩参议员也是如此，但附加了一句警告：他想“等着看看”还有什么事情会被捅出来。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显示，70％的美国人认为媒体不应该报道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在另一项民意调查中，80％的民主党人说，即便弗劳尔斯的指控是真的，他们的选择也不会受到影响。这听上去很不错，但是20％是个相当大的数字，足以使人立即放弃竞选。不过，竞选的形势又有好转，结果最起码应该是我们仅次于聪格斯并对他构成强大的挑战，我认为这个结果将相当好，足以使我们投入南方的初选。
然而，竞选形势刚有起色，兵役事件冒出来给了我沉重的打击。2月6日，{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揭露我的服兵役经历以及1969年在阿肯色大学期间与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关系。竞选初期，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曾说在牛津大学上学期间没有申请延迟服兵役；事实上，我申请从1969年8月7日延迟到10月20日。更糟糕的是，同意让我加入后备军官训练计划的尤金·霍尔姆斯上校现在却说，我对他进行误导进而没有服兵役。1978年，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他说处理过成百上千的申请，对我的申请没有任何具体的记忆。连带我的错误声明，整个事件给选民的印象便是，我在没有服兵役的原因上故意误导他们。事实并非如此，但在当时我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我不记得也没有找到杰夫·德怀尔记录1970年3月他与霍尔姆斯上校友好谈话的磁带，那时我已经参加完后备军官训练计划，回到应征行列。杰夫已经去世了，我们当地的征兵委员会主席比尔·阿姆斯特朗也去世了。那个时期的征兵记录也已经全部毁掉。
霍尔姆斯的攻击令我感到惊讶，因为这与他以前的说法自相矛盾。有人说，霍尔姆斯的女儿琳达·伯内特是共和党的激进分子，当时正帮助布什谋求连任，可能是她让霍尔姆斯“恢复”了部分记忆。
9月16日，选举日更加临近的时候，霍尔姆斯发布了一个更详细的声明，对我的“爱国心和操守”提出质疑，又咬定说我欺骗了他。显而易见，这个声明由他的女儿草拟，我的老对手约翰·保罗·哈默施密特众议员办公室提供援手，布什竞选班子的几名官员加以修改。
兵役事件爆发过后几天，离新罕布什尔州的选举日还有一个星期，美国广播公司“夜线”节目主持人特德，科佩尔打电话给戴维·威廉，说他手里有一封我写给霍尔姆斯上校的关于征兵的信——如今人人都听说过这封信——还说美国广播公司将为此做一个节目。我完全忘记了信的内容，美国广播公司同意送给我一个复印件，他们好心地兑现了允诺。我读了信之后，才明白为什么布什竞选班子确信这封信加上霍尔姆斯上校在后备军官训练队一事上的改口，能将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置于死地。
那天夜里，米基·坎特、布鲁斯·林赛、詹姆斯’卡维尔、保罗·贝加拉、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希拉里和我在曼彻斯特天天饭店汽车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开会。媒体已经把我整得奄奄一息了。现在对我人格的攻击是双重的。所有的电视评论员都说我死定了。乔治蜷缩在地板上，满眼泪水。他问是否该宣布退出了。卡维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挥舞着那封信大喊：“乔吉！乔吉！你疯了。这封信对我们有利。读过它的人都会认为他有人格！”尽管我欣赏他的“永不言败”的态度，但我比他要冷静一些。我知道乔治惟一的政治经验是在华盛顿获得的，与我们不一样，他可能真的以为媒体能决定谁有分量谁不值一提。我问：“乔治，你仍然认为我将成为一个好总统吗？”“是的。”他回答。“那就苎起来，回去继续工作。如果选民想让我退出，他们会在选举日表明态度的。我要让他们来决定。”
我的话听上去很勇敢，但在民意调查中我的支持率却像掉进井里的石块。我已经处于第三位了，似乎我的支持率还有可能超不过10％。我听从卡维尔和米基·坎特的建议，买下《曼彻斯特联合导报》的广告版面，刊登了那封信的全文；并买下两段各30分钟的电视时间，让选民打来电话，就那些指控和任何他们关心的问题来询问我。150名阿肯色人放下手中的工作，来新罕布什尔州挨家挨户地拜访。其中戴维·马修斯众议员曾是我的法律学生，是我提交给议会的议案和我在阿肯色州竞选州长时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戴维能言善辩，很快就成为希拉里之外我主要的代言人。当他在一些集会上为我激发了选民的情绪之后，我觉得一些人已经开始认为他应该是候选人。还有600名阿肯色人在《曼彻斯特联合导报》的整版广告里列出他们的名字和家庭电话，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人如果想知道克林顿州长的真实情况，请给他们打电话。几百人打了电话。
来帮忙的所有阿肯色人当中，我最亲密的童年伙伴戴维·莱奥普洛斯起到其他人比不上的作用。弗劳尔斯事件爆发之后，戴维听到电视评论员说我完蛋了。他急得马上开了三天车来到新罕布什尔州。他没有钱买机票。他到达总部之后，我年轻的新闻助手西蒙‘罗森堡安排他接受波士顿电台的采访，这个电台拥有二大群新罕布什尔州听众。戴维出手便是“本垒打”，对我们40年的交情津津乐道，我身上人性的因素似乎多了一些。随后他向我们的一群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沮丧志愿者讲话。讲完之后，现场每一个人都热泪盈眶，决心要奋战到底。戴维在新罕布什尔州忙碌了整整一个星期，接受电台采访，派送手工做的传单，上面印着我们童年时代朋友的照片，可以证明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周的时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在纳舒厄的一个集会上见到了戴维，他和另外50个阿肯色人在一起，包括卡罗琳·斯特利、我的爵士乐老搭档兰迪，古德勒姆和我的小学校友莫里亚·阿斯佩尔。也许是“比尔之友”拯救了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
选举日前几天，我去纽约参加一个筹划很久的筹款会。我怀疑是否会有人来，即便只是来看一具行尸走肉。我从喜来登饭店的厨房走向舞厅，一路上按一贯的做法和侍者、厨师握手。其中有一个名叫迪米特里奥斯·泰奥法尼斯的侍者和我简短地聊了几句，从此便成为我终身的朋友。“我九岁的儿子在学校里仔细研究了这次选举，他说我应该投你的票。如果我投票选你的话，我希望你能让我的儿子享受自由。在希腊，我们没有钱但是我们很自由。在这里，我儿子不能一个人到街对面的公园玩，也不能一个人走着去上学，因为这样做太危险。他享受不到自由。如果我投票选你的话，你能让我儿子享受自由吗？”我几乎哭出声来。这个人非常关心我能为他儿子的安全做些什么。我告诉他，社区的警察将在街区巡逻，了解所有的住户，这对解决安全问题是很有帮助的，还说我将为10万名这样的警察提供经费。
我感觉轻松多了，而当我走进舞厅的时候，差点欣喜若狂：那里聚集了700人，包括我的乔治敦朋友丹尼斯·海兰·丹格雷蒙德和她丈夫鲍勃，他们从罗得岛州赶来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回到新罕布什尔州，我觉得自己还有一线生机。
竞选的最后几天里，聪格斯和我就经济政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提出了创造就业机会、创业、减少贫困人口和收入不平衡的四点计划：在四年内将赤字减少一半，减少针对最富裕人口的开支，同时增加针对他们的税收；增加对教育、培训和新技术的投入；扩大贸易；适度降低针对中产阶级的税收，大幅降低针对贫穷工人阶级的税收。我们引用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尽最大可能对每个提议做了估算。聪格斯恰好相反，他说我们应该集中力量降低赤字，美国无法承受给中产阶级减税，但是他支持降低资本收益税——最大的受益者却是最富裕的人。就因为我提议减税，他叫我“拉皮条的熊”。他说他将成为华尔街最好的朋友。我反击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民主党人的经济计划，对华尔街和小镇大街上的人、对商业企业和工薪家庭都有帮助。许多人同意聪格斯的看法，认为赤字数目太大，无法容许我的减税方案，但是我认为，对于过去加·年间收入不平衡现象的恶化和肋年代把税收重负压在中产阶级身上的做法，我们必须有所改变。
尽管我非常乐意辩论我们各自经济计划的利弊，我仍然很清醒地意识到，对我人格的质疑并未结束。竞选快要结束时，我在多佛对一群热忱的人谈到我对“人格问题”的理解：
过去几个星期里我经历的一切绝对让我惊奇万分，正当我因为谈论你们的问题、你们的未来和你们的生活而使我的支持率急剧上升到最高点的时候，所谓的人格问题不失时机地被提了出采。
是的，人格在总统大选中是重大问题，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美国人民一直不断地对政治人物的人格进行评判。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否则今天我们没有人会在这里。我将把我对人格问题的看法告诉你们：谁真正关心你们？谁真正想说如果当选总统他将具体怎么做？谁的政绩明白无误地表明他说到做到？谁决心要改变你们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得到权力或保持权力……
我将把我对这次选举中人格问题的看法告诉你们：你拥有总统的权力，却不用这个权力帮助人民改善他们的生活，直到最后，你不得不靠选举来拯救自己的生活，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才是人格问题……
我将告诉你们以下的话。我将为你们夺回这次选举，如果你们愿意让我拥有这次选举的胜利，我不会变成乔治·布什。我永远不会忘记给我第二次机会的你们，我将时刻为你们的利益而奋斗，直到铲除最后一个弊端。
“直到铲除最后一个弊端”成了新罕布什尔州竞选最后几天我们队伍的战斗口号。成百上千的志愿者忘我地工作。希拉里和我与每一个我们能够找到的人握手。民意调查的结果仍旧令人失望，但是我们的感觉要自信多了。
2月18日选举日这天早上，天气寒冷刺骨。简·帕斯卡尔坐在轮椅里的学生，年轻的迈克尔·莫里森醒来时，想着要去一家投票站为我工作。不幸的是，他母亲的车无法发动。迈克尔很失望但是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冰冷的清晨，他开着装了发动机的轮椅上了打滑的公路，顶着冬天的风开了两英里，到达他负责的投票站。一些人认为决定选举结果的是兵役事件和珍妮弗·弗劳尔斯。但我认为是迈克尔·莫里森；是罗尼·马乔斯，那个心脏有个小洞却没有医疗保险的小男孩；是那个年轻的女孩，她失业的父亲因为羞耻在餐桌旁低着头；是爱德华·戴维斯和安妮·戴维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购买必需的食品和药物；是纽约一个移民侍者的儿子，他不能到住处对面的公园去玩。谁对谁错，马上就会见分晓。
那天夜里，聪格斯获得了35％的选票，我以26％排在第二，实力不弱，大大超过克里的12％、哈金的10％和布朗的9％。其他的选票投给了选票上未列的候选人。帮达菲竞选时认识的新罕布什尔州支持者乔·格兰史密斯催促我及早对媒体发表声明，保罗·贝加拉又建议我说新罕布什尔州使我成了“重获信任的孩子”。在紧挨着马萨诸塞州边境线的选区，聪格斯彻底击败了我。在向北十英里的新罕布什尔州选区，其实是我赢了他。我兴高采烈，内心怀着无尽的感激。选民已经决定我应该坚持下去。
我越来越喜欢新罕布什尔州，欣赏它的特质，尊重那里选民的严肃态度，即便他们一些人没有投我的票。新罕布什尔州对我进行了真正的考验，使我成为更有能力的候选人。这么多的人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希拉里和我，使我们探受鼓舞。他们中加入我的政府的人数多得惊人，在接下来的八年里，我还和另外几个人保持着联系，在白宫专门举办过新罕布什尔州日活动。
新罕布什尔州表明了美国人民多么深切地希望自己的国家发生改变。在共和党那边，半路杀出的帕特·布坎南赢得了37％的选票，布什总统的全国支持率自海湾战争以来第一次低于50％。尽管在民意调查中他仍然领先于聪格斯和我，获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还是有希望当选的。
新罕布什尔州之后，接下来的初选和预备会议时间挨得特别紧，新罕布什尔州所要求的“零售”政治在这些地方根本来不及运用。2月23日，聪格斯和布朗是缅因州预备会议的获胜者，前者赢导30％的选票，后者得到29％。我以15％排在第三，距离拉得比较大。除了艾奥瓦州，实行预备会议制度的其他州吸引来参加代表选举过程的人数远远低于实行初选制度的州。所以，预备会议对拥有铁杆支持者的候选人青眼有加。一般情况下，但并不总是如此，他们相对于民主党整体要稍微左倾，比大选选民要左倾得多。2月25日，南达科他州选民在初选里对他们的邻居鲍勃·克里和汤姆·哈金的支持率高于我，但是我仅仅出席了在一家马场举行的一次集会，而且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3月很重要，一开始便是科罗拉多州、马里兰州和佐治亚州的初选。我在科罗拉多朋友很多，前州长迪克·拉姆是我在落基山脉地区的协调人，尽管如此，我也只能做到与布朗、聪格斯三分天下。布朗获得了29％的选票，我是27％，聪格斯以26％紧随。在马里兰，我刚开始组织了一个很强的竞选班子，可惜当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民意调查中支持率陡然下降的时候，一些支持者转而支持聪格斯。
佐治亚州是最大的考验。我还未赢得过一场初选，必须在这里获胜，而且要令人心服口服。它是定在3月3日选举的最大的州，也是南方最先选举的州。泽尔·米勒把初选时间提前了一周，与超级星期二选举的南方其他各州错开。佐治亚州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亚特兰大是一个多元化的大都会，是公：司总部最集中的美国城市之一。除了亚特兰大，其他的地方在文化上很保守。比如说，泽尔试图让议会通过议案把邦联的十字标志从州旗上去掉，他没有成功；他的继任者罗伊·巴恩斯成功了，却因此在竞选连任时失败。这个州的军队也非常多，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其国会领导人的庇护。所以萨姆·纳恩能成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不算是意外。兵役事件爆发后，鲍勃·克里说等我到了佐治亚州，那里的选民会把我像“煮熟的花生一样”剥开，他的用语非常巧妙，因为佐治亚州花生的种植量超过其他州。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结束之后几天，我飞到了亚特兰大。飞机一落地，我的老朋友梅纳德·杰克逊市长和检察官也是越战老兵的吉姆·巴特勒迎上前来，后者微笑着说，他是不想把我像“煮熟的花生一样”剥开的老兵。
我们三个人乘车到市中心一家商场参加集会。我和一大群支持我的深孚众望的民主党人一起走上了讲台。很快，临时搭建的讲台承受不住这么多人，它倒塌了，人摔得到处都是。我没有受伤，但是另一位主席，州众议院黑人议员卡尔文·斯梅尔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摔倒在地，髋部骨折了。后来，克雷格·史密斯对卡尔文开玩笑说，他是我的支持者当中惟一确确实实为我“摔破屁股”的人。他当然是这样。但泽尔·米勒、众议员约翰·刘易斯和许多其他的佐治亚州人也是如此。还有许多自发组成“阿肯色旅行者”的阿肯色人。“阿肯色旅行者”的足迹遍及几乎所有实行总统初选的州。他们总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佐治亚州的活动尤其有效。政治媒体说要想继续竞选的话，我必须在这里获胜，至少要得到40％的选票。多亏了我的朋友和我的政见，我赢得了57％的选票。
接下来的星期六，在南卡罗来纳州，我获得了第二场胜利，得到63％的选票。民主党官员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另外还有前州长迪克·赖利和“复兴周末”活动的朋友。汤姆·哈金孤注一掷地想扳倒我，南卡罗来纳州土生土长的杰西，杰克逊随他一起到全州各地诋毁我。他们攻击我，我在一家电台对着麦克风不小心说了一些粗鲁的话进行还击，尽管如此，其他的黑人领袖一直支持我。与在佐治亚州一样，我赢得了南卡罗来纳州大多数的黑人选票。我想这令我的对手感到惊讶，因为他们都对民权有着强烈的信仰，并且身体力行做过不少实事。但是我是候选人中惟一的南方人，我和阿肯色州支持我的黑人把多年来建立的关系网扩展到了南方及南方之外的黑人政治、教育、商业和宗教领袖。
与在佐治亚州一样，我也获得了白人初选选民的大力支持。在1992年，不愿意支持与黑人族群关系密切的候选人的大多数白人已经加入了共和党。其他的白人希望总统能跨越种族界限努力铲除令所有美国人受害的问题，他们把票投给了我。共和党力图尽可能降低这个人群的数目，方式便是把每一场选举变成文化战争，把每一个民主党人变成白人选民眼中的异己。他们知道应该按动哪颗心理按钮，使白人选民停止思考，如果他们的伎俩得逞，他们自然就获胜了。除了努力赢得初选，我还尽力维护白人选民的思考能力，保持大选中在南方的竞争力。
佐治亚州初选之后，鲍勃·克里退出了竞选。南卡罗来纳州之后，汤姆·哈金退出了。只有聪格斯、布朗和我得以挺进超级星期二8个州的初选和3个州的预备会议。在聪格斯的大本营马萨诸塞州和邻近的罗得岛州的初选中，他使我输得很惨，他还在特拉华州的预备会议中获得了胜利。但是在南方和南方周边各州，我们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南方各州——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俄克拉何马州和田纳西州——的初选中，我都赢得了大部分的选票。在得克萨斯州，通过我在1972年麦戈文竞选中结识的朋友的帮助，还有大多数墨西哥裔民众的支持，我得到了66％的选票。在其他实行初选的州，除佛罗里达外，我的得票率比在得克萨斯州还要高；在佛罗里达州，经过白热化的竞争之后，结果是克林顿得票51％，聪格斯34％，布朗12％。另外我还在夏威夷的预备会议中获胜，这得感谢约翰·韦利州长的帮助，我在密苏里州也赢了，梅尔，卡纳汉副州长支持我，尽管他自己还得参加州长初选。他最后也赢了。
超级星期二之后，我只有一周的时间巩固我要在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大获全胜的战略。仅仅一个月前，我还处在自由落体状态，所有的媒体“专家”都预测我将完蛋。现在我处于领先地位。然而，聪格斯仍然不容小觑。超级星期二过后一天，他打趣说，鉴于我在南方初选中表现如此强劲，他将考虑选我做副总统候选人。第二天，他也在中西部，对我的人格、我作为州长的所作所为以及我的候选人资格提出质疑。在他看来，涉及人格的问题是给中产阶级减税。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大约40％的美国人也怀疑我的诚实，但是我不能确定这和税收问题有任何关系。
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坚持自己的战略，奋力拼搏。在密歇根州，我访问了弗林特附近的小镇巴顿，那里的大部分居民来自阿肯色州，希望在汽车行业里找一份工作。3月12日，我在底特律附近的马科姆县发表了演讲，那里是里根派民主党人的老家，选民们都受里根反对政府、加强国防、严打犯罪的政纲吸引，背离了我们的党。事实上，这些城郊的选民从60年代开始就投共和党人的票，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党不再认同他们的工作和家庭观，对社会计划过于热衷，他们觉得这是把他们缴纳的税款拱手送给黑人和浪费成性的官僚。
我对马科姆县社区学院里满屋子的人说，我将带给他们一个全新的民主党，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都以人人享有机会、人人承担责任为出发点。所谓人人，自然包括无论表现好坏都拿高薪的企业管理者、拒绝提高技能的工人和有工作能力却拿救济的穷人。随后我对他们说，我们不可能成功，除非他们愿意跨越种族界限，与所有价值观相同的人一起努力。他们必须停止根据种族界限投票的做法，因为“这些问题本质上与种族无关。它们纯粹是经济问题，是价值观念问题”。
第二天，在底特律市中心奥德尔·琼斯牧师的快乐林浸礼会教堂里，我把同样的信息传达给了几百名黑人牧师和其他一些激进活动家。我对这些黑人听众——许多人有阿肯色州的背景——说，我呼吁马科姆县的白人选民跨越种族的藩篱，现在我也向他们发出同样的呼吁，方式便是认可我强调责任的计划，包括福利改革、加大力度施行儿童抚养计划和努力防治犯罪，这些计划将推动所有社区的人们对工作、家庭和安全等价值观念的认同。这两场演讲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因为一个政治家挑战马科姆县白人的种族观念和市中心贫民区黑人的福利和犯罪观念，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两个地方的人对同样的信息产生了强烈反应，我对这一点并不感到意外。在内心深处，大多数美国人知道最好的社会计划是工作，最强大的社会组织是家庭，种族分化的政治无异于自我拆台。
在伊利诺伊州，我参观了一家香肠工厂，工人中有黑人、西班牙裔民众和乐欧移民，公司致力于向所有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员工提供达到普通教育水干的机会。我遇到来自罗马尼亚的一位新公民，他说将把他的第一张选票投给我。我和两个激进活动家博比·拉什和路易斯·古铁雷斯，一起在黑人和西班牙裔社区里发动选民，他们两个后来都当选为国会议员。我和一个年轻的西班牙裔社区领导人丹尼·索利斯一起参观了一个高效利用能源的住房项目，他的姐姐帕蒂在竞选中为希拉里工作，从此就没有离开。我还加入了芝加哥圣帕特里克节的游行行列，支持者为我喝彩，反对者奚落嘲讽，游行路线两旁的酒吧里供应充足的啤酒，两种声音的分贝也因此提高了不少。
选举日前两天，我和保罗·聪格斯、杰里·布朗进行了电视辩论。他们清楚这是不成则败的时候，所以全力攻击我。布朗首先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方式就是猛烈攻击希拉里，他说我指使阿肯色州的企业找罗斯律师事务所做代理，目的是增加希拉里的收入，另外，由于希拉里的缘故，罗斯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一家家禽公司从污染控制与生态部得到了特殊照顾。这些指控滑稽可笑，杰里恶狠狠的神情使我恼怒万分。我解释了实际的情况，我在1986年州长竞选中面对弗兰克·怀特对希拉里律师工作的指控时采取了同样的对策。自从1948年起，罗斯律师事务所在债券交易中一直代表阿肯色州政府。阿肯色州公用事业公司要求阿肯色州政府承担大海湾核电站的费用，在这场官司申罗斯律师事务所担任政府的代理。在计算她的入伙分红之前，希拉里已经让人把州政府偿付的律师费从律师事务所的收人中扣除，所以她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经济利益，最简单的调查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另外，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客户从任何州立机构得到了特殊照顾。我不应该发脾气，但这些指控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对此我觉得有些内疚，因为希拉里被迫多次为我辩护，我很高兴自己能够奋起保护她。
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极为诚实的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她，所以这些指控是有杀伤力的。电视辩论后第二天，我们在芝加哥忙碌的蜜蜂咖啡馆与顾客握手，一个记者问她如何看待布朗的指控。她回答得很巧妙，说了一些事业家庭兼顾之类的话。记者随后问她是否能避免冲突的出现。当然能，她是这样做的，也应该这样回答。但是她又疲劳又紧张。她回答说：“我想我可以待在家里，烤烤饼干，泡泡茶，但是我决心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在我丈夫成为公众人物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律师工作了。我非常非常努力，尽可能做到小心谨慎，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媒体揪出“茶和饼干”这几个字，硬把它们说成是对带孩子家庭主妇的批评。共和党的文化斗士大出风头，说希拉里是“好斗的女权主义律师”，可以担任“克林顿一克林顿政府”的意识形态领袖，推行“激进的女权主义”计划。我为她感到难受。多年以来，我不知道听她说过多少遍保障妇女选择权的重要性，包括选择在家照看孩子，大多数母亲，无论是已婚还是单身，都无力做出这样的选择。还有，我知道她喜欢烤饼干，招待她的女性朋友喝茶。她只不过随意说了一句话，却被我们的对手抓住把柄，做他们最在行的事情——分化选民，转移选民的注意力。
第二天，这一切都被忘得一干二净，因为我们在希拉里的老家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都取得了胜利，在前一个州，我的得票率是52％，聪格斯25％，布朗15％，在后一个州，我获得49％的选票，布朗27％，聪格斯18％。如果布朗对希拉里的攻击产生了任何效果，那很可能是减少了他在伊利诺伊州的得票。与此同时，布什总统轻而易举地在这两个州击败了帕特·布坎南，有效地结束了对他的挑战。尽管共和党阵营里的分裂态势对我有利，看到布坎南被击败，我仍然感到高兴。他的竞选策略令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倍增。比如，在南方一个州，他拜谒了一个邦联墓地，却不愿意走到街对面拜谒黑人的墓地。
在芝加哥帕尔默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吃了爱尔兰的节日绿色糖果后，我们又开始了工作。表面上看，竞选形势一片大好。其实事态并不明朗。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我和布什总统平起平坐；另一项却显示我落后，尽管总统的施政支持率已经降至39％。伊利诺伊州的选民离开投票站的时候接受调查，一半的民主党人并不满意他们选出来的总统候选人。杰里·布朗也很不开心；他说如果我获得提名的话，他可能不会支持我。
3月19日，聪格斯由于财务困难退出竞选。所以在3月24日康涅狄格州初选即将到来之际，我只剩下杰里·布朗一个对手了。大家估计我在康涅狄格州08赢，因为大多数民主党领导人支持我，我在那里也有法学院时期结识的朋友。尽管我很努力地活动，我还是很担心。感觉就是不好。聪格斯的支持者对我把他赶出了竞选非常恼火；他们一定还会投他的票或者转向布朗。与此同时，我的支持者很难被发动起来，因为他们觉得我获得提名如探囊取物。我担心低投票率将让我输掉这次初选。果然不出所料。投票的人大约只占已登记民主党人的20％，布朗以37％对36％击败了我。20％的选民是铁杆的聪格斯支持者，把票都投给丁他。
接下来的大考验是4月7日纽约州的初选。现在我已经在康涅狄格州输了，如果在纽约州不能赢的话，我的提名就比较危险了。在纽约州，新闻24小时滚动播出，媒体咄咄逼人、贪得无厌，利益集团政治混乱无序，要让我的竞选翻船的话，这里是最合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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