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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就是否参选犹豫不决的时候，州长竞选开始呈现出一场大混战的架势，无论我是否参选，情形都是如此。多年来积聚的野心如今暴露无疑。在民主党方面，吉姆·盖伊·塔克、州检察长史蒂夫·克拉克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祖父曾当过州长的汤姆·麦克霄都宜布参选。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有着很好的理念和支持改革与进步的履历。共和党方面的竞争更为有趣。参与其中的有两位实力强大的前民主党人：不喜欢华盛顿的托米，罗宾逊众议员，声称民主党过于左倾而改换门庭的阿肯色一路易斯安那联合天然气公司前任董事长谢菲尔德·纳尔逊。南方白人退出民主党的话，一般都给出他所说的理由，但是发生在他身上更觉有趣，因为1980年的大选中，他曾支持特德·肯尼迪参议员，反对卡特总统。
罗宾逊、纳尔逊以及他们的支持者过去都是朋友，在这次的竞选中却不遗余力地相互攻击，争相谩骂中伤、揭发隐私，罗宾逊指责纳尔逊和同为两人老朋友，部分拥有为阿克拉供气的天然气田的杰里·琼斯是巧取豪夺的商人，榨取阿克拉地方纳税人的钱财中饱私囊，纳尔逊则攻击罗宾逊性情多变，不适合做州长。他们惟一达成共识的是我增税太多，在教育质量改善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太少。
在民主党方面，史蒂夫·克拉克退出了竞选，剩下吉姆·盖伊·塔克和汤姆·麦克雷，他们各自采取不同的、比共和党人高明的伎俩阻止我参选。他们说我的政绩斐然，却已经黔驴技穷，不合时宜。当州长十年，时间够长的了。我不可能再让议会通过新的议案，续任四年的话，会使我对州政府方方面面的控制走向极权。麦克雷会见了选民代表中的“核心群体”，他们说希望按我制定的经济发展道路走下去，对新领导人的新理念也表示欢迎。我觉得两位候选人各有道理，但我不相信他们比我更能撼动那些保守的反税收的议员们。
我最终还是无法确定自己的打算，便把3月1日作为宜布决定的最后期限。希拉里和我仔细讨论了十多次。一些媒体也揣测如果我放弃的话她将参加竞选。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时，我回答说她将成为一个杰出的州长，但我尚不知道她是否参选。我和她商量的时候，希拉里说如果我决定不参选的话，她会愿意出马，但我做决定时不必考虑她的因素。她比我更早知道，我尚未做好收手的准备。
最终，一想到自己要离开为之奋斗十年的工作岗位，而且最后一年是连续的筹款失败和无力进一步改善教育，我觉得难以承受。我从来不是轻言放弃的人，而且一旦有了这个念头，总会有某种因素重新鼓起我的士气。80年代中期，经济处于低谷阶段，我正着手把一种新产业引进一个失业率高达25％的县。最后时刻，内布拉斯加州提出给该公司追加100万美元的投入，抢走了这个项目。我备受打击，感觉自己辜负了整个县的民众。我的秘书琳达·迪克逊看到我瘫坐在椅子里，双手捂着头，她从自己桌上放着的祷告词日历上撕下一页。上面是《加拉太书》6：9中的句子：“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又投入了工作。
2月11日，我见证了一个事件，是对恒心之力量的最好证明。那个星期天的清晨，希拉里和我把切尔西叫起床，带她到州长官邸厨房，我们告诉她，在那里将见证她这一辈子能看到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随后我们打开电视机，观看纳尔逊·曼德拉在争取自由的漫漫长路中最后要走的几步。承受了27年的监狱生活和虐待之后，曼德拉最终获得了胜利，他终结了种族隔离制度，让自己的思维和情感摆脱了仇恨的控制，鼓舞了全世界的人民。
3月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宣布“尽管我的内心不再有竞选的激情在燃烧”，但我将争取第五次当选，因为我希望再有一次机会，能够完成改善教育和使经济现代化的工作，因为我认为我将比其他候选人更胜任这个工作。我还许诺让更多的新面孔加入州政府，尽最大力量避免权力的滥用。现在回头想想，我能够看出我的矛盾心理和些许的傲慢在这个声明中有所流露，但它是我内心感受的真实表达，这是自1982年以来我有可能输掉的第一场选举。之后不久我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因为吉姆·盖伊·塔克决定退出竞选，转而竞选副州长，他说初选中民主党阵营分裂的话，无论赢家是谁，只会提高共和党在秋天的获胜几率。吉姆·盖伊断定，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副州长的竞选，四年后顺理成章当选州长。他几乎是完全正确的，我如释重负。
不过，我仍然不能对初选掉以轻心。麦克雷在竞选中干劲十足，而由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多年的出色工作，他在全州上下拥有众多的朋友和崇拜者。他发表正式的参选声明时，手里握着一把笤帚，说他要对州政府进行大清扫，把陈旧的理念和职业政治家赶出去。1974年我的邻居戴维·博伦竞选俄克拉何马州州长时，笤帚战术非常有效。我下定决心让这个战术这次无用武之地。格洛丽亚·凯布答应担任竞选经理，组织了一个效率极高的班子。莫里斯·史密斯筹集竞选资金。我则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战略：在工作上胜过我的对手，履行我的使命，继续推行新的理念，包括向成绩为B及B以上的高中生提供大学奖学金，提出“为未来植树”的计划，十年内每年再种植一千万棵树，为减少温室效应产生的气体和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贡献我们的力量。
麦克雷被迫加大对我的批评，我想这可能让他有些难堪，但效果还是有的。所有候选人都批评我参与全国性的政治活动。3月底，我去新奥尔良接受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主席的任职。我坚信，委员会在福利改革、刑事司法、教育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理念对民主党和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所持政见在阿肯色州很受欢迎，但是我的高曝光率可能会构成竞选中的不利因素，所以我尽快赶回阿肯色州。
4月，劳联一产联头一次拒绝支持我。主席比尔·贝克尔从来就没有真正喜欢过我。他认为销售税的提高对工人不公平，反对我所支持的以税收鼓励政策来为阿肯色州增加就业机会的做法，指责我一手导致了1988年税收改革公民复决的失败。另外，我支持向一家有劳工纠纷的企业提供30万美元的贷款担保，这令他非常恼火。我在劳工大会上发表演说，为增加税收用于教育的政策辩护，并对贝克尔把税收改革的失败归咎于我而表示惊异，因为我支持税收改革，是广大民众否决了它。在贷款担保的问题上，我仍然坚持我的做法，因为这样可以拯救410个人的就业机会：那家公司把产品卖给福特汽车公司，有了这笔贷款，它可以建立起两个月的库存，不然福特公司将取消合同，使其破产。两个星期之内，18个地方劳工组织不顾贝克尔的反对，对我表示支持。他们没有落人自由派人士的经典陷阱：为求完美，舍弃良好。2000年，要不是投票支持拉尔夫·纳德的人犯了同样的错误，艾尔·戈尔就当选为美国总统了。
初选惟一的戏剧性事件发生在我又离开阿肯色州期间。当时我正在华盛顿代表三角洲发展委员会向国会做报告，麦克雷在州议会大厦召开记者招待会，对我的从政经历大加批评。他以为阿肯色州的媒体都不得不听他的一面之词。希拉里可不这么想。头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她，她说她可能会出席记者招待会。麦克雷在他的身边放了一个我的纸板全身像。他攻击我不在阿肯色州，暗示说我已经拒绝与他辩论，并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开始批评我的从政履历。
麦克雷演讲到一半，希拉里从人群中走出来，打断了他的话。她说汤姆知道我在华盛顿宣传三角洲委员会的提案，这些提案将给阿肯色州带来好处。她随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材料，里面收集了几年来洛克菲勒基金会报告中对我任州长期间所作所为的赞许。她说麦克雷的报告说得对，阿肯色州应该感到骄傲，因为“除了南卡罗来纳州，我们的进步快于其他任何一个州，而且我们即将迎头赶上南卡罗来纳州”。
从未听说过哪一位候选人的妻子，更不要说州第一夫人，如此对抗一个竞选对手。一些人因此对希拉里进行批评，但大多数人都知道，她有权为我们共同奋斗多年取得的成就辩护，麦克雷的势头被遏制住了。我回州之后，对麦克雷的攻击进行猛烈还击，揪出他的经济发展战略，说他想建立“围墙”，把阿肯色州困在里面。我获得了55％的选票，击败了麦克雷和其他几个候选人，不过汤姆在控制竞选的预算方面做得非常聪明，也极大地鼓舞了共和党人，使他看好秋天选举的前景。
在共和党的初选中，谢菲尔德·纳尔逊战胜了托米·罗宾逊，他许诺要针对我的“收税投资”政策提出新举措。这个战略是有瑕疵的。纳尔逊本该以共和党温和派的立场竞选，称赞我在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指出十年时间已经足够长了——我应该被赠予一块金表，光荣退休。他最初支持教育标准改革，也支持为此而提高销售税，改变立场之后，却使我得以摆脱任期过长招人厌烦的负担，成为惟一一个可以促使阿肯色州发生积极变化的候选人。
纳尔逊反对教育计划和税收的竞选战略还会带给我额外的好处：如果我获胜，我可以对议员们说，民众投票选我，也就是赞成更多的进步。随着选举日的临近，劳联一产联最终表示支持我。鉴于我致力于提高教师薪水，而纳尔逊许诺四年内不会提高税收，阿肯色州教育协会主席锡德·约翰逊想与我言归于好，继续推行教育改革，所以协会“推举”我。
与此同时，纳尔逊更加右倾，主张降低非婚生子的福利标准，批评我否决了议会已经通过的全国来复枪协会提交的议案。这项议案禁止地方政府对轻武器或弹药采取任何限制措施。全国来复枪协会提出这项议案，足显其精明，因为与市议会比起来，州议员几乎都有乡村背景，对枪支持肯定态度，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政策不可行。如果小石城议会打算禁止使用可以穿透防弹衣的子弹，以应对越来越猖獗的黑帮活动，我认为他们有权这样做。
州长办公室的工作并没有因为竞选而受到影响。6月，我签字同意执行19酗年以来阿肯色州的第一批死刑。约翰，斯温德勒因杀害阿肯色州的一名警察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两名十来岁的年轻人而被判有罪。罗纳德·吉恩·西蒙斯杀害自己的妻子、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一个女婿、一个儿媳、四个孙子女和外孙子女，还有他记恨的两个人。西蒙斯想死。斯温德勒却不想。他们都在6月被处决。我对他们的处决没有任何疑虑，但我知道更挠头的案件还在等着我们。
我还批准为几个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囚犯减刑，以便他们有条件获得假释。正如我对选民所说的那样，有了第一任期内的惨痛经验，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批准减刑，但是监狱管委会和假释与赦免管委会都请求我继续批准为一些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囚犯减刑。在大多数州，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囚犯在服刑几年之后有资格获得假释。而在阿肯色州，减刑必须经过州长的批准。这样的决策既不容易，也不受欢迎，但对保持阿肯色州监狱系统的和平与秩序却很有必要，因为这里10％的囚犯都被判处终身监禁。幸运的是，许多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囚犯不太可能再次犯罪，回归社会之后不会殃及他人。这一次，我们与受害者的家属广泛展开联系，征求他们的意见。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许多人都没有反对。另外，大多数获准减刑的囚犯年纪都很大，或者在犯罪时年龄偏小。
9月中旬，经济发展局一个心怀不满的前雇员首先提出了针对我的“性问题”。拉里·尼科尔斯在办公室向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保守派人士打了120多个电话，全国的共和党人都非常支持这个武装。尼科尔斯的理由是：他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支持者打电话，目的是想请他们游说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支持有利于他所在机构的法案。没有人接受他的借口，电话的事被揭穿之后，他被解雇了。尼科尔斯在州议会大厦台阶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指控我挪用经济发展局的资金以与五个女人保持婚外情。新闻发布会结束没多久，我在议会大厦停车场里泊车时，美联社政治部的资深成员，优秀记者比尔·西蒙斯迎面扔来这枚“炸弹”，震得我目瞪口呆。西蒙斯请我解释，我只是建议他打电话给这些女人。他这样做了，她们都否认，这个指控基本上就此澄清。没有一家电视台或报纸进行报道。只有支持纳尔逊的一名保守派电台播音员谈及此事，还点了其中一个女人珍妮弗·弗劳尔斯的名字。她警告说，如果他不停止的话将被告上法庭。纳尔逊竞选班子想给这些谣言煽风点火，可惜没有人附和，也没有任何证据。
竞选快结束之际，纳尔逊在电视上播放了一则广告，虽有误导性，却也非常有效。播音员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问我将如何处理。而我自己的声音则回答说：“先筹款再开支。”纳尔逊的竞选班子从我州情咨文的一段话中抽出这六个字，在那段话里，我比较了阿肯色州的预算与联邦政府的预算。尽管华盛顿采取赤字开支政策，但当我们缺少资金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筹款再开支，或者索性停止开支”。我也在电视上播放了一则广告作为回应，把我本来的话与纳尔逊广告中的话做比较，并对选民说，如果他们无法相信纳尔逊在竞选中不对他们进行误导，那他们同样无法相信他能担任州长。一两天之后，我1257％对43％的选票再次当选。
从很多方面来讲，胜利的滋味是甜蜜的。民众已经决定让我担任14年州长，比历史上任何一位阿肯色州州长在任时间都要长。这也是头一次我在锡巴斯琴县获得大多数选票，那时候它仍是全州最铁杆的支持共和党的大县。在史密斯堡进行竞选活动时，我许诺说，如果我在这里获胜的话，希拉里和我将沿着这个镇的主干道加里森大道跳舞。选举过后几天的夜里，我们与几百名支持者一起，兑现了我们的诺言。天很冷，还下着雨，不过我们不断地跳着舞，每一分钟都觉得很快乐。为了在这里取得大选的胜利，我们已经等了16年了。
大选中惟一阴暗的时刻纯粹属于个人生活。8月，母亲的医生在她右边的乳房里发现了一个肿块。48小时之后，迪克、罗杰和我守在医院里，母亲乳房的肿块被切除了。手术之后，她恢复了往日的活力，立即投入了竞选活动，尽管等待她的还有几个月的化疗。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她胳膊上的27处硬结肿，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事实上，直到1993年她才告诉我病情有多严重。
12月，我继续履行我在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职责，在奥斯汀成立了得克萨斯州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总部。在演说中，我指出，与自由派批评者所说的相反，我们是优秀的民主党人。我们主张让每个美国人都切切实实感受到美国梦的存在。。我们笃信政府的功能，虽然对现状并不满意。我们认为政府在关乎“昨天和今天”的事务方面——债务利息、国防、卫生保健上的重复投资——投人太多，对关乎“明天”的问题——教育、环保、研究与发展、基础设施——投人太少。我强调，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坚持推行现代化的、主流的纲领：机会而非官僚机构的扩展；公立学校和儿童护理中的选择权；对穷人负责并帮助他们自立自强；彻底改造政府，摒除工业化时期自上而下的官僚政治，创造一个更精干、更富弹性、更具创造力的政府模式，符合现代全球经济的需要。
我试图为民主党打造一个面向全国的纲领性文件，一些人因此揣测我可能会参加1992年的总统竞选。在刚刚结束的阿肯色州大选牛，我在不止一个场合说过，如果当选的话，我将干完整个任期。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对即将到来的议会例会非常期待。尽管我强烈反对布什总统的一些决策，比如否决布雷迪法案和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我仍旧很喜欢他，和白宫的关系很融洽。另外，想在竞选中击败他谈何容易。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美国正在为海湾战争大肆做舆论宣传，两个月内，布什总统的声望将达到顶点。
1991年1月15日上午，十岁的切尔西为我举着《圣经》，我在小石城举行了最后一次宣誓就职仪式。按照惯例，我在州众议院拥挤的议事厅里发表了非正式的演说，然后中午时分，又在公众仪式上做了更加正式的演讲，由于天气恶劣，公众仪式在州议会大厦的圆形大厅里举行。新的议会里有着比以往更多的妇女和黑人。众议院议长约翰·利普顿和参议院临时议长杰里·布考特都是进步主义者，是我的热忱支持者。吉姆·盖伊·塔克是副州长，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有能力的副州长，多年来头一次，我们为着共同的目标一起奋斗，而不是背道而驰、冲突不断。
我把就职演说献给在波斯湾服役的阿肯色籍男男女女，强调在小马丁·路德，金的生日这天，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为“我们必须手挽手共同走向未来，否则，我们能够取得的成就十分有限”。随后我概要描述了至今我所提过的最为宏伟的计划，涉及教育、医疗保健、公路建设和环保。
教育方面，我主张大量增加以下项目：成人读写教育和培训项目，面向不上大学的青年人的学徒项目，面向学过必修课程、平均得分为B、不吸毒的中产阶级和低收人家庭孩子的大学奖学金，面向贫困孩子的学前教育项目，为数学和科学专业学生成立的寄宿制高中，把14所年代很久的技校改成两年制学院，在两年内为教师加薪4000美元。为此我要求议会将销售税提高5美分，将公司收入税提半个百分点。
我的一揽子计划中还有几项改革措施，包括为怀孕妇女和孩子购买健康保险，把25万纳税人（超过总纳税人数的25％）从州所得税清单中去掉，对75％的纳税人实行所得税抵免以补偿销售税的提高。
在接下来的68天里，我开始做工作确保这项计划能顺利通过，采取的方式多种多样：把议员们请到我的办公室；参加他们的委员会听证会，从私人的立场为法案辩护；夜间活动时或清晨在议会大厦自助餐厅里把他们堵住不放；与他们一起在议事厅外或衣帽间里闲聊；很晚给他们打电话；把反对方的议员和他们的游说人士叫到一起仔细研究折中方案。议会例会结束之时，我的全部计划都获得通过。税收提案在参众两院获得了介于76％和100％之间的票，其中包括占多数的共和党议员的投票。
阿肯色州最有声望、最机敏的专栏作家欧内斯特·杜马说：“就教育而言，这是阿肯色州历史上最有收获的议会例会之一，也不妨说是最有收获的。”杜马着重提到，我们还通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公路项目，极大地扩展了针对贫困家庭的医疗保健服务，通过了督促回收利用和减少固体废物的提案，“削弱污染工业对州污染治理机构的控制”，使环境得到改善，拒斥一些宗教狂热者的压力，为贫困社区的学校开设医疗诊所。
议会在学校诊所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最为激烈。我赞成如果当地学校理事会同意的话，允许诊所派发保险套。参议院也持这个立场。保守一点的众议院坚决反对使用保险套。最后议会接受了戴维·普赖尔众议员的折中方案，2002年，普赖尔成为来自阿肯色州的国会新参议员。他的折中方案是这样的：不允许从州财政支出购买保险套的费用，但是如果有其他资金来源的话，可以派发保险套。《阿肯色报》诙谐的专栏作家鲍勃·兰开斯特写了一篇极其可笑的文章，记叙了“保险套议会”的斗争过程。他怀着对荷马的歉意，把这个过程称为“特洛伊战争”。
议会还通过了全国来复枪协会的提案，禁止城市和县颁布枪支控制法令，与我在1989年否决的议案一模一样。南方没有哪一个州的议会能对全国来复枪协会说“不”。即便在自由派居多的参议院，这个法案也以26票对7票获得通过。最起码我使得参议院很晚才通过这个法案，这样我可以等议员回家之后再否决，不给他们推翻这项否决的机会。这个提案送到我办公室之后，我与全国来复枪协会的一个年轻说客有一场精彩的交锋，他专程从华盛顿赶来谋求通过法案。他个子很高，穿戴讲究，说话带着清晰的新英格兰口音。一天，我正穿过圆形大厅从议会大厦的众议院走到参议院去，他拦住了我。“州长，州长，您为何不让这个法案无需您的签名直接变成法律呢？”我第无数次开始解释不支持这项法案的原因。他脱口而出：“听着，州长，明年您将竞选总统，如果您否决这项法案的话，一旦竞选总统，我们将在得克萨斯州让您一败涂地。”我没有猛烈还击，我意识到我已经变得成熟稳重，更加老练。我反倒微笑着，对他说：“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不喜欢这个法案。你知道枪支控制在阿肯色州永远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你只需在华盛顿花哨的办公室墙上挂一张表，最上方是这个法案，所有的州都列在下方。你根本不在乎这个法案的价值。你只想在表上阿肯色州旁打个勾。所以你只管拿好你的枪，我也会拥有我的枪。我们都备好马，得克萨斯见。”议会散会之后，我立即否决了法案。之后不久，全国来复枪协会开始在电视上播放攻击我的广告。直到我开始把这件事写成文字，我才意识到在与全国来复枪协会说客的唇枪舌剑中，我已经承认正考虑竞选总统。当时，我并不认为我有任何机会竞选总统。我只是不喜欢受人威胁。
议会散会之后，亨利·奥利弗告诉我说他必须离职了。我不愿意失去他，不过他有着数十年令他自豪的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在联邦调查局、地方和州政府里工作的经历，完全有资格退休回家。卡罗尔·拉斯科和格洛丽亚·凯布暂时接管他的工作。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尽力确保我们庞大的议会法案得到贯彻执行，并代表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到全国各地考察。因为我试图证明我们如何能重新赢得“20年前成群结队离开民主党”的“主流中产阶级”选民，媒体不停地揣测我将参加1992年的总统大选。在4月的一次采访中，我就此开起了玩笑，说：“只要还没有人竞选，任何人都可以，这也是好事。这会让我母亲感到高兴，她可以在报纸上读到我的名字。”
我仍然不认为自己能够或应该参选，而在海湾战争的余晖中，布什总统的民意支持率仍然高于70％，不过，此时我开始觉得，受到民主党传统基础和摇摆选民支持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成员也许有参选获胜的机会，因为美国存在华盛顿尚未顾及的严重问题。总统和他的团队似乎决心借着海湾战争的翅膀飞向胜利的终点。无论是在阿肯色州，还是旅行到全国各地，我的所见所闻已经足够丰富，我知道美国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不可能一帆风顺。1991年，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4月，我到洛杉矶参加“教育优先”协会的午餐会并发表演讲，这是一个致力于改善公众教育的市民组织。西德尼·普瓦捷把我介绍给大家之后，我讲述了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的三件与教育有关的事件，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未来的希望与隐患。我是在一年多前看到希望的，当时我在洛杉矶的加州州立大学给一群祖籍为1X个其他国家的学生演讲。学生文化背景的多元化是一个吉祥的预兆，说明我们将有能力与全球其他国家和民族竞争，并建立良好关系。当希拉里和我看望洛杉矶东部的六年级学生时，隐患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了不起的孩子，有着远大的理想和对正常生活的深切渴望。他们告诉我，他们最大的恐惧是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被子弹击中。他们还说，他们经常练习蜷伏在课桌底下以躲避飞车上扫来的子弹。孩子们的第二大恐惧是一到13岁，他们必须参加黑帮，吸食强效纯可卡因，不然会被同龄人狠狠殴打。与这些孩子的接触令我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他们应该获得更好的学习条件。
还有一次，我去加利福尼亚与参加商业圆桌会议的人探讨教育问题，一家电话公司的总裁对我说，该公司70％的应征者录用考试都不及格，尽管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我问当时在座的人，如果儿童时代充满了危险，如果学校教育达不到要求，刚刚取得海湾战争胜利的美国如何能有希望领导后冷战时期的世界。
当然，说美国有问题是一回事，说联邦政府应该如何做是另一回事，在里根和布什执政的日子里，美国公民已经习惯性地认为联邦政府是问题的根源，提供不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要让他们听得进我们的话，如何说更显重要。宣扬这个理念是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使命。
5月初，我去克利夫兰主持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大会。一年前，在新奥尔良，我们发布了《原则宣言》，试图跨越华盛顿陈腐的两党纷争，创造一场充满活力而温和的进步主义运动，其新观念应扎根于美国传统的价值观。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曾被民主党内一些自由派领导人批评为过于保守，比如马里奥·科莫州长和杰西·杰克逊牧师说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代表着“民主党有闲阶级”，尽管如此，大会仍旧吸引了数量相当多、层次相当高、创造力相当强的思想家、州及地方政府官员，还有关注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商人。许多很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包括几个可能的总统候选人，都来了。发言的参议员有萨姆·纳恩、约翰·格伦、恰克·罗伯、乔·利伯曼、约翰·布鲁、杰伊·洛克菲勒和艾尔，戈尔。除了我，到场的州长还有佛罗里达州的劳顿·奇利斯和弗吉尼亚州的杰里·巴利列斯。到场的众议员大多代表保守的选民，比如俄克拉何马州的戴夫·麦柯迪，或者对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感兴趣，比如纽约州的史蒂夫·索拉兹。前参议员保罗·聪格斯和弗吉尼亚州前州长道格·怀尔德也来了，他们两个不久都将竞选总统。不少有才华的黑人领导人也来了，包括怀尔德州长、克利夫兰的迈克，怀特市长、芝加哥住房管理局很有创见的文斯·莱思局长、宾夕法尼亚州的比尔·格雷众议员和密西西比州的迈克·埃斯皮众议员。
会议开幕式上，我做了主旨发言，再三强调美国需要改变方针路线，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应该起领头羊的作用。我先是列举了美国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指责共和党人玩忽职守，然后着重指出，虽然共和党人施政失败，但民主党人不曾赢得过大选，“因为太多过去一直支持我们的选民——我们正在谈论的负担沉重的中产阶级——在全国大选中对我们有不信任感，他们不相信我们能保护美国在国外的利益，不相信我们在制定国内社会政策时能考虑他们的价值观，不相信我们能有计划、有节制地向他们收税和支出。”
我称赞以罗恩·布朗为首的民主党领导层，他是我们第一位黑人主席，我很支持他。布朗为拓展民主党的基础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们需要向美国人民提供一个包含具体提案的纲领：
共和党的重负是他们的否认、躲避和疏忽。而我们的重负则是给人民提供一种全新的但基于传统价值观的选择，一种简单的全新选择，一种提供机会、强调责任、让公民更能当家作主、让政府更能体恤民情的选择——全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分子，我们荣辱与共，所谓创造机会的计划，即通过自由公平的贸易，通过增加对新科技和世界一流的教育及技能的投入，促进经济增长，这个计划对全体国民有所要求：获得大学资助的青年人必须为国服务；福利改革将要求身体健全的父母工作，但给予他们的孩子更多的资助；加大力度贯彻儿童抚养项目；父母更加努力防止孩子退学；“再造”政府机制，打击官僚主义，让国民在子女看护、公立学校、工作培训、老年赡养、社区保安和公共住房方面享有更多的选择。共同体计划要求我们对几百万贫困儿童加大投入，突破种族的界限，创立新型的政治模式，不让美国人相互为敌，而要让每个人都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我千方百计试图打破主导国家公共话语的辩论中非此即彼的逻辑。按照华盛顿的惯常逻辑，在教育中你要么追求卓越，要么追求公平；在医疗保健上你要么注重质，要么追求量；要想拥有更清洁的环境，就必须牺牲经济增长速度；福利政策要么偏重工作，要么偏重子女的抚育；在工作场所要么支持劳工，要么支持企业；预防犯罪和惩罚罪犯不能同时并举；强调家庭价值观的话，就不能增加对贫困家庭的补助。新闻记者E．J．迪翁在他杰出的著作《美国人为什么憎恶政治》中，把上述逻辑加上了“虚假选择”的标签，指出在各个方面，美国人认为我们不应该选择“非此即彼”的逻辑，而应选择“既……又……”的思维方式。我非常赞同，为了表达我的观点，我还用了这样的语句：“家庭价值观不可能喂饱饥饿的孩子，但没有家庭价值观的话，你不可能使一个饥饿的孩子身心健康地成长。两者我们都需要。”
在演讲的结尾，我引用了25年多前从卡罗尔·奎格利教授的西方文明史课程学到的观点：未来可以胜过过去，无论从个人利益还是从道义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实现这个理想。我说：“这就是全新的选择，这就是我们在克利夫兰开会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不是拯救民主党。我们的目的是拯救美利坚合众国。”
这是我所做过的最为有效、最为重要的演说之一。它紧紧抓住了我从政17年来所学到的东西和几百万美国人民心里所想的东西。它成了我竞选纲领的雏形，把公众关注的焦点从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转到我们应该如何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它所提倡的理念和价值观既有自由主义的特点，又兼顾了保守主义因素，使得多年来拒绝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选民开始聆听我们发出的信息。民众对这场演说的接受程度令我激动万分，对于我坚信的美国应该走的道路，我成了首席代言人。参加大会的一些人鼓励我竞选总统，当我离开克利夫兰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我参选的话，获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的可能性很大，我必须认真考虑参选的问题。
6月，我的朋友弗农，乔丹邀请我与他一起去德国的巴登一巴登，参加一年一度的比尔德伯格会议，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杰出政商领导人将探讨时事和大西洋沿岸国家之间的关系现状。我一直喜欢与弗农相处，与欧洲人的对话也给丁我许多灵感，其中包括才华横溢的苏格兰工党成员戈顿·布朗，托尼·布莱尔当选首相之后，他成了财政部长。我发现欧洲人基本上都支持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但对我们持续低迷和恶化的经济表示担忧，他们国家的经济也受到影响。
在比尔德伯格，我遇到了埃斯特·库珀史密斯，一个激进的民主党人，卡特执政期间曾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任职。埃斯特和她的女儿康妮正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她邀请我一起去亲眼目睹苏联最后时期里正在发生的变化。鲍里斯·叶利钦即将当选为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他对苏联经济和政治模式的拒斥态度比戈尔巴乔夫更加鲜明。这趟旅行时间虽短却很有意思。
回到阿肯色州之后，我更加坚信如果我参选并当选为总统的话，美国在外交上面临的许多挑战将涉及到我了解并且懂得如何处理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然而，7月来临的时候，我仍然对何去何从犹豫不决。在1990年的大选中，我对阿肯色人说，我将干完整个任期。1991年在议会立法方面取得的成功令我对目前的岗位热情陡增。我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切尔西换了一所学校，有着很好的老师和朋友，还可以尽情练习她所钟爱的芭蕾舞，过得很快乐。希拉里的律师工作也很出色，凭着她个人的能力赢得了人们极大的欢迎和尊敬。在高度危险的政治波澜中摸爬滚打几年之后，我们的生活安定而幸福。另外，布什总统看上去仍是那么不可战胜。6月初的尸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9％的人希望我参选，在我任州长的阿肯色州，我将以32％对57％的选票输给总统，其他的选票尚不能确定投给谁。何况，初选不可能只有我一个．候选人。其他几个非常优秀的民主党人都有可能参选，所以提名的竞争会很激烈。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的胜算很小。只有一位小州州长曾经当选为总统，那就是1852年当选的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富兰克林·皮尔斯。
除掉政治上的考虑，我的确很喜欢布什总统，对他和白宫与我在教育问题上的通力合作心存感激。尽管我和他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有很大分歧，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根本不像大多数里根派那样冷酷和右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6月，我去加利福尼亚发表演说，到机场接我的是一个名叫肖恩·兰德雷斯的青年。他鼓动我竞选总统，说他为我找到了完美的竞选主题。随后他播放了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的热门单曲《S，j停止思考明天》。我和他一样，立即意识到这就是我想要说的一切。
在洛杉矶，我与希拉里的朋友，那时也已成为我的密友和重要顾问的米基·坎特探讨参选的利弊。刚一开始，坎特就说我应该付给他一美元，作为雇用他的薪水，这样一来我们的谈话便有了特别的意味。几天之后，我送给他一张一美元的支票，附上便笺说我一直希望找到一个开价昂贵的律师，之所以送上这张支票，是因为我“坚信这是对你付出的回报”。我用这一美元·获得了许多好的建议，但我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它改变了一切。
7月的二天，琳达·迪克逊说罗杰·波特从白宫打来电话。我说过，我与罗杰在教育目标计划上合作愉快，非常敬佩他既忠于总统又能与州长合作的能力。罗杰询问我是否参加1992年的竞选。我说尚未决定，现在当州长的感觉比几年前更快乐，我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我不愿破坏它，但我认为白宫在处理国家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过于被动。我说，我认为总统应该利用海湾战争胜利累积的巨大政治资本，应对这个国家的重大问题。就这样进行了五到十分钟我所认为的严肃谈话之后，罗杰打断了我的话，直奔主题。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受命传达的第一句话：“别再胡说八道，州长。”他说“他们”已经仔细研究过有可能参选的人。科莫州长是最有威力的演说家，不过他们的宣传可以把他说成过于自由主义。只要攻击所有参议员的投票记录，他们都会一蹶不振。但是我不同。我在发展经济、改善教育和打击犯罪等方面政绩斐然，受我领导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发出的信息极有吸引力，我事实上有获胜的可能。所以如果我竞选的话，他们必须毁掉我本人。“这就是华盛顿的做法。”他说，“在每一次选举中媒体必须找个人当靶子，我们将向他们提名你。”他接着说，掌握媒体的人都是精英分子，他们会相信任何关于阿肯色州这个穷乡僻壤的传言。“我们将不惜血本，让那些一言九鼎的媒体人士说出他们必须说的话，为的就是把你赶出去。而且，我们将趁早着手。”
我试图保持镇静，但忍不住怒火中烧。我对罗杰说，他刚刚说的话恰恰显露了政府的问题所在。他们执政时间太长了，以为总统宝座理所当然就是他们的。我说；“你们认为白宫西翼的停车场属于你们，但真正拥有它们的是美国人民，你们必须去争取使用它们的权利。”我告诉罗杰，他所说的话使我参选的可能性更大。罗杰说，这种情绪很不错，但是他是以朋友的身份打电话给我一个合理的警告。如果我等到1996年，我肯定能赢得总统大选。如果1992年我就参选，他们将毁掉我，我的政治生涯也就到了终点。
谈话结束之后，我打电话给希拉里，告诉她发生的一切。随后我告诉了麦克·麦克拉蒂。我再也没有见过罗杰·波特，直到我当上总统之后，在为白宫工作人员举行的招待会上，我看到了他。我不知道他是否想过那个电话，想过它曾影响了我的决定。
自打孩提时代，我便特别讨厌别人威胁我。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曾因为不听威胁，被人用BB气枪射中，还被一个大我很多的男孩猛打过。在其后的竞选以及担任总统的八年里，共和党将极尽威胁之能事，正如罗杰·波特所预测的，他们从一些媒体人士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就像小时候腿上中了BB气枪的子弹，下巴挨了大抡拳，他们的攻击对我造成了伤害。谎言很伤人，偶尔的真相更伤人。我努力把我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以及我的工作对普通民众产生的影响上。当我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时，对抗那些纯粹觊觎权力的人要容易得多。
接下来的三个月一晃而过。7月4日，阿肯色州东北部举行了郊游野餐，我看到了第一个“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标语，但也有一些人鼓动我等到1996年再参选，而另一些对我的加税政策心存不满的人更是劝我不要参选。当我去盂菲斯，参加在小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的洛兰汽车旅馆建立的国家民权运动纪念碑的落成典礼时，一些民众鼓励我竞选，但是杰西·杰克逊仍然对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心存疑虑，因为他觉得这个委员会既保守又不团结。我不喜欢与杰西有矛盾冲突，我很仰慕他，尤其敬佩他敦促黑人青年继续读书、远离毒品的努力。早在1977年，小石城中心中学实行种族融合20周年时，我们一起出席了这所学校的纪念活动，杰西对学生们说：“不要打开你们的血管，而要开发你们的大脑。”
1991年，吸毒和青少年暴力问题仍然很严重。7月12日，我去芝加哥参观当地的公共住房项目，了解政府是如何保护儿童的。7月底，我去小石城医院拜访黑人戏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他因为在一家出售吸毒器械的商店静坐抗议而被捕，另外还有四名当地反毒品组织“以上帝的名义对自己做不可思议之事”的成员。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黑人牧师和当地黑人穆斯林首领。它提出了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成年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是杰克逊所赞成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所提倡的，也是我所认为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如果我们想使现状发生根本改变的话。
8月，竞选活动初露端倪。我在许多地方发表演说，并且成立了前哨委员会，布鲁斯·林赛做财务主管。有了这个委员会，我无需成为候选人就可以筹集资金偿付旅行和其他费用。两星期之后，杜卡基斯的主要筹款人，波士顿的鲍勃·法默辞去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财务主管职务，帮我筹集资金。弗兰克，格里尔和斯坦·格林伯格也开始帮助我。前者是土生土长的亚拉巴马人，1990年曾为我制作电视广告片，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情感蛊惑力；后者是民意测验专家，1990年大选中心小组成员，对所谓的里根派民主党人及如何令他们回头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我想让格林伯格做我的民意测验人。我不愿意放弃迪克·莫里斯，但到那时他已经与共和党候选人和官员交往过多，破坏了他在所有民主党人眼里的形象。
成立前哨委员会之后，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去西雅图参加全国州长夏季会议。在《新闻周刊》举行的年度调查中，我的同仁们刚刚推选我为全国最高效的州长，他们中有几个人鼓励我参选。全国州长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一家坐船从西雅图去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度了一个短暂的假期。
一回到家，我便开始在全州各地旅行，包括一些事先并未宣布的地方，询问我的选民是否应该参选，他们是否愿意让我放弃干完整个任期的承诺。大多数人说如果我认为那是我应该做的事情，那就应该参选，但没有多少人觉得我会获胜。普赖尔参议员、邦珀斯参议员、两位民主党众议员雷，桑顿和贝丽尔·安东尼都发表了讲话表示支持。副州长吉姆·盖伊·塔克，众议院议长约翰·利普顿和参议院议长杰里·布考特都告诉我，我外出的时候他们将尽职尽责管理好阿肯色州。
希拉里认为我应当竞选，母亲也非常赞成，即便切尔西这一次也没有表示反对。我告诉她，我会出席她的重要活动，比如圣诞节的《胡桃夹子》芭蕾舞演出、学校活动、“复兴周末”活动和她的生日晚会。但是我也知道，我将错过一些活动：我的萨克斯管和她的钢琴二重奏；万圣节前夕走家串户，切尔西穿着她一贯与众不同的服饰；夜里为她朗读；帮助她做家庭作业。做她的父亲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工作；我只希望在此后的竞选活动中我仍然能做好这份工作。我不在家的时候，我想念她的程度不亚于她想念我。不过电话可以帮忙，还有传真机——我们来来回回发送了很多数学题。希拉里离开家的时间会少一些，而我们都不在家的时候，切尔西能在外祖父母、卡罗琳·休伯、州长官邸的工作人员、朋友和朋友家长那里得到很好的关照。
8月21日，艾尔·戈尔宣布他将不参选，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消息。他在1988年参加过竞选，如果1四2年他又参选的话，3月10日超级星期二那天，南方各州的选票将被我俩分割，这将大大降低我最终获胜的几率。艾尔惟一的儿子艾伯特被车撞倒，伤势严重。在儿子艰难漫长的康复期里，艾尔决定和家人待在一起，我很理解并且欣赏他的决定。
9月，我又访问了伊利诺伊州，在艾奥瓦州苏城会见了艾奥瓦州、南达科他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领导人，并拜访了设在洛杉矶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鉴于初选日程安排，伊利诺伊州站尤显重要。提名竞争始于艾奥瓦州的民主党地区会议，这个我可以放弃，因为艾奥瓦州的汤姆·哈金参议员也参选，肯定会在自己的老家获胜。随后便轮到南卡罗来纳州、马里兰州、佐治亚州和科罗拉多州。尔后是超级星期二的南方11个州。3月17日圣帕特里克节则轮到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
四年前，戈尔参议员在南方各州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但在其他州一无所获，竞选势头受挫。我认为我在伊利诺伊州能获胜，原因有三个：希拉里是，伊利诺伊州人；我和伊利诺伊州南部各县在三角洲委员会中有过合作；芝加哥一些德高望重的黑人领袖都有阿肯色州背景。在芝加哥，我会见了两位激进的青年政治家，戴维·威廉和戴维，阿克塞尔罗德，他们都将参与竞选活动。他们是理想主义者，经受了芝加哥选举斗争的考验，非常认同我的政治理念。与此同时，凯文·奥基夫乘车周游全州，试图建立赢得选举必需的组织。
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同一天投票，我也希望在那里获胜，因为支持我的有前州长吉姆·布兰查德、韦恩县县长埃德·麦克纳马拉，还有许多从阿肯色州来密歇根州的汽车厂工作的黑人和白人。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之后紧接着便是纽约州，在那里，我的朋友哈罗德·伊克斯正忙着发动支持者，而前州长休·凯里的儿子保罗·凯里正筹集资金。
9月6日，我改组了州长办公室以适应竞选的需要，比尔·鲍恩答应出任我的行政秘书。比尔是国家商业银行董事长、阿肯色州最受尊崇的商业领袖之一，也是所谓的“豪服俱乐部”元老，这个俱乐部曾经支持1991年议会成功通过教育议案。鲍恩的任命，等于告诉阿肯色州人民：我外出的时候，本州的商业企业仍会有能人管理。
在发布参选消息之前，我开始体味到竞选总统与竞选州政府官员的不同。首先，堕胎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如果布什总统连任的话，最高法院将有足够的空缺需要填补，他的人将构成多数，足以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决。我过去一直支持这一判决，但反对为贫困女人的堕胎提供公共资金，所以我的立场不受任何一方的欢迎。这对贫困女人不够公平，但是我很难找到充足的理由用纳税人的钱资助堕胎，他们都认为堕胎无异于谋杀。另外，这个问题仍有待讨论，连民主党的议会都一再否决为堕胎提供资金的议案。
堕胎之外还有个人问题。当被人间起我是否吸食大麻时，我回答说从未违犯美国的毒品法。这是一个尴尬的说法，默认了我在英国尝试吸食大麻的事实。对于我个人生活的谣言也很多。9月16日，在米基·坎特和弗兰克·格里尔的催促下，希拉里和我出席了华盛顿记者定期举行的斯珀林早餐会，并回答媒体的提问。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但是米基的话很有说服力。他指出我以前说过我并不完美的话，民众都知道，“你不妨告诉他们实话，无论以后的竞选活动可能或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他们将比较容易接受。”
一个记者问到夫妻关系问题，我说，与很多的夫妻一样，我们之间存在问题，但是我们都忠于对方，我们的婚姻非常牢固。希拉里对我的话表示同意。就我所知，我是惟一就这个问题说过这么多话的候选人。一些记者和专栏作家感到满意；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我的直率无异于证明我是一个可以大肆攻击的靶子。
我现在仍然不能确定出席早餐会或回答敏感的个人问题这两步是否走得正确。对一个总统来说，人格很重要，但是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理查德，尼克松这样截然相反的例子所表明的，完美的婚姻生活未必是衡量总统人格的合适标尺。何况，完美的婚姻生活并不是标准。在1992年，如果你违背了你的结婚誓言，离婚又再婚，这样的不忠并不被认为足以使你丧失竞选资格，甚至不值得报道，而婚姻牢固的夫妇成了易被取笑的对象，仿佛离婚常常是更真实的选择。考虑到人们生活的复杂性和父母双方共同抚育孩子的重要性，那也许不是正确的标准。
尽管存在这些个人问题，在竞选早期，我获得了超过预期的正面报道，给予我正面报道的都是一些有思想的记者，他们对我的政见和政策以及我担任州长期间的政绩很感兴趣。我也知道，这些年来希拉里和我结交了很多朋友，我因此有一群热忱的重要支持者帮我开启竞选大幕，跟随我走遍全国各地，还有许多阿肯色人愿意到其他州为我竞选。美国人民对我几乎一无所知，民意调查中我的支持率也远远落后，这些事实根本不被他们放在眼里。它们也不被我放在眼里。不同于1987年，这一次我已经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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