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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是四年任期，多亏了我手下工作人员和内阁成员的敬业精神和出众能力，多亏了与州议会的良好工作关系，多亏了我所在政治组织的实力和活力，我也有了挺进全国政治舞台的空间。
由于我在教育、经济和福利改革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也由于我担任全国州长协会和美国教育委员会的主席，我在1987年收到了很多到州外做演讲的邀请。我接受了到15个州做超过24场演讲的邀请。尽管其中由民主党主办的活动只有4场，它们对扩大我的人际关系网络很有好处，人们纷纷揣测我可能会竞选总统。
1987年春，尽管当时我才40岁，我对竞选总统很感兴趣，原因有三。第一，从历史的角度看，民主党失利后重新掌管白宫的机会非常大。很明显，布什副总统将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而到那时为止，只有马丁·范·布伦成功地从副总统的位置直接坐到总统宝座上，那是1836年，他接替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当时民主党没有遇到强劲的对手。第二，我强烈地感觉到，美国必须改变国策。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国防经费的大幅增加，还有税收的大幅降低，结果只是过度保护了最富有阶层的利益，抬高了财政赤字。巨额的赤字导致利息升高，因为政府必须与私人借款者争夺存款，结果又致使美元升值，进口物资价格下降，而美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上扬。在这个时期，美国正着手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但我们仍然在失去制造业的许多就业机会和农场。另外，由于预算赤字，我们在教育、培训和科研等方面的投入很不够，而要在全球经济中保持高薪水和低失业率，这些方面的投入至关重要。这就是自70年代中期以来，40％的美国人实际收入下降的原因。
我考虑竞选总统的第三个原因是，我觉得我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并能够向美国人民解释清楚。另外，因为我在治理犯罪、福利改革、教育工作核定、财政责任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我不认为共和党人可以把我描绘成民主党中的极端自由分子，不接受主流价值观，认为政府可以拿出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摆脱自1968年以来共和党一直扣在我们头上的“异己”标签——1976年卡特总统的成功除外——我们便可以重新人主白宫。
这是一个高得离谱的目标，因为要让人民改变他们的政治准则很不容易，但是我认为我也许能够做到。我的一些州长同仁也这样认为。春天，当我去参加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赛马会时，遇到内布拉斯加州的鲍勃·克里州长。我非常喜欢鲍勃，觉得他也是很合适的总统候选人。他在越南战争中获得了荣誉勋章，和我一样，是财政保守主义者和社会进步主义者，在一个远比阿肯色更具有共和党倾向的州当选为州长。让我惊讶的是，鲍勃鼓励我竞选，并说如果我竞选的话，他愿意担任中西部选区的主席。
在阿肯色州还存在一个影响我竞选的障碍：戴尔·邦珀斯正在认真考虑参选的问题。从1974年底以来，我一直鼓励他竞选总统。1984年他差点参选了，而这一次他赢的把握很大。他二战时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做过非常出色的州长，在参议院也是最好的发言人。我知道戴尔会成为一位称职的总统，他赢得大选的几率比我大。我很愿意支持他。我希望我们民主党能赢得大选，改变国家前进的方向。
3月20日，我正沿着小石城的大街慢跑，当地的一个记者追着我说邦珀斯参议员刚刚发表声明，不会竞选总统。他只是不愿意竞选而已。几个星期前，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做出过同样的决定。我对希拉里和贝琪说，我要严肃地想一想参选的问题。
我们为初始阶段的工作募集了一些资金，贝琪派人去艾奥瓦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南方其他一些州做准备工作，这些州将在第二年新罕布什尔州初选过后不久的“超级星期二”作为同一个选区进行投票。5月7日，我在初选获胜的可能性更大了，因为此时加里·哈特参议员与唐娜·赖斯的绯闻被揭露出来，曾在1984年差点击败蒙代尔副总统的哈特不得不退出了竞选。我觉得加里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挑动媒体尾随他，看他们能否发现他的任何不良行径，不过我还是为他感到难过。他是一位非常优秀、极有创新精神的政治家，总是考虑美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如何应对的问题。哈特事件之后，我们中一些私生活并不完美的人根本无从知晓媒体曝料的标准。最后，我做出决定，任何相信自己能够做出贡献的人应该参选，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指控，信任全美国的人民。毕竟，跨不过一道高的痛苦门槛，你就做不成一位成功的总统。
我确定7月14日为下决心的最后期限。过去在政治角逐中结识的一些老朋友来到了小石城，有米基·坎特、卡尔·瓦格纳、史蒂夫，科恩、约翰·霍勒姆和桑迪·伯杰。他们都认为我应该参选；似乎机会好得不容错过，不过我仍然在犹豫。我知道我已经做好准备，成为一个优秀的总统候选人，但是我不敢确定自己生活的年头是否足够长，是否获得了一位称职总统必备的智慧和判断力。如果当选，我将是42岁，麦金利总统遇刺之后西奥多·罗斯福宣誓就任总统，差不多就是这个年纪，约翰·肯尼迪当选时比我大一岁。但是他们都来自富有的政治世家，从小就在权力圈子里长大，早就习惯成自然了。我最喜欢的两个总统，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是51岁才当上总统的，非常成熟稳重，对自己和自己的责任驾轻就熟。十年之后，在我51岁生日那天，艾尔·戈尔给我讲述了切罗基印第安部族对成熟过程的看法。切罗基人认为不到51岁，人是不可能完全成熟的。
让我烦恼的第二件事是竞选活动将给我履行州长职责造成困难。1987年是全面施行学校教育标准的最后期限。我已经召开了一次议会特别会议，为学校和过分拥挤的监狱募集资金。那是一场混战，导致我和一些议员的关系非常紧张，要不是最后时刻我们艰难凑齐足够的选票，我们几乎就以失败告终，无法去做必须做的事情。我知道，十有八九我得在1988年初召开另一次议会特别会议。我下定决心将学校标准贯彻到底，在此基础上再图发展；这是阿肯色州大多数穷人孩子能够创造一个更好未来的惟一机会。切尔西所在的小学里有。60％的学生是黑人，超过一半的学生来自低收人家庭。我记得她邀请一个小男孩来州长官邸参加自己的生日晚会，而那个孩子只因为买不起生日礼物，差点没来。我决心给那个男孩一次机会，他的父母不曾享有的好机会。
《阿肯色报》在过去每一次竞选活动中都支持我，这次却刊登了一篇社论，认为我不应该参选，原因与我自己想的不谋而合。这份报纸承认我有担任全国领导人的巨大潜力，但还说：“比尔·克林顿尚未做好当总统的准备”“阿肯色州需要克林顿州长”。
雄心壮志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想当总统的雄心壮志使得许多总统候选人忘记了自己的缺点和局限，忘记了当前的职责。我总以为自己能够抓住任何时机，承受最严酷的考验，同时完成两件或三件工作。1987年，我本来可能基于自信和雄心壮志而做出一个决定，但是我没有。最终使我下定决心的是我生活中与政治无关的部分：切尔西。卡尔·瓦格纳也是一个独生女儿的父亲，他对我说，我必须能够忍受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无法与切尔西待在一起。米基·坎特正在和我深谈的时候，切尔西问我暑假去哪里玩。我说如果竞选总统的话，我可能哪儿也去不了；切尔西回答：“那么妈妈和我自己去玩，不带你。”这真是一锤定音。
我走进州长官邸，朋友们正在吃午餐，我告诉他们说不打算竞选总统了，对把他们邀请过来感到抱歉。随后我来到怡东酒店，向几百名我的支持者宣布我的决定。我尽力解释清楚我几乎已经下定决心，但又放弃的经过：我需要时间和我的家人待在一起；我需要一些私人的时间。政治家也是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忘了这一点，但他们的确是普通人。我，或者其他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惟一可以贡献的东西都深藏在内心。是它点燃人们的热情之火，赢得他们的信心和选票，无论他们住在威斯康星州、蒙大拿州，还是纽约州。我生命的这一部分需要更新。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竞选活动可能对我女儿产生的影响。我起步这么晚，其他的候选人都已经准备差不多两年了，要想获胜，惟一的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出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路上拉选票，而且还让希拉里也跟着我这样做……我见过很多孩子在这样的压力下长大，很长很长时间以前，我对自己发誓说，如果我有幸生儿育女，我决不让他/她在长大的过程中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
尽管希拉里说无论我做何选择，她都会支持我，但她还是松了一口气。她认为我应该完成我在阿肯色州开始的事业，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支持我的根基。她也知道这不是我离开家人的合适时机。母亲在麻醉工作上出了点问题，罗杰刚刚出狱两三年，希拉里的父母正准备搬到小石城。1983年1月，我在向议会宣誓就职的时候，休·罗德姆突然跌坐在椅子里。他突发心脏病，被紧急送到了大学医疗中心，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他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在他的身边。当发现他头脑清楚的时候，我说：“休，我的演讲还不够好，没有让所有的人都犯心脏病！”1987年，他经受过一次小小的中风。休和多萝西不必独自待在帕克里奇。我们希望他们待在我们身边，他们也盼望着搬过来，主要是为了离惟一的外孙女近一些。不过，搬家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次大的调整过程。
我放弃竞选，希拉里感到高兴，因为她不同意一般人的看法，认为民主党不大可能赢得1988年的大选。她觉得“里根革命”的时代还没有结束，虽然发生了伊朗门事件，但她仍相信乔治，布什将以温和版的里根形象赢得选举。四年之后，布什总统的支持率超过70％，民主党获胜的前景比四年前要黯淡得多，希拉里却鼓励我参选。不出所料，两次她都是对的。我宣布放弃竞选的决定之后，感觉仿佛从肩上卸下了全世界的重担。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做父亲、丈夫和州长，自由自在地为解决全国性的问题而呼吁和努力，无须考虑迫在眉睫的抱负。
7月，希拉里、切尔西和我一起去密歇根州特拉弗斯城参加全国州长夏季会议，完成我为期一年的主席使命。我的继任者是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约翰·苏努努，他许诺要继续进行福利改革，我和他的关系也很好。会议休会之后，民主党的州长们去了麦基诺岛，在那里，吉姆·布兰查德州长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与所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见面，包括艾尔，戈尔参议员、保罗·西蒙参议员、乔·拜登参议员、迪克·格普哈特众议员、杰西·杰克逊牧师、亚利桑那州前州长布鲁斯，巴比特和迈克·杜卡基斯州长。我觉得我们的候选人都很出色，但我最看好杜卡基斯。马萨诸塞州在他的管理下，拥有成功的高科技经济和平衡的预算，在教育和福利改革方面也取得了进步。他是作为一个“新民主党人”在管理他的州，他也有过因遭受负面攻击输掉选举随后又成功当选的经历。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马萨诸塞州有自由主义倾向，但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推举他，因为他是一位成功的州长，能够避免前几次大选中对我们造成致命打击的错误。何况，我们也是朋友。迈克听说我不参选时，舒了一口气，他提前送我一份生日礼物，是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快乐的41岁。克林顿1996年当选。那时你才49岁！”
见面结束之后，吉姆·布兰查德州长组织了一场精彩的摇滚音乐会，汇聚了汽车城底特律60年代出名的一些艺术家，包括“四尖子”乐队、玛莎·里夫斯和范德拉兄弟乐队，还有小沃克，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次中音萨克斯管演奏家，能吹出我们大多数人吹不出的高八度音。演出快结束之际，一个女青年走到我跟前，邀请我和所有乐队成员一起演奏他们的保留曲目《在街上跳舞》。我已经三年没有摸过萨克斯管了。“有乐谱吗？”我问。“没有。”她答。“什么调？”她答：“我不知道。”“我可以练习几分钟吗？”回答又是：“不行。”我的回答只能是：“好吧，我来吹。”我上了舞台。他们递给我一个萨克斯管，马上在喇叭口加了一个麦克风，演奏开始了。刚开始我尽可能地吹得轻一点，直到我调好音，找着调。随后我融人了演奏，表现很不错，我仍然留着和小沃克一起即兴演奏爵士乐的照片。
9月非常忙碌。新学年即将开始，我和接替特雷尔·贝尔出任里根内阁教育部长的比尔·贝内特一同出现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新闻界”节目里。我和贝内特相处得不错，他赞同我对教育工作核定和教授在校学生基本价值观的支持，当我说各州需要联邦政府为孩子的早期教育提供更多的帮助时，他也没有表示反对。当贝内特批评全国教育协会阻挠教育工作核定时，我说，我认为全国教育协会在这方面的工作越做越好，并提醒他说，另一大教师组织美国教师联盟的领导人艾尔·尚克尔既支持教育成绩责任制，也支持价值观教育。
不幸的是，我当上总统后，与比尔·贝内特的关系趋于紧张，他开始致力于提倡德行，这成了他的工作。尽管他曾送我一本书，上面写着“赠比尔·克林顿，明白事理的民主党人”，但是很显然，他逐渐认为要么是他看走了眼，要么与他赠书时相比，我已经变得完全不明事理了。
大约在我接受“会见新闻界”节目访谈前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拜登参议员要我作证反对被里根总统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罗伯特·博克法官。我知道乔要我作证是因为我是来自南方的白人州长；我曾经跟着博克学过宪法，这更是一个有利因素。在我答应之前，我阅读了博克的大多数文章、重要的司法主张和发表的演说文本。我得出结论，博克法官不适合在最高法院任职。在长达八页的声明中，我说博克是我的老师，我喜欢他，奠敬他，也承认里根总统在任命官员时应该享有相当的自由度，但是我仍然认为参议院应该否决这项提名。我指出，博克自己的言论表明他是一个极端保守派，并非主流的保守主义者。除了“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他批评了最高法院几乎所有扩展了民权范围的主要判决。事实上，19a年，博克和威廉·伦奎斯特是仅有的建议巴里·戈德华特否决民权法案的两名律师。作为南方人，我十分明白不要让这些判决再生枝节、再次撕开种族伤疤的重要性。几十年来，被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的人选当中，博克对最高法院如何保护个人权利有着最褊狭的看法，他认为“十多起”最高法院的判决应该被推翻。比如，他说已婚夫妇使用避孕用品不应被当成隐私而不受政府干涉，如同公用事业公司无权污染空气一般。事实上，他认为公用事业公司和其他企业有权得到更多的保护，比个体公民更应远离他所反对的政府干涉行为，他在大海湾案件中判决阿肯色州败诉便是一个例子。然而，具体到对企业利益的保护，他却把司法限制扔到一边，主张采取激进行动。他甚至说联邦法院不应该实施反托拉斯法，因为这种法律的根基是有缺陷的经济理论。我要求参议院不要冒险，以为博克法官不会按他一贯的信仰行事，不要以为他在批准程序中做出的更加温和的保证似乎从此便会成为他的执法原则。
我不得不提交我的证词，而不是亲自到场作证，因为听证会推迟了，而我必须去欧洲参加一个贸易洽谈会。10月底，参议院以58票对42票否决了博克的提名。我怀疑我的证词根本没有产生影响。里根总统随后提名安托宁·斯卡利亚法官，他和博克同样保守，只不过没有同样多的口头和书面材料来证明这一点。他轻松过关。2000年12月，在“布什诉戈尔案”中，他签署了最高法院的周六判决，史无前例地颁布禁令，要求停止佛罗里达州的计票。三天后，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判决乔治·B．布什选举获胜，理由是基于待处理的争议选票无法按佛罗里达州的法律要求在当天午夜前计算完毕。理由当然不是这个：最高法院三天前终止了对合法选票的计票。这样的司法激进案例恐怕连鲍勃·博克都会脸红。
贸易洽谈结束之后，希拉里与我和约翰·苏努努、罗得岛的埃德·迪普雷特州长一起到佛罗伦萨，会见我们的意大利同仁。这是希拉里和我第一次去意大利，我们爱上了佛罗伦萨、锡耶纳、比萨、圣吉米亚诺和威尼斯。我对意大利北部的经济成功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那里的人均国民收入比德国还高。这个地区的经济如此繁荣，原因之一是小本生意人合作无间，互相分担设备、管理和市场营销费用，自中世纪成立行会以来，意大利北部的-rl／~几个世纪一直遵循这一传统。我又一次找到了可能适用于阿肯色州的经济发展理念。回国之后，我们帮助一群失业的铁皮工人创办作坊，相互之间分担成本和市场营销花费，就像我见到的意大利皮匠和家具-r'l~所做的那样。
10月，美国股市在一天之内暴跌500多点，这是自1929年以来一天中的最大跌幅，美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巧的是，股市收盘的时候，美国最富有的人萨姆·沃尔顿正好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萨姆是阿肯’色州商会的会长，该商会会员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他们还有一个委婉的称呼：“豪服俱乐部”。他们致力于提高阿肯色州的教育和经济水平。萨姆暂时告辞去看看沃尔玛股票的情况。他全部的财富都与这家公司息息相关。几十年来，他一直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开一辆老式的轻型货车。萨姆回来之后，我问他损失了多少。“大约10亿美元。”他答道。在1987年，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钱，即便对萨姆·沃尔顿也是如此。我问他是否担心，他说：“明天我将飞到田纳西看看刚刚开张的沃尔玛超市。如果停车场里有很多车，我就不担心。我的公司之所以上市，只是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开设更多的超市，也给我们的员工提供一个人股的机会。”几乎所有为沃尔玛工作的人都拥有它的股份。沃尔顿与新型的企业管理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即便公司的效益不好，工人的效率不高，他们仍然坚持大幅增长薪水，坚持在公司倒闭时能够享受“金降落伞”的待遇。新千年的头几年，许多股票的崩盘暴露出新一拨管理层的贪婪和腐败，我不禁回想起1987年萨姆·沃尔顿损失了10亿美元的财富。萨姆是共和党人。我怀疑他可能从未投过我的票。我并不赞成沃尔玛公司那时候的所有做法，也不赞成萨姆去世后该公司一些越来越常见的做法。我说过，沃尔玛公司“购买美国”的计划执行得不如以前好。它也被指控雇用大量的非法移民。还有就是；这家公司是反工会组织的。不过，如果我们的公司管理者都富有献身精神，都把个人财富的涨落与员工、股民的利益绑在一起，美国的经济将会更加繁荣。
1987年即将结束之际，我在佛罗里达州召开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做了这个十年里的第三次演讲，重申我一贯的主张：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并且带动全美国的人民与我们一起认清现实。里根总统已经许诺，要降低税收，提高国防开支，平衡预算。前两项承诺他都履行了，但第三项却做不到，因为通过减税而刺激生产和投资的经济是很难达到收支平衡的。结果导致我们的国债激增，用于长远发展的资金短缺，而国民收入减少了40％。我知道共和党人对他们的成绩感到骄傲，但我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却如同两只观看青少年跳霹雳舞的老狗。一只老狗对另一只说：“你知道，如果我们也那样跳的话，他会把我们赶走。”
我对来佛罗里达州参加全国大会的民主党人说：“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创建一个世界经济新秩序，并确保美国人民在这个新秩序中的位置。”我最主要的观点就是：“为了拥有明天，今天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我们谁都无法置身事外”。
回头再看，我觉得我在肋年代末发表的演说很有意思，因为它们与我在1992年说的话、当上总统之后努力去做的事是如此一致。
1988年，我到过哥伦比亚特区和13个州发表演说，主题基本上一半与政治有关，一半与政策有关。大部分关于政策的演讲都围绕着教育和福利改革立法的必要性，我们希望年底国会能通过福利改革法。不过就我的未来而言，最重要的关于政治的演讲题为“民主资本主义”。2月29日我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向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做了这个演讲。从那时起，我越来越热衷于参加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活动，因为在我看来，它是惟一致力于提出和阐明民主党人赢得大选和正确领导国家所需新理念的团体。在威廉斯堡，我谈到全球经济参与途径“民主化”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所有的公民和社团都可以参与。我已经接受了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在《真正的弱者》一书中阐述的观点：不可能按种族划分找到各自解决积重难返的失业和贫困问题的方法。惟一的解决途径是教育、成人教育和培训以及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在阿肯色州，我继续着力解决学校和监狱面临的预算问题，推动我的“好开端、好学校、好工作”计划，争取通过立法促进税收改革和游说制度改革。最终，由于州议会不愿通过这两项提案，我便将它们留给下次选举时投票表决。利益集团大肆采用广告反对这两项提案。游说制度改革获得通过，税收改革被否决了。
杜卡基斯州长正采取行动确保自己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在亚特兰大召开民主党全国大会之前两星期，迈克请我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他和他的竞选负责人告诉我，虽然在民意调查中他领先于副总统布什，但美国人民对他并不十分了解。他们认为，提名演讲是一个机会，可以让人们认识他，他的个人品质、政绩和创见都决定他是总统的适合人选。因为我是他的同事和朋友，也是南方人，他们希望我能做提名发言，用掉规定的全部时间，大约25分钟。这不同于常规的做法：三个代表民主党内不同派系的人分别做五分钟的提名发言。没有人仔细听这些发言，但发言的人和他们的选民会感到高兴。
这个邀请让我感到荣幸，但同时我也很谨慎。我说过，全国大会都是闹哄哄的碰面会，除了主旨发言和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接受提名的演讲，讲台上传来的声音一般是背景音乐。我参加过的全国大会不少，非常清楚如果代表们和媒体没有心理准备，大厅里的状况又不是很有利，额外的一个冗长发言肯定会砸锅。我对杜卡基斯的人说，我的发言不会产生积极效果，除非讲话的时候把灯光调暗，杜卡基斯手下负责发言秩序的人能让代表们保持安静。还有，他们不能鼓掌太多，不然发言的时间会显著加长。我对他们说，这样做的确很麻烦，如果他们不想做的话，我可以做一个五分钟的激动人心的演讲，表示支持。
7月20日发表演讲那天，我拿了一份演讲稿到迈克的房间，让他和他的手下过目。我对他们说，这份书面讲稿口头讲起来要花22分钟，如果鼓掌不太多的话，我们的时间不会超过限定的25分钟。我又说如果他们觉得效果更好的话，我可以把讲稿砍掉25％，或者50％，或者75％。一两个小时后，我打电话问他们希望我如何讲。得到的答复是一字不落。迈克希望美国人民像我一样了解他。
那天夜里，我被介绍之后，踏着强劲的音乐走上讲台。我刚一开口，灯光就暗了下来。接下来情况越来越糟糕。我还未讲完三句话，灯光又亮了起来。然后我每次提到迈克的名字时，听众都起哄。我立刻明白，应该丢掉讲稿只讲五分钟，但是我没有这样做。真正的听众都在看电视。如果我能够忽视大厅里分散我注意力的人和事，我还是可以让待在家里的老百姓听到迈克希望他们听到的一切：
我想讲一讲迈克·杜卡基斯。他从底层崛起，速度如此之快，我们每个人都想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当州长是什么样子，他又能成为什么样的总统。
他是我的老朋友。我想让你们了解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想让你们了解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让迈克·杜卡基斯成为继安德鲁·杰克逊之后第一位父母为移民的美国总统。
我一一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会场上都是说话声，只有在我提到迈克的名字时，才会听到欢呼。我感觉自己仿佛在推着200磅的巨石上山。后来我开玩笑说，讲到十分钟的时候，美国萨摩亚人代表团开始取笑起来，我知道我有麻烦了。
几分钟之后，美国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的人开始取笑我，他们播放会议大厅里听众心不在焉的镜头，问我什么时候结束演讲。只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无线广播阿从头至尾播放了演讲，没有插入任何批评和评论。采访大会的媒体显然事先不知道我将讲多久，或者我要做什么。另外，我这篇演讲稿的写作风格全错了。我本想连续讲讲迈克的生活经历，不会被太多的鼓掌打断，所以我的演讲听上去像随意的对话，“说教味”也太重。我以为可以不理睬现场的代表，只当给看电视的观众演讲，这样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了。
我也有一些精彩的话，可是，天哪，我得到的最热烈的掌声是在演讲艰难地结束时，我说：“在结束……”这是整整32分钟的灾难。后来我对希拉里开玩笑说，我本不清楚自己的演讲有多糟，直到我们走出会场，她开始走向陌生人，介绍说我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幸运的是，迈克·杜卡基斯并没有因我的过失而受到伤害。他选择劳埃德·本特森做竞选伙伴，颇受好评；他们两人的提名演说都非常精彩；两位候选人离开亚特兰大的时候，在民意测验中远远领先于对手。而我却像一具行尸走肉。
7月21日，汤姆·谢尔士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一篇灾难性的文章，把媒体对我演讲的反应归结为：“周二，杰西·杰克逊使大厅里所有的人激动万分；周三晚上，阿肯色的比尔·克林顿州长却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木头。”他称之为“温迪·克林蒂演出失败的经典”，还用令人难堪的细节描绘各大广播公司如何想办法用节目填补我演讲的那段时间。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希拉里和我都清楚我昨天跳进了一个深渊，必须自己想办法爬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开始，只好自我解嘲。我在公众场合做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不是我表现最好的一小时。甚至那一个半小时我的表现都不是最好。”表面上我一直装出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却告诫自己，从此能不再忽视自己对演讲的直觉反应。我做到了，惟一的例外是1994年我就医疗保健问题向国会发表演说的短暂瞬间。
在我的一生中，从没有像这次回家这么愉快。阿肯色州大多数人都是支持我的。我的一些多疑的支持者们认为我被人算计了。大多数人只是觉得我放弃了一贯的即兴发挥，灵感的火花被书面演讲稿束缚得死死的。罗伯特·“赛”·麦金托什，一位性格难以捉摸的黑人餐馆业主，之前与我的关系时好时坏，这一次挺身而出，猛烈抨击媒体的报道，在州议会大厦举办免费午餐，招待所有送来明信片或信件回击一位在全国性媒体上批评我的人。来的人超过500位。我收到了大约700封谈那次演讲的信，90％持肯定态度。显然，写信的人都通过电台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听到了我的演讲，丹·拉瑟至少做到了在全部转播完我的演讲之后，才开始冷嘲热讽。
回来大概一天之后，我的朋友哈里·托马森给我打电话，他是成功的电视节目“钻石女郎”的制片人，撰稿人是他的妻子琳达·布拉德沃斯。哈里是丹尼·托·马森的兄弟，在教堂合唱团里丹尼就站在我的旁边。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哈里回阿肯色州拍摄一部反映内战时期的电视电影《蓝与灰》，希拉里和我认识了他。哈里对我说，“劣材也成器”，但是动作得快。他建议我参加约翰尼·卡森的节目，并拿自己开涮。我尚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回答说我需要一天的时间考虑。卡森已经就我的演讲发表了不少“见解”，正在兴头上。他说的比较难忘的一句话是：“演讲结束，效果好得像维可牢避孕套。”不过实在没有多少可考虑的——我的处境已经不可能再坏了。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哈里，’请他替我安排在卡森节目里露面。卡森一般不邀请政治家参加自己的节目，但是显然，这次他破例了，因为我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攻击目标，错过了可惜，也因为我答应吹萨克斯管，他可以把这作为借口，表明他一直没有打破惯例，最起码没有邀请过不会玩乐器的政治家。吹萨克斯管是哈里的主意，这不是他为我想到的最后一个绝妙主意。
几天之后，我坐上了飞往加利福尼亚州的飞机，陪同我的是布鲁斯·林赛和我的新闻秘书迈克·高尔丁。节目开始之前，约翰尼·卡森来我的等候室和我打招呼，他几乎从未这么做过。我猜想他知道我将不得不承受难堪和痛苦，希望使我放松心情。按照安排，节目一开始我就上场，但是卡森的开场白便是让观众们不要担心我的出现，因为“我们在休息室里准备了大量的咖啡和舒适座位”。随后他介绍我。接着又介绍我。接着还是介绍我。他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把他的调研人员能找到的关于阿肯色州的所有情况和盘托出。我觉得他讲话的时间要超过我在亚特兰大演讲的时间了。等我终于上场坐定之后，卡森取出一个巨大的沙漏，放在我边上，全世界的人都看得见沙子在往下漏。沙漏的下滑时间有限。效果却非常热闹。让我觉得更好笑的是，我自己也带来了沙漏，演播室的人却说我绝对拿不出来。卡森问我在亚特兰大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他，我想帮并不擅长辞令的迈克·杜卡基斯留下一个好印象，“而且取得了完全超乎我想像的成功”。我告诉他，杜卡基斯非常喜欢我的演讲，他希望我去参加共和党的全国大会，为布什副总统做提名演讲。随后，我说我故意弄砸了演讲，因为“我一直希望能以最差的面目出现在这个节目上，现在我做到了”。约翰尼问我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怎么看。我面无表情地回答：“这要看今晚我参加这个节目的表现。”我们又说丁几分钟俏皮话，演播室里的观众开怀大笑，随后约翰尼邀请我演奏萨克斯管，与多克·塞韦林森的乐队合作。我们演奏了《夏日时光》的弱拍版，效果和之前的玩笑话一样好。然后我坐下来欣赏下一位嘉宾的演出，他是著名的英国摇滚歌手乔·科克尔，演唱了他最新的热门歌曲《放飞我的心》。
节目结束之后，我如释重负，感觉效果差不多已经达到最好。哈里和琳达为我举办了一个晚会，邀请的客人是他们的一些朋友，包括另外两个阿肯色人，一个是获过奥斯卡奖的女演员玛丽·斯滕博根，另一个是吉尔·杰拉德，因主演《巴克·罗杰斯在25世纪》而一举成名。
我坐了一趟红眼航班回阿肯色州。第二天，我了解到卡森的节目在全国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在阿肯色州的收视率更是高得惊人。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这么多阿肯色人熬夜收看电视，但是阿肯色的尊严岌岌可危。我走向州议会大厦的时候，家乡的人聚集在那里为我的表现鼓掌，喝彩，拥抱我。最起码在阿肯色州，卡森的节目已经成功地让我摆脱了亚特兰大的溃败。
情况对我来说越来越好，对其他美国人也是如此。有线电视新闻网上一周刚刚把我“封为”政治大输家，这一周却把我评为政治赢家。汤姆·谢尔士说我已经“奇迹般地康复”，还说“看电视的观众喜欢这样卷土重来的故事”。不过事情并未结束。8月，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到纽约州长岛，与我们的朋友利兹·罗宾斯一起在海滩度假。我接到邀请，为在那里过夏天的艺术家与作家之间的年度慈善垒球比赛担任裁判。我现在仍然保存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现在担任纽约《每日新闻》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出版人的莫特·朱克曼正在投球，而我嘴里喊着“坏球！”“好球！”当我被介绍上场的时候，广播员开玩笑说，他希望我不会像在亚特兰大发表演说那样，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喊完“坏球！”“好球！”我大笑，肚子里却在嘀咕。直到一局结束之后，我才知道观众的反应。一个高个男人从看台上站起来，走到场地里，朝我走来。他说：“不要在意他的批评。其实我听了你的演讲，我非常喜欢。”他是切维·蔡斯。我一向喜欢他的电影。现在我成丁他的终身影迷。
无论是我蹩脚的演说，还是我在卡森节目里的精彩表现，都与我履行州长的职责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这场磨难再一次提醒我，人们的看法对政治家所能取得的成就会产生很大影响。这件事也让我学会了谦卑。我知道，聋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对身处尴尬或耻辱境地的人的心情更加敏感。我对帕姆·斯特里克兰一我非常尊敬的《阿肯色民主党人》的记者——承认说：“政治家偶尔被人在背后打上一拳，我不能肯定这是坏事。”
不幸的是，我的处境越来越好，迈克·杜卡基斯的处境却不是如此。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乔治·布什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提名演说，提出一种“更友善、更温和的”里根主义，并请我们“看我的嘴型：绝对不会增加新的税收”。另外，副总统并没有对迈克·杜卡基斯采取“更友善、更温和的”态度。·李·阿特沃特和他手下的人像患了狂犬病的狗一样紧咬住他不放，曝料说迈克不相信向国旗宣誓效忠，也不主张对罪犯实行严厉打击。一群与布什阵营没有公开联系的“独立”人士播放丁一条广告，主角是一个名叫威利·霍顿的被判有罪的杀人犯，由于马萨诸塞州实行监狱犯人出狱休假计划，他得以获释。并非巧合的是，霍顿是黑人。迈克·杜卡基斯的对手正试图给他抹黑，杜卡基斯却没有迅速做出强有力的反击以自救，反而被人拍到戴着头盔坐在坦克里的照片，看上去不像即将担任三军总司令的人，而像《疯狂杂志》的艾尔弗雷德·E．纽曼。
秋天，我飞到波士顿看看我能帮什么忙。那时候，杜卡基斯在民意调查中已经远远落后。我请求他的竞选班子进行还击；至少告诉选民，布什所在的联邦政府也给囚犯准假。但是他们的还击程度根本达不到我的要求。我与竞选班子负责人苏珊·埃斯特里奇见了面，我很喜欢她，而且我认为她为杜卡基斯的问题承担了太多的责骂，另外我还遇到了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她是乔治敦大学教授，曾在卡特的白宫班子中任职，是杜卡基斯的外交政策顾问。她思路清晰，立场强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决心与她保持联系。
在竞选的最后三周里，杜卡基斯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他没有重新树立以前的“新民主党人”形象，负面的广告和他在辩论中不够积极自信的表现已经彻底毁坏了这个形象。11月，布什副总统获得54％的选票，战胜了得票46％的杜卡基斯。杜卡基斯在阿肯色州也没有获胜，虽然我尽力了。他是一个好人，一位杰出的州长。他和劳埃德·本特森本可以在白宫为我们的国家尽心尽力，做出成就。但是共和党人对他的抹黑导致了他的竞选落败。他们坚持使用有效的战略，对此我无法谴责他们，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对美国有好处。
10月，总统竞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我参与了令人激动的两项政策的制定过程。我联合相邻两州的州长——密西西比州的雷·马布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巴迪·勒默尔——提交了一份使经济复苏的新提案。他们两位都很年轻，能言善辩，都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进步主义者。为了凸显我们的决心，我们在罗斯代尔附近密西西比河上的一艘游艇里签署了一份协定。之后不久，我们一起去日本洽谈贸易。另外，我们支持邦珀斯参议员和密西西比州迈克·埃斯皮众议员为建立密西西比河下游三角洲发展委员会所做的成功努力，这个委员会致力于对河两岸贫困县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和提供建议，从伊利诺伊州南部到密西西比河流入墨西哥湾的新奥尔良，遍布着贫困县。三角洲北部白人居住的各县与南部居民几乎全是黑人的各县情况差不多同样糟糕。我们三个州长都是三角洲委员会的成员。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沿着密西西比河在两岸那些年代悠久的小镇里举行听证会，之后提交了一份报告，最终成立了一个专职办公室，坚持不懈地为改善美国原住民部族领地之外全美最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生活质量而努力。
10月13日，我应邀前往白宫参加期待已久的里根总统签署福利改革法案的仪式。这是两党精诚合作的结果，是两党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州长们、田纳西州民主党众议员哈罗德·福特、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卡罗尔·坎贝尔·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丹·罗斯滕科斯基和比其他人更了解福利发展史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帕特·莫尼汉，还有白宫的全体工作人员。国会、白宫与州长们携手合作的方式不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令我万分感激。哈罗德·福特甚至邀请特拉华州的共和党人州长迈克·卡斯尔和我参加他的下设委员会，修改完善这个法案，以便形成提交投票的最终版本。我希望，并且相信这项立法将帮助更多的人摆脱对福利的依赖并开始工作，同时也向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多的资助。
我也高兴地看到里根总统卸任之际还有积极的作为。白宫首肯的伊朗门非法事件对他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如果民主党人的强硬赶得上纽特·金里奇一半的话，里根总统很有可能遭到弹劾。尽管我与里根在许多政见上有分歧，我还是很喜欢他这个人，’在白宫招待州长的晚宴上，我与他同在一桌，1988年他最后一次对我们发表演说之后，几个州长与他一起共进午餐，在这些场合听他讲故事很有意思。对我来说，里根多少是个谜一样的人物，让人感觉既友好又有距离。我不能确定，他究竟知道多少他的最严苛的政策对人产生的后果，还有，他究竟是利用了铁杆右派分子还是被他们所利用；写他的书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因为他得了老年痴呆症，我们也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这些答案。无论如何，与他的电影比起来，他的个人经历更有趣更神秘。
1988年的最后三个月，我一直为接下来的议会例会做准备。10月底，我发布了一本70页的小册子《推动阿肯色州进人世纪》，概要介绍我将在1月提交给议会的提案。它凝结了350多位公民和官员的心血，他们是各个对付最紧迫挑战的委员会和理事会的成员，他们的忠告和建议累积成这本小册子。其中充满了具体的创见，包括成立学校诊所对付少年妊娠问题，通过学校为没有买保险的孩子提供医疗保健，父母和学生都有权利选择本地区之外的公立学校，把“学前儿童家庭教育项目”扩展到全部75个县，每所学校每年都必须交纳一份成绩报告单，与本校以前和本州其他学校的教育成绩相比较，明文规定州政府有权接管教育水平退步的学区，大力扩展成人读写教育项目，把阿肯色州建设成为全美第一个“消除工作年龄文盲公民”的州。
读写教育提案以及变文盲之耻辱为挑战的前景令我尤感兴奋。去年秋天，希拉里和我去切尔西所在学校参加家长教师协会，一个男人走过来对我说，他看到我在电视上谈论读写教育。他告诉我，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从未学会阅读。随后他问我能否安排他参加读写教育班，但不要告诉他的老板。碰巧我认识他的老板，相信他一定为这个员工感到骄傲，但是这个员工很担心，所以我的办公室安排他加入了一个阅读班，但没有告诉他的老板。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开始强调读写不过关并不是羞耻之事，但是如果不去克服，那便是真正的羞耻。
尽管这个项目力度很大，还增加了一些具体措施，它的中心主题仍然是我过去六年来苦心研究的东西：“要么我们在人力资本上增加投入，增强人民相互合作的能力，要么我们走向长期的衰退。”过去我们大力宣传阿肯色是一个人民勤劳、工资很低、税收不高、风景美丽的州，面对全球经济的崭新现实，这个战略在十年前就已经失去了意义。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个战略。
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我都在全州各地发表演说推销这个项目，1989年1月9日，我向议会提交了相关议案。在演说中，我介绍了支持这个项目的阿肯色人以及筹集资金必须征收的税收项目，支持的人有：一个学校董事会主席，他从未投票支持我，却赞成教育改革项目；一个拿救济金的母亲，她参加了我们的工作项目，完成高中课程之后，开始上力学，还得到了一份工作；一个二战老兵，刚刚学会阅读；阿什当新开张的资产达5亿美元的尼库萨造纸厂经理，他对议员们说，他的工人必须得到更好的教育，因为“我们的生产计划要求工人懂统计学，许多人根本不懂”。
我指出我们可以承受提高税收的压力。我们的失业率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已经从六年前的10．6％下降到了6．8％。我们的人均收入排在第46位，但在州和地方人均税收方面，则排名第43位。
演说结束之际，我指出几天前，我的朋友，也是这个项目的坚定支持者，众议员约翰·保罗·卡普斯在媒体上说，人们“对比尔·克林顿老调重弹逐渐感到厌烦和恶心”。我对议会说，我相信许多人对我总强调同一件事情感到厌烦，但是“政治责任感的本质便是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全神贯注于重要的事务，直到找到解决的办法为止”。我说，“当我们州的失业率降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个人收入升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时……当没有哪家公司认为我们无法承受世界新经济的挑战而对我们不予考虑时……当我们州没有青年人必须背井离乡才能找到好工作时……”我将谈
蒂娜·特纳来小石城开演唱会时，我获得了一些“老调重弹”的灵感。蒂娜唱完全部新歌之后，最后唱了一首她第一次进排行榜前十名的歌（自豪的玛丽》。乐队刚刚奏响前奏，观众席就沸腾了。蒂娜走到麦克风跟前，微笑着说：“大家知道，25年来我一直在唱这首歌。但每一次都唱得比先前好。”
我也希望我的“老歌”仍然受到欢迎，但是有迹象表明约翰·保罗·卡普斯的话是对的，阿肯色人，包括议员们，对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督促逐渐感到厌烦。议会通过了我提出的大多数具体议案，但不同意提高税收以筹集医疗保健和教育所需的更为高昂的费用，其中包括再次给教师大幅度提高工资，将三岁和四岁的孩子纳入儿童早期教育项目。1月初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大部分选民支持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我的受欢迎程度也领先于其他可能在1990年竞选州长的人，但是它也显示一半接受调查的人希望换州长。
与此同时，我最重要的伙伴也开始感到厌烦，希望能对付其他的挑战，包括精力旺盛的阿肯色州民主党主席利博·卡莱尔，他是一位商人，是我说服他担任这个职位的，我告诉他，每周只需花半天时间。后来他开玩笑说，我说的一定是他可以留给自己生意的时间。
幸运的是，有天赋的新人仍然愿意出任公职。我做的一个最好也是最有争议的决定就是任命乔伊斯林·埃尔德斯博士为卫生部长。我对埃尔德斯博士说，我想就减少少年妊娠做点事情，在阿肯色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她建议在学校设立诊所，如果当地学校理事会同意的话，将提供性教育，提倡节欲和安全性行为，我表示支持。当时已经有几家这样的诊所，在降低婚外生育方面很受欢迎，也很有成效。
我们的措施招致了基要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主张采取“就说不行”的政策。在他们看来，埃尔德斯博士主张人工流产为合法，这已经是很过分了。现在他们声称，我们试图在学校设立诊所，将导致大群的青年人发生性行为，而在乔伊斯林没有推广诊所之前，他们甚至不会想到发生性行为。我怀疑欲火中烧的青少年在汽车后座发生性行为时，脑海里是否会闪过埃尔德斯博士和她的主张。这场战斗是值得的。
我当上总统之后，任命乔伊斯林·埃尔德斯博士为卫生局长，她很受公共卫生团体的欢迎，因为她一贯愿意为健全的——也许很有争议的——卫生政策挺身而出。1994年12月，我们在国会中期选举中惨败给共和党右派，埃尔德斯博士建议教孩子们手淫，认为这也许是减少少年妊娠的好办法，她成了头条新闻。当时，我使出全力稳住易受惊吓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对我的支持，下定决心斗争到底，否决共和党人提出的削减教育、医疗保健和环保支出的偏激议案。现在，我面临这样一种可能性：金里奇及其同党对我们冷嘲热讽，以便转移公众和媒体对他们削减预算的关注。在其他时候，我们也许可以承受这样的压力，但是我已经让民主党背上了过重的负担：备受争议的预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医疗保健努力的失败，还有布雷迪法案和进攻性武器禁令，这被全国来复枪协会加以利用，使民主党失去了在众议院中大约12个席位。我决定请埃尔德斯博士辞职。我讨厌这样做，因为她正直、能干、勇敢，但是我们对政治风波已经表现得过于麻木不仁，影响已经延续几个总统任期。我希望有一天她能原谅我。在担任我任命的两个职务期间，她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1989年，我损失了一个最重要的幕僚，贝琪·赖特。8月初，她宣布要请假休息几个星期。我请财政和管理局局长吉姆·普莱杰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暂时给贝琪代班。贝琪的声明引起了很多流言和揣测，因为人人都知道是她把州长办公室管理得井井有条，对州政府中发生的一切都了然于胸。
《阿肯色报》尖酸刻薄的专栏作家约翰·布鲁梅特写了一篇文章，预测我们的试验性“分居”是否会导致“离婚”。他认为不会，因为我们对彼此都很重要。事实的确如此，但是贝琪需要离开。自从我1980年竞选失利以来，她一直鞍前马后，非常劳累，现在已经力不从心了。我们都是工作狂，疲惫不堪的时候脾气越发暴躁。1989年，我们力图在困难的处境中完成很多工作，经常把受挫的怨气发泄到对方身上。年底，经过十年的无私奉献之后，贝琪正式辞去办公室主任的职务。1990年初，我任命退休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史密斯堡前警察局长亨利·奥利弗为贝琪的继任者。亨利并不想干，但他是我的朋友，相信我们努力去做的一切，所以他整整为我工作了一年。
1992年的竞选活动中，贝琪回来帮助我抵挡对我政绩和私生活的攻击。我当上总统之后，她在安妮·韦克斯勒的游说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回到阿肯色州住在欧扎克。大多数阿肯色人永远都不会了解贝琪在帮助他们拥有更好的学校、更多的工作和高效守信的政府中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应当了解。没有她，我在当州长期间取得的许多成就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没有她，我不可能挺过阿肯色州的政治“战乱”，成为美国总统。
8月初，布什总统宣布他将邀请全国的州长们参加下个月举行的教育峰会。9月27日和28日，我们在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开会。许多民主党州长对会议抱着怀疑的态度，因为总统和他的教育部长劳罗·卡瓦佐斯已经声明，这次会议不是联邦将大量增加教育投入的前奏。我也持怀疑态度，但对会议的前景还是感到兴奋：峰会可以为教育改革接下来的步骤制定一个路线图，正如1983年《危机中的国家》所做的那样。我相信总统对教育改革的关注是真诚的，我也赞同他的看法：即便没有联邦追加的经费，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布什政府支持给予父母和学生挑选非指定的公立学校的权利。继明尼苏达州之后，阿肯色州成为第二个批准这项提案的州，我希望其他48个州也能批准。我也相信，如果峰会能形成适当的报告，州长们可以借此提高民众对增加教育投入的支持度。如果民众了解带来的好处，他们对增加税收的反感就会降低。我和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卡罗尔，坎贝尔共同担任州长教育特别工作组的组长，希望能促使民主党内达成共识，与共和党人一起就峰会的成果拟订一份声明。
布什总统在峰会开幕式上的发言简洁有力。随后，我们沿着中心草坪漫步，让记者拍摄刊登在晚报和晨报上的照片，然后开始工作。总统和夫人举办晚宴招待我们。希拉里坐在总统那一桌，和总统就美国婴儿死亡率有多高争论起来。她说有18个国家两岁以前的婴儿存活率比美国高，总统不信。她提出愿意为他找证据，总统说他自己来。他说到做到，第二天他递给我一张写给希拉里的短笺，上面说希拉里是对的。这个得体的举动使我记起了六年前在肯纳邦克波特，他亲自领着三岁的切尔西去洗手间。
卡罗尔·坎贝尔被叫回州里处理一件紧急事务，剩下我和全国州长协会主席，艾奥瓦州的共和党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一起拟订峰会声明的细节，另外还有协会分管教育的工作人员迈克·科恩和我的助手格洛丽亚·凯布众议员。忙到午夜过后，我们几个人才仔细推敲出一个声明，表明各州州长和白宫将努力在2000年之前实现一系列具体的教育目标。与过去十年的教育标准运动不同，这些目标将注重产出，而不是投入，使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取得一定的成果。我认为，除非我们大胆表明推行教育改革新举措的决心，否则我们离开夏洛茨维尔的时候，会显得愚蠢可笑。
从一开始，大多数州长都赞成这次峰会的目标，都认为峰会应该成为某一项大事业的开端，总统的一些手下却不那么确信。他们担心总统不得不全力以赴实行某一重大举措，有可能导致对新的联邦资金的期望值升高，从而惹上麻烦。鉴于赤字和总统“不增加税收”的许诺，这样的牌是不会出的。最后，多亏了当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总统的人终于回心转意。苏努努对白宫的同事说，州长们是不可能空手而归的，我也许诺说服州长们减轻公众要求联邦增加投入的压力。峰会最后的宣言是这样说的：“时机已到，我们应该树立明确的全国性教育质量目标，加强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头一遭。”
峰会结束之际，布什总统亲笔写了一封非常友好的短笺交给我，感谢我能够与他的下属在峰会上通力合作，并说在1990年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他希望教育改革能得到“各方的一致认可”。我也希望如此。州长教育委员会立即开始制定目标，合作者是白宫国内政策顾问罗杰·波特，他比我晚一年作为罗兹学者前往牛津大学学习。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赶在总统发布国情咨文之前与白宫达成协议。
1990年1月底，我们一致同意2000年应该达到六大目标：
到2000年，美国所有孩子开始上学时，都将做好学习的准备。
到2000年，高中毕业率将提高到至少90％。
到2000年，美国学生结束四年级、八年级和十二年级的学业时，将在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和地理这些挑战性的课程中积累一定的知识；美国每一所学校都将确保所有学生学会正确的思维方式，以便为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继续学习乃至在现代经济中成为创造价值的员工做好准备。
到2000年，美国学生在科学和数学方面领先于全世界其他国家。
到2000年，美国的成年人都具有读写能力，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参与全球经济竞争，行使公民权利，履行公民责任。
到2000年，美国每一所学校将消除毒品与暴力，形成一个遵纪守法的、有利于学习的环境。
1月31日，我坐在众议院的楼座上，听布什总统宣布上述目标，他说这些是白宫和州长教育特别工作组共同努力的成果，并将作为一份更详细的目标宣言的一部分，下个月提交给州长大会冬季会议。
2月底，州长们通过的此项议案堪称《危机中的国家》的姊妹篇。这里边有我的一份功劳，我感到自豪，我的州长同仁表现出的学识和献身精神令我印象深刻，同时我也感激总统、约翰·苏努努和罗杰·波特。在接下来的11年里，我作为州长和总统，想尽办法努力实现这些全国性的教育目标。我们把标杆定得高。如果标杆定得高，你要努力去够的话，即便够不着，你伸手可及的地方也远远高于你的出发点。
1989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一直思考未来的打算。我有充足的理由不再寻求第四次连任州长。我对自己无力筹集改善教育、儿童早期教育和医疗保健所需的资金感到失望。十年了，我可以停下脚步，回顾十年来克服困难取得的成就，至于1992年是否竞选总统则暂且未定。还有，如果我再竞选州长的话，也未必能赢。我当州长的时间仅次于奥瓦尔·福伯斯。而且民意测验显示，许多人希望有一个新州长。
另一方面，我热衷于政治和政策。我不愿意卸任时嘴里仍然残留着1989年筹资失败的苦涩。我还拥有一个能干、有活力、非常正直的团队。担任州长的这些年里，只有两次有人企图对我行贿，希望我做出某一特定的决策。一家公司想赢得给监狱系统提供医疗服务的竞标，便托第三方提出送给我相当多的一笔钱。我把这家公司从投标名单里删除了。一个县的法官请我接见一位老人，后者希望自己的侄子能获得赦免。老人已经数十年没有与州政府打交道了，当他提出送给我一万美元时，显然以为这是他必须做的事情。我对老人说，他很幸运，因为我耳背，不然的话他可能涉嫌犯罪。我建议他回家把钱捐给教堂或慈善机构，并答应我将仔细察看他侄子的案子。
大多数日子里，我依旧盼望着去履行州长的职责，如果有一天卸任了，天知道我会做什么。10月底，我和往年一样出席州博览会。那一年，我在一个售货棚里坐了好几个小时，与前来看我的人交谈。快下班时，一个穿工装裤、65岁左右的男人过来看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给我很大的启发。“比尔，你会再竞选州长吗？”他问。“我不知道。”我答道，“如果会的话，你愿意投我的票吗？”“我想会的。我一直都投你的票。”他答道。“这么多年了，你对我感到庆烦吗？”我又问。他微笑着说：“没有，我没有，但我认识的其他人都烦你了。”我轻声笑着说：“他们不认为我的工作很出色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们当然认为你干得很出色，但是你每两周拿一次薪金，不是吗？”这是克林顿又一政治法则的一个典型事例：所有的选举关注的是未来。我理所当然地应该干好工作，正如所有靠工作维持生活的人一样。良好的政绩是很有用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再次当选的话，它们可以作为证据，证明你能够说到做到。
11月，柏林墙，冷战的象征，倒了。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看到德国青年扒倒柏林墙，并把厚重的砖块带回家留作纪念，我为他们的行为喝彩。反共产主义扩张的努力长期以来一直陷入僵局，现在却以自由的胜利而告终，这必须感谢处于前线、团结一致的北约国家，也要感谢自哈里·杜鲁门到乔治·布什的美国领导人的坚持不懈。我回想起大概20年前，我曾到过莫斯科，俄罗斯青年对来自西方的信息和音乐如此喜爱，对西方代表的自由如此渴望。之后不久，我收到了老朋友戴维·伊弗希恩送的两块柏林墙的砖头，在11月9日那个重大的夜晚，他就在柏林，和德国人一起凿开柏林墙的砖头。戴维过去是越南战争的激烈反对者，他的言行曾被公众看在眼里。柏林墙倒下的时刻，他的欢欣鼓舞象征着所有美国人在后冷战时代所看到的希望。
12月，我相交多年的牧师和精神导师W．0．沃特最终没能战胜癌症。几年前，他从以马内利浸礼会退休，接替他的是布赖恩·哈伯博士，一位非常优秀的牧师，代表着越来越少的崇尚进步的南方浸礼会教友厂-我是他们中的一员。退休后，沃特博士仍然发挥余热，直到病魔令他身体越来越弱，无法旅行和演讲。几年前，他到州长官邸来看我。他说想告诉我三件事。第一，他说他知道我虽然一直支持施行死刑，但很关注死刑的道德问题。他说，《圣经》上“不可杀人”的戒律与合法的执行死刑并不相悖，因为这个词的希腊语词根并不包括所有的杀人行为。他说，这条戒律的字面意思是“不可谋杀”。第二，他说我因支持人工流产而受到基要主义者的攻击，他很关注。他希望我了解，虽然他认为堕胎一般来说是错误的，但《圣经》并没有加以谴责，也没有规定生命始于受孕，而是始于生命的“气息注入”婴儿，始于它从母体取出后屁股上挨了轻轻的一巴掌。我问他，如何理解《圣经》上关于我们尚在母亲子宫时上帝就已了解我们这样的话。他回答说，这句话仅仅讲的是上帝无所不知；不妨这样说，早在母亲受孕之前，早在我们家族有人降生之前，上帝就已经了解我们了。
沃特说的最后一件事吓了我一跳。他说：“比尔，我觉得有一天你会当上总统。我觉得你会干得很出色的，但是你必须记住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不支持以色列的话，上帝是不会宽恕你的。”他认为按上帝的意愿，犹太人应该回到圣地巴勒斯坦。他也同意巴勒斯坦人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看法，但他说要解决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必须给予以色列人和平和安宁。
12月中旬，我去拜访沃特博士。他很消瘦，身体虚弱，连卧室都不能出。他请我把他的圣诞树搬到他的卧室里，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仍然能够欣赏它。沃特博士在一个非常合适的日子——圣诞节——去世。他是耶稣最忠诚的信徒。他也是我最忠诚的牧师和顾问。现在，我必须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探索他为我预测的道路，探索我灵魂深处的危险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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