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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11日，在一大群人面前，我第二次宣誓就职，在我们阿肯色州，有这么多人参加州长的就职典礼，还是头一回。这些庆贺的人已经让我的政治前途起死回生，他们的支持还将使我在州长的位置上待10年，这是我迄今做过的时间最长的工作。
我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兑现我的承诺，对民众的需求做出迅疾反应，与此同时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推动阿肯色州的发展。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经济的低迷更加剧了它的重要性。阿肯色州的失业率是10．6％。12月，作为当选州长，我去了阿肯色州东北部的特鲁曼，与辛格工厂的600名员工一一握手，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下班，过去几十年里这家工厂一直生产缝纫机木箱。它的关闭是过去两年来我们经历的许多类似事件之一，对波因塞特县的经济造成沉重的打击，对整个阿肯色州也产生了令人沮丧的影响。如此多辛格员工脸上的绝望神情至今仍历历在目。他们知道自己工作努力，他们也清楚自己的生计正被无法掌控的力量掠走。
经济低迷的另一个后果是州财政收入下降，能够用于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的钱少得可怜。我清楚，要想摆脱这个困境，全州上下，还有我，都必须把精力集中在教育和就业问题上。这就是我在接下来10年里的所作所为。我率领的政府在医疗保健、环境保护、监狱改革和其他领域采取了重要的措施，也任命了更多的少数族裔成员和妇女担当重要的职位，即便如此，我也从未让关注的焦点过远地偏离学校和就业机会。它们是为民众带来机会和力量的关键因素，对我获得继续推动阿肯色州发生积极变化所需的政治支持也至关重要。在第一任期我学到了一点经验：如果在所有事情上平均分配时间，极有可能使民众对你的任何作为都不了解，对你的任何重要成就都不会有清楚的印象。我多年的朋友，来自霍普的乔治，弗雷泽，有一次对采访者说：“如果他有不足的话，其实我们都有不足，我觉得比尔的不足在于，他看到太多需要去做的事情。”我没有弥补这个不足，继续努力做大堆的事情，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教育和就业中，我在公共场合的讲话也大多集中在这两个主题上。
贝琪·赖特在辅助我竞选的过程中表现非常出色，我相信她有能力掌管州长办公室。刚开始我还请莫里斯·史密斯担任行政秘书，增加这个团队的稳重和成熟度，确保和资深议员、游说团体成员和政治掮客保持融洽的关系。我有一个过硬的教育团队，成员有我以前的世界历史老师保罗·鲁特和唐·恩斯特。我的法律顾问是我当检察长时曾在办公室任职的萨姆，布拉顿，他是教育法律方面的专家。
卡罗尔·拉斯科成了我的卫生与公共服务助手。她的资格源于她的亲身经历：她的大儿子汉普天生患有脑瘫。她努力争取汉普的受教育权利和其他权利，在这个过程中非常细致地了解到阿肯色州和国家针对残疾人的各种资助项目。
我说服来自阿肯色州东南部城市阿肯色城的多萝西·莫尔在接待处接待来访者和接电话。多萝西小姐开始工作时已经70多岁了，直到我离职她才离开。最后，我找到一个新秘书。芭芭拉·克恩斯对政治感到厌烦，留在赖特事务所。1983年初，我雇了琳达·迪克逊，她照顾了我10年，在我当上总统之后，仍留在我的阿肯色州办公室工作。
最引人注意的是我任命马伦·马丁为财政与管理部部长，虽有争议，但一般人都认为这是州政府中仅次于州长的二号人物。在此之前，马伦是小石城的市政执行官，干得很出色。他是黑人，地地道道的阿肯色人——他总是在猎鹿季的第一天请假。在困难时期，他能创造性地找到解决预算问题的途径，但他总是对财政采取负责任的态度。80年代，在一个两年一度的预算周期中，为了达到收支平衡，他不得不六次削减开支。
我担任总统之后不久，马伦开始与癌症进行长期的、无望的搏斗。1995年6月，我回到小石城，为面向低收入阶层的“马伦，马丁公寓”举行落成仪式。两个月后，马伦去世了。他是与我合作过的最有天分的公务员。
贝琪确保我的日程安排不同于上个任期。那时候，我被认为是一个无法接近的人，部分是因为白天我接受很多邀请，到全州各地发表演说。现在我花更多的时间在办公室里，议会开会期间，我也会花更多时间与议员们私下交往，包括散会后的牌局，我非常喜欢。实在要去外地出席活动的话，通常也是因为我的支持者邀请我。参加这样的活动对帮助过我的人是一种报答，可以稳固他们在各自领域里的地位，有助于增强我们组织的凝聚力。
不管活动地点有多远，时间有多长，我总是连夜赶回来，为的是让切尔西在睡醒的时候看到我。那样的话，我能够与她和希拉里共进早餐，当她足够大的时候，再送她去上学。我一直坚持这样做，直到我开始竞选总统。我还在州长办公室里摆了一张小桌子，切尔西可以趴在上面写字、读书或画画。我喜欢我们在各自的桌子旁忙个不停的情景。如果希拉里的律师工作需要她在夜里外出或在外过夜的话，我会尽量待在家里。切尔西上幼儿园的时候，她和班里的同学都被问到父母的职业。她回答说妈妈是律师，爸爸“拿着电话筒聊天，喝咖啡，演讲”。就寝时间到了，希拉里、切尔西和我会在切尔西的床边念念祈祷词，然后希拉里或我读书给切尔西听。当我困得在读书的过程中睡着了时——我经常如此——她会吻我，把我吻醒。我特别喜欢切尔西的吻，所以常常假装睡着了。
新任期开始第一周，我向州议会做了州情咨文演说，提出解决严重预算危机的办法，请他们做四件我认为有助于经济的事情：扩大阿肯色州住房发展局的权力，发行财政债券以增加住房和创造就业机会；在失业率高的地区设立企业园区，目的是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对创造新就业机会的雇主实行减税；部分仿照纽约新泽西港务局的模式，设立阿肯色州科技局，发展本州的科技潜力。这些措施都被制定成法律，我任总统期间遭遇了另一场经济低迷，通过了一些相似的计划，这些措施算得上是前身。
我极力主张公用事业改革，包括由民众选举产生公共服务委员会的成员，但我知道大多数改革措施都不能得到通过，因为阿肯色州电力公司和其他公用事业机构在议会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只得满足于任命一些我认为可以保护人民和全州经济同时又不会使公用事业破产的人来担任委员会主席。
我递交提案并通过了一些适度改革教育的措施，包括要求所有学区都开设幼儿园，并立法允许学生在家庭居住地学区没有开设类似课程酌情况下，到附近学区学习多达一半数目的课程。这项立法很重要，因为许多小的学区没有开设化学、物理、高级算术和外语。我还要求议员们提高香烟、啤酒和白酒税，把一半以上的预估财政收入下拨给学校。鉴于我们的财政状况，以及州学校资助制度被控资金分配不均而违宪，我们正等待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我们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如果像我希望的那样，法院判决原告胜诉，我必须召开议会特别会议商量对策。事实上，议会被要求每两年只开60天会。尽管议员们一般会多待几天，但经常在他们回家之后就有很大的事发生，我不得不把他们召回来。最高法院的判决便是如此。召开议会特别会议有很大难度，但它也许是一个为教育做点大事的机会，因为议会、公众和传媒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件事上，这在例会上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时候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要关注。
4月，全国优质教育委员会受联邦教育部长特雷尔·贝尔的委托，发布了一份令人吃惊的报告（危机中的国家）。报告称在19次不同的国际竞赛中，美国学生从未得过第一或第二，有7次是最后一名；2300万美国成年人、13％的17岁青少年和多达40％的少数族裔民众事实上与文盲差不多；高中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平均成绩低于26年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升空的时候；自1962年以来，最重要的大学入学考试“学术能力倾向测验”的分数一直在下降；所有大学的数学课有1／4的任务是补课——也就是说，讲授在高中或更早的时候就应该学过的知识；企业和军队领导人介绍说必须花越来越多的钱在补习教育上；最后，教育质量下滑的同时，对熟练工人的需求正好显著增加。
五年前，克思·亚历山大博士曾说，孩子在任何其他州的学校学习，都比在阿肯色州强。既然我们整个国家都处于危机之中，就必须使用生命维持番。1983年，阿肯色州有265所高中没有高等生物课，217所没有物理课，177所没有外语课，164所没有高等算术课，·126所没有化学课。在1983年的议会例会上，我要求议会授权一个由15位成员组成的教育标准委员会，对新的课程标准提出具体建议。我组建了一个能力强、很有代表性的委员会，并请希拉里做主席。在我的第一任期里，她担任乡村保健委员会和全国法律服野社团董事会的主席，工作非常出色。她对委员会的工作很在行，她关心孩宁，通过任命她，我发出了一个很强的信号：我是多么地看重教育！我的理田很充分，但这一步冒的风险也很大，因为我们提议的每一个显著变化一定会触及到一些利益集团。
5月，州最高法院判决我们的教育资助制度违宪。我们必须撰写一份新的资助方案，然后再拨款。只有两种选择：把给最富裕、最小的学区的资金转移到最贫穷、发展最快的学区，或者重新筹措足够的费用，在不伤及拨款过多学区利益的同时使其他学区与之持平。由于没有一个学区愿意看到资金从辖区学校抽走，法院的判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以支持教育的名义征税。7月，希拉里的委员会在全州每一个县举行听证会，听取教育工作者和公众的意见。9月，她把委员会的报告交给了我，我随即宣布召集所有议员在10月4日讨论教育问题。
9月19日，我通过电视讲话解释教育改革计划的内容，号召增加一分钱的销售税并提高天然气开采税以筹集资金，呼吁民众的支持。尽管我们的计划已经累积了一定的人气，全州上下仍有一股强烈的反征税情绪，经济的低迷更加重了这种情绪。上次竞选中，一个来自阿肯色州纳什维尔的人请我当选后只做一件事情：花他缴纳的税钱时，设想我在过着他的生活，每周只有150美元。另一个帮助修建了小石城新的怡东酒店的人要我记住：尽管州财政需要更多的税收，这却是他最后一天的工作，而且并没有另一份工作在等着他。我必须获得这些人对这项事业的支持。
在我的讲话里，我力图证明如果不提高教育质量，我们就不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把招揽高科技公司的努力作为事例。接着我又指出，如果“我们每个孩子的花费、教师的工资、州税和地方税总额的人均水平都处于末尾的话”，我们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提高销售税，同时批准希拉里的委员会推荐的标准，“一旦实行，它们将会是全国最好的标准之一”。
标准包括：必须提供幼儿园教育；一到三年级的班级人数最多20人；每所小学都必须有辅导员；三年级、六年级和八年级必须有统考，没有通过八年级统考的学生必须强制留级；如果超过15％的学生制定不出提高学习成绩的计划，且两年内学生的成绩没有提高，这样的学校必须实行管理改革；开设更多的数学、科学和外语课；高中课程必须包括四年英语教育和三年数学、科学和历史或社会学科教育；每个教学日在学术工作上花更多时间，每学年从175天延长到180天；给天资出众的学生提供特殊机会；未满16岁的学生不得辍学。那时，学生上完八年级就可以辍学，许多学生的确这样做了。阿肯色州的辍学率超过30％。
我最有争议的提案是要求全体教师和管理人员“依照目前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参加考试的标准”参加并且通过1984年的全国教师资格考试。我建议没有通过考试的教师免费修学规定的课程，1987年之前想参加几次考试都可以，1987年学校标准将全面施行。
我还建议改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增加两倍的成人教育项目以帮助想获得高中文凭的辍学者。
在讲话的结尾，我呼吁民众与希拉里和我一起，佩戴蓝丝带对这个改革计划表示支持，也表明我们坚信阿肯色有能力成为一个“蓝丝带”州，跃人优质教育的前列。我们播放电视和电台广告寻求支持，散发了成千上万的明信片让民众寄给他们的议员，还分发了数以万计的蓝丝带。在议会开会的日子里，许多人天天佩戴蓝丝带。公众开始相信我们有能力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项目：当时只有少数几个州对基础课程提出我这样的高要求。没有一个州要求学生在上高中之前必须通过八年级的考试。有一些州要求学生在十一或十二年级时通过考试获得文凭，但在我看来，那等于是在奶牛已经跑出去了再关上牛圈的门。我希望给予学生迎头赶上的时间。没有一个州要求小学设立辅导员，尽管越来越多来自问题家庭的孩子存在妨碍他们学习的情感问题。没有一个州允许其教育部强制教学质量差的学校实行管理改革。我们的提案远远超过《危机中的国家》所提的各种建议。
最猛烈的风暴是由教师考试计划引发的。阿肯色州教育协会向我发射了“导弹”，指责我侮辱教师，把他们当替罪羊。我这辈子头一次被攻击有种族歧视倾向，因为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不能通过考试的黑人教师比率更大。好说风凉话的人骂希拉里和我哗众取宠，为的就是提高本来反对加税的民众对我们的支持率。尽管对许多人来说，教师考试的确是校外机构对学校进行教育工作核定的一个显著标志，但提出它的理由却来自教育标准委员会在全州各地举行的听证会。许多人抱怨说一些老师对所教的科目一无所知，或者缺乏起码的读写技巧。一位妇女递给我一张教师托孩子带回家的便条。22个单词里面有3个拼错了。大多数教师都是敬业的、有能力的，这一点我坚信不疑，我也知道，大部分有问题的教师本人接受的可能就是质量低下的教育；他们将有机会提高技能，重新参加考试。但是，如果我们打算提高税收来增加教师工资，如果教育标准要对孩子们产生效果，教师就必须有能力给他们传授知识。
议会特别会议开了38天，对我提出的52项议案和议员们提出的相关议案进行斟酌讨论。希拉里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全体议员前做了一场非常出色的陈述，促使耶尔县的众议员劳埃德·乔治说出以下的话：“看上去我们可能选错了克林顿。”我们面临来自三个方面的反对：反征税的人群；担心因不合标准而被合并的乡村学区；向每个赞同教师考试的议员发出威胁的阿肯色州教育协会。
对于考试是侮辱教师的指控，我们引用全州公认最好的小石城中心中学几位教师的话进行了反驳。他们说他们很愿意参加考试，目的是增强公众对教师的信心。对于考试是种族歧视行为的指控，我说服一批德高望重的黑人牧师表达对我的支持。他们辩护说黑人孩子是最需要好老师的，不能通过考试的教师还有重考的机会。我还从劳埃德·哈克利博士那里获得了宝贵的支持，他是阿肯色大学派恩布拉夫分校的非洲裔校长，这所大学主要招收黑人学生。哈克利在这所大学的工作极为出色，是希拉里的教育标准委员会的成员。1980年，大学毕业生被要求参加考试才能得到教师资格，阿肯色大学派恩布拉夫分校42％的毕业生没有通过考试。到了1986年，通过率激增。这个时期里，哈克利博士培养的护理专业毕业生进步最大。他指出，与种族歧视比起来，低标准和低期望使黑人学生受到的歧视更严重。结果证明他是对的。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使他们发挥出了很大的潜能。我们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像他这样的教育家。
议会会议临近尾声之际，阿肯色州教育协会似乎有可能阻止教师考试议案的通过。我来回穿梭于参议院和众议院，为了拉票而施加压力和达成协议。最后，我不得不威胁说，如果教师考试议案不能与我提出的销售税议案一起通过的话，我将否决后者。
这是很冒险的一着棋：税收议案和考试议案可能都无法通过。劳工组织反对提高销售税，他们说这对工薪家庭不公平，因为我没有减少个人收入所得税，作为对增加食品销售税的补偿。劳工组织的反对使得一些自由派转而反对加税，但是他们构不成大多数。从一开始，对这项计划的支持率就很高，到对加税议案进行投票的时候，我们已经通过了一个新方案，教育标准获得批准。依照新方案，如果不增加销售税的话，许多学区将失去州政府的支持，必须大幅度提高当地的财产税，才能达到标准。会议最后一天，我们的议案都通过了：教育标准、教师考试法和销售税的增加。
我欣喜若狂、筋疲力尽，随即钻进车里，向北开了60英里出席在费尔菲尔德海湾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州长之夜，这是一个非常宁静的村庄，住满丁从北方赶来阿肯色州的中产阶级，因为这里气候温暖一些，但仍然有着四季的更替和相当低的税收。他们大多数人，包括退休的教育工作者，都支持教育改革计划。一个业余木匠造了一所顶上有匾额的红色小校舍，以纪念我所付出的努力。
议会的硝烟散尽之后，全国的新闻媒体对阿肯色州的教育改革进行了正面的报道，连教育部长贝尔也大为赞扬。但是阿肯色州教育协会仍然不依不饶，对考试法案提出了诉讼。在参加菲尔·多纳休访谈节目时，阿肯色州教育协会会长佩吉·内伯斯和我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是我们在全国性的媒体上进行的辩论之一。主持全国教师资格考试的公司拒绝让我们通过该公司来考核现有的教师，声称如果要决定谁能获得执教资格的话，这是一种很好的考试，但并不适用于决定一名考不及格的教师是否有能力继续执教。所以我们必须设计一种全新的考试。1984年，教师和管理人员第一次参加考试，10％的人不合格。在接下来的几次考试里，不合格的比率基本不变。最后，1215名教师，大致相当于总数的3．5％，不得不因为没有通过考试而离开讲台。另有1600名教师因为没有参加考试而失去了教师证书。1984年的州长选举中，因为考试法案的关系，阿肯色州教育协会拒绝支持我和议会中许多赞成教育改革的好朋友。他们的阻挠仅使一位议员落选，那就是来自芒廷霍姆的我的老朋友瓦达·舍伊德参议员，1974年我·第一次见到她，她为我的衬衣缝了一颗纽扣。教师们为了支持她的对手史蒂夫·卢埃夫而走街串巷，卢埃夫是从加利福尼亚州移居阿肯色州的共和党人兼律师。他们没有提到教师考试。可惜的是，瓦达也没有提。她犯了一个错误，立场被无组织的大多数支持但被有组织、有活力的少数人反对的候选人一般都犯这个错误。要想不受这种猛烈炮火的伤害，惟一的办法就是让投票站里与你立场相同的人意识到，这一问题对于他们的重要性不亚于对于那些反对它的人。瓦达只希望整个事件早点结束。对于她为帮助孩子们而付出的代价，我始终感到难过。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教师的工资涨了4400美元，这在全国都是最快的增长幅度。尽管我们仍然排在第46位，我们最终超过了教师工资占州人均收入百分比的全国平均水平，几乎达到了每个小学生花费占州人均收入百分比的全国平均水平。1987年，我们的学区下降到329个，85％的学区提高了财产税以达到教育标准，而这样做都必须通过公民投票。
所有学区里，学生的考试成绩稳步提高。1986年，南方地区教育委员会对南方五州的十一年级学生进行考试。阿肯色州是成绩超过全国平均分的惟一一个州。五年前，也就是1981年，同样是十一年级的考试，我们的学生得分低于全国平均分。我们的改革初见成效了。
在州长的剩余任期里，我继续推动教育改革，但新的标准、资助和教育工作核定措施为以后的所有进步都奠定了基石。几年来，随着与阿肯色州教育协会携手致力于改善我们的学校和孩子们的未来，我最终与协会及其领导人达成了和解。回首我的政治生涯，1983年的议会特别会议是我最引以为豪的事件之一。
1983年夏天，各州州长们聚集在缅因州的波特兰。希拉里、切尔西和我玩得非常开心，我们见到了我的老朋友鲍勃·赖克及其家人，并和其他州长一起到布什副总统位于美丽的海边小镇肯纳邦克波特的住处举行野餐会。三岁的切尔西走到副总统跟前说，她需要去洗手间。他拉着她的手，领着她到了洗手间。切尔西很感激，希拉里和我对乔治·布什的慈祥印象深刻。以后还有类似的事情。
不过，我对里根政府感到不安，我来到缅因州，打定主意要对它采取些行动。里根政府刚刚大幅提高了享受联邦伤残补助的条件。如同10年前的煤肺案，伤残补助项目也存在滥用的现象，但里根政府采取的措施比滥用本身更严重。控制如此严格，以致到了滑稽的地步。在阿肯色州，一个读过九年级的卡车司机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胳膊。他的伤残补助申请被拒绝，理由是他可以找一个办公室里的文书工作。
众议院的几位民主党人，包括阿肯色州的议员贝丽尔·安东尼，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否决伤残补助规定。贝丽尔请我促成州长们呼吁撤销这些规定。州长们对此事很感兴趣，因为我们很多的伤残选民都被拒绝享受补助，而且认为我们负有部分责任。尽管项目的资金来源是联邦政府，但具体却是由各州来执行的。
由于此事不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我不得不想办法让有关的委员会投票以2／3多数否决伤残补助规定，再想办法请75％的在场州长支持委员会的决议。白宫感到了事态的严重，里根政府派来了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两位助理部长，试图抵抗我的努力。共和党的州长们左右为难。他们中的大多数赞同修改规定，自然不愿意公开维护这些规定，但他们想忠于他们的总统。共和党的计划就是让我们的提议止步于委员会。算一算人头，我们在委员会里的胜算只有一票，但条件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到场。其中之一便是乔治·华莱士州长。自从一个刺杀未遂者的子弹把他困在轮椅里之后，每天早晨他都必须花几个小时才能准备停当，开始一天的工作。这天上午，乔治·华莱士不得不提前两小时起床进行艰难的准备工作。他来到会议室，向委员会讲述了亚拉巴马州有多少工人，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受到了伤残补助新规定的伤害，然后投下了极有分量的一票。决议在委员会获得通过，被送交到全国州长协会后也获得通过。紧接着，国会否决了伤残补助规定，许多应当享受权益的人获得了他们需要的救助。要不是在缅因州的一个清晨，乔治·华莱士州长重拾青年时代的平民主义信仰，挺直腰板矗立在他的轮椅里大声呼吁，我们的努力也许不可能成功。
年底，菲尔和琳达·拉德向我们发出邀请，参加他们在南卡罗来纳州希尔顿海德的新年周末聚会，也被称为“复兴周末”。到那时这个活动刚刚举办了两三年。三天时间里，不到100个家庭聚集在一起，谈天说地，从政治和经济到宗教和个人生活，无所不包。参加者年龄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种族不同，背景不同，是对严肃讨论和家庭乐趣的偏好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胜过把周末的时间都用来看橄榄球赛和彻夜狂欢。这种纽带的形成是令人难忘的体验。我们向他人袒露心扉，了解到他人在正常情形下不可能吐露的情况。我们三个人结交了很多的新朋友，他们中许多人在1992年大选中帮助过我，并在我的政府中任职。从那以后，我们每年都去参加“复兴周末”，直到千禧年到来的那个周末，林肯纪念堂的国家庆典需要我们留在华盛顿。我当上总统之后，这个活动的参加者猛增到1500人，之前那种亲密无间的氛围有所淡化，但我还是很喜欢参加。
1984年初，又到改选的时候了。尽管里根总统在阿肯色州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胜过1980年，我仍然信心十足。全州上下都为教育标准的施行激动不已，经济有所好转。我主要的初选对手是罗尼。特纳，来自欧扎克的律师，1975年在煤肺案审理过程中，他的合伙人杰克，叶芝去世之后，曾和我合作过。罗尼认为教育标准将导致乡村学校的关闭，对此非常恼火。我很难过，因为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我以为他应该看得更深远些。5月，我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初选，几年之后我们和好如初。
7月，阿肯色州警察局长汤米·古德温上校要求见我。他告诉我说，我的弟弟卖可卡因给便衣警官的情景已经被录了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警官被雇用是因为我要加强全州的反毒品力度，并要求议会提供财政支持。我和贝琪·赖特坐在那里，目瞪口呆，一言不发。汤米问我希望他怎么做。我反问他，州警察局对这种案件一般如何处理。他说罗杰不是一个大毒贩，他只是一个卖毒品以筹集毒资的瘾君子。一般说来，像他这样的情况，警察局会对他多录几次像，确保手头有充分的证据，然后以很长的刑期威胁他，迫使他与毒品提供者划清界限。我叫汤米照规矩办理罗杰的案子。然后我让贝琪去找希拉里。她在市中心的一家餐厅。我开车去接她，告诉她发生的一切。
接下来备受煎熬的六个星期里，州警察局外面没有人知道这件事，除了贝琪和希拉里，我想还有完全可以信任的新闻秘书琼·罗伯茨。还有我。每次看到母亲或与母亲聊天，我都闷闷不乐。每次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我都觉得厌恶。我只顾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奔忙，忽略了所有的迹象。1974年罗杰上大学后不久，他组织了一个很有水准的摇滚乐队，靠在温泉城和小石城的俱乐部里演出，完全可以维持生计。我去听过几次，认为凭罗杰独特的嗓音和乐队的音乐水准，发展前途是很大的。他打心眼里喜欢唱摇滚，尽管有好几次回亨德里克斯学院去上学，但很快又退学回到乐队。工作的时候，他通宵熬夜，睡得很迟。赛马季到了，他拼命赌马。他还赌橄榄球赛。我不知道他赢过或输过多少，但我从未问过。逢年过节我们全家聚会的时候，他无一例外地来得很晚，看上去有点紧张不安，吃饭时还会起身一两次去打电话。这些都是应该引起警觉的迹象。我却无暇顾及。
罗杰最终被捕时，在阿肯色州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我向媒体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说我爱弟弟，但期待依法审理，请求民众为我的家人祈祷，也不要过度关注我家人的生活。然后我告诉弟弟和母亲真相：我知之已久。母亲惊呆了，我不能确定她是否明白发生的一切。罗杰很恼火，不过后来他控制了自己的毒瘾，也不再和我计较。我们全家都去咨询医生。我了解到，罗杰每天4克的可卡因吸人量后果很严重，如果他并非体壮如牛的话，可能会导致死亡；另外，他的毒瘾部分原因在于孩提时代的伤痛，也许从父亲那里遗传了有上瘾倾向的基因。
被捕之后，几乎直到庭审那一天，罗杰都不愿承认自己是瘾君子。最终有一天，我们都坐在早餐桌边，我对他说，如果他不是瘾君子的话，我会让他蹲很长时间的监狱，因为他一直为了钱把毒品卖给别人。就这样，罗杰听了我的话。他承认了自己的问题，开始了浪子回头的历程。
这个案件由联邦检察官阿萨·哈钦森接手。罗杰与他的毒品提供者断绝了联系，那个人是移民，比他岁数还小，从故国的家人或朋友那里获得可卡因。罗杰向奥伦·哈里斯法官承认触犯了两项联邦法律。在做法官之前，哈里斯是众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哈里斯法官80岁出头，但仍然思维敏捷、智慧过人。他判处罗杰为一项罪行服刑三年，为另一项罪行服刑两年，由于罗杰比较合作，三年服刑暂缓执行。罗杰人狱14个月，大部分时间待在非暴力罪犯监狱里，他觉得很苦，却有可能使他避免了生命危险。罗杰被判刑的时候，希拉里和我陪着母亲出庭旁听。哈里斯法官和联邦检察官对整个过程的控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阿萨·哈钦森专业、公正，敏感地意识到我们一家人内心承受的煎熬。当他从第三选区被选人国会时，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那年夏天，我率领阿肯色州代表团去旧金山参加民主党全国大会，见让了沃尔特·蒙代尔和杰拉尔丁·费拉罗的提名，并用五分钟的时间向哈里·杜鲁门献词表达敬意。一开始我们就陷入了麻烦，不过蒙代尔说他将提议大幅度增加税收，以降低预算赤字。他的直言不讳令人惊异，不过他不妨也提议联邦收取汽车牌照费。这个城市举办了一次非常好的大会。旧金山的会议中心四周有很多舒适宜人的小旅馆，走路就可以到，交通也很有秩序，所以我们避免了许多会议期间常常发生的恐怖交通拥堵。来自阿肯色州的东道主理查德·桑切斯博士，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用于防治正在肆虐全城甲二种新近出现的疾病——艾滋病。我问理查德关于艾滋病的情况和对付的办法。这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这场战斗，它将占据我在白宫期间及之后的很多精力。我必须早点离开旧金山，赶回阿肯色州招募一家高科技公司。招募最终没有成功，不过即使我待在加州，也不会有什么好处。我们正走向失败。经济正开始反弹，总统对我们说：“曙光又普照美国。”他的代理人们则讥笑作为对手的我们是“旧金山民主人士”，并不加掩饰地影射我们与该市许多同性恋者的联系。连布什副总统也颇有些气概，放话说他要“踢一踢屁股”。11月的大选中，里根赢得了59％的选票，击败了获得41％选票的蒙代尔。里根总统在阿肯色州得到了62％的选票。在与来自琼斯伯勒的很有魅力的青年商人伍迪·弗里曼的竞争中，我赢得了63％的选票。
我们一家人快乐地度过切尔西的第五个圣诞节和我们的第二个“复兴周末”后，迎来了新的议会会期，这次的议题是经济现代化。
尽管经济整体上在增长，但在阿肯色这种依赖农业和传统工业的州，失业率仍然很高。80年代美国增加的大多数就业机会都来自高科技和服务行业，集中在城市及周边地区，主要是东部和西海岸各州或靠近这两个区域的各州。工农业的中心地带情况仍是一团糟。格局非常明显，人们都开始说美国拥有“双海岸”经济。
显然，要想加速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增长，我们必须对经济进行重组。我向议会提交的一揽子发展计划包括一些在其他州已经施行、对阿肯色人来说却很陌生的金融举措。我提议把州住房管理局扩充成发展与金融管理局，发行债券为工业、农业和小型经济项目筹集资金。我建议州公共养老基金确立把至少5％的资产投资在阿肯色州的目标。我们是一个资本匮乏的州，如果州内有良好的投资机会，我们就无须输出公共养老基金。我建议允许州立银行更长时间地保留取消赎回权的资产，主要是防止把农田倾销到已经萧条的市场上，这对农民来讲将是雪上加霜。我还要求议会允许州立银行不仅要贷款，而且可以向无权再贷款的农场和企业提供适度的股份投资，规定农场主或小企业主有权在三年内收购该银行拥有的股份。其他农业州的州长对这个法案尤其感兴趣，其中南达科他州的比尔·詹克洛州长在该州议会也通过了一项相似的法案。
这些经济提案很有创意，但太复杂，无法完全被人理解或得到支持。然而，在我多次出席委员会听证会回答问题并逐个展开游说之后，议会通过了所有提案。
联邦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生效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我们的议会才立法禁止在妊娠最后三个月做人工流产。提出这个法案的是拉塞尔维尔的卢·哈丁参议员，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基督徒，以及比尔·亨利参议员，天主教徒，苏珊·麦克道戈尔的兄弟。法案毫不费力地获得通过，我签署之后正式成为法律。10年之后，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无视怀孕妇女的健康，要求立法禁止所谓的部分分娩流产术——通常用于降低怀孕妇女所受伤害——我劝说他们不如通过一项联邦法律，禁止妊娠末期堕胎，除非怀孕妇女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由于几个州至今没有通过类似我在1985年签署的法案，与部分分娩流产术禁令相比，我提出的法案将导致更多的流产手术被视为非法。老大党领导层拒绝了我的提议。
除了经济一揽子计划和流产法案，议会还采纳了我的一些提案，比如设立用于补偿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基金，加强我们减少和处理虐待儿童事件的努力，设立基金为联邦医疗补助制度照顾不到的穷人——大多数是穷困的怀孕妇女——提供医疗保健，把小马丁·路德·金的生日定为阿肯色州的节日，制订计划为学校校长提供更好的培训。我认为学校的教育质量仰仗校长的领导才能，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单一因素。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的这一看法进一步加深。
这次议会的主题本来是致力于建设一个称职的政府，上演一些无害的立法小事件，但阿肯色州教育协会强力要求废除教师考试法案，引发了会议期间的惟一一次激烈碰撞，此时离第一次教师考试只差几个星期。教师们采取了巧妙的战术，请出众议员奥德·马多克斯支持废除法案。奥德在他所在的奥登镇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前督学。他还是忠诚的民主党党员，在学校礼堂里悬挂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巨幅老照片，直到80年代才摘下来。他也是我的朋友。尽管我的支持者尽了全力，废除考试的提案还是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我立即通过电台播放广告，告诉人们发生的一切，呼吁他们给参议院打电话表示抗议。总机几乎被打爆了，这项议案被否决。议会通过了另一项我赞同的议案，要求所有获得资格证书的教育工作者——不只是那些1985年正在教师岗位上的人——都要参加并在1987年前通过考试，以继续保持执教资格。
阿肯色州教育协会说教师们抵制这次考试。考试前一周，4000名教师在议会大厦外示威，聆听一位全国教育协会的代表控诉我“污辱公立学校和学生的尊严”。一周后，全州2．76万名教师中超过90％的人参加了考试。
议会散会之前，我们最后遭遇了一个火爆场面。阿肯色州公路部跑遍全州，游说推行一项公路建设新计划，通过增加汽油税和柴油机税来筹集资金。公路部说服了各地企业界领袖和农场主，该项目轻而易举地获得通过，却给我造成了麻烦。我喜欢这个项目，认为它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在竞选时我已经许诺不会支持大的增税计划。所以我否决了这个议案，但告诉提出该议案的议员，如果他们试图推翻我的否决，我不会阻拦。议会很快就推翻了我的否决，12年中这是惟一一次我的否决被推翻。
1985年，我也参加了一些全国性的政治活动。2月，我宣读了民主党对里根总统国情咨文的回复。国情咨文是里根总统展现他口才的极佳讲坛，宣读回复的人不论是谁，都很难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这一年，我们民主党采用了一种不同的策略，重点突出我党几个州长和市长的全新理念和经济成就。我还被选人新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致力于为民主党打造可以赢得人心的咨文回复，回复着眼于财政责任、社会政策的创新理念以及建设强大国防的主张。
这个在爱达荷举行的夏季州长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事情莫过于由里根总统签署的共和党州长募捐信引发了不同寻常的党派之争。这封信猛烈攻击民主党的州长们在制定税收投资政策上过于自由，这违反了州长大会两党合作的不成文规矩。民主党的州长们气愤之极，威胁说要抵制田纳西州的共和党州长拉马尔·亚历山大当选为全国州长协会主席，一般情况下他的当选只需走走过场，因为他是副主席，而每年主席的职位由两党轮流担任。我喜欢拉马尔，怀疑他并非真心想攻击民主党的同仁，毕竟他也曾提高税收为改善高中教育筹集资金。我帮助促成了一个解决冲突的办法：共和党的州长们就这封信道歉，表示下不为例，而我们也将投票支持拉马尔做主席。我被选为副主席。70和肋年代，我们在州长大会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90年代，共和党的州长占了多数，越来越维护他们的政党，合作精神渐不如前。这也许称得上是好的政治，但却不利于制定好的政策。
在去爱达荷州的路上，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在蒙大拿州度过了快乐的几天时间，这主要得感谢特德·施温登州长的盛情款待。我们在他家里度过一晚之后，特德一大早让我们乘一架直升飞机，沿着密苏里河观看野生动植物如何从睡梦中苏醒。随后我们乘一辆四轮驱动的轨道车，沿着北伯灵顿铁路开了两百来英里，其间还体验了跨越300英尺深峡谷的戏剧性感受。接着我们驾驶一辆租借的车沿着“公路开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观看绒猴沿着雪线爬行，随后在斯旺莱克的库特内国家林地住了几天。在我到过的所有地方中，我始终认为蒙大拿西部是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1985年的议会会期结束之后，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外出参加的政治活动只是分散了些许的精力，我的主要使命是建设阿肯色州的经济。我喜欢这个挑战，后来变得对经济非常在行。首先，我必须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当国际纸业公司宣布要关闭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设在卡姆登的一家制造厂时，我飞到纽约拜访了该公司董事长约翰·乔治，问他需要什么条件才能避免关闭工厂。他给我列出了五六件他所期望的事情。除了一件，我兑现了所有其他的条件，他没有关闭工厂。当我的朋友特纳·惠特森打电话告诉我说克拉克斯维尔的鞋厂即将关闭时，我向唐·芒罗请求帮助，在80年代经济不景气的时期，他曾设法使阿肯色州的六家制鞋厂继续运行。我向他提供了100万美元的资助，他接管了这家鞋厂。工人们在一次帮助他们申请失业和再培训补助的会议上，发现他们的工作保住了。
三洋公司告诉我它准备关闭设在福里斯特城的电视机厂，戴夫·哈林顿和我飞到日本大阪，拜访三洋公司董事长井上觉，三洋公司规模宏大，在全球拥有10多万员工。过去这些年来，我和井上先生成了朋友。1980年竞选州长失败后，他送给我一幅精美的日文书法作品，上面写着：“道路虽改，信仰不移。”我将它裱糊装框，1982年我重新当选州长，把它挂在卧室的人口处，每天都能看见。我告诉井上先生，我们无法解决阿肯色州东部三洋工厂关闭而造成的员工失业问题，因为三角洲各县的失业率普遍高于10％。我问他如果沃尔玛公司愿意出售三洋公司的电视，他是否可以不关闭电视机厂。他表示同意之后，我飞回阿肯色州，请求沃尔玛公司的帮助。2003年9月，井上觉来我在查帕奎的住所共进午餐。到那时，沃尔玛已经从三洋公司购进了超过2000万台电视机。
并非所有的措施都是补救性的。我们也主动实行全新的举措：为高科技公司提供资金，让大学参与创建新企业，派贸易和投资团到欧洲和亚洲考察；支持成功的企业扩大规模，这样的企业有派恩布拉夫的大和钢管工业株式会社和琼斯伯勒的达纳公司，后者借助熟练工人和了不得的机器人制造传动装置。
我们最大的成功莫过于使纽克尔钢铁公司落户阿肯色州东北部。纽克尔公司是一家效益非常好的公司，靠熔化锻好的金属来制造钢铁，并不是自行锻造。纽克尔公司给每位工人提供适度的周薪，还可以分到基于利润的红利——常常占工人收入的一半以上。1992年，阿肯色州纽克尔公司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约为5万美元。另外，纽克尔公司为员工上大学的子女每人每年发放1500美元。有一个员工通过公司的帮助让11个子女接受了教育。纽克尔公司没有喷气式公务飞机，总公司的规模很小，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租用的地方办公。公司创始人肯·艾弗森通过传统的方式赢得了员工的忠诚：付出必有回报。在80年代纽克尔公司利润下降的惟一一年里，艾弗森给员工写了一封信，为减薪道歉，董事会的全部成员同样也被减薪，因为纽克尔公司严格遵守不裁员的老规矩。大家平等分担利润和负担，但老板分担更多。艾弗森说市场不景气不是工人的错，但是他应该事先想出对付的办法。他对工人们说，他将减薪60％，三倍于他们；在过去的20年里，通常的做法是不管公司是否赢利，管理层的薪水涨幅远远超过其他的员工，艾弗森的做法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不用说，纽克尔公司的人没有谁愿意离开。
当威希信衬衫公司准备关闭在布林克利的工厂时，与工人及社区合作多年的法里斯与玛丽莲·伯勒斯公司表示愿意收购，但是需要更多的衬衫客户。我问沃尔玛的董事长戴维·格拉斯是否愿意采购这家工厂的衬衫。沃尔玛又帮了忙。之后不久，我主持午宴，款待沃尔玛管理层和主管阿肯色州经济发展的人员，鼓励沃尔玛公司采购更多的美国产品，并把这一做法广而告之，促进销售。沃尔玛公司的“购买美国”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廉价大超市因挤垮小城镇商人而引发的憎恨情绪从而获得缓解。希拉里非常喜欢这个计划，几年之后她进入沃尔玛董事会，强力支持这一计划。最高的时候，沃尔玛公司中美国制造的商品占到大约55％，比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多出10％以上。不幸的是，几年之后，沃尔玛公司为了实现成为最低价位零售商的市场目标，放弃了“购买美国”计划，但在这个计划实行之时，我们阿肯色州把它用到了极致。
我在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使我确信，要想在全球经济中维持我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领导地位，阿肯色州和美利坚合众国必须做一些重大的改变。坦率地说，我们教育水平不够，生产效率不高。自1973年以来，我们在人均收入方面渐渐失去了优势，到80年代，十个工人中有四个人的收入下降。形势无法让人容忍，我下定决心尽我所能改变这一切。
我的努力帮助扩展了我的政治根基，赢得了以前从未给我投票的共和党人和保守的无党派人土的支持。即便在阿肯色州过去的三年中，有两年的新增就业人数与总就业人数之比居于全美前10位，我仍然不可能促使所有的人都支持我。埃尔多拉多的炼油厂即将关闭之际，眼看300多名工人要失去很好的联邦工作，我帮助说服密西西比州的一些商人收购并管理这家炼油厂。我知道这对那些工人的家人和当地的经济来说非常重要，我期待着下次竞选时在工厂大门口与他们握手。我可以说是击出了一个“本垒打”，直到有一天我碰到一个人，他愤怒地说无论如何都不会投我的票。我说：“你不知道我保住了你的工作吗？”他答：“知道，我知道是你做的，但是你根本不关心我。你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一个向你缴税的笨蛋。所以你希望我工作，就是为了向我收税。即便全世界的钱都归我，我也不会选你。”。你不可能争取所有的人都支持你。
1986年初，我开始竞选连任，这次的任期是四年。1984年，选民通过了一项修正案，把州长任期从两年改为四年，这是1874年实行“重建时期宪法”以来的第一次。如果我赢得选举，我将成为奥瓦尔·福伯斯之后任期第二长的州长。他因为小石城中心中学的事件而获得了最长的州长任期。我也想赢得选举，做任期最长的州长，靠的是我在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取得的成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在初选中的主要对手正是福伯斯。他对我仍很恼火，因为在第一任期里，我拒绝购买他在亨茨维尔漂亮的费伊·琼斯住所，纳入州公园系统用作疗养所。我知道他极需要现金，州政府同样如此，我无法证明这项花费的正当性。福伯斯打算对新的教育标准提出指责，说它们导致了乡村地区学校的合并和高税收，而这些地区并没有得到我所吹嘘的新就业机会。
对付完福伯斯之后，等待我的是弗兰克”怀特。他正努力想把两个强大的对手挤出去。我知道他们两个之间肯定有不少的相互谩骂。我相信，贝琪·赖特、迪克·莫里斯、戴维·沃特金斯和我都有能力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但是我担心切尔西对别人说爸爸坏话的反应。她六岁了，已经开始看电视新闻，甚至阅读报纸。希拉里和我试图让她了解怀特和福伯斯可能会说什么，而我将怎么答复。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将轮流扮演一个州长候选人。一天，希拉里扮演弗兰克·怀特，我扮演福伯斯，切尔西扮演我。我指责切尔西采纳错误的教育理念，毁掉了规模小的学校。她反唇相讥：“不过，最起码我没有像你那样，指使州警察局刺探政治对手的情况。”在小石城中心中学危机之后，福伯斯的确做过这样的事。对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表现可不算差。
我以超过60％的选票赢得了初选，不过福伯斯还是夺走了1／3的选票。即便他已经76岁了，在乡村地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福伯斯没有顾及到的地方让弗兰克·怀特插了一脚。虽然弗兰克·怀特在任期内曾说要求涨工资的教师“贪婪”，但当他改变立场，从最初支持教师考试变为反对之后，他在共和党的初选中获得了阿肯色州教育协会的支持。随后他把矛头对准了希拉里和我。
怀特开始说新的教育标准太繁重，需要做些修改。我顺着他的话猛烈反击说，如果他当选的话，“到死也会拖着不修改”。随后他钉上了希拉里，硬说她有利益冲突，因为罗斯律师事务所正代表阿肯色州与大海湾核电站打官司。对此我们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首先，罗斯律师事务所正致力于让阿肯色人民摆脱大海湾核电站这个负担，节省财政支出，而怀特作为中南公用事业公司一家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三次投票赞成继续建设这个核电站。其次，阿肯色州公共服务委员会找罗斯律师事务所做代理，纯粹是因为其他的大律师事务所都代表公用事业公司或与这起诉讼案有关的各方。第三，在计算希拉里的合伙人分红之前，阿肯色州付给罗斯律师事务所的报酬就已经从该事务所的收人中扣除了，所以希拉里没有从中赚到一分钱。怀特似乎更感兴趣的是为公用事业公司敲地方纳税人竹杠的行为辩护，而不是在利益冲突中保护他们。我问他，他攻击希拉里是否意味着想竞选第一夫人而不是州长。我们的阵营甚至在保险杠胶贴和小徽章上印上“弗兰克竞选第一夫人”的字样。
怀特对我的最后一个指控彻底毁了他自己。他一直为华尔街之外最大的债券公司史蒂芬斯公司工作。我第一次竞选州长的时候，杰克·史蒂芬斯曾支持我，后来他开始右倾，1984年总统大选时他是带头支持里根的民主党人，1986年干脆加入了共和党。他的哥哥韦特仍民主党党员，仍然支持我，但管理那家债券公司的是杰克。而弗兰克·怀特是他的人。过去很多年来，史蒂芬斯控制着阿肯色州的公债生意。当我显著扩大公债的发行量时，我主张开放所有发行渠道，让国家银行加入竞争行列，并让更多的阿肯色州银行得到出售公债的机会。史蒂芬斯公司占有适当的份额，但不像过去那样控制所有公债，如果怀特当选的话，恐怕它又要垄断了。参与公债生意的阿肯色州银行中，有一家的董事长是丹·拉萨特，在吸毒成瘾之前，他在小石城建立了一家成功的债券公司。拉萨特是我的支持者，也是我弟弟的朋友。80年代，太多的年轻人都是瘾君子，拉萨特和我弟弟因此经常在一起聚会吸毒。
贝琪·赖特和我一起准备与怀特的电视辩论时，听说怀特将逼我和他一起做毒品测试。堂而皇之的理由是树立一个好榜样，但我知道怀特其实希望我不敢接受测试。拉萨特的身败名裂引发了暴风雪般谣言，其中就有传言说我是丹聚会上的常客。这不是事实。贝琪和我决定在辩论之前做毒品测试。在电视辩论中，怀特把挑衅的矛头掷向了我，我微笑着说贝琪和我已经做了测试，他和他的竞选经理达雷尔，格拉斯科克应该仿效我们的做法。格拉斯科克一直被类似的谣言攻击。结果他们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怀特借助一条我所见过的最恶毒的广告，使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广告先是播放拉萨特办公室的镜头，接着是一盘可卡因，解说员则说我接受了一个吸毒重罪犯的竞选捐助，然后就把州里的公债生意给了他。含义很明显：我给了拉萨特优先待遇，至少在我这样做的时候已经知道他有吸毒的习惯。我邀请《阿肯色报》仔细查看了阿肯色州发展与金融管理局的记录，这份报纸后来在头版发了一篇报道，说明自我从怀特州长手里接掌权力以来，参与州公债生意的债券公司增加了多少家。数量从4家增加到了15家，史蒂芬斯仍然掌握着超过7亿美元的公债生意，是州里其他任何一家债券公司的两倍还多。我还制作了一个广告进行反击，先是询问选民是否看过怀特的广告，并播放了其中的一小段。然后我的广告切人史蒂芬斯公司的镜头，解说员则说怀特在那里工作，他之所以攻击我，是因为无论史蒂芬斯公司抑或其他任何公司，都不再能够垄断州里的公债市场，但是一旦怀特上台，垄断的现象又会出现。这是我用过的最有效的广告之一，因为它是对卑劣勾当的有力反击，也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怀特重提罗杰的吸毒问题之后，罗杰和母亲都没有让自己受到太多的伤害，这令我感到高兴。罗杰出狱之后，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家过渡教习所待了六个月，随后到阿肯色州北部，在朋友开的一家中途加油站工作。他准备移居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身心均健康，不会被过去的事情压垮。母亲与迪克·凯利在一起很开心，此时也已经明白政治是粗暴的游戏，对付卑劣勾当的惟一方式就是取得胜利。
11月，我以64％的选票赢得选举，在小石城还令人惊异地获得了75％的选票。我很满意，当选使我有机会将我滥用州长职权而且与毒品有关的暗示击得粉碎。尽管竞选过程很艰难，但我很难心怀怨恨。这些年来，我逐渐喜欢上了弗兰克，怀特和他的妻子盖伊，和他合作的一些项目令人愉快。他具有特别出众的幽默感，热爱阿肯色州，2003年他去世时，我非常难过。有唪的是，我与杰克·史蒂芬斯也达成了和解。
就我而言，与福伯斯和怀特的竞选是一场战斗，敌人是阿肯色州的过去，是渐渐兴起的对个人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政治。我为教育改革辩护，大力宣传经济提案，希望把选民的注意力集中到阿肯色州的问题和未来上。《孟菲斯商业呼声报》报道说：“克林顿有关这个领域的政治演说听上去既像经济研讨会，又像吸引选票的借口，大多数政治分析人士都认为这个策略取得了成效。”
我经常给别人讲我到阿肯色州独立县伊斯特曼化-tV参观的故事。途中，东道主不停地说所有防污染的设备都由电脑控制，他希望我见一见控制电脑的人。经过他的描述和渲染，我到电脑控制室的时候，还以为见到的将是介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绿野仙踪》里的魔法师奥茨之间的人物。然而，那个控制电脑的人却穿着牛仔靴和系着银制大搭扣皮带的牛仔裤，戴着一顶棒球帽。他正在听乡村音乐，嘴里嚼着烟草。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老婆和我将投你的票，因为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工作。”这个人养牛养马——他是地道的阿肯色人——但是他知道自己要发家致富，靠的是知识，而不是他的双手和脊背。他看到了未来，想朝那里奔。
8月，全国州长协会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希尔顿海德岛开会，我当选为协会主席，并庆祝了我的40岁生日。我本已答应担任美国教育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致力于收集最好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并推广到美国各地。拉马尔·亚历山大还指派我担任福利改革州长特别行动小组民主党一方的主席，与白宫和国会一道提出一个两党合作的议案，改善福利体系，以推动工作，加强家庭关系，满足儿童的基本需要。尽管我在1985年成功地提高了阿肯色州每月极低的救济金，但我还是希望福利能成为通向独立道路上的小站。
这些新的责任令我倍感激动。我是一个政治动物，也是一个热衷于政策的人，总渴望会见陌生人，探索新的理念。我觉得这些工作有助于我更好地履行州长的职责，强化我在全国各地的人际关系网，更深入地了解新兴的全球经济和美国应该如何应付其挑战的问题。
1986年快结束时，我对台湾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在台湾和美国领导人第10届年会上发表演说，探讨未来关系。台湾人从阿肯色州采购了大量的大豆和工业产品，从电动摩托车到停车计费器，种类各异。但是美国的贸易赤字数额巨大，而且一直在增长，在过去的五年里，十个美国工人中有四个收入下降。我代表所有州长，承认美国有责任减少赤字以降低利息和提高国内需求，调整并减少拉丁美洲邻邦的债务，放松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控制，提高我们劳动者的教育程度和生产效率。然后，我督促台湾人减少贸易壁垒，把他们庞大的现金储备更多地用于到美国投资。这是我第一次在一群外国听众面前就全球经济问题发表演说。为了这个演说，我不得不事先把我认为应该做什么和由谁做的问题梳理清楚。
1986年年底，我对现代世界的本质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观点，后来发展成为所谓的“新民主党人”哲学，这是我1992年参加总统竞选的主要理念。在年末甘尼特公司——这家报纸连锁企业刚刚买下了《阿肯色报》——管理层会议上的演讲中，我简要概括了我的理念。
我认为，以下的新规则应该为我们今天制定政策提供框架：
（1）变化也许是当今美国经济惟一不变的特点。大约三个月前，我在阿肯色州一座老式的乡村教堂里庆祝它落成150周年。大约有75个人挤在小小的木结构教堂里。宗教仪式结束之后，我们走出教堂，在松树下吃便饭，我不知不觉地与一位一眼看上去非常有智慧的老人闲聊了起来。最后我问他：“先生，你多大岁数了？”他答道：“82岁。”“什么时候加入这个教堂的？”“1916年。”他说。“如果你只能说一句话，如何描述1916年的阿肯色州与今天的阿肯色州有何不同？”他沉默了一会，然后说：“州长，很简单。1916年我早晨起床的时候，心里很清楚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现在我起床时，却根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让莱斯特·瑟罗用一句话解释美国发生的变化，应该差不多……
（2）如今，人力资本恐怕比实物资本更重要……
（3）企业与政府任何一方与其独霸天下，不如形成更具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4）随着美国生活的国际化和人口组成发生的变化，我们必须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各个领域内的合作比冲突更重要……我们必须分担责任，分享机会——我们正在共进退。
（5）浪费将受到惩罚……在我看来，我们正花费几十亿美元的投资资本，结果只是增加了企业的债务，却没有提高它们的生产力。债务越多，应该意味着生产力、增长率和利润率的提高。如今，债务越多，却常常意味着更少的就业机会、更少的用于研究和发展的投资，以及强制性重组以偿付非生产性债务……
（6）强大的美国需要一种生机勃勃的公众意识，一种强烈的相互责任意识，以及一种我们不能不顾其他公民的需要单独谋求个人利益的信念……
如果我们想让美国梦在我们的人民心中永远鲜活，如果我们想保持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我们必须接受创造成功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新规则。而且，我们必须按照这些新规则行事。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我将修改完善我对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关系的分析，提出更多的针对这两者的计划，尽我所能实现我想做个好州长和对国家政策产生积极影响的愿望。
1987年，我向州议会提出的“好开端、好学校、好工作”的纲领正好与我在全国州长协会开展的“让美国运转”活动相一致。除了此前我们在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我还要求议会帮助我让越来越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有一个好的人生开端，方式便是让更多的贫困母亲和孩子享受医疗保健，从妊娠期开始便着力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减少可以避免的对新生儿的伤害；同时还要对处境危险孩子的母亲增加育儿教育，对有学习障碍的儿童提供更多的早期特殊教育，对有能力支付儿童看护的家庭提供更多的途径，加强儿童资助计划的施行力度。
关于儿童的早期发展以及对今后生活的影响，我的大部分知识都来自希拉里。自打认识她起，她就对此很感兴趣，在耶鲁法学院读到第四年，她专门去耶鲁儿童研究中心和耶鲁一纽黑文医院研究儿童问题。她想尽办法，把以色列一种全新的名为HIPPY的学前教育引进到阿肯色州，所谓HIPPY，是“学前儿童家庭教育项目”的缩写，可以帮助增加父母的育儿知识，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希拉里在全州各地都开设了“学前儿童家庭教育项目”班。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出席这些班的毕业活动，观看孩子们展示他们的成果，父母的脸上掩饰不住对孩子和自己的自豪之情。多亏了希拉里，阿肯色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此类项目，服务对象涉及2400位母亲，她们的孩子都表现出了显著的进步。
在经济发展方面，我的着重点是增加针对贫困人群和地区的投资和机会，他们多集中在阿肯色州的乡村地区。最重要的提案是为一些特定的人提供更多的资金，他们有经营赢利性小型企业的潜力，却借不到启动资金。芝加哥的南岸发展银行帮助失业的木匠和电工在南城开设作坊，对本来要拆除的废弃楼房进行翻新。结果整个区域的经济都复苏了。
我对这家银行的了解源于它的一位员工简·皮尔西，她曾是希拉里在韦尔斯利学院最好的朋友之一。简告诉我们，南岸发展银行对技能出众但按常规没有信贷资格的工匠提供贷款，这个创意来自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这家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曾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学习经济学，后来回国帮助本国人民。我安排与他一起在华盛顿共进早餐，他解释了他的“微型贷款”计划是如何奏效的。有技能、有诚实的好名声但没有资产的村妇被组织成小组。第一位借贷者还清了她的小宗贷款之后，排在她后面的人将得到贷款，如此继续下去。我第一次见到尤努斯时，乡村银行已经批准了成千上万笔此类贷款，还贷率高于孟加拉国的商业银行。2002年，乡村银行对超过240万人发放了贷款，95％的人是贫困妇女。
如果这个创意在芝加哥很奏效，我觉得它也会适用于贫困的阿肯色州乡村地区。尤努斯在一次采访中谈到：“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人被银行系统拒绝贷款，乡村银行的贷款模式就可以在那里推广。”·我们在阿卡德尔菲亚成立了南方发展银行公司。发展与金融管理局提供了部分启动资金，但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响应希拉里和我的呼吁而投资的公司。
我当上总统后，获得国会的批准仿照乡村银行的模式设立了一个全国贷款项目，并在白宫的一次活动中隆重推出一些成功的范例。美国国际开发署每年也为非洲、拉丁美洲和东亚的一些贫困山村提供200万美元微型贷款。1999年，我访问南亚，会见了穆罕默德，尤努斯和一些经他帮助做起生意的人，其中包括用这些贷款购买移动电话的妇女，村里的人用她们的移动电话给美国和欧洲的亲戚打电话，她们则收取一定的费用。穆罕默德·尤努斯应该在几年以前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的另一项主要兴趣是福利改革。我要求州议会订立条件，有三岁或三岁以上孩子的福利获得者必须签署合约，通过提高文化水平、参加工作培训和工作等方式，全力以赴获得经济上的独立。2月，我和其他几位州长一起去华盛顿，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就福利防范和改革问题作证。我们要求国会给予我们各种途径，以“鼓励工作，而非福利，提倡独立，而非依赖”。我们主张首先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使得人们没有必要申请福利，方式可以是降低成年人文盲率、少年妊娠率、学校退学率和滥用酒及毒品的比率。至于福利改革，我们提倡福利接受者和政府之间签署一份有约束力的合约，对双方的权利和责任做出详细规定。享受福利的人必须努力回报，争取早日达到经济上的独立；而政府必须致力于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供教育和培训、医疗保健、儿童看护和工作安排等服务。我们还呼吁有三岁或三岁以上孩子的福利接受者必须参加各州提供的一个工作计划；每一个福利接受者都配备一名福’利机构调研员，帮助他们向自足自立成功过渡；募集儿童资助款项的工作要加强；根据各州的生活费用水平制定新的现金资助方案。联邦法律允许各州自行选定标准确定每月救济金，条件是救济金的数额不低于70年代早期的水平，并且救济金的发放范围要遍及各地。
我花了足够的时间同阿肯色州的福利接受者和福利机构调研员交流，清楚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工作赚钱养家。但是除了技能低下、缺乏工作经验和无力支付儿童看护费等显而易见的问题，他们还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我见到的很多人都没有汽车，也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果他们做一份低收人工作，他们将失去政府发放的食品券，也不再能够享受医疗补助。最后，许多人其实不敢相信他们能在工作中获得成功，茫然不知从何开始。
一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州长大会上，我和另一位主管福利改革的主席，特拉华州的迈克·卡斯尔州长，共同发起组织了福利改革州长会议。我从阿肯色州请来了两位停止拿福利、开始工作的妇女作证。其中一位来自派恩布拉夫，之前从未坐过飞机或电梯。她比较拘谨，但她说穷人有赚钱养活自己和孩子的潜力，还是很令人信服的。另一位妇女的年纪大概处于35岁到40岁之间。她的名字是莉莉·哈丁，刚刚找到了一份做厨师的工作。我问她，是否应该强迫四肢健全但拿救济金的人在情况允许的时候工作？“我当然赞成。”她答道，“不然的话，我们只会一天到晚躺着看肥皂剧。”然后我问莉莉停止拿救济金之后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她毫不犹豫地说：“我的儿子去上学，有人间他：‘你妈妈做什么工作？’他可以回答了。”这是我所听到的赞成福利改革的最好理由。听证会之后，州长们像对待摇滚歌星一样对待她。
当我作为总统处理福利改革问题的时候，听到一些媒体朋友说福利改革是共和党关注的问题，似乎只有保守主义者才看重工作的价值，我总感到有些好笑。到1996年，当国会通过了一项我愿意签署的法案时，距我开始从事福利改革工作已经超过15年了。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只是民主党关注的问题，或者只是州长们关注的问题。福利改革的主角是莉莉·哈丁和她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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