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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阿肯色州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赖特、林赛和詹宁斯律师苎苎竺是一个大律师事务所，有着良好的声誉，提供各种各样的法律服务。支撑着这个事务所的职员都很有能力，待人也很友好。他们放下手中的工作，跑苎来帮我在事务所里安顿下来，让我一点也不觉得拘束。事务所还允许我带来了我的秘书芭芭拉，克思斯，她到此时为止已经跟随了我四年，她认识我所有的家人、朋友和支持者。事务所甚至还给贝琪·赖特也安排了办公的空间，让她继续整理我的文件——结果她后来就在这里为我的下一次竞选进行了筹划。我做了一些法律工作，给事务所带来了几个小客户，但是我可以肯定，事务所向我抛出了救命索，可这么做并没有给事务所赚钱。事务所真正得到的就只有我永久的感激，以及我就任总统时为了替我辩护所带来的一些业务。
尽管我非常怀念当州长的日子，怀念政治所带来的刺激，但我还是很喜欢节奏更加正常的生活：回家不会太晚，和希拉里一起看着切尔西慢慢长大，出去和朋友聚餐，结识我们的邻居，特别是马路正对面的那对老夫妻萨基和路易斯·洛扎诺。他们非常喜欢切尔西，总是过来帮忙。
我决定在几个月之内远离公众演讲，但只有一次除外。2月，我开车到布林克利，在那里的狮子会俱乐部的宴会上发表了演讲。从小石城出发往东行驶一个小时，就到了州际公路上的布林克利。1978年的竞选中，这一地区曾经投票支持我，我最坚定的支持者都劝我从头再来一次。他们说，见一见仍然支持我的人，肯定能够提起我的情绪，结果果然如此。晚饭过后，我到县领导唐和贝蒂·富勒的家里去参加招待会，我遇见了一些人，让我既感激又吃惊的是，他们希望我还能当州长。而在小石城，大多数人都正在努力跟新上任的州长拉关系。有一个由我提拔到州政府的人因为想继续在怀特州长手下留任，在小石城的街上看见我朝他走去的时候，马上就走到马路对面去了，他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跟我握手，担心让别人看见。
对于布林克利朋友的好意，我充满了感激之情，但是我有好几个月没有在阿肯色发表演讲。弗兰克，怀特这个时候开始出错了，在与议会的斗争中也频频失手，但我不想碍他的事。他信守了在竞选时许下的诺言，通过了一个法案，将经济发展部的名称重新改为阿肯色州工业发展委员会，撤销了能源部。但是当他试图取消我和希拉里建立的乡村诊所的时候，大批依赖这些诊所的民众出来表示抗议。他的议案没有通过，他最后只好满足于阻止人们为满足更多人的需要而建立更多的诊所。
州长还提出了一个议案，打算把汽车牌照费降到最初的水平上，但是公路部的部长亨利·格雷、公路的承包商、道路的建设者们进行了强烈的抵制。他们正在修建马路，而且已经开始赚钱了。很多议员都听他们的，因为他们的选民们很喜欢这些道路工程，尽管当初不愿意为此付钱。最后，怀特把汽车牌照费稍微降低了一些，但大部分钱都留在了公路计划上。
最为滑稽的是，州长最大的立法问题起源于他通过的一个提案。那个所谓的创世科学提案规定，每一所教授进化论的阿肯色学校，必须花同样多的时间讲解与《圣经》一致的创世学说：人类不是10万年以前从其他物种发展进化而来的，相反，人类是几千年以前由上帝创造出来的一个独立的物种。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基要主义者都反对进化论的思想，因为进化论的思想与（圣经》中关于人类创造的说法不一致。在20世纪初，有好几个州，其中包括阿肯色，都把教授进化论的思想定为非法。甚至在最高法院取消了这样的禁令之后，大多数科学课本里都不讨论进化论，直到60年代才有所改变。到了印年代末期，新一代的基要主义者再次提起这个问题，这一次他们说，他们有科学的证据可以验证《圣经）中的创世故事，这些证据也给进化论蒙上了一层疑云。最后，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讲授进化论的学校必须同样重视“创世科学”。
由于像“上帝统治下的家庭、生活和美国”这样一些基要主义团体大搞游说活动，再加上州长的支持，阿肯色是第一个在法律上支持所谓“创世科学”的州。提案很顺利地得到了通过：我们在议会没有什么科学家，而很多政治家又害怕得罪保守的基督教团体，因为保守的基督教团体选出了新的总统和州长之后，势力正盛。怀特州长签署了这个提案之后，教育者们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他们不愿意把宗教当做科学向学生讲解；宗教领袖们也表示抗议，因为他们要维护宪法上规定的政教分离；就连普通公民也表示抗议，他们不希望阿肯色州成为全国人的笑柄。
弗兰克·怀特作为创世科学法案的倡导者而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乔治·费希尔，就是那个把我画在三轮自行车上的（阿肯色报）的漫画家，也展示了州长的形象：他的手里拿着一根剥了一半的香蕉，暗示他还没有完成进化的过程，或许正处于人类和大猩猩之间那个“缺失的环节”。当怀特州长感觉到人们的愤怒情绪时，他也表示抗议，他说他签字之前没有看那个提案，结果给自己挖了一个更大的陷阱，最后，创世科学提案被比尔·奥弗顿法官宣布为违宪。奥弗顿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把问题处理得非常老练，他写了一个表述清晰、论证有力的法律意见书，他说这项提案要求向学生们传授宗教而非科学，因而违背了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州检察长史蒂夫·克拉克也拒绝上诉。
除了立法方面的问题，弗兰克·怀特还面临着其他问题。他最糟糕的一个举动是，派即将上任的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官员与阿肯色州电力公司会谈，因为阿肯色州电力公司过去几年来一直在寻求大幅度提高公用事业的税金。消息传出来之后，报界就此事对州长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居民的电费在涨幅上大大超过了汽车牌照费的上涨。现在他们的州长想在没有得到民众的许司之前，允许阿肯色州电力公司把公用事业的费用进一步提高，而事实上只召民众才有权做出决定。
接着发生的事情是，州长说话失言。州长宣布他要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到台湾和日本，他告诉新闻界他是多么高兴去中东啊。这件事激发了乔治·费希尔的灵感，他画出了最滑稽的一幅漫画：州长和他的代表团在沙漠中走下飞机，周围到处是棕榈树、金字塔和穿着长袍的阿拉伯人，此外，还有一头骆驼。州长的手里拿着香蕉，环顾四周，然后说道：“太好了！快吹声口哨，叫辆黄包车过来！”
就在发生这一切的同时，我做了几次去州外的政治旅行。在我选举失败之前，约翰·埃文斯州长曾经邀请我到爱达荷州的“杰弗逊一杰克逊纪念日”晚餐会上发表演讲。我落选之后，他还是邀请了我。
我还第寻次去了艾奥瓦州的得梅因，在那里，州里和当地的官员举行了一个民主党研讨会，我发表了演讲。我的朋友桑迪·伯杰邀请我到华盛顿与著名的民主党政治家埃夫里尔·哈里曼的夫人帕梅拉·哈里曼共进午餐。埃夫里尔·哈里曼曾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派到丘吉尔和斯大林那里的特使，后来做过纽约州的州长，他还是与北越举行的巴黎和谈的谈判代表。埃夫里尔在二战期间遇到了帕梅拉，当时帕梅拉已经嫁给了丘吉尔的儿子，住在唐宁街10号。30年后，埃夫里尔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两个人结了婚。帕梅拉那时已60出头，但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要我加入80年代民主党人的委员会，这是一个新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她建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筹集资金和推广一些有助于民主党重新掌权的思想。午餐之后，我陪同帕梅拉去参加她的第一次电视专访。她很紧张，让我给她一些建议。我告诉她放松，用午餐时说话的腔调就行了。我加入了她的委员会，在随后的几年中，我在乔治敦哈里曼的家里度过了很多难忘的夜晚，他们家里有很多政治纪念品，还有一些印象派艺术的珍宝。我当上总统之后，任命帕梅拉为驻法国大使，因为二战以后，她在第一次婚姻解体后就搬到了巴黎。她非常受欢迎，在法国人当中非常引人瞩目。她在那里过得非常开心，直到1凹7年去世，而去世时她还没有退休。
到了春天，州长看上去已经无力赢得他的下一次竞选，我于是开始考虑再次参加竞选。有一天，我开车离开小石城，到温泉城去看望母亲。开到一半路程的时候，我把车开进了朗斯代尔加油站和商店的停车场。加油站和商店的老板是一个在当地政界非常活跃的人物。我想知道，在他看来，我取胜的机会到底有多大。他态度非常友好，但没有做出承诺。当我朝我的汽车走去的时候，我遇见一个上了年纪、着一身工作服的人。他说：“你不是比尔·克林顿吗？”当我告诉他我就是克林顿并且跟他握手时，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他曾经投票反对过我。“你的失败我是起了作用的。我让你丢了11张选票——我、我老婆、我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另外还有五个朋友。我们打倒了你。”我问他为什么，结果不出我所料。“我也是不得已。你涨了我的汽车牌照费。”我用手指着附近公路上的一个地方说：“还记得我就任时的那场冰风暴吗？那个路段坍塌了，汽车掉进了沟里。我只好让国民警卫队的人来把车拖出来。报纸上也登了照片。那些马路必须整修。”他回答说：“我才不管呢。我就是不想出修路的钱。”出于某种原因，听他说完之后，我忍不住脱口问道：“我来问你一件事。如果我再次竞选州长，你会考虑选我吗？”他笑了，说道：“当然，我会选你的。咱们现在扯平了。”我直接朝电话亭走去，拨通了希拉里的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她，我说我觉得这次我们能赢。
1981年余下的时间里，我去了很多地方，给州里的各个地方打电话。民主党人都想击败弗兰克·怀特。我从前的大多数支持者都说，如果我参加竞选，他们会支持我。有两个对这个州有着深切感情、对政治情有独钟的人很有兴趣帮助我。莫里斯·史密斯在他家乡的小镇伯兹艾拥有一个1．2万公顷的农场，还开了银行。他大约60岁，又瘦又矮，脸上布满皱纹，声音低沉，少言寡语，但要说起话来就特别引人注意。莫里斯非常聪明，为人也特别好。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活跃在阿肯色的政治活动中，而且是一个真正的进步民主党人，这一点是他们全家人共有的特征。在他的身体里，没有一根种族主义或精英主义的骨头，他对我的公路计划和教育计划也都非常支持。他希望我再次参加竞选，他准备带头帮我筹集获胜需要的资金，并在那些以前没有参与投票但非常令人尊敬的人当中寻求支持。他最成功的举动是争取了乔治·凯尔的支持。乔治，凯尔因为曾经代表底特律老虎队参加棒球比赛而跻身名人堂，此时是底特律老虎队的广播解说员。在他的棒球明星生涯中，他一直住在阿肯色东北部的小镇斯维夫登，因为那里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在那里他简直就是个神话，在全州范围内也有很多的崇拜者。我们认识之后，他同意做我的竞选财务主管。
莫里斯的支持立刻为我的竞选赢得了可靠性，而这种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还没有哪一位阿肯色的州长有过当选、下台、再选的经历，尽管其他州某些下了台的州长有过这样的尝试。但是他给予我的还远远不止这些。他成了我的朋友、我的知己、我的顾问。我完全信任他。在我看来，他既像父亲又像兄长，扮演着介于二者之间的角色。从此以后，我在阿肯色的所有竞选活动乃至后来的州长工作，他都参与其中。在议会中，莫里斯由于喜欢采用公平交易的原则，使我的各项计划都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推动。他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斗争，什么时候需要交易，为我省掉了许多在第一任期中遇到的麻烦。我当上总统的时候，英里斯的身体已经很差了。我们在白宫的三楼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夜晚，我们一同回顾了一起度过的时光。
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喜欢或不尊重莫里斯的人。就在莫里斯去世的几个星期之前，希拉里回到阿肯色，到医院里看望了他。她回到白宫的时候，看着我说道：“我爱他这个人。”在他生前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我们之间通了两次电话。他告诉我，他这次可能再也不能出院了，他只想让我知道，“我为我们共同成就的一切感到骄傲，我爱你”。这是他头一次跟我说这样的话。
莫里斯于1998年年底去世，我回家乡参加他的葬礼，并且在葬礼上致悼词——作为总统，这样的事情我做过很多。在去阿肯色的途中，我想起了他为我所做的一切。他在我的多次竞选中担任财务主管，在我每一次就职演说中都担任仪式负责人，他还做过我的办公室主任、大学董事会的成员、公路部的部长、残疾人立法的主要游说者——因为这是他的夫人简最热衷的事业。但最重要的是，我想起了1980年竞选失败时，我们一家三口站在州长官邸草坪上的情景。就在我马上要被失败压垮的时候，一个个头矮小的人把手放在我的肩头上，直视着我的眼睛，用他粗哑但动听的声音说道：“没关系。我们还会回来的。”直到现在，我还思念着莫里斯，史密斯。
另外那个鼎力支持我的人是L．W．“比尔”·克拉克。真正认识他是在1981年，他来找我，跟我讨论要想重新竞选州长，我具体需要做哪些事情。比尔是个身体健壮的人，喜欢政治斗争，对人类的本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来自阿肯色东南部的福代斯，拥有一个木料加工厂，能够把白橡木加工成做酒桶的木板，酒桶可以盛雪利酒和威士忌。他在西班牙卖掉了很多这样的酒桶。他还拥有好几家“汉堡王”餐馆。初春的一天，他邀请我到温泉城的奥克朗公园去看赛马。我当时卸任才几个月，比尔吃惊地发现，没有几个人到我们的包厢来打招呼。这没有让他心灰意冷，相反，我遭受的冷遇反而更激发了他喜欢竞争的本能。他决心让我回到州长的宝座上，千难万险都在所不辞。我在1981年间曾经好几次到他那所位于温泉湖边的房子去，跟他谈论政治话题，与他争取过来的支持者见面。在那几次小范围的聚餐和晚会中，我遇见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愿意在阿肯色南部的选举活动中挑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以前从来没有支持过我，但是比尔·克拉克把他们拉了过来。在随后的11年当中，比尔为我做了很多事情，我欠他太多了。他帮我赢得了选举，还想方设法让我的提案在议会中得到通过。但最让我心存感激的是，在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他却能够完全相信我。
我外出发表演讲的时候，贝琪·赖特一直辛勤工作，安排了竞选的所有技术性细节。在1981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她、希拉里和我跟迪克·莫里斯讨论如何发起竞选，我们还根据迪克的建议，飞到纽约去见托尼·施瓦茨。施瓦茨是一位政治媒体专家，很少离开他在曼哈顿的套房。我发现施瓦茨是个很有性格魅力的人，关于如何影响投票者的想法和情绪，他讲得非常有吸引力。很显然，在被迫下台两年之后，如果我想取得1982年选举的胜利，我就必须在阿肯色人面前采取正确的路线。我不能对他们说，他们把我赶下台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我过分地谴责和折磨自己，恳求选民们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的日子也会非常难过。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虑，我和贝琪还一起绞尽脑汁罗列出初选和普选的日程，并制定出相应的策略。
与此同时，1981年即将接近尾声，我做了两次截然不同的旅行，为我未来的竞选做准备。我接受了鲍勃·格雷厄姆州长的邀请，到佛罗里达去，在该州的民主党大会上发表讲话。他们的民主党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于12月在迈阿密地区召开。我慷慨激昂地呼吁民主党人要对共和党人的攻击性广告发起有力的回击。我说，我们容忍他们首先向我们发动攻击，这也就罢了，但如果他们拼命攻打我们的要害部位，我们就应该“拿起一把剁肉的斧头，将他们的手砍断”。这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是右翼势力已经掌管了共和党的大权，他们已经改变了政治斗争的规则。与此同时，他们的英雄，里根总统，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似乎超脱于这一切之上。共和党人以为，他们动用诽谤这一口头攻击武器，就可以无限期地赢得选举的胜利。也许他们可以做到，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绝不会再次单方面放下武器。
我的另一次旅行是跟希拉里一起去了圣地。领我们去的是以马内利浸礼会教堂的牧师W．O．沃特。1980年，在希拉里的鼓动下，我加入了以马内利浸礼会，开始在唱诗班中唱歌。自从1964年离家去乔治敦以来，我一直没有定期到教堂去做礼拜，在那之前好几年，就停止了在唱诗班中的演唱。希拉里知道我很想去教堂，而且我对W．O．沃特非常崇拜，因为他已经放弃了早年传教中宜传地狱之火之类的做法，更愿意向信徒细心地讲解（圣经）。他相信（圣经）一字不错是上帝的话，只是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圣经》的真正意思。他专心致志地研究了可以找到的最早的（圣经）版本，常常根据一本（圣经）做一系列的布道，或者讨论一个源于《圣经》．的重要话题，然后才继续进行其他内容的讲解。我总是盼望星期天唱诗班的活动，眼睛盯着沃特博士那光秃秃的后脑勺，从头到尾地跟随着他学习（旧约）和《新约》。
沃特博士从1938年开始就经常到圣地去，第一次去那里的时间比以色列立国还要早10年。希拉里的父母从帕克里奇来看切尔西，我们因此能够参加1981年由他带领的一个朝圣团队。我们在耶路撒冷待了很长时间，追寻耶稣曾经留下的足迹，见到了当地的一些基督徒。我们看到了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基督徒们对此都深信不疑。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小洞，据信那里是埋葬基督以及基督复活的地方。我们还去了犹太人心目中神圣的西墙，穆斯林的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圆顶寺——穆罕默德从那里升人天堂，同时那里也是他朝觐安拉的地方。我们此外还去了圣墓教堂，到了耶稣在水上行走的地方——加利利海；去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耶利哥；到了马撒达堡——在那里，马加比家族的一队犹太战士曾经抵挡过罗马人长久而疯狂的进攻，直到最后被打败，进入殉教者的万神殿。在马撒达堡的顶上，我们俯视下面的峡谷，沃特博士提醒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军队，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的军队，都曾经从这个峡谷穿过，《启示录》上面说过，当时间终止的时候，山谷里流动的将是鲜血。
这次旅行在我的身上留下了长久的印记。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对以色列人产生了深深的敬仰，同时，第一次对巴勒斯坦人的抱负和委屈有了一些理解。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逐渐为一种想法所缠绕，我希望看到所有亚伯拉罕的孩子能够彼此妥协和让步，因为我们的三种信仰都是在这同一块圣地上诞生的。
我回家后不久，母亲嫁给了迪克·凯利。迪克是一个食品代理商，母亲认识他好多年了，两个人彼此也约会了很长时间。母亲单身一人已经有七年之久，现在结婚我真为她感到高兴。迪克是个身材高大、富有魅力的人，他和母亲一样非常喜欢看赛马。他还非常喜欢旅行，去过很多地方。他要带母亲去周游世界。·母亲经常去拉斯韦加斯，去非洲的时间比我还早，这都要感谢迪克。约翰·迈尔斯为他们举行丁一个甜蜜的结婚仪式，婚礼是在汉密尔顿湖边比尔和玛琪·米切尔夫妇的家里举行的。仪式在罗杰演唱的比利·乔尔的歌曲《你的样子》中结束。我后来逐渐喜欢上了迪克，凯利，我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他给我的母亲和我都带来了快乐。他后来还成了我最喜欢的高尔夫球友。他已经印多岁了，但是在比赛中他会为我设置障碍，而我也为他设置障碍，结果呢，多半都是他把我打败。
1982年1月，高尔夫球在我的脑子里变得不再重要，因为竞选就要开始了。贝琪·赖特在阿肯色已经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她干得非常出色，建立了一个竞选组织，成员是我以前的支持者以及对怀特州长不满的人。我们要做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是我们该如何开始。迪克·莫里斯建议，我正式宣布参加竞选之前，要首先在电视上承认导致我上次失败的那些错误，请求选民们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是一个很冒险的主意，但是落败两年之后再次参选本身就是一种很冒险的行为。如果我再次失败，就不可能再回来了，至少很长时间之内都不能再回来。
我们在纽约托尼·施瓦茨的工作室里剪辑了我们的宣传片。我认为，要想让这个片子奏效，就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第二，让选民看到一个正面的领导者形象，即在第一个任期里最能赢得选民支持的那种形象。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宣传片在2月8日播放了。我的脸占据了整个屏幕，我告诉选民们，自从我落败以后，我走遍了全州，与成千上万的阿肯色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告诉我，我做了很多好事，但也犯过严重的错误，包括提高汽车牌照费；我们的道路确实需要那笔钱，但是我征收那笔费用的方式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我接着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父亲“从来没有为了同样的原因抽过我两次”；阿肯色州在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需要领导人，我曾经干得不错，如果他们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成为一个接受失败教训的州长，我已经懂得了这样的道理：“不倾听民众的声音就不能做个好领导。”
宣传片引发了人们的讨论，看上去至少已经让不少选民愿意考虑给我一次机会。2月27日，切尔西的生日那天，我正式宣布了我参加竞选。希拉里给了我一张我们三个人在那个场合的照片，上面题写着这样一句话：“切尔西的第二个生日，比尔的第二次机会。”
我保证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认为对我们州的未来最为重要的三个问题上：改善教育、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公用事业的税率。这三个问题正是最让怀特州长不堪一击的地方。他削减了16印万美元的汽车牌照费，但与此同时，他手下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却同意阿肯色州电力公司增加2．22亿美元的公共事业税，既伤害了消费者，也伤害了各个企业。不景气的经济已经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就业机会，而州里的税收收入很少，不允许我们对教育有所改善。
我的演讲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是那天最重大的新闻却是希拉里发表的一个声明，她准备采用我的姓。从这以后，她就成了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这件事我们讨论了几个星期。希拉里之所以这么做是听信了很多朋友的说法。他们说，尽管在民意调查中，这件事似乎并不是一个有负面影响的问题，但还是有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自在。几个月之前弗农·乔丹来小石城看我们的时候，居然也向她提起了这个问题。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交往，弗农已经成了我们非常亲近的朋友。他是全国民权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还是一个在朋友们看来值得信赖的人。他是个南方人，比我们年长，因而懂得为什么姓氏问题这么重要。最滑稽的是，我们的圈子外惟一向我提到此事的人是一位有进步倾向的年轻律师，他来自派恩布拉夫，是我的一个支持者。他问我希拉里保留父姓是否让我感到不安。我告诉他我没有感到不安，我说要不是有人提到了这件事，我根本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他不相信地看着我说：“好啦，我了解你。你是个真正的男人。这肯定让你感到不自在。”我大为吃惊，别人很在乎的事情在我眼里根本不值一提，这种情况，于我而言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我明白无误地对希拉里说，这个决定·是她自己独自做出的，我不认为选举要对她的姓产生影响。在我们开始约会之后不久，她就告诉我，她在少女时期就决定要保留她的父姓，后来又过了很长时间，保留父姓才成为男女平等的标志。她为她的家族传统感到自豪，因而希望保留这个姓氏。因为我想紧紧地抓住她，所以让她保留父姓就成为我献给她的一份礼物。实际上，这正是她招我喜欢的原因之一。
最后，希拉里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注重实际是她的一个典型特征——认为如果保留父姓会让一些在这方面很计较的人不高兴，那实在是个得不偿失的做法。她告诉了我这个想法之后，我惟一的建议是，告诉公众她这么做的真实原因。我的宣传片传达了我为我确实犯过的错误所做的真诚道歉。但这件事不同，我觉得如果我们以她使用这个新名字来表明我们内心的转变，那么我们两个人都会给人非常虚伪的感觉。在声明中，希拉里显得很郑重其事，她告诉公众，她是为了他们才这么做的。
初选刚刚开始，我们就在民意测验中占据了领先的地位，但是我们仍然面对着激烈的反对。开始的时候，实力最强的候选人是吉姆·盖伊·塔克，在四年前的参议员竞选中，他输给了戴维·普赖尔。打那以后，他利用有线电视赚了很多钱。他和我一样也将改革作为施政的出发点，而且他治愈失败伤痕的时间比我多两年。在乡村各县，我的竞选组织比他更有优势，但是对我不满的乡下选民也更多。在那里，选民们还有第三个人选：乔·珀塞尔。乔·珀塞尔是一个体面且低调的人，曾经当过州检察长和副州长，在两个岗位上都干得非常出色。跟我和吉姆·盖伊两个人不同，他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乔很早就有了竞选州长想法，尽管身体状况欠佳，但他认为，如果他能够把自己装扮成所有人的朋友，而且不像年纪较轻的竞争者那么咄咄逼人的话，他是可以获胜的。此外还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州参议员金·亨德伦，他足来自阿肯色西北部的保守人士；另一个是我的老对手蒙罗·施瓦茨洛泽。参选州长让他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负面电视广告的影响是很大的，要不是我吸取了1980年的教训，我的竞选在第一个月就已经夭折了。吉姆·盖伊·塔克搞了一个广告宜传片，批评我在第一任期内为一级杀人犯减刑。他突出介绍了一个案例，一个男子被减刑出狱，但是几个星期内就把他的一个朋友给杀害了。由于选民们对这件事一直一无所知，所以我的道歉没能在起到免疫作用，我在民意调查中马上落到了塔克的后面。
是赦免与假释委员会建议给那个人减刑的，理由有两个：第一，该委员会和负责管理监狱的人认为，如果让那些被判了“无期徒刑的人”觉得自己无论表现多好都不能出狱的话，那么监狱秩序的维持以及暴力行为的控制都是很难做到的。第二，很多年纪较大的服刑者有严重的健康问题，耗费了州里很多金钱。如果放他们出狱，他们的医疗费用就会由医疗补助计划来负担，这个计划由联邦政府出资的。
电视宣传中介绍的这个案例的确很糟糕。那个由于我的签字而得到假释的人已经72岁，因为谋杀罪已经在监狱服了16年刑。当时，他是一个模范犯人，只有一次违反纪律的记录。他得了动脉硬化，医生说他只能再活一年，很可能在六个月之内就会完全失去行为能力，为了给他治病，监狱已经花了一笔不小的费用。他在阿肯色的东南部有一个妹妹愿意收留他。获得假释大约六个星期之后，他跟一个朋友在那人的轻型货车里喝啤酒，后面的车厢里有一个枪架。两个人打了起来，他一把抓起枪，把那人打死了，然后抢走丁那人的社会保险支票。从他被捕到他接受审讯的那段时间里，法官把这个看上去非常无助的老头交给他的妹妹监管。几天之后，他坐在一个30岁男子的摩托车后座上，一路向北开到拉塞尔维尔附近的小镇波茨维尔。他们把摩托车直接开进了银行的前门，准备实施抢劫。那个老家伙的确有病，但不像监狱里的医生说的那么严重。
这之后不久，我来到了派恩布拉夫县接待员办公室，我跟一个妇女握手时，她告诉我那个在轻型货车里遭到杀害的人是她的叔叔。她非常善意地对我说：“我觉得责任不在你，世界这么大，你怎么会知道那个人会这么干。”但大多数选民都不像她那么宽容。我向人们保证，再也不为任何一个一级杀人犯减刑，我还说要让受害者的家属更多地参与赦免与假释委员会的裁定。
接着，我对塔克进行了回击。我遵照自己的告诫，遭到攻击之后，要使出全身力量进行反击。在当地一个来自霍普镇的广告经理戴维·沃特金斯的帮助下，我也制作了一个宣传广告，批评吉姆·盖伊在国会中的投票记录。他的投票记录很糟糕，因为他当上众议员之后不久就开始竞选参议员，因而他在众议院里没投过多少票。其中一个收视率很高的广告宣传片上表现的是两个坐在餐桌旁的人，他们说如果上班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不霹面，就得不到工资。在后面的竞选活动中，我们就进行了这样一场广告宣传战。与此同时，乔·珀塞尔乘着一辆大篷车，在全州进行巡回宣传，不停地跟选民握手，没有加入到这场广告宜传大战中。
除了“空中战争”外，我们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地面战”。在贝琪·赖特的运作下，我们的竞选活动达到了完美的状态。她驱使人们拼命地工作，经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但是大家都知道，她聪明、尽职，是整个班子早最拼命的人。我和她非常协调，她常常知道我在考虑什么，反过来也是一样，彼此之间无须说一个字。这能节省很多时间。
我带着希拉里和切尔西坐在一辆车上，在全州范围内进行巡回宣传，开始了我的竞选。开车的是我的朋友、竞选活动主席吉米·“雷德”，琼斯。他在州里当了20多年的审计长，在小镇的领导中间仍然很有人缘。我们的战略是要赢得普拉斯基以及其他几个大县的支持，在得到广泛支持的阿肯色南部门，个县取得多数选票，争取获得绝大多数黑人的选票，扭转阿肯色东北邵11个县的形势——1980年这些地方放弃了对我的支持，转而支持弗兰克，怀特。．我是带着1974年赢得第三选区乡村各县的热情去争取那11个县的支持的。我确保自己走遍这个地区的每一个小镇，常常在新的支持者家里过夜。这一战略还使我在大城市里赢得了选票，当他们在报纸上看到在竞选者罕至的地方我和选民握手的照片时，他们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和贝琪·赖特还签约雇用了三名年轻黑人领袖，结果证明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罗德尼·斯莱特离开了州检察长史蒂夫·克拉克的班子，到我这里来帮忙。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也算得上一个强有力的演讲者，他引经据典，为我们的事业进行强有力的论战。卡罗尔·威利斯在费耶特维尔上法学院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式政治家，对乡村地区所有的政客都了如指掌。鲍勃·纳什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济发展部门工作，他在晚上和周末的时候都来帮忙。
在后来的19年当中，罗德尼·斯莱特、卡罗尔·威利斯和鲍勃·纳什一直跟着我。我当州长期间，他们一直为我工作。我当上总统的时候，罗德尼是联邦公路管理局长和交通部部长。卡罗尔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负责修复与黑人的关系。鲍勃开始的时候做农业部的副部长，后来到白宫担任人事和任命办公室主任。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他们我会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也许初选最关键的时刻是随着三角洲80名黑人领袖的会议的召开而到来的。他们来听我和塔克发表演讲，以便决定到底该支持我们中的哪一方。塔克已经赢得了阿肯色州教育协会的支持，因为他许诺要给教师们大幅度提高工资，而且不提高他们的税金。我对此进行了反击，好几个教师和从事教育管理的人都站在我这一边反对他，因为他们知道当前州里糟糕的经济根本无法让塔克兑现他的承诺，另外他们对于我在第一任期内在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仍然记忆犹新。如果在教育工作者当中存在着立场分歧的话，我仍然能赢，但是如果在三角洲的黑人中还存在着立场分歧的话，我就没有机会了。我必须赢得差不多所有的黑人选票才行。
会议在福雷斯特城杰克·克拉姆布利的烧烤餐馆里举行，福雷斯特城在小石城向东大约90英里。我到那里的时候，吉姆·盖伊已经讲过走了，给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那时已经有些晚了，我感觉有些疲倦，但是我做了最大的努力，我强调如果我当选，我会任用一些黑人，我还说我要努力为长久以来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些乡村黑人社区争取建设自来水和污水排放系统的资金。
我说完之后，一位来自莱克维尤的年轻黑人律师吉米·威尔森站起来发言。他是塔克在三角洲的主要支持者。吉米说我是个好人，也曾经是个好州长，但是没有一个落选的阿肯色州长第二次当选。他说弗兰克·怀特在黑人看来是个糟糕的州长，因而应该被击败。他提醒人们，吉姆·盖伊在国会中有着很好的民权记录，而且曾经雇用过好几个年轻的黑人为其工作。他说吉姆·盖伊会像我一样对黑人很好，他能够取胜。“我喜欢克林顿州长，”他说，“但他是一个失败者，我们不能再失败了。”他的发言非常具有说服力，我就坐在那里，而他居然有如此的胆量，这就使他的发言更加显得有说服力。我可以感觉到人群中开始有人悄悄地离开。
经过了几秒钟的沉默，一个坐在后面的人站了起来，他说他想说几句让大家听听。约翰·李·威尔森是那个大约有150人的海恩斯小镇的镇长。他中等个头，身材粗壮，穿一条牛仔裤和一件白色的T恤衫。T恤衫绷得紧紧的，因为他的胳膊粗壮，脖子粗粗的，肚子也是鼓鼓的。我对他不是很了解，因而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但是我永远忘不了他说的话。
“威尔森讲得很好，”他开口说道，“或许他是对的。也许州长的确是个失败者。但我就知道一件事：比尔·克林顿刚刚上任的时候，我们镇里马路上的粪便池是露天的，我们的孩子因为没有下水道而生病，但没有人理睬我们。不过等到他下台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下水道，我们的孩子也不再生病了。他为很多人做了这件好事。我来问你们，如果我们不忠实于忠实我们的人，谁还会尊重我们呢？他或许是个失败者，但是如果他失败了，我准备跟他共同承担，你们也应该这样才对。”俗话说得好，一语定胜负。有时候一个人的话可以改变人们的想法，甚至可以改变人们的心。这种情形真是难得。
不幸的是，约翰，李·威尔森在我当总统之前就去世了。在我的第二任期即将结束时，我带着思乡的情怀回到阿肯色东部地区，在厄尔高级中学发表演讲。学校的校长是杰克，克拉姆布利，大约20年前，就是他主持了那次命运攸关的黑人会议。我在讲话当中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讲了约翰·李·威尔森的故事。这次演讲在整个阿肯色东部地区都播放了。在海恩斯，约翰·李·威尔森的遗孀坐在小房子里观看了这场演讲。她写来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她说总统这样赞扬他，他要是知道的话该是多么自豪啊。我当然要赞扬他，要不是约翰·李，我可能此时正在为别人起草遗书或是离婚协议，而不是写这样一本书了。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我的支持率忽上忽下，因为有一些选民没有决定到底要不要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对此一直忧心忡忡，直到有一天下午我在阿肯色东北部纽瓦克的咖啡厅里遇见了一个人，才不再感到担心。我向他争取选票，他说：“上一次我投票反对你，但这一次我准备投票支持你。”虽然我心中有数，但还是问他上次为什么反对我。“因为你提高了我的汽车牌照费。”接着我问他为什么这次支持我，他说：“因为你提高了我的汽车牌照费。”我告诉他我能得到的每一张选票对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也不想惹他生气，但是他反对我、支持我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实在没有道理。他笑了一下，说道：“啊，这个道理在全世界都讲得通。说你什么都可以，但是比尔，你不是个傻瓜，现在看来，你是最不可能再提高汽车牌照费的人，所以我投你的票。”在剩下的巡回演说中，我把这个无懈可击的逻辑加了进去。
5月25日，我以42％的选票赢得了初选的胜利。由于我们的广告反击攻势，再加上我们组织得力，吉姆·盖伊·塔克的得票率下降到23％。乔·珀塞尔以他没有问题、没有争议竞选作风赢得了29％的选票，取得了参加两周之后第二轮初选的资格。形势非常严峻。我和塔克由于攻击性的广告宣传已经两败俱伤，对两个人的负面影响都有所上升。乔·珀塞尔则在那些仍然对汽车牌照费耿耿于怀的人当中寻求支持。单凭他没有克林顿的弱点，他就很有取胜的可能。我用了10天的时间打算把他击败，但是他非常狡猾，他就待在他的大篷车上，与人们握手。在选举前那个星期四晚上，我做了个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竞争持平，这意味着我很可能会输掉，因为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往往在最后会放弃对本届州长的支持，就我们两个人而言，我显然处于这样的境况。我刚刚制作了一个宣传广告，突出介绍我们两个人在一个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负责规定电力税的公共服务委员会成员到底应该由选举产生还是任命，我支持进行这样的改革，而乔则持反对意见。我希望这个宣传广告会起作用，但我也没有把握。
就在第二天，我遭到了一记重拳般的打击，还过这倒让我最终赢得选举。弗兰克·怀特非常希望乔·珀塞尔能够在第二轮初选取胜。州长在民意测验中的反对率比我高，而且我在具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上占据优势，竞选的组织工作也很严密。怀特确信乔·珀塞尔如果进入普选，他的身体状况必然会成为一个致命的障碍，因而可以确保他自己二度当选。在星期五的晚上，弗兰克·怀特开始在电视上播放一个宣传片，指责我提高了汽车牌照费，告诉人们不要忘了这件事。他说服支持他的企业把商业广告撤下来，让他反复播放他这个宣传片。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机会在电视宣传方面对他发起反攻。我看到了他制作的宣传片，意识到这场竞争必将难分难解。我必须等到星期一才能在电视上进行回应，可到了那个时候就为时已晚了。他占据的这个有利条件是很不公平的，后来联邦政府作出规定，对此种做法进行禁止，要求电视台在周末播出对最后时刻播出的攻击性宣传片进行回应的广告，但是我当时却无法受益于这样的规定。
我和贝琪·赖特给戴维·沃特金斯打电话，请他开放他的工作室，让我制作一个电台宣传节目。我们先是准备了文字材料，然后在午夜前大约一个小时去见戴维。这时，贝琪·赖特已经组织了几个年轻的志愿者，让他们开着车及时把这个宣传节目送到全州的各个电台，让它们在星期六一大早就播放。在这个广播节目中，我进行了回应。我问人们是否看到了怀特制作的攻击我的宜传片，我提醒他们想一想，他为什么要插手民主党的初选。只有一个答案：他希望在普选中遇到的竞争的对手是乔·珀塞尔，而不是我，因为我能够打败他，而乔不能。我知道初选中大多数民主党的投票者都极力反对州长，一想到被他操纵肯定会感到生气。戴维·沃特金斯忙了一个通宵，他复制出来的宣传节目足够覆盖全州。小伙子们在凌晨大约4点钟的时候开始出发，开车把节目送到各个电台。他们去电台的时候，还随身携带着竞选委员会的支票，准备买下大量的播放时间。在电台播放的这个节目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到了星期六的晚上，怀特的电视宣传片反而对我有利了。星期一，我们也开始在电视上播放我们的宣传片，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赢得了这场战斗。第二天，也就是6月8日，我以54％对46％的选票优势获得了初选的胜利。结果非常接近。我在大多数大县以及黑人聚集的地方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民主党占统治地位的乡村各县，我还是勉强挣扎，因为汽车牌照费的事情仍然没有让他们释怀。后来又过了两年，这种损失才彻底得到修复。
对抗弗兰克·怀特的秋季竞选既艰难又滑稽。这一次，经济问题对他而不是对我不利，而他的施政记录正是我可以在选举中加以攻击的。我对他跟各个公用事业公司的关系以及就业机会的减少进行了攻击，同时播放宣传片正面介绍我对各个重大问题的看法。他也制作了一个攻击性的宣传片，片子上有一个人想把豹子身上的斑纹刮掉。片予中还说，我就像一头豹子，永远也别想把身上的污点刮掉。迪克·莫里斯制作了一个宣传片，对弗兰克，怀特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弗兰克·怀特提高了公用事业的税率，与此同时却把老年人从医疗补助计划中每月可以获得的四次配药减少为三次。迪克·莫里斯就利用这件事将弗兰克·怀特变成了众矢之的。宣传片的主题句是这样的：“弗兰克·怀特——对公用事业公司温柔，对老年人强硬。”我们制作的最滑稽可笑的广播宜传片是对一些子虚乌有的罪名进行还击。我们的节目讲解员问，是不是应该有一只警卫狗，每当政客说一句假话，警卫狗就叫上一声。
一只狗马上就“汪汪”地叫了起来。讲解员每重复一遍攻击我的罪名，那只狗就抢在他做出回答之前“汪汪”叫一次。我记得那只狗一共“汪汪”地叫了四次。这个宣传片播放了几天之后，我在换班时间到工厂门口和工人们握手的时候，工人们已经开玩笑地对着我“汪汪”地叫了起来。怀特说，即使是一只鸭子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选举，黑人们也会把选票投给它，他的这种说法结果更加稳固了黑人选民对我的支持。不久之后，基督上帝教会的lT．沃克主教告诉他的信徒，他们必须将那个“老猪头”从州长的位置上赶下来。
在每一次竞选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你从骨子里知道你到底会输还是会赢。1982年，在阿肯色北部的伊扎尔德县的政府所在地墨尔本，我迎来了这样一个时刻o1980年，我因为提高汽车牌照费而失去了这个县的支持，但是当地的议员约翰·米勒却曾经投票支持提高汽车牌照费。约翰是州议会中资历最深的议员之一，对于州政府的方方面面，他可能比阿肯色的任何人都更加了解。他辛苦地为我奔忙，他还安排我到麦道公司在当地的那个生产飞机部件的工厂转了转。
尽管工人们都属于汽车工人联合会，但我仍然感到紧张，因为就在两年之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投我的票。在前门迎接我的是在联合会办公室工作的尤纳·西顿，他是一个忠诚的民主党人。尤纳握着我的手说：“比尔，我觉得你会很喜欢你将看到的一切。”当我打开工厂大门的时候，威利·纳尔逊演唱史蒂夫·古德曼的歌曲（新奥尔良市》的歌声差点将我震倒，那是我最喜欢的歌曲，我伴着这首歌开头的一句走了进去。“早晨好，美国，你好吗？难道你不认识我？我是你土生土长的儿子。”工人们都欢呼起来，除了一个人之外，他们都佩戴着我的竞选徽章。我走过每一条过道，随着音乐的节奏和他们一一握手，同时拼命地忍住眼里的泪水。我知道竞选已经结束了，我的人民在欢迎他们土生土长的儿子回来。
差不多在每一次竞选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我都在费耶特维尔坎贝尔汤料厂早班开始的时候赶到那里，工人们在那里准备煲汤用的火鸡和肉鸡。早晨5点钟，这在阿肯色是最早的班了。1982年，在一个寒冷的雨天早晨，我在黑暗中开始跟工人握手。一个人开起了玩笑，他说他本来想把选票投给我，可是想了一下之后又准备把选票投给一个更明智的人，因为我居然在这个寒冷下雨、漆黑一片的时候做竞选宣传。
在那些漆黑的早晨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看见一个人让妻子下车时的情景。当他们的轻型货车的车门打开时，我看到他们之间还坐着三个孩子。那人告诉我，他们每天都不得不在4点差一刻的时候就把孩子们叫醒。他送妻子上班之后，再把孩子们放到一个看孩子的人那里，由她送孩子们去学校。我已经下定决心，如果这些人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决不会忘记他们。在11月2日，他们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我赢得了55％的选票，在75个县中的56个县取得了多数选票，输掉了阿肯色西部共和党人控制的18个县以及阿肯色南部的一个县。大部分白人聚居乡村地区又回心转意了，尽管在这几个县里的优势非常小。但是在最大的普拉斯基县，我领先的优势则非常明显。在我们付出辛勤努力的阿肯色东北部地区，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黑人的投票率之高是令人吃惊的。
我尤其对一位黑人领袖抱有好感，她叫艾米丽·鲍恩斯，阿肯色东南部一个小镇米切尔维尔的镇长。我在第一任期内曾经帮助过她，她这次彻底地回报了我：在与珀塞尔的竞争中，我以196票对8票赢得了第二轮的初选。我给她打电话表示感谢，因为在她的帮助下我获得了96％的选票。但是她却为失去的8张选票表示道歉。“州长，我会找到那8个人，在11月之前把他们摘定。”她向我保证。在11月2日，我在米切尔维尔以256票获得了全票胜利。艾米丽将那8张选票争取了过来，还另外登记了52个投票人。
选举结束之后，我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祝贺。特德·肯尼迪和沃尔特·蒙代尔像1980年一样打来了电话。另外我还收到了很多感人的来信。有一位寄信者真是出人意料：詹姆斯·德拉蒙德将军，就是两年前在查菲堡的古巴难民危机中指挥军队的那个人。他说他为我取胜感到高兴，因为“在查菲堡的时候，我们的行动节奏有所不同，但是你的领导能力、你遵循的原则、你站出来的勇气以及为阿肯色人民着想的意愿令我欣赏，让我敬仰”。我也很敬仰德拉蒙德，他的来信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想像。
民主党人在全国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尤其是在南方，36个州长职位中，大多数都被民主党赢得。在众议院也获得了一些席位，这些席位之所以能够比较轻易地获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经济动荡。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两位老州长重新上任，一位是亚拉巴马州的乔治·华莱士，他坐在轮椅上为自己过去的种族主义做法向黑人投票者道歉；另一位是马萨诸塞州的迈克尔·杜卡基斯，他和我一样，在第一任期结束后被人打败，而这次又将打败他的人打败。
我的支持者个个欣喜若狂。经过了漫长的、创造历史的竞选活动，他们完全有权利举行他们热闹的庆祝仪式。相反，非常奇怪的是，我却觉得非常平静。我感到很开心，但是我并不想因为胜利而洋洋自得。我不怪弗兰克·怀特在上一次竞选中击败了我，也并不因为他还想连任而责怪他。失败是我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在选举日的晚上，甚至在随后的几天中，我感受最深的是，我对我深爱的阿肯色人民充满了深深的、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我下定决心，要用我的行动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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