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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我重返讲台，教了整整一个学年，没有因为政治活动有所中断，这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一年。在春季学期，我教授了“反托拉斯”，组织了有关“白领犯罪”的讨论课；．在暑期培训班上，我教授了“海事法”和“联邦司法”；秋季，我再次讲授“白领犯罪”，另外还讲授“宪法”。在“宪法”这门课上，我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讨论“罗诉韦德案”，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定在宪法上赋予妇女在怀孕的前两个季度有选择堕胎的隐私权。之所以有“前两个季度”的规定，是因为大约两个季度后，胚胎就可以自然存活——也就是说，胎儿可以脱离母体的子宫独立生存。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指出胎儿一旦能够脱离母体存活，国家就可以违背母亲堕胎的意愿，保护婴儿的权益，使其得以出生，除非母亲的生命或健康会由于继续怀孕或生产而受到威胁。在我的一些学生看来，“宪法”这门课与其他的课程没什么区别，无非是记住每一个案例中的法律裁定，他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在罗这个案子中花费这么多时间，因为有关三个季度的裁定以及裁定背后的推理都非常好记。
我要求他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因为我当时认为，现在也仍然相信，在所有司法裁定中，“罗诉韦德案”是最难的。无论法庭如何裁定，他们都必须扮演上帝的角色。每个人都知道，从生物学的角度讲，生命是从怀孕的时候开始的。但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胚胎脱离了生物学的范畴，具有了人的属性；对笃信宗教的人而言，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灵魂进入了肉体。大多数已婚和未婚的女子选择堕胎不是因为她们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了威胁，而是因为她们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堕胎。大多数支持妇女应该享有自由选择权的人，都理解堕胎就意味着结束一个未来的生命，认为堕胎应该在合法、安全和从少的基础上进行，他们认为应该支持年轻的母亲完成妊娠。大多数坚决反对堕胎的人都认为应该对医生提起公诉，他们认为堕胎是一种犯罪，但他们越来越不能肯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从他们的观点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即以谋杀的罪名起诉堕胎的母亲。即便那些炸毁堕胎诊所的狂热分子也不会把攻击的目标对准妇女，虽然给堕胎诊所带来生意的都是妇女。此外，正如我们从最初的禁酒令以及后来的禁毒法中所了解的那样——因为彻底禁酒或禁毒比绝对禁止堕胎更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如果公民中相当比例的人认为某些行为不应该被视为犯罪的话，要想依照刑法对这些行为提起诉讼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那时就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最高法院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这一裁定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尽管引起反对在美国政治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一裁定还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激烈的、令人瞩目的反堕胎运动，致使一段时间之后，在很多地方，实施堕胎的诊所急剧减少，使众多的投票者都转而加入到共和党的新右翼阵营。尽管民意测验显示了投票者关于堕胎的立场，但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对于这一问题的矛盾心理意味着，堕胎问题对于选举的影响取决于哪一方感受到了更大的威胁。比如，在过去的、30年中，妇女自由选择的权利往往得到了安全的保障，支持妇女享有自由决定权的选民在投票时往往根据候选人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决定支持他或反对他，而对那些反对堕胎的投票者来说，其他的问题都是无关紧要的。1992年是个例外。上诉法院就韦伯斯特案所做出的裁定被宣传得沸沸扬扬，该裁定限定了妇女自由选择的权利，让支持妇女享有自由选择权的选民感到不安和震惊，加上母高法院不久之后可能出现空职，因此我和其他一些支持妇女享有自由决定权的候选人在那一年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立场而受到损害。我当选总统之后，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再次得到保障，支持妇女享有自由选择权的郊区选民又一次能够根据其他方面的考虑，把选票投给反对堕胎的共和党人，而反对堕胎的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尽管赞同我在经济和其他社会问题上的做法，却往往被迫去支持反对堕胎的候选人，而这些候选人又几乎总是保守的共和党人。
在1975年的时候，我对于堕胎的政治知之甚少，而且也不太关心。其实让我感兴趣的主要是最高法院针对相互冲突的法律、道德和生活观念所进行的艰苦的调和工作。在我看来，他们既然无从接近上帝，最好也就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不管学生们是否同意我的看法，我要他们认真地考虑堕胎这一法律问题。
秋天，我接受了一个新的教学任务：学院让我每周一次到大学在小石城的校区去，上一门称为“法律与社会”的讨论课。这门课被安排在晚上，因为学生们白天都要上班，他们都在执法部门工作。我很乐意去，我喜欢和他们交流。他们在警察局各部门或是警长办公室的实际工作到底与宪法有着怎样的关联，与公民的日常生活又是如何密切相关的？他们对这些问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教书之余，我还一直参与政治活动，做了一些有趣的法律工作。我被任命为州民主党赞助性行动委员会的领导。根据计划，这个委员会要确保妇文和少数族裔人士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党内事务当中，而不是滑人麦戈文规则酌陷阱。在麦戈文规则下，我们这些代表虽然能够代表特定的人群，但常常并不真正为党工作，也得不到任何选票。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普遍的做法。这一任命使我有机会到州里的其他地方去，会见一些民主党人，其中既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都非常关注赞助性行动这一问题。
使我积极参与政治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必须偿付我的竞选债务。最后，我终于把这笔债还清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我们在竞选时筹措资金的方法大致差不多，既依靠许多小笔的捐款，也借助于一些人的慷慨解囊。我得到的第一笔250美元的捐助来自杰克，叶芝这位欧扎克的好律师，在我的竞选过程中，他和他的合伙人罗尼·特纳曾经努力地为我工作过。选举结束不到两周，杰克就把支票给了我。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我下面的钱到哪里去弄，因此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令人难过的是，几个月之后，杰克·叶芝患心脏病去世。葬礼之后，罗尼·特纳问我是否愿意接过杰克手头的几个关于煤肺病的案子。尼克松政府已经公布了新的原则，使人们很难得到政府的补助金，而当事人已经得到补助金的案子需要重审。很多案子中的补助金都被取消了。我开始开车往欧扎克山区跑，每周一到两次，去查阅卷宗，或是去见老矿工们。我心里明白，只有官司打赢了，我才有可能得到律师费。
罗尼知道我很关注这个问题，对补助金计划的运作也很熟悉。的确，在煤肺病补助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评估的标准很松，一些不需要补助的人拿到了补助，但是，正如人们司空见惯的那样，政府计划在修正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
其实我在接手杰克·叶芝的那些案子之前，就已经同意帮一个人打官司，争取他的煤肺病补助金。杰克·伯恩斯来自史密斯堡南部的一个小镇，他的儿子是温泉城沃希塔医院的行政管理人员，而我的母亲也在那家医院工作。杰克·伯恩斯的身高为5英尺4英寸，可他的体重却不超过100磅。杰克是个老式的男人，说话不多，富于尊严。他的煤肺病非常严重。他完全有权得到补助金，他和他的妻子非常需要这笔钱来支付各种费用。我们共同努力了几个月，他的耐心和坚定赢得了我的尊敬。当我们打赢官司的时候，我差不多像他一样高兴。
我觉得罗尼·特纳交给我的那摞案宗里有一百多个和杰克·伯恩斯类似的案子。为了处理这些案子，我常常从费耶特维尔出发，沿着那条蜿蜒的“猪道”向着欧扎克进发，而且总是乐此不疲。这些案子第一次是由行政法法官杰里·托马森审理的，他是个非常公正的共和党人。接着，这些案子又上诉到史密斯堡的联邦法官保罗·x．威廉姆斯那里。威廉姆斯是个富有同情心的民主党人，跟随他多年的书记员埃尔斯珍·特林布尔·罗伊的心地也非常善良，对我也给予过很多帮助，当卡特总统任命她为阿肯色州第一位联邦女法官的时候，我真是兴高采烈。
就在我继续从事教学、政治和法律工作的同时，希拉里开始在费耶特维苎苎顿下来。我看得出她的确喜欢待在这里，说不定还愿意留在这里呢。她教授“刑法”和“审判辩护”，负责法律援助事务所的工作，同时监督管理为囚犯工作的学生。起初，一些粗率无礼的老律师、老法官以及一些学生不了解她，但最后他们都对她心悦诚服。因为在刑事案件中，当事人根据宪法的规定，享有聘请律师的权利，我们的法官就安排当地的律师为穷困的被告人担任律师，因为穷困的被告人差不多从不付钱，律师协会就让希拉里的法律援助事务所来处理他们的案子。第一年，法律援助事务所就为300多个人提供丁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事务所因此成为法学院的一个知名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希拉里赢得了整个法律社区的尊敬，为很多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并创下记录。几年之后，卡特总统正是因为她创下的这些记录将她任命为全国法律服务社团董事会的成员。
春季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举行了庆祝“法律日”的活动，在“法律日”那天，吉米·卡特为我们做了主题发言。很显然，他当时正在竞选总统。我和希拉里简短地和他说了几句话，他邀请我们事后到小石城继续我们的谈话，因为他在那里还有另外一个约会。我们的谈话证实了我的感觉，那就是他当选的前景看好。当时水门事件刚刚结束，国家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政绩突出但与华盛顿的政治没有任何瓜葛的南方州长，一个能够把民主党人在1968年和1972年失去的民心赢回来的人，无异于一缕新鲜空气。六个月之前，我曾经去见戴尔·邦珀斯，劝他参加竞选。我说：“1976年，像您这样的人将会当选。当选者很可能就是您。”
他似乎有些兴趣，但说这是不可能的。他刚刚当选为参议员，如果他马上接着竞选总统，阿肯色的选民是不会支持他的。他也许是对的，但他如果参选的话，他肯定会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候选人，一个非常出色的总统。
除了正常的工作和社交生活之外，我和希拉里在费耶特维尔及周围的地方还有一些奇遇。一天晚上，我们沿着71号公路往南行驶，把车一直开到阿尔马，我们要到那里去听多莉·帕顿唱歌。我本来就是多莉·帕顿的忠实歌迷，而那天晚上她的状态又可以说特别好。但那个晚上之所以给我留下最为持久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我第一次遇见了把多·莉·帕顿请到阿尔马的两个人：托尼·阿拉英和苏珊·阿拉莫。那时，阿拉莫夫妇还在纳什维尔向很多最著名的乡村音乐明星出售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出服。他们干的还不止这些呢。托尼看上去酷似中了毒瘾的罗伊·奥比森，加利福尼亚多场摇滚音乐会都是由他促成的。他是在加利福尼亚遇见苏珊的。苏珊在阿尔马附近长大，但后来迁到了西部，成了一个在电视上传教的人。他们两个人开始合作。托尼在推出摇滚歌星的同时也不断将她推销出去。苏珊留着浅淡的金发，在电视上传教的时候常常穿着拖地的白裙子。她对她的工作非常擅长，而托尼也非常善于推销她。他们建立了一个小帝国，其中包括一个大规模的农业企业，安排的人员都是一些执著的年轻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对他们两个人的痴迷程度无异于文鲜明神父的年轻助手们对神父大人的崇拜。苏珊患上癌症之后，要回阿肯色的老家去。他们就在苏珊的家乡戴尔买了一幢大房子，在阿尔马开了一个音乐厅（就是多莉，帕顿演唱的那个地方），在音乐厅的马路对面开了一个乡村歌手演出服装店，这个店与他们在纳什维尔的乡村歌手服装店如出一辙，只是规模小了一些。另外，他们还有一辆大卡车，每个星期都从加利福尼亚的农场运来食物，供他们两人以及他们在阿肯色的劳动大军食用。苏珊在家里制作上电视的传教节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最后不得不向病魔屈服。她死的时候，托尼声称，上帝已经告诉他，说是某一天要让她复活。于是他把苏珊的遗体放在家中的一个玻璃匣于里，等待那个幸运的日子的来临。他许诺说苏珊会起死回生，希望靠这个方法来维持企业的运转，可是推销者没有了可以推销的产品，注定会失败。形势急转直下。我当州长的时候，他因为税务问题与政府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在他房子的周围还上演了一出短暂的、非暴力的对峙示威活动。几年以后，他和一个更加年轻的女人扯上了关系。说来也真奇怪，上帝又跟他讲话了，告诉他苏珊不会回来了，于是他就把她的遗体从玻璃匣子里弄出来埋了。
夏天，我参加了暑期班两期课程的教学，一方面多挣点钱，另一方面可以待在费耶特维尔，和希拉里以及一些朋友厮守在一起。有一天，希拉里要回东部一趟，我开车送她去机场。当我们把汽车开上加利福尼亚大道时，我们路过一座漂亮的、凹凸不平的小型砖房。房子坐落在一个高坡上，前院还矗立着一道石头围墙。院子里有一块“出售”的招牌。希拉里说这个地方可真美。我到机场把希拉里放下之后，就去仔细地察看了那座房子。房子是单层结构，大约有1100平方英尺。里面有一间卧室、一间浴室、一个和早餐室连在一起的厨房、一个小餐厅和一间绝妙的起居室。起居室的房顶是用横梁支撑起来的，房高相当于其他房间高度的一倍半。里面有一个好看的壁阶式壁炉和一个大飘窗。里面也有一个内包的阳台，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可以兼做客房。房子里没有空调，但大吊扇非常好用。房子的价格是20500美元，我用3000美元的定金把房子买了下来，因为定金数额较高，所以每个月的分期付款被降到了174美元。
我把我那一点点家具都搬到了新房子里，又买了其他一些东西，这样房子里就不会显得很空。希拉里出行回来的时候，我说，“还记得你喜欢的那座小房子吗？我把它买下来了。你现在就得嫁给我，因为我不能一个人住在那里。”我带她去看房子，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整理，但是我的轻率举动还真奏效。她以前从来没有告诉我她准备在阿肯色住下来，但这次她终于同意了。
1975年10月11日，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大道930号的那座小房子的起居室里举行了婚礼。房子在出色的装饰匠玛莉恩·巴西特的监督下被重新粉刷了一遍。她知道我们手头并不宽裕，因·此帮我们为早餐室选择了亮黄色的墙纸，由我们自己把墙纸贴上去。这一经历再一次证明了我在体力劳动方面的欠缺。结婚时，希拉里穿着一条老式维多利亚风格的花边长裙，我非常喜欢她的这条裙子。维克·尼克松牧师为我们主持了婚礼。在场的人有希拉里的父母和弟弟、我的母亲、罗杰（他做男傧相）和几个好朋友：希拉里最亲密的朋友贝琪·约翰逊·埃布林（她是从帕克里奇赶来的）和她的丈夫汤姆，希拉里在韦尔斯利的同学乔安娜·布兰森，我的堂妹玛丽·克林顿，我竞选时的财务主管P．H．马丁及其妻子默纳；我们在法学院最好的朋友迪克·阿特金森和伊丽莎白·奥森堡，还有我儿时的朋友、在竞选中曾经孜孜不倦工作的帕蒂·豪。休·罗德姆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中西部卫理公会的女儿嫁给一个阿肯色州欧扎克山区的南方人，一个浸礼会教徒。但他还是这么做了。到此时为止，为了说服他和罗德姆一家人，我已经努力了四年。我希望我已经赢得了他们的心。反正我已经为他们所吸引。
婚礼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三百个朋友聚集在安和莫里斯·亨利的家里，举行了一个新婚招待会。晚上，我们又到比利·施奈德在“市中心汽车旅馆”的房间去跳舞，差不多跳了一夜。凌晨4点，我和希拉里已经上床，突然接到我小舅子托尼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在华盛顿县的看守所里。晚会结束以后，他开车送一位客人回家的时候，被州警察拦住了，勒令他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来，并非因为他开车超速或是抢道超车，而是因为坐在他车上的女士喝醉了，把两只脚耷拉在汽车后车窗外面。托尼的车停下来后，副警官看出托尼喝了酒，于是就把他关了进去。等我到看守所保释他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发抖呢。看守警员告诉我，我们的治安官赫布·马歇尔，一个我很有好感的共和党人，要求在夜里把看守所的温度调得很低，目的是防止喝醉的人呕吐。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托尼问我能不能把一个在城里与彼得·芳达合作拍电影的人也保释出来。我同意了。那个人颤抖得比托尼还要厉害，他上车准备开走的时候，由于全身发抖，竟然结结实实地把车直接撞到了希拉里的那辆黄色小菲亚特车上。尽管是我把他保释出来的，那家伙却一直没有把修车的钱赔给我。可从另一方面讲，他至少没有把他吃的晚餐留在看守所的地板上。就这样，我送走了我的新婚之夜。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我不会结婚。此刻结了婚，感觉不错，只是我不知道婚姻会将我们引向何处。
在美国，关于我们两个人的婚姻，人们所写过的文字或做过的评说也许是最多的。人们或分析，或批评，或自以为是地大发议论，态度之随意真让我感到吃惊。我结婚已经将近30年，再加上观察朋友们分手、妥协乃至离婚的经历，我已经知道，婚姻既是神奇的，也是痛苦的，婚姻所带来的满足与失望一直是个谜，即使是婚姻中人也难以理解，而对于那些处于婚姻之外的人来说，更是无法参透的。在1975年10月11日那天，我对此一无所知。当时我只知道，我爱希拉里，我爱我的生活和工作，也爱我们共同的朋友和共同的美好未来。我为她感到自豪，与她结为夫妻令我激动，我们的关系未必总是完美无缺，但肯定不会令人感到厌倦。
我们度过了无眠的新婚之夜后，又恢复了工作。我们正处于学期当中，而我还有关于煤肺病案子的听证会要去出席。两个月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去度蜜月了。只是这个蜜月有些特别，希拉里的全家人，另外还有她一个弟弟的女朋友都随同前往。我们在一个漂亮的顶层套房里一同住了一个星期，有时到海边漫步，有时到餐馆里美餐。我知道这样的蜜月有些与众不同，但我们在一起玩得非常开心。我非常喜欢希拉里的妈妈多萝西，与她的父亲和兄弟在一起也很开心，和他们一起打牌，分享故事。跟我一样，他们都是讲故事的好手，所有的人都能编出好故事来。
我在阿卡普尔科读了一本书，那是欧内斯特·贝克尔的《拒绝死亡》，厦蜜月的时候读这样的书的确很沉重，但我此时的年龄比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只大一岁。我已经迈出了不小的一步，正是最适合探究生活意义的时期。
根据贝克尔的观点，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总会在某个时候意识到死亡，接着注意到我们认识的人和我们所爱的人死去的事实，然后我们认识到，有一天我们也会死去。大多数人都千方百计地躲避死亡。与此同时，我们用一种我们根本无法理解或是一知半解的方式去拥抱本体，拥抱一种自满的假象。我们追逐各种活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希望这些活动会帮助我们摆脱日常存在的樊篱，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能永生。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是在拼命地抗拒，抗拒我们注定要走向死亡这一必然的命运。有些人．追求权力和财富，有些人追求浪漫的爱情、性或其他的享受；有些人雄心勃勃，要出人头地；有些人与人为善，追求崇高。不论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都将面对死亡的命运。当然，惟一的安慰就是相信这样的说法：既然我们被创造出来了，那么肯定就有个造物主，在造物主那里我们是很重要的，我们最终将会以某种方式回归到造物主那里。
贝克尔的分析将我们引向何处？他的结论是：“谁知道在前面的路上向前发展的生命会以何种形式出现……似乎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做的，至多只是塑造出一个什么——塑造一件东西或是塑造我们自己——然后再将其丢进混乱之中，换句话说，将其当做一份贡品，献给芸芸众生。”欧内斯特·贝克尔在《拒绝死亡》出版前不久去世了，但他似乎达到了伊曼纽尔·康德提出的检验生活的标准：“如何在宇宙中恰如其分地扮演人类应该扮演的角色，如何从中学会人要成为人必须怎么去做。”从小到大，我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贝克尔的书使我相信，为了这样的目的付出努力是值得的。
12月，我还要做出另一个政治上的决定。我的许多支持者希望我再次参加国会竞选。债务已经偿清了，所以他们要我再较量一次。我觉得这一次要想击败哈默施密特议员更加困难，即使吉米·卡特在党内获得提名也于事无补。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失去了进入华盛顿的愿望，我想留在阿肯色。我对州政府越来越感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州检察长吉姆·盖伊·塔克，他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代表阿肯色州写一份诉讼摘要，提交给联邦最高法院。那是一个涉及如何确定信用卡利率的反托拉斯案件。吉姆·盖伊正在参加国会竞选，因为威尔伯·米尔斯退休之后，国会中的席位出现了空缺。吉姆·盖伊如果竞选成功，州检察长的位子就会空出来，这个职位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
就在我反复考虑这件事的时候，我的朋友、在花旗银行工作的戴维·爱德华兹给我打来电话，邀请我们两个人跟他去海地。他说他因为经常乘飞机旅行，累计里程积分足以支付我们的机票费用。他说他要把这次旅行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我们。从墨西哥回来还不到一周，我们就又动身子。
到1975年年底，“医生爸爸”杜瓦利埃已经退位，他的儿子接管了他的政权。他的儿子是个身体肥胖的年轻人，人人都称他为“医生儿子”。有一天我们碰到了他，他从太子港的官邸出来，开车穿过巨大的广场，到海地独立纪念雕像前献花圈。纪念雕像塑造的是一个获得自由的奴隶的形象，身体强健，嘴里吹着海螺。“医生儿子”的安全保卫人员，也就是臭名昭著的“马库特大叔”，到处可见，他们戴着墨镜，手里端着机关枪，一副虎视眈眈的样子。
杜瓦利埃父子在海地独揽大权，横征暴敛，治国无方，终于把海地变成了我们这个半球上最贫穷的国家。太子港的一些地方看上去仍然美丽依旧，但给人一种昨日黄花的感觉。国家大教堂中那磨损的地毯和破旧的长椅让我记忆犹新。尽管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贫困，但海地人却是非常有魅力的。他们看上去生机勃勃，聪明机敏。他们创造了优美的民间艺术和迷人的音乐。
海地人不仅活了下来，而且那么热爱生活，这真让我感到惊奇不已。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伏都教和伏都教文化，我在新奥尔良的时候有过一些非常有限的接触。在海地，伏都教与天主教共同存在。
传统的海地宗教的名称来自西非贝宁的方语，因为伏都教起源于贝宁。它的意思是“上帝”或“神灵”，并非像很多电影所表现的那样，有阴暗的邪术或巫术的意思。伏都教的主要仪式是笃信者被神灵附体之后所跳的一种舞。我还有机会观看了伏都教的舞蹈仪式，度过了我们海地之游中最有趣的一天。戴维的花旗银行在太子港的关系单位主动提出，要带他、希拉里还有我到附近的村子里去见一个不同寻常的伏都教牧师。马克斯·博瓦尔在海地境外生活、工作了15年，他在巴黎的索邦大学学习，后来又到纽约工作。他有个金发碧眼的漂亮法国妻子，还有两个非常聪明、年纪尚小的女儿。他本来一直是个执业的化学工程师，后来，他当伏都教牧师的爷爷临死之前，选择马克斯做继承人。他于是成了伏都教的牧师，但这对他的法国妻子和两个西化的孩子来说肯定是个挑战。
我们是在傍晚赶到的，又过了大约一个小时，舞蹈仪式开始了。马克斯向出钱的游客展示这种舞蹈，是为了能够支付他的一些宗教活动的费用。他解释说，在伏都教中，上帝通过代表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的神灵向人类现身。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之间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希拉里、戴维和我听完了一堂简短的伏都教神学课之后，有人陪同我们来到丁一个空旷的地方，和其他客人们坐在千起。这些人都是来观看仪式的。在仪式中，神灵被呼唤出来，进入舞蹈者的身体里。跳舞的人都是伏都教的信徒。舞蹈者随着嘭嘭的鼓点，有节奏地跳了起来。几分钟之后，神灵来了，附在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身体上。那个男人开始用一个燃烧的火把摩擦自己的身体，然后在烧红的炭火上行走，但他居然没有被烧伤。那个女人，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不住地尖叫，接着，她抓起一只活鸡，咬掉了鸡头。这之后，神灵离开了，刚才被神灵附体的人都倒在了地上。
在我目睹了这个不同寻常的仪式几年之后，一位名叫韦德·戴维斯的哈佛大学科学家也去看望了马克斯·博瓦尔。他在海地寻找对还魂尸的解释。戴维斯在他的著作《蛇与彩虹》中说，在马克斯及其女儿的帮助下，他已经揭开了还魂尸——人死后复生——的秘密。秘密社团的人给一些人服用了一定剂量的毒药，因为他们犯了某些过错，所以以此对他们进行惩罚。这种毒药，也就是河豚毒素，是从河豚鱼身上提取出来的。如果剂量适当，这种毒素能够麻醉人的身体，减弱人的呼吸。呼吸会变得非常微弱，即使是医生也会以为人已经死了。等毒性慢慢消退之后，人就会醒来。日本也报道过类似的事情。在日本，如果按照正确的方法烧制河豚鱼，河豚鱼就会成为一种美味，但如果方法不当，就会致命。
我之所以在这里描述我对伏都教文化的短暂接触，是因为我一直沉迷于不同文化对生活和大自然的不同理解，沉迷于一种实际上普遍存在的观念：世界上活跃着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在人类之前就已经存在，而我们在地球上消失之后，这种精神力量还将永久存在。对于上帝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现形，海地人的理解不同于大多数基督徒、犹太人或是穆斯林的理解，但是他们有文字记载的经历显然证明了那个古老的格言：上帝做事的方式总是神秘莫测的。
我从海地回来的时候，已经拿定主意，准备竞选州检察长。我又向法学院请了假，然后就开始行动了。在民主党的初选中我有两个对手：州务卿乔治·杰尼根，以及吉姆·盖伊·塔克办公室下属的消费者保护部的负责人克拉伦斯·卡什。两个人都能言善辩，而且年龄也不比我大多少。这两个人当中杰尼根似乎更难对付，他在普赖尔州长的行政管理人员当中有一大帮朋友，在好几个县的法院大楼里，以及在全州的保守人士中也不乏好友。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共和党人申请竞选，这意味着，初选通过之后，普选中没有竞争对手，这在我的选举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我知道我的竞选活动要从小石城开始，它不仅是州政府所在地，而且还位于本州的中心，拥有的选票数最多，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可能筹集到赞助资金。我在距离州议会大厦几个街区的一座房子里建立了竞选活动总部。来自琼斯伯勒的年轻银行家沃利·德罗科同意出任我的竞选主席。史蒂夫·史密斯在我参加国会竞选的时候就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次他又签约出任竞选经理。竞选办公室由琳达·麦吉负责，在预算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把工作干得非常出色。我们的全部竞选经费不足10万美元。琳达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很长时间，负责支付各种费用，对志愿者进行管理。保罗·贝里主动为我提供了住处。他负责麦克莱伦参议员驻阿肯色州办事处的时候我就见过他，而且对他很有好感。他此时是联合银行的副总经理。他对我帮助很多，别的不谈，他坚持让我睡在他套房中惟一一张床上，我常常凌晨两三点钟才回来。夜复一夜，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他家时，总是看到他睡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厨房的灯亮着，他已经给我留好了我最喜欢的点心、花生奶酪和胡萝卜。
我的老朋友麦克·麦克拉蒂和文斯·福斯特帮助我打入了小石城的企业家以及专业人士的社区。我仍然得到了工会领导的有力支持，但是后来，他们对我的支持有所减弱，因为我拒绝在他们的一个请愿书上签字。他们在请愿书中要求废止阿肯色的就业权保障法，并要求把这一问题放到11月的选举中讨论。就业权保障法使一些没有缴纳工会会费的人也能够在有工会的工厂里工作。在当时，就业权保障法符合我头脑中自由派的思想。我后来听说，我的立场给麦克莱伦参议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让保罗·贝里给他的主要支持者都打了电话，告诉他们他支持我。几年之后，对于非工会会员的工作权利问题，我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只有在有工会的工厂里，人们才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医疗保健和退休安排，工会是利用工人们缴纳的会费才使这些利益得到保证的。不缴会费的人也想得到这些利益是不对的。
我在第三选区的基础似乎是非常牢固的。所有在1974年为我工作过的人都很愿意再尝试一次。此外我还得到了希拉里的两个弟弟的帮助。他们都搬到了费耶特维尔，并进入那里的大学学习。他们还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很多乐趣。有一天晚上，我和希拉里到他们那里去吃晚饭，整个晚上，休给我们讲述了他与和平队在哥伦比亚的种种奇遇，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他讲的那些故事听上去好像是直接从《百年孤独》中照搬过来的，可是他发誓全都是真事。他还为我们配制了果汁朗姆冰酒，喝起来像是果汁，但酒劲很猛。喝了两三杯之后，我觉得很困，就走到外面，爬到了杰夫·德怀尔留给我的雪佛兰轻型货车后面。车的后面铺着人造草皮，我于是像一只绵羊一样趴在正面睡着了。后来是希拉里开车把我带回家的。第二天，我又开始了工作。我喜欢那辆旧货车，一直开着它，直到完全报废为止。
在州里，我在霍普及周围地区赢得了强有力的支持，我就是在霍普出生的，在第三选区之外的五六个县里我都有亲戚。在阿肯色的中部、南部和东部的黑人当中，我一开始就很有起色，这要感谢我从前的一些学生，他们当时正在这些地区从事法律工作。我还得到了民主党激进主义者的支持，我敢于挑战哈默施密特，这赢得了他们的喝彩，他们也曾经为我在赞助性行动委员会的工作叫好。尽管如此，在我们的竞选组织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漏洞。竞选活动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努力填补这些漏洞。
我在州里进行巡回宣传的时候，不得不与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进行竞争——“道德多数派”。这股新的政治势力是杰里·福尔韦尔牧师创立的。他是弗吉尼亚州一个保守的浸礼会牧师，曾经引起过大型的电视跟踪报道，而他也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忠实于基督教基要主义和右翼政治势力的组织。说不定在州里的哪个地方，我与之握手的人就会问我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我说是，对方就会问我是不是刚刚重新燃起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如果我说是，对方还会提出更多的问题。很显然，这些问题是福尔韦尔的组织提供的。有一次，我到康韦去搞竞选宣传，康韦在小石城以东大约30英里。我当时在县书记员的办公室里，因为缺席选票要投在那里。一个在那里工作的妇女开始向我提问。很显然，对其中一个问题我给出了错误的答案，还没等我离开县政府大楼，我已经失去了四张选票。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不想在关于宗教的问题上撒谎，但是我又不想不断地失去选票。我给邦珀斯参议员打了个电话，希望他能给我提供一些建议，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心胸宽阔的卫理公会信徒。“我总是遇到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但我从来不给他们问第二个问题的机会。如果他们问我是不是基督徒，我就说：‘我当然希望如此，而且我一直努力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我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够做出判断的问题。’一般来说，这么讲立刻就能堵住他们的嘴巴。”邦珀斯说完之后，我哈哈大笑起来，我告诉他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是个参议员，而我只是个州检察长的候选人。在后来的竞选宣传中，我借用了他的回答方法。
竞选中最滑稽可笑的事情发生在阿肯色州东北部的密西西比县。那个县有两个城市：布莱斯维尔和奥西奥拉，此外还有许多镇子，住在镇子里的主要是一些耕种大片土地的种植园主。一般来说，由于农场里的工人和小商人的收入都来自种植园主，所以这些人有可能都随着种植园主的选择来投票，往往把票投给最具保守倾向的候选人，就这次竞选而言，他们很可能会支持州务卿乔治·杰尼根。这个县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地方组织，负责人是县里的法官沙格·班克斯，而他也是杰尼根的支持者。看来要想在这里赢得选票的希望非常渺茫，但这个县这么大，我不能轻易放弃它，于是把一个星期六的一整天时间花在了布莱斯维尔和奥西奥拉。我一个人单独前往，度过了令人泪丧的一天——这还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多亏了我从前法学院学生的帮忙，我在这两个地方都得到了一些支持，但是我遇到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是谁，而且也没兴趣听我介绍自己。尽管如此，只要对方肯伸出手来，我还是赶紧握住。我一直忙到夜里11点，才结束了我在；奥西奥拉的走访。我最后决定放弃，不再继续走访，因为我还要开上三个小时的车才能回到小石城，而且我不希望在开车的时候睡着了。
就在我经过一连串的小社区向南行驶的时候，我想起一整天都没吃饭，肚子也咕咕叫了起来。我来到一个叫乔伊纳的地方，看到一个啤酒店里还亮着灯。我满心希望那里也卖吃的东西，于是把车开到路边，走了进去。里面除了一个吧台服务生，就是四个玩多米诺骨牌的人。我点了一个汉堡，然后到外面的投币电话亭给希拉里打电话。等我再次走进来的时候，我决定向那几个玩多米诺骨牌的人做一下自我介绍。前面三个人跟我在白天里见到的很多人一样，不知道我是谁，也不想知道。第四个人抬起头看着我，脸上带着笑容。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开头说的那句话：“小伙子，你要栽在我们这里哕。你知道的，对不对？”我回答说，经过一整天的宣传，我的确得出了这样的印象，但是当我听到他的话，也就是我的感觉得到证实时，我还是感到很难过。“我们肯定让你栽在这里。”他接着说道，“你是从大学里来的长头发嬉皮士教授。就我们所知，你是个共产党。不过，我告诉你，无论谁，只要周六深更半夜还在乔伊纳的啤酒店里搞竞选宣传，就都应获得一个选箱的票。你就躲起来瞧着吧。在我们这里你能赢，但在这个县里，你也就在我们这个该死的地方能赢。”
这个人的名字叫R．L．考克斯，他说话还真算数。在选举的那天晚上，在大农场主控制的其他所有投票分区中我都被击败了，但是我在乔伊纳得到了76张选票，而我的两个对手加起来一共才得了49张。这是我在密西西比县惟一获得多数选票的地方-‘除了布莱斯维尔的两个黑人投票分区，黑人殡仪馆管理员莱夫斯塔·麦克唐纳以及当地报纸的编辑汉克·海恩斯在选举前的那个周末使投票的局面发生了逆转。
幸运的是，除这里之外，我的情况都很好，我获得了超过55％的选票，在75个县中，我在69个县获得了多数选票，这都多亏了阿肯色州南部的大量选票，我在那里有很多亲戚和好朋友；在第三国会选区中，我以74％获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1974年曾经为我辛勤工作的所有人终于尝到了胜利的滋味，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回报。
选举后的那个夏天对我和希拉里来说是一段幸福时光。前两个月我们在费耶特维尔和我们的朋友一起度过，纯粹是为了开心。接着，在7月中旬，我们到欧洲旅行，途中在纽约短暂停留，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出席了那里的民主党会议，然后飞到巴黎与在那里工作的戴维·爱德华兹相见。几天之后，我们又动身前往西班牙。我们刚刚穿过比利牛斯山，我就收到了一个信息，让我马上给卡特竞选委员会打电话。我在卡斯特罗乌尔蒂阿勒村打了个电话，他们请我出任阿肯色州卡特竞选委员会的主席，我立刻接受了。我非常支持吉米·卡特，虽然根据安排，那年秋天我在费耶特维尔有教学任务，但我想我能应付。卡特在阿肯色州很得人心，这是因为他支持进步，有过经营农场的经历，执著于他的南方浸礼会信仰，他有人缘，他的私交包括四个大名鼎鼎的阿肯色人，他们在海军学院的时候都是他班上的学生。在阿肯色州，值得关注的不是能否得到本州的投票支持，而是得到多少选票支持的问题。经过那么多次选举失败之后，能够在一年里赢得两次选举胜利，这种前景太诱人了，我可不想放过。
我们的西班牙之旅的最后一站是格尔尼卡，这个地方由于毕加索的一幅作品而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那幅画反映了西班牙内战中格尔尼卡遭到轰炸的情形。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人们正在庆祝一个巴斯克节日。我们喜欢他们的音乐和舞蹈，但是当地的一种美食却让我们难以下咽，那就是牛奶冷鱼。我们在附近的山洞里领略了他们的史前绘画，在白雪覆盖的比利牛斯山山脚下暖烘烘的沙滩上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沙滩上有一个小餐馆，里面出售味美价廉的饭食和一个镍币一杯的啤酒。我们返回法国的时候，已经是8月上旬了，那时正是欧洲人度假的时候。在两国的边界处排着长长的一队汽车，一直延伸到我们视线以外的地方。这印证了欧洲人的一个良好观念：生活比工作更重要。但是对我而言，这一格言变得越来越难以成为生活的信条。
回到家以后，我去了小石城，在那里与阿肯色州民主党的前任执行主席克雷格·坎贝尔一起建立了竞选指挥部。克雷格·坎贝尔在小石城的史蒂芬斯公司工作，在当时，史蒂芬斯公司是美国华尔街以外最大的投资银行，为史蒂芬斯兄弟拥有。长久以来，韦特·史蒂芬斯在州里的政治活动中一直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杰克·史蒂芬斯比哥哥小十岁，陪同吉米·卡特到海军学院去了。克雷格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喜欢逗趣，无论是在与人交往中，还是在政治事务上，都给人一种非常敏感的假象，这使他做事具有很高的效率。
我在州里跑了很多地方，目的是要保证在每个县里都设立一个运行机构。在一个星期天的夜里，我到小石城外的一个黑人教堂去。教堂的牧师是卡托·布鲁克斯。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教堂里已经回荡着一个著名福音唱诗班演唱的圣歌。在演唱第二首或是第三首的时候，门突然开了，一个年轻的女子走了进来。她看上去有点像戴安娜·罗斯，脚上穿着齐膝的黑色长靴，身上穿着一条紧身的编织长裙。她大步穿过教堂的过道，向唱诗班挥一挥手，然后在管风琴的前面坐了下来。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那样的管风琴舌乐。那么富有力量，即使那架管风琴随着它自己的力量飘向空中、禹升教堂，我也不会感到吃惊。卡托开始布道的时候，四五个人围在他的周围，坐在折叠椅上。在布道的过程中，他时而吟咏，时而高唱，抑扬顿挫，富有节奏，不时伴随着人们用乐勺敲打膝盖发出的声响。布道结束后，布鲁克斯牧师介绍了我，让我代表卡特讲话。我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但是与卡托相比，我的演讲黯然失色。当我坐下来的时候，他告诉我教堂里的人都支持卡特，他建议我离开教堂，因为还要再过上一个小时左右才会结束。我走出教堂没几步，就听见身后一个声音说道：“嘿，白小伙儿，你们的竞选需要帮忙吗？”说话的是那个风琴师，保拉·考顿。后来，她成了我们最优秀的志愿者之一。就在我去做竞选宣传之后不久，卡托·布鲁克斯搬到了芝加哥。他是那么优秀，不可能埋没在农场里。
我在阿肯色工作的时候，希拉里也加入了卡特的竞选活动。她承担了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她成了印第安纳州的现场协调员。在传统上，印第安纳州在总统选举中总是把选票投给共和党人，但是卡特的幕僚认为，卡特出身农场，这或许能给他带来一些成功的机会。希拉里的工作非常投入，也有过一些有趣的经历。我们每天打电话的时候，她总是迫不及待地把她的奇遇讲给我听。我曾经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去过一次，她也是津津乐道地讲述她在那里的经历。
秋季的时候，竞选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民主党全国大会之后卡特在纽约州领先福特总统30个点。但是在全国，两个人的支持率则比较接近。福特总统为了能够追上卡特，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主要是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卡特作为一个南方的州长，其主要的承诺是让我们的政府像美国人民一样诚实可靠，这样的人具备当美国总统所需要的阅历吗？最后，卡特在全民投票中以大约2％的优势战胜了福特，在选举团投票中也以297票对240票获胜。选举的结果非常接近，因而我们一方在印第安纳州是根本不可能取胜的，但是我们在阿肯色以65％的得票率获得了多数选票，这与卡特在他的老家佐治亚州所获得的67％的得票率相比，只低了两个百分点；与取得第三大选票优势的西弗吉尼亚州相比，则高出七个百分点。
竞选结束后，我和希拉里回家待了几个月的时间，我完成了最后的两项教学任务：“海事法”和“宪法”。在这三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承担了五个学期的八门课程，参加了一期暑期培训班，在小石城为从事执法工作的官员们开设了两门课程，另外还参加了两次竞选，担任了卡特竞选活动的负责人。我珍爱这三年零三个月的每一分钟。当然这三年零三个月也给我留下了些许的遗憾：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费耶特维尔尽情地享受生活，没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和费耶特维尔的朋友们待在一起。此外还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加利福尼亚大道930号的那座小房子里，那个给我和希拉里带来无尽快乐的小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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