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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我到华盛顿工作，投身于“紧缩开支计划”。“紧缩开支计划”是一个由公民组成的支持麦戈文一哈特菲尔德修正案的院外活动集团，号召到1979年底为止，削减对越南战争的资金投入。我们没有机会使这个计划得到通过，但是争取通过的过程本身就调动并加强了两党中与日俱增的反战情绪。
我在达德曼夫妇的家里找到一个房间，准备整个夏天都住在那里。迪克和海伦·达德曼住在华盛顿西北部的一幢两层的大房子里，房子的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门廊。迪克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记者，他和海伦夫妻俩都反对那场战争，非常支持那些力图阻止战争的年轻人。他们对我好极了。一天早晨，他们邀请我下楼，到前门廊上和他们的朋友，邻居吉恩·麦卡锡参议员一块吃早饭。这是麦卡锡在参议院任职的最后一年，他早在19S年就已经宣布不再竞选。那天早晨，他心情显得开朗而愉快，对当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了准确的分析，同时对，即将离开参议院也表现出一种留恋。我对麦卡锡颇有好感，这大大超出我原先的预期。他还把他的一双鞋子借给了我，这让我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我借他的鞋子是为了去参加一个“报界妇女晚宴”，因为这个晚宴要求出席者佩戴黑色的领结，并穿宴会礼服。我想肯定是多亏了达德曼夫妇的促成，我才接到了这个邀请。尼克松总统也出席了，跟很多人都握了手，只是没有跟我握。根据安排，我和克拉克·克利福德同坐一张桌子，他是陪杜鲁门总统从密苏里来到华盛顿的，他曾经是杜鲁门总统的一个亲信顾问，后来在约翰逊总统任职的最后一年做过国防部长。关于越南，克利福德干巴巴地说：“这真是世界上可能碰到的最糟糕的地方之一。”那场晚宴对我来说是令人兴奋的经历，我是穿着吉恩·麦卡锡的鞋子站在地上的，这尤其让我感到飘飘然。
我刚刚在“紧缩开支计划”上没干多久，就请了一个长长的周末假，开车去了马萨诸塞的斯普林菲尔德，参加我在乔治敦的室友，海军陆战队的基特·阿什比中尉的婚礼。
在回华盛顿的途中，我在科德角停留了一下，去了汤米·凯普兰和吉姆·摩尔那里，他们也去参加了基特的婚礼。晚上，我们一同去看望了卡罗琳·耶尔德尔，她正在科德角和一些年轻的演员一起搞夏季演唱会。我们在那里玩得非常开心，但我待的时间太长了，等我再次上路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我在州际公路上行驶，还没等开出马萨诸塞，一辆小轿车从一个停车站开了出来，径直开到了我的前面。那个司机没有看见我，我也没有看见他。等我看见他的时候已经晚了。我马上改变方向躲避他，但还是重重地撞到了他汽车车尾的左部。车里的一男一女好像都被撞晕了，但并没有受伤。我也没有受伤，杰夫·德怀尔送给我让我夏天开的那辆大众牌双座小型汽车却被撞坏了。警察来的时候，我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我从英国回来的时候，不知道把汽车驾照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因而不能证明我是一个有资格的驾驶员。那个时候还没有联网的电脑记录，因此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我才能证明自己。那个警官说他只能把我关到拘留所里。等我们到了拘留所的时候，已经是大药卓晨5点钟丁。他们没收了我所有的东西，为了防止我自缢，还拿走了我的庭带。随后，他们给了我一杯咖啡，把我关到了一个小牢房里。牢房里面有一张金属床、一条毯子、一个散发着味道的堵塞的马桶和一盏亮着的电灯。我半睡半醒地熬了几个小时之后，开始给汤米，凯普兰打电话求助。他和吉姆．摩尔陪我到了法庭上，并交了保证金。法官非常友好，但是对于我不带驾驶执照的行为进行了训斥。还真有效果，自从在拘留所待了一宿之后，我再也不忘带驾照了。
去过马萨诸塞两个星期之后，我又回到了新英格兰，在康涅狄格住了一个星期，帮助乔·达菲进行民主党内的联邦参议员初选。达菲是作为主张和平的候选人参加竞选的，帮助他的主要是两年前出面支持吉恩·麦卡锡的人。在任的参议员，民主党人汤姆·多德长久以来一直是康涅狄格州政治中的常青树。他曾经在纽伦堡的战争犯罪法庭上对纳粹分子进行起诉，拥有良好的进步记录。但是他也有两个问题。第一，他曾经因为私自动用以官方身份筹集的资金而受到了参议院的谴责；第二，他曾经支持约翰逊总统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而民主党的初选投票人极有可能是反战的。·参议院对多德的谴责伤害了他的感情，同时也让他大为恼火，他不想不战自退地放弃他的席位。他没有去面对那些对他抱有敌意的民主党初选选举人，而是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11月的普选。乔·达菲是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的伦理学教授，另外还是开明的“美国民主行动”组织的主席。尽管他是西弗吉尼亚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给他最强有力支持的却是一些经济上富有、受过良好教育、反对战争的郊区自由主义者，以及为他的民权和和平立场所吸引的年轻人。他的竞选活动主席之一是保罗·纽曼，为竞选活动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的财政委员会包括摄影师玛格丽特·伯克一怀特、艺术家亚历山大·考尔德、{纽约人}漫画家达纳·弗拉登，此外还有一批引人瞩目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包括弗朗辛娜·杜·布莱西克斯·格莱、约翰·赫希、阿瑟·米勒、万斯·帕卡德、威廉·夏勒、威廉·斯蒂伦、巴巴拉·塔奇曼和桑顿·怀尔德。这些名字在竞选倌笺上看上去给人印象深刻，但是对于蓝领阶层的少数族裔投票人来说，这些名字不大可能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
在7月29日和8月5日之间，我到国会第五选区的两个镇贝瑟尔和特兰伯尔负责竞选活动的组织工作。这两个地方到处都是带走廊的白色木板房。这些房子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当地的登记册上都有记载。在贝瑟尔，我们在第一天就申请了电话，组织了一个电话游说活动，接着就是亲自登门发送材科，帮助一些摇摆不定的投票者下定决心。办公室每天都开放很长时间，在那里忙碌的是一些工作非常投入的志愿者。我敢肯定，达菲肯定能够在那里获得可能获得的最多的选票。特兰伯尔没有一个正常运作的竞选总部，志愿者给一些投票者打电话，同时还约见另外一些投票者。我动员他们设立一个办公室，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从早晨10点开放到晚上7点，并且像在贝瑟尔那样进行电话游说，这样就可以确保和每一个有可能被争取过来的投票者接触两次。我还检查了竞选组织比较薄弱的另外两个镇，向州竞选总部呼吁至少要确保这两个地方有完整的投票者名单，同时要具备进行电话游说的条件。
我很喜欢这项工作，结识了很多人，这些人后来在我的生活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包括约翰，波德斯塔和苏珊·托马西斯。约翰在白宫干得非常出色，历任办公厅秘书、副主任、主任等职；苏珊现在还住在她位于公园大道的房子里，我在纽约的时候，她曾经让我睡在她家的沙发上，后来苏珊成了我和希拉里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
乔·达菲取得了初选的胜利之后，我就被调到国会的第五选区去，负责普选的协调工作。在这个选区中，最大的城市是纽黑文——我后来就是到纽黑文的法学院读书的。米尔福德也在这个选区，我后来就在那里住了下来。承担这项工作意味着在11月初竞选结束之前，我要落掉许多课程，但是我觉得我能应付过来，我可以借用别人的笔记，在学期末的时候再用用功就行了。
我喜欢纽黑文，因为那里汇集着老式的种族政治，集中了很多活跃的学生。与纽黑文相邻的东黑文，绝大多数人都是意大利裔，而附近的奥兰治则大多为爱尔兰人。离纽黑文更远一些的地区更加富庶，而种族之间的界限也更加模糊。在这个选区最东边的两个镇，吉尔福德和麦迪逊，历史特别古老，景色也尤其优美。我经常开车到其他的镇子里，看看我们的人是否制定了严密的竞选计划，从竞选总部给他们带去他们需要的支持和各种必需的资料。因为我的大众牌汽车在马萨诸塞州的时候撞坏了，我就换了一辆铁锈红的欧宝牌客货两用轿车，因为这种车更适合用来运送各种竞选资料。我开着那辆老客货两用车行驶了相当长的路程。
如果竞选活动不太紧张，我就去上课，我听了“宪法”、“合同法”、“司法程序”和“侵权行为”等课程。在我所上的课中，最有趣的是“宪法”，这门课是由罗伯特·博克教的，他后来被任命到哥伦比亚特区的上诉法院工作，1987年被里根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博克在他的法律哲学上极端保守，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显得咄咄逼人，但是对持不同意见的学生还是表现出公正的态度。我和他之间的一次论争非常令人难忘，我指出他的一个论证是循环论证。他回答说：“当然是循环论证，最好的论证都是循环论证。”
初选结束后，我尽最大的努力将其他候选人的支持者都网罗到达菲的阵营里，但这一过程的确是困难重重。我常常跑到蓝领阶层的少数族裔聚居区，竭力进行宣传，但经常碰壁。乔·达菲被副总统阿格纽称为“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者”，很多白种的民主党人认为达菲过于激进，过分认同那些反对战争、吸食毒品的嬉皮士。很多少数族裔的民主党人也开始反对战争，但是，和这些比他们更早反对战争的人在一起，他们还是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另外，多德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使选举变得更加复杂，因为那些有不满情绪的民主党选民又多了一种选择。乔·达菲的竞选搞得不错，他自己动了很多心思，也投入了不少心血，全国范围内的很多年轻人都受到鼓舞，但他最后还是被共和党的候选人洛厄尔，韦克众议员击败了。洛厄尔·韦克虽然是共和党人，但在党内喜欢闹独立，后来，他离开了共和党，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当选康涅狄格州州长。韦克得到的选票不到总票数的42％，而多德参议员则获得了大约25％的选票。我们在东黑文和西黑文之类的少数族裔聚居区几乎全军覆没。
我不知道如果多德没有参加竞选达菲是否能够取胜，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我们不能把投票支持多德的那类选民争取回来，民主党必然会变成少数党。选举结束后，我就此事和安妮·韦克斯勒谈了几个小时。作为竞选总经理，她干得非常出色，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各种各样的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多年以后，安妮成了我的好朋友和顾问。她和乔·达菲结婚以后，我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人主白宫之后，我让乔·达菲负责美国新闻总署，监管“美国之音”的工作，他把美国的信息传递给世界，与他1970年在康涅狄格州遇到的选民不同，全世界的听众都非常愿意倾听他发出的信息。我把这看成达菲的最后一次竞选活动，这一次他取得了胜利。
1970年11月最引人瞩目的亮点是人们选举了一个年轻的民主党州长，那就是阿肯色的戴尔·邦珀斯。他轻而易举就在初选中击败了前州长福伯斯：并在普选中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洛克菲勒州长。邦珀斯是一名退役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还是一个了不起的出庭律师。他这个人极其滑稽，一张巧嘴能把猫头鹰骗下树来。而且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进步主义者，在非常保守的阿肯色西部地区，他曾经带领他的家乡小镇查尔斯顿和平地融合了他们的学校，与小石城的混乱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两年之后，他又以很大的优势重新当选州长；再过两年，他成为了联邦参议员。邦珀斯的成就证明，领袖的权力能够鼓舞人民，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努力，从而克服南方历史悠久的分裂政治。这正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在争取民权或反对战争的时候，我并不在意去支持一个几乎注定要失败的候选人。但是或早或晚，如果你想改变现状的话，你就必须要赢。我进入耶鲁法学院去进一步学习有关政策的各种知识。再说万一我在政治上的抱负不能实现的话，我还想选择一个不用担心失业的职业。
选举结束后，我开始了法学院的学习生活，为了应付考试，拼命地往脑于里装东西，同时还有机会认识了其他一些同学，我很喜欢我的住处，对我的三个室友很有好感。道格·埃克利是我同在大学学院的罗兹学者，他在米尔福德的长岛海湾边上找了一所大房子。房子里有四间卧室和一个不小的厨房，从封闭大阳台开门出去就直接通向海滩。海滩上是户外野炊的好地方，潮水退了之后，我们在沙滩上有足够的地方玩触身式橄榄球。这个地方惟一的欠缺是，它是一个适合夏天居住的房子，不能抵挡冬天那刺骨寒风的抽玎，好在我们都很年轻，慢慢也就习惯了。我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选举后的那个寒冷的冬日，我身上围着一条毯子，坐在阳台．上阅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
我在东百老汇大街889号的房子里的另外两个室友是唐·波格和比尔·科尔曼。唐在政治上比我们都要激进，但看上去更像是蓝领阶层的一员。他长得非常魁梧，壮得像一头牛。他总是骑着一辆摩托车去法学院，在法学院中他设法让所有的人都加入到无休止的政治论战当中。对我们来说非常值得庆幸的是，他是一个好厨子，一般情况下表现也很好，这多亏了他的英国女友苏珊·巴克内尔，她虽然和他一样激进，但性格上要比他细腻得多。那个时候，耶鲁大学的黑人学生越来越多，而比尔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的父亲是一名自由派共和党律师——那个时候还存在着自由派共和党人——曾经在最高法院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法官手下担任书记员，后来又在福特总统执政期间做过交通部长。表面上，比尔是我们这几个人当中最松散的一个。
达菲的竞选活动结束之后，我回到了耶鲁大学。那时候，除了我的室友之外，我只认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其中包括弗雷德·卡默和鲍勃·赖克。卡默是我在“少年国家”活动中结识的朋友，来自路易斯安那州。鲍勃是我们罗兹奖学金班的班长，因而和每一位同学都保持着联系，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到他那里去寻找老同学的信息，不过关于我们原来的老同学在干些什么，他总是提供一些滑稽可笑的错误信息。
鲍勃和另外三个同学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其中的一个同学南希·比卡瓦克成了我的一位特殊朋友。她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自由主义者，她的反战信念在前一年夏天，也就是她在越南当记者的时候就得到了证实。她会写漂亮的诗，写起信来也是慷慨激昂的，上课笔记记得也特别全，我耽误了两个月的课，回来后就借用了她的笔记。
通过比尔·科尔曼，我结识了一些黑人学生。对于他们进入耶鲁大学的经历以及毕业后的打算我都非常好奇。在那个时候，对于非洲裔美国人来说，到耶鲁大学读书实在是个非同寻常的机遇。除了比尔之外，我还和好几个人结为好友，其中包括来自底特律的埃里克·克莱，后来被我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希拉里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同学南希·吉斯特，我当总统的时候曾经让她到司法部工作；放弃法律、成为心理疗法专家的利拉·科尔伯恩；身材高大、性格安静的鲁弗斯·科米尔——他在南方卫理公会大学橄榄球队的时候，就是明星进攻线卫；另外还有拉尼·吉尼尔，我本来打算任命他为负责民权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但这是件令人伤心的往事，具体的细节我后面再讲。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也是我的同学，但我一直不认识他。
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听说弗兰克·阿勒已经决定回到美国，他要搬回波士顿地区，回到他的家乡斯波坎去面对抵制征兵的后果。他遭到了逮捕，并受到了传讯，接着又被释放出来，等候审讯。弗兰克已经打定主意，他的抵制行为已经取得了他希望达到的效果，他不希望把加拿大或英国大学里的一个教职作为他凄凉悲苦的中年前景，让越南成为他身上永远的标记，然后在国土之外的地方度过自己的余生。12月的一个晚上，鲍勃·赖克说，弗兰克在国外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他却要冒着蹲监狱的风险回来，这似乎有点愚蠢。我的日记里记下了我的回答：“一个人超出他所能做的所有事情的总和。”弗兰克的决定表现了他是怎样一个人，而不是他能做什么样的事。
尔曼·唐在政治上比我们都要激进，但看上去更像是蓝领阶层的一员。他长得非常魁梧，壮得像一头牛。他总是骑着一辆摩托车去法学院，在法学院中他设法让所有的人都加入到无休止的政治论战当中。对我们来说非常值得庆幸的是，他是一个好厨子，一般情况下表现也很好，这多亏了他的英国女友苏珊，巴克内尔，她虽然和他一样激进，但性格上要比他细腻得多。那个时候，耶鲁大学的黑人学生越来越多，而比尔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的父亲是一名自由派共和党律师。那个时候还存在着自由派共和党人——曾经在最高法院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法官手下担任书记员，后来又在福特总统执政期间做过交通部长。表面上，比尔是我们这几个人当中最松散的一个。达菲的竞选活动结束之后，我回到了耶鲁大学。那时候，除了我的室友之外，我只认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其中包括弗雷德·卡默和鲍勃·赖克。卡默是我在“少年国家”活动中结识的朋友，来自路易斯安那州。鲍勃是我们罗兹奖学金班的班长，因而和每一位同学都保持着联系，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到他那里去寻找老同学的信息，不过关于我们原来的老同学在干些什么，他总是提供一些滑稽可笑的错误信息。
鲍勃和另外三个同学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其中的一个同学南希，比卡瓦克成了我的一位特殊朋友。她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自由主义者，她的反战信念在前一年夏天，也就是她在越南当记者的时候就得到了证实。她会写漂亮的诗，写起信来也是慷慨激昂的，上课笔记记得也特别全，我耽误了两个月的课，回来后就借用了她的笔记。
通过比尔·科尔曼，我结识了一些黑人学生。对于他们进入耶鲁大学的经历以及毕业后的打算我都非常好奇。在那个时候，对于非洲裔美国人来说，到耶鲁大学读书实在是个非同寻常的机遇。除了比尔之外，我还和好几个人结为好友，其中包括来自底特律的埃里克·克莱，后来被我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希拉里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同学南希·吉斯特，我当总统的时候曾经让她到司法部工作；放弃法律、成为心理疗法专家的利拉·科尔伯恩；身材高大、性格安静的鲁弗斯·科米尔——他在南方卫理公会大学橄榄球队的时候，就是明星进攻线卫；另外还有拉尼，吉尼尔，我本来打算任命他为负责民权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但这是件令人伤心的往事，具体的细节我后面再讲。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也是我的同学，但我一直不认识他。
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听说弗兰克·阿勒已经决定回到美国，他要搬回波士顿地区，回到他的家乡斯波坎去面对抵制征兵的后果。他遭到了逮捕，并受到了传讯，接着又被释放出来，等候审讯。弗兰克已经打定主意，他的抵制行为已经取得了他希望达到的效果，他不希望把加拿大或英国大学里的一个教职作为他凄凉悲苦的中年前景，让越南成为他身上永远的标记，然后在国土之外的地方度过自己的余生。12月的一个晚上，鲍勃·赖克说，弗兰克在国外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他却要冒着蹲监狱的风险回来，这似乎有点愚蠢。我的日记里记下了我的回答：“一个人超出他所能做的所有事情的总和。”弗兰克的决定表现了他是怎样一个人，而不是他能做什么样的事。我认为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回来后不久，弗兰克进行了精神病检查，医生发现他情绪忧郁，不适合应征人伍。他进行了入伍体检，结果他和斯特罗布-样被宣布为1一Y类，即只有在国家面临危机、到了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才能要求他人伍。
在圣诞节那天，我回到了温泉城的家里，那里距离赫尔辛基海湾很远，前一年的圣诞节我曾经在结了冰的海湾上行走。这一次，我走过了我昔日的小学，历数我蒙受的恩惠，注意到我生活中发生的变化。我的好几个好朋友都已经结了婚。我祝愿他们幸福，同时在想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会产生结婚的想法。
关于过去和我的祖先，我想了很多。在新年的那天，我看完了范恩·伍德沃德撰写的（南方历史的负担）。在这部书中，作者注意到了南方人“特有的历史意识”，也就是尤多拉·韦尔蒂所说的“地方感”。阿肯色是我所属的地方。我非常喜欢托马斯·伍尔夫那气势奔放的散文，但是，我和伍尔夫不一样，我知道我还可以回到我的家乡。我必须回去。但首先，我得先完成在法学院的学习。
我必须作为耶鲁大学法学专业的正式学生参加第二个学期的学习，这个学期是我在那里学习负担最重的一段时间。教我们“商业法”的教授是约翰·贝克，他是耶鲁大学教员中的第一个黑人。他对我非常友好，让我做一些科研工作来贴补我那微薄的收入，他还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约翰和他的妻子在60年代初期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都曾就读于菲斯克大学，那是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所黑人学校。他告诉我他们当时是多么恐惧，他和他的同学在参加民权运动中获得了何等的快乐，我听得津津有味。
我选修了查尔斯·赖克的“宪法”，这么说吧，罗伯特·博克有多保守，查尔斯·赖克就有多激进，20世纪60年代几部产生重大影响的“反文化”著作中有一本《让美国恢复青春》就是他写的。我的“刑法”教授是史蒂夫·杜克，他是一个风趣、尖刻的人，是个好老师，我后来与他一起摘了一个关于白领犯罪的讨论会。我非常喜欢的一门课是“政治和公民权利”，讲课的是汤姆，艾默生教授，他是一个衣着整齐的小个子，曾经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政府中任职，我们上课用的教材就是他本人撰写的。我还上了威廉·利昂·麦克布赖德教授的一门课“国家的法律与哲学”，做了一些法律服务工作，打了一份短工。有几个月的时间，我每周四次开车到哈特福德去，给一个民主党商人迪克·休斯曼帮忙。我是在达菲竞选活动中认识他的，我帮助他在市议会里做些事情。迪克知道我需要这份工作，而我认为我对他的确有所帮助。
在2月底，我飞到加利福尼亚去，和弗兰克·阿勒、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和他的女友布鲁克·希勒在一起待了几天。我们在洛杉矶布鲁克·希勒的家里会面，受到了布鲁克的父母马瓦和劳埃德热情和慷慨的接待。希勒夫妇很多年以来一直为一个叫“沃尔特·司各特人物展示”的名人秘闻专栏撰稿，这是全美国最吸引读者的一个专栏。紧接着，在3月，我又去了一趟波士顿，因为弗兰克住在那里，正准备在那里找一个当记者的工作，所以我去那里再度看望他和斯特罗布。我们在弗兰克房子后面的树丛中散步，或是沿着附近的新罕布什尔海滩徜徉。回到家里后弗兰克似乎很高兴，但仍然有些伤心。虽然他摆脱了兵役和监狱，但他似乎陷入了一种忧郁当中，那是一种屠格涅夫所说的“只有非常年轻的人才知道的一种莫名的忧郁”。我还以为他已经早已摆脱了这种状态。
春天像以往那样提起了我们的情绪。各种政治新闻就像个大杂烩。最高法院一致通过了用车接送外区儿童上学以平衡黑白学童比例的做法。中国人为了答谢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接受了美国人的邀请，也准备派乒乓球队来美国。针对越南战争的抗议仍在进行。麦戈文参议员5月16日来到纽黑文，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在1972年竞选总统。我对他很有好感，觉得他很有获胜的希望，因为他有着光荣的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是轰炸机飞行员，在肯尼迪政府中曾经提出了“食品换和平”计划，另外他还提出了下一次民主党全国大会代表选举的新规则。麦戈文带领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这些规则，目的是为了使全国大会的代表在年龄、种族和性别方面有着更加广泛的代表性。那些新的规则，加上初选中反对战争的自由主义者的分量，实际上就必然使老牌的政治领导人在1972年的提名过程中发挥较小的影响，而党内的激进主义者的影响则有所上升。里克·斯坦恩斯一直在这个委员会工作，我确信他的手腕非常强硬，头脑也非常聪明，一定会设计出一个对麦戈文有利的制度来。
法学院的学习以及政治方面的进展都非常顺利，但我的私人生活却是一团糟。我先是和一个女孩分了手，结果女孩子回了家，嫁给了原来的男朋友。接着我又痛苦地跟一个法学院女生分开了，因为我非常喜欢她，却不想做出承诺。我于是决定自己一个人将就着过，在近一段时间不再谈恋爱。可是有一天，我坐在教室的后面听艾默生教授讲授“政治和公民权利”的时候，看见山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女孩。显然，她到课堂听课的次数比我还少，她留着非常浓密、颜色很深的金发，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脸上没有化妆，但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力量和镇静是我在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身上都很少见到的。下课以后，我跟着她走出了教室，我打算向她做个自我介绍。当我走到距离她几英尺远的时候，我伸出手去，想去碰她的肩膀，可马上就把手收回来了。这差不多算得上是一种生理上的反应；我知道这不仅仅是肩膀的接触，我很可能会开始某种我无法停止的事情。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又好几次在学校附近看见那个女孩，但我都没有接近她。后来，有一天晚上，我站在狭长的耶鲁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的一头，跟一个同学杰夫·格勒克尔谈论加入《耶鲁法学杂志》的事情。杰夫劝我加入，说是加入以后保证可以使我有机会在某个联邦法官手下找个书记员的工作，或是在一个获利很高的律师事务所里谋得一份差使。他说得句句在理，但是我没有什么兴趣，我准备回阿肯色老家去，再说跟法律评论相比，我更喜欢政治。过了一会儿，对于他的请求我就突然连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因为我又看到了那个女孩，她站在房间的另一头。她回看了我一眼。又过了一会儿，她合上书，从房间的那头径直朝这头走了过来。她看着我的眼睛说：如果你准备一直这样盯着我，我也准备反过来盯着你。我们至少应该知道被此的姓名吧。我叫希拉里·罗德姆。你叫什么名字？”希拉里当然还记得所有这一切，只是字眼稍有不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非常惊异，在好几秒的时间内都无言以对。最后，我脱口说出了我的名字。我们说了几句话之后，她走了。我不知道可怜的杰夫·格勒克尔是怎么想的，但以后他再也没有跟我谈过那个法律评论杂志的事。
过了几天之后，我走下法学院去一楼的楼梯时又见到了希拉里。她穿着一条颜色鲜艳的拖地长裙，我打定主意准备和她待上一会儿。她说她准备去注册下个学期的课程，我就说我也要去。我们排了一会儿队，同时聊了起来。我的感觉好极了，可是等我们排到队伍前面的时候，登记员抬起头看着我说：“比尔，你怎么又来了，你今天早上刚刚注册过。”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希拉里以她特有的方式哈哈大笑起来。我的把戏被揭穿了，于是干脆要她陪我走一走，到耶鲁美术画廊去看马克·罗思科的作品展览。我既激动又紧张，结果忘了大学里的校工正在闹罢工，博物馆没有开门。幸运的是，有一个保安在值班。我向他恳求了半天，还主动提出如果他让我进去，我愿意帮助他们清扫博物馆花园里的树枝和垃圾。
保安看了我们一眼，好像看出了些名堂，就放我们进去了。整个展览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观看。太美妙了，从那时开始，我喜欢上了罗思科的作品。看完之后，我们走到花园里，我把那里的树枝都捡了起来。我想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破坏罢工的行动，但是工会在博物馆的外面没有纠察队，再说，当时政治在我的头脑中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我把我答应要做的事情做完之后，和希拉里在花园里又待了一个小时左右。花园里有一个臣大而美丽的女子坐像，那是亨利·穆尔的作品。希拉里坐在女子的腿上，而我就坐在她的旁边，我们就这样聊着。不久之后，我就俯下身去，把我的头放在了她的肩膀上。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随后几天我们也是一同度过的，我们厮守在一起，天底下的事情我们无所不谈。下个周末，希拉里去了佛蒙特，去看望一个一直在跟她约会的男友，因为这是很早以前就约定了的。我对此焦急万分，我不想失去她。她星期六很晚的时候才回来，一回来我就给她打电话。她病了，我于是给她带去一些鸡汤和橘子汁。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分不开了。她的很多时间都在我们海边的房子里度过，她很快就赢得了道格、唐和比尔的友谊。但是，几周以后，母亲来看我的时候，她在我母亲那里却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希拉里在母亲到来之前把头发剪短了。头发剪得有些失败，看上去比从杰夫·德怀尔的发廊里走出来的任何一个女人都更像摇滚歌星。加上她没有化妆，身上穿着工作装和牛仔裤，脚上没有穿袜子，再加上刚刚在米尔福德的沙滩上走过，脚趾上还沾着焦油。她看上去更像是个太空来客。而我的态度显然是非常认真的；这让母亲感到非常不满。母亲在她的书中称希拉里是一个“让她大长见识的人”。希拉里“不化妆，戴着乐瓶一样的眼镜，棕色的头发没有明显的发式”；而我的母亲总是涂着亮粉色的口红，也总涂着睫毛油，头发上扎着一根银带。每当我看到她们两人想彼此摸透对方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很有趣。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母亲越来越不在意希拉里的外表，随着希拉里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外表，她们还真的了解了对方。她们在风格上截然不同，但是在外表之下，两个人都是头脑聪明、个性坚强、随机应变、充满激情的女人。当她们走到一起的时候，根本没有我表现的机会。
到了5月中旬的时候，我已经和希拉里寸步不离了。结果，我和她的几个好友见了面，其中包括她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同班同学苏珊·格雷波，我后来任命她为俄勒冈的联邦法官；另外一个是卡罗琳·埃利斯，她是一个聪明、滑稽的黎巴嫩女子，来自密西西比，与我相比更是个“南方”人，现在是密西西比大学的校长；除此之外还有尼尔，斯泰因曼，他是我在耶鲁大学见到的最聪明的人，1992年他在宾夕法尼亚为我筹集了第一笔竞选基金。
我后来了解到，希拉里在伊利诺伊州的帕克里奇度过了她的童年；在韦尔斯利学院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大学期间她在政治上因为民权和战争等因素从共和党转向民主党；大学毕业后的旅行她去了阿拉斯加，在那里，为了生活，她曾经找了份工作，负责把鱼身上的黏液去掉。她对法律援助产生了兴趣，愿意为穷人和儿童提供法律上的援助。我还听说她在韦尔斯利的毕业典礼上作过一次著名的演讲，她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远离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却又希望美国变得更好。那次演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播放，那是她第一次体会声名远扬的感觉。她在政治上让我感到满意的一点是，她和我一样既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又注重实际。她希望改变现状，但她知道要想这样做，就必须进行持久的努力。我们一方总是把遭受打击和失败看成品行高尚和地位优越的证明，希拉里和我一样对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感到厌烦。希拉里在法学院是杰出人才，在我们那个充满竞争的小鱼塘里是一条大鱼。我相比而言则更加游移不定，时进时出。
在我们两个都认识的人当中，很多人在谈论希拉里的时候都好像有点害怕她，但是我不怕。我只是想和她在一起。但时光渐渐地在流逝。希拉里已经接受了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暑期工作，事务所的合伙人是特鲁哈福特、沃克和伯恩斯坦，而我已经接受了一份工作，担任麦戈文参议员在南方各州的竞选协调员。在没有遇到希拉里之前，我一直盼望得到这份工作。我准备把迈阿密作为我的活动基地，这项工作需要我在南方各地奔波，组织各州的竞选宜传活动。我知道我会非常胜任这份工作，尽管我并不认为在普选中麦戈文在南方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是我相信在初选时他可以赢得相当数量的大会代表。无论如何，我所遇到的是个一生难逢的好机会。这对一个25岁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遇，这个机会是多种原因促成的：第一要靠我和里克·斯坦恩斯的友谊——他在竞选活动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第二是借助竞选委员会采取的赞助性行动，他们至少要把一个南方人安排在一个负责人的位置上！
可此时的问题是，我不想干了。我知道，如果我去了佛罗里达，我和希拉里会彼此思念对方。尽管我觉得竞选的前景非常激动人心，但我还是感到非常担心，就像我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参加竞选宣传简直就是“使我的孤独成为常态的一种方式”，使我与投入正义事业的人们打交道，但是我和他们之间却总是保持着一臂的距离。我和希拉里在一起则没有任何疏离的感觉：她总是和我面对面，然后不知不觉地，她又走进了我的心。
，我鼓起勇气，问希拉里我是否能和她一起到加利福尼亚去，一同度过这个夏天。她起初是不相信，因为她知道我是多么热衷于政治，我是多么反对那场战争。我告诉她我愿意把我的一生献给我的工作和理想，但是我爱她，我想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同意让我同她去加利福尼亚。到这时为止，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总共才只有一个月。
我们在帕克里奇做了短暂的停留，去看望她的家人。她的母亲多萝西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我从一开始就跟她相处得很好。但是我和希拉里的父亲却有一种陌生感，就像希拉里和我母亲之间也存在着陌生感一样。休·罗德姆是一个脾气很坏、说话生硬的共和党人，最起码他不相信我。但是我们聊得越多，我就越喜欢他。我下定决心，通过不懈努力，一定要让他回心转意。很快，我们就开着车上路了，我们去了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那里距离她在奥克兰的工作单位很近。她在奥克兰工作期间将住在她母亲同母异父的妹妹阿德琳的一座小房子里。过了一两天之后，我开车回了华盛顿，告诉里克·斯坦恩斯和麦戈文竞选活动经理加里·哈特我不能去佛罗里达了。加里认为，我居然要错过这样的良机，简直是疯了。我想里克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们看来，我想我肯定像个傻瓜，但是一个人的生活不仅仅是由你接受丁什么样的机会造成的，往往还是由你放弃了什么样的机会造成的。
离开竞选活动的确让我感觉不好，我主动提出到康涅狄格州去干上几个了苎期，在那里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竞选机构。我在每一个国会选区都签约雇用三一些工作人员之后，马上就赶往加利福尼亚，这次我走的是南线，因为我想回家一趟。
我开车往西行驶，一路上感到心旷神怡。我参观了大峡谷。我是在接近黄昏的时候到达那里的，我爬上一块突出的岩石去观赏日落的景象。岩石是经过几百万年的沉积而形成的，层次分明，当大峡谷从谷底开始渐渐沉人黑暗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岩石居然在变换颜色。
离开大峡谷之后，我冒着酷热开车经过美国最热的地方“死亡之谷”，然后往北开，朝着准备和希拉里一同度夏的地方驶去。当我走进她在伯克利的房子时，她用一个桃子馅饼——我最爱吃的——迎接我，那是她亲手制作郎。这种感觉很好，但好景不长。白天，希拉里去上班，我就到市里去走走，在公园里或是咖啡店里看书，要么就是把旧金山逛个遍。晚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或是到当地的餐馆里去美餐一顿，要么就待在家里聊天。7月24日，我们开车去了斯坦福大学，到那里的露天剧场去听琼·贝兹的现场演唱。为了让所有的歌迷都能够看见她，她每人只收2．5美元的入场费，这和当今一些大型演唱会昂贵的票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贝兹演唱了那些热门老歌，同时还首次在公众场合演唱了《他们将老迪克西拖倒的那夜》。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可我和希拉里之间的话还远远没有说完。于是我们决定回纽黑文以后搬到一起。这个做法无疑引起了双方家庭的关注。我们在法学院附近埃奇伍德大街21号一座旧房子的第一层找到了一套公寓房。公寓房的前门打开之后就是一个微型起居室，起居室的后面是一个更小的餐厅和一个比餐厅还要小的卧室。卧室的后面是一个破旧的厨房和一间浴室，浴室非常小，抽水马桶的盖子有时会擦到浴缸。房子实在陈旧，地板从墙脚开始向中间倾斜，倾斜的角度很大，我只好用几块小木片垫在小餐桌的一条腿下。但是房子的租金对于手头紧张的法学院大学生还是很合适的：每个月75美元。这套公寓房里最可爱的地方是起居室里的壁炉。我还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和希拉里坐在壁炉前面，一块看温森特·克罗宁撰写的拿破仑传。
我们太幸福了，也太贫穷了，对于我们的新家我们只感到自豪。我们还很喜欢请朋友过来吃饭。我们最喜欢的客人有鲁弗斯·科米尔和伊冯娜·科米尔夫妇。他们两人都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博芒特，两人的父亲都是非裔美国教士。他们从小在一个社区里长大，交往了几年之后走人结婚的殿堂。鲁弗斯学习法律，而伊冯娜正在攻读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后来，伊冯娜获得了博士学位，而鲁弗斯也成了休斯敦一家大律师事务所“贝克和博茨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有一天晚上，在吃晚饭的时候，鲁弗斯——我们班最出色的学生——开始抱怨起他每天在学习上花费的时间。“你知道，”他慢吞吞地说，“生活完全给安排反了。你把最美好的年华都用在了学习上，然后就开始工作，等你6岁退休的时候，你已经老了，不能再享受生活了。一个人应该在21岁到35岁之间退休，然后再拼命地工作，一直干到死为止。”当然，这种想法根本行不通。我们现在都快6岁了，可都还在工作呢。
我在法学院的第三个学期开始了，我选修了“公司财务”、“刑罚审判过程”、“税收”、“房地产”，还参加了一个以“公司的社会责任”为题的讨论课。讨论课的教授是伯克·马歇尔和詹·多伊奇。伯克·马歇尔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因为他曾经在罗伯特·肯尼迪手下担任司法部负责民权事务的助理部长。他名声远扬的另一个原因是，到那时为止，他是耶鲁大学惟——一名所有课程都得优的学生。马歇尔个头不高，短小精悍，明亮的眼睛一闪一闪的。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就跟自言自语差不多，但是在他的声音里、他的脊梁里有一种钢铁般的力量。多伊奇说话别具一格，语句不完整，像意识流，一个句子没有说完就跳到下一个句子，这显然是因为他的脑袋受到创伤的结果。有一次，被车撞了，他被撞出了很远才重重地摔在硬硬的水泥地上。有好几个星期他都神志不清，等他醒来的时候，脑袋里已经多了块金属板。但是他非常聪明，我弄清他的说话风格之后，就为那些听不懂他说话的人进行翻译。詹·多伊奇还是我见过的惟一一个能把整个苹果吃掉的人，连苹果核一块吃下去。他说所有的精华都在核里面。他比我聪明，所以我也尝试了一次。直到现在，我偶尔还会把苹果连核吃掉，每一次都会勾起我对多伊奇教授的美好回忆。
马文·克雷蒂安教我们两门课：“公司财务”和“税收”。我对“税收”课提不起兴趣，因为税法中充斥着过多的人为差异，是我最不感兴趣的东西，它们在我看来为税务律师提供了帮助他们的委托人减少税金的机会，因而不利于美国各种有益的社会目标的推进。有一次，我没有认真听讲，在上课的时候看起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堂课快要结束的时候，克雷蒂安教授问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居然比他的课还有趣。我举起书告诉他，这是自福克纳去世以来在所有语言中最伟大的小说。直到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
我在“公司财务”这门课上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对我在“税收”课上的不佳表现有所弥补。克雷蒂安教授问我为什么在“公司财务”这门课中表现出色，而在“税收”课上表现不佳，我告诉他这是因为公司财务与政治非常类似，在一些给定的规则中，为了获得权力而不断奋争，参与各方都希望自己不会被人利用，而与此同时却希望利甩别人。
除了功课之外，我还打了两份工。虽然我能够拿到奖学金，而且办了两份不同的学生贷款，但我还是需要挣钱。我每周为当地的一位律师本·莫斯工作几个小时，做一些法律研究，帮他跑跑腿。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研究工作就失去了新鲜感，但跑腿的工作还是很有趣的。有一天，我按照某个地址，要把一些文件送到市中心的一幢高层建筑中，就在我爬上第三层，要么是第四层的时候，有一个男人从我身边经过，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呆滞的神情，他的胳膊上吊着皮下注射针头和注射器。他刚刚给自己注射了海洛因。我送完文件就尽快离开了那里。我另外的那个工作不像这个工作这么危险，但更加有趣。我在纽黑文大学的一项法律实施计划中为本科生讲授“刑法”。我的这个教职得到了联邦法律实施协助计划的赞助，是尼克松总统刚刚开始进行的一个项目。授课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更多的专业法律官员，使他们能够以符合宪法的形式开展逮捕、搜查和查封等工作。我经常在上课的前一天晚上备课，为了不打瞌睡，我到距离我们房子一个街区的埃尔姆街餐馆里去备课。那个餐馆是通宵开门的，出售上好的咖啡和水果馅饼，而且坐满了纽黑文夜生活的各色人物。托尼是一个希腊移民，他的叔叔是这个餐馆的老板，到了晚上托尼负责打理这里的生意，在我备课的过程中，托尼总是为我免费续上咖啡。
餐馆外面的那条马路是一条分界线，把两批站街妓女的势力范围划分开幕。不时会有警察来把这些妓女带走，但她们总是很快就能回来继续拉客。站街女经常走进餐馆，要杯咖啡暖暖身子。当她们发现我是法学院的学生时，就有好几个人一屁股坐在我旁边或是前面的座位上，希望我能够免费为她们提供一些法律上的指导。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没有一个人接受我的最好的建议：另外找个工作。一天晚上，一个高个子黑人坐在了我的对面，卜副女人的打扮，他说他的社交俱乐部为了挣钱，想用兑奖的办法出售一台电视机，他想知道这种兑奖的办法是否与法律相抵触，因为法律是禁止赌博的。我后来才听说，他之所以那么担心，是因为那台电视机是偷来的。是一个专门收购赃物然后再将赃物打折卖出的朋友把电视机“捐献”给俱乐部的。我告诉他，不管怎么说，其他一些组织一直在搞兑奖销售，他们的俱乐部是不大可能遭到起诉的。为了对我的高明建议表示回报，他给了我一张兑奖券，这是我在埃尔姆街餐馆里得到的惟一一笔律师咨询费——一张兑奖券。我没有赢得那台电视机，但是那张兑奖券已经让我觉得得到了很好的报偿。兑奖券上用粗体印着俱乐部的名字：黑色另类。
9月14日，我和希拉里正要走进蓝铃咖啡馆的时候，一个人朝我走来，说事情非常紧急，让我马上给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打个电话。斯特罗布和布鲁克这个时候正在克利夫兰看望他的父母。我把零钱放进投币电话机的时候，心突然揪紧了。是布鲁克接的电话，他告诉我弗兰克·阿勒自杀了o《洛杉矶时报）在西贡的办事处刚刚主动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他接受了这个工作，然后就回斯波坎的老家去了，显然是很高兴地回去的，因为他已经收拾好衣服，做好了去越南的准备。我认为他之所以要去越南，是想亲眼目睹一下他所反对的战争，并把所见所闻写出来，也许他自杀是为了证明他不是个懦夫。他生活表面上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内心里的某种东西却迫使他结束了生命。
他的朋友们都大为震惊，但是我们也许不应该如此。六个星期以前，我就已经在我的日记中写过，弗兰克真的再次陷入了沮丧，因为到那个时候为止他还没有在越南或中国找到一份记者的工作。我说他“最终在身体上和感情上都陷入几年以来的紧张、压力和痛苦之中，他基本上是单独承受着这一切”。弗兰克那些关系亲近而理性的朋友都认为，让他的外部生活回到原来的轨道，也许可以平息他内心的骚动。但是在那个令人伤心的日子里，我明白了，是忧郁的魔鬼无情地赶走了他的理智。那是一种病，当病情严重的时候，配偶、孩子、情人和朋友都无法靠理性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我一直不能真正理解这种疾病，直到我读了我的朋友比尔·斯蒂伦的作品（可见的黑暗：疯狂回忆录）——比尔勇敢地披露了他自己与忧郁和自杀的念头进行抗争的故事。弗兰克自杀之后，我既难过又生气——既是为他这么做，也为我没能预料到这件事情的发生，也没有劝他去找心理医生。我希望我当时能够想到这些，但即使如此，或许也仍然无济于事。
弗兰克死后，我对课程、政治和周围的人都失去了原有的热情和兴趣。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希拉里我会怎么样。我们刚刚走到一起的时候，希拉里有一段时间对自己不是很自信，但很快就过去了，她在公共场合总是表现得那么坚强，我想即使她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了解她的这段心理历程。她向我敞开了心扉，结果我对她的感情进一步加强、稳固。这次，是我需要她。她自始至终抚慰我，并提醒我，我所学、所做和所恩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在春季那个学期里，我对所有的课程都感到厌倦，只有杰弗里·哈泽德教授所开的“证据”这门课是个例外。在公正的审理过程中，哪些证据可以接受、哪些证据不能接受，对此做出规定的各种原则让我很是着迷，而如何根据现有的证据做出诚实而合理的论证也让我痴迷，这些内容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印象。我后来总是尝试着把法律中的论证方法借用到政治中去。
在该学期我参加的法学院一项主要活动，一年一度的“律师协会审判竞赛”中，证据是个经常需要考虑的问题。3月28日，我和希拉里参加了半决赛，最后裁判从半决赛中选出四名学生，再加上另外两名替补选手，参加一场由一位三年级同学设计的全程审判，我们表现很好，两个人都取得了决赛的资格。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我们为了“国家诉波特”审判大奖赛进行准备。波特是一名警察，被指控将一个蓄着长发的年轻人殴打致死。4月29日，我和希拉里对波特先生提起公诉，替补选手鲍勃·阿尔斯多夫协助我们进行公诉。迈克·康韦和托尼·鲁德是辩护律师，另外道格·埃克利是他们的替补选手。法官是前最高法院的法官阿贝·福塔斯。福塔斯非常认真地扮演了他的角色，一丝不苟，接连对双方做出裁定，还不时提出反对意见。与此同时，他暗中还在对我们四个人进行衡量，看看到底把这个奖给谁。我在半决赛中表现出色，我的发言是我在法学院所做的最出色的一次演讲，但是我在决赛中的表现却是最糟糕的。我有一天没有到场，因此根本就没有获胜的资格。希拉里的表现非常好。迈克·康韦的表现也非常好，他的总结论证非常有力，而且充满了感情。福塔斯最后把大奖给了康韦。当时我觉得希拉里之所以没有得到这个大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表情严厉的福塔斯不赞成希拉里的装束，她的穿着高度违背宪法的严肃性。她穿着一件蓝色的仿麂皮夹克衫，颜色非常鲜艳——确实非常鲜艳——此外还穿着橘黄色仿麂皮喇叭裤和一件蓝色、橘黄色和白色相间的衬衣。希拉里后来成了一名优秀的庭审律师，但是她再也没有穿过橘黄色的裤子到法庭上去。
除了审判大奖赛之外，我还把我的竞争本能投入到麦戈文的竞选活动中。在年初的时候，我把我在银行账户里所有的钱都取了出来，在学校附近建立了一个竞选总部。我有足够的钱——大约200美元——支付每个月的房租，安装一部电话。三个星期以后，我们已经有了800名志愿者。另外我们还得到了一笔数额较小的捐款，足以补偿我的投入，并维持这个总部的运转。
这些志愿者对于即将来临的初选非常重要。根据我的猜测，我们在初选中需要对抗的是民主党的组织及其强有力的负责人阿瑟·巴比里。四年前，在1968年，麦戈文的人在纽黑文的初选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民主党的中坚分子都把副总统汉弗莱的胜利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次我没抱多少幻想，不指望巴比里还会犯同样的错误。于是我决定去劝说巴比里支持麦戈文。这件事经过了漫长的努力，但即使这么说也只不过是轻描淡写。当我走进巴比里的办公室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他的态度非常热情，却摆出了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他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叉在胸前，露出两枚巨大的宝石戒指，一个戒指又大又圆，上面镶有很多宝石；另一个戒指上面刻着他姓名的首字母“AB"，上面镶满了钻石；他的脸上带着微笑，告诉我1972年不会是1968年的重演，他已经联合了他的民意调查人员和一些车子，准备把支持他的人带到民意调查站去。他说他在竞选中已经投入了5万美元，在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像纽黑文这样的小城来说，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回答说我没有多少钱，但是我却有800名志愿者，他们会在他的根据地里挨家挨户地敲门，告诉所有意大利裔的母亲，阿瑟，巴比里要继续翘她们的儿子送去打仗，然后让他们战死在越南战场上。“你不希望出现这么不幸的结局吧？”我说，“你何必要在乎谁获得提名呢？支持麦戈文吧，他是二战中的英雄，他可以带来和平，而你也可以控制纽黑文。”巴比里听完以后回答说：“你知道，年轻人，你还不笨，我会考虑你的提议。十天之后，你再来找我吧。”等我再次来找他的时候，他说：“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我觉得麦戈文参议员是个好人，我们需要从越南撤军。我打算告诉我的支持者我们准备怎么做，我要你也去那里做做宣传。”
几天之后，我带上希拉里一起去见巴比里手下的那些民主党的领导人。那真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会面。会见的地点是市区一座古老建筑的地下室，那是当地的一个意大利俱乐部“梅里巴斯”。那里的装饰是大红大黑两种色调。里面很暗，带着一种种族的气息，和麦戈文的风格截然不同。巴比里告诉他的支持者；他们准备支持麦戈文，这样就不会有更多的纽黑文小伙子被派到越南送死。巴比里说完之后，房间里传来了一片抱怨和倒抽凉气的声音。
“阿瑟，他差不多就是一个共产党。”一个人脱口而出。另一个人说：“阿瑟，他说话听上去像是一个同性恋。”这是指参议员说话时带有一种高原人特有的鼻音。巴比里一点也没有退缩。他把我介绍给大家，告诉他们我有800名志愿者，然后就让我来说，我着重介绍了麦戈文在战争中的业绩，另外介绍了他在肯尼迪政府中工作的经历。到了夜色已深的时候，他们终于被争取过来了。
我觉得欣喜若狂。在整个初选过程中，阿瑟·巴比里和纽约市昆斯区的马蒂·特洛伊，是老资格民主党大佬中仅有的两个支持麦戈文的人。但是在我们的队伍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到满意。支持麦戈文的消息被公布后，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接到了一个怒气冲冲的电话。电话是特兰伯尔的两个坚定分子打来的，我在参加达菲的竞选时曾经和他们一块共事。他们无法相信我居然出卖了我们的竞选精神，做出了这样恶毒的妥协。“很遗憾，”我对着电话喊道，“我以为我们的目标就是取得胜利呢。”说完我就挂掉了电话。结果证明，阿瑟·巴比里是一个讲究实效、忠实可靠的人。那次民主党大会上，在第一次投票中，麦戈文参议员在我们这个国会选区六个地方中的五个地方都取得了胜利。在11月的选举中，纽黑文是康涅狄格州惟一支持他的城市。阿瑟·巴比里说到做到，一诺千金。我当上总统以后，寻访到了他，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早巳退出了政界。我邀请他到白宫，仔细参观了椭圆形办公室，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阿瑟·巴比里是詹姆斯·卡维尔所说的那种“坚持不懈的人”。在政治中，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很显然，在麦戈文竞选机构的眼中，我在康涅狄格州的工作弥补了我以前的行为。我接到他们的邀请，要我加人全国竞选委员会，在迈阿密滩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开展工作，重点是南卡罗来纳州和阿肯色州的代表团。与此同时，希拉里去了华盛顿，为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律师事务所工作，负责“华盛顿研究计划”，这是一个提倡儿童利益的团体，不久之后这个团体就被称为儿童防卫基金。根据法庭的裁定，公立学校要实行种族融合，为了回应这一政策，南方设立了一些只收白人的学校，而希拉里的工作就是对这些学校进行调查。在北方，白人如果不想让他们的孩子到城里的学校上学，他们可以搬到郊区去住。但是在南方的小镇里，白人父母是不能做出这种选择的，因为郊区都是牧牛场和大豆田。法律本来是禁止这些学校申请免税资格的，但问题是尼克松政府并没有实施这些法律，结果显然在鼓励南方白人离开公立学校。
我开始在华盛顿为麦戈文工作。我首先到李·威廉姆斯那里报到，和一些在富布赖特参议员手下工作的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就去见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众议员。他很有影响力，在华盛顿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对于税法有着细致的了解，在委员会的管理方面也很有技巧。他在迈阿密大会上已经宜布，他将成为阿肯色的“宠儿”候选人。之所以确立这类候选人，是希望防止一个州的代表团把选票都投给在竞选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人，尽管在当时，某个地方的“宠儿”偶然也会以为说不定天赐良机，他最后至少可以获得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就米尔斯而言，他作为候选人有双重作用：阿肯色的民主党人觉得，在代表投票中居于领先地位的麦戈文在家乡的普选中肯定会被击败，而米尔斯毫无疑问觉得他自己会成为一个更加英明的总统。我们见面时气氛很融洽，我告诉米尔斯主席，我想代表们对他会非常忠诚，但是我会在他们当中做工作，在一些重要的程序投票中赢得他们的支持，如果麦戈文参议员参与第二次投票的话，我就会这么做。
与米尔斯见过面之后，我又乘飞机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尽可能多地约见会议代表。很多人都很支持麦戈文，我认为他们在关键的投票中会帮助我们，但是他们也并非完全靠得住，因为麦戈文的委员会制定了新的规则，对代表团中种族、性别和年龄的多样性做出了新的规定，而这些代表团并没有达到这些规定。
在迈阿密大会之前，我还去温泉城参加了阿肯色州民主党大会，目的是招揽我家乡的各位代表。我知道邦珀斯州长作为迈阿密大会的主席，会担心麦戈文对阿肯色的代表产生不利影响，但是这里与南卡罗来纳州一样，很多代表都是反对战争、支持麦戈文的。等我动身去迈阿密的时候，我做了说服工作的两个代表团都让我心里有了底。
在7月中旬的民主党大会上，主要的候选人都在迈阿密或是迈阿密滩周围的旅馆里建立了竞选总部。但是他们的竞选活动指挥中心却是会议中心外面的移动房车。麦戈文的宣传房车是由好几个人监管的：加里·哈特担任全国竞选经理，弗兰克·曼凯维奇担任竞选活动的全国政治主任和公开发言人，我的朋友里克，斯坦恩斯出任负责研究和州预备会议运作的主任。里克在规则方面比任何人知道得都要多，我们这些负责说服代表团的人出没于会议室，接受来自活动房车的指令。麦戈文的竞选活动已经开展了相当一段时间，这要感谢志愿者的恪尽职守、哈特的领导、曼凯维奇与报界的交道和斯坦恩斯的战略方针制定。在他们的帮助下，麦戈文在竞选中和民意测验中都胜过了一些比他更有声望或是更有个人魅力的人，比如：休伯特·汉弗莱；埃德·马斯基；纽约市长约翰·林赛，他改变了自己在选举中所属的党派；华盛顿州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以及乔治·华莱士，他在竞选中因为被一名杀手的子弹击中而瘫痪。纽约的女众议员雪莉·奇肖尔姆也参加了竞争，成为第一位参加竞选的非裔美国人。
我们认为，如果麦戈文能够抵挡住在加利福尼亚代表团投票资格上的争议，他在第一轮的投票中是可以获得足够选票的。根据麦戈文的新规定，每个进行初选的州必须使其代表团中人员的构成比例尽量接近他们所拥有的选票的百分比。但是，在加利福尼亚，他们采用的仍然是这样的一种体制，即初选中的获胜者拥有代表团的所有席位。加利福尼亚代表团还声称有权保持其现状，因为到开大会的时候，州议会还没有改变选举的法则。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面对自己的规则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体制，麦戈文最后认可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体制，因为他在初选中赢得了44％的选票，而这个州的271名代表都保证支持他。反对麦戈文的人因此争辩说，麦戈文是个伪君子，大会只能给麦戈文的支持者44％的代表席位，即120个代表席位，而另外151个代表席位应该按照在加利福尼亚初选中的得票比例，分配给支持其他候选人的代表。大会的资格审查委员会是反对麦戈文的，因而就投票支持关于加利福尼亚代表团投票资格的异议，只允许给予他的支持者44％的代表席位，这就使人们对他的第一轮投票结果产生了疑问。
如果遭到大多数大会代表的集体反对，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定是可以被推翻的。在加利福尼亚代表资格的问题上，麦戈文的支持者很希望这样做。南卡罗来纳州也想这么做，因为它的代表团人员的构成也违反了规定，在代表团中，只有25％的妇女，没有达到50％的妇女代表的要求，因而也面临着失去选票的危险。表面上，麦戈文因为南卡罗来纳州代表团缺乏代表性而反对他们的立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复杂，不值得详细说明。最重要的是，里克·斯坦恩斯决定，我们应该放弃南卡罗来纳州的选票，这就迫使我们的反对者必须遵守一项在资格争议上对我们有利的程序规则，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赢得加利福尼亚州的选票。这还真起到了作用。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获得了席位，我们的反对者开始尝到了一些甜头。可是，当他们意识到自己上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获得了加利福尼亚所有271名代表的选票，使麦戈文最终获得了提名。自从初选成为最主要的代表确定方式以来，有关加利福尼亚投票资格的争议可能是党派大会中最大的一例政治柔道赛。正像我前面说过的，里克·斯坦恩斯是规则方面的天才。我感到欢欣鼓舞，麦戈文现在实际上铁定可以取得第一轮投票的胜利了，而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们也可以留下来了，他们逐渐地赢得了我的好感。
可是从这往后，形势却一直在走下坡路。大会召开的时候，麦戈文排在尼克松总统的后面，但是在民意测验中他和尼克松总统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经过了好几天的大规模媒体报道，我们有望在那个星期里提高五到六个百分点。但是，要取得这样的成果，我们就必须像上次处理代表资格异议时那样，在控制事态方面表现出高度的纪律性。出于某种原因，这种纪律性从那以后就消失了。首先，一个同性恋权利组织在麦戈文旅馆的前面举行了一次静坐示威，除非麦戈文出来见他们，否则绝不肯移动一步。等麦戈文出来与他们见面的时候，媒体和共和党人把这件事描写成他对同性恋者做出了让步，这就使他显得过于软弱、对同性恋者过于放任。接着，在星期四的下午，他挑选了密苏里州的汤姆·伊格尔顿参议员作为他的竞选伙伴之后，却又容许另外几个人也被提名，出现在当天晚上的投票中。·另外那六个人也加入了这场竞争，每个人都准备了发言稿，选举变成了漫长的点名投票。虽然伊格尔顿的胜利是必然的结局，但是另外那六个人也获得了一些选票。得到选票的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罗杰·马德、电视人物阿尔奇·邦克，甚至毛泽东。那简直是一场灾难。毫无益处的闹剧占据了电视上的黄金时间，将近1800万个家庭观看了这场选举。而我们准备播放的内容——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提名麦戈文的演讲，以及麦戈文自己接受提名的演讲——都被推迟到了凌晨。肯尼迪参议员的演讲非常成功，非常鼓舞人心，麦戈文的演讲也很好。他号召美国“告别上层社会的欺骗……告别懒散者的浪费……告别误解与偏见。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家园，回到我们拥有梦想的时代，回到我们能将国家推向前进的信念，回到我们能获得一个新世界的信念”。问题是，麦戈文到了凌晨2：48才开始演讲，按照幽默作家马克·谢尔德的说法，凌晨2；48也是黄金时间，但那是萨摩亚的黄金时间。结果他失去了80％的电视观众的支持。
好像这还不够糟糕似的，伊格尔顿因为精神忧郁曾经接受治疗，包括电击治疗的消息很快传了出来。不幸的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对于心理健康问题的性质和范围还非常无知，他们不知道以前的总统，包括林肯和威尔逊，都曾经经历过阶段性的忧郁症。如果麦戈文当选，伊格尔顿就会成为总统的第二梯队，很多人一想到这点就感到不安。况且伊格尔顿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麦戈文，这更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心理。如果麦戈文在知道这件事的情况下仍然挑选他做竞选伙伴，或许我们还能增强公众对于心理健康的理解，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人们不禁对麦戈文的判断力产生了怀疑，甚至对他能否胜任也打了个问号。我们的竞选机构只顾着自我吹嘘，甚至没有到密苏里的民主党州长沃伦·赫恩那里去调查一下情况，因为沃伦·赫恩对伊格尔顿的心理健康问题是比较了解的。
迈阿密大会结束不到一周，我们就陷入一种比四年以前民主党离开芝加哥时更糟糕的状态，我们既显得过于随意，又显得过于笨拙。伊格尔顿的事情传出来之后，麦戈文先是说“1000％”支持自己的竞选伙伴。可是几天之后，迫于支持者咄咄逼人、毫不留情的压力，他又抛弃了伊格尔顿。这之’后，直到8月的第二个星期他才又找到一个替代者。特德·肯尼迪、康涅狄格的艾伯·里比考夫参议员、佛罗里达的鲁宾·艾斯丘州长、休伯特·汉弗莱和埃德·马斯基参议员都拒绝参选之后，终于有一个人——肯尼迪总统妹夫的萨金特·施赖弗——点头表示同意。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都愿意把选票投给一个倡导和平的候选人，这个人要崇尚进步，但又不能过于自由，在迈阿密大会之前，我一直以为我们可以把麦戈文兜售出去。可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大会结束之后，我到华盛顿去看望希拉里，我感到疲惫不堪，连续睡了超过24小时。
几天之后，我整理好行装去了得克萨斯，在那里的晋选中帮助做一些协调工作。当我从华盛顿乘飞机去阿肯色州开汽车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工作的艰巨性。我和一个年轻人坐在一起，他是来自密西西比的杰克逊。他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之后，他几乎喊了起来：“在我所见过的人中，你是惟一支持麦戈文的白人！”我回到家之后，有一天我在看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约翰·迪安向萨姆·欧文参议员的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作证的情况，他正在对尼克松政府的错误行为进行指证——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我在飞机上遇见的那个小伙子。他说：“我打电话给你，是想让你能够有机会说，‘我早就跟你说过吧！’”这之后，我再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但是我很欣赏那个电话。在过去的两年中，随着水门事件的逐渐披露，公众的意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但是，在1972年的夏天，去得克萨斯州拉票注定是徒劳，尽管到那里是件很有意思的差事。从1960年肯尼迪的竞选开始，民主党在总统竞选中常常任命一些州外人士负责监管州里的重要竞选活动，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州外人士能够改变州里四分五裂、相互竞争的局面，另外还可以保证在做出所有决定的时候，把候选人的利益而不是把狭隘的局部利益放在首位。无论理论上是怎样的，在实践中，外来人士有可能引起各方人士的不满。麦戈文的竞选活动一直麻烦不断，而得克萨斯州又四分五裂、矛盾重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
竞选总部决定派我和泰勒，布兰奇两个人到得克萨斯州去。我前面说过，我是1969年在玛莎葡萄园里第一次见到他的。为保险起见，总部还派来一个年轻有为的休斯敦律师朱利叶斯·格利克曼，我们组成了三人领导小组。因为我和泰勒都是南方人，我们很愿意彼此合作，所以我认为我们或许能够在得克萨斯州的工作中取得成功。我们在距离州政府不远的奥斯汀西六大街上建立了一个活动总部，我们还在科罗拉多河对面的小山上共同租用了一套公寓房。泰勒负责总部运作，掌管财务。我们没有多少钱，但幸运的是，他的手很紧，比我强多了，因为我不愿意拒绝任何人的要求。我负责县里的各个竞选机构，朱利叶斯尽量在他认识的有名望的得克萨斯人当中寻求支持，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一群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其中的三人后来成为我和希拉里的好朋友：加里·莫罗、罗伊·斯彭斯和朱迪·特拉布西。加里后来成为得克萨斯州土地厅长，在我的总统竞选中也扮演了主要角色。罗伊和朱迪后来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是美国纽约市以外最大的。在我和希拉里的竞选活动中，加里、罗伊和朱迪都是支持者。
在得州人当中，对我的事业影响最大的人是贝琪·赖特。她是一个医生的女儿，来自得州西部的阿尔派恩镇。她比我大不了几岁，但在群众政治中却有着比我更为丰富的经验，因为她曾经在得州“民主党和共同事业”这一组织中工作过。她聪明、激进、忠诚，尽职到了甚至有些过头的地步。她是我所见过的惟一比我还痴迷于政治、彻底投身政治的人。她与我们当中一些经验不足的人不同，她知道竞选已经受到重创，但她还是每天工作18个小时。1980年我竞选州长失败之后，希拉里请求贝琪来小石城帮助组织我的材料，以便有朝一日我能够再度竞选。她来了，还留了下来，帮我组织了1982年那次成功的州长竞选。后来，贝琪在州长办公室担任办公室主任一职。1992年，在我的总统竞选中，她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她为我和我的历史辩护，抵挡住了无休止的人身和政治攻击。她在其中表现出来的技巧和力量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具备或持续拥有的。没有贝琪·赖特，我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总统。
我在得州待了几个星期之后，希拉里来和我团聚，同时也来参与竞选活动，因为她已经被安妮·韦克斯勒雇用，为民主党做一些投票人的登记工作。她和其他的职员相处得很好，把我最艰难的日子都给照亮了。
得州的竞选活动从起步时就很不稳定，这主要是由于伊格尔顿的缘故，但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当地很多民主党人不愿意认同麦戈文。劳埃德·本特森参议员在两年之前击败了性格暴躁、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拉尔夫·亚伯勒，但这一次却不愿意出任竞选活动的主席。州长提名人多尔弗·布里斯科是得克萨斯南部的一个大牧场主，几年之后成了我的朋友和支持者，他甚至不愿意在公众场合与我们的候选人共同露面。前任州长约翰·康纳利在九年之前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时候和肯尼迪坐在同一辆车里，他还是约翰逊总统的紧密同盟，这时却组织了一个称为“支持尼克松的民主党人”的团体。
但是，得克萨斯是一个大州，不能够轻易地放弃，再说休伯特·汉弗莱在四年之前曾经在这里获得了多数选票，虽然领先的票数仅有3．8万张而已。最后，有两位州里的官员愿意出任竞选活动的主席，一个是农业厅长约翰，怀特，另一个是土地厅长鲍勃，阿姆斯特朗。怀特是一个老式民主党人，他知道我们不会取胜，但是希望民主党的候选人要在得州尽量拿出最好的表现。约翰后来成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鲍勃·阿姆斯特朗是一个执著的环护主义者，他喜欢弹吉他，喜欢跟我们到“肖茨啤酒园”、当地的保龄球馆或是“阿马迪洛音乐厅”去。在音乐厅里，他把我和希拉里介绍给杰里·杰夫·沃克和威利·纳尔逊。
8月下旬，麦戈文参议员和萨金特·施赖弗根据预先的安排到得克萨斯州来见约翰逊总统，我想这下情况或许会有转机。施赖弗这个人蛮讨人喜欢，性格乐观、愉快，给竞选带来了生机和分量。他以前曾经创立法律服务社团，为贫困的人提供法律上的援助；他曾出任肯尼迪总统和平队的第一任队长，还是约翰逊总统发起的“征服贫困之战”的主管。
麦戈文和施赖弗两人同约翰逊总统的会见还算不错，但是基本没有取得政治上的利益，因为约翰逊坚持不要媒体的人在场，另外他已经在他们会面的前几天对一家地方报纸不冷不热地表示了对麦戈文的支持。我从中得到的收获是总统的一张签名照片，他签名的时候泰勒不在，因为几天之前他就到林登·B，约翰逊大牧场去了，负责把具体的安排确定下来。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是支持民权的南方人，我和泰勒与麦戈文竞选活动中的其他同事相比，更容易对约翰逊产生好感。
见过总统之后，麦戈文回到奥斯汀的旅馆套房里，与他的一些主。要的支持者和工作人员见面。对于竞选活动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状况大家都抱怨起来，一切都显得杂乱无章。我和泰勒到那里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完全站住脚跟，组织工作的平稳、顺利就更别提了。我们的自由派党员们也垂头丧气，因为他们的州长候选人希西·法伦索尔德败给了多尔弗·布里斯科。由于某种原因，州里最高级别的官员，州务卿鲍勃·布洛克，本来是支持麦戈文的，却没有接到与麦戈文会面的邀请。麦戈文给他写信表示道歉，但这个疏忽太说明问题了。
麦戈文离开得克萨斯州不久，竞选总部就得出结论，我们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对我们进行监督和指导。于是他们就从艾奥瓦州的苏城派来了一位头发灰白、大脑迟钝的爱尔兰人唐·奥布赖恩。他在肯尼迪竞选中曾经是个活跃分子，在罗伯特·肯尼迪任司法部长时做过联邦检察官。我很喜欢唐，奥布赖恩，但他是一个老式的沙文主义者，让我们当中许多独立的年轻女性感到厌烦。但我们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现在我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路上，那些日子是我在得克萨斯州度过的最好的时光。
向北，我去了韦科，在那里我见到了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保险业巨头，我未来的支持者伯纳德，拉波波特。向东，我去了达拉斯，在那里我见到了杰斯·海，他是一位温和、忠实的民主党商人，后来一直是我的朋友和支持者；另外我还见到了一位州里的黑人参议员埃迪·伯尼斯·约翰逊，在我当总统的时候，她成为我在国会中最坚定的同盟；接着，我又去了休斯敦，在那里我见到并爱上了得克萨斯州自由主义者的教母比莉，卡尔，她是一个身材高大、声音嘶哑的女人，有点让我想起我的母亲。比莉把我放到她的翅膀保护之下，直到她死的时候才把我放了出来。即使在我没有她那样的自由主义思想而令她大为失望的时候，她仍然没有减少对我的保护。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开始第一次深入接触墨西哥裔美国人，他们一般被称为奇卡诺人。我逐渐爱上了他们的精神、文化和食品。在圣安东尼奥，我发现了墨西哥风味的“马里奥的家乡，我的家乡”餐馆，有一次在18个小时当中我在那里连续吃了三顿。
在得克萨斯州南部，我和富兰克林．0D西亚及其朋友帕特·罗巴德斯一同工作，富兰克林是一个劳工组织者，性格粗犷但心地善良。一天晚上，他和帕特开车带我和希拉里穿过格朗德河，来到墨西哥的马塔莫罗斯。他们把我们领进了一家低级酒馆，里面有一个流浪乐队在演奏，一个女子心不在焉地表演着脱衣舞，菜单上的特色菜是烤羊头。我当时疲惫不堪，面对着脱衣舞女和死盯着我的羊头居然睡着了。
有一天，我一个人开着车行驶在得克萨斯州南部的乡村地区，其间，我在一个加油站停下来，结果和给我加油一个年轻的墨西哥裔美国人聊了起来。我于是请求他投票支持麦戈文。“不行。”他说。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道：“因为伊格尔顿。麦戈文不应该抛弃他。很多人都会遇到麻烦。一个人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朋友。”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他留给我的这个明智的建议。我当上总统后，西班牙裔美国人知道我曾经努力成为他们的朋友，因而他们一直都没有放弃对我的支持。
在竞选活动的最后一个星期，尽管大势已去，我却经历了两件令人难忘的事情。众议员亨利·B．冈萨雷斯在圣安东尼奥的曼格酒店举办了贝克萨县民主党晚宴。酒店在阿拉莫教区附近。在那里，曾经有200多名得克萨斯人在吉姆·鲍伊和戴维·克罗克特的领导下，为了摆脱墨西哥的统治、追求独立而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60多年以后，泰迪·罗斯福为了在古巴的圣胡安山进行那场具有传奇色彩的战斗而训练“莽骑兵”的时候，曾经下榻曼格酒店。曼格酒店里面有好吃的芒果冰淇淋，我一下子吃上了瘾。1992年的选举前夜，我们在圣安东尼奥稍作停留，我们的人买了400美元的芒果冰淇淋，让我们这些参与竞选宣传活动的人整整吃了一夜。
宴会上的演讲者是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黑尔，博格斯。他为麦戈文和民主党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讲。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喊他起床，去赶飞往阿拉斯加的航班，因为根据安排，他将和众议员尼克·贝吉奇一起到那里去进行竞选宣传。第二天，他们在巡回宣传的途中经过雪山，飞机掉了下去，再也没有见到踪影。我很敬仰黑尔·博格斯，我真希望那天我们睡过了头。他死了，留下了他杰出的家人。他的妻子林蒂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本人也是一个一流的政治家。她继承了黑尔在新奥尔良众议院中的席位，成为我在路易斯安那州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我后来任命她为美国驻梵蒂冈大使。
另外一件值得记住的事情发生在萨金特·施赖弗最后一次来得克萨斯期间。我们在得州南方腹地麦克艾伦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选民集会，集会结束后，我们立即赶到机场，刚好及时地赶上了一架飞往特克萨卡纳的班机。在特克萨卡纳，众议员赖特·帕特曼已经在阿肯色州和得州之间的分界线“州线大道”上集结了几千民众。不知什么原因，飞机没有起飞。过了几分钟，我们听说一个驾驶单引擎飞机的飞行员在麦克艾伦雾气蒙蒙的夜空中迷失了方向，此时正在机场上空盘旋，等待通过无线电通话引导着陆，但是要用西班牙语通话才行。首先，他们必须找到一位会说西班牙语的导航员，然后要让那家伙安静下来，再引导他着陆。在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坐在施赖弗对面，正向他报告我们在特克萨卡纳一站的具体情况。我们的运气简直差到了极点，如果说对此我们还半信半疑的话，这件事的发生把我们的怀疑一扫而光。施赖弗镇定自若地接受了这个命运，他让飞机上的服务员为我们送餐。很快，坐满了两架飞机的竞选工作人员和记者团成员在麦克艾伦的飞机跑道上吃起了牛排。等我们最后赶到特克萨卡纳的时候，我们已经迟到了三个多小时，集结的民众已经解散了，但是有大约200个死心塌地的支持者，包括帕特曼在内，跑到机场去迎接施赖弗。他从飞机上一跃而下，跟每一个人都握手，就好像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的第一天似的。
麦戈文在得州12233％对67％输给了对手，这比他在阿肯色州取得的成绩略微好一点，因为那里只有31％的投票者支持他。选举结束以后，我和泰勒留了几天，一是向人们表示感谢，二是负责收尾工作。接着，我就和希拉里去了墨西哥太平洋海岸的兹华坦尼乔，在那里度了一个短短的假期。最后，我们又回到了耶鲁大学。兹华坦尼乔现在已经得到了开发和建设，但是在当时，它还只是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有着高低不平的土路，没有管制的酒吧，以及在树间飞来飞去的热带小鸟。
我们以很好的成绩通过了期末考试，考虑到缺课那么长时间，我们对自己的成绩更加感到满意。但是我不得不下些苦功，努力掌握海事法中那些晦涩难懂的规则。我之所以修这门课，只是为了要上一门查尔斯·布莱克教授的课。布莱克教授是一个能言善辩、温文尔雅的得克萨斯人，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尊敬他。他最喜欢的学生是希拉里。非常令我吃惊的是，海事法的管辖权涉及到美国的所有水道，只要一条水道在原来的条件下曾经可以通航，就必须被包括在内。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家乡周围的一些湖也应该包括在内，因为这些湖是由原来一些可以通航的河流筑坝拦截而成的。
1973年的春季学期，我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但是我的心思却总是被回家的念头以及希拉里何去何从的问题所缠绕。我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负责当年的“律师协会审判竞赛”的组织工作。我们根据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人物编写了一个案情。英格丽·褒曼的丈夫被杀死了，汉弗莱·鲍嘉因此被送交法庭审判。伯克·马歇尔的朋友和原来在司法部的同事约翰·多尔带着他年轻的儿子来担任这场审判竞赛的裁判。我和希拉里负责接待他，因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难理解他在南方执行民权裁定的过程中为什么能够那么有成效，他这个人安静寡言，直来直去，思维敏捷，个性强硬。他是个良好的法官，鲍嘉被陪审团宣布无罪释放。
有-天，“公司税收”课刚刚结束，克雷蒂安教授问我毕业后准备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打算回阿肯色老家，恐怕只能是自己开个律师事务所了，因为还没有人为我提供工作机会。他说位于费耶特维尔的阿肯色大学法学院突然出现了教职的空缺，这真是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建议我申请这个教职，并主动提出为我写推荐信。我从来没想过去找一份教书的工作，但这个主意引起了我的兴趣。几天之后，在3月下旬，复活节放假，我开车回家。开到小石城的时候，我把车停在路边，找了一个投币电话，拨通了法学院院长怀利·戴维斯的号码。我进行了自我介绍，然后告诉他我听说法学院有个空缺，我想申请。他说我太年轻了，经验不足。我哈哈大笑起来，告诉他好几年前就听人这么说过，但是如果他缺人，我会是个很好的人选，因为我工作努力，让我教什么课我就教什么课。再说，我不需要占住这个职位，他随时都可以解雇我。他格格笑了起来，并邀请我到费耶特维尔去面试。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乘飞机赶到那里。我有好几封强有力的推荐信，写信的人有克雷蒂安教授、伯克·马歇尔教授、史蒂夫·杜克教授、约翰·贝克教授，另外还有卡罗琳·戴恩格——纽黑文大学政治科学系的系主任，因为我曾经在那里给本科生上过“宪法”和“刑法”。面试很顺利，5月12日，我接到了戴维斯院长的来信，信上为我提供了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工资是14706美元。希拉里非常赞成这个工作，于是我在十天之后接受了它。
钱并不多，但是教书却能够使我免除我的“国防教育贷款”，而无需偿付。我的另外一项法学院贷款非常特殊，它要求我和我的同学每人按照年收入的固定百分比偿付贷款，直到偿清我们班的全部贷款为止。显然，挣得多的人付得也就多，但是我们在借钱的时候就都知道这一点。我在耶鲁大学贷款处的贷款经历，促使我在当上总统之后产生了一种愿望，即改变联邦学生的贷款计划，使学生们能够选择在较长的期限内，按照收入的固定百分比进行偿付。这样的话，学生们就不大可能因为害怕还不清贷款而中途辍学了，同时学生们还能够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些工资较低但社会公益性较强的工作。当我们使学生们有机会选择这种依据收入偿付的贷款时，很多学生都选择了它。
尽管我不是最用功的学生，但是我对我在法学院度过的几年时间感到满意。从一些优秀、敬业的教授身上，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的一些同学也让我获益匪浅，在他们当中，有20多人后来都被我任命到政府或是联邦司法部门的职位上。我开始深刻地体会到法律在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公正、促进社会进步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纽黑文生活的几年，使我对美国城市中的社会现实和种族多样性有了感性的认识。还有，当然了，我是在纽黑文遇到希拉里的。
感谢达菲和麦戈文的竞选活动，使我结交了一些好朋友，他们和我一样对政治充满了热情。与此同时，我还对竞选工程的一些技术细节有所了解。我又一次认识到，作为一个进步主义者，要想在选举中取胜，在制定和提出政策的时候就必须小心谨慎、训练有素，同时还需要制定一个纲领和计划，使民众对改革充满信心。我们的社会在一个时期只能接受一定程度的改变，在我们的前进过程中，我们做事的方式必须符合机遇与责任、工作与家庭、力量与同情等问题的核心观念，因为这些价值观念是美国成功的基石。大多数人都忙着养孩子、干工作、付账单。他们不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关心政府的政策，也不像新右翼保守主义者那样对权力念念不忘。他们的脑子里藏着很多的常识，他们希望理解到底是哪些力量在塑造、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但是不能指望他们会抛弃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安排，因为他们正是靠这些才得以生活下来，而且感觉不错。1968年以来，保守主义势力的拿手好戏就是力图使中产阶级美国人相信，进步主义的候选人、思想和政策，与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并且对他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乔·达菲是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却被他们描绘为一个软弱的、超自由主义的精英分子。乔治，麦戈文是一个真正的战争英雄，被南达科他乡村地区的保守派推举到了参议院，结果却被说成一个缺少勇气、行为激进的左派分子，说他不会代表美国的利益，说他横征暴敛，不知道把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在这两个案例中，无论是候选人还是他们的竞选班子都是有过错的，因为他们强化了他们的对手着力刻画的形象。我非常清楚，要把民权、和平和反对贫困的计划都推上政治的小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而我知道我们不能指望总是能够取得胜利，但是我下定决心，不再束手待擒，不再帮助我们的对手取得胜利。后来，作为州长和总统，我又犯了许多类似的错误，但是如果我没有得到为达菲和麦戈文这两个好人工作的机会，我犯下的错误可能还会更多。
我很高兴我就要回到家乡从事一份有趣的工作，但是我仍然不知道该拿希拉里怎么办，或者说不知道对她来说怎样才是最好的。我一直相信她在政治上具有和我一样的潜力，甚至可以说比我更有潜力，我希望她能够抓住她的机会。在当时，我比她更希望她有前途。我觉得让她跟我到阿肯色来就意味着结束她的政治生涯。我不想这么做，但是我又不想放弃她。希拉里已经决定不到大型的法律事务所工作，也不愿意为法官当书记员，玛丽安·埃德尔曼的“儿童防卫基金”在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设立了一个新的办事处，她更喜欢那里为她提供的一个职位。这样一来，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变得非常遥远了。
我们结束法学院的学习生活的时候，就知道这一点，因此我带希拉里进行了她的第一次海外旅行。我领着她去了伦敦和牛津，接着我们又向西，到了威尔士，然后又从那里回到英国的湖区，那个地方我以前也没有去过。晚春时节，那里是那么美丽，那么富于浪漫气息。一天晚上，正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在恩纳戴尔湖的岸边，我请求希拉里嫁给我。我无法相信我居然会这么做。她也感到难以置信。她说她爱我，但是不能答应。我不能责怪她，但我不希望失去她。于是我要她跟我一起回家，到阿肯色去，看她是否喜欢，另外还可以参加阿肯色的律师考试，如果必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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