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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田年新年的早晨——新年伊始，我记了条令人高兴的日记。弗兰克·霍尔特刚刚获得最高法院的连任，距他输掉州长竞选仅两年。我驱车回到小石城，参加法官的宣誓就职仪式。不出所料，他拼命劝我们不要把元旦这一天花在这个小小的仪式上，但我们仍有50多名铁杆分子如期而至。我在日记中写道：“我跟他说，并不是因为他获胜了我才来的！”很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新任”法官，他将搬人吉姆·约翰逊法官的老办公室。
1月2日，我和乔·纽曼开车送母亲去霍普镇，向她家里的亲戚通报她将在第二天嫁给杰夫的消息。回到家后，我和乔便揭下了邮箱上的“罗杰·克林顿”标牌。乔很会说反话，这时他笑了，说：“这么容易就揭下来了，真有点让人伤心。”尽管有不祥的征兆，但我还是认为这场婚姻会有好结果。我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杰夫只不过是个骗取信任、骗取钱财的骗子，就像有些人至今认为的那样，那就给我涂上受骗者的色彩好了。”
第二天晚上的仪式十分简短。我们的朋友约翰·迈尔斯牧师领着他们念完婚誓。罗杰点燃了蜡烛。我是伴郎。接下来我们举行了晚会，我和卡罗琳·耶尔德尔为参加婚礼的宾客吹奏弹唱。有些牧师也许会拒绝为新人证婚，因为杰夫离过婚，而且还是刚离的婚。但约翰·迈尔斯不是这样。他是位好战、坚忍、开明的卫理公会教徒。他坚信，耶稣被圣父派下来就是要再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机会。
我朋友莎朗，埃文斯认识洛克菲勒州长，由于他的原因，1月4日，我应邀到州长在帕蒂吉恩山的牧场和他共进午餐。我发现洛克菲勒十分友善，也很有口才。我们一起谈论了牛津大学以及他儿子温斯罗普·保罗想去那里上学的事。童年时代，温，保罗曾在欧洲度过很长一段时间。现在他将于秋季到潘布罗克学院上学，届时州长希望我和他保持联系。午饭后，我和温·保罗好好地聊了聊，此后，便驱车往西南去和汤姆·坎贝尔会合。汤姆当时在密西西比接受海军陆战队的飞行训练，已经从那里驱车来到阿肯色。我们三人驾车来到州长官邸。温·保罗邀请我们去那里看看。官邸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离开时，我觉得自己刚刚看到的是阿肯色州的一段重要历史，而不是10年后将成为我生活12年的地方。
1月11日，我和汤姆·威廉姆森、弗兰克·阿勒搭乘同一架班机飞回英国。一路上，汤姆向我讲解在美国当黑人是什么滋味，弗兰克则给我们讲他那个假日过得怎么难受，他那位保守的父亲非要让他去理发，而不是让他去征兵处报到，否则圣诞节就不要回家。回到大学学院后，我在自己那一堆信件中看到了老朋友海军陆战队二等兵伯特·杰弗里斯的一封来信，他曾和我一起接受洗礼。信写得很棒，下面我摘录了他写的几个令人震惊和悲伤的段落：……比尔，我已经目睹了许多，也经历了许多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不愿目睹或经历的事情。在这里，他们的游戏就是活下来，无论足赢还是输。看到曾与你共同生活、亲密无间的伙伴死在你面前，而你明白他死得毫无意义，这的确让人不怎么舒服。而且你明白你本人也很容易死去。
我在一位中校手下当兵，给他当警卫员……11月21日那天，我们来到一个叫做温切斯特的地方。直升机把我们~t．-F来。我、中校还有另外两人开始在四周察看……两个北越士兵躲在掩体内向我们开火……甲校中了弹，另两位也中了弹。比尔，那天我祈祷过。幸运的是没等他们把我干掉，我先干掉了他俩。那天我第一次杀了人。比尔，一想到自己夺走了另一个人的生命，我感觉糟透了。我感到恶心。这时你意识到，你也很容易被干掉。
第二天是1月13日。我前往伦敦接受入伍体检。根据我想像丰富的日记记载，医生宣布我是“西方世界最健康的一个品种，适合陈列在医学院、展览会、动物园、嘉年华和新兵训练营里供人参观”。15日那天，我看到了爱德华·阿尔比的《脆弱的平衡》，这是我“许多天来第二个超现实的体验”。阿尔比的人物迫使观众“思考，是否在快要终结时的某一天，他们醒来后并没有发现自己感到空虚和害怕”。我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尼克松总统于1月20日举行了就职典礼。他的演讲表达了和解的愿望，但“他关于美好古老的中产阶级宗教和美德的说教让我感到发冷。据称他们会解决我们与亚洲人之间的问题，但这些亚洲人并非出自犹太一基督教传统；据称他们会解决我们和共产党人之间的问题，但共产党人并不相信上帝；据称他们会解决我们和黑人之间的问题，但黑人太经常地被敬畏上帝的白人所欺骗，以至于他们之间再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可言；据称他们会解决我们和孩子之间的问题，但这种花言巧语的虚伪布道在孩子们看来已经被重复烂了，他们宁愿相信傻子也不愿相信父辈们大言不惭的自欺欺人”。讽刺的是，我也信仰基督教和中产阶级的美德。我认为，要践行我们真正的宗教与政治原则需要我们比尼克松看得更深，走得更远。
我决定，无论还剩多少时间，我都要回到自己在英国的生活中去。我首次参加了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的辩论，我坚定地认为：人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这是“一个具有丰产潜力的题目，却未被很好地开垦”。我去了北边的曼彻斯特，英国乡村的美景让我惊叹不已，“古老的石墙勾勒出乡村的线条，石墙既没用砂浆，也没用泥浆或水泥”。那里举行了一个研讨会，题目是“多元化作为民主理论的概念”，我觉得很没意思，只是再次试图“用更复杂（当然也因此更有意义）的术语来解释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一堆废话，因为从根本上说，我算不上是个知识分子，不会概念化地看待现实，也认为自己实在不够机灵，跟不上这个快节奏的人群”。
1月27日，丑陋的现实再次来临。在弗兰克·阿勒正式登记应征，“踏上了惟一开放的道路”后，我们为他搞了个简短的聚会。尽管有伏特加，有祝酒辞，有插科打诨，聚会还是很失败。即使我们中间最会搞笑的鲍勃·赖克也未能让大家活跃起来。“在这个说兑现就兑现的日子里”，大家根本就没有办法解除弗兰克心头的负担。斯特罗布·塔尔博特以前打橄榄球时曾受过伤，因此他的应征状态被定为1一Y类，没想到第二天，他在大学学院球场被约·翰．，伊沙克森的网球砸碎了眼镜，于是就真的不适合服兵役了。医生花了两个钟头从他角膜中取出碎玻璃。他养好了伤，在后来的35年里看到了我们好多人错过的东西。
有很长一段时间，2月对我来说都是艰难的一个月，整天都在与郁闷抗争，等待春天的到来。我在牛津的第一个2月真正是一场煎熬。我通过读书来与2月抗争。在牛津我读了很多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只是课程需要看什么就看什么。我看了几百本书。那个月，我读了约翰·斯坦贝克的《月落》，部分是因为他刚去世，我想读以前我没看过的东西来纪念他。我重读了威利·莫里斯的《j匕行回家》，因为这本书能帮助我明白自己的根，也能帮助我更好地认识自己“较好的一面”。我读了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冰上的灵魂}，以思考灵魂的意义。“灵魂这个词我常用，用得我都像黑人了，但当然，有时我不幸地想，我不是……灵魂：我知道它是什么——那是我感受事物的地方；那是推动我的力量；那是让我成长为一个男人的因素。一旦灵魂失去作用，我知道，如果不及时挽救，我很快就会死去。”我那时很担心自己正在失去灵魂。
在征兵问题上的思想斗争重新唤起了我一直心存的怀疑，我怀疑自己是否是一个或是否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显然，有许多在艰苦环境中长大的人潜意识中总会责怪自己，总觉得自己不配拥有一个好些的命运。我觉得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过着两种平行的生活，一种是顺应自然的外部生活，一种则是隐密的内心生活。小时候，我的外部生活充满了朋友和欢乐、学习和行动。我的内心生活则充满了怀疑、愤怒和对始终存在的暴力的恐惧。没有人能够完全成功地面对这两种平行的生活。它们一定会相互交叉。随着老爸的暴力威胁的消退与最后消失，我在乔治敦才能过上一种比较协调的生活。然而此刻征兵的困扰又猛烈地带回了我的内心生活。在我新的、激动人心的外部生活昀表象下，自我怀疑与将临的毁灭开始重新抬头。
我将继续努力让平行的生活合而为一，让思想、肉体和精神在我的生活中融为一体，同时也要尽力过好我的外部生活，克服危难，消除内心生活的痛苦。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对于士兵和其他为了崇高事业而不顾个人安危的人们的个人勇气，我抱有极大的崇敬，而对于暴力和权力的滥用则深恶痛绝；说明了为什么对于公共服务我抱有激情，对别人的问题则抱有深深的同情；说明了为什么我会在人类友谊中找到安慰，为什么我一直那么不愿意让任何人进入我内心生活的最隐秘处。那里是一片黑暗。
以前我也有和自己过不去的时候，但从不像这次，时间也没有这么长。如我所言，我第一次有了足够的自我意识，认识到，在来牛津五年多之前，还在初中时，在我阳光的性情和乐观的外表下已经涌动着上述的种种情思。
当时我为沃奈克夫人的高级英语班写了一篇自传性文章，谈到“冲击我头脑”的“恶心”。
1969年2月这种情感风暴变得更加猛烈。我试图通过读书、旅行、花大量时间和有意思的人待在一起等来抵御风暴。我会在伦敦的波尔顿花园9号和他们中的许多人会面。这是一个宽敞的公寓，在后来许多个周末这儿都是我在牛津大学以外的家。常年住在这个公寓的是戴维·爱德华兹。一天夜里，他同安·马库森在乔治敦的舍友德鲁·巴克曼一起出现在海伦庭院。他身穿佐特套服，这是一种长外套，上面有很多扣子和袋子，配一条喇叭裤。此前，我只是在老电影里见过佐特套服。戴维在波尔顿花园的地方成了美国青年、英国人和其他一些在伦敦来来往往的人的公共场所。大家频频在那里吃饭聚会，通常都是戴维掏腰包，虽不合适，但他的确比我们所有人都有钱，而且大方得有些过头。
我也在牛津独自待过了许多时间。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书，在读到卡尔·桑德堡的《人民，是的》时尤为感动：告诉他要常常独处并理解自己尤其是告诉自己不要自欺欺人。告诉他假如强壮，独处会有创造最终的决定是在静静的屋里做出。他会非常孤独但有时间工作他知道这是他的。
桑德堡让我相信疑惑与担忧也会产生益处。直到十岁我都是家里惟一的孩子，父母都在外工作，因此许多时间我总是一个人。投身国家政治后，在不认识我的人中间流传着许多神话，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说我不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也许是因为我太喜欢与人交往的缘故，无论是黑压压的人群还是小小的晚宴，或是和朋友打打牌。作为总统，我得尽力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以便每天能有几个小时独自思考、盘算、筹划或是什么事都不做。我常常少睡几个钟头，就是为了有时间独处。在牛津时，我常常独处一隅，，利用这个时间来理清头绪，弄明白桑德堡认为一种好的生活所需要的是什么。3月，春天将临，我的精神也随着天气高涨。在五周的假期中，我第一次旅行来到了欧洲大陆。先是乘火车到多佛尔，去看那里的白色悬崖，然后乘船到比利时，再从那里转车到德国科隆。走出车站，我便被笼罩在山上那座宏伟的中世纪天主教堂的影子里。我明白了为什么二战期间，盟军飞行员在轰炸莱茵河附近的铁路大桥时为了避免炸毁教堂而不顾个人安危，超低空飞行。在那个教堂内，我感觉自己与上帝靠得更近，以后每次重访这座教堂时也都会有同样的感觉。第二天早晨，我和里克·斯坦恩斯、安·马库森和我的德国朋友鲁迪·勒韦会合，一起游览巴伐利亚。勒韦是1967年我在华盛顿市召开的大西洋共同体代表大会上认识的。在鲁迪的家乡千年古城班贝格市，他带我去看不远处的东德边境。在巴伐利亚森林边上的铁丝网后矗立着一个高高的哨所，里边站着一名东德士兵。
在我旅行期间，艾森豪威尔总统去世了。他是“美国梦剩下的最后一个残篇”。我和安·马库森的关系也结束了，这是那个时代使然，也是我迟迟不能投入的结果。过了很久我们才终于恢复了友谊。
回到牛津后，乔治·凯南开口说话了。对于我们的越南政策，凯南持严肃的保留态度。我和我的朋友都很渴望听听他要说些什么。不幸的是，他撇开了外交政策，而且向学生示威者和整个反战的“反文化”运动发起了猛烈抨击。我的几个好朋友，尤其是汤姆·威廉姆森，和他辩论了一阵，然后便不了了之。艾伦·伯辛发表了一个好笑的评论，简要地总结了我们的一致反应：“书胜于电影”。
几天后，我和里克·斯坦恩斯共进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进行了一场难忘的辩论，这也许是我们这伙人里政治上最成熟、最机智的一次辩论。我的日记里记载，里克“猛批我反对征兵”的见解，并说一旦停止征兵，穷人在服兵役方面就一定会承受更为沉重的负担。相反，“斯坦恩斯提出全国服务的概念，交替运用若干种方法来满足军队的需要，但要通过缩短服役期限、提高军人工资来使军队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上。他认为不仅仅穷人，所有人都应为社会提供服务。”辩论的结果是，我们播下了一颗种子，20年多后在我第一次竞选总统时，这颗种子终于在我为年轻人提出的全国社区服务计划中开花结果。
1969年春，惟一的全国服务项目是服兵役，其规模是由一个冷酷无情的字眼“死亡人数统计”来衡量的。到4月中旬，人数已统计到了我小时候的朋友伯特·杰弗里斯。他的妻子忍受着丧夫的巨大痛苦提前一个月为他生下了孩子。和我一样，这个孩子也将伴随着来自别人的对父亲的记忆而成长。伯特去世时，和来自温泉城的两个最要好的朋友艾拉·斯通和杜克·沃茨同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他们家得挑选一个人把伯特的尸体运回家乡。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根据军队的规定，‘被挑选出来的那位可以不用再回那里。他们挑选了已经受过三次伤的艾拉，部分是因为多次死里逃生的杜克还有二个月就服役期满了。在为朋友哭泣的同时我也再次问自己，我决定来牛津读书的动机是否更多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反战。我在日记中记道：“在拖延中生活的特权……是根本说不过去的，但也许不幸的是，只是很难接受而已。”
回家后，抗议战争的浪潮并未平息。1969年，488个大学奋起罢课，，苎不得不关门停课。4月22日，我在《卫报》看到一个让我吃惊提消息，小石城的艾德·惠特菲尔德率领一支黑人武装占领了纽约州伊萨卡市康奈尔大学校园内的一幢大楼。就在前一个夏天，我们在一起帮助富布赖特获得连任时，艾德还受到小石志好战黑人青年的指责。一周后，4月30日，战争冲着我来了。这其中还有一个奇特的曲折，暗喻了那个怪诞的时代。我收到了征兵通知书，命令我于4月21日前去报到入伍。显然，该通知是4月1日寄出的，但和我几个月前的缺席选票一；样，是通过平信发出的。我给家里打了电话，让他们一定要向征兵委员会说清楚，我已经超过期限九天了，但我并不是抵制征兵，要问问他们我该怎么做。他们告诉我寄平信是他们的错，另外，根据规定，我得先学完这个学期。因此他们建议我学期结束后再回家报到。
我决定尽可能地利用看来无疑是我在牛津的最后一段日子，细细品味英国长长的春天里的每一个时刻。我来到一个叫做斯托克坡吉斯的小村庄，欣赏那里美丽的教堂墓地。托马斯·格雷就安葬在这里，我还读了他的《墓畔挽歌》。此后，我又到伦敦去听音乐会，到海格特墓地去瞻仰卡尔·马克思的墓，墓上建有一个巨大的、雕得极其逼真的半身像。我还尽可能地和其他罗兹学者多待些时间，特别是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和里克·斯坦恩斯，我仍然在向他们学习。乔治餐馆是牛津大棚市场二楼一家古色古香的咖啡屋。在那里吃早饭时，我和保罗·帕里什讨论了他的良知拒服者身份申请，我支持他这么做，还为他给征兵委员会写了封信。
保罗的女友萨拉·梅特兰是一位机智优秀的苏格兰女人，后成为一名优秀作家。5月下旬，我和他们一起来到伦敦的皇家艾伯特音乐厅听伟大的福音歌手马哈莉娅·杰克逊的演唱。她简直棒极了，声音浑厚，传达着一种充满力量和天真单纯的信仰。音乐会结束时，她年轻的听众们围聚在舞台边，欢呼着恳求她再来一个。他们渴求信仰某种超越自我的东西。我也一样。28日那天，我在大学学院同朋友们搞子个告别聚会。这些朋友包括：曾一起打英式橄榄球、一起吃饭的同学们；道格拉斯和其他一些门房；我的校工阿齐；威廉姆斯主任和夫人；乔治·考克韦尔；我结识的各国学生，有美国的、印度的、加勒比海的和南非的。我只是想感谢他们在这一年中对我的帮助。朋友们分别送了我一些礼物：一根手杖、一顶英国毛线帽、一本简装的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这些东西我现在还保存着。
6月的前几天我在巴黎观光游览。我可不想回到家了却连巴黎都没去过。我在拉丁区租了间屋子，读完了乔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游览了所有景点，包括在巴黎圣母院后面那个小小的却令人惊讶的大屠杀纪念堂。这儿很容易错过，但值得一看。在斯得岛东端顺着楼梯往下，进入一个小小的空间，转过身来，这时你会发现自己正窥视着一个毒气室。
和我同行也兼我导游的是艾丽丝·张伯林，是我在伦敦通过其他朋友认识的。我们步行通过杜伊勒利宫，在池塘边停下脚步，看孩子们玩船模；我们吃了好玩又便宜的越南菜、阿尔及利亚菜、埃塞俄比亚菜和西印度群岛莱；我们爬了蒙马特山，参观了叫做“圣心”的教堂——在那里我又崇敬又幽默地点燃一枝蜡烛，以悼念我前几天刚去世的朋友维克多·本涅特博士，尽管他是个天才，却不合情理地反对天主教。我努力为他所有的基本观点打圆场。在他为我、母亲和老爸付出这么多后，我这也算是聊表寸心吧。
回到牛津后，一天几乎24小时都是亮的。一天凌晨一两点钟，我的英国朋友带我来到大学学院一幢大楼的楼顶，去观赏太阳升起在美丽的牛津天际那一刻。我们兴奋得昏了头，破门进入学院厨房，偷了些面包、香肠、西红柿和奶酪，然后回到我的屋子吃早饭。
6月24日，我去和比尔·威廉姆斯道别。他祝我一切顺利，并说他期待我成为一名“讨厌的、热情的、夸夸其谈的老校友”。那天晚上，我和汤姆·威廉姆森和他的朋友们在一家酒馆内吃了我在牛津的最后一顿晚餐。25日，我告别了牛津——永远地，我这么认为。我来到伦敦与弗兰克、玛丽和莱达·霍尔特会合。在旁听了议会的晚场会议，在法官和霍尔特太太回家后，我带莱达去见了我的朋友，并和他们共进了在伦敦的最后一顿晚餐，然后到戴·维·爱德华兹家睡了几个钟头，我早早地起了床赶往机场。六位朋友也一同前往机场为我送行。我们不知何时还能再见，是否还能再见。我拥抱了他们，然后朝飞机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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