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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我开始收拾行装，做好赴牛津的准备，向朋友们道别，同时也关注着正在进行的总统竞选。我符合征兵的条件，因此便去找了当地的征兵委员会主席比尔·阿姆斯特朗，问他什么时候会征到我。尽管上一年春，研究生缓服兵役的规定已被取消，但学生仍可读完正在读的那一学期。牛津大学每年分为三个学期，每学期八周，中间由两个五周的假期隔开。我得知10月征兵还轮不上我，我也许可以在牛津待到一个学期以上，就看当地的征兵委员会需要输送多少兵员了。我太想去牛津了，哪怕只是待上几个月也好。罗兹信托基金允许奖学金获得者先服兵役，再回来上牛津。但既然我已登记在册，越南战争一时半会儿也还结束不了，那么想着回来后再上牛津似乎就不那么明智了。
尽管我认为，政治方面，我们离开芝加哥后就已经糟得不能再糟，而且汉弗莱还紧抱着林登·约翰逊的越南政策，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当选。仅民权的理由就已足够。种族问题依然分裂着南方。此外，根据法院的命令，越来越多的儿童乘坐大巴被送到其他地区的学校，以取得学区内的种族平衡，这一做法也分裂了全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华莱土的参选反而给了汉弗莱一个机会，因为他的多数选民都是拥护“法律与秩序”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如果只有两个人竞选的话，他们准会投尼克松的票。
全国的文化冲突仍在爆发。反战示威者更为愤怒的目标与其说是尼克松或华莱士，倒不如说是汉弗莱。大会期间，戴利市长强硬的警察手段不断遭到批评，弄得汉弗莱狼狈不堪。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6％的美国人赞同警察对示威者采取行动，但他们多数不屈于民主党阵营，在包括华莱士在内的三方竞选中，情况尤其如此。似乎这些还不够，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小姐选美大赛上出现了两派抗议者，进一步扰乱了已建立的秩序。黑人派抗议没有黑人选手，妇女解放派则抗议选美比赛本身是对妇女的侮辱。此外，她们还焚烧了自己的胸罩，对许多老派美国人来说，这无疑表明出了大问题。
在总统竞选中，尼克松似乎已胜券在握。他一方面抨击汉弗莱，指责他软弱、没能力；一方面却对自己当总统后该如何做只字不提，而是一味地迎合种族主义者（并讨好华莱士的选民），向他们保证一定会改变联邦基金的发放政策，那些拒绝按联邦法院的指令实行种族融合的学区也可以得到基金。尼克松的竞选伙伴斯皮罗·阿格纽在竞选中充当打手的角色，而替他叫阵的则是他的演讲撰稿人帕特·布坎南。此君的尖刻与爱说错话是出了名的。尤论走到哪里，汉弗莱都会遭遇愤怒的示威者。那个月底，尼克松在民意测验中稳稳当当地拥有43％的支持率，而汉弗莱则丢掉了12个百分点，下降到28％，只比华莱士的21％高出7个百分点。在9月的最后一天，汉弗莱急了，公开宣布在越南问题上与约翰逊总统决裂，声称“作为一个可按受的和平风险”，他将停止对北越的轰炸。他终于当上了自己的主人，但只剩下五周的时间。
汉弗莱发表他“终于自由了”的演讲时，我正好在纽约，准备乘船前往牛津。我和丹尼斯，海兰同《哈泼斯杂志》的年轻编辑威利·英里斯一起享用了一顿美餐。在乔治敦读四年级时，我曾拜读过他那篇写得很棒的回忆录《北行回家》，从此永远成为了英里斯迷。获得罗兹奖学金后，我写信给威利，问是否可以趁我在纽约之机，前去拜访他。春季的一天，他在公园大逼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这次拜访让我很高兴，于是我问在动身前是否还能再见到他。出于某些原因，也可能是南方的办事方式，时间由他来定。
10月4日，我和丹尼斯一起来到哈得孙河86号码头，我们将在那里登上美国号轮船前往英国。我知道这艘远洋巨轮驶向何方，但不知道我将去往哪里。
美国号是当时最快的海轮，但即使这样，整个航程仍然需要近一周的时间。罗兹学者一同乘船前往英国是一个老传统，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船上互相认识。船上优哉游哉的节奏和集体用餐的做法的确让我们有时间相互认识（在像一群警觉的良种猎狗那样本能地“嗅出对方”之后），结交一些其他的乘客，同时也摆脱一下美国温室般的政治环境。我们多数人都过于认真，对船上的快乐日子感到心中有愧；然而我们碰到的人对越南和国内政治不感兴趣，远不像我们。这让我们有点吃惊。
在我碰到的人里，最不一般的是的比·贝克。林登·约翰逊还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时，他已是国务卿，但一直受到约翰逊的政治庇护，声名狼藉。一年前，他被判犯有逃税罪和各种其他联邦罪，但在案件的上诉期内，他仍是自由的。贝克也显得无忧无虑，对政治极有兴趣，也喜欢和罗兹学者待在一起。但这种感觉并没有得到大家的回报。我们当中一些人并不知道他是谁；而多数人则视他为政治集团腐败与任人惟亲的象征。对于他显然已经做过的事，我并不赞同，但对他讲的各种故事和他的洞察力我却十分佩服。这些他也很想与人分享。我只要问上一两个问题，就足以让他滔滔不绝。
除了鲍比·贝克一行外，我多数时间都和其他罗兹学者与船上其他年轻人待在一起。我特别喜欢玛莎·萨克斯顿。她是一位极其聪明、可爱和有灵感的作家。多数时间她都和另一位罗兹学者待在一起，但最后我的机会终于来了。罗曼司结束后，我们成为了终生朋友。最近，她给了我一本她的新作《做好人：早期美国妇女的道德观》。
一天，一个人邀请我们几个到他的套房里喝鸡尾酒。以前我从没喝过烈酒，以后也不想沾。我恨烈酒把罗杰，克林顿折磨成那个样子，也害怕把我也变成那样。不过我觉得，这种一辈子的恐惧现在该克服掉了。因此当主人间我喝什么时，我便说要苏格兰威土忌加苏打水。我曾在乔治敦的几个私人酒会上当过酒吧侍应生，为别人调过这种酒，但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喝了一口，并不怎么喜欢。第二天我要了波旁威士忌加水，味道稍好一点。到牛津上学后，我喝的多数是啤酒、葡萄酒和雪利酒，回家后则喝杜松子酒，夏天则喜欢喝啤酒。20多岁和30出头的时候，有几次我喝得过多。认识希拉里后，我们喜欢在特殊场合喝点香槟。幸运的是，烈酒从没把我怎么样。另外，到了70年代末，我对除伏特加以外的所有酒精饮料产生了过敏。总的采说，我很高兴自己在船上打破了对品尝烈酒的恐惧，同时也为自己并没嗜酒成瘾而松了口气。即使不酗酒，我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这次航行最精彩的部分还是其初衷，即与其他罗兹学者相处。我努力和他们所有人都相处那么一阵子，听他们讲故事，也向他们学习。许多人的成绩比我优异得多，有几位还是反战积极分子，无论在校内，还是在麦卡锡或肯尼迪的竞选活动中。我最喜欢的几位罗兹学者和我成了莫逆之交。另有几位杰出人士则在我任总统期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汤姆·威廉姆森，哈佛大学的黑人橄榄球员，在我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劳工部顾问；里克，斯坦恩斯，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曾带我参与麦戈文的全国竞选，后来我任命他为波士顿联邦法官；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耶鲁每日新闻》编辑，在为《时代》杂志做过出色的工作后，成为我的俄罗斯问题特别顾问和副国务卿；道格，埃克利，在法学院时和我同住一幢宿舍楼，后来我任命他为法律服务社团主席；艾伦，伯辛来自布鲁克林，也是哈佛大学一位橄榄球员，我任命他为圣迭哥的联邦检察官，现在则是那里的教育局长；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威利·弗莱切，我任命他为联邦第九上诉法院法官；鲍勃·赖克，那时已是我们这群人中有名的“火花塞”，在我第一任期内担任劳工部长；丹尼斯·布莱尔，海军学院毕业生，我当总统时已是五角大楼的海军将领，后担任我们的太平洋部队司令，不过他升到这个职位可没得到我的帮助。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们都将以不同的方式来感受牛津大学，同时也都很关心国内这一时期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和焦虑。我们喜欢牛津，却又不清楚来此究竟干什么。我们多数人更感兴趣的与其说是上论文辅导课或听讲座，还不如说是我们自己的新生活。我们的聊天、个人阅读、旅行似乎更为重要，尤其是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儿的时光只是借来的。两年后，与以前任何一个罗兹学者班相比，这个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将会真正拿到学位。我们具有更多年轻人的忧患意识，因此在牛津，与多数前辈相比，我们也许通过自己的方式对自身有了更多的了解，对那些影响一生的事情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勒阿弗尔稍事停留后，我们继续航行，终于在五天后到达南安普敦。在罗兹中心主任埃德加·“比尔”·威廉姆斯爵士身上第一次捕捉到了牛津的影子。他来码头迎接我们，头戴常礼帽，身穿雨衣，手握雨伞，看上去更像个英国花花公子，而不像在二战中当过蒙哥马利元帅情报部长的人。
“比尔”，威廉姆斯把我们赶上一辆大巴，朝牛津驶去。当时天已全黑，还下着雨，我们没看到什么东西。到达牛津大学后，已是晚上11点，整个城市都已关门打烊，只有大学学院外面的主街上还停着一辆亮着灯的卡车，卖些热狗、劣质咖啡和垃圾食品等。我被分到大学学院。大巴把我们放下，我们步行通过大门进入一个建于17世纪的四方形主建筑。在那里见到了门房主任道格拉斯·米林，他控制着进出学院的人口。米林是一位脾气暴躁的老伙计，从海军退役后就在大学里找了这么个活儿。他非常精明，表面却刻意装得嘻嘻哈哈、满口粗话。他尤其喜欢拿美国人开涮。我听到他的第一个俏皮话是针对鲍勃·赖克的。赖克只有5英尺8英寸高，因此他说，人家告诉他要来四个美国佬，但实际送来的只有三个半。他总是不停地取笑我们，但实际上他很有智慧，也很会看人。
后来两年中，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和道格拉斯聊天。他动不动就说“见他妈的鬼”，还有许多其他的英国骂人话，但同时也教我大学如何运作，给我讲了大牌教授和工作人员的趣闻轶事，跟我讨论当前的事态，包括越战与二战有什么不同等。在后来的巧年里，只要回到英国，我都要顺道去拜访一下道格拉斯，了解一下真实情况。1978年底，在我第一次当选为州长后，便迫不及待地带上希拉里去英国度假。到达后，我们走进牛津大门，颇有点洋洋得意的样子。这时我看到了道格拉斯。什么都逃不过他的耳朵。“克林顿，”他说，“我听说你刚刚当选为某个地方的国王，管着三个人和一条狗。”我喜欢道格拉斯·米林。
我的房间在学院图书馆后面的海伦庭院内，一个雅致的小院子，根据前院长的太太命名。面对面两幢楼房，中间是一个天井般的空间。左边那幢旧一些的有两个门，分别通往一楼和二楼的两组学生宿舍。我的房间在二楼左手最里头，里面有一个小卧室和一间小书房，实际上只是一个大间。厕所在一楼，去那里常常得冒着寒冷走下楼梯。淋浴间在我这层楼-亡。有时有热水。右边那幢现代建筑住的是研究生，他们的公寓有上下两层。2001年10月，我帮助切尔西在公寓里打开行李，那套公寓的卧室对面正好是我33年前曾住过的房间。这是一个千金难买的时刻，阳光驱散了生活中所有的阴影。
在牛津大学第一个早晨，起床后我便碰到了牛津生活中许多奇人奇事中的一个，即我的“校工”阿齐。他负责打理海伦庭院。我习惯于自己铺床，自己照料自己，但慢慢地只好交给阿齐来做。在和我结下不解之缘前，这些事他已经做了近50年。他话虽不多却心地善良。我和其他小伙子真的很喜欢他，也很尊重他。每逢圣诞节或其他特殊场合，学生都会给自己的校工送上一份小小的礼物，而小小的礼物也是我们这些每年只有1700美元罗兹奖学金的学生惟一能拿得出来的。阿齐私下里表示，他真正想要的是几瓶吉尼斯浓酒，一种爱尔兰的黑啤酒。我在海伦庭院住的一年里送了他好多瓶这种啤酒，有时还和他一起小酌一番。阿齐是真的喜欢这玩意儿，由于他的缘故，我也开始喜欢上了这种啤酒的味道。
大学的生活被分别安排在其29个学院内，那时还以性别划分。女子学院要少得多。大学在学生生活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各种学生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听的讲座，以及组织考试。考试只有在整个学习过程结束后才进行。能否取得学位，成绩有多优秀，完全取决于你在那一周考试中的表现。同时，掌握全部材料的主要办法就是去听每周的辅导课，一般说来，你得写出一篇短文来论述自己将要讨论的题目。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堂、食堂和图书馆。多数学院的建筑都很有特点；有些还拥有美得惊人的花园，甚至公园湖泊，有的则建在毗邻东边老城的查韦尔河畔。在牛津大学往南不远，查韦尔河流人伊西斯河，然后汇人泰晤士这条塑造了伦敦大部分地区的宽阔大河。
头两周的大部分时间我用来在牛津城四处走走。这是一座古老美丽的城市。我走遍了城里的河流、公园、林阴小道、教堂、大棚市场，当然还有各个学院。
我所在的学院地盘并不大，其最古老的建筑也只能追溯到17世纪，但很合我的口味。14世纪时，该学院的董事伪造了文件来证明这是牛津最古老的学院，其历史可追溯到9世纪阿尔弗烈德大帝的统治时期。毫无疑问，那个人人都称为大学的学院是最早的三个学院之一，与默顿和巴里奥尔一起建于13世纪。1292年，管理条例中包含着一系列严格的规定，包括禁止唱歌谣，禁止说英语。在几个喧闹的夜晚，我真希望我的同代人仍然受到限制，只能低声哼几句拉丁语。
牛津大学最有名的学生是珀西·比希·雪莱。他于1810年被录取到化学专业，在大学待了约一年即被开除出校，原因并非因为他在宿舍里架了口小蒸馏锅，打算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酿酒，而是因为写了《无神论之必要》一文。1894年，大学恢复了雪莱的学籍，为这位不到30岁就溺毙于意大利海岸的已故诗人建造了一尊漂亮的大理石雕像。来到这所学院的参观者即使没有读过他的诗作，只要凝视一下他那庄严的死亡姿势就能看出，为什么他对当肘的年轻人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到了20世纪，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员里出现了三位著名的作家：斯蒂芬·斯彭德、C．S．刘易斯和V．S．奈保尔；此外还有伟大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两位英国首相，克莱门·阿特利和哈罗德，威尔逊；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他仍然保持着学院喝啤酒最快的记录；演员迈克尔，约克；以及干掉拉斯普廷的人费利克斯·尤苏波夫王子。
在开始了解牛津和英国的同时，我也没有忘记关注大洋彼岸选举的情况，一边焦急地等待着缺席选票。有了这张选票，我就可以投出我的第一张总统选票。尽管城市里暴力活动与学生示威游行不断，汉弗莱却有了进步。发表了在越南问题上脱离约翰逊总统的半独立宣言后，年轻人对他的抗议便少了下来，对他的支持则多了起来。麦卡锡终于以一种典型的半心半意方式表示了对汉弗莱的支持，同时宣布，1970年他不会再竞选参议员连任，也不会参加1972年的总统竞选。这时，华莱土宣布提名前空军参谋长科蒂斯·勒美担任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勒美曾在五年前的导弹危机中力谏肯尼迪总统轰炸古巴。在第一次当上候选人后又声称核武器“只是武器库中的另一件武器而已”，以及“很多情况下使用核武器都是最为有效的”。勒美的言论使得华莱士只有招架之功，从此再没翻过身。
与此同时，尼克松却守住阵脚，朝着胜利步步逼进，同时一再拒绝和汉弗莱展开辩论。他的惟一烦恼是公众普遍将斯皮罗·阿格纽同汉弗莱的竞选伙伴马斯基参议员放在一起进行不利的比较。此外他还担心，约翰逊会停止轰炸而在巴黎和谈上取得堪称“10月惊奇”的突破。现在我们知道，尼克松在竞选中通过基辛格获得了有关谈判的内幕消息。作为埃夫里尔·哈里曼的助手，基辛格介入巴黎谈判很深，足以了解谈判的情况。我们现在还知道，尼克松的竞选经理约翰·米切尔曾通过尼克松的朋友陈香梅女士，游说南越总统阮文绍不要屈服于林登·约翰逊的压力，与南越政府的对手民族解放阵线一起参加巴黎和谈。对于尼克松竞选团队的行为，约翰逊是清楚的，因为司法部曾授权对陈香梅和南越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窃听。终于，在10月的最后一天，约翰逊总统宣布停止轰炸，宣布河内已同意南越参与谈判，同时也宣布美国同意让民族解放阵线发挥作用。
到了11月，汉弗莱和他的支持者满怀着希望。他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迅速上升，他也显然认为，和平计划会把他推到顶峰。11月2日是大选前的周六，阮文绍总统宣布，因为民族解放阵线的人参加了和谈，他就不去巴黎了。他说自己将不得不和共产党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而且只和北越打交道。尼克松阵营立即放出口风，说林登·约翰逊和平计划这一枪放得过早，他想帮汉弗莱一把，只可惜他那些外交野鸭还没排好队。
约翰逊气坏了，立即向汉弗莱透露了陈香梅为了尼克松而破坏和平计划的情报。这时已没有必要因害怕动摇阮文绍总统的地位而向公众保守这个秘密。但令人吃惊的是，汉弗莱居然拒绝利用这一情报，因为民意调查显示他和尼克松的竞争几乎是旗鼓相当。因此他认为，即使没有这个情报，他也照样可能胜出。此外他显然也担心，这么做会起反作用，因为事实并不能证明尼克松本人知道其他人，包括约翰·米切尔，打着他的旗号在做什么。不过，仍然有很明显的暗示，即尼克松参与了这种几乎是叛国的行径。约翰逊对汉弗莱大发雷霆。我相信，如果林登·约翰逊本人正在竞选的话，他准会爆出这个猛料，而且如果他们换个位置，尼克松也准会立即祭出这一法宝。
汉弗莱为自己的顾忌或曰谨慎付出了代价。他以50万张选票之差输掉了选举，得票为43．4％比42．7％。华莱士的得票率仅为13．5％。尼克松获得301张选举人票，超出多数票31张，在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也以接近的票数获胜。尼克松逃脱了对基辛格一米切尔一陈香梅赌博的制裁，但正如朱尔斯，威特卡弗在他1968年出版的《梦断之年》中分析的那样，这种逃脱的代价也许比实际显示的要高，因为这种逃脱的成功也许会让尼克松的人认为他们可以逃脱任何惩罚，包括在“水门事件”中浮出水面的那些伎俩。
11月1日，我开始在两本皮面笔记本中的一本里记下自己的感想。这是我离开美国时丹尼斯·海兰送给我的。当阿齐把我叫醒，告诉我停止轰炸的好消息后，我就写道：“真想今天就见到富布赖特参议员——又一个例子证明了他的不懈努力和艰苦斗争是正确的。”第二天，我开始盘算，如果停火就有可能裁减军队，这样我就不用被征召入伍了，或至少“可以让我许多已经当兵的朋友远离越南。也许现在陷于丛林中的一些朋友可以逃脱英年早逝的悲剧”。我压根不知道，此时我们一半的死亡都还没发生。在写完头两部分时，我“赞颂了同一种美德：希望，我存在的本质，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夜晚，在我完全失去了分析与表达的能力时，它仍与我同在”。的确，我年轻，喜欢夸张，但我已经深信有“一个叫做希望的地方”，这句话将在我1992年的民主党大会演讲中首次使用，这句话一直激励我去走完自己的一生。11月3日，我和大学学院的研究生院院长乔治·考克韦尔共进午餐，暂时把选举的事忘在了脑后。考克韦尔曾是来自新西兰的罗兹学者，他身材魁梧，气势威严，同他过去当英式橄榄球明星的样子一丁点儿都没变。第一次见面时，考克韦尔教授为我打算改变自己学习方向的事狠狠魁了我一顿。到达牛津后不久，我转出了政治学、哲学与经济学（简称政哲经）的本科生计划，而转入政治学文学学士课程。该课程要求写一篇五万单词的学位论文。在乔治敦的第一年里我学完了几乎所有政哲经的课程，而且由于要应征人伍，我并没有准备在牛津上第二年。考克韦尔认为我放弃参加每周一次的论文辅导课是犯了个可怕的错误，因为在这门课上将要念自己所写的论文，然后听别人评论，进行答辩等。主要是因为考克韦尔的看法，我重新调整了学习计划，转回到政治学哲学学土课程，这一课程的确包括了辅导课、论文、考试和一篇短一些的论文。
11月5日的选举日还是英国的盖伊·福克斯日，这是纪念福克斯1605年企图烧毁议会的日子。我的日记上这样写着：“在英国，人人都在庆祝这个时刻；一些人庆祝是因为福克斯未获成功，一些人庆祝是因为他企图这么做了。”那天夜里，我们美国人则聚集在罗兹中心观看选举，亲汉弗莱派的人在给他鼓劲儿。我们上床时不知情况怎样，但我们知道富布赖特轻而易举地赢得了选举，这让我松了口气，因为初选时他仅仅以52％的选票压倒了吉姆·约翰逊和另两位不知名的竞争对手。当宣布富布赖特获胜时，罗兹中心响起了巨大的欢呼声。
11月6日，我们得知尼克松赢得了大选，对此我这样写道：“雷蒙德伯伯和他的老友们为华莱士打下了阿肯色州，这是我们自1836年建州以来第一次偏离了（民主党的）全国纲领……我一定要给雷蒙德伯伯寄上10美元，因为去年11月我曾跟他打赌，阿肯色州是南方各州中最为‘开明’的一个，绝不会去支持华莱士。事实恰恰证明了这些伪知识分子错得多离谱！”（“伪知识分子”是华莱士特别喜欢给和他意见不一但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扣的帽子。）我在日记中记道，和南越政府不一样，我感到无比失望，“经过了这么多风风雨雨，经过了汉弗莱令人瞩目的死而复生，还是得到了这么个结局：尼克松入主白宫。这在去年1月我便已有所感觉。”
我的缺席选票始终没有寄到，让我失去了第一次投票选举总统的机会，也让我感觉自己在受伤之后又受到了侮辱。县里的职员用平信而不是航空佰寄出选票。平信便宜但却花了三周时间，这时选举早巳结束。
第二天，我回到了正常的生活。我给母亲打了电话。她那时已决定嫁给杰夫·德怀尔，言语之中洋溢着无比的幸福，我听了也感觉良好。我把10美元的支票寄给了雷蒙德伯伯，并建议美国推出一个类似盖伊·福克斯日的乔治·华莱士日。人人都可以庆祝这一天，一些人庆祝他参加了总统霓远，只他人则可以庆祝他竞选得这么差劲。
这个月剩下的时间里事情太多，政治、越南等事情被暂时搁在J胭历。星期五，我和里克·斯坦恩斯先搭顺风车后乘坐大巴到威尔士跑了个往返。一路上，里克给我念迪伦·托马斯的诗。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不要轻柔地进人那个美好的夜晚》这首诗。我很喜欢这首诗，即使现在也还喜欢，尤其足勇敢的灵魂“愤感光明的消逝”。
我还和汤姆·威廉姆森一起出游过几次。一次，我们决定颠倒一下唯唯诺诺的黑人和南方种族主义领主的坏典型。当善良的英国司机停下来让我们上车时，汤姆说：“小子，上后座去。”“唉，好嘞。”我答道。英国司机以为我们有病。
大选后的两周，我为大学学院的英式橄榄球队第一次达阵得分，名曰“小试”。对于以前的乐队小子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壮举。尽管对英式橄榄球的奥秘我始终没有真正弄明白过，但却很喜欢。我比多数的英国男孩都长得高大，一般都能做出点可以接受的贡献，比如跑步接球，拦阻对方球员，或是在“密集争球”的第二排使劲儿地拱。这是一个很怪的阵势，双方球员都要相互推挤，以控制放在他们中间地上的球。一次，我们去剑桥打比赛。与牛津相比，剑桥比较宁静，牛津则更大、更产业化。双方球队都打得很激烈，很粗野。我的头部挨了一拳，也许已造成了轻微脑震荡。我对教练说自己头晕，他却提醒我，我们没有替补，如果我退出，那我们队就会少一名球员：“快回场地，阻挡他们。”我们还是输了，但我很高兴自己没有中场退出。只要不退出，总会有赢的机会。
11月下旬，我写了第一篇论文交给导师兹比格涅夫·佩乌琴斯基博士，一位波兰流亡者。论文阐述了苏联专制统治中恐怖的作用（“一把无菌的刀子切进集体主义体内，摘除了多样化与独立的健壮肌体”）。我还第一次参加了辅导课，第一次参加了学术研讨班。除了这些不值一提的活动外，我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四处观光上。我去了两次艾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那里是莎土比亚的故乡——并在那里观看了莎剧的演出；去了两次伦敦，造访了安·马库森在乔治敦时的同住一幢房子的舍友德鲁·巴克曼和爱伦·麦克皮克。他们都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去了伯明翰打篮球，打得很赖；去了德比，向那里的高中生演讲并回答他们提出的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害五周年之际的美国问题。
进入12月后，我制定了计划，准备在母亲婚礼那天突然出现在家中，给她一个大大的意外。母亲的婚礼给我和她的未来带来了不祥征兆。母亲的许多朋友都对她要嫁给杰夫·德怀尔表示坚决反对，因为他曾人过狱，因为他们仍然认为他靠不住。更糟的是，他竟未能与自己长期不合的妻子彻底离与此同时，我的朋友，女王学院（从大学学院穿过主街即到）的罗兹学者弗兰克·阿勒，收到了来自他家乡华盛顿州斯波坎市兵役登记委员会的入伍通知。他告诉我他准备回家去做他父母与女朋友的工作，让他们同意自己准备拒服兵役并且无限期地滞留英国以逃避人狱惩罚的决定。弗兰克专门研究中国，对越南问题看得很透，认为我们的政策不仅是错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他也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中产阶级好青年。对于自己深陷困厄，阿勒也很苦恼。我和住在不远处麦格达伦学院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都努力安慰他，给他打气。弗兰克心地善良，他知道我们都和他一样反战，因此也反过来安慰我们。他和我一起时特有口才。他说我和他不一样，我有愿望，也有能力在政治领域大干一番，因此抵制服兵役而断送我的大好前程是个错误。他的大度更是让我感到有愧，如同我那一页页充满忧虑的日记所显示的。他给我的宽慰超出了我能给予自己的。
12月19日，在这个飘着鹅毛大雪的日子里，我降落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和安·马库森团聚。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读博士，这时也回家探亲。对于自己的未来和我俩的未来，她说不清楚。我也一样。我爱她，但在人生的这一时刻，我也说不清自己的未来会如何，因此很难和谁定下终身。
12月23日，我飞回家，让众人大吃一惊。母亲哭了又哭。她、杰夫和罗杰似乎都对将要举行的婚礼感觉很幸福，幸福得连我新留的长头发都没让他们难过起来。尽管母亲的两位朋友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说服我力劝母亲不要和杰夫结婚，但圣诞节还是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度过。我给老爸的坟头送去了四枝黄玫瑰，并祈祷他的家人会支持母亲和罗杰重新开始生活。我喜欢杰夫·德怀尔。他很聪明，很勤奋，对罗杰很好，而且显然很爱母亲。我赞成他们结婚。我在日记中记道：“有些人心存疑虑却衷心为他们祝福，有些人则真是恶毒地希望他们倒霉，但无论何人，即使在杰夫和母亲的婚事上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他们的结合也不会士匕他们之前的婚姻——包括她的和他的——糟糕到哪里。”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暂时忘却了1968年的所有动荡。这是国家动乱和民主党分裂的一年；这是保守平民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政治力量取代进步平民主义的一年；这是法律、秩序、力量归属共和党，混乱、软弱、脱离群众和自我放纵的精英同民主党相联系的一年；这是通向尼克松，后来是里根，再后来是金里奇、乔治，W．布什等人的一年。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内，中产阶级的强烈反应将左右和扭曲美国的政治。新保守主义将会因“水门事件”而受到震撼，但不会被震毁。当右翼理论家们推动经济不平等、环境破坏和社会分裂时，其公众支持度会被削弱，但不会被消除。因其行为过火而面临险境时，保守运动会许诺“更善良、更温柔”或“更富同情心”，与此同时却一如既往地以价值淡薄、性格怯懦、意志脆弱等罪名痛斥民主党。所有这些足以在足够多的白人中产阶级选民中激起可以痛苦地预见到的巴甫洛夫式反应，最终左右时局。当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有时保守分子对民主党的批评也还是言之有理，也总有一些温和的共和党人和善良的保守主义者与民主党人共同创造某些积极的变化。
然而，1968年挥之不去的噩梦已形成了这么一个角斗场，我，还有所有其他进步的政治家们，都不得不在我们的整个生涯中在此拼搏。假如小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还活在世上，那么情况也许会不一样。假如汉弗莱利用了关于尼克松卷入巴黎和谈的情报，那么情况也许会不一样。当然也许不会。但不管怎样，只要相信在60年代善始终胜过恶，那么我们就会在自己年轻时代的英雄和梦想的激励下，抗争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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