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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临近结束时，又到了选举的时间。大约一年前我就决定参加竞选学生会主席。尽管我经常不在学校，却和朋友以及各种活动保持着联系，鉴于我以前的成功，我觉得自己会赢。但没想到有很多事情自己已不甚了解。我的对手特里，莫奇林是我们的副班长，为这次竞选已准备了一年，不仅到处拉人，还制定了竞选策略。我只拿出了一个具体但平庸的纲领。莫奇林利用了全国大学校园里一种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利用了许多学生针对乔治敦大学刻板的学习要求与校园规定所表达的具体反对意见。他模仿汽车公司的标语“道奇起义”，把自己的竞选运动命名为“莫奇起义”。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把自己刻画为头戴白帽、反对耶稣会校当局和我的形象。由于我和学校当局关系良好，由于我拥有工作和汽车，由于我正统的竞选运动，还由于我热情洋溢的风格，我成为了校方的候选人。我干得很起劲，我的朋友也一样。但从莫奇林和他的手下的工作热情能看出，我们有了麻烦。例如，我们的标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作为报复，临近选举的一个晚上，我们一些伙计撕下了莫奇林的标语，塞进汽车后备箱，然后开到外边扔掉。他们会被逮住，受到惩戒。
事情就这么玩完了。莫奇林把我打得稀里哗啦，717比570。他应该赢。他想得比我周到，组织得比我好，干得比我起劲。他也更需要赢。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也许一开始就不该参加这次竞选。对于多数学生提出的减轻必修课程负担的要求，我是不同意的，我喜欢那些课程。我失去了对校园生活的独特关注，而在先前赢得班长的竞选中，校园生活给了我力量。我每天不在梭园里也很容易让我被描绘为校方的马屁精，趁着时代的动乱投机取巧。但失败带来的不快很快就过去了。到了年底我又开始期待在华盛顿过夏天，期待到外交委员会工作，期待上新课。我并不知道，无论是对我还是对美国而盲，1967年之夏都处于风暴前的宁静之中。
到了夏天，华盛顿的节奏慢了下来，国会通常在整个8月休会。要是你年轻，对政治感兴趣，不怕热的话，那时去华盛顿是个好时机。基特·网什比和我另一位同学吉姆·摩尔在波托马克大街4513号租了一幢老房子，就在乔治敦大学校园后面一英里左右，靠近麦克阿瑟大道。他们邀请我去和他们同住，并且一直住到四年级。到那时汤姆·坎贝尔和汤米·凯普兰也会搬过来。房子有五间卧室、一个小小的起居室和一个像模像样的厨房。此外在二楼的卧室外还有两个露台。在那里我们白天可以晒太阳，有时我们还睡在外面微风习习的夏夜中。房子的主人曾在50年代初撰写过全国管道编码。起居室的书架上现在还放着这么一套有意思的书，不协调的是，让这套书立得直直的是一个贝多芬弹琴的书立子。这是整幢房子中惟一有意思的艺术品。我的同屋将它赠送给了我，至今我还保存着。
基特·阿什比是达拉斯一位医生的儿子。我为富布赖特参议员工作时，他在为华盛顿州的参议员“勺子”亨利·杰克逊工作。和林登·约翰逊一样，杰克逊也是一位国内事务的开明人士和越战的鹰派人士。基特和杰克逊的观点一样，我们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吉姆·摩尔是个军队小子，到处都生活过。他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历史学家，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对越南的观点差不多介乎基特和我之间。在那年夏天以及后来的四年级期间，我和他俩结F了永久的友谊。从乔治敦大学毕业后，基特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后来成了一位国际银行家。我当总统后曾任命他为驻乌拉圭大使。吉姆·摩尔和他父亲一样参了军，后来做起了州退休金投资生意，做得非常成功。80年代，许多州都陷入了退休金投资方面的麻烦，对于我们在阿肯色州应如何做，他免费给了我一些很好的建议。
那年夏天，我们都过得很开心。6月24日那天，我来到宪法大厅，欣赏雷·查尔斯的演唱。我那时的约会女友是卡琳·简，一个迷人的女孩；当地的女子学校曾为乔治敦大学的男孩子们举办过无数次交谊会，简就是我在其中一次交谊会上认识的。她差不多和我一样高，有一头金黄的长发。我们坐在楼座的后面，那里除了我俩只有很少几个白人。我听过雷演唱《我该如何说》中最好听的那几行：“告诉你妈妈，告诉你爸，我要送你回到阿肯色。”从此我就喜欢上了他。演唱会快结束时，雷鼓动听众们在过道里跳起舞来。那天夜里回到波托马克大街后我仍然兴奋得难以人睡。到了凌晨5点，我干脆起床，出去跑了三英里。那场演唱会的票根我一直保留了十来年。
30年代，“美国革命女儿会”曾拒绝允许伟大的玛里恩·安德逊来此演唱，因为她是位黑人。自此，宪法大厅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时期。然而许多黑人青年已远远不满足于进入音乐厅。贫困、持续的歧视、针对民权积极分子的暴力行动、不成比例的黑人在越南阵亡，所有这些再次激起了黑人的战斗精神，尤其是在美国城市中。马丁·路德·金曾在那里奋力争取美国黑人的情感与思想，抵御较为好战的“黑色力量”观念。
60年代中期，各种规模与强度的种族骚乱席卷了南方以外地区的贫民窟。1964年前，黑人穆斯林领袖马尔科姆·X摈弃种族融合，主张“惟有黑人”，以此抗击贫穷和其他城市问题，并预言会发生“比美国白人已经历过的还要多的种族暴力”。
1967年夏，我在华盛顿过得很快乐，而纽瓦克和底特律却发生了严重的骚乱。那年夏末，美国城市发生了160多起骚乱。约翰逊总统任命了一个全国民事动乱顾问委员会，由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科纳负责。该委员会发现骚乱是由警察的种族主义和野蛮执法，以及黑人缺乏经济和教育机会而引起的。结论只有一句话：“我们国家正朝着两个社会发展，一个是黑人社会，一个是白人社会——它们是隔离的、不平等的。”这句话极具前瞻性，后米成为了名言。
在那个多事之夏，华盛顿却相对平静，但有好几个星期，每到夜晚，黑人激进分子就会占据离白宫不远、位于康涅狄格大街和马萨诸塞大街交会处的杜邦圆形广场，让我们稍稍体验了一下“黑人力量”运动。我一个朋友认识他们中间的几个人，一天晚上带我去那里听他们说什么。他们是有点儿自以为是，，非常愤怒，有时还语无伦次，但他们并不傻。尽管我并不同意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他们怨恨的根本问题却是真的。
民权运动的战斗精神与反战运动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尽管反战运动最初是中产阶级富裕白人大学生以及他们在前辈知识分子、艺术家、宗教领袖等群体中的支持者发起的抗议，但该运动许多早期领袖也曾投身于民权运动。1966年春，反战运动已超出了其组织者的预料，全美各地都发生了声规模的游行示威和集会。富布赖特听证会以及社会对此的广泛反应也是推动这些活动的一个原因。1967年春，30万人来到纽约市的中央公园参加了反战示威活动。
四年前我曾在马里兰大学校园参加过“少年国家”活动。那年夏天这里成了进步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大会的会场，我也正是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真正的反战活动家。与“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相比，全国学生联合会较为温和，但在反战方面却坚定不移。前一个春季，有人透露，该组织多年来一直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资助来进行其国际活动。这个消息损害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声誉。尽管如此，该组织还是拥有美国各地众多学生的支持。
一天夜里，我来到学院公园校区参加大会，想看看那里正在做什么，结果撞上了来自小石城的布鲁斯·林赛。在1966年的州长竞选中我曾见过他，当时他正为布鲁克斯·海斯工作。他和全国学生联合会西南地区的代表，同是来自阿肯色州的戴比·塞尔一起来参加会议。无论在我当州长还是总统的时候，布鲁斯都是我的密友、顾问和知己。他这样的朋友人人需要，也是所有总统不能没有的。后来戴比帮我在纽约站稳了脚跟。但在1967年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大会上，我们只是三个外表普通、行为平常的阿肯色青年，我们都反对战争，都在寻找同伴。
全国学生联合会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他们不喜欢比较好战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但都希望被看成是致力于结束一场战争的阵营里的一员。大会最著名的发言是阿拉德·洛温斯坦所做的。他呼吁学生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到1968年时打败约翰逊总统。那时许多人认为这是在痴人说梦，但形势急转直下，很快便证明阿拉德·洛温斯坦是位预言家。不到三个月，反战运动将在林肯纪念堂组织十万名抗议者。其中300多人退还了自己的兵役应征卡，由两位年长的反战勇士呈递给司法部。他们一位是耶鲁大学的牧师威廉·斯洛恩·科芬，一位是著名的儿科医生本杰明·斯鲍克博土。
有意思的是，全国学生联合会还有着反对严酷专制主义的历史，因此那里还出现了波罗的海“被奴役国家”的代表。我和一位代表拉脱维亚的妇女聊了会儿。她比我年长几岁。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去参加类似会议是她的职业。她信心十足地说，她相信总有一天苏联共产主义会失败，拉脱维亚会重获自由。那时，我觉得她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事实上，她最后成了和阿拉德·洛温斯坦一样的预言家。
除了委员会的工作和偶尔出去跑跑，我还在暑期学期上了三门课：哲学、伦理和美国的远东外交。我第一次读到了康德和克尔恺郭尔，黑格尔和尼采。伦理课上我做了许多笔记。8月的一天，另一位学生问我期末考试前可否花几个钟头时间和他一起过一遍我的笔记。此人聪明过人，但很少上课。8月19日，在我21岁生日那天，我还是花了四个钟头和他过笔记，结果那位伙计的考试得了B。25年后，我已当上了总统，我这位先前的学习伙伴，图尔基·阿尔法塞尔，已故沙特国王的儿子，当上了沙特阿拉伯情报局局长，并且一直干了24年。我不太相信他的哲学成绩和他生活中的成功有什么关系，但我们喜欢拿这事开玩笑。
美国外交课的教授朱尔斯·戴维茨，一位杰出的学者，后来曾帮助埃夫里尔·哈里曼撰写回忆录。我的论文是关于国会和东南亚决议。该决议便是著名的“东京湾决议”。1964年8月2日与4日，美国两艘驱逐舰。麦道克斯号与C．特纳乔伊号据称遭到了北越舰只的袭击。美国即予报复，攻击了北越海军基地和一个油库。1965年8月7日，在约翰逊总统的授意下通过“东京湾决议”，授予总统“采用所有必要的手段来击败任何针对美国军队的武装攻击，以防止进一步的侵略”，以及“采用所有必要的措施，包括使用武装力量”，来帮助任何“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保卫自己的自由”。
我论文的主要观点是，除了韦恩·莫尔斯参议员，没人认认真真地研究或甚至质疑过该决议是否符合宪法、是否明智。这个国家和国会都气得直跺脚，希望表明我们不喜欢被推来推去，或是被赶出东南亚。戴维茨博士喜欢我的论文，说值得发表。我不敢肯定，因为有那么多得不到回答的问题。除了宪法问题外，一些杰出的记者还质疑所谓的攻击是否真的发生过。我写完这篇论文时，富布赖特要求五角大楼提供更多关于此次事件的情报。委员会对东京湾的审查一直进行到1968年。调查似乎证实，至少在第二个日子，即8月4日，美国驱逐舰没有受到炮击。历史上很少有这么一个算不上大事的事件引发了这么重大的后果。
不到几个月，这些后果将把林登·约翰逊砸个鼻青脸肿。“东京湾决议”被迅速而且几乎是一致通过，这已成为一个痛苦的例子，证明了一句古老的谚语：生活最大的诅咒是应验了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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