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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威廉姆斯打来电话后没几天，我便整理行装，开着一辆馈赠的车回到华盛顿。我的新工作要求我天天得去国会山，因此母亲和老爸把他们的“旧车”给了我。这是一辆仍三车龄的白色敞篷别克名使，内饰红白相间。老爸每三年左右就换一辆新车，然后把旧车送到二手车场卖掉。这回，我成了二手车场，心里别提有多高兴。车漂亮极了。尽管每加仑汽油只能开七八英里，但那时汽油便宜，随着“汽油大战”的掀起，油价跌到了每加仑30美分。
回到华盛顿的第一个周一，我按要求来到富布赖特参议员办公室报到。办公室位于当时的新参议院办公大楼（现在叫做德克森大楼）的左手第二间。像街对面的老参议院办公大楼一样，新办公大楼也是一座宏伟的大理石建筑，但明亮得多。我和李好好聊了一会儿，然后被带到四楼。外交委员会的各办公室和听证室就在这里。委员会在国会大厦中也有一个更加气派的地盘，办公室主任卡尔·马西和几位资深工作人员就在那里工作。此外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会议室，供委员会召开内部会议用。
我来到委员会办公室时碰到了文件秘书巴迪·肯德里竟。他将是我的上司，将给我讲故事，也将在后来两年中为我提出许多实用的建议。巴迪的全职助手是伯尔蒂·鲍曼，一位善良大度的非裔美国人。他有时也开开出租，揽点儿私活，有时则为富布赖特参议员开车。此外还有两位和我一样来这里打工的学生，一位是来自阿肯色的菲尔·多兹尔，另一位是来自·亚拉巴马安尼斯顿市学法律的学生查理·帕克斯。
他们告诉我，我的工作就是在国会大厦和富布赖特参议员办公室之间来回传递备忘录和其他文件，包括机密材料，为此我还必须得到相应的政府涉密许可。除此之外，我还要做任何要求我做的事，从阅报，剪下重要文章供工作人员和有兴趣的参议员阅读，到处理对演讲稿和其他材料的索求，以及在委员会的邮寄名单上添加姓名等。要知道，这可是在电脑和电子邮件，甚至在现代复印机出现之前，尽管我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的确已不再用复写纸打字或手写文件，而改用早期的“施乐”复印。我剪辑的报刊文章多数没被复印过；它们只是每天被放人一个大文件夹里，上面附一张呈递顺序单，写着从委员会主席到普通委员的名字。每个人都会接到并阅读这些剪报，在顺序单上勾掉他或她的姓名，然后接着往下传。主要邮寄名单保存在地下室内。每一个名字和地址都打在一个小小的金属牌上，然后将它们按字母顺序存人文件柜。发邮件时，金属牌被插入一个机器，涂上油墨，然后压印在一封封传送过来的信封上。
我很喜欢到地下室，在金属牌上打新名字和新地址，然后将它们放人文件柜抽屉。由于我经常感到筋疲力尽，所以常常在那里小睡一会儿，有时只是在文件柜上靠上那么一会儿。我也真的喜欢为委员会班子做阅报与剪报工作。在将近两年的每一天里，我都要阅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现在已停刊的《华盛顿星报》，此外还要看《华尔街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圣路易斯快邮报》。看最后这份报纸是因为大家认为，委员会至少应看一份来自“腹地”的好报纸。麦克乔治·邦迪当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时曾说过，任何公民只要每天看六份好报纸，就会知道得和他一样多。这我不清楚，但按他推荐的方法看了16个月的报纸后，我的确了解了许多，足以帮我通过罗兹奖学金的面试。要是那时便有“小事大赛”的话，我可能就是全国冠军。
我们还负责处理索要文件的请求。委员会制造了大量的文件：国外旅行报告、听证会专家证词、听证会的全部打字文本等等。我们在越南陷得越深，富布赖特参议员和他的助手召开的听证会就越多，希望以此让美国公众了解在北越和南越，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以及在中国等地，生活与政治的复杂因素。
文件室是我们的固定工作场所。第一年里，我每天工作半天，从下午1点到5点。由于委员会的听证和其他公务常常超时，我5点以后也常常不能走人，但我从没抱怨过。我喜欢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人，我喜欢富布赖特参议员和委员会所做的工作。
工作可以很轻松地排进每天的日程里，部分是因为三年级只有五门课，而不是六门，部分是因为有些课早晨7点就已开始。我的三门课——美国厉史与外交、现代外国政府、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对我的新工作还很有帮助。更容易安排日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没有再次竞选班长的职位。
每天，我都盼望着早点上完课，好开车去国会山。那时很容易找到停车的地方。那里的时光也的确让我兴奋不已。曾让林登·约翰逊在1964年以压倒多数票获胜的绝大多数民众现在已开始离心离德。几个月后，民主党人就会发现，随着这个国家在应对暴乱、社会动乱和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的右倾，随着约翰逊总统不断加大国内支出并在越南越陷越深，他们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将在1966年的中期大选中减少。约翰逊总统声称，我们的国家可以同时拿出“枪支和黄油”。但人民已开始对此抱怀疑态度。在他当总统的前两年半里，约翰逊在议会取得丁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最惊人的成功：1964年的《民权法》、1965年的《选举权法》、席卷全国的反贫穷立法，以及医疗补助和保健医疗制度等。后两项制度最终保证了穷人和老年人获得医疗照顾。
而现在，总统、国会和全国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了越南。随着死亡人数增加，而胜利又遥遥无期，日益高涨的反战势头呈现了多种形式：从校园抗议到讲坛布道，从咖啡馆的争论到国会演说。我去外交委员会工作时，对越南并不太了解，因此也没有什么非常明确的观点。但当时我非常支持约翰逊总统，给了他一个“无罪推断”。尽管这样，还是很明显，各种事件正在合力消解他一边倒的选举胜利所迎来的辉煌进步时刻。
国家分裂的原因还不只是越南问题。1965年洛杉矶的沃茨暴乱事件以及好斗的黑人激进分子的崛起把他们的同情者推向了左翼，而把他们的反对者推向了右翼。令林登·约翰逊有理由尤其感到自豪的《选举权法》也产生了同样的效应，特别是在开始实施阶段。约翰逊是一个极为精明的政治家，在签署《选举权法》后便说过，自己刚刚干掉了一代南方民主党。事实上，所谓的“民主党团结南方”长期以来就一点也不团结。1948年，休伯特·汉弗莱在民主党大会上发表了激烈的民权演说，斯特罗姆·瑟蒙德则宣布脱党，并以南方民主党人身份参加总统竞选。所有这些令保守的民主党人极为不满，从此人心思离。1960年，约翰逊帮助肯尼迪抓住了好几个南方州赢得大选，但肯尼迪承诺过，要在南方公立学校和大学内根据法院指令实施种族融合，这又把更多的保守派白人推人丁共和党的怀抱。1964年，尽管以一边倒的票数输掉了竞选，戈德华特却赢得了五个南方州的选票。
然而到1966午，许多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仍然是南方民主党人，诸如奥瓦尔·福伯斯、吉姆·约翰逊和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参议院尽是这样一些德高望重的人物，如佐治亚的理查德·拉塞尔、密西西比的约翰·斯坦尼斯，此外还有一些无德无望却有权有势的人物。然而对《选举权法》和其他民权工作造成的影响，约翰逊总统没有说错。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和乔治·华莱士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总统竞选时，在南方的得票都超过了汉弗莱。此后，仅有两个南方民主党人赢得白宫，一位是吉米·卡特，一位是我本人。我们赢得了足够的南方州来取得胜利，包括无数的黑人支持者和比非南方人所能争取到的更多白人选民。里根时代巩固了共和党对南方保守白人的控制，使共和党人在南方颇受欢迎。
里根总统走得更远，在竞选演说中竟为各州权利进行辩护，甚至含蓄地为费城、密西西比等地对联邦政府插手民权事务进行抵制的行为进行辩解。在这些地方，民权工作者安德鲁·古德曼、迈克尔·施韦纳和詹姆斯·切尼——两位白人，一位黑人——于1964年成为该事业的殉道者。从个人角度说，我一直喜欢里根总统，真希望他当时没有说这番话。在2ff）2年的中期选举中，尽管有柯林·鲍威尔、孔地·赖斯和其他少数族裔人士担任了布什政府的重要职位，但共和党仍然是靠种族赢得选举的。在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白人对黑人民权运动和民主党州长进行强烈抵制，这些州长曾下令拔掉插在佐治亚州州旗边上和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大楼上的邦联旗帜。就在两年前，乔治·W．布什到南卡罗来纳州臭名昭著的右翼学校鲍勃·琼斯大学进行竞选活动时，拒绝就旗帜事件表态，反说这种事应由各州自己决定。得州一所学校坚持每天早晨升挂邦联旗帜，布什州长却说这不是一个州的问题，而是一个地方问题。他们还管我叫滑头！约翰逊总统早在1965年就预见到了这一切，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做得对。对此我很感激。
1966年夏，尤其是在秋季选举后，所有外交和国内冲突都在美国参议院的审议工作中显露出来。我到那里工作的时候，参议院有很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和“高雅戏剧”。我努力把一切都记在脑海。临时议长，亚利桑那州的卡尔·海顿，自他所在的州1912年加入合众国后就一直待在国会，在参议院待了40年。他又秃又瘦，·几乎是堆骨头架子。富布赖特参议员手下杰出的发言撰稿人塞斯·蒂尔曼曾打趣说，卡尔·海顿的年龄是“世上惟一看上去比他实际的90岁还老一倍的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蒙大拿州的麦克·曼斯菲尔德，15岁就报名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后成为大学教授，专治亚洲问题。他担任多数党领袖的职位达16年之久，直到1977年卡特总统派他到日本担任大使为止。曼斯菲尔德是个锻炼狂，每天早晨要步行五英里，90岁以后依然如此。他还是个真正的开明人士，看上去不苟言笑，其实却机智诙谐。他出生于1903年，比富布赖特参议员大两岁，一直活到98岁。我当总统后不久，有一次曼斯菲尔德和富布赖特共进午餐。席间他问富布赖特多大了，富布赖特说自己87岁。曼斯菲尔德说：“哦，回到87岁该多好。”共和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里特·迪克森，在通过一些总统的立法时起到了关键作用，争取到足够的开明共和党人士的票数，压倒了南方民主党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反对。迪克森的长相很奇特，嘴特大，满脸皱纹，但他的嗓音更加奇特，又深沉又浑厚，洪钟般地吐出一个又一个简短的句子。一次他攻击民主党的开支习惯时唱了这么支小曲：“这儿十亿，那儿十亿，很快让你掏不起。”迪克森开口说话时，就像是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或是听到了卖蛇油的摇唇鼓舌，就看你怎么看了。
那时的参议院和现在的看上去大为不同。1967年1月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丢掉了4个席位，但仍然以64比36占据多数席位。这是个一面倒的群体，是我们现在通常都达不到的。但那时的分歧也很深，而且并不仅仅以党派划界。有几件事情至今没有改变：西弗吉尼亚的罗伯特·伯德仍然供职于参议院。1966年，他已经是主导该群体的规则和历史的权威声音。
老南方的八个州仍然每州拥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在1966年的选举前则有十名，但他们多数是保守的种族隔离主义者。现在，只有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有两位民主党参议员。俄克拉何马有两位民主党人，加州则有两位共和党人。现在情况则相反。西部山区现在已稳稳当当成为共和党地盘，犹他州、爱达荷州和怀俄明州各有一名进步的民主党参议员。保守的印第安纳州有两位开明的民主党参议员，其中一位，伯奇，贝赫，是现在的参议员埃文·贝赫的父亲。后者是一位天才的领导人，也许有一天会当上总统，但不如他父亲开明。明尼苏达州的代表是聪明过人却谦虚谨慎的知识分子吉恩·麦卡锡和后来成为副总统的沃尔特·蒙代尔。他是在休伯特·汉·弗莱当了约翰逊总统的副总统后接替他职位的。约翰逊选择了汉弗莱，而不是曾任纽伦堡纳粹战犯法庭总检控官的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汤姆·多德。多德奶儿子克里斯现又成了康涅狄格州在参议院的代表。艾尔·戈尔的父亲在参议院是最后一任，也是我这样的南方青年眼里的英雄，因为他和他的田纳西同事埃斯蒂斯·基福弗是1956年仅有的两个拒绝签署所谓的《南方宣言》的南方参议员。该宣言呼吁抵制法院规定的学校种族融合。脾气火爆的平民主义者拉尔夫·亚伯勒代表得克萨斯州。1961年，当约翰·托尔当选为共和党参议员，当来自休斯敦的年轻人乔治·赫伯特·沃尔克·布什当选为共和党国会议员后，得州未来的右倾趋势已露端倪。最有意思的参议员是来自俄勒冈州的韦恩·莫尔斯。开始他是位共和党人，后来成为无党派人士，到1966年则成了一个民主党人。莫尔斯说起话来喋喋不休，却机灵、强硬，他和网拉斯加的民主党人格里宁是仅有的两名反对1964年“东京湾决议”的参议员。约翰逊总统声称，这一决议赋予他向越南开战的权力。参议院惟一的女性参议员是一位抽烟斗的共和党人，来自缅因州的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2004年，共有14名女性参议员，9名民主党人，5名共和党人。那时也有不少很有影响的开明共和党人，可现在，天哪，这个群体已基本销声匿迹。这些开明共和党人包括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布鲁克，他是参议院惟一的非洲裔美国人；俄勒冈州的马克，哈特菲尔德；纽约州的雅各布，贾维茨；佛蒙特州的乔治·艾肯——这是一个坏脾气的新英格兰老人。在他看来，我们的越南政策是在发疯，因此精辟地建议我们只要“宣布胜利，然后撤出”就可以了。
迄今为止，最有名的首任参议员是纽约州的罗伯特·肯尼迪。1965年他击败了肯尼斯·基丁，获得了现在希拉里占据的席位，与他兄弟特德胜利会师。鲍比·肯尼迪是一个迷人的人物，身上辐射出一种原始的能量。他走起路来驼着背，低着头，但看上去还是像一根卷起的弹簧，随时准备弹向空中。他是我惟一看到过这样走路的人。用普通的标准来衡量，他的口才算不上一流，但他说起话来具有一种力量和激情，听起来给人一种很有魔力的感觉。如果他没有靠自己的姓名、长相和演说吸引住所有人的注意力，那他还可以靠自己的布拉姆斯，那是一条硕大的长毛纽芬兰狗，是我见到的最大的狗。布拉姆斯常常和肯尼迪参议员一起来上班。每当鲍比从新参议院大楼的办公室步行到国会大厦去投票时，布拉姆斯就会跟在他身边。一蹦一跳地跑上国会山台阶来到圆形大厅的旋转门前，然后耐心地坐在外边，等着主人出来一起走回参议院。无论谁，只要能得到那条狗的青睐也会得到我的尊敬。
约翰·麦克莱伦，阿肯色州的资深参议员，不仅是一位热情的保守人士，还硬得像根钉子，一旦被惹恼，准会伺机报复。他工作起来精力旺盛，很会抓权，也很会用权，无论是把联邦政府的钱弄回阿肯色州，还是钉住他认为干了坏事的人不放。麦克莱伦一生既雄心勃勃，又烦恼缠身，各种艰难困苦既锻造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又在他内心孕育了怨恨。他父亲是位律师和农夫。17岁那年，在读完从坎伯兰法学院流动图书馆借来的各种法律书籍后，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口试，成为阿肯色州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开业律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完兵役后，他回到家乡，发现妻子和另一男子有染，便和她离了婚。这在那时的阿肯色州是破天荒的。他的第二任妻子于1935年死于脊膜炎，当时他已成为众议员。两年后，他又娶了第三任妻子，诺玛。他们厮守了40年，直到他去世。然而他的伤心事远远没有就此作罢。1943-1958年间，他先后失去了全部三个儿子：第一个死于脊膜炎，第二个死于车祸，第三个死于小飞机失事。
麦克莱伦一生充满了传奇，也充满了坎坷。所有的悲伤都被他淹没在了战士忌酒里。他喝下的酒足以将国会大厦冲人波托马克河。几年后，他明白，醉酒与自己的价值观和自我形象不适应，因此决定彻底戒酒，堵住了他竟志铁甲上的惟一裂缝。
我到华盛顿时，他是权力很大的拨款委员会主席。在这个位置上，他常常把大笔资金拨给阿肯色州，用来完成诸如阿肯色河航运系统等项目。他后来又干了12年，共有六届，在1977年去世前他曾宣布不再竞选第七届。我在国会山工作时，麦克莱伦似乎是一个遥远的、几乎不可接近的人物，这也是他自己想给多数人的感觉。1977年我成为检察长后，曾和他相处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对我很好，对我的前途也很关心，这让我很感动。我真希望他能把我看到的这一面展示给更多人，并且更多地在他的公共事务中反映出来。
富布赖特和麦克莱伦的区别则如同昼夜般分明。他童年时代的生活无忧无虑，比较有保障，受教育的时间也长得多，因此思想也不那么教条。他于1905年出生于费耶特维尔，这是一个美丽的欧扎克出区小镇，位于阿肯色州北部，阿肯色大学就坐落在那里。他的母亲罗伯塔是当地一家报纸《阿肯色西北时代报》的编辑，一位心直口快的进步人士。富布赖特上的是家乡的大学，是一位明星学生，也是阿肯色野猪队的四分卫。20岁时，他获得罗兹奖学金，赴牛津大学。两年后学成归来，成为一名坚定的国际主义者。法学院毕业后，他在华盛顿做过很短一段时间的政府律师，然后便回到家乡，和妻子贝蒂一起到大学任教。贝蒂是一位可爱优雅的女人。作为一位政治家，她甚至比丈夫还要成功。而后者在他们长达5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总是把自己阴郁的一面藏起来，直到她1985年去世。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967年或是1968年的一天晚上。当时我正在乔治敦独自漫步，突然瞧见参议员和富布赖特夫人参加晚宴后离开一个时髦的家庭。他们来到街上，以为周围没人会看见，参议员就把夫人搂在怀里，翩翩起舞。我站在黑暗处，但能看出，她是参议员生活中的一道光明。34岁那年，富布赖特被任命为阿肯色大学校长，成为美国主要大学里最年轻的校长。他和贝蒂似乎要在田园牧歌般的欧扎克山区迈向永久的幸福生活。然而几年后，他扶摇直上的势头显然突然受阻：新州长荷马·爱德金斯撤换了他，原因是他母亲犀利的批评社论。
1942年，由于没什么更好的事做，富布赖特便登记竞选阿肯色州西北部酌空缺议会席位。他如愿以偿。在惟一一届众议院任期中，他提出了富布赖特决议案，它呼吁美国加入国际组织以维护二战后的和平，从而预见了联合国的建立。1944年，富布赖特参加了美国参议院的竞选，也是为了有个机会进行报复。他的主要对手便是他的劲敌爱德金斯州长。爱德金斯喜欢树敌，这是政治中的危险特点。除了撤换富布赖特外，他还在两年前反对过约翰·麦克莱伦，甚至不惜对麦克莱伦主要支持者的退税进行查账，结果铸成大错。如我所言，麦克莱伦从不忘记或原谅对他的冒犯。他竭尽全力帮助富布赖特击败爱德金斯。富布赖特成功了。他们两人也就此扯平。尽管他们在参议院一起服务了30年，但富布赖特和麦克莱伦从来也没有走得特别近。两人都不太愿意和其他政治家建立起个人关系。他们的砍共同努力推动阿肯色州的经济利益，共同和南方集团一起投票反对民权。但除此之外，他们很少有什么共同之处。
麦克莱伦是个保守派，主张走军事路线，反对共产党。他希望税款只用于国防、公共设施和执法。他聪明有余，心计不够。在他眼里事情非黑即白，泾渭分明。他说话从不掩饰，如果对什么事情有怀疑，也从不表露出来，担心别人会小看自己。他认为政治与金钱和权力有关。
富布赖特则比麦克莱伦开明得多。他是位优秀的民主党人，一直喜欢并支持约翰逊总统，直到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越南问题上闹翻。他支持进步税收，支持消除贫穷和不平等的社会计划，支持联邦对教育的扶助，支持美国对负责缓解贫穷国家贫困问题的国际机构做出更慷慨的贡献。1946年，他提出法案，制定了一个促进国际教育交流的富布赖特计划，为来自美国和其他60个国家的成千上万名富布赖特学者提供了资金。他认为政治关系到观念的力量。
在民权问题上，富布赖特从没花费很多时间来为自己的投票记录进行辩解。他只是说，在诸如民权等问题上，他得按照自己的大多数选民的意志投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知道得和他一样多。实际上，这是他不想被击败的委婉说法。他签署了《南方宣言》，但先对它进行了一些淡化。直到1970年尼克松任内，他才投了民权法案一票。其间，在挫败尼克松总统提名反民权人士C．哈罗德·卡斯威尔出任最高法院职务时，他倒是起了关键作用。
尽管富布赖特对民权持消极态度，但他绝不是个软骨头。他厌恶那些打着爱国幌子上街游行的道貌岸然的煽动分子。当年，威斯康星州参议员乔·麦卡锡到处指控他人与共产党有牵连，对无辜的人民进行恫吓。多数政治家都吓得不敢吱声，甚至包括那些极其厌恶他的人。富布赖特在参议院投下了惟一一票，反对给麦卡锡的特别调查委员分会追加经费。他还和别人一起提出议案，审查麦卡锡。在约瑟夫·威尔奇向全国人民揭露了他的骗局后，参议院终于通过了上述议案。麦卡锡来得太早了——他如果出现在1995年掌管国会的那群人中，倒应该适逢其时。但在50年代初，在那个因反共歇斯底里症而变得极其脆弱的年代，麦卡锡是一个900磅的大猩猩，而富布赖特则是在他所有同事之前率先向他叫板的人。
对于外交事务中的分歧，富布赖特也从不躲闪。和民权领域不一样，在这个领域，他比自己的选民懂得多。他决定，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要去做，并希望能让选民们接受自己的做法。他主张多边合作，反对单边行动；他主张与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进行对话，而不是隔离；他主张提供更为慷慨的对外援助，减少军事干涉；他主张通过我们的榜样与观念的力量，而不是武力来赢得人们接受美国的价值观。
我喜欢富布赖特的另一个原因是，除了政治外他在其他方面的兴趣也很广泛。他认为，政治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开发自己所有的才能，享受转瞬即逝的生命。有人认为权势就是目的本身，而不是为追求幸‘福所提供的保障与机会，这种想法在他看来是十分愚蠢与不值一驳的。富布赖特喜欢与冢人、朋友共度时光，每年都要休假几次来修整、充电，博览群书。他尽管已78岁，仍喜欢打野鸭，也喜欢打高尔夫球。他和人聊天十分专注，说起话来带有一种优雅不凡的口音。放松的时候，他口若悬河，句句在理。不耐烦或生气的时候，他就会采用一种夸张的说话方式，语调中透露出高傲与鄙视。
富布赖特曾支持1964年的“东京湾决议”赋予约翰逊总统权力，向明显攻击那里的美国船只的行为做出反应。但到了1966年夏，他得出结论，我们的越南政策已被引入歧途，注定会失败，而且这也是更大的错误模式的一部分，如果不加以改变，将会给美国与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966年，在他最有名的著作《权力的傲慢》中，富布赖特发表了自己对越南的看法以及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批评。几个月后，我加入了委员会的班子，他签名送给我一本他的书。富布赖特的核心观点是，伟大的国家陷入困境之后，如继续“傲慢地”运用自己的力量，企图在不该在的地方做不该做的事，那么这些大国就会陷人长时期的衰落。对任何根植于传道士般热情的外交政策，他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在他看来，这样的外交政策会使我们步人承诺的歧途，“这种承诺尽管慷慨大方、好心好意，却负担过重，即使美国这样有能力的国家也承受不起”。他还认为，如果我们运用自己的力量来服务于反共之类的抽象概念，而并没有弄明白当地历史、文化、政治等情况，那我们只能是在帮倒忙。1965年，我们单边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内战就是个例子。在这场内战中，由于担心左翼总统胡安，博斯会建立起一个古巴模式的共产党政府，美国便支持了拉菲尔·特鲁希略将军压迫的、反动的、常常是嗜血的独裁政府的那些同盟者。特鲁希略的军人独裁统治长达30年之久，直到1961年他被暗杀才告结束。
富布赖特认为在越南我们也正在犯同样的错误，只是规模更大。约翰逊政府及其支持者把越共视为中国在东南亚扩张的工具，因此要在亚洲各国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向共产主义之前加以阻止。于是美国便开始支持南越反共却谈不上民主的政府。当南越证明没有能力独立打败越共时，我们就扩大支援，派遣了美国军事顾问，直至最后派遣大批武装部队，来保卫在富布赖特看来是一个“懦弱、独裁，并未赢得南越人民忠诚的政府”。富布赖特认为，钦佩富兰克林·罗斯福、反对殖民主义立场的胡志明，主要关心的还是让越南独立于所有外国势力。他认为，胡志明绝不是中国人的傀儡，而是和历史上的越南人一样，反对并且担心北方那个比自己强大的邻居’。因此他认为，我们的国家利益并不足以证明我们有理由付出与夺走这么多的生命。尽管这样，他也不主张单方面撤军，反而支持使东南亚“中立化”的努力。美国撤军的条件是所有各方都同意南越进行民族自决，并同意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与北越统一。不幸的是，1968年在巴黎开始和谈时，这样的理性决议已经不再可能了。
就我所知，所有在外交委员会工作的人对于越南都和富布赖特有同感。他们还越来越感觉到，约翰逊政府的政治与军事领导人始终在夸大我们在军事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因此他们开始系统地向政府、国会和全国呼吁改变政策。在我写这段话时，一切都显得那么合情合理，直截了当。但那时，富布赖特，他在外交委员会的同事和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实际是在走一条政治的高架钢索，以通过危险的岩石。两党的战争鹰派人物都在指控委员会，尤其是指控富布赖特，称他们在向我们的敌人提供“援助和慰藉”，在分裂国家，在削弱我们战斗到底直至胜利的决心。然而，富布赖特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他遭受到尖锐的批评，但听证会还是强化了反战情绪，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反战集会和“辩论宣讲会”中。
我在那里的时候，外交委员会就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态度、中美关系、美国国内目标与外交政策的可能冲突、中苏在越南冲突上的分歧的影响、国际关系的心理因素等问题举行了听证会。这时也出现了一些批评我们政策的杰出批评家，诸如《纽约时报》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前驻苏联大使、“遏制”苏联论缔造者乔治·凯南，前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著名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退役将军詹姆斯．加文，革命运动专家克莱思·布林顿教授等。当然政府也派出了自己的证人。其中最起作用的是副国务卿尼克·卡岑巴赫，他至少还鼓励过我，因为他在肯尼迪总统的司法部做过民权工作。富布赖特还私下会见过国务卿迪安·拉斯克，通常是一大早在富布赖特办公室喝咖啡。
我发现拉斯克和富布赖特之间的动态关系很有意思。富布赖特本人曾上过肯尼迪很少几个国务卿人选的名单。多数人认为他之所以最后被排除是因为他的反民权记录，特别是他还签署了（南方宣言）。拉斯克也是位南方人，来自佐治亚州，却同情民权运动，也没有承受富布赖特所承受的那种政治压力，因为他并不是国会议员，而只是外交政策机构的一个成员。拉斯克对越南冲突的看法可以用简单朴实的话来概括：这是自由与共产主义之间在亚洲的战场。如果我们输掉了越南，共产主义将会席卷整个东南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我一直以为，富布赖特和拉斯克对越南之所以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部分是由于他们年轻时在英国当罗兹奖学者时所处的时代极不相同。1925年富布赖特到牛津时，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条约》已开始实施，德国承受了沉重的经济与政治负担，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垮台后的欧洲与中东版图也被重新划分。获胜的欧洲列强对德国的羞辱，以及战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等在参议院拒绝国际联盟、拒绝通过《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等事件中得到了体现，导致了德国超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应和希特勒的崛起，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富布赖特极不愿意重犯类似错误。在他看来，各种冲突从来都不是黑白分明的，因此他总是避免将对手妖魔化，一开始总是会寻求谈判解决的办法，最好是在多边框架内。
相反，拉斯克是30年代初才去牛津，当时纳粹已上台。后来他一直关注着英国内维尔·张伯伦首相与希特勒毫无希望的谈判，这种做法得到了历史上最痛苦的教训：绥靖主义。拉斯克将共产主义与纳粹的极权主义相提并论，同样不屑。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采取行动控制东欧，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这使拉斯克认为，这些国家会因此反对个人自由，变得咄咄逼人。他决心绝不让自己当一个绥靖主义者。因此，他和富布赖特看待越南问题的不同角度自然就产生出无法弥合的精神与情感分歧，而且早在越南出现在美国的雷达屏幕上的几十年前，这种分歧就已形成。战时妖魔化对手的自然倾向及约翰逊、拉斯克等人绝不“输掉”越南的决心大大加深了主战派一方的心理隔阂，持久地损害了美国的威信，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威信。我也看到这同一种强迫症在我当总统的和平时期所起的作用，以及在我与共和党国会及其同盟的意识形态斗争上所起的作用。要是失去了理解、尊重或信任，那任何妥协，更不用说承认错误，都会被看成软弱、不忠的表现，是必定导致失败的因素。
对于60年代末越南问题上的鹰派来说，富布赖特是轻信、幼稚的代名词。幼稚是所有好心人都应警惕的问题。但过于精明也有其危险的一面。在政治领域，如果发现自己已陷入洞穴，那么一条首要原则便是不要再挖下去：如果无视可能出现的错误，或是打定主意不予承认，就无疑是大大地又挖了一铲。我们在越南面临的困难越多，国内的抗议浪潮也就越高，派出的军队也就越多。1969年，我们派出的军队达到了54多万人的最高峰，最后现实终于逼迫我们改变方向。
目睹这一切事情的发展使我又吃惊又着迷。我阅读了所有能读到的东酉，包括我常常要发送的、盖有“机密”和“秘密”印章的文件。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无论在战争中是否取得进展，我们国家都在被引入歧途。富布赖特每天都会收到一个名单，上面写着阵亡在越南的阿肯色州青年的名穿。我每天都要到他办公室去查看一下名单，这已成为一个习惯。一天我看见了我的朋友和同学汤米·扬的名字。就在他将要回家前几天，他乘坐的吉普车轧上了地雷。我十分悲伤。汤米·扬是位高大、聪明、笨拙、敏感的家伙。我原以为他长大后准会生活得很好。在名单上看到他的名字，看到其他一些我相信在生活中肯定会付出与得到更多的人的名字，让我第一次为自己还在当学生，只是远远地接触越南的死亡而感到痛苦与愧疚。有那么一阵子，我甚至想退学参军——毕竟我不仅是个民主党人，而且倌奉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尽管我反对这场战争，但这并不意味自己有权利逃避这场战争。我对李·威廉姆斯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退学是在发疯，我应该继续为结束战争尽自己的力量。我去当兵，说不定是再去一个送死的，什么也证明不了。从理性上说，李的话我能理解，我也继续在做自己的事儿，但心里总觉得不对劲。毕竟我父亲曾是一位二战老兵。我敬重军人，即使我认为他们当中许多负责人都缺乏头脑，只是一介勇夫罢了。于是我和愧疚展开了一场私人较量。我们成千上万热爱祖国但仇恨战争的人都曾进行过这样的较量。
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来说，不容易在脑海中重现那些已经久远的年代。对于那些经历过的人来说，也没有必要再说什么。在国内，战争也造成了伤亡，甚至那些最自信的反战者也未能幸免。富布赖特喜欢，也佩服约翰逊总统。他很高兴成为推动美国前进的团队一员，即使是在他帮不了多大忙的民权方面。他工作时总是呈现出精神饱满的面貌，但他极不愿成为一个遭受谩骂与孤立的局外人。一天清晨，我去上班时看见他正独自一人沿着走廊向办公室走去，一脸的悲伤与沮丧。在蹒跚地走向自己该诅咒的责任时，他有一两次差点儿撞到了墙上。
尽管外交委员会关心的还有其他事情，但越南却像个阴影，始终笼罩在委员会所有成员包括我的头上。我在乔治敦的头两年里几乎保存了自己所有的课堂笔记、论文和试卷。从第三年起，我保留下来的只有两篇并不怎么样的货币银行课的论文。到了第二学期，我甚至退出了“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这门课，这也是我在乔治敦大学退出的惟一一门课程。
1967年春，老爸的癌症复发，被送进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的杜克医疗中心治疗了几个星期。每到周末，我便驱车266英里，从乔治敦赶去看他。每个周五下午动身，周日深夜赶回。我无法既去看老爸，又上共产主义课，所以只好“逃课”。这段时间也是我年轻时最累但也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我一般周五深夜赶到达勒姆，然后去接老爸，和他一起共度周六。周日上午和中午我们也在一起，这以后我就得返回学校，回到工作中。
1967年3月26日，这是个复活节礼拜日，我们一起前往宏伟的哥特式杜克教堂做礼拜。老爸从来也不怎么去教堂，但这次做礼拜，他似乎真的很开心。也许听到耶稣也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而死这样的话让他感到了一些宽慰。也许当我们齐声共唱那首美妙而古老的赞美诗《与所有光荣之子同唱》时，他终于相信：“与所有光荣之子同唱，高唱救赎之歌！死亡与悲伤，地球黑暗的故事，属于过去的日子。四周云层正开裂，时间的风暴很快将过去；上帝模样的人类醒来了，知道了永恒的安宁。”做完礼拜后，我们开车来到查珀尔希尔，那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所在地，到处鲜花盛开，长满了山茱萸和紫荆花。南方多数的春天很美丽，而这个春天格外妖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复活节。
在那几个周末中，老爸和我说话的方式是他从来没有过的。我们聊的多数只是日常琐事，我的生活、他的生活，谈谈母亲和罗杰、家庭和朋友等等。有些谈话则比较深人一些，特别是谈到他知道自己很快将结束的这一生时。但即使是琐碎小事，他说起话来的那种豁达、深邃、无拘无束，也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在那些漫长倦怠的周末中，我们消除了以前的隔阂，他承认我是爱他的，也原谅了他。假如他以前就这样勇敢，这样有尊严地面对生活，如同他面对死亡那样，那他准会是个好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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