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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结束后，我回到家，虽没打工，却对自己想做什么有了明确的想法。这是阿肯色州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连任六届后，奥瓦尔·福伯斯不苎竞选连任。我们州最终迎来了忘掉小石城伤痛，以及洗刷他执政后期仍具有的任人惟亲污点的机会。我想为州长选举做些工作，一方面是学点政治，一方面也能为推动阿肯色州走上进步的道路尽绵薄之力。
福伯斯的执政岁月积蓄了好几名候选人的勃勃雄心，雄心将他们推人竞选。其中七名是民主党人，一名是大名鼎鼎的共和党人温斯罗普·洛克菲勒。他在小约翰·D．洛克菲勒博士六个孩子中排行第五。离开父亲的帝国后，小洛克菲勒博士管理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慈善工作，同时也在自己较为开明的妻子爱比和加拿大伟大开明的政治家麦肯齐·金的影响下，背离了他父亲保守的反劳工政治，甚至背离了他父亲保守的宗教观，和哈里·爱默生·福斯迪克一起在纽约市建立了跨教派的河边教堂。
温斯罗普似乎注定要成为家族中的一匹黑马。被耶鲁大学开除后，他来到得克萨斯的油田打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表现出色，后来娶了一位纽约的上流名嫒，天天出入各种聚会，得到一个大玩家的名声。1953年，他迁居阿肯色州，部分是因为他在那里有个战时的哥们儿，说动他到那里去建-个牧场，部分是因为该州法律允许30天内办妥离婚，而他又正急于结束自己第一场短暂的婚姻。洛克菲勒高大魁梧，高约6英尺7，体重250磅。他的确喜欢上了阿肯色州，这里人人称他“温”，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个不错的名字。他总是穿一双牛仔靴，戴一顶斯泰森牛仔帽，、这已成了他的象征。他买下了小石城以西约50英里的珀蒂吉恩山的一大块地，在那里成功地繁殖出圣达牛，并在那里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珍妮特。
在第二故乡定居下来后，洛克菲勒拼命工作以摆脱在纽约时困扰他的花花公子名声。他成立了小规模的阿肯色州共和党，并想方设法为我们这个贫穷的州引进工业。福伯斯州长任命他为阿肯色州工业发展委员会主任，他也的确带来了许多新就业岗位。1964年，他对阿肯色州的落后形象失去耐心，开始挑战福伯斯，竞选州长。人人都很感激他所做的一切，但福伯斯在每个县都设有机构；多数人，特别是阿肯色农民，仍然支持他的种族隔离立场，反对洛克菲勒支持民权的立场。阿肯色州仍然是一个民主党的州。
另外，生性腼腆的洛克菲勒缺乏口才，传言中的饮酒癖好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由于这个癖好，他常常要迟到许久，反而让我显得很准时。一次，他来到阿肯色州东部的克罗斯县县府所在地韦恩镇，要在那里的商会晚宴上发表演说，但到达时已饮酒过多，并且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他立起身来说：我很高兴来到——”突然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便小声向司仪打听：“我在哪里？”司仪亦小声答道：“韦恩”。他又问了一遍，还是同样的回答，于是便洪钟般地喝道：“见鬼，我知道我叫什么！我这是在哪里？”这个故事立刻像野火般传遍了全州。传播故事的人并无恶意，因为他们都知道洛克菲勒是自己要当阿肯色州人的，心里装的也都是阿肯色州的最大利益。1966年，洛克菲勒再次参选，但即使福伯斯不在了，我也不认为他会成功。
此外，我想支持的是一位进步的民主党人士。从情感上说，我最喜欢的是布鲁克斯·海斯。1958年他因支持小石城中心中学的种族融合而丢掉了在国会的席位。他在一场由选举人自填候选人的竞选中败给了一位种族隔离主义验光师戴尔·奥尔福德博士。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使用了印有姓名、可直接贴到选票上去的黏胶标签。选民们虽不识字，却“机灵’’地知道黑人、白人不应上同一个学校。海斯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我们浸礼会多数人决定只有保守派才能领导他们或领导国家之前，曾当过南方浸礼会大会主席。他是个很棒的人，聪明、谦虚，非常风趣，好得有点过了头，甚至对他竞选对手的年轻工作人员都很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尔福德也参加了州长竞选，但他赢不了，因为种族主义者还有一个比他更狂热的斗士，那就是吉姆·约翰逊法官。他出身寒门，发迹于阿肯色州东南部的克罗塞特，靠着能言善辩，最后进了州最高法院，并在州长竞选中获得了三K党的支持。他认为福伯斯在民权问题上过于手软；他毕竟任命了几名黑人进入州的一些委员会工作。福伯斯还是有点平民意识的。对他来说，种族主义只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他主张改善学校和敬老院条件，修建公路，改革州精神病院，而且不主张摘种族迫害。种族主义只是为了继续执政而付出的代价。对约翰逊而言，种族主义是一种神学。他靠仇恨壮大。他轮廓分明，眼睛明亮，带点儿野性，使他看上去有一种“精瘦饥饿”的神情，甚至会让莎士比亚笔下的卡西乌斯忌妒得发疯。而且他还是一名足智多谋的政客，知道自己的选民在哪里。他从不参加那些数不清的竞选大会，其他候选人在那里发表演说的时候，他却独自率领乡村与西部乐队跑遍全州，吸引群众，然后便会发表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说，攻击黑人和背信弃义的白人同情者，煽动起群众的狂热情绪。
这些我当时并未亲眼见到，但他在人们中积蓄力量，这些是其他候选人无法争取到的人：他们对民权方面的联邦行动主义深感忧虑，对沃茨暴乱及其他种族骚乱事件心存恐惧；他们深信，反贫穷战争就是为了黑人的社会主义福利；同时他们自己的经济状况也让他们灰心丧气。从心理上说，我们都是希望与恐惧的复杂混合物。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时都会发现天平朝着一边或为一边倾斜。如果天平过分偏向希望，我们就可能变得天真与不现实。如果天平过分偏向另一边，我们则可能被妄想与仇恨所吞噬。在南方，天平的黑暗一边始终是更严重的问题。1966年，吉姆·约翰逊正是推动天平倒向黑暗一边的人。
最有希望赢得选举的另一位候选人是另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前检察长弗兰克·霍尔特。他得到了县府大楼多数人和大利益集团的支持，但在种族问题上，他比福伯斯进步得多，而且绝对诚实与正派。认识弗兰克·霍尔特的人个个都很敬佩他（除了那些认为他过于平易近人，因而不可能带来真正变化的人），霍尔特也一辈子都想当州长，此外还希望实现家庭的夙愿：他兄弟杰克是南方一位老派平民主义者，曾于几年前在一场激烈的参议院竞选中输给了保守的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
我伯伯雷蒙德·克林顿是霍尔特的铁杆支持者。他说，他可以让我也参与到竞选中。霍尔特已经得到了阿肯色州一些大学学生领袖的支持，这些人自称是“霍尔特一代”。不久我就以每周50美元的报酬被正式雇用。我想这笔报酬一直是雷蒙德伯伯支付的。在乔治敦我每周只有25美元的生活费，此时则觉得自己很有钱了。
其他学生比我大一些，也比我的关系广得多。麦克·格洛弗当过阿肯色大学学生会主席；迪克，金当过阿肯色州立师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保罗，弗雷当过沃希塔浸礼会青年民主党主席；比尔·艾伦是前阿肯色少年州州长，此时是阿肯色州仅隔一条密西西比河的孟菲斯州立大学学生领袖；莱斯利·史密斯出身一个显贵的政治家庭，她漂亮、聪明，曾当选过阿肯色州豆蔻小姐。
竞选开始后，我完全成为了“霍尔特一代”的第二个穿线人。我的任务是把“霍尔特当州长”的标语牌钉到树上，动员人们把黏胶小标语贴在他们的汽车保险杠上，在全州各地的竞选大会上散发关于霍尔特的小册子。在当时以及在我后来成为候选人时的一个最重要集会点是芒特内博炸鸡店。芒特内博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可以俯瞰阿肯色州西部耶尔县境内的阿肯色河，这里也是克林顿家族最早定居的地方。人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吃东西，欣赏音乐，同时听长长一大串候选人发表演讲，他们有的竞选本地官员，有的竞选州长。
到达那里后不久，我便开始向人们做工作。这时竞选对手们也开进来了。霍尔特法官的竞选动作晚了一些。他的对手一个个开始发言时，他竟然还没到场。我着急了。这个活动可不能错过。我打付费电话，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在移动电话出现之前，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他告诉我，他实在无法在那些演讲结束前赶到，因此应该由我替他发言。我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确定。他说我清楚他主张的是什么，只要把这点告诉大家就可以了。我通知活动组织者霍尔特法官赶不过来，然后问我是否可以代他讲话。我吓得够戗，因为这比代表我自己演讲要糟得多。演讲结束后，大家的反应客客气气的。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但演讲一定还不坏，因为自那以后，除了继续钉钉标语牌和贴贴黏胶标签外，我应邀还在其他几个霍尔特法官到不了场的小集会上代表他发言。类似的集会实在太多了，没有哪个候选人能做到次次到场。
几周后，竞选班子认为，法官夫人玛丽和他女儿莱达及梅丽莎也应走上街头，覆盖他覆盖不到的地方。玛丽·霍尔特身材高挑、头脑灵活，独立精神很强，在小石城开有一家时装店；莱达是玛丽·鲍德温学院的学生，学院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斯汤顿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出生在那里；梅丽莎则是个高中生。她们几位都很漂亮，能说会道，也都很崇拜霍尔特法官，对于竞选十分投入。她们只需要一名司机。不知怎么，我被挑中了。
我们开着车在州里四处行驶。我们一次出去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小石城洗衣休整，然后再出发。真是太有意思了。我确实了解了阿肯色州，从跟玛丽和她女儿们的大量对话中也学到了很多。一天，我们前往霍普镇，参加在县府大楼台阶上举行的集会。我外祖母也站在人群中，尽管本该莱达讲话，但此时玛丽还是很慷慨地邀请我向家乡父老讲几句。我想她们都明白我需要这么个机会来表现一下，显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大家认真听取了我的讲话，当地报纸《霍普之星》甚至还发表文章，对我赞扬了一番。对此，老爸颇有些得意，因为他在霍普镇开别克车行时，该报主编很不喜欢他，以至于养了条杂种狗，也取名为罗杰，然后常常把狗放出来，让它到别克车行周围溜达，这样他就可以在街上一边追狗，一边大喊：“过来，罗杰！过来，罗杰！”
那天晚上我领莱达去看我四岁之前住的房子，还有我常在那里玩耍的木结构地下通道。第二天我们一起来到墓地，为玛丽·霍尔特已故的亲人扫墓。我领她们看了我父亲和祖父的墓。
在路上跑来跑去的那些日子已成了我珍贵的记忆。我习惯了被女人指挥来指挥去，我们相处融洽。我想自己对她们还是有用的。我自己换漏了气的轮胎，帮助一户人家逃离着火的房子，还被那些大得能让你感到它们扎进了你身体的蚊子咬得遍体鳞伤。我们一边开车一边聊着关于政治、人和书之类的话题。我想我们也得到了些选票。
霍普镇集会前不久，竞选班子决定播放一段15分钟的电视节目，采访一下为霍尔特法官工作的学生。他们认为，这么做可以把霍尔特法官定位为代表阿肯色州未来的候选人。我们几个人谈了几分钟，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支持他。我不知道这些话有没有用，不过自己第一次上电视还是觉得挺有意思，尽管我自己没看着。在阿肯色州中北部山区范布伦县偏僻的阿尔里德社区举行的集会上，我还得再做一次演讲。无论哪位候选人，只要能不辞辛劳来到那里，都能得到选票；我开始意识到，我们一票都不能放过。
几个星期的炎炎夏季过去了，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旧南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幽灵，新南方的力量也不足以将其撵走。我们大多数学校仍然实行着种族隔离，反对派的势力依然强大。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一个县的县府大楼还在公共卫生间门上张贴着“白人”和“有色人”的牌子。在另一个镇上，当我请一位上了年岁的黑人妇女投霍尔特法官的票时，她说她不能，因为她还没有支付自己的人头税。我告诉她国会于两年前就取消了人头税，她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了。我现在也不知道她是否这么做子。
然而新一天的迹象还是显露了出来。在温泉城南边35英里处的阿卡德尔菲亚从事竞选活动时，我碰到了竞选阿肯色州南部国会席位的主要候选人，一位叫戴维·普赖尔的年轻人。他显然是位进步人土。他认为，只要能见到足够多的人，他就能够劝说他们大多数人投自己的票。他在1966年参加了竞选，1974年又参加了州长竞选，1978年再次参加了参议员竞选。令我非常遗憾的是，1996年，他从参议院退休了。这时戴维·普赖尔已成为阿肯色州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体现着优良的进步传统。人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朋友，我也一样。
普赖尔所熟悉的那种“零售”政治对阿肯色这样的农业州来说非常重要。这里一半以上的人住在人口不足五千的小城镇中，而成千上万的人则住在“外面的农村”。我们那个时代，电视广告，尤其是负面电视广告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在选举中发挥这么重要的作用。候选人购买电视时间多数是为了面对摄像机和选民谈话。大家也期待看到他们拜访每一个县府大楼和主要企业，走进每一个咖啡馆的厨房，甚至来到拍卖牲畜的谷仓集市搞竞选活动。县里的集市和馅饼晚餐会是个“丰产”地带。当然，每家周报和电台也都希望进行一次来访和拉到一两个广告。我就是这样学会政治的。我觉得，这种方式比电视大战有效。你可以说话，但也得注意听。你得面对面地回答选民们提出的尖刻问题。当然，你还是可能被妖魔化，但要这么做，你的对手至少得更加努力。如果你给了对手一击，你就得承受反击，而不是躲藏在某个假冒的委员会后面。这些委员会指望，一旦他们发起攻击，消灭了另一位候选人后，便能在你的任期内大发横财。
尽管竞选较为个人化，却远不是什么个性比赛。每当紧急关头出现了重大问题，都必须加以解决。如果某种公共意见形成了汹涌的潮流，而你又不能昧着良心随波逐流，那你就得立场坚定、训练有素、反应迅速，以避免被淘汰出局。
1966年，吉姆·约翰逊——或吉姆法官，他喜欢人们这么称呼自己——就在兴风作浪，而且掀起的是险恶的巨浪。他攻击弗兰克·霍尔特是棵“好看的蔬菜”，并影射洛克菲勒与黑人有同性恋关系——一个贻笑大方的指控，因为他此前的名声完全应该是“情种”。曾有一首在经济和社会不稳定时期唱给白人选民听的南方老歌：你们是善良、正派、敬畏上帝的人；“他们”威胁着你们的生活方式；你们无需改变，一切都是他们的错；选我吧，我将保护现在的你们，把他们踢得屁滚尿流。吉姆法官的意思只是这首南方老歌的最新翻版而已。永久的政治分水岭：我们与他们。要大家接受这种观念无疑是卑鄙、丑恶的，最后也将自我毁灭。但我们仍能看到，只要人们感到不满和不安全时，这种观念就总能奏效。由于约翰逊在措辞上是如此地极端，而且在以往的竞选中基本看不到他的身影，因此多数政治观察家都认为，这次他成不了气候。随着选举日的到来，弗兰克·霍尔特开始拒绝回应约翰逊或是其他候选人发起的攻击。他们都认为霍尔特已遥遥领先，于是便开始攻击他是一个“保守派机器”候选人。那时我们没做很多的民意测验，即使有，也多数不被太当回事。
对于追随他左右的理想主义年轻人来说，霍尔特的策略听起来很不错。他对所有指控的回答都只有一个简单的声明，说自己是完全独立的，他不会回应任何没有事实根据的攻击，也不会反击自己的对手，他希望完全靠自己的优点来赢得选举，“要么就不要赢”。我终于明白，“要么就不要赢”之类的政策倡议纲领时，这种策略是可行的，但在1966年夏天，公众情绪充其量也只是好坏参半，而霍尔特的纲领又过于笼统，激不起非常强烈的情感。此人的选民完全可以投布鲁克斯·海斯的票。
尽管有种种攻击，但多数人还是认为弗兰克·霍尔特将领先其他候选人，不过得不到多数票，然后在两周后赢得第二次预选。7月26日那天，人民开口说话了，共有42万多人。投票结果使那些专家们大跌眼镜。约翰逊得票领先，为25％；霍尔特第二、为23％；海斯第三，为15％；奥尔福德第四，为我们大为震惊，但仍抱有希望。霍尔特法官和布鲁克斯·海斯两人总得票数稍稍高于种族隔离主义者约翰逊和奥尔福德组合。此外，在一场更有意思的议会选举中，长期任职于众议院的保守派议员保罗·范·达尔塞姆败在了年轻的进步人士，耶鲁大学毕业的律师赫伯·鲁尔手里。几年前，范·达尔塞姆曾说过女人应该待在家中，“光着脚怀孩子”之类的话，惹恼了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的支持者。这为后来成为希拉里在罗斯法律事务所合伙人的赫伯赢得了一支妇女志愿大军，她们戏称自己是“支持鲁尔的光脚女人”。
第二次预选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悬而未决的，因为这牵涉到投票人数，牵涉到哪位候选人将更加努力地把自己的选民拉回到投票地点，并劝说那些投了已被淘汰出局的候选人票的人或是第一次没有投票的人成为自己的支持者。霍尔特法官竭尽全力，希望第二次预选会成为旧南方和新南方之间的抉择。约翰逊则上电视告诉选民，他正在和“狮子坑里的但以理”和“希律王宫中的施洗者约翰”并肩战斗，反对罪恶的种族融合。事实上，他这番话并没有影响到那场选举的框架。我认为，在那次谈话中，吉姆法官甚至骑上了保罗·里维尔的马。
尽管霍尔特的策略很聪明，约翰逊也愿意以旧南方对新南方与之奉陪到底，但霍尔特的策略有两个问题。首先，旧南方的选民具有很高的投票积极性，他们很肯定，约翰逊就是他们的斗士，而新南方的选民则对霍尔特心里没底。他直到选举后期才同意摆出强硬姿态，这就加深了他们的怀疑，降低了他们的投票热情。其次，有数量不明的洛克菲勒支持者打算投约翰逊的票，因为他们认为，与霍尔特相比，约翰逊会更容易被自己支持的人击败。任何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只要他或她在共和党初选中没有投过票，就都可以在民主党第二次预选中投票。只有19646人这样做了，因为格克菲勒没有对立面。在第二次预选日，参加选举的人数比参加初选的人数只少了5000人。每个候选人都得到了比第一次多出一倍的选票，约翰逊以1．5万票胜出，总得票是52％对48％。
这一结果让我很恶心。对于霍尔特法官及其家人，我也深感忧虑。我相信，他当州长肯定会比当个候选人强，同时，对于吉姆法官所代表的东西，我也更为反感。洛克菲勒是惟一的亮点。事实上他很有赢得选举的机会。到了第二次，他已成为一个更有组织的候选人。他花钱如流水，甚至为穷苦的黑人孩子买了几百辆自行车。人秋后，他以4．5％的选票赢得了选举。我很为自己的州感到骄傲。那时我已回到乔治敦，没有亲眼看到竞选运动的开展，但许多人评论说，约翰逊在大选中似乎激情不足。也许是因为他的资金支持有限，但也有传闻，说他也许此前已得到洛克菲勒让他冷却一点的“鼓励”。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
除了卡特任内的短暂间歇——当时我是卡特总统在阿肯色州的先锋，那时他希望联邦政府给他儿子安排一个职位——吉姆·约翰逊始终站在极右的一边，对我也越来越敌视。80年代，和许许多多南方保守派一样，他倒向了共和党，后又参加最高法院的竞选未果。此后，他便开始在暗中捣乱。我竞选总统时，他直接或间接地向任何轻信的人散布了许多天才的故事，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在东部一些所谓的开明媒体中竟找到了若干上当受骗者——这些媒体正是他喜爱谩骂的对象——尤其是有关白水案。他是个狡诈的老流氓。糊弄他们准让他乐开了怀，如果当时华盛顿的那些共和党人成功地把我轰出了城，他就很有理由笑到最后了。
竞选结束后，我得放松放松，于是第一次来到了西海岸。雷蒙德伯伯的一位固定客户想买一辆新别克，这时正好库里没货。雷蒙德伯伯在洛杉矶一家车行找到了一辆“展品车”——供买车的人拿来试驾，看自己是否喜欢。经销商常常交换这些展品车，或是打折出售给对方。雷蒙德伯伯要我飞到洛杉矶，和帕特·布拉迪一起把车开回来。布拉迪的母亲是雷蒙德伯伯的秘书，布拉迪本人则是我的高中同学和乐队伙伴。如果我们两人一起去，就可以一路把车开回来。我们很想去。那时学生票非常便宜，雷蒙德伯伯几乎不用花几个钱就可以让我们飞过去，然后还能在车上挣些钱。
我们飞到洛杉矶，提了车，然后返回。但我们没有直行，而是绕了个小弯，去了趟拉斯韦加斯，因为我们觉得可能不会再有机会去那里看看。我还记得，当时在夜里开车越过平坦沙漠的情景。我们开着车窗，感受着温暖干燥的空气，欣赏着拉斯韦加斯远处闪烁的璀璨灯火。
那时的拉斯韦加斯很不一样。没有像“巴黎”或“威尼斯”那样的主题大酒店。当时只有叫斯特里普的酒店，在那里可以赌博娱乐。我和帕特没什么钱，但很想玩一下角子机，于是找了个地方，每人换了一卷五分硬币，玩了起来。不到15分钟，我便拉出了一个满堂红，而帕特则拉出了两个。这一情景立即被那些“独臂土匪”旁的“固定人质”看在了眼里。他们深信我们就是幸运之星，因此每当我们没有打出满堂红离开一个角子机后，他们就会扑上来，你推我抢地争夺我们留下的位置，好让自己拉个满堂红。我们也不理解，心想这几分钟准是用光了自己几年的好运气。但我们不想浪费运气。我们开回公路时，口袋里还鼓鼓地装着大部分赢来的钱。我想不会有人会带着这么多硬币。
把车交给雷蒙德伯伯后——他倒不介意我们绕了个弯儿，我就得做回乔治敦的准备了。竞选结束后，我和杰克·霍尔特谈了想去为富布赖特参议员工作的打算，但并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上一个春季，我曾给富布赖特参议员写信求职，收到回信说没有空位，不过他们会把我的信存档。我怀疑情况没什么变化。但回到温泉城没几天的一个清晨，我接到富布赖特的行政助理李，威廉姆斯打来的电话。李说杰克·霍尔特已推荐了我，外交委员会现在空出了一个助理文员的位置。他说：“你可以做兼职，每月35印美元，或是全职，每月50阗美元。”尽管我还睡意蒙咙，但这句话可听得清清楚楚。我说：“干两份兼职怎么样？”他笑了，说他要的正是我这样的人，周一早晨就得去报到。我高兴得简直要疯了。富布赖特领导的外交委员会已成为全国辩论外交政策的中心，尤其是辩论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的中心。现在我终于可以亲眼目睹戏剧拉开帷幕，即使是打打下手。另外，不用母亲和老爸的帮助，我便能自己支付上学的费用，既解除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也消除了我的负疚心理。我曾经很担心，在支付了我在乔治敦的各种费用后，他们怎么还能支付得起老爸的医药费。尽管那时没跟任何人说起，但我还是很担心，生怕要离开乔治敦，打道回府。家乡的大学要便宜得多。但现在，突然天赐良机，我既有机会留在乔治敦上学，还能为外交委员会工作。这一辈子，我都要感谢杰克·霍尔特，感谢他推荐我到外交委员会工作；这一辈子，我都要感谢李·威廉姆斯，感谢他给丁我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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