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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那个夏天结束得太快了，就像所有童年的夏天一样。9月12日那天，我和母亲飞往华盛顿。在开始听取新生情况介绍前，我们将在那里花上一周时间观光游览。自己进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不很清楚，但充满了期待。
这次旅行对母亲来说比对我更为艰难。我们总是很亲密，我知道她看我时，既看到了我，也看到我父亲。她将抚养小罗杰，对付大罗杰，而在这两条战线上都失去了我的帮助。对此，母亲不能不担心。我们还会很想念对方。我和母亲既很相似，又很不相似，但我们在一起很快乐。我的朋友们很喜欢母亲，她也喜欢让他们到家里来。这在以后也是一样，不过通常只有在我圣诞节或夏天回家的时候。
那时我不可能像现在这么清楚她对我有多么担心。最近，我偶尔发现了一封她写于1963年12月的信，这封信帮助我成功地申请到了慈善互助会领导奖。该奖项每年颁发给设有慈善互助会的城市里一两所高中的高年级学生。她写道，她的信“稍稍减轻了我对比尔的愧疚情结。我的职业是做麻醉，麻醉总是占据着我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我感到理所当然属于比尔。因此，由于这一点，对他个人品行的肯定，对他用自己的生活取得的成就的褒奖实际上属于他自己。因此，当我看到他时，我看到的是一个‘自我造就的，人”。这话她说得可就不对了！是她每天教我鼓起劲，坚持下去；是她教我去发现人们最好的一面，即使他们看到的是我最坏的一面；是她教我要感谢每一天并用微笑迎接每一天；是她教我坚信，只要愿意付出必要的努力，就能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是她教我坚信，最终爱与善会战胜残酷与自私。那时母亲并没有循规蹈矩地信仰宗教，尽管随着年岁渐长，她变得越来越虔诚。她目睹了这么多人死去，很难相信会有什么来世。但如果神意味着爱，那么，她就是一个神灵般的妇女。而我自己则离那个自我造就的人还差得很远很远，但愿我能更经常让她知道这一点！
尽管担心我们生活中的巨大变化，我和母亲在到达乔治敦时还是兴奋不已。离主校区仅几个街区之隔是所谓的东校区。那里有外交学院和其他拥有女生并在宗教和种族方面更为多样化的学院。大学于1789年由约翰·卡罗尔大主教建立。那是乔治·华盛顿当总统的第一年。在主校区进门处的大圆形广场上矗立着卡罗尔大主教的塑像。1815年，詹姆斯·麦迪逊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批准乔治敦大学拥有学位授予权。我们大学从一开始就对持所有信仰的人敞开大门，而且大学最杰出的校长之一帕特里克·希利神父，是这所白人居多的学校在1874——1882年间的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校长。校球队清一色为白人男性，而且几乎全都是天主教徒。外交学院成立于1919年，创始人是爱德蒙·A．沃尔希神父。他是个坚定的反共人士。我到那里时，教职员中还包括众多逃离共产党政权，或曾在那里受过苦的教授们。对于美国政府的任何反共活动，他们都表示支持，包括在越南。
外交学院的政治并不全是保守的，其课程也一样。学院严谨的学风反映了耶稣会教士于16世纪末期发展起来的教育理念——《研究概要》。大学的头两年，每学期要上六门课，每周加起来共有18或19课时，而且到三年级第二个学期前不开任何选修课。那时还有二个着装要求。我当新生那年，男生上课时还要求穿礼服衬衫，穿夹克，打领带。化纤“滴干”衬衣能买到，但穿起来很不舒服，因此来到乔治敦大学后，我决定在我每周25美元的膳食和其他开支中拿出五美元用于五件衬衫的干洗。此外学校还有宿舍规定：“新生除周末外必须每晚待在宿舍学习，并于12点前熄灯。周五与周六晚上必须在夜里12点30以前回到宿舍……绝对禁止异性访客留宿。宿舍内不得饮酒，不得豢养宠物，不得私藏枪支。”我知道这以后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但1997年我和希拉里送切尔西去斯坦福时，男女混住宿舍楼的情况仍让人看了不舒服。显然全国来复枪协会也没有成功取消对枪支的限制。
我和母亲走进前门时见到的第一个人是负责向新生介绍情况的迪宁神父。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乔治敦大学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除拉丁语外不懂其他外语的南方浸礼会教徒会想上外交学院。他说话的语气还表明，他们不明白学校是怎么同意录取我的。我只是笑了笑说，也许过一两年我们会一起弄明白。看得出来，母亲有些担心，因此，迪宁神父离去后，我跟她说不用多久，他们就都会清楚什么原因了。我怀疑当时自己有点儿虚张声势，但听起来还行。
预备程序过后，我们去找我的宿舍，并见到了我的室友。罗耀拉宿舍楼位于35街和N街交汇处，就在沃尔希大楼后面并与之相连。分配给我的是225号房间，紧挨着35街学校的前门，可以俯瞰罗得岛的杰出参议员克莱本佩尔家的房子和他漂亮的花园。我当总统时，他还在参议院工作。他和他的妻子努阿拉成了我和希拉里的朋友。在凝望了这所气派的老宅外部30年后，我终于见到了它的内部。
和母亲来到宿舍门口时，我大吃一惊。1964年的总统选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而贴在我门上的是一个戈德华特的黏胶标签。我还以为自己把他们都留在了阿肯色州！标签是我室友汤姆·坎贝尔贴的。他是位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来自长岛的亨廷顿，出身于一个坚定的保守派共和党家庭，曾是纽约市沙维尔耶稣会中学的橄榄球队员。他父亲是位律师，在当地获得了法官职位，走的是保守党路线。汤姆对给他安排的室友可能比我还要吃惊。我是他见过的第一位南方浸礼会教徒，而且更糟的是，我是个坚定支持林登·约翰逊的民主党人。
母亲绝不允许政治之类的小事影响好的居住环境。她开始和汤姆聊天，就好像认识了他很久，她和别人也总是这样，没过多久，就把他争取了过来。我也喜欢他，心想我们定能和谐相处。在乔治敦朝夕相处的四年中，在后来将近40年的友谊中，我们的确如此。
不久，母亲高高兴兴、神情自若地和我告别。我随即便开始考察身边的环境，先从我宿舍的那一层开始。我听到大厅那头传来音乐，那是电影《飘》里的《塔拉主题曲》，于是便找了过去，希望能再遇上个南方人，哪怕不是个民主党人。来到播放音乐的房间时，我却发现了一个不属于任何范畴的人物。他叫汤米·凯普兰，正坐在这层楼里惟一的一张摇椅上。他告诉我，他是个独生子，来自巴尔的摩，他父亲做珠宝生意，他认识肯尼迪总统。他说起话来非常清脆明快，在我听来有点儿贵族派头。他说他想当作家，给我讲了一大堆的肯尼迪故事。尽管我知道自己喜欢他，但当时不可能知道我又碰到了一位后来证明是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在后来的四年中，汤米将带我去参观巴尔的摩；将带我到他在马里兰州东岸的家；将带我去了解圣公会教堂及其礼拜仪式；将带我到纽约的皮埃尔饭店去品尝美味的印度咖喱；将带我到卡莱尔宾馆，让我头一回享受那里昂贵的客房服务，还带我到“21”俱乐部和其他几人一起庆祝他21岁的生日。他还将带我到马萨诸塞州和科德角，在那里我因为没抓住长满贝类的岩石而差点儿淹死，而且在努力抓住岩石的过程中，我的双手、两只胳膊、胸部和双腿又被划得一道一道的。在拼命游回岸边的过程中，一道偶然出现的又长又窄的沙堤和汤米以前学校的朋友费夫·希明顿伸出的援手救了我的命。希明顿后来当上了亚利桑那州的哄和党州长。（他当时要能预见未来，也许就得考虑考虑了！）作为回报，我也向汤米介绍了阿肯色州、南方的民俗民风和基层政治。我想自己做了笔好交易。
在后来几天中，我见到了其他同学，并开始上课。我还想出了每周如何靠25美元生活的方法。除了五美元零头用来干洗五件礼服衬衣外，·我决定周一到周五每天吃一美元的伙食，另一美元用来周末打牙祭，这样还剩下14美元可用于周六晚上的外出。1964年，我实际已经能够用14美元请约会女孩吃饭，有时还能看场电影，当然我得让女孩先点菜，以确保我俩点的菜加起来不会超过自己的预算。那时乔治敦有许多很好的餐馆，在那里，14美元就能办那样的大事。此外，在最初几个月，我并没有每周约一位女孩，因此预算常有节余。
其余时间一天一美元的伙食并不难做到——我总是感觉自己钱还不少，甚至足以支付学校舞会或其他什么特别活动的额外开支。我的大部分课是在沃尔希大楼上，大楼对面隔着36街有一家威斯米勒熟食店。我每天早晨在那里花上25美分就可以喝一杯咖啡，吃两个甜面包圈。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咖啡。喝咖啡的习惯现在我也时不时地要克服一下，但成绩有限。午饭我就挥霍30美分。一半的钱用来买苹果或樱桃馅“女主人”煎饼；另一牛钱用来买16盎司的皇冠牌可乐。我很喜欢喝这种可乐，他们不再生产后让我很是失落。晚饭就更贵了，要花50美分。我常常在距宿舍几个街区的霍亚外卖店吃晚饭。尽管名字叫外卖店，可店里也有一个柜台，你可以在那里享用晚餐。在那里吃饭本身就能带来乐趣。花15美分，我可以买上一大杯软饮料，花35美分能买到一块巨大的黑麦粉金枪鱼三明治——大得都塞不进嘴。花上85美分就能买到一块同样大的烤牛肉三明治。偶尔，如果上一个周六晚我那14美元没有挥霍光的话，我就会来上一块。
然而霍亚外卖店真正吸引人的还是店主唐和罗丝。唐高大强壮，一块鼓鼓的二头肌上刺着文身。那时文身极为少见，不像现在的摇滚明星、运动员和嬉皮青年身上那样随处可见。罗丝做了个硕大的蜂窝发型，脸很好看，体态婀娜，穿上紧身汗衫、更紧身的裤子和细高跟鞋时就更是曲线毕露。对于那些预算紧张但想像力丰富的男孩子来说，她就像块大磁铁，而只要好脾气但警惕性高的唐往那里一站，就确保了我们在那里只能是吃吃饭而已。只要有罗丝干活儿，我们就吃得很慢很慢，以保证消化好。
头两年里，我很少大胆跨出学校及其周边区域。这是一个很小的范围，南边以M街和波托马克河为界，北边是Q大街，东边是威斯康星大街，西边则是大学所在地。乔治敦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有“墓地”，那是1789餐厅下面地窖里的一个啤酒大厅，多数学生都到那里去喝啤酒，吃汉堡；还有比利·马丁餐厅，在那里不用超出预算就能享用到很好的饭菜和气氛；此外还有地窖门”，从我宿舍走下山坡到M大街就是。那里有很棒的现场音乐表演。我听过60年代很受欢迎的民歌手格兰·亚伯勒的演唱，还有伟大的爵士风琴手吉米·史密斯，以及现在已被人遗忘的“酋长”乐队。他们在我到乔治敦后不久便散了伙。其中两人组成了一个新的更加有名的乐队，叫做“爱一勺”，其一号歌手凯思·艾略特后成为“老爸老妈”合唱团的“凯思老妈”。有时，“地窖门”周日下午开门，你可以只花上一美元就在那里一边慢慢地喝着可乐，一边听“酋长”乐队演奏。
尽管偶尔我也会产生出一种被圈在乔治敦的感觉，但多数时候还是乐呵呵的，沉浸在课堂和同学中间。但是，我也为自己有几次走出茧子去旅行感到高兴。第一学期的几个星期里，我去里斯纳礼堂听朱迪·考林斯演唱。她的样子现在还能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金发飘飘，一袭长裙，怀抱吉他，独自站在舞台上。从那一天起，我就成了热情的朱迪·考林斯迷。1978年12月，我和希拉里在我初次当选州长后短暂访问了伦敦。一天我们正在切尔西区沿着国王大道浏览橱窗，一家商店的喇叭突然开始大声播放朱迪演咱的约尼·米切尔作品《切尔西之晨》。我们当即决定，如果生个女儿，就叫她切尔西。
尽管我并不经常离开乔治敦周围，但第二学期里，我还是设法去了两趟纽约。我和汤姆·坎贝尔一起去了长岛，在他家共度感恩节。那时林登·约翰逊已赢得总统大选，但我还是很高兴和汤姆的父亲辩论了政治。一天晚上，我向他发难，问他们的好街坊好四邻是否已组织起来，制定了一个“保护性”公约，根据这一公约，私房屋主承诺不向被排斥在外的群体成员，通常是黑人，出售房屋。在最高法院裁决这种做法违宪前，这种现象很普遍。坎贝尔先生承认是这样，他们居住的地区确实制定了一个公约，但排斥的对象不是黑人，而是犹太人。我住的南方小镇有两个犹太教堂和相当数量的反犹太分子，他们称犹太人是“基督杀手”，但在纽约也看到这么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让我很是吃惊。看来并不只有南方才有种族主义或反犹太主义。我想，要是早有人让我明白就好了，但是没有。
感恩节旅行前几周，我随乔治敦大学乐队——差不多是个草台班子——来到纽约市，第一次品尝到了这个“大苹果”。我们每周只排练一两次，但是即使这样的技艺也足以受邀到一个很小的天主教学校，布鲁克林的圣约瑟夫女子学院举办音乐会。音乐会开得很成功，在后来的交谊会上，我碰到了一个学生，她请我陪她步行回家，然后同她和她母亲喝了可乐。这是我第一次短暂造访这样的公寓大楼，纽约的绝大多数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住在无数个这样的公寓楼里。楼里没有电梯，所以我们得步行上好些层楼梯来到她家。由于我习惯了阿肯色州收人不高的人能买得起带院子的平房，所以那时她家的房子在我看来是那么狭小。我对那次偶遇的所有记忆是，她和她母亲似乎非常和蔼可亲。住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也能养成如此爽直友好的个性，可真让我没想到。
和她们道别后，我独自一人来到了这个大都市。我叫了辆出租车，说要去时报广场。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霓虹灯。这儿喧闹、快节奏，充满了生命的悸动，但也有一些阴暗面。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站街女，她撞上了一个倒霉的原型人物：一个看上去惨兮兮的伙计，穿一套深色套装，留着平头，戴副厚厚的黑牛角边眼镜，夹着个公文包。他既受到诱惑，又感到害怕。恐惧占了上风。他继续往前走；她笑了笑，耸了耸肩，继续干她的活儿。我看了些剧院和商店门脸，一个耀眼的广告牌吸引了我的眼球——泰德牛排屋——1．59美元就能买块大大的牛排。
错过这样的地方似乎太可惜了，于是我走了进去，买了份牛排，找了张桌子。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个大发脾气的男孩和他伤心的母亲。他正在口头上打击母亲，“太便宜了，妈妈，太便宜了。”母亲则一个劲儿地对他说，售货员说了牛排很好吃。过了几分钟，我拼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母亲攒足了钱要为儿子买他一心想要的录音机。问题在于这是个标准的高保真系统，叫做“hi-fi”，而他却要买一个新的立体声系统。后者的音质好得多，而且显然在追求时髦的同学面前很有面子。然而这种录音机，母亲即使一再缩衣节食也买不起。那孩子不但没有心存感激，反在公共场合冲着母亲大喊大叫：“我们所有的都是便宜货！我要好的！”我很生气，真想上去给他一下，冲他喊叫，告诉他，他有多幸运，有这么个爱他的母亲，给他饭吃，给他衣穿，自己干的几乎肯定是一份绝对乏味的工作，挣的是太少的工资。我站起身，气愤地走了出去，留下那块没吃完的便宜牛排。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想部分是因为我母亲所做的和所忍受的。这件事使我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奋力挣扎更为敏感。这些男男女女做的是我们自己不想做，而他们做了我们又不想多付给他们钱的事。这件事让我对忘恩负义的行为深恶痛绝，同时决心一定要知恩图报。这件事还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既要充分利用生活的好运，又不要把好运太当回事儿，因为我心里清楚，命运的螺丝只要一拧，我就会回到起点，甚至更糟。
从纽约回来后不久，我退出了乐队，好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与学生工作方面。在一次表现较为出色的竞选中，我当选为新生班长，而这次的选举者多数是来自东部的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天主教徒。我记不得自己是如何决定参加竞选的，但有很多人帮我，这很令人激动。事实上没有出现争议，也没有很多赞助。所以，竞选活动最后就只是基层政治和一个演讲。我的一位竞选工作人员给我写了一张便条，显示出我们拉票的力度：“比尔：新人班有问题；汉诺威捡了许多选票。罗耀拉三楼（派伦那层楼）还有可能——就在楼道尽头挨着付费电话的地方。感谢迪克·黑兹。明天见。睡个好觉，先生们。金。”金就是约翰·金，他身高5英尺5，精力充沛，后来成为乔治敦大学赛艇队艇长和我们同学、总统千金露丝·约翰逊的学习搭档。总统曾邀请他去白宫共进晚餐，让我们又羡慕又忌妒。
选举前的那个周二，全班集会听我们的竞选演说。我的提名人是的鲍勃·比林斯利，一位结交广泛的纽约人，他叔叔谢尔曼以前是斯多克夜总会老板，他给我讲过许多20年代就去那儿的明星们的好听故事。鲍勃说我有当领导的记录，而且是个“能够办成事儿，并且办得不错的人”。接着轮到我讲话。我没有引起争论，只是保证无论自己当选与否，都要“在任何时候都全力以赴，服务到底”，并且要给选举“一种精神，使我们班更有力量，使我们班在竞选结束时更为自己感到骄傲”。这是一个很谦虚的举动，也应该如此，正如俗话说的那样，为人应多谦虚。
我两位对手中较强的那位对我们说，他参加竞选是因为不想让我们班跌入“地狱的无底深渊”，试图以此来为某个本来无足轻重的时刻注入一些分量。对于那个地方，我知道得不多——听起来很像是个同共产党人合作的地方。这番无底深渊的言论说过了头，给了我第一个好运。我们玩命似的干，矗后我终于当选。选票清点完后，我的朋友们收集了好多5美分、10美分和25美分的硬币，让我能够抓起最近的付费电话给家里打电话，告诉家人赢得选举的消息。我们聊得很开心。我听得出来，电话那一头没有什么麻烦，母亲也能听出我已开始不想家了。
尽管我喜欢做学生工作，喜欢去纽约走走，喜欢待在乔治敦，但学习仍是我新生期间的主要任务。我第一次得花力气学习。我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我所有六门课的老师都是有趣能干的人。我们都得学一门外语。我选了德语，因为我对德国感兴趣，还因为德语清晰、准确，令我印象深刻。德语教《授冯·伊赫林博士心地善良，当年纳粹开始焚烧书籍，包括他写的儿童书籍时，他藏在一个农舍阁楼上才躲过了他们的搜捕。地理教授阿瑟·科赞斯蓄着山羊胡子，有一种古怪的专业风度。上他的课让人觉得很乏味，直到有一天他对我说，从地理上说，阿肯色是地球上最有意思的地方，因为那里有钻石、石英晶体、铝土和其他矿藏及地层。
逻辑课老师是奥托·亨茨，一位尚未被委任为牧师的耶稣会教士。他头脑灵活，精力充沛，关心学生。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共进晚餐，吃汉堡包。我受宠若惊，表示同意，然后驾车沿着威斯康星大街来到一家霍华德·约翰逊快餐店。简短轻松的谈话后，奥托变得严肃起来，问我是否愿意成为一名耶稣会教士。我笑了笑回答说：“那我不是要先当天主教徒吗？”我告诉他自己是一个浸礼会教友，并且半开玩笑地说，即使成为天主教徒，我觉得自己也守不住独身的誓约。他摇了摇头说：“我不相信。我看过你的论文和试卷。你写得就像个天主教徒。你思考问题也像个天主教徒。”我在阿肯色州竞选时总是给天主教听众讲这个故事，让他们放心，在他们能选出的人里，我是最接近天主教州长的。
另一位耶稣会教授约瑟夫·塞贝斯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杰出的一位。他长得干瘦，驼背，却是个天才的语言学家，主要兴趣在亚洲。共产党取得胜利前，他一直在中国工作，后来被关押过一段日子，多数时间是被关在地窖里，此种伤害损害了他的胃，废掉了一个肾，因此后来他身体一直不好。他开的课叫做比较文化，·实际上应被称为“世界宗教”：我们学习了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神道教、儒教、道教、印度教、耆那教、拜火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我喜欢塞贝斯，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关于全世界的人们如何界定上帝、真理及好生活的内容。他知道有多少学生来自外国，因此给予每一位学生参加期终口试的机会——用九种语言。第二学期，我得了个A，得到A的总共只有四个学生，这也是我最引以为豪的一个学习成绩。
我其他的老师都是些真正的人物。罗伯特·欧文教新生英语。他对新生的啰唆含糊给予了连珠炮似的尖刻评论。对此，他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在作文空白处他会写出令人难堪的评语，称一个学生是“一台变化无常的小舱底水泵”，对另一个令人恼怒的表达方式的回应则是“你成了一棵白菜，对吗？”我的作文则挨了更多乏味的斥责：在两边的空白处或在作文末尾处，欧文博士写了“累”，表示累赘，还有“喷”、“真乏味，没劲儿”等评语。在我保留下来的一篇作文后面他终于写了“清楚、有思想”几个字，但紧接着又要求我“下次讲点交情”，作文写在“好一点的纸上”！一天，欧文博士大声朗读了一篇他以前学生写的关于马维尔的文章，以说明慎用语言的重要性。这位学生指出，马维尔即使在妻子去世后仍爱着她，然后不幸地加了一句，“当然，通常情况下，物理意义上的爱在死后便结束了。”欧文吼道：“通常情况下！通常情况下！我想对某些人来说，在温暖的一天里没有什么比冰冷的尸体强！”对一帮18岁的天主教学生和一个南方浸礼会教友来说，这有点儿滑稽。无论他现在在哪儿，我都害怕他会看到这本书，只能想像他正在空白处写那些尖刻的评语。
乔治敦大学最具传奇性的课是卡罗尔·奎格利教授的文明发展史，这是所有新生都必须上的课。每个班都有2印多学生。尽管有难度，但这门课极受欢迎，原因在于奎格利先生的才华、观点和夸张。他的夸张包括他对超自然现象的讲解，包括他声称亲眼目睹过一张桌子从地板上立了起来，一位妇女在降神会上飞了起来，包括他在课上谴责柏拉图让绝对理性凌驾于观察到的经验之上。每年这门课程结束时，他总要讲到这一点。讲课结束时，他总是会把简装本的柏拉图《理想国》一撕两半，然后扔到教室后面，一边喊道：“柏拉图是法西斯！”考试中尽是些让人精神错乱的问题，比如“写一篇简短但组织严密的巴尔干半岛从第四纪冰川期到荷马时代的历史”，以及“宇宙演进过程与抽象维度有何关系？”等等。
奎格利有两个深刻见解产生了尤其持久的影响。首先，他说，社会必须发展有组织的手段来达到其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和知识等方面的目标。在奎格利看来，问题是所有手段最终被“制度化了”——也就是说．成为了既得利益，更致力于保住它们的特权，而不是致力于满足它们被创造出来去满足的需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只有通过改革或绕过这些制度才能产生变化。如果失败，反动和衰退就会开始。他的第二个具有持久影响的深刻见解是关于西方文明之所以伟大，西方文明之所以具有不断改革与振兴的能量，其关键所在。他说我们的文明之所以成功，根源在于其独特的宗教和哲学信念：人从本质上说是善良的；真理是有的，但肉身凡胎的人类却得不到；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接近真理；通过信念与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生活得好一些，并在来世得到褒奖。按照奎格利的观点，这些思想赋予我们的文明乐观向上、求真务实的特性，使我们始终坚定信念，相信有可能发生积极的变化。他用“注重未来”四个字来总结我们的意识形态。他指的是一种信念，即：“未来可以比过去更好，每个个体都负有个人的和道德的义务来努力实现这一点。”在1992年的竞选以及在我的两届任期内，我都常常引用奎格利教授的话，希望以此鞭策我和我的美国同胞来——同践行他的教诲。
第一学年结束时，我和第一个长期女友已约会了几个月。丹尼斯·海兰是个身材高挑、满脸雀斑的爱尔兰裔女孩，眼睛温柔美丽，笑起来很有感染力。她来自新泽西州的北蒙特克莱，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老二，父亲是个医生，在遇见她母亲前正在学习，准备当牧师。我和丹尼斯在三年级末时分了手，却一直保持着友谊。
我很高兴马上要回家了，那里至少有我的老朋友和我喜欢的炎热夏天。我在约克敦湾营地找了份工作。这是一个海军协会的营地，专为来自得州和阿肯色州的穷人孩子开设。营地位于沃希塔湖边，那是温泉城的三个湖泊之一，也是美国最洁净的湖，可以一眼看到30英尺深的湖底。这个人工湖位于沃希塔国家森林公园内，因此周围的开发和排污是受到限制的。几个星期以来，我每天一早就起床，驱车来到约20英里外的营地。我在这里负责监管游泳、棒球和营地的其他活动。许多孩子希望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摆脱他们日常的生活。有个孩子有五个兄弟姊妹和一个单身母亲，来到营地时身无分文。他母亲正在搬家，他不知道自己回去后会住在哪里。另一个孩子怎么也学不会游泳，从水里拖出来时已不像个样子。他却说没事儿；在他短短的生命中，他已经咽下过自己的舌头，中过毒，在严重的撞车事故中幸存。三个月前他没了父亲。
夏天很快过去了。我和朋友一起度过丁许多欢乐时光，也收到此时在法国的丹尼斯写来的很多有意思的信。老爸最后又出丁一件可怕的事。一天，他早下了班，回到家，但醉醺醺的，火气很大。我当时在耶尔德尔家，但幸运的是，罗杰在家。老爸操起把剪刀，朝母亲扑过去，把她推进厨房外面的洗衣间。罗杰冲出前门，来到耶尔德尔家门前，一边尖叫：“布巴，救命！爸爸要杀大杜了！”（罗杰很小的时候只会说“爸爸”，还不会说“妈妈”，所以地就为她造了一个词“大杜”，以后还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跑回家，把老爸从母亲身上拉开，夺下他手里的剪刀。我把母亲和罗杰领到起居室，然后回到洗衣间，对老爸破口大骂。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的不是愤怒，而更多是恐惧。不久以前，他被诊断患有口腔癌和咽喉癌。医生建议做彻底的但会有损形象的切除手术，老爸拒绝了。因此医生只能尽力而为。这件事发生在他去世前两年的早期，我认为，他对自己活着的方式感到很羞耻，对死亡深感恐惧，正因为这样，他才最后一次爆发出来。这以后，他仍喝酒，但变得比较沉默服帖。
这件事对我弟弟造成的影响尤其恶劣。将近40年后，他告诉我，当时跑出去喊救命让他觉得有多耻辱，阻止不了父亲让他觉得有多无助，此后他的仇恨又是多么刻骨铭心。这时我意识到，噩梦刚过，我就重提家庭的既定方针，即装做什么事也没发生，回到“正常”生活，这有多么愚蠢。我应该早告诉罗杰，自己多么为他骄傲，正是他的警觉，爱与勇气救了母亲一命，他所做的比我已经做过的更为艰难，他不应继续仇恨，因为他父亲是个病人，仇恨父亲只能让疾病在他身上扩散。的确，不在家的时候，我常写信给他，常打电话给他，鼓励他努力学习，参加活动，告诉他我爱他。然而我忽略了创伤的深度及其不可避免会带来的问题。罗杰花了很长时间，经历了大量自己带给自己的伤痛，才最终寻找到了内心深处伤痕的源头。
尽管对于母亲和罗杰的安全我始终放心不下，但我相信老爸从此不再动粗的保证。另外，他也正在失去制造家庭暴力的能力，因此我做好了回到乔治敦大学上二年级的准备。6月，我获得了500美元的奖学金。另外，必须打领带、穿衬衣上课的规定也被取消。自己每周25美元的生活会变得较为宽裕，我期待着这种生活的开始。我还再次当选为班长，这次将实施一个真正的计划，重点是校园问题，包括跨教派的宗教意识和我们将从毕业班那里接手的社区服务计划：CUCAP，即乔治敦大学社区行动计划。根据该计划，学生志愿者将分头前往贫困街道帮助那里的孩子学习。我们还通过大学的附设项目辅导成人取得高中文凭，尽我们所能帮助那些在生活中挣扎的家庭。我参加了几次这样的活动，尽管并没有如我应该的那样常去。在华盛顿市中心贫民区的所见所闻，加上自己在阿肯色成长过程中的经历，让我相信，仅靠志愿者的慈善行动永远也不足以解决贫困、歧视、缺少机会等制约我们无数同胞公民的严重问题。这也使得我更加支持约翰逊总统提出的民权、选举权和反贫困等计划。
我的第二学年和第一学年一样，重点也是课堂学习，但这的确也是最后一次。自那时起，从乔治敦大学的最后两年，到在牛津留学，再到上法学院，我的正规学习越来越受到政治、个人经历和私下探索的冲击。此时，教室里有数不清的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首先是第二年的德语课，然后是玛丽·邦德那引人人胜的英国重要作家课，还有乌尔里希·阿勒斯的政治思想史等等。阿勒斯是个德国人，脾气不太好。一次，他在我关于古代雅典法律体系的论文上写了这么个评语：“乏味但得体。”那个时候，这种轻描淡写的赞扬让我感到糟透了。在当总统几年后，要是再有人给我这么’广评语，那我可真没法儿活了。
在第一学期乔·怀特的微观经济学课上我得了个C。第二学期怀特教授教宏观经济学，这次我得了A。我想这两个成绩是一种预兆，国为作为总统，我在国家经济方面干得卓有成效，但在个人经济状况上却相当糟糕，至少是在我离开白宫之前。
教我们欧洲历史课的是路易斯·阿吉拉尔。他从古巴流亡来到美国，在巴蒂斯塔被卡斯特罗推翻前，曾是在野的民主反对党领袖。一次，阿吉拉尔问我这一辈子打算干什么。我对他说想回家乡从政，但现在又开始对许多其他事情感兴趣。他若有所思地说：“挑选职业就像从十个女朋友里面挑选妻子。即竺你挑选了其中最美丽、最聪明、最善良的女人，失去那九个也还是让你心痛不已。”尽管他喜欢教学，也教得很好，但我感觉，对阿吉拉尔教授来说，古巴就是那九个女人揉成的一个。
我二年级最难忘的课是沃尔特·贾尔斯教授上的美国宪法与政府课。这门课上他主要分析最高法院的案例。贾尔斯红发、平头，打定主意要当独身主义者。他生活中只有学生，以及对宪法和社会正义的爱，对华盛顿红人队的拥戴，无论他们是输是赢。他邀请学生到他家吃饭，几个幸运者还得以跟他一起观看红人队的比赛。贾尔斯来自俄克拉何马州，是一位开明的民主党人，他这种人那时就不多见，现在更稀少，足以让他受到《濒临灭绝物种法》的保护。
我想他对我感兴趣，部分是因为我来自和他相邻的州，尽管他喜欢在这个问题上拿我逗乐。我上他的课时，已经和睡眠缺乏症结下了终身的不解乏缘，并且养成了一个习惯，在课堂上一定要眯上五分钟或十分钟，然后就好了。然而这个习惯有时让人很难堪。贾尔斯上课时，我坐在大教室的最前排，成为他辛辣机智的最好陪衬。一天我正在课堂上小睡，他大声指出，某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像水晶般地清楚，任何人都能理解，“当然，除非你是来，自阿肯色州的某个乡巴佬。”我一下子醒了，只听全班哄堂大笑，以后他上课我就再也不敢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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