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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1963年夏天还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具有纪念意义的事。8月28日，我17岁生日的九天后，我独自坐在家中书房里一把白色的大躺椅上，观看我这辈子听过的最伟大的演讲。小马丁·路德·金站在林肯纪念堂前面，发表他的美国梦演说。演讲抑扬顿挫，让人想起黑人古老的圣歌。他的声音又雄浑又激动。面对着一个人群的海洋，面对着成千上万像我这样被电视紧紧吸引住的人，他讲述着自己的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土丘陵上，前奴隶的儿子们和前奴隶主的儿子们将能够像兄弟般坐在一起”，以及“我的四个小孩将生活在一个不以他们的肤色而以他们的内在品格来评价他们的国家”。
40多年后，很难讲清楚金的演讲在我心中激起的情感和唤起的希望，很难讲清楚在一个没有民权法，没有选举权法，没有公开的住宅法，最高法院没有瑟古德·马歇尔法官的国家里，他的演讲意味着什么；很难讲清楚，对于美国南方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在那里多数学校仍实行着种族隔离，在那里人头税被用来阻止黑人投票，或是被用来召集他们投既得利益者的票，在那里“黑鬼”这个词还有人在公开使用，尽管他们知道不该用。
在金博士演讲的过程中，我止不住热泪盈眶，在他演讲完好一会儿都哭个不停。他说出了所有我相信的东西，我永远也说不了他那么好。也许除了我外祖父的榜样力量外，那场演说比我的任何经历都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我要在自己的这一生中竭尽全力，让小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成真。
几个星期后，在进入高中二年级时，我仍沉浸在“少年国家”的兴奋之中，同时也决心好好利用少年时代的最后一次机会。
高中期间最难的课程是微积分。班里上这门课的有七人。此前从没开过这门课。有两件事我记得十分清楚。一天，老师科埃先生发回我的考试卷，我的答案全对，但分数显示我错了一题。我问科埃先生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的题解得不是很恰当，准是碰巧得到了正确答案，因此不能给我分。课本上，这道题要求的计算步骤比我用的多。我们班上有一个真正的天才，那就是吉姆·麦克道戈尔（不，不是白水事件中的那位）。他问能不能看看我的卷子，然后告诉科埃先生他不应该扣我那题的分，因为我的解法和课本里的一样正确，甚至更好，因为简短。接着他又主动要求证明这一看法的正确性。对于麦克道戈尔的头脑，科埃先生和我们一样都感到很了不起，因此同意让麦克道戈尔试试。吉姆便开始演算，写满了两大黑板的数学公式，分析这道题并证明我如何改进了课本上的解法。你也许会笑话我。我一直都喜欢解谜，现在也是，但那时只是在迷宫里艰难地爬行。吉姆说的那些，我是一点儿头绪都没有，而且我敢肯定，科埃先生也没有，但当他那大胆的表演结束后，我的成绩改了过来。这件事教会了我两点：第一，有时好的直觉在解决问题时可以克服智力不足；第二，高等数学我不要再学下去了。
我们的课排在第四节，就在午饭后。11月22日那天，科埃先生被叫出教室去办公室。他回来时脸色煞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告诉我们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挨了一枪，可能已被打死。我惊呆了。就在四个月前，我还在玫瑰园见到了他,一个充满生命、充满力量的人。他做过和说过那筢多事——就职演说、拉丁美洲进步联盟、冷静应对古巴导弹危机、和平队“IchbineinBerliner”（“我是一个甜心包饼”）演说中那些难忘的语句：“自由具有很多困难，民主也并非完美，但我们从不需要建起高墙，把自己的人民圈在里面。”——这些都体现了我对我的国家的希望和我对政治的信念。下课后，全班同学从上课的辅楼走回主楼。我们都很悲伤，除了一个人。我听到一个曾和我同在乐队的漂亮女孩说，也许少了肯尼迪对国家还是件好事。我知道她的家庭比我的还要保守，但听了这话还是让我震惊和愤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如此的仇恨，在我后来的政治生涯中还会经历很多很多。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中，这种仇恨被锻造成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19呢年我在拉斯韦加斯进行竞选活动时，这位女孩前来参加我的一个活动。她这时已成为一位社会工作者和民主党人。我很珍惜这次重逢以及它给予我的弥合旧伤的机会。我观看了肯尼迪总统的葬礼，并为林登·约翰逊用感人的语言清醒地接任总统职务感到放心。他说：“如果今天能够不站在这里，那我会很乐意奉剩下的日子过得很快，还有德莫莱和乐队活动。乐队活动包括一次前往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市的高年级乐队之旅和一次参加全州管乐队演出；还有很多次是和朋友在一起，包括在俱乐部咖啡馆吃午餐，那里的荷兰苹果派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苹果派。此外还有看电影，到基督教青年会跳舞，到库克乳品店吃冰洪淋，以及到麦克拉兹饭馆吃烧烤。那是一个具有75年历史的家庭餐厅，那里的烤肉可以说是最好的，那里的烤青豆则绝对是全国一流。
那年好几个月里，我都在和苏珊·史密瑟斯约会。史密瑟斯来自阿肯色的本顿镇，该镇在温泉城以东30英里通向小石城的公路边。我经常在星期天到本顿做礼拜，然后和她家人一起吃午饭。饭后，史密瑟斯的母亲玛丽会端出一大堆挑子或苹果馅饼放在桌上，她父亲里斯和我就开始吃馅饼，一直吃到走不动路为止。一个星期天的午饭后，我和苏珊开车兜风来到铝土镇。那是本顿边上的一个小镇，名字源于用来炼铝的铝土。那里有一个露天铝土矿。到了镇上后，我们决定开车出城，去看一跟那里的矿场。我们离开大路，开上我以为是硬土的路面，一直来到巨大的露天矿场边上。围着矿场转了一圈后，我们回到车上准备往回开，这时我们的心情一下跌到了谷底。我的车轮深深地陷入了松软潮湿的泥土里。轮子转啊转啊，却一英寸都没有向前挪动。我找了几块旧木板塞到轮子后面，顶进去增加摩擦。可还是不管用。．两小时后，轮胎表面的花纹都给磨平了，天也渐渐黑了下来，我们还陷在那里。最后我只得作罢，步行回到城里找帮手，也给苏珊的父母打了电话。帮手终于来了，我们被拖出巨大的槽沟，轮胎光滑得就像婴儿的屁股蛋。回到苏珊家时天已经很黑了。我想她们家人信了我们说的话，但她父亲仍偷偷出去看了一眼我的轮胎，好更加肯定。在那个还比较天真的年代，我感到很没面子。
二年级快结束时，我对上大学的事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不知什么原因，我从来没考虑过申请任何一所常春藤联盟学校。我知道自己想去哪里，而且也只申请了那里：乔治敦大学的外交学院。我并不想去做外交工作，当我参加“少年国家”时甚至都没去看一眼乔治敦大学，但我想回到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在那个城市的学术声望最高。耶稣会教士在知识上的严谨具有传奇色彩，也深深地吸引着我。此外我感觉自己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国际事务，而且60年代中期，只要待在华盛顿就能掌握所有的国内问题。我认为自己能被录取，因为我是全年级327人中的第四名，我的大学入学考试成绩也相当不错。乔治敦大学也尽量从每个州至少招一名学生（早期的赞助性行动计划！）。尽管这样，我还是很担心。
我决定，如果没有被乔治敦大学录取，我就上阿肯色大学。该大学有一项对阿肯色州高中毕业生不限制入学资格的政策。知情者说有抱负的政治家怎么都该上那里。4月的第二个星期，乔治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很高兴，但这时又开始怀疑去那儿上学是否明智。我没有得到奖学金，而上那所大学又是如此昂贵：学费1200美元，住宿和杂费700美元，还要加上书本、膳食和其他开支。尽管按阿肯色州的标准，我家属于舒舒服服的中产阶级，但我还是担心父母负担不起。此外，走那么远，把母亲和罗杰留下来和老爸在一起，我也放心不下，尽管岁月正在让他的动作缓慢起来。我的指导顾问伊迪丝，艾恩态度则很坚决：我应该去，我父母应该对我的未来进行投资。母亲和老爸同意了。母亲还相信，我一旦到了那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就肯定会得到一些经济上的支持。于是我决定试一试。
1964年5月29日我高中毕业。毕业典礼就在我们打橄榄球的里克斯球场举行。作为第四名的学生，我得做赐福祈祷。后来法庭针对公立学校宗教活动做出的判决如果当时就是法律的话，则可能会使我们免掉这一程序。我也认为，纳税人的钱不应用来推动纯宗教的事业，但我为在高中岁月结束时最后说的那几句话感到很荣幸。
我的赐福祈祷反映出我深深的宗教信念，还有一点点政治。我祈祷上帝会“在我们身上留下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它使我们的人民变得强大。让我们对冷漠、无知和排斥的现象感到难过，这样，我们这一代人就会从自由人的心底消除自满、贫穷和偏见……让我们关心他人；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没有目的的生活所带来的苦难与混乱；这样当我们去世后，他人仍拥有机会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
我知道，某些非宗教人士会觉得这些话刺耳或浅薄，但我对自己当时如此理想主义感到高兴，至今我也相信自己祈祷的每一个字。
毕业后，我和毛里娅·杰克逊来到老贝尔维德俱乐部参加我们的高年级聚会。俱乐部离我家在帕克大街的房子不远。由于那时我和毛里娅都还是孑然一人，而且我俩在圣约翰的小学是同学，因此这似乎是个好主意，事实也的确如此。
第二天早晨，我进入了我最后一个少年时代的夏天。这是个典型的、晴朗的、炎热的温泉城夏天。夏天过得很快。其间，我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去了大学管乐营，并作为顾问回到了“少年州”。那年夏天，我一连几个星期帮老爸为克林顿别克公司盘点，此前也干过几回。如今，各种记录都电脑化了，零部件也可以从高效的配送中心订购，因此很难还记得起，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库存着十年前的汽车零部件，每年都得靠手工来清点所有配件。小的零配件存放在小格架里，架子很高，排得很密，弄得配件部后面很黑，和前面明亮的展室形成鲜明的反差。展室也只能容纳一辆新别克车。
这项工作十分繁杂，但我还是很喜欢做，很可能是因为这是我和老爸共同做的惟一一项工作。我也很喜欢待在别克公司，和雷蒙德伯伯，和放满了新车旧车的停车场里的推销员，以及后面的机修工们一起聊天。后面有三个人我特别喜欢。两个是黑人。厄利·阿诺德看上去像雷·查尔斯，我还从没听到过有谁比他笑得还要爽朗。他总是对我很好。詹姆斯·怀特则比较优哉游哉。他不得不这样：靠雷蒙德伯伯付给他的工钱，靠他妻子厄尔林在沃特斯夫人走后到我家为我母亲干活挣的钱，他得养活八个孩子。我喜欢听詹姆斯的空想哲学。一次，我说高中的日子过得真像飞一样，他说：“是啊，时间过得太快了，我都快赶不上自己的年龄了。”那时我把这当成是开玩笑，现在则不觉得那么好玩了。
那位白人伙计埃德·福希是个汽车天才，后来自己开了家店。我离家去上学前，把自己开的那辆亨利J车卖给了他。老爸在霍普镇别克车行修好了六辆烧坏的车，这是其中的一辆。尽管这辆车有液压制动漏水等毛病，但我还是舍不得离开它。现在要是能弄回来，花再多的钱我也愿意。这辆车给我和朋友带来了许多欢乐时光，但也有一次不那么欢乐的经历。一天夜里，我开车出了温泉城来到7号公路光滑的路面上，紧跟在一辆黑色的车后面。正当我们经过杰西·豪的汽车影院时，前面那辆车在路中间猛地停了下来，显然是想看看大银幕上放映的是什么。那辆车的一个刹车灯没亮，等我发现他停下来时已经太晚。注意力不集中、反应慢、刹车不灵——所有这些让我正好撞到了那辆黑车的后部，下巴撞到了方向盘上，把它撞成了两半。幸运的是，没人严重受伤，我的保险支付了那辆车的损失。克林顿别克公司的伙计们把亨利J修得像新的一样。我也很庆幸，断成两半的是方向盘，而不是我的下巴。与几年前亨利·希尔那一拳相比，这次的事故不算严重，与那次公羊差点儿没把我顶死相比，就更算不了什么了。到这时，对于此类事故，我已变得比较泰然自若，就像一位智者说的那样：“身上时不时地长几只虱子对狗有好处。这样它就不会老为自己是条狗而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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