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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高中是一段华彩的乐章。我喜欢学校的课程，喜欢那里的朋友、乐队、德莫莱和其他一些活动。但让我不舒服的是温泉城的学校仍然实行着种族隔离。黑人孩子还是得去兰斯顿高中上学。该校宣称其最有名的校友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华盛顿红人队跑锋波比·米切尔。通过晚间新闻和我们的日报《前哨记录报》，我关注着民权运动，以及冷战时期的其他一些事件，如猪湾事件、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u一2飞机事件等。我还能看到卡斯特罗坐在车里，率领他那支衣衫褴褛却凯歌高奏的军队开进哈瓦那的情景。但就像对多数孩子那样，政治只占据着日常生活中的次要位置。除了老爸有时故态复萌外，我还是很喜欢我的生活。
正是在高中时期，我真正爱上了音乐。古典音乐、爵士乐、铜·管乐、摇滚乐、摇摆乐、福音乐等等。这些音乐构成了我对什么是大喜乐的看法。不知为什么，我20多岁时并不太喜欢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直到汉克，威廉姆斯和帕茨·克莱思从天而降。
除了参加进行曲和音乐会管乐队外，我还参加了我们的舞蹈乐队星光舞蹈团。有一年时间，我和拉里·麦克道戈尔争夺次中音萨克斯管的首席。麦克道戈尔看上去似乎就该为摇滚乐手巴迪·霍利伴奏。1959年，在一次气候恶劣的飞行中，霍利不幸机毁人亡，同时遇难的还有另外两位大明星，一位是比格·波帕，一位是17岁的里奇·范伦斯。当上总统后，我对艾奥瓦州梅森市的大学生做了一次演讲，这儿离霍利和他的伙伴们最后一次进行特约演出的地方很近。演讲完后，我驱车来到当时的演出场所，邻近的艾奥瓦州克利尔湖区的激浪舞厅。舞厅还在。对我们这些听着那些家伙的演奏长大的人来说，那里该被改造为一个圣坛。
不管怎么说，无论是看上去还是吹奏起来，麦克道戈尔似乎都很适合他们。他做了个鸭尾巴发型，顶部留着板儿寸，两边梳着涂了油的长发。每当站起来独奏时，他都会使劲儿摇摆，然后刺耳地吹上一通，更像是在演奏硬摇滚，而不是爵士乐或摇摆乐。1961年那会儿，我没他吹得好，但决心要超过他。那年，我们在阿肯色州南部的卡姆登市和其他爵士乐队搞了场比赛。我很对不起眼地独奏了一支舒缓优美的曲子。演奏结束后，我竟然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最甜蜜独奏家”奖。第二年，我又有了长足的进步，成为全州管乐队的首席。大学四年级时我再次赢得了这把交椅，乔，纽曼则当上了首席鼓手。
最后两年，我和弹钢琴的兰迪·古德勒姆一起加入了爵士三重奏小组——“三王”乐队。古德勒姆比我小一岁，却比我棒得多，我一辈子也到不了他的水平。我们的第一个鼓手是迈克，哈德格雷夫斯。迈克生长在一个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中。他常常叫我，还有他的几个朋友一起过去打牌。四年级时，乔·纽曼成了我们的鼓手。我们为舞会伴奏挣了几个钱，我们还在学校的活动中表演，比如一年一度的管乐联合演出。我们最拿手的是《万世英雄》的主题曲。我现在还保存着那时的录音带，过了这么多年，音带都完好无损，除了最后连复段的那个噪音外。我吹低音符时总有点儿问题。
乐队指挥维吉尔·斯帕林高大魁梧，一头深色鬈发，文质彬彬，很讨人喜欢。他指挥得很好，还是个一流人物。斯帕林先生负责组织每年都在温泉城举行的州管乐节，一搞就是好几天。他得把所有乐队的演出，几百场独奏和合奏，安排在各初中和高中教学大楼的教室里进行。每年，他还得在大标语牌上安排好所有的日期、场次和场地。我们一些自告奋勇的人则在放学后留下来，一连几个晚上加班，帮他妥善安排好一切。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大型活动的组织工作，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后来都被我很好地派上了用场。
在几次州管乐节上，我荣获了好几枚独奏与合奏奖章，还有几枚是学生指挥奖，对此我颇为自豪。我喜欢研读乐谱，并努力指挥乐队严格按照我认为合适的方式演奏曲目。在我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伦纳德·斯拉特金问我是否愿意在肯尼迪中心指挥管弦乐队演奏苏萨的《星条旗永不落》。他说，我只要挥舞一下指挥棒，差不多跟上节奏就可以了，其余的就由演奏家们自己负责。他甚至提出送给我一根指挥棒，再教教我如何握棒。我对他说，我很高兴指挥乐队，但请他把这首进行曲的谱子送来，我好复习一下。他听了后差点儿没把电话掉到地上。后来他还是送来了指挥棒和乐谱。站在乐队前时我有点儿紧张，但我们还是进入了角色，坚持到了最后。我希望苏萨先生会感到高兴。
高中时期我仅有的另一方面的艺术活动是在一年级时参加演出《毒药与老妇》。这是一出热闹的滑稽剧，讲的是两位老处女给人下了毒，然后把他们关在自己的房子里。和她们同住的还有她们懵懵懂懂的侄子。我扮演的就是这个侄子，而在电影里这却是加里·格兰特扮演的角色；我女朋友的角色由一位高个子的漂亮女孩辛迪·阿诺德担任。演出大获成功，主要是因为剧本里本来没有的两个情节。在一场戏里，我本该抬起窗座，发现姨妈的一个受害者，然后做恐惧状。我苦练良久，烂熟于心。但在演出的那个晚上，我打开窗座时却发现里面蜷缩着我的朋友龙尼·塞西尔。他抬起头看着我，用他装得最像的吸血鬼嗓音说：“晚上好。”我一时无措。幸运的是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台下则发生了一件更好玩的事情。当我在我们惟一一场爱情戏里亲吻辛迪时，她的男朋友，坐在前排的一位名叫艾伦·布罗利斯的高年级橄榄球队员发出了一声响亮滑稽的呻吟，惹得整个剧场哄然大笑。那个吻我现在还回味无穷。
我的高中课程包括微积分、三角函数、化学、物理、西班牙语、法语，还有四年的拉丁语。这一系列课程是阿肯色州许多规模小一些的学校所不开设的。幸运的是我们拥有许多聪明能干的老师，还有一名杰出的学校领导，乔尼·马·麦琪。麦琪是个高个子女人，头发又黑又密，看上去很威严，她既会满脸笑容，也会冷脸训斥，这得视情形而定。乔尼·马管理很严格，她仍然是我们学校精神的中坚人物。这本身就是一项工作，因为我们的橄榄球队是阿肯色州输得最多的，而那时橄榄球是一种宗教，每一个教练都希望成为纳特·罗克尼式的人物。那时的每个学生都还能记得在动员大会结束时，乔尼·马带领大家振臂高呼特洛伊式的口号。这时，大家已不顾体面，只知扯着嗓子大喊：“呼拉布鲁，克一奈克，克一奈克，呼拉布鲁，克一奈克，克-奈克，喔一唏，喔一嗨，要么赢，·要么死！叮咣，丘丘！乒乓，波哇！特洛伊！特洛伊！战斗，战斗，战斗！”好在这只是喊喊而已。我在学校三年时间里，只获得了一个6——29——1的成绩。要是上面的口号是准确的，那我们的道德水准可就成问题了。
我跟着伊丽莎白·巴克夫人学了四年的拉丁语。巴克夫人来自费城，是一个讨人喜欢、头脑复杂的女人。她让我们背了许多恺撒《高卢战记》中的句子。在俄罗斯人用人造地球卫星把我们逼人太空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当时的肯尼迪总统都认为，美国人应该多学些科学与数学。因此我听了所有我能听的课程。迪克·邓肯的化学课我上得不怎么样，但生物课却不错。不过我只记得有一课上得特别好。课上，纳桑·麦考利老师对我们说，我们的寿命比应该有的短，这是因为我们体内将食物转化为能量和处理废物的功能衰竭的缘故。2002年的一项重大医学研究表明，老年人可以通过大幅度减少食物的摄人量来大幅度地延长寿命。麦考利老师40年前就已经知道子这一点。现在我也成了老年人，我试着听从他的建议。
我的世界历史老师保罗·鲁特来自阿肯色乡下。他矮小敦实，头脑机灵，举止随便，幽默中不乏叛逆与淘气。我当上州长后，他放弃了沃希塔大学的教职来为我工作。1987年的一天，我在州议会碰到保罗正在和三位州议员聊天。他们正在谈论多娜·赖斯和《鬼把戏》的故事传出来后，加里·哈特最近的垮台。三位议员都用一种道貌岸然的口气猛烈抨击加里。保罗，这位虔诚的浸礼会教徒、教堂唱诗班指挥和十足的老实人，则耐心地听着他们几位喋喋不休的数落。在他们停下来喘气的工夫，他面无表情地说：“你们说得一点儿没错。他做的事的确很烂。不过你们还了解什么？又矮、又胖、又丑对我的道德品格影响之大，真是不可思议。”议员们不再吭声，保罗随之和我走开。我喜欢这位伙计。所有的英语课我都爱上。约翰·威尔逊把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活生生地呈现在阿肯色州15岁的孩子们面前。他要求我们用普通词语转述该剧的意思，然后一遍遍地问我们，莎士比亚对于人性与人类行为的观点是否正确。威尔逊先生认为，老莎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人生就是喜剧与悲剧。
在高中一年级的优等生高级英语班上，人人都要写一篇自传性短文。我的那篇短文充满了自我怀疑，这点连我自己都不理解，也从没承认过。以下是一些节录：我这个人受到各种各样力量的驱动和影响，有时我问自己活得是否健康。我是个活生生的悖论——笃信宗教，但对于自己确切的信仰并不像应该有的那样深信不疑；我要求责任却又回避责任；热爱真理却又常常屈从谬误……我讨厌自私，却天天在镜中看到自私……我看见了他们——其中一些是我很亲的人，他们从没学会如何生活。我希望并努力成为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但常常和他们如出一辙……我——这是个多么令人乏味的字眼！我、本人、我的、自己的……惟一让这些词值得使用的东西，是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优秀品质，而我们却往往不太能安置它们。这些品质是信仰、信任、友爱、责任、悔恨、知识。它们是使生活值得去拼搏的象征，而表达这些象征的词必须不折不扣地去面对。我要努力做个诚实的人，这样我就不会成为连自己都厌恶的伪君子，我将坦白地承认它们潜藏在这个男孩身上，而他正在万分努力地让自己成为一个男子汉……
我的老师罗尼·沃奈克给我打了100分，说文章写得好，写得实在，“深入挖掘了内心世界”，符合“认识你自己”的古训。我很高兴，但到现在也不清楚该如何应用自己的发现。我不干坏事，不喝酒，不抽烟，和女孩子也只是调调情，尽管跟好几个人接过吻。多数时间我都很开心，但始终没把握——自己是否如同希望的那样好。
沃奈克小姐领着我们这个小班去牛顿县进行校外考察。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阿肯色州北部欧扎克山区的心脏地带——相当于我们的阿巴拉契亚山。当时，那里是一个极其优美却极度贫困的地方，同时政治上也混乱不堪。该县人口6000左右，散居于几百平方英里的群山与盆地之中。县治贾斯珀只有300人。镇上有一个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建造的县政府大楼，两家咖啡屋，一个小百货店和一家小型影院。一天晚上，我们全班还去那里看了场由奥迪·默菲主演的老西部片。进入政坛后，我渐渐了解了牛顿县的所有乡镇，但早在16岁那年便已爱上了那里。我们在山间小道行走，了解欧扎克山区的历史、地理、动植物等等。一天，我们造访了一位山里人的小木屋。他收藏着内战以来的各种长短枪。我们还考察了当年邦联军队囤积军火的一个岩洞。枪还能开得了火，剩余的军火也仍然留在洞中。这里，时间过得缓慢，嫌隙难以消失，代代相传的记忆仍然弥漫在空中，洞中的一切把世纪般古老的冲突真真切切地展现出来。70年代中期，我当检察长时曾受邀为贾斯伯高中的毕业典礼作演讲。我鼓励学生要迎着困难上，并且引用了林肯的例子，列举了他所克服的种种艰难与挫折。演讲完后，当地民主党领导人带我走进星光灿烂的欧扎克夜晚。他对我说：“比尔，讲得好。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在小石城再讲一遍。不过下次再来的话，不要再滔滔不绝地讲什么共和党总统之类的话。他要真那么好，我们也不会打什么内战！”我不知说什么好。
在露丝·斯威尼的高年级英语课上，我们学了《麦克白》一剧，老师鼓励我们记住并背诵其中一些段落。我背了约一百多行，包括那段著名的独白，从“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开始，一直到“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将近30年后，我已当上了州长，我去阿肯色州维罗尼亚市参观一个班上课。学生们碰巧在上《麦克白》，我便为他们背诵了那几行台词，那些词对我而言仍然充满了力量。这是一段令人恐惧的独白，我总是努力使它不要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高中一年级后的那个夏天，我参加了一年一度在罗宾逊营地举行的为期一周的美国军团“少年州”活动。这是一个旧军营，里面有许多简陋的木头营房，足够容纳1咖名16岁男孩。我们按所在的市县编组，均匀地分成两个政党，然后作为候选人和选民进入到本地、县和州的政治活动中。我们还起草施政纲领，并对一些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我们聆听了自州长而下的重要人物的讲话，还在州议会大厦度过了一天。其间，少年州长以及其他当选官员和他们的“幕僚”、议员等真的走进了州府各办公室和议会各会议室。
到了周末，两党要提名两位候选人参加“少年国家”活动。该活动将于7月底在离国家首都不远的马里兰大学学院公园分校内举行。此外还要举行一次选举，得票最多的两人将作为阿肯色州议员前去参加全国活动。我便是其中之一。
我参加罗宾逊营地的活动是想要竞选“少年国家”参议员。尽管最具声望的职位是州长，可我当时对此并没有兴趣，此后多年，即使对那个真正的州长职位我也不感兴趣。在我看来，华盛顿是进行民权、贫困、教育、外交政策等方面活动的地方。此外，我也不可能赢得州长选举，因为用阿肯色州的土话来说，这是“装上碟子便被吹走”——还没开始就结束的事。我多年的霍普镇老乡麦克·麦克拉蒂实际已稳操胜券。他在学校就是学生会主席，此外还是明星四分卫和全优生。几周前他已开始在全州争取支持。我们党提名了拉里·汤顿。他是位电台播音员，有一副圆润的好嗓子，听起来既诚恳苎自信。但麦克拉蒂有的是选票，并因此而胜出。我们都很肯定，他准会是我们同龄人中第一个当选州长的。四年后，他当选为阿肯色大学学生会主席，仅仅一年后他以X岁的年龄成为州议会最年轻的一员。这种战绩更加深了我们的上述印象。不久以后，和父亲同在福特公司工作的麦克为福特牌卡车设计了一个在当时相当新颖的租车方案。这个方案最终为他和福特公司都带来了财富。他因此放弃了政治，专心经商，最后成为阿肯色-路易斯安那，煤气公司总裁。该公司是我们最大的天然气公用事业公司。但他在政治方面仍很积极，为许多阿肯色州民主党人，特别是戴维·普赖尔和我提供领导和筹款技巧。他一直伴随着我走向白宫，先是作为办公厅主任，后来作为派往美洲国家的特使。现在他和亨利·基辛格是一家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不说别的，光在巴西的圣保罗就有12个汽车经销点。尽管没有赢得州长选举，拉里·汤顿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安慰奖：作为除麦克拉蒂以外惟一获得百分之百认可率的男孩，他已稳稳当当地占据了两个“少年国家”议员的位置之一，只要提出申请即可。但这里有个问题。拉里是家乡代表团的两位“明星”之一。另一位明星是比尔·雷纳，一个聪明、英俊的多项全能运动员。他们来参加“少年州”时曾有约让汤顿竞选州长，雷纳则竞选“少年国家”议员。现在尽管他俩都有竞选“少年国家”议员的自由，但来自同一地方的两个男孩不可能都当选。此外，他们和我同屑一个党派，而我已经辛苦竞选了一个星期。当时我给母亲写了封信，说我已经赢得了税收官、党书记、市法官等选举，现在正在竞选县法官，这是阿肯色州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位置。
在最后一刻，就在党召集会议听取我们的竞选演说前不久，汤顿提出了申请。比尔·雷纳大为震惊，差点儿演讲不下去。我还保存着我当时的演讲副本，除了提到小石城中心中学的骚乱外，并无突出之处。文章提到：“我们成长在一个因某个危机而蒙羞的州，但这并不是它想要的。”我不赞同福伯斯的所作所为，希望其他州的人对阿肯色州抱有好一些的看法。计票后，拉里，汤顿得票遥遥领先。我名列第二，也得到不少票数。雷纳则远远落在了后面。我已经逐渐真的喜欢上了比尔。我永远记得，他很有风度地接受了自己失败的事实。
1992年，比尔住在康涅狄格州时曾与我的竞选班子取得联系，主动提出帮忙。我们的友谊曾受到年轻时失望的锤炼，现在得以继续，我们都感到高兴。
拉里·汤顿在另一天的竞选结束时击败了来自其他党派的对手。1963年7月19日，我来到了学院公园分校，渴望会见其他代表，就重要问题投票，听取内阁成员和其他政府官员讲话，参观白宫，并希望在那里见到总统。
一周很快就过去了，每天都被各种活动和议会会议安排得满满当当。我记得劳工部长威拉德·沃茨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他完全沉浸在民权问题的辩论中。许多男生是共和党人，支持巴里·戈德华特，并希望他能在1964年击败肯尼迪总统，但有足够多的民权进步分子，包括我们四个来自南方的人，足以让我们提出的立法建议在当天得以通过。
由于我和比尔·雷纳的友谊，由于我在民权问题上比较开明的观点，在整个一周的“少年国家”活动中，我和拉里·汤顿的关系都很紧张。让我高兴的是，在我成为总统后，有机会见到了成年的拉里·汤顿和他的子女。他看上去是个好人，有着自己的美满人生。
7月22日周一那天，我们参观了国会大厦，在台阶上照了相，并见到了我们州的参议员。我和拉里跟外交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赖特和拨款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克莱伦共进了午餐。资深体系运转良好，没有哪个州从中获得的力量比阿肯色州更大。此外，我们所有的四位国会议员都占据着重要职位：威尔伯·米尔斯是筹款委员会主席；奥伦·哈里斯是商业委员会主席；“托克”·加辛斯是农业委员会的高级委员；吉姆·特林布尔“仅仅是”自1945年才开始当国会议员，是权力很大的规则委员会委员，控制着提交国会表决的立法提案数量。我怎么也没想到，不到三年我就将作为外交委员会工作人员为富布赖特工作。那次午餐后的几天，母亲收到富布赖特参议员写来的一封信，说他跟我们一起吃饭很开心，还说她一定会为我感到自豪。我还保留着那封信，这是我第一次见识高效的管理工作。
7月24日周三那天，我们前往白宫，到玫瑰园拜见总统。肯尼迪总统走出椭圆形办公室，来到灿烂的阳光下，作了简短的讲话，赞扬了我们所做的工作，特别是我们对民权的支持；给我们打的分比给州长们打的还高。在每年夏季的会议中，州长从来没这么勇往直前。在接受了“少年国家”的一件T恤衫后，肯尼迪走下台阶，．开始和我们握手。我站在前排，个子大，而且比多数人都更坚定地支持肯尼迪总统。我要确保自己和总统握上手，哪怕他只是和两三个人握手。早在九年级课堂辩论赛中，我就支持肯尼迪，在他担任总统两年半后更是如此。此刻真的见到了他，对我来说，这是个毕生难忘的时刻。一位朋友为我拍了照片，后来我在肯尼迪图书馆发现了这组握手的照片。
对于那次简短的会见及其对我人生道路的影响有过很多理解。母亲说，我回到家后，她便知道，我已决定进入政坛，19兕年我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那张照片被广泛地认为是我渴望得到总统宝座的开始。对于这一点，我当时并不很清楚。我还保存着自己回家后在温泉城对美国军团所做的演讲。演讲中并没有对那次握手进行渲染。那时我认为自己想当个参议员，但可能在心灵深处，我也许像亚伯拉罕·林肯年轻时写下的那样：“我要学习，做好准备，我的机会也许会到来。”
我在高中的政治活动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我被选为一年级年级长，我还想参加学生会主席的竞选，但负责监督我们高中的鉴定小组却做出决定，不允许温泉城高中的学生参与太多活动，并下达了限制令。根据这个新规定，由于我已是乐队的乐器长，便失去了参加学生会或年级级长的竞选资格。菲尔·贾米森，橄榄球队队长，一个很有希望胜出的竞选者也是如此。不参加高中学生会主席竞选并没有让我或菲尔·贾米森很伤心。菲尔接着上了海军学院，结束海军生涯后，他又在五角大楼军备控制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位朋友对新的活动限制十分气愤，因此将我的名字添加到高年级秘书的竞选名单上，我也同意了。这是我生活中犯的低级政治错误。我的隔壁邻居卡罗琳·耶尔德尔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我，她也应该赢。我出于私心干了件傻事，同时这也证明了我的一个政治原则：如果不是真想得到某个职位，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待在那个位置上，那就坚决不要去争。
尽管遭到了那次挫折，在我16岁那年的某个时候，我还是认为自己想作为一名当选官员进入公共生活。我喜爱音乐，也觉得自己会很有前途，但我明白，自己永远成不了约翰，考尔特兰或斯坦·盖茨。我对医学很感兴趣，觉得自己能当个好医生，但我明白，自己永远成不了迈克，德巴基。但我清楚，在公共服务领域我可以出类拔萃。我最感兴趣的是人，是政治，是政策，而且我认为不靠家庭财富，不靠关系，不靠南方所看重的种族或其他根基，自己也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然而，美国的特别之处不就在于这种可能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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