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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力所能及地处理好这一切的。每天早晨，无论夜里发生了什么，她都会起床打扮蝴p张勇敢的脸。那是张多么了不起的脸。自从她从新奥尔良回家后，只要起得够早，我都喜欢坐在卫生间地板上望着母亲描画她那张漂亮的脸。
她得花上很长时间，部分是因为她没有眉毛。她常常开玩笑说，她要是有那种又长又粗、需要经常拔拔的眉毛该多好，就像艾金·塔米罗夫，当时一个著名的性格演员的眉毛那样。她的眉毛则要靠眉笔画出来。接下来，她就扑粉、涂口红，通常是鲜红的那种，和她的指甲油颜色一致。我十一二岁前，母亲总是留着长长的鬈发。头发很密、很美，我喜欢望着她梳头，直到梳得很妥帖。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她从美发店回家时头发剪短了，原先那头美丽的鬈发不见了。此前不久，我的第一条狗苏希在九岁时不得不让它“安乐死”，我这时的心情几乎和那时一样糟。母亲说，时下就兴短发，而且短发也更适合她这种三十五六岁的女人。我不爱听，我总是怀念她那一头秀发。但几个月后，当母亲不再染她20多岁起中间就开始花白的头发时，我感到很高兴。
化完妆后，母亲已经抽掉了一两枝烟，喝掉了两三杯咖啡。沃特斯夫人一进门，她就离家去上班。如果我们离家的时间差不多，她就会顺路把我带到学校。放学回家后，我就只顾着和朋友或罗杰玩。有一个小弟弟真好。我的朋友们个个都喜欢和他在一起，直到他长大，有了自己的朋友为止。母亲常常在下午四五点钟回家，除了赛马场开门的时候。她喜欢看赛马。尽管她下注极少超过两美元，却总是认认真真，研究赛马表和下注单，注意听自己必须知道的骑师、教练和马主的情况，并和赛马场的朋友讨论如何下注。在那里，她交了几个一生中最好的朋友：路易丝·克雷恩和她后来当了警长的丈夫乔。乔常常在老爸醉酒时开着警车带老爸兜风，直到他的愤怒消退。此外还有迪克西·塞巴和她的教练丈夫迈克，以及护土玛琪·米切尔。．米切尔在赛马场诊所工作，照料那些在赛马场上身体不适的人。和其他人相比，米切尔、迪克西·塞巴，后来还有加伯的第二个妻子南茜·克劳福德，她们几个也许是母亲真正的密友。玛琪和母亲还互称姐妹。
我从法学院回家不久就有了报答玛琪的机会，报答她为我和母亲所做的一切。在被当地社区精神健康中心辞退后，玛琪决定提起申诉，并要我代表她出席听证会。听证会上，即使我缺乏经验的质询都清楚地表明，除了玛琪与她上司的个人恩怨外，辞退她是毫无道理的。我把对玛琪的指控驳得体无完肤。胜诉后，我着实很兴奋。她应该赢回自己的工作。
在我把母亲卷入政治前，她的多数朋友都和她的工作有关，其中包括医生、护士、医院职员等等。母亲有很多朋友。她从不和生人交往，工作勤奋，手术前总能让病人轻松入睡，和同事们一起也真的很开心。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她。对于那些她认为想要对她指手画脚的人，或是想利用自己的职位处事不公的人，她就会变得很厉害。和我不一样的是，母亲实际上很喜欢故意气气那些人。我往往不知不觉就树了敌，仅仅是因为我这个人，或是我开始从政后得到的职位以及我努力想要带来的变化。母亲要是真不喜欢什么人，她就会想尽办法，弄得他们口吐白沫。在她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她一连好多年都奋力抗争，拒绝为一位麻醉医生工作，在几个手术中也出了些问题。为此，她付出了代价。不过多数人还是喜欢母亲，她也喜欢他们，尊重他们，显然也热爱生活。
我从来也不清楚，母亲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精力与精神的。她总是让每一天都充满工作、充满欢乐，总是悉心照料我和弟弟罗杰。学校有什么活动也总是一次不落。她总是抽出时间和我们的朋友相聚，而把烦恼全部留给自己。我很喜欢去医院看母亲，看那些护士和医生，看他们照顾病人。初中时，我还真看了场手术。不过我现在记得的只是好多切割和流血的场面，但我并不感到头晕。对于外科医生的工作我很着迷，心想也许有一天我也会从事这项工作。
母亲对她的病人十分关心，无论他们付不付得起钱。在实行保健医疗和医疗补助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有很多人付不起钱。我记得有一天，一位贫穷但很要面子的男人来我家结账。他的工作是摘水果，所以付给了母亲六蒲式耳的新鲜桃子。这些桃子我们吃了好长时间——和在麦片中，做在馅饼里，掺在自己做的冰淇淋里。要是再有几个穷病人付不起现钱该多好啊！我想，在工作、朋友还有赛马中，母亲的婚姻压力得到了巨大的缓解。一定有很多日子里，母亲内心在哭泣，也许甚至是因身体的疼痛。但多数人并没有察觉到。她树立的榜样在我当上总统后起到了很大作用。她几乎从没和我谈论过她的烦恼。我想她准是认为需要知道的我已经知道，剩下的我自己也能想明白，因为我并不傻。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应该尽可能拥有一个正常的童年。
我15岁那年，事情发生了变化，沉默战略不再奏效。老爸又开始喝酒，又开始暴虐。母亲只好带上我和罗杰离开。几年前我们已经离开过。那时我们搬进中央大道南端几乎靠近赛马场的克利夫兰庄园公寓楼住了几个星期。这次是在1跖2年4月，母亲到处找房子期间，我们在一家汽车旅馆住了大约三周。我们一连看了好几处房子，都比我们现在住的小得多，有些也超出了她能承受的价格范围。最后，她终于看中了斯卡利街上一幢三居室两卫的房子。斯卡利街只有一个街区那么长，在温泉城南边，在中央大道以西半英里。这是一幢新式全电气化的“金牌”住房，有中央供暖和空调——而我们在帕克大街上的房子只有窗式空调。我想这幢房子得花费三万美元。房子还有一个很棒的起居室和餐厅，餐厅就在进大门的左手。后面是一个很大的书房，同吃饭的地方和厨房相连。厨房外面是个洗衣间，就在车库后面。书房后面是一个很大的门廊，后来我们在这里装上玻璃，摆了张台球桌。门厅右边是两间卧室，左边则是个很大的卫生间，后面是一个带卫生间可以洗淋浴的卧室。母亲让我住带淋浴间的大卧室，我想这是因为她要一个大卫生间，可以让她有更多空间摆放她那些化妆品和镜子。母亲住在后面第二大的卧室里，罗杰住最小的那间。
尽管我喜欢我们在帕克大街上的房子，喜欢我费了很大劲儿整治好的院子，喜欢我的邻居、朋友和那些常去的熟悉地方，但也很高兴搬进了一个正常的家，拥有了一种安全感，这点也许对母亲和罗杰而不是对我更为重要。那时，尽管我对于儿童心理一窍不通，但已开始担心，老爸的酗酒和暴虐行为会吓坏罗杰，这比吓坏我更严重，因为罗杰生下来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中，而且罗杰·克林顿是他的亲生父亲。我父亲则是另一个人，一个在我心目中坚强、值得信赖、靠得住的人。一想到这点我就有了更多情感上的安全感，拥有了比较超然甚至是带点儿同情地看待眼前所发生的事情的必要空间。我从没停止过对罗杰·克林顿的爱，我从没停止过给他打气，希望他改变；在他清醒与忙活的时候，我一直都感觉和他在一起很开心。我那时就担心，小罗杰将来准会仇恨他父亲。事实的确如此，这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讲述这些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时，我明白，要落人莎士比亚的马克安东尼为裘力斯·恺撤所作的悼词中讲到的陷阱是多么容易：如果人们做了恶事，死后免不了遭人唾骂，可是他们所做的善事，往往随着他们的尸骨一齐人土。就像所有我知道的酒精和药物上瘾者一样，罗杰·克林顿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好人。他爱母亲，爱我，爱小罗杰。母亲在新奥尔良上学时，他曾帮助母亲回来看我。他对家人和朋友慷慨大方。他头脑灵活，幽默诙谐。但他身上也有一种由恐惧、缺乏安全感、心理脆弱等成分组成的易燃混合物。这种物质毁掉了多少瘾君子的生活希望。就我所知，他从没向那些知道如何给予帮助的人寻求帮助。
和一个嗜酒如命的人一起生活的真正困惑是，这种生活并不总那么坏。几个星期，有时甚至是几个月，我们都会在一起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沉浸在普通生活的平静欢乐中。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忘却那些日子。即使忘了，我还有老爸寄给我的几张明信片和几封信，以及我寄给他的几封信，唤起我的这段回忆。
有些痛苦的时光往往也会被忘却。最近我重读了母亲离婚档案上的证词。我发现在证词中，我详细讲述了三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在老爸施暴后，我立即给母亲的律师打电话，让他叫警察来把老爸带走。我还说上次我阻止他殴打母亲时，他竟威胁说要打我。这句话很好笑，因为那时我已长得比他高大壮实，他就是很清醒、不那么醉的时候也不是我的对手。这两件事我不记得了，也许正如专家们所说的那样，家庭成员如果还要和家中的嗜酒继续生活下去，他们就会予以否认。无论什么原因，40年后，这些特别的忆仍然被深深埋藏。
1962年4月14日，在我们离开五天后，母亲提出离婚。阿肯色州的离婚办起来很快，而且母亲理由充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老爸一心想让母亲和我们回到他身边。他崩溃了，瘦了许多，在我家附近一停车就是好几个小时。有几次，他甚至睡到了房子前面门廊的水泥地上。一天，他叫我和他一起开车去兜风。我们开车来到环路街我们的老房子后面。他把车停在我们后车道的最里面。他非常憔悴，三四天没有刮脸，不过我认为，这段时间他没有喝酒。他对我说，没有我们他活不下去，而且也没有什么理由活下去。他哭了起来，哀求我跟母亲谈谈，请她同意让他回家。他说他一定会振作起来，决不再打她或冲她喊叫。说这话时，他真的相信了自己，但我并不相信。他从来也没有明白或承认过自己问题的根源。他从来也不承认只要一看到酒精他就会缴械投降，不承认靠自己他绝对戒不了酒。
与此同时，母亲对他的哀求也有所耳闻。我猜想，她对于自己在经济上照顾我们的能力信心不足——在几年后的医疗补助和保健医疗制度实施之前，她挣的钱其实并不多。但更为重要的是她那种老观念，认为离婚尤其是带着孩子离婚是件丑事。要是没有真正的家庭暴力，事情的确如此。我想，她也感到，他们之间的问题肯定也有她自己方面的过错。也许她的确引发了他的不安全感：毕竟，她是个漂亮有趣的女人，她喜欢男人，并和许多富有吸引力、比自己丈夫成功的男人一起工作。就我所知，母亲从没和他们当中任何人有过不正当关系，不过即使有的话，我也不能怪她。和老爸分手后，她也的确和一个深色头发的英俊男人有过来往。他给过我几根高尔夫球棒，至今我还保存着。
我们搬到斯卡利街才几个月，离婚终于办妥后，母亲对我和罗杰说，我们需要开一个家庭会议来讨论老爸的事。她说他想回家，想搬进我们的新房子，她认为这回情况会不一样。然后她问我们怎么想。我不记得罗杰说了什么——他才五岁，弄不清怎么回事。但我告诉母亲我不同意，因为在我看来，他不会改变，不过只要她认为怎样好，我都会站在她一边。她说我们家里需要有个男人，而且如果不再给他一个机会，她一直都会感到愧疚。于是她给了他机会。他们复婚了。考虑到老爸的生命将那样被耗尽，复婚对他无疑是件好事，但对罗杰或母亲却未必。我不知道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在他生病时，我很高兴能够和他一起度过他最后的那几个月。尽管我并不同意母亲的决定，但还是理解她的感受。就在她把老爸接回来之前不久，我曾前往法院，正式把布莱斯这个我用了很多年的姓改为克林顿。至今我也不很清楚自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知道，我当时的确认为自己应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罗杰马上要上小学了，我不想让我们之间不同的血缘关系将来成为他的一个问题，部分是因为我想让自己的姓和全家人的一样。我甚至可能想做些对老爸有好处的事情，尽管我很高兴母亲和他离了婚。改姓前我并没有告诉母亲，但这事还得她同意才行。接到法院打来的电话时，母亲便说行，尽管她可能认为我选的时间不对。在我的一生中，我的决定和选择的时机受到公开质疑这绝不是最后一次。从我初中毕业直到我在山上那所老高中读二年级期间，我父母婚姻的恶化、离婚与和解耗费了我大量的情感能量。
就像母亲全身心地投人工作那样，我也全身心地投入了高中的学习，投入了斯卡利街上我的新环境中。这个街区的房子多数比较新，也不那么豪华。马路对面是一块四方形空地。惠特利农场遗留下来的仅剩下这块地了。此前不久，农场还占据着大得多的一片区域。每年，惠特利先生都种植整整一大片地的牡丹。它们使得春天更加妩媚，吸引着方圆数英里的人们前来观赏。他们总是耐心地等待着惠特利先生剪下牡丹，分送给大家。我们住在街上的第二幢房子里。第一幢房子位于斯卡利街和惠特利农场拐角处，是沃尔特·耶尔德尔牧师和他妻子凯，还有他们的子女卡罗琳、琳达和沃尔特的家。沃尔特是第二浸礼会的本堂牧师，后来成为阿肯色州浸礼会大会主席。从第一天起，他和凯就对我们非常好。20世纪90年代，思想错误的“自由主义者”是要被清洗出神学院的，教会也在除种族以外（教会曾为过去的罪过道歉）的所有社会问题上强化其右倾立场。我不知道，如果这个时候在南方浸礼会大会如此苛刻的评价环境中，耶尔德尔兄弟——我们都这么称呼他，他于1987年去世——将会如何应对。耶尔德尔兄弟身材高大魁悟，重达250磅。在他害羞的外表下有很强的幽默感，笑起来十分爽朗。他妻子也是如此。他俩之间没有任何虚夸的东西。他通过给予人们教诲和树立榜样，而不是谴责与挖苦，来引导他们走向基督。对最近的浸礼会大佬或当今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来说，他不可能得到他们的宠幸，但我真的很喜欢和他交谈。
耶尔德尔家的老大卡罗琳和我同岁。她酷爱音乐，嗓音极棒，钢琴造诣很高。我们无数次围在她的钢琴旁引吭高歌。偶尔，她还为我的萨克斯独奏伴奏。伴奏的比独奏的厉害，这也许不是第一次。卡罗琳很快成为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成为我们那帮人中的一员，其他还有戴维·莱奥普洛斯、乔·纽曼、龙尼·塞西尔等人。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参加学校的活动，还经常一起玩牌和打球。有时则只是聚在一起消磨时间，通常都在我家。1963年，我参加了美国军团“少年国家”活动，和肯尼迪总统拍了现在很有名的一张合影。卡罗琳也被选人“少女国家”，这是在家乡邻里中惟一一次。卡罗琳考进了印第安纳大学学习声乐。她想成为一名歌剧演员，却不喜欢那种生活方式。结果，她嫁给了杰里·斯特利，一位出色的摄影师，生了三个孩子，成为成人读写教育方面的头面人物。我当上州长后，便任命她负责我们的成人诿写计划。她和她家人住在距州长官邸约三个街区的一幢很气派的老宅内。我常去那里聚会、打牌，或是像以前那样唱歌。我当总统后，卡罗琳一家搬到了华盛顿地区。卡罗琳到那里的国家读写研究院工作，后成为该院领导人。我离开白宫后，她又在那里待了一阵，然后走她父亲的老路，当上了牧帅。斯特利一家现在依然是我生活中一个重要部分。一切都始于斯卡利街。
我家另一边的房子是吉姆和伊迪丝·克拉克家。他们没有生育子女，却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孩子看待。我们其他邻居还有弗雷泽老两口，我从政后，他们一直是我的支持者。然而他们给我的最大礼物却来得很意外。1974牛的假期里，我刚刚伤心地输掉了国会竞选，情绪仍然十分低落，这时我看见了弗雷泽老两口的孙女儿。她那时只有五六岁的样子。她患有严重的疾病，骨头非常脆弱，身体一直到胸部都要靠撑架固定，腿被张成一个外八字形，以便减轻她脊椎的压力。她拄着拐杖走起来十分困难，但她是个坚强的小姑娘，丝毫没有那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们所具有的那种自我意识。我见到她时问她知不知道我是谁。她说：“当然，你还是比尔·克林顿呀。”那时我正需要有人提醒我这一点。
哈桑家，我前面提到过的叙利亚一意大利家庭，六口人挤在街头一幢很小很小的房子里。他们的钱肯定全部花在了伙食上。每个圣诞节以及一年中其他一些时候，他们都会为整个街区做很多很多意大利饭菜。我至今还能听到吉娜大妈的声音：“哎比尔，哎比尔，你得多吃点儿。”
还有乔恩和托尼·卡伯两口子。他们喜欢看书，是我所认识的人里最有知识的。他们的儿子迈克和我同班。还有查尔斯，豪斯利——一个男人中的男人。他知道怎么打猎，怎么钓鱼，怎么修理东西，特别是知道对小男孩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他总是把罗杰保护在自己的翅膀下。尽管我们的新房子和院子比原来的小，四周围也没那么漂亮，但我还是喜欢上了我的新家，喜欢上了我的新街坊四邻。对于度过高中岁月，这是个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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