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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我念完一年级后的那个夏天，老爸决定搬回温泉城。他卖掉了别克车行，带着我们一起搬到了城西几英里处威得凯特公路边一个枷公顷的农场。农场里养着牛、绵羊、山羊等家畜，但没有户内厕所。我们住在那儿的一年多里，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凛凛冬夜，都不得不跑到木头搭建的户外厕所去方便。这段经历倒也有趣，尤其我上厕所时，院子里那条无毒王蛇总是会待在一边，从洞里窥探我。后来，当我从政时，能跟人说说自己曾在一个只有户外厕所的农场生活过的经历，倒也是个精彩的故事，就像和出生在小木屋的故事一样精彩。
我喜欢农场的生活，我喜欢喂喂家畜，在动物中间晃来晃去，直到那个命中注定的周日。老爸邀请了他家的几个亲戚出去吃午饭，其中包括他哥哥雷蒙德和他的子女。我带着雷蒙德的一个女儿卡拉来到羊儿吃草的田地里。我知道羊群里有一只公羊，脾性暴躁，我们得躲着点儿，但我们还是决定冒一次险，结果酿成大错。在我们离篱笆约一百码的地方，那头公羊就瞧见了我们，冲了过来。我们赶紧朝篱笆跑去。卡拉个儿大，跑得快，翻了过去，我则绊倒在一块大石头上。摔倒时我就意识到在公羊赶上我之前，我已来不及翻过篱笆，于是就躲到几英尺外的一棵小树后，打算跟公羊围着小树绕圈子，直到有人来把羊赶走。然而我又大错特错。公羊立即撵了上来，从下面把我拱翻在地，没等我站起来，又用角顶我的头。我一下子晕了，疼得要命，爬都爬不起来。这时，公羊后退几步，铆足了劲儿，再次冲过来，死命地顶住了我。就这样，公羊一次又一次地用角顶我，并且不断地变换着部位，先是脑袋，后来是肚子，很快把我顶得鲜血直流，痛不欲生。过了不知多久，我伯伯赶来了，他捡起——块大石头，猛地扔了出去，准确地击中公羊的眉心。公羊只是甩了甩脑袋，若无其事地走开了。我康复了。只是在前额上留下了一块疤，后来渐渐地长到了头皮上。从此，我知道，自己也能承受沉重的打击，在我孩提时代和我后来的生活中，这样的教训我还将领教几次。
搬到农场几个月后，父母都要进城打工。老爸不想再当农民，就到雷蒙德伯伯的别克车行里当了个零配件经理。母亲则在温泉城找到了更多麻醉工作，多得都做不过来。一天去上班的路上，她载了一位步行去城里的妇女。熟悉之后，母亲问她是否认识什么人愿意在她和老爸上班时上门来照看我。这位妇女推荐了她自己——这是我生命中一个极其幸运的时刻。她名叫考拉·沃特斯，是个当奶奶的女人，具有老派农村妇女身上的全部优秀品质。她明知、善良、正直、勤劳，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在我家待了11年，成了我家的一员。她全家人都心地善良。她走后，她女儿梅耶·海塔尔又来替母亲干活儿，而且一待就是30多年，直到把母亲送走为止。换一个年代，考拉·沃特斯准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牧师。她用自己的言行教导我成长进步，至于我的罪过，无论是那时还是后来，她都丝毫没有责任。考拉·沃特斯还是位很有勇气的老妇人。一天她帮我杀死了一只老在我家探头探脑的大老鼠。事实上，是我发现了老鼠，但是考拉杀死的，我则在一旁高声欢呼。
搬到乡下后，母亲担心我要上一所乡村小学，因此替我到城里的圣约翰天主教小学报了名。在那里我上完了二三年级，老师都是玛丽·阿玛特·麦吉修女。她是个关心学生的好老师，从不给学生压力。我的六周成绩单上常常全是A，公民品德则是C，这是课堂表现好的委婉说法。我喜欢阅读，喜欢参加拼写竞赛，但说话太多。这在小学校是常见的问题。如同批评我的人和我的朋友后来说的那样，我这个毛病总也改不了。有一次，在每日一次念玫瑰经时我提出上厕所，结果在外面待的时间过长，惹了麻烦。天主教会、天主教的仪式以及修女们的虔诚精神，很让我着迷，但要跪在桌前的椅子上，靠着后背念玫瑰经，对于一个爱闹腾的男孩子来说常常有点儿难以坚持，更何况此前我去教堂的经历只限于上霍普镇浸礼会办的主日学校和暑假圣经学校。
在农场待了一年左右，老爸决定搬到温泉城内居住。他把雷蒙德伯伯在城东帕克大街1011号的房子租了下来。他让母亲相信，他做了桩好买卖，并用他俩的收入把房子买下来，但即使他俩的收入加在一起，即使考虑到与现时相比那时的房价仅占普通家庭开支的很小一部分，我还是不明白我们怎么能买得起这幢房子。房子建在一个山坡上，有两层楼，五个卧室，楼上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小舞厅，里面有一个吧台，上面放着一个装有两只巨大骰子的大转盒。显然，房子最早的主人是做赌博生意的。在这间屋里，我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有时举行派对，有时仅仅和朋友们一起玩耍。
房子的外墙是白色的，镶着绿边，斜坡顶覆盖着门廊和房子的两边。前院的地面有高低三层，中间有条小道下去，中间一层和最下面一层之间有道石墙。两边的院子小一些，但也足够让母亲开展她最喜欢的户外活动——种花。母亲特别喜欢种玫瑰，无论家搬到哪里，都要在那里种上玫瑰，一直到她去世。母亲很容易晒黑。她常常穿件短背心和短裤在花地里刨土，于是就晒得黝黑。房子后面有一条碎石铺成的车道，一个可停放四辆车的车库，一块漂亮的草坪，草坪上立着秋千架，车道两边则是草坪坡地，一直延伸到下面的环路街。
我从七八岁就住进了那所房子，直到15岁。那里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庭院里长满了灌木、树丛、花朵，长长的树篱上缠绕着忍冬属植物，还有许多树，一棵无花果树，一棵梨树，两棵沙果树。前院则耸立着一棵巨大的老橡树。
我和老爸一起打理庭院。这倒的确是我们一起做的事儿。渐渐长大后，这种活儿我就干得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房子毗邻一片树林，因此我经常遭遇蜘蛛、狼蛛、蜈蚣、蝎子、大黄蜂、胡蜂、蜜蜂、蛇等等。此外还有较为温和的小动物，如松鼠、花鼠、蓝背橙鸟、旅鸫、啄木鸟等等。有一次，我正在草坪上刈草，一低头，突然发现一条响尾蛇正随着刈草机向前移动，显然是被震动所吸引。我可不喜欢这情景，因此拔腿飞奔，总算没被咬着。
另一次我就没那么幸运了。老爸曾为紫崖燕搭起一座三层的巨大鸟屋。成群的紫崖燕在屋后车道下边筑起了窠。一天我刈草到了那儿，发现了这已不仅是紫崖燕的栖息之处，还成了大熊蜂聚集的地方。它们朝我蜂拥而来，飞满我全身，还有胳膊和脸上。奇怪的是，没有一只熊蜂蜇我。我赶忙跑开去，好喘口气，一边寻思该怎么做。我错误地认为这些熊蜂一定觉得我并没有要伤害它们的意思，因此几分钟后，我又开始刈草。没走十码，熊蜂便又朝我蜂拥而来，这回把我蜇了个鼻青脸肿。其中一只熊蜂钻进了我肚子和皮带之间，蜇了一次又一次，蜜蜂是不会这么干的。我晕了过去，不得不被火速送到医院，但很快就好了起来。于是我又得到了一个教训：熊蜂部落给人侵者一次公平的警告，但不会有第二次。35年之后，我的朋友迈克尔·罗斯和玛姬·波斯特五岁的女儿凯特·罗斯给我写了封信，简明扼要地指出，“蜜蜂会蜇人，小心。”我知道她什么意思。
搬到温泉城居住为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新的经历：因为这是一座新兴的、大得多也复杂得多的城市；这里有新的街坊邻里，还有新学校、新朋友；在这里我开始学习音乐，在这里的新教堂中，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体验，了宗教，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克林顿家族的大家庭。城市的名字来源于小石城往西略偏南50多英里处沃希塔山脉一道狭谷中汩汩涌出的硫磺温泉。第一个发现这眼温泉的欧洲人是埃尔南多·德索托。他于1541年穿过山谷来到这里，看见印第安人在热气腾腾的泉水中沐浴。据传，他认为自己发现了青春之泉。
1832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签署一项法令，宣布把温泉城周围的四片土地作为联邦自然保护区保护起来。这是国会通过生效的第一个类似法案，远远早于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或是黄石成为我们第一个国家公园。很快这里冒出了许许多多的旅馆，以接待游客。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央大道两旁建起了许多漂亮的洗浴房，这是城市的主干道，蜿蜒一英里半，穿过有温泉的山间峡谷。每年约有10万人前来这里洗温泉，希望能治愈他们的风湿、风瘫、疟疾、性病等各种疾病，也有人只是来这里放松放松。20世纪的前25年间建起了一批豪华的洗浴宾馆，每年来此洗浴的人次超过百万，这里也成为世界闻名的矿泉疗养之都。自从温泉城的地位从联邦自然保护区转变为国冢公园后，这座城市成为美国惟一一座坐落在国家公园里的城市。
众多的豪华旅馆、歌剧院，以及始于19世纪中叶的赌博业，也大大增加了该市的吸引力。到了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几家公开的赌场。从此，温泉城除了是一个矿泉疗养圣地外，还增添了一个恶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战时的十几年间，温泉城的市长是利奥·麦克拉弗林，这个人的能力足以管埋任何一个大城市。他在一名来自纽约的匪徒的帮助下经营赌博业，此人就是欧文·文森特·“奥尼”·马登。战后，由西德·麦克麦思领导的“大兵”改革派一举击败了麦克拉弗林的势力，这很快使得35岁的麦克麦思成为这个国家最年轻的州长。尽管有这些“大兵”改革派，温泉城的赌博业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因为他们已买通了州和当地的政客和执法人员。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奥尼·马登在温泉城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市民度过了余生。母亲‘曾为他的手术做过麻醉。她后来回到家，笑着告诉我说，看奥尼·马登的X光片就像在看一张天象图：仍然留在他体内的12颗子弹让人想起了流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赌博非法，因此黑手党从没接手过温泉城的赌博业。相反我们当地有自己的大佬。有时争夺双方也会大打出手，但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暴力总在控制之下。比如两座房子的车库被炸，但是在家里没人的时候。
19世纪最后30年和20世纪的头5年里，赌博业吸引了各种各样令人吃惊的人物来到这里，其中有逃犯，有匪帮，有战争英雄，有演员，还有一大帮棒球明星。具有传奇色彩的台球大王“明尼苏达肥佬”也常来这里。1977年，我作为检察长为了温泉城的慈善事业和他打过一场球。球赛中，他赢了我，但给我讲了许多很久以前来这里的故事作为补偿。当时他在这里白天赌马，晚上吃过饭后在中央大道通宵来回豪赌，既装满了他的钱包，又养肥了他那著名的肚子。
温泉城也吸引着政治家们前来。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曾数次访问这里。泰迪·罗斯福1910年来过，赫伯特·胡佛1927年来过，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罗斯福1936年来此参加百年州庆。休伊·朗和妻子来此欢度第二个蜜月。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当上总统前来过这里。哈里·杜鲁门也不例外。他是惟一来此赌过一把的政治家——至少是惟一一个不藏着掖着的。
除了赌博和温泉外，其他许多东西也为温泉城增添了魅力。这里有许多灯火通明的宽敞拍卖屋。有时拍卖在赌博场所举行，有时则在中央大道上澡堂街对面的餐馆内举行。这里有奥克廊的赛马场，每年春天在这里举行为期30天的英国纯血马比赛。这是当地惟一合法的赌博项目。这里的许多餐馆都安装了角子机，有些甚至允许有父母陪同的孩子们去玩上一把。城市附近分布着三个湖泊，最有名的是汉密尔顿湖，城里许多显贵，包括雷蒙德伯伯，都在此建有豪宅。到了夏天，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至此度假。这里还有一个鳄鱼饲养场，里面最大的一条长达18英尺。另外还有一个鸵鸟饲养场，里面的鸵鸟有时还被赶到中央大道游行。凯勒·布莱兰办的IQ动物园，里面有很多动物，特别引入瞩目的是传说中的美人鱼骨架。这座城市还有一个臭名远扬的妓院，老板是玛克辛·哈里斯（后来改名为玛克辛·坦普尔，琼斯）。她的确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竟敢把贿赂款公开打人当地市政要员的银行账户。1983年，她还写了一本饶有趣味的自传，书名叫做《“叫我夫人”：温泉城一位夫人的生活与岁月》。我10岁或11岁时，有好几次和小伙伴们一次又一次地给玛克辛的妓院打电话取乐，一打就是好几个钟头，使她电话占线，挡住真正的客人打进去的电话。玛克辛气得火冒三丈，对我们破口大骂，语言既粗野又有创意，以前我们可从没有听到哪位妇女或男人骂出过这样的话，简真是场闹剧。我想，她当时也一定觉得很好笑，至少是开头那15分钟左右。阿肯色州的主要人口为南方浸礼会白人教徒和黑人。相比之下，温泉城的人种成分则复杂得多，这让人有点儿吃惊，尤其是对于一个仅有3．5万人的小城市来说。城里有不少黑人，并且有一个专门接待黑人游客的皮提亚骑士旅馆。城里有两座天主教堂和两座犹太教堂。犹太居民拥有城里最好的商店和拍卖屋。城里最好的玩具店是里基玩具店，店名取自休弗曼夫妇儿子的名字，他和我曾在同一个乐队。劳雷珠宝店的老板是玛蒂和劳拉·弗莱希纳，我曾在那里为母亲买过些东西。布奈·布里斯开的利奥·N．列维医院用温泉治疗关节炎。我还在温泉城第一次碰到了阿拉伯裔美国人，他们是佐拉伯家和哈桑家。戴维·佐拉伯的父母在黎巴嫩被杀后，戴维就被他叔叔收养。他9岁来到美国时一句英语都不会说，最后却成为班上的毕业生代表和少年州州长。现在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当神经外科医生。圭多·哈桑和他的妹妹们是二战时期一位叙利亚裔美国人和一位意大利妇女之间演绎的一段罗曼司的结晶。上高中时他们和我们是邻居。我还有位日裔美国人朋友，叫做埃尔伯特·哈姆，一位捷克同班同学热内·杜哈奇，他的移民父亲开了一家名为小波希米亚的餐厅。城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希腊人社区，社区里有一座希腊正教会教·堂和一家安哲罗饭店，离克林顿别克车行仅几步路。这是个很棒的老派场所，里面有一条长长的喷泉似的苏打水吧台，桌子上铺着红白相间的格子桌布。该餐厅的特色食品是辣椒、豆子、空心粉套餐。
我最要好的希腊朋友是莱奥普洛斯一家。乔治在中央大道和百老汇大街之间的布里奇街上开了一家小咖啡馆。我们都说这条街是美国最短的一条街，只有一个街区的三分之一长。乔治的妻子伊芙琳长得小巧玲珑，信奉轮回转世之说，收藏古董，特别喜欢利贝拉切的演奏。一次他来温泉城演出时专门到她家吃晚饭，着实让她兴奋了一把。莱奥普洛斯最小的儿子保罗·戴维上四年级时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从此就和我亲如手足。
我们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和他一起到他父亲的咖啡店去，特别是在游艺团来城里演出时，因为所有演职人员都在这里吃饭。一次他们给了我们几张赠券，让我们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我们玩了所有的旋转木马，转得戴维快乐无比，转得我头晕恶心。这以后，我就只玩碰碰车和费里斯转轮。一生中，我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我们之间的笑声三辈子也受用不完。小时候，在如此形形色色的人群中，我都拥有朋友和熟人。现在看来没什么，可在20世纪50年代的，阿肯色州，只有温泉城才有这样的可能。即使这样，我和我大多数的朋友都过得十分正常，除了偶尔给玛克辛的妓院打打电话，以及赛马季节开始后挡不住诱惑要逃点儿课。我从没逃过课，不过我的一些中学同学就有点儿按捺不住了。
从四年级到六年级，我生活中的多数时候都是在帕克大街上来来回回。我们的街坊邻里都很有意思。我们房子东边有一排漂亮的房子，一直延伸到树林。我们房子后面，环路街上还有另一排房子。戴维·莱奥普洛斯住的地方离我家几个街区。我家附近街道上最亲密的朋友是克兰一家。他们就在我家屋后车道对面的街上，那是一所又大又老、看上去神秘兮兮的木头房子。埃迪·克兰的姨妈丹带着克兰家的几个孩子，常常还有我，到处玩——有时看电影，有时去雪泉公园游泳，池子里的水来自泉眼，冰冷彻骨。有时我们去惠庭顿公园玩微型高尔夫。他们家的老大罗丝和我同岁。老二拉里小几岁。我们一直关系都很融洽，除了有一次我对他用了一个新词。当时我们和罗丝在我家后院玩，我对他说他的表皮露出来了。他气疯了。接着我又说他父母的表皮也露出来了。这下可不得了。他跑回家，操起一把刀，跑回来，朝我投过来。尽管刀子没有刺中我，但从此往后，我再也不敢随便乱用那些大字眼了。玛丽‘丹，他们家的老小，让我等着她长大，我们好结为夫妻。
我家正对的街上有许多做小生意的。那里有一个铁皮搭成的修车铺。我和戴维常常躲在橡树背后，用橡果砸铁皮，让里面干活儿的伙计们十分恼火。有时我们还砸过往车辆的毂盖，每当击中了就会响亮地发出砰的一声。一天，我们的袭击目标突然停了下来，一个人走下车来，看见我们躲在树丛后，便顺着车道朝我们猛扑过来。这以后，我不敢再向汽车扔这么多橡果了。不过这的确很好玩。
修车铺边上是一个砖房街区，那里有一家杂货店，一家自助洗衣店，一家叫做斯塔比的小型家庭烧烤餐厅，我常常坐在餐厅前部靠窗的位置上独自用餐，一边寻思着过往车辆里面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我打的第一份工就在这个餐厅，当时是13岁。老板迪克·桑德斯那时已70来岁，就像他多数同龄人一样，他也认为左撇子不是件好事，所以他决定改变我这个顽固的左撇子。一天他让我用右手码放蛋黄酱。那是大罐子装的海尔曼牌蛋黄酱，每罐价值89美分。结果我码落了一罐，掉到地上，弄了一地的碎玻璃和蛋黄酱。我把地上清理干净后，迪克说要从我工资里扣掉打破蛋黄酱的钱。当时我一小时才挣一美元。于是我鼓起勇气说：“我说，迪克，您可以用每小时一美元找个称职的左撇子杂货店伙计，但您不能免费找个笨抽的右撇子伙计。”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笑了，并满口答应。他甚至让我第一次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在他餐馆门前摆个小摊，卖二手连环漫画。我曾细心地收集了两大箱连环漫画书，每本都还很新，因此卖得很好。那时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现在我知道，要是我把这些书留到现在，准会成为收藏家的珍贵藏品。
我家西边，朝城里的方向是佩里·普拉查汽车旅馆。我很喜欢佩里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塔维娅。她大我一两岁。一天我去看她，她刚买丁一把肋气枪。当时我一定是力‘岁或十岁。她往地上扔了根皮带，说如果我越过这根皮带，她就会开枪打我。我当然跨了过去。她真的朝我开了一枪。幸好是打在了腿上，否则事情就更糟。我也打定主意，今后遭遇恐吓时，一定要多动动脑子。
我还记得佩里汽车旅馆的其他一些事情。旅馆是用黄砖砌的，两层楼高，一间屋子进深，从帕克街一直延伸到环路街。有时人们会在那里或城里其他的汽车旅馆或寄宿旅馆租房间，一租就是几周甚至数月。一次一位中年男子租了二楼最靠里的一间房。一天警察上门带走了他。原来他在那里给人做人流。此前，我想我并不知道什么叫人流。
帕克街再往前走是一家小小的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那儿的布里曾丹先生给理的。过了理发店约1／4英里，帕克街就汇入子兰博街。当时兰博街向南，上一个坡，就通到我的新学校，兰博小学。四年级起，我开始参加管乐队．。该小学乐队队员均是全市各个小学的学生，指挥是乔治·格雷。他很会和我们这帮叽叽喳喳的小家伙们打成一片，总是给我们鼓劲儿。有一年左右，我吹的是单簧管，然后又转吹次中音萨克斯管，因为乐队需要这么个人。对于这个转变，我从来投有后悔过。我对五年级最深的印象是一次关于记忆的课堂讨论。我的同学汤米·奥尼，尔跟老师卡里斯提诺夫人说，他认为自己记得出生时的情景。我不知道他是想像力丰富还是脑子注水，但我还是喜欢他，因为我终于碰到了一个比我记忆力还好的人。
我很喜欢六年级的老师凯瑟琳·舍尔。正像她那一代的许多老师一样，她从没结过婚，把一生献给了孩子们。她和她选择单身的表妹一起生活，一直活到近90岁。尽管舍尔小姐温柔善良，却信奉严厉的爱。小学毕业典礼的前一天，她在课后把我留了下来，对我说，我得先从班上毕业。同病相怜的还有唐娜·斯坦迪福德。由于我的公民品德分很低——那时我们可能称之为“行为”——我降为了班上第三名。舍尔小姐说：“比利，你长大后不是当州长，就是当捣蛋鬼，关键在于你能否学会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闭嘴。”事实证明，她两点都说对了。
在兰博小学上学期间，我对阅读越来越有兴趣。我发现在市中心离克林顿别克公司不远，挨着法院的地方有一个加兰县公共图书馆。我常常到那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翻看各种书籍，也读了不少。我最感兴趣的书是关于美国原住民的书。我看了伟大的阿帕奇人杰罗尼莫的儿童版传记。还有拉科他苏人“疯马”，他曾在小比格霍恩杀死了卡斯特，大败他的部队。还有内兹佩尔塞部落的酋长约瑟夫，他掷下了一句铿锵有力的话，从而带来了和平：“在太阳此刻照耀的地方，我永不再战。”还有伟大的西米诺尔人首领奥斯西奥拉，他为族人发明了一套书写字母。我对美国原住民的兴趣从来就没有减退过，同时也深深感到他们受到了多么不公正的对待。
我在帕克大街的最后一站是我第一个真正的教堂，帕克地方浸礼会教堂。尽管母亲和老爸除复活节，有时圣诞节去去外，其他时间一般不去，但母亲却鼓励我上教堂。我听子母亲的话，几乎每个周日都去教堂做礼拜。我喜欢穿戴整齐，步行前往教堂的感觉。从11岁起到高中毕业，我的老师都是A．B．“索尼”·杰弗里斯。他儿子伯特和我同班，我们是哥儿们。那些年里，每到周日，我们就一起去主日学校和教堂。我们总是坐在后排，常常只有我们自己。1955年，从教堂用心学到的教义足以让我明白自己是个罪人，需要耶稣的拯救。于是，礼拜仪式快结束时，我走下过道，宣布皈依基督，并请求洗礼。菲茨杰拉德牧师来到家里同母亲和我谈话。浸礼会教徒要求人们必须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洗礼，他们要让大家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这和进行婴儿洗礼的卫理公会信徒不同，希拉里和她兄弟接受的正是那样的洗礼。
那个周日晚上，我和伯特·杰弗里斯一同接受洗礼，当时还有其他几个人。洗礼池就在唱诗班楼座上方。帷幕拉开后，会众可以看见本堂牧师身着白袍立在那里，将被赎救者浸到水中。紧挨在我和伯特前面的是一位妇女。她显然很害怕水。，她打着哆嗦，颤颤巍巍地走下台阶，来到池子里。牧师捂住她的鼻子将她扳倒在水里时，她僵硬得像根木头，一条腿直直地伸在空中，然后搭在了防止水溅落到唱诗班楼座的窄条玻璃上。结果她的鞋跟卡住了，挣不出来。牧师想把她举起来，却扳不动她。由于他一直盯着她浸在水里的头，不知出了什么事，只知一个劲儿地把她往上推。最后他回过头来，弄明白怎么回事，把这位可怜的妇女的腿放了下来，才没有让她溺水身亡。我和伯特看了直想笑。我忍不住想，如果耶稣这么有幽默感，那么当个基督教徒也不会太难。
除了我的新朋友、街坊邻里、学校、教堂外，温泉城还给了我一个克林顿大家庭。我的继祖父和继祖母名叫埃尔·克林顿和尤拉·梅·康韦尔·克林顿。我们都称继祖父波比·埃尔。他出生在耶尔县的达丹内尔，那是小石城往西70英里、阿肯色河上游一个优美的林区。他在那里遇见并娶了他妻子。他妻子一家于19世纪90年代从密西西比迁居于此。我们称我的新祖母为克林顿老妈。她来自一个庞大的康韦尔家族，其族人分布在阿肯色州全境。克林顿家族和我母亲的亲戚加起来，使我在阿肯色州75个县里的15个县拥有了亲戚。这是一笔无形资产，因为在我开始从政的那个年代，个人关系远比资历或地位来得重要。
波比·埃尔个子矮小，不仅比老外公矮，也比老外公瘦，但善良亲切。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们还住在霍普镇。他顺道来看望他儿子和他的新家庭。他不是一个人来的。那时他还在工作，是州里的假释审查官，因此来时带着一个准是在外面休假的囚犯回监狱。他下车来看我们时，囚犯就和他铐在一起。当时的情景很滑稽，因为那名犯人身材极其高大，准有波比·埃尔两个这么大。但波比·埃尔和他说话时很温和很尊重，那人似乎也一样。我只知道，波比·埃尔按时安全地把他送回了监狱。
波比·埃尔和克林顿老妈住在山顶一幢陈旧的小房子中。他在屋后种有一小块菜地，对此他很是自豪。他一直活到84岁。在他80岁那年，菜地里长了个两磅半重的西红柿。我得双手捧着它。
克林顿老妈主掌家事。她对我很好，不过也清楚该如何驾驭她生活中的男人。她总是把老爸当成家里不能做错事的小娃娃。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总也长不大的一个原因。她喜欢母亲。每当克林顿老妈开始讲她那些疑神疑鬼的伤心故事时，母亲总是比家里所有其他成员听得更专注，也能提出更实际、更有同情心的建议来。克林顿老妈一直活到93岁。
波比·埃尔和克林顿老妈共生有五个子女，一个女儿，四个儿子。女儿伊拉里姑妈是家里的老二。她女儿弗吉尼亚，绰号修女，嫁给了加伯·克劳福德，和母亲是好朋友。伊拉里姑妈年纪越大，个性也越突出。一天，、母亲去看望她，她向母亲抱怨说自己行动不方便。她撩起裙子，给她看大腿内侧一个大大的肿块。不久，她第一次见到了希拉里，也撩起裙子让她看自己腿上的肿瘤。这是个好的开头。伊拉里是克林顿家族里第一个真正喜欢希拉里的。母亲终于劝动她去摘掉肿瘤。于是她生平第一次坐上飞机，去了梅奥诊所。肿瘤被切掉时重达九磅，肿瘤竟然没有将癌细胞扩散到她腿部的其他地方，这真是个奇迹。我后来得知，该诊所将这个惊人的肿瘤保存了一段时间，用于研究。老姑妈喜气洋洋地回到家后，我们才明白，与其说她害怕做肿瘤切除手术，不如说更害怕第一次坐飞机。
罗伯特是大儿子。他和他妻子伊芙琳平时少言寡语。他们住在得克萨斯州，偶尔短时间来温泉城看望一下克林顿家族的亲戚。显然，这样做他们觉得很高兴。
罗伊伯伯是二儿子。他开了一家饲料店。他妻子珍妮特和母亲是克林顿血统之外最有个性的两个人物，自然成了莫逆之交。20世纪50年代初，罗伊竞选议员获得成功。选举那天，我在街坊四邻为他发卡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一直发到投票站附近。这是我的第一次政治经历。罗伊伯伯只担任了一届议员。大家都很喜欢他，但他还是没有竞选连任，我想是因为珍妮特讨厌政治。好几年来，罗伊和珍妮特夫妇每周都要和我们一起玩多米诺骨牌戏，有时在我们家，有时在他们家。
雷蒙德是老四，是克林顿家族中惟一的有钱人，并且和政治有着不解之绿。他是二战后“大兵”改革派的一分子，尽管他本人并没当过兵。小雷蒙德，外号“快乐小子”，不仅年龄比我小，而且比我聪明。他后来成为一名很有成就的火箭科学家，在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
母亲和雷蒙德总有那么一种说不清的关系，因为他喜欢包办一切，还因为一旦老爸酗酒，我们常常需要他的帮助。刚搬到温泉城时，我们甚至到雷蒙德伯伯的长老会教堂去做礼拜，尽管母亲至少是个名义上的浸礼会教徒。当时的本堂牧师奥维霍瑟是个很出色的人，同样也生下了两个出色的女儿。一个是南·基奥亨，后来当上了韦尔斯利学院院长，也是希拉里的校友，然后又当上了杜克大学的第一任女校长。另一个是日内瓦，奥维霍瑟，她是《碍梅因纪事报》的编辑，在我竞选总统时给了我支持，后来当了《华盛顿哪报》的舆情调查员，职责是反映公众对立法但不是对总统的意见。
尽管母亲有所保留，但我还是很喜欢雷蒙德。他在城里的实力和影响，他对子女还有对我本人发自内心的关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自我为甲心的小缺点倒对我影响不大，尽管我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1968年，我在温泉城的民权俱乐部发表支持民权运动的演说，雷蒙德却支持乔治·华莱土当总统。但1974年，我开始竞选显然不会成功的国会议员时，他和加伯·克劳福德一起签署了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帮我上路。当时对我来说这简直就像是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钱。当他45岁的妻子去世后，雷蒙德和他在中学约会过的一位寡妇重新熟识，他们结了婚，从此恩恩爱爱走完一生。为了某个我甚至到现在也想不起来的原因，雷蒙德到了晚年竟然会冲我大发脾气。没等我们和解，他患上了老年性痴呆症。我去看过他两次，一次是在圣约瑟夫医院，一次是在私人疗养院。第一次去时，我对他说我爱他，我为我们之间发生的不愉快表示遗憾，并对他为我做的一切感激不尽。有那么一两分钟，他也许认出了我是谁，不过我不敢肯定。第二次去时，我看得出来，他已经认不出我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想再见他一面。84岁那年他终于撒手人寰，就像奥莉舅婆那样，在思想早就停止了之后。
雷蒙德和他家人住在汉密尔顿湖畔一座豪宅内。我们常去那里野餐，乘坐他那条大木船克里斯·克拉福特号在湖里兜风。我们每年7月4日都要在那里庆祝独立日，放许多焰火。雷蒙德去世后，他的子女们伤感地决定卖掉那所老宅。幸运的是，我的图书馆和基金会需要有个好去处，所以我们买下了这个地方，现在正在为此进行装修，雷蒙德的子孙们还能利用这个地方。他此刻正在天上向我微笑。
我们搬到帕克大街后不久，我想那是在1955年，母亲的父母搬进了温泉城一幢旧楼房的一套小公寓内。楼房和我们家在同一条街上，离我们一英里左右，更靠近城里。他们之所以搬到这里来主要是出于健康的原因。老外公支气管炎更厉害了，老外婆也犯过中风。老外公在一家卖酒的店里找·了份工作。那家店我觉得老爸也有股份，就在布里曾丹先生的理发店对面。他有许多闲暇时光，因为即使在温泉城，多数人也比较保守，不愿大白天就泡在酒馆里，因此我常去那里看他。他常玩单人纸牌，也教我怎么玩。现在我还会玩三种，常常是在我思考问题，需要松弛一下紧张的情绪。
老外婆的中风是很严重的那种，过后她总会因痛苦而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为了让她镇定下来，医生给她开了吗啡，许多许多的吗啡，这是不可原谅的。就在她染上毒瘾后，母亲才决定把她和老外公接到温泉城来。然而她的表现变得越来越不正常，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母亲虽不情愿，还是把她送到了约30英里之外的州精神病院。我想那时还没有什么戒毒机构。
当然，那时我对她的病情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有病。后来母亲开车带我到州精神病院去看她。眼前的景象真是糟透了，简直是个疯人院。我们走进一间开放的大房间，里面开着一台电风扇，风扇放在一个巨大的金属网内，以防病人把手伸进去。表情呆滞的病人穿着松松垮垮的棉布病号服或睡衣漫无目标地游来荡去，一边不停地自言自语，或是冲着房间大喊大叫。然而，老外婆看上去还比较正常，看到我们来也很高兴，我们还聊得很好。几个月后，她病情稳定了许多，于是又回来和我们同住。这以后：她再也没有依赖过吗啡。老外婆的病让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精神健康体系，那时美国多数地方的体系都是如此。在奥瓦尔·福伯斯成为州长后，他更新改造了州立医院，投了许多钱。尽管他在其他方面造成了损失，但在这方面，我永远都感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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