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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在新奥尔良过了一年后，母亲回到了霍普镇，渴望着把自己学到的麻醉技术用到实际中去，同时也为重新见到我并恢复了自己爱说爱笑的本性而快乐无比。在新奥尔良，她曾和几个男人约会过，据她自己在《用心生活》中回忆，那段时光她过得很快乐。我敢肯定，要是她还活着，为那本书做点宣传，它准会是本畅销书。
不过无论是在去新奥尔良之前，还是之中或之后，有一个男人母亲约会得最多。他是当地一位别克车经销商，名叫罗杰·克林顿。母亲是一个漂亮快乐的寡妇，他长得也很帅气，但却酗酒滋事，离过两次婚。他来自温泉城，那是阿肯色州有名的“罪孽之城”，好多年来都是美国最大的非法赌博活动大本营。罗杰的哥哥雷蒙德在温泉城开了一家别克车行，罗杰——五兄弟中的老小和“坏小子”——则来到霍普镇，想在西南试验场一带的武器实验中找点儿事做，同时也好走出他哥哥的影子。
罗杰喜欢喝酒，喜欢和同来的两位温泉城哥们儿聚乐。范·汉普顿·莱尔在克林顿别克车行对面开了家可口可乐罐装厂，加伯·克劳福德在温泉城拥有几家杂货店，在霍普镇又开了一家，后来还建起了温泉城第一家购物中心。他的妻子是罗杰的侄女，名叫弗吉尼亚，长得美丽动人，是温泉城第一位“温泉小姐”，我一直都很喜欢她。他们心目中的快乐就是赌博、酗酒，或是开着汽车、飞机、摩托去做些疯狂荒唐的事情。他们没有早早过世，可真是个奇迹。
母亲喜欢罗杰，因为他很有趣，、很关心我，也很慷慨大方。母亲在新奥尔良时，他曾数次出钱，让母亲回来看我，而且很可能我和老外婆去看望母亲的火车票都是他给买的。
老外公喜欢罗杰，因为他对他和我都很好。有一段时间，老外公因为严重的支气管炎辞掉了冰厂的活儿，开了家杂货店。战争快结束时，亨普斯特德县——霍普是县治——投票决定禁酒。正是在这时，外公开起了杂货店。后来我得知，私底下，老外公还在卖酒给医生、律师以及其他一些体面人物，因为他们不想开上33英里的车，到最近一家位于特克萨卡纳市的合法烟酒店去买酒。于是，罗杰就成为外公的供应商。
老外婆则很不喜欢罗杰，她认为，女儿和外孙不应和他这样的人拴在一起。她有阴暗面，这是她丈夫和女儿所没有的；然而正是这阴暗面使她能够发现他人心底里的黑暗，这也是她丈夫和女儿所发现不了的。在她看来，罗杰·克林顿什么都不行，只能给人带来麻烦。对于麻烦这一点，外婆看得没错儿，但对于“什么都不行”则不那么正确。他身上还有别的东西，这使他的故事听起来更为伤感。
就我而言，我只知道他对我好，他还养了一条硕大的棕黑色德国牧羊犬苏希。他每次都带着苏希来和我玩。苏希在我孩提时代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从此往后，我就喜欢上了狗，和它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0年6月，母亲和罗杰在温泉城举办了婚礼，这时母亲刚过27岁生日。参加婚礼的只有加伯和弗吉尼亚·克劳福德。这以后，母亲就离开了外公外婆家，和我的继父一同搬进了城南端13街321号，也就是沃克街拐角处的一幢白色小木屋。不久我就开始称继父为“老爸”。又过了不久，我开始称自己为比尔·克林顿。
我的新世界很令人兴奋。隔壁住的是奈德和爱丽丝·威廉姆斯。奈德先生是一位退休铁路工人，他在房子后面建造了一个工作间，里面满当当地塞着一个又大又复杂的电动火车模型。那个年代，每个小孩都希望得到一个莱昂内尔模型铁路。老爸为我买了一个，我们常在一起玩，然而什么也无法和奈德先生家那大型复杂的铁路和漂亮快速的火车相比。我在那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就好像在自己家隔壁开了个迪斯尼乐园。
我家这一带是婴儿潮的最好写照，很多年轻夫妇都有孩子。街对面住着一个最最特别的孩子，名叫米茨·波尔克。她是迈纳和玛格丽特·波尔克的女儿，笑起来震耳欲聋。。她荡秋千荡得很高，一边荡一边扯着嗓子大喊：“比利吸奶瓶！比利吸奶瓶！”由于荡得太高，·把秋千架都拔出了地面。她可真让我受不了。毕竟我已快是个小伙子了，怎么还吸奶瓶。
后来我得知，米茨患有发育不全症。当时这个术语是什么意思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可在当州长和当总统期间，在努力增加残疾人机会的过程中，我常常想起米茨·波尔克。
住在13街的那段日子里我发生了许多事。我开始到玛丽·普尔金斯儿童学校上学。我很喜欢那里，但有一天我跳绳摔断了腿。绳子不是活动的那种，而是一头绑在操场边的一棵树上，另一头绑在秋千上。孩子们在绳子的一边排好队，然后轮流跑上去，跳过去。其他孩子都跳了过去。
其中一个孩子名叫麦克·麦克拉蒂，他父亲是当地福特汽车的经销商，他自己则先后成为一名少年州州长、全明星队四分卫、州议员、成功商人、我的第一位白宫办公厅主任。每一个难关麦克都能越过去。幸运的是，他总是等着我撵上来。
我没能跳过去。我总有点儿笨手笨脚，动作缓慢，慢得有一次在复活节找蛋活动中成为惟一没有找到一只复活节蛋的孩子——并不是找不着，而是动作太慢，蛋被人拿光了。跳绳那天，我穿了双牛仔靴去上学，跳绳时又笨得连靴子都没有脱，结果鞋跟挂住了绳子，我一下翻过去，栽倒在地，只听喀嚓一声，腿折了。我痛得在地上躺了好几分钟，等着老爸火速从别克车行赶来接我。
我的腿在膝盖上方折断了，由于我身体长得很快，医生不想把石膏一直打到我屁股上，而是在我关节处打了个洞，插进一根不锈钢管，固定在一根U形不锈钢上，然后把腿吊在医院病床上方。就那样，我平平地躺了两个月，觉得自己好傻，同时也为自己不用再上学还有这么多人来看我而乐呵呵的。
我的腿花了好长时间才痊愈。出院后，家人给我买了辆自行车，但至今骑上没有辅助轮的自行车我还会发慌。于是，我一直觉得自己行动笨拙，缺乏正常的平衡感，直到22岁我开始在牛津大学骑车为止。即使到那时，我还摔过几次，但我把这看做是在增强自己的抗疼痛能力。
我很感激老爸在我摔断腿时赶来救我。有一两次，他还专门放下工作回家，劝说母亲不要因我做错什么事就揍我屁股。他们结婚初期，他的确尽力照顾我，关心我。记得有一次，他甚至带我坐火车到圣路易斯去看红雀队比赛，那是离我们最近的重要联盟棒球队。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夜，第二天才回家。我喜欢看棒球。可惜的是，那是我俩惟一一次一起外出，就像我俩惟一一次钓鱼，惟一一次到外面树林里砍圣诞树，惟一一次全家跨州度假。那么多的事情都令我难忘，可都是惟一的一次。罗杰·克林顿的确很爱我，也很爱我母亲，但他始终没有完全走出自我怀疑的阴影，没有完全打破狂饮聚乐制造的虚假踏实感，没有完全打破与我母亲的隔阂和停止对我母亲说粗话。正是由于这些，他未能成为应该成为的那个人。
一天夜里，他喝醉了酒，与我母亲厮打起来，他那种自我毁灭的劲头猛地爆发了出来。此情此景令我永远也无法忘怀。母亲想让我们去医院看望我曾外祖母。她已不久于人世。老爸则不许她去。于是他俩就在房子后部的卧室里相互吼开了。由于某种原因，我走到大厅，来到卧室门前，这时，老爸从背后拔出一把手枪，朝母亲的方向开了一枪。子弹射进了母亲和我之间的墙上。我惊呆了，吓坏丁。此前我可从没听到过打枪的声音，更不用说亲眼目睹了。母亲一把拽起我，跑到街对面邻居家。警察被召来了。我现在头脑中还能浮现他们给老爸戴上手铐，把他送进看守所的情景。那天夜里，他就待在那里。
我敢肯定，老爸并不想伤害我母亲。如果那颗子弹真的打中了她或我，他一定也无法活下去。然而除了酗酒以外，还有一股更恶毒的力量把他逼到那种丧心病狂的境地。要过很长很长时间，我才能明白在他人或自己身上的那种力量。老爸出狱后在很多方面都清醒了起来，很为自己感到羞愧。有一段时间，他再没有犯下什么恶迹。
我在霍普镇又住了一年，上了一年学。我在布鲁克伍德小学上一年级。老师是玛丽·威尔森小姐。尽管她只有一只胳膊，却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之类的教条。她用的是一根扁条刑杖，中间钻了些小洞，以减少风阻。我不止一次地成为她“关心”的对象。
除了我的邻居和麦克·麦克拉蒂外，我还交了另外几个朋友，现在他们已成子我的终身朋友。其中一个叫乔·帕维斯。和他的童年相比，我的童年生活简直是田园诗般的。他长大后成了一名有成就的律师。我当选为阿肯色州检察长后，即把他招到我的班子里。每当阿肯色州要到联邦最高法院去打重要官司，我都要去，但每次都让乔进行陈述。“奇才”拜伦·怀特法官从法·冒席给我递了张便条，说乔干得不坏。后来，乔成了我出生地基金会的第一任主席。
除了朋友与家庭外，我在13街上的生活还与对电影的发现分不开。1951和1952两年，我花上一毛钱就能看场电影。五分钱买门票，五分钱买可乐。每隔两三周，我就要去看场电影。那时的电影有故事片、卡通片、系列影片和新闻纪录片。那时正在打朝鲜战争，我就从电影上了解了战争情况。弗莱什·戈登和火箭人是那时系列影片中的大英雄。至于卡通片，我喜欢的有《臭虫巴尼》、《好鬼嘉士伯》、《休伊宝贝》等等。我很想当一个休伊宝贝这样的人物。我看了许多电影，尤其喜欢西部片。我最喜欢的一部叫做《正午》。该片在霍普镇放映期间，我少说也看了六七次。至今，《正午》还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影片，因为它不是那种典型的西部硬汉片。我喜欢这部电影，因为从头至尾，加里·库珀都吓得屁滚尿流，却总能把事情办得有板有眼。
当上总统后，我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自己最喜欢的电影是《正午》。那时该片导演弗雷德·金尼曼住在伦敦，已近90高龄。他给我寄来一封很棒的信，随信寄来一部他做了注解的电影剧本和一张由他签名的照片，上面是他与库珀和格蕾丝·凯莉1951年在《正午》拍摄现场穿便服拍的合影。我第一次看《正午》后的许多年里，每当自己遇到紧急关头，都会想起加里·库珀面对必败无疑的前景时的那双眼睛，想起他如何一边吓得够戗，一边还要去完成任务的情景。现实生活中，这还挺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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