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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的生日和外祖父的是同一天。我早产了两个星期，出生时体重可观，达到6磅8盎司，身长21英寸。母亲带我回到了霍普镇赫维街上她父母的家中。在这里，我将度过未来的四年。那时，在我眼里这幢老宅看上去又大又神秘，至今它还深深印在我脑海中。霍普镇的百姓募捐恢复了房子的原貌，并在里面挂上了老照片，摆放了各种纪念品以及当时的家具。他们称此为“克林顿诞生地”。毫无疑问，我睁开眼睛、拥有生命的第一天就和这个地方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我第一次闻到了乡村食物的香味，第一次看到了乳酪搅拌机、冰淇淋机、洗衣板、晾衣绳；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迪克和简》读物，拥有了我的第一批玩具，其中包括一根普普通通的链条，这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东西；在这里，我第一次通过我们的“共用线”电话听到了陌生人的声音；在这里，我结交了最早的朋友，看到了外祖父母干的活儿。过了一年左右，母亲决定回新奥尔良的慈善医院。她曾在那里接受过部分的护士培训，学做一名麻醉护士。过去，麻醉工作由医生自己完成，因此对这种相对较新的工作有了需求。这份工作会给母亲带来更多的威望，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钱。然而，要离我而去，母亲心里准不好受。但从另一方面看，战后的新奥尔良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地方，到处是年轻人，到处是迪克西兰爵士乐，到处是“至爱吾爱”夜总会那种人们频繁光顾的地方。在那里，男人们穿上女人的服饰，像迷人的女土们那样唱歌、跳舞。我觉得，对于一位漂亮的小寡妇来说，要忘却丧偶的悲痛，那儿还真是个不错的地方。
我去新奥尔良看望过母亲两次，每次都是外祖母领我坐火车前往。那时我只有三岁，不过有两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我们住的地方，荣格旅馆的楼上。旅馆就在法国移民区的运河街对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城市，第一次住在超过两层楼高的房子里。夜幕降临后，从旅馆可以俯瞰城市的万家灯火，当时那种震撼的感觉至今令我难以忘怀。我和母亲在新奥尔良做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但有一次我登上火车要离开时的情景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当火车缓缓离开车站时，母亲跪在轨道旁，一边挥手道别，一边放声痛哭。她当时跪在那里哭泣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就好像是昨天的事。
50多年来，从第一次到新奥尔良起，那个城市就总对我有一股特殊的吸引力。我喜欢那里的音乐，喜欢那里的食物，喜欢那里的人，喜欢那里的精神。15岁那年，我们全家前往新奥尔良和海湾沿岸度假，在阿尔·赫特，那个了不起的小号手的俱乐部里第一次听到他演奏。起先他们不让我进去，因为我年龄不够。就在我和母亲准备离去时，门房告诉我们，赫特就坐在街角处自己的车内看书，只有他才能让我进去。我在他那辆宾利车里找到了他，敲了敲窗子，跟他说明了情况。他走下车，领着我和母亲进入俱乐部，在靠近舞台的地方给我们找了个座位。他和他的乐队演奏了一组极为好听的曲目——这是我第一次现场听到爵士乐。我当上总统时，阿尔·赫特已经过世。我给他妻子写了封信，讲了上面这段故事，为一位大人物多年前对一个小孩子的好意表示感谢。
上中学时，我曾用次中音萨克斯独奏过一首关于新奥尔良的曲子，叫做《新月城市组曲》。我一直认为，我这次的演奏比哪一次都好，因为演奏时，我脑子里一直浮现着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城市时的景象。21岁那年，我在新奥尔良荣获了罗兹奖学金。我觉得面试时自己表现出色，部分是因为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在成为一名年轻的法学教授后，我和希拉里曾几度来到新奥尔良参加会议，住在法国区一家叫做“玉米秆”的很特别的小旅馆内。当上阿肯色州州长后，我们曾在那里参加“糖杯”橄榄球赛，输给了亚拉巴马大学队，那也是传奇人物贝尔·布莱思特获得的最后几次伟大胜利之一。但至少他也是阿肯色州人，并在那里长大！竞选总统时，新奥尔良人民两次让我赢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保证了路易斯安那州的选举人票投向我们一方。
至今，我已到过世界上大多数大城市，但新奥尔良总是与众不同——那里有密西西比河上“叫早”餐厅的咖啡和煎馅饼；那里有保存厅的老伙计，阿隆和沙蒙·尼维尔的音乐，还有对阿尔·赫特的追忆；在那里，我们清晨步行穿过法国区；在那里，我们和约翰·布鲁、谢里夫·哈里·李以及其他一些伙伴遍尝了众多一流餐馆里令人垂涎欲滴的饭菜；最重要的是，那里有对我母亲最初的回忆。所有这些好比是块磁铁，始终吸引着我沿密西西比顺流而下，来到新奥尔良。
母亲在新奥尔良期间，由我负责照料外祖父母。他们一天到晚都在想着我，爱着我。不幸的是，他们爱我远胜过爱他们彼此，就我外祖母来说，爱我还胜过爱我母亲。当然，幸运的是，对于这些，我当时是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都爱我。后来，我开始对在艰苦环境下长大的儿童产生了兴趣，并从希拉里在耶鲁儿童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中了解到儿童发展方面的一些情况，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幸运。无论他们有多么糟，外祖父母和母亲总是让我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我对他们有多么重要。多数儿童只要有一个人给他们这种感觉就足以让他们健康成长，而我则拥有三个。
我外祖母伊迪丝·格里森姆·卡西迪，身高仅5英尺多一点，体重却有约180磅。老外婆脑袋很灵，待人热情，说起话来有点儿冲，显然也曾经漂亮过。她笑起来爽朗大方，生起气来则怒发冲冠。她也有心灰意懒、痴迷不懂的时候，并且还浑然不觉。在我出生前后，她都曾对我外公和母亲暴跳如雷：没完没了，当然都在背着我的时候。她喜欢学习，抱负远大，高中毕业后即开始函授学习芝加哥护理学校的护理课程。我开始蹒跚学步时，她正为赫维街离我家不远的一个人做私人护士。我还记得，每当她下班回家时，我邵曾在人行道上跑过去迎接她。
老外婆的主要任务是让我多吃多学，整齐干净。我们吃饭时总坐在厨房窗户旁的餐桌前。我的高椅子面对着窗子，老外婆则在吃饭时把扑克牌一张张地钉在木头窗框上，好让我学习数数。每次吃饭，她总要让我吃撑了肚子，因为当时世俗的观念认为，只要天天洗澡，胖娃娃就是壮娃娃。每天她至少要给我念一次《迪克和简》里的故事，直到我自己能看懂为止。她还给我一卷卷地念《世界图书百科全书》。那时，这类书是推销员挨家挨户地上门销售的。在劳动阶层家庭，除了《圣经》外，这往往是惟一的书。这些早期教育也许说明了为什么我现在喜欢读书，喜欢打牌，执意减肥，从不忘记洗手刷牙。
我崇敬我的外祖父。他是对我生活产生影响的第一个男人。我为自己和他同一天生日而感到自豪。詹姆斯·埃尔德里奇·卡西迪身体纤瘦，身高5英尺8英寸，但在那些年里仍然强壮英俊。·我总觉得他长得像演员伦道夫·司各特。
当外祖父母搬离只有百来人的博德科，来到大城市霍普镇时，老外公在一家制冰厂找了份活儿，赶马车送冰。那时的冰箱真的就是冰盒子，得靠一块块的冰来制冷，冰块的大小根据容器的大小而各不相同。尽管外公只有150磅重，却得扛一百多磅的冰块。他首先在背上垫一块大皮垫，然后用一副钩子把冰块拖到背上。
外祖父心地善良，慷慨大方。大萧条时期，人人都没钱，他总是主动让小孩子们跟他一起送冰，只是为了不让他们无所事事。他们一天只挣25美分。1976年我在霍普镇竞选阿肯色州检察长时和那些小孩子中的一位——约翰·威尔逊法官拉了拉家常。他后来成了一名非常出色而成功的律师，但对那些日子却始终记忆犹新。他告诉我说，一天干完活儿后，外公给了他一个25美分的硬币，他问是否可以给他换成两个10美分的和一个5美分的，好让他感觉挣了不止25美分。如愿以偿后，他开始往家走，一边在口袋里晃荡那几个硬币。但他晃得太厉害了，一个10美分的硬币晃了出来。结果他花了好几个小时寻找那个硬币，却一无所获。他说，即使40年过去了，可每当走到那一段人行道时，他总免不了要瞅一瞅地上有没有硬币。
大萧条对我父母和外祖父母那代人的生活影响巨大，对此，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理解的，我在成长过程中却感受颇深。孩提时代一个最难以忘怀的故事是我母亲告诉我的。那是大萧条时期的一个受难节，外公干完一天活儿回家后突然放声大哭，说自己连给她买件复活节新衣的一美元都拿不出来。这件事母亲总记在心上，因此小时候无论我要不要，她每年都会给我买一套复活节新衣。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复活节，那时自己很胖，老觉得不好意思，去教堂那天又穿了件浅色短袖衫和白色亚麻裤，足蹬一双粉色和黑色的暇步士鞋，腰里扎了条相配的粉红色仿麂皮腰带。这套装束弄得我很难堪，但母亲却忠实地完成了她父亲的复活节仪式。
和外祖父生活的日子里，他有两件工作让我十分喜欢：他白天开一家小杂货店，夜晚则替一家锯木厂看门，补贴家用。我很喜欢晚上和老外公一起待在锯木厂里。我们总是带上一纸袋的三明治当晚饭，夜里我就睡在车后座上。在星光灿烂的夜晚，我会爬上锯木堆，享受着新锯开的木头散发出来的具有魔力般的气味。外祖父也很喜欢那里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让他得以走出家门，让他想起年轻时在磨坊干活儿的情景。那时我母亲才刚出生。我那些夜晚的经历都相当完美奇特。只是有一次，老外公在黑暗中关车门时夹住了我的手指。
杂货店则是另一种奇特经历。首先是柜台上那个巨大的罐子，里面装满了杰克逊点心店做的甜饼干，让我大饱了口福。其次是那些来店里买东西的，我不认识的大人，他们是我最早见到的不是亲戚的大人。第三是外公的许多顾客都是黑人。尽管那时南方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但在小城镇中，不同肤色人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免不了的。然而，要从未受教育的南方人中找出一个骨子里没有种族偏见的人来是相当不容易的。而我外祖父正是这么一个人。我看得出来，黑人看上去是不一样，但外祖父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其他人一样，问候他们子女如何，询问他们工作如何，所以我觉得他们和我没什么不一样。偶尔，黑人孩子也会到店里来，和我一起玩。我过了许多年才·了解什么是种族隔离、什么是偏见、什么是贫穷，我花丁好多年才明白白人多数都和我外祖父母不一样。外祖母和外祖父很少谈得到一起，但在种族问题上却态度相同。事实上，母亲告诉我，她挨打挨得最重的一次是在她三四岁的时候，原因是她叫了一位黑人妇女“黑鬼”。温和点说，对于20世纪20年代一个南方穷苦白人妇女来说，老外婆揍我母亲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反应。母亲告诉我，老外公去世后，她从杂货店找到几本他的旧账本，上面记着许多顾客没有支付的欠账，其中多数是黑人。她记得外祖父曾跟她说，有多大力出多大力的好人应该让他们能养家糊口，因此无论自己多么窘迫，也从没拒绝过他们赊账。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喜欢食品券的原因。
当上总统后，我又知到了关于外祖父杂货店的另一个第一手故事。1997年，一位非裔美国妇女，欧内斯坦·坎贝尔，接受她家乡俄亥俄州托莱多市报纸的采访，谈到她爷爷曾从我老外公那里“赊账”买东西，而且还带她去过老外公的店。她说她记得和我一起玩过，还说我是“街坊邻居中和黑人孩子玩的惟一白人男孩”。感谢外祖父，我并不知道我是和黑人孩子玩的惟一白人男孩。
除了外祖父的杂货店，我和自己家以外的人打交道的另一个仅有的机会是通过街坊邻居。在当时那个狭小范围内，我经历了很多事情。我目睹了街对面一幢房子被烧为灰烬，并由此得知，坏事情并不单单发生在我身上。我和一个男孩交上了朋友。他收集了各种奇怪的小生物。一次，他邀请我去他家看他的蛇。他告诉我说，蛇就在壁橱里。他打开壁橱门，猛地把我推进黑暗之中，然后把门关上，说里面有蛇。所幸的是里面并没有蛇，但我也真是被吓得半死。从此，我知道，对强者是好玩的事儿，对弱者则可能是残酷与羞辱。
我家离铁路地下通道仅一个街区。那时的地下通道是用涂了柏油的原木建起来的。我喜欢爬到原木上，听着头顶火车轰隆轰隆地驶过，一边想火车是在驶向何方，我是否有一天也会去那里。
——那时我常常和隔壁的男孩在后院一起玩。和我家相比，他家的房子又大又漂亮，他还有两个漂亮的姐妹。我们常常在草地上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一边向地上扔他的小刀，练习让刀子插进地里。男孩名叫文斯·福斯特。他对我很好，从不像许多其他大男孩那样总对比他们小的孩子指手画脚。后来他长成了一个个子高高、相貌堂堂、聪明机智的好人，成了一名了不起的律师，在我出道伊始，便成为我的坚定支持者。他还是希拉里在罗斯律师事务所的挚友。我们两家常在小石城举行社交活动，多数在他家里。他妻子莉莎还在家里教切尔西游泳。他和我们一起来到白宫。在最初那疯狂的几个月里，总能听到他沉着理性的声音。
除了我家人之外，还有一个人对我的儿童时代产生过影响。奥德莎是一位黑人妇女，常来我家打扫卫生，洗衣做饭，外祖父母外出干活儿时还负责照看我。她长着一副大牙，在我看来，她笑起来就更加光彩照人。离开霍普镇后好几年我都和她保持着联系。1996年，我和一个朋友在为父亲和外祖父扫墓后专程前去看望奥德莎。霍普镇的多数黑人都住在外祖父杂货店马路对面的墓地周围。我记得我们在她家门廊下待了好久好久。离别的时间到了，我们坐上车，沿着土路开车离去。在霍普镇，或后来我搬去住的温泉城，只有黑人居住区的马路是没有铺柏油的。黑人区人口稠密，大家工作都很辛苦。许多人都和我一样要抚养孩子，也要纳税。奥德莎理应过得好些。我孩提时代记得的另一群人是我的亲戚们：我的曾外祖父母，我的姨婆奥蒂和姨公卡尔·拉塞尔。尤其要提的是奥伦舅公，他是我生活中的一道光明，人们管他叫“巴迪”，还有他的妻子，奥莉舅婆。
我的曾外祖父母格里森姆夫妇住在乡下一所吊脚小木屋里。阿肯色州的龙卷风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因此多数居住在他们那种几乎全用板条建起的房子里的人，都会在地下挖一个防风地窖。曾外祖父他们的地窖挖在前院，里面摆着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盏煤油灯。我还记得曾窥视过那个小小的空间，听到曾外祖父说：“没错儿，有时候蛇也会爬进去，不过只要点上油灯，蛇就不会咬你了。”这种说法是真是假，我从没证实过。我对曾外祖父仅有的另一个记忆是我五岁摔断腿时他来医院看我的情景。他拉起我的手，我们一起拍了张照片。他穿了件普通夹克，白衬衣一直扣到脖看上去十分苍老，像是直接从《美国奇谭》中走出来的人。
我外祖母的妹妹，奥帕尔——我们都叫她奥蒂——长得很好看，笑起来具有典型的格里森姆大家族特征。她丈夫，卡尔，性情安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种西瓜的人。霍普镇周围被河水滋润着的沙土地最适合种西瓜。20世纪50年代初，霍普镇的西瓜成为了当地的商标。当地居民还把一只最大的、近200磅重的西瓜赠送给了当时的杜鲁门总统。然而真正味道好的西瓜是在60磅以下。我看到卡尔姨公种的正是这一品种的西瓜。他用洗衣盆把水浇到沙地上西瓜周围，一边看着瓜秧把水吸进去，就像台吸尘器。我当上总统后，卡尔姨公的表弟卡特·拉塞尔在霍普镇还种着一块西瓜地，那里可以品尝到又红又甜的西瓜，不过黄瓤的更甜。
希拉里说她第一次看到我时，我正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大厅里向我将信将疑的同学大谈霍普镇的西瓜如何大。我当上总统后，霍普镇来的老朋友在白宫南草坪上专门举办了一个西瓜大餐。我则趁机向新一代年轻人讲述我的西瓜故事。对这个话题，他们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而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开始向奥蒂姨婆和卡尔姨公学习了。
我外祖母的弟弟巴迪和他的妻子奥莉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主要成员。巴迪和奥莉生有四个孩子。我来到霍普镇时，其中三个已外出谋生。德韦恩是新罕布什尔州一家制鞋厂的经理。康拉德和法尔巴住在达拉斯，但经常回霍普镇来，现在则彻底搬了回来。迈拉是老小，骑术女王。她骑起马来很专业，后来跟一个牛仔跑了，生了两个孩子，离了婚，最后又搬了回来，负责当地的房管部门工作。迈拉和法尔巴都是了不起的女人，从来都是笑对人生，从来也不会丢下家人和朋友不顾。我很高兴他们现在依旧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在巴迪和奥莉家，我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不仅仅是我在霍普镇的六年里，在后来的40多年里也待过，直到奥莉过世，巴迪卖掉了房子，搬过去和法尔巴同住为止。
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社交生活就像大多数农村长大的普通收入人群一样，主要内容不外乎吃吃饭，聊聊天，讲讲故事。他们没有钱外出度假，看电影也是极少极少，20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也还没有电视。一年中，他们电出几次门，去的地方不外乎县城里的集市、西瓜节，偶尔也跳跳方形舞，唱唱福音诗。男人们则打打猎，钓钓鱼，进城打工后仍在农村留一小块地，种种蔬菜和西瓜。
尽管他们并没有富余的钱，他们也从没觉得贫穷。只要有一所像样的房子住，有干净的衣服穿，有足够的东西请任何来访的客人吃上一顿，就别无他求。他们干活儿是为了活着，而不是相反。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是巴迪和奥莉家的饭菜，吃饭时大家围坐在厨房的一张大桌子旁。周末典型的午饭我们称之为正餐（晚上那顿则叫做晚饭），包括火腿或一块烤肉、玉米饼、菠菜或芥蓝、土豆泥、红薯、豌豆、扁豆或利马豆、水果派，还有怎么也喝不完的冰茶。喝茶时，我们用的是高脚杯那样的杯子。用那样的大杯子喝茶，我感觉自己长大了许多。遇到特别的日子，我们就吃馅饼，吃自己做的冰淇淋。要是到巴迪家早一些的话，我也一块儿帮忙做饭，不是剥豆子，就是摇冰淇淋机的把儿。饭前、饭中、饭后，大家在一起聊个没完：小镇传闻，家庭琐事，还有各种故事，讲都讲不完。我的亲戚个个都能讲故事。普通人的简单事件、萍水相逢、小小不幸，都能被他们讲得活龙活现，笑声不断。
巴迪的故事讲得最好。和他两个姐妹一样，巴迪也机敏过人。我常常想，如果他们出生在我或我女儿这个年代，将会在自己的一生中做出怎样一番事业。但那时有好多人都像他们那样。给你加汽油的那位伙计的智商也许和给你摘除扁桃体的那位一样高。现在美国也还有许多人像格里森姆夫妇一样，其中许多人是新移民。这也是为什么作为总统，我要尽量向所有外来者打开高校的大门。
巴迪受教育不多，却很有思想，在人性方面堪称博士，这是因为他一生都仔细观察，不断与自己内心的和家庭的妖魔打交道。结婚初期，他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一天回家后，他对妻子说，自己明白因为酗酒而伤害了她和全家，从此往后，他绝不再沾一滴酒。他说到做到，50年来真的没再喝酒。
到了80多岁，巴迪一讲起五六十年前他养的狗和它们各自的特点，还是那么绘声绘色，引人人胜。他还能记起这些狗的名字、长相、特性，以及自己是如何弄到它们的，它们又是怎样将打落的鸟儿衔回来的等等。很多人都愿意到他家的门廊下坐上那么一会儿，看望看望他。他们走了后，他开始讲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孩子的故事。这些故事时而好笑，时而伤悲，常常表达出同情，但总是善解人意。
从叔伯姑姨、外公外婆那里听来的故事，让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比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多数还是善良的；比如判断一个人不能选择他表现最差或最弱的时候；比如对人过于严厉会让我们自己成为伪君子；比如生活中有很多时候只是露露面和等待而已；比如笑常常是面对痛苦最好的有时也是惟一的方式。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我认识到，人人都有一个故事——一个美梦与噩梦的故事，一个希望与伤心的故事，一个爱上与失去的故事，一个勇气与恐惧的故事，一个奉献与自私的故事。这一辈子我一直都对别人的故事感兴趣。我想要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感受他们。长大从政后，我始终觉得自己工作的主要意义在于给大家一个机会，让他们拥有更美妙的故事。
巴迪舅公的故事到最终都很精彩。1974年，他得了肺癌，做了肺切除，但即使这样也活到了91岁高龄。在我的政治生涯中，他为我出谋划策。要是我听了他的话，废除不得人心的增加汽车牌照费，那我就可能不会输掉1980年的第一次州长连任竞选。巴迪活着看到我当选为美国总统，着实为我兴奋了一把。奥莉去世后，他活力不减，来到女儿法尔巴的甜面圈店，请了一大帮新一代孩子到店里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讲自己对人类状况的洞察。他总是那么幽默诙谐。他87岁还在开车。他每周一次分别带两位女性朋友开车兜风。她们一位9l岁，一位阳岁。他告诉我他这两位“约会女友”时，我问他：“怎么你现在喜欢老妇女了？”他傻笑着说：“对，是这样。她们看上去好像更踏实一些。”
在我们相处的那些年里，我只看见舅公哭过一次。奥莉舅婆患上了早老性痴呆症，不得不住进一家私人养老院。几周后，她每天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能说出自己是谁。在那些清醒的间隙，她就会打电话给巴迪，说：“奥伦，我们结婚56年了，你怎么能把我丢在这里？快来接我出去吧。”巴迪就会忠实地驾车前往，但每当他开车到达时，奥莉就又陷入疾病的迷雾之中，认不出他来。
就在那段时间的一个傍晚，我开车路过，再次去看望了他，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探访那座老房子。我想让他高兴起来，相反，是他用一些粗俗的笑话和对时局的滑稽评论让我开怀大笑。夜幕降临后，我对他说，我得回小石城的家去了。他送我到门口，正当我要离去时，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我转过身来，只见他眼里闪着泪花。经过了近50年的爱和友谊，我这是第一次看到他掉眼泪。我说：“真不容易，对吧？”他的回答让我永生难忘。他笑了笑，说：“对，是不容易。不过我接下了这副担子，多数时候过得还挺棒。”巴迪舅公让我明白，人人都有一个故事。他用这句话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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