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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19日清晨，一场猛烈的夏季暴雨过后，天空一片蔚蓝，我的寡母在霍普镇上的朱莉亚·切斯特医院生下了我。霍普镇位于阿肯色州西南部，从得州边界上的特克萨卡纳市往东33英里，约有6000居民。母亲按父亲的名字小威廉·杰弗逊·布莱斯给我取名为威廉·杰弗逊·布莱斯三世。父亲有兄弟姐妹九个，祖父是得州舍尔曼地方一个贫穷农夫，在父亲17岁时便已过世。用我几个姑姑的话说，父亲总是想方设法照顾她们。后来父亲长成了一个英俊、勤劳、爱说爱笑的人。1943年，父亲在路易斯安那州施里夫波特的三州医院遇见了我母亲。那时她正在医院参加培训，准备当护士。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曾多次缠着母亲讲述他们如何相遇，如何恋爱，又如何结婚的故事。当时父亲带着约会对象来母亲工作的病房看急诊，医生处理那位女病人时，父亲和母亲就聊上了，还互相调情。离开病房的路上，父亲摸了摸母亲戴着男朋友戒指的手指问她是否已经嫁人。母亲结结巴巴地说了声“没”——意思是她还是单身。第二天，父亲给那女人送了花，母亲心里一沉。后来父亲约母亲出来约会，解释说每当结束一段恋情时，自己总会送对方一束花。
两个月后，他们喜结良缘，随后父亲便奔赴战场。在进攻意大利的战斗中，父亲在一家军车检修厂服役，修理吉普车和坦克。战后，父亲回到霍普镇母亲身边，不久移居芝加哥。在那里，父亲重操旧业，为曼比设备公司当推销员。他们在森林公园市郊外买了一所小房子，但几个月不能人住。当时母亲已怀上了我，因此父亲决定让母亲先回霍普镇，等新房子能住时再把母亲接回来。1946年5月17日，父亲把家具搬进他们的新家后便从芝加哥开车前往霍普镇去接他的妻子。那天深夜，在密苏里州萨克斯顿外的60号公路上，父亲的车，一辆1942年的别克，在潮湿的路面上右前轮突然爆胎，失去了控制。父亲被抛出窗外，落在或者是爬进了一个用来改造沼泽地的下水道甲。沟内水深三英尺。经过两小时的搜寻，父亲被找到了。他的手紧紧地抓住水面上的一根树枝。他努力想爬出水面，但没有成功。父亲淹死了，年仅28岁，结婚两年零八个月，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七个月。
上面寥寥几笔便是我迄今为止对父亲的全部了解。一生中我都在渴望填补空白，贪婪地抓住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故事，或是每一张纸，希望从那里发现更多关于这位给予我生命的男人的故事。
12岁那年，我坐在霍普镇巴迪叔叔家的门廊下，这时一个人走上台阶，看了看我说：“你是比尔·布莱斯的儿子吧。跟他长得一个样儿。”为此，我乐了好几天。1974年，我开始竞选国会议员。那是我第一次参加竞选。当地的报纸对我母亲进行了专访。那天清早，她在常去的那家小吃店和一位律师朋友谈论那篇文章，这时，一位她并不太熟的早餐常客走过来说：“我就在场。那天夜里我是第一个到达车祸现场的。”接着便告诉母亲他当时的亲眼所见，包括父亲临死前如何意识尚存，凭着生存本能抓住他，想要爬出水沟。母亲向他道了谢，离开小吃店，回到车上哭了起来。然后她擦干眼泪，开车上班。1993年父亲节那天，那是我当上总统后的第一个父亲节，《华盛顿邮报》刊载了一篇关于我父亲的长篇调查，此后两个月里又有美联社和许多小报刊载了类似的调查报告。这些报道证实了我和母亲已经了解的事，但也挖掘出许多我们尚不了解的事，包括父亲在遇到母亲前可能已结过三次婚，而且显然还有至少两个孩子。
父亲的另一个儿子已经找到，他叫里昂·里岑塞勒，已退休，此前曾是加州北部一家物业管理公司的老板。他在文章中说，1992年大选时曾给我写过信，但没有得到回音。我不记得听说过有他的来信。考虑到当时我们正躲闪来自各方的“子弹”，因此有可能我的工作人员把这封信藏了起来。也有可能这封信被误置于我们收到的堆得像小山般的信件中。但不管怎么说，在读到有关里昂的报道后，我立即和他取得了联系，后来我在加州北部短暂逗留时还见到了他和他的妻子朱迪。那次探访我们都很开心。从此以后，我们一到过节便互致问候。里昂和我长得很像。他的出生证表明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要是很久以前就认识了里昂，那该多好。
就在这前后，我还得到消息证实了有关我父亲一个女儿的新闻报道。她叫莎朗·佩蒂约翰，1941年出生于堪萨斯城，当时名叫莎朗·李·布莱斯。我父亲后来和她母亲离了婚。她给贝琪·赖特，我先前的州长办公室主任，寄来了几份自己的出生证副本，她父母的结婚证书，一张她父亲的照片，以及一封我父亲给她母亲的信，信中问候了“我们的宝贝”。由于种种原因，我始终未能见到她，对此很是遗憾。
1993年爆出的这条新闻令母亲十分震惊。当时她正与癌症做斗争，但她冷静地承受了一切。她说，大萧条和战争年代的年轻人干出的许多事，放在另一个时代也许会受到指责。重要的是我父亲是她生命中的挚爱，母亲从没怀疑过他对自己的爱。无论事实如何，在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刻，只有这，才是她想要知道的。至于我，当时并不很清楚应如何面对这一切。的确，父亲的形象比我近半个世纪的理想化想像来得复杂，但随着自己生活阅历的增加，我再不会对此感到吃惊。
1994年，我们前去庆祝诺曼底登陆50周年，几家报纸刊登了我父亲的战争记录，上面还有一张他穿军装的照片。不久，我便收到新泽西州奈特康市的翁贝托·拜伦写来的信，讲述了他自己在战争中和战后的经历。他说，美国人开进意大利时，他还是个小孩子。他很喜欢去美国人的军营玩。有一个美国大兵对他尤其好，不仅给他糖吃，还让他看，引擎如何运转，如何修理。他只知道他叫比尔。战后，拜伦来到了美国，凭借从那位称他为“小大兵乔”的士兵那里学到的本事，他开了一家汽车修理铺，并建立起家庭。他告诉我说，他现在生意兴旺，有三个孩子，已经实现了美国梦。他说，他生活得如此成功要归功于那位年轻的美国大兵，但那时没有机会向他道别，他一直在想，他后来过得怎样。接着，他说，在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他正在翻阅纽约《每日新闻》，一边喝着早晨的咖啡，突然感觉自己像被电击了一样。报纸的左下角刊登了一张比尔的照片。这位比尔不是别人，正是美国总统的父亲，得知这一点让他感到无比激动。
1996年，我父亲一个姐姐的孩子第一次来到白宫，参加我们一年一度的家庭圣诞晚宴。他们给我带来丁一份礼物：这是国会议员，德高望重的山姆．·雷本在我父亲去世后写给我姑姑的慰问信。这只是一封短的通函，看上去是用那时的自来水笔签的名，但我兴奋地把信抱在胸前，就像一个六岁小孩刚从圣诞老人那里得到了一套火车玩具模型。我把信悬挂在白宫二楼的私人办公室里，每天夜里都要看上一眼。
在我离开白宫后不久，有一次乘美国航空公司班机从华盛顿飞往纽约，一位航空公司雇员在登机时截住我说，他继父刚刚告诉他，说他曾和我父亲一同打过仗，很喜欢我父亲。我向他要这位老兵的电话号码和地址，那人说没带，但会发给我。现在我仍在等待，希望再多一个和我父亲有关联的人。在即将结束总统生涯之时，我选择了几个特别的地方去向美国人民话别，向美国人民表示感谢。其中一个地方是芝加哥，那里是希拉里出生的地方；在那里，1992年圣帕特里克节那天我差不多赢得了民主党提名；那里是许多坚定支持我的人生活的地方；那里是我在打击犯罪、提高福利、推行教育等许多最重要的国内计划上取得成效的地方；当然，那里也是我父母战后移居的地方。我常和希拉里开玩笑，如果我父亲不曾在密苏里那条雨中的公路上丧生的话，我很可能就生长在离她家几英里外的地方，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相遇。我最后一个造访的地方是帕尔默豪斯旅馆，我仅有的一张父母合·影就是在那里拍的，时间是1946年，就在母亲回到霍普镇之前。演讲和道别过后，我来到一个小房间，见到了一位叫做玛丽·埃塔·里斯的妇女，还有她的两个女儿。她告诉我，她曾和我母亲一起长大，一起上学，然后北上，来到印第安纳州，在一家兵TV找了份工作，以后她结了婚，待了下来，抚养孩子。这时，她又给丁我一份珍贵礼物：我母亲23岁生日那天写给她朋友的信。当时距我父亲去世才三周，现在则已有54年之久。这是一个最优秀的母亲。她用优美的笔迹写下了自己的悲伤，表达了自己要挺住的决心：“当时几乎令人无法置信，但你看，我已怀孕六个月，一想到我们的宝贝，就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决心，就让我拥有了整个世界。”
母亲把送给父亲的结婚戒指传给了我。她留给我的还有一些感人的故事和一个信念：她也在替父亲爱我。
父亲给我留下了一种感觉，那就是我必须为两个人活着，如果我干得出色，那就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他本来该有的生活。年轻的时候，对父亲的回忆总是给我一种生命苦短的感觉。一想到自己也可能英年早逝，就会驱使我努力把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过得尽可能充实，同时做好准备，迎接下一个大挑战。即使不知路在何方，我也总是脚步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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